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9、南江故事

　　万启超、吴行成、肖润泽、王远明、郑开忠、杨兴全等，都是1964、1965年由重庆北碚区到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林场的知青，当时都只有十五六岁。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年底，开始解散社办林场……林场知青分散插队落户，几人或一人到一个生产队。这样，林场知青就全部拆散了。知青被安置在当地农户的空房或集体的房屋（生产队保管室）居住。插队落户中知青生活上遇到了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很多知青家中一无所有，连最起码的木凳、盛米的木桶、装衣的木箱也没有，更别谈其他的。一个字：难呀！

　　正是知青安置过程中当地干部的不理不管，才引发出了这场惨案。

　　知青王远明已与一女知青结为夫妻，他们与另一知青郑开忠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二大队一队。王远明夫妻被安置在一农户的空房中，除了在空房靠墙处用泥砌了一个灶之外，四壁空空。王远明、郑开忠就找到队上反映情况，请求队长帮帮忙，砍棵树让他们做点小家具。可时间一天拖一天，队里始终没有回复。

　　王远明他们又向公社革委会反映此事，同样也杳无音信。当时公社的干部正为那点权成天钩心斗角，根本就没把知青的困难放在心上。就这样反复多次，王远明……郑开忠在万般无奈之下，就商议自己动手解决眼前的困难，反正没人管―砍树……

　　一场惨案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天王远明、郑开忠在柴山看到棵较大的白杨树，满心欢喜，这么一来做点家具就不用愁了。二人忙回家提来斧子就开工了。“叮咚、叮咚”的伐木声敲醒了沉睡的山林，也引来了一位过路的农民。当树砍到一半的时候，这位农民赶了过来……“喂，做啥子的？这树也是你们能砍的？晓得这树是哪个的吗？”王、郑二人给问呆了。“你说是哪个的？”“生产队会计吴腾禄家的。”“不可能吧，这明明是生产队的嘛。”王、郑二人打量着对方，“你是哪个呀？”“我就是他屋头的，这树说是他家的就是他家的，就不许砍。”这下可把王、郑二人惹毛了，心想：“妈哟，比老子还横。”王远明道：“爬开点哟，你说是他的就是他的？这明明是队上的树。我还说是我的呢。别理她，老郑，砍！”那人一见苗头不对，转身溜走了。这树后来证实确实属生产队。

　　两人累了大半天，终于把树给放倒了，接着请了些社员把树锯开抬回了住地。三人（包括王妻）忙里忙外地款待社员们，又忙着商议该先做啥，后做啥。就在他们满怀希望扎根农村的同时，一场噩梦却悄悄逼近。

　　当生产队会计吴腾禄得知知青砍走了他看中的树时，心头的火腾地蹿了上来，心想，我吴腾禄看中了这棵树，队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这两个胆大妄为的知青！

　　这不是明摆着当着众人扇我耳巴子（耳光）吗？大小我也是个干部，你才来的知青就这么横，要是以后再多来点知青那还得了？不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可不是好惹的，一定要好好教训一番这帮知青。吴于是四处秘密找人，准备打王、郑二人。

　　1969年7月上旬某日，这天王远明家中好不热闹，知青、社员坐了一屋，谈笑声。

　　斗酒声不绝于耳。这天是王远明儿子满百日的喜庆日子，再则好多知青自农场解散后还是首次聚会。正当大家沉浸在这喜悦之中时，队上一社员李某满头大汗跑了过来。李某是王非常要好的朋友，王正要埋怨他咋这时才来，他却把王拉出门……告诉王说：“不好了，会计吴腾禄约了好多人，带着凶器要来修理你。他们把东西藏在秧田边，他们正在薅秧，可能待一会儿会来找你。”“我又没惹他！”

　　王远明感到不可思议。“唉，还不是为了上次砍树的事。”李某说。王气坏了：

　　“又没砍他的树，还想修理我，知青怕过谁？”转身就把这事告诉了在场的知青们。这下可炸开锅了，一下就激起知青们的怒火。“走，打死这狗日的！”（一群“大黄蜂”正愁找不到目标泄愤，你说这会计不是自找吗？当时，万启超。

　　吴行成、肖润泽等几个知青一下子冲出房门，王远明、郑开忠就带着众知青来到秧田边。一群农民（全是男子）看到一帮知青冲了过来，全吓傻了，呆呆地站着……众知青上前就把他们手中，还有藏在田坎边的凶器全部收缴了，有铁剑、马刀……棍棒等。王远明叫正在田里的吴腾禄上来，吴这时心里害怕：“咋搞的？一下冒出这么多知青？王远明、郑开忠两人都已不好对付了，怎么又来……”他不知道今天是咋回事，只好战战兢兢地上了田坎。王远明见到那些凶器，心中那个恨呀，这不明摆着要置人于死地吗？见吴上了田坎，就忍不住冲过去打了吴几下：

　　“格老子，为了棵树你还要整死老子嗦。”众知青见状忙拉开了王。众知青见吴已怕了，就商议让吴写份保证书，保证再不与知青为敌，不与知青起冲突（这主要还是怕以后王、郑遭报复）并限吴在下一赶场日将保证书贴到公社的黑板报上。吴见众知青都是些不怕事的主儿，又怕继续遭打当众出丑，所以满口好话一再承诺：“行，行，回去就写。”众知青见吴如此识趣，也就回王远明家继续庆贺百日酒。

　　7月15日，这天正值当场，赶场的人挤满了本就很小的大德乡场（属旺苍县）知青们当然也不会放弃这难得的热闹、聚会的日子，况且还要买些必需的日常用品……茶馆、小饭店就成了知青们聚会的场所。王远明这天也在场上，先后遇见了肖润泽、吴行成，众知青免不了一番亲热打闹，来到茶馆闲聊起来，聊着聊着就扯到了王的事情上了。“走，哥几个，反正没事，我们去瞧瞧那吴小子的保证书去……”于是几人直奔一河之隔的团结乡场而去。几人来到公社一看，啥也没有。“狗东西竟敢涮老子坛子嗦。”王远明一时气不打一处来，转身返回大德场上，在场口遇上一本村农民，王问他见到吴腾禄没有，那农民说在场上，刚才还遇见的……王等人在场上找了几个来回，终于在后街碰到了吴。王将吴拉到后街一僻静处就问：“你写的保证呢？耍我嗦？”吴见场上人来人往的，离公社也不远，料想知青也不敢把他怎样，底气足了说话也显得从容了，“啷个嘛，忘了。”吴坦然地说。众知青那个气哟，立刻就一人给了他一巴掌，这几巴掌可把吴给打蒙了：

　　“我写，我写，行了吧！”吴这时吓坏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连忙求饶：“我回去就写，下次赶场天我一定贴在公社，一定。”“那好吧，我们再相信你一次，要是下场再看不到你的保证书，绝对就没今天这么好说了哟。”众知青转身走了……

　　7月20日，又一个赶场日到了，我也来到团结乡场上。公社正在召开三级扩干会。

　　在场上我遇见了王远明、郑开忠、万启超、肖润泽、吴行成等人。我问他们到哪去，他们就对我讲了吴的事，我说待会也去瞧瞧。王等就先去了公社，没见到吴的保证书。正巧吴也在公社开会，众知青找到吴，就拉着他到楼上公社社长艾永林那里评理。到了办公室社长就问：“你们有啥事？”王就把砍树以及吴带人准备打他的事详细地反映给社长，同时也提到保证书一事。“我们今天就是要吴腾禄给我们个交代。”吴心想现在在公社，又是社长办公室，你几个知青还敢造反不成？谅你们也没这个胆，况且大小我也是个干部，这脸我可丢不起，所以就硬着头皮耍起横来：“不写，不写，就是不写，你们敢怎样？告诉你们，这里可是公社，这是社长办公室，这可不是街上，不是你们耍横的地儿！”众知青站在一旁，没想到吴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来。这可惹恼了在一旁的知青万启超，他一下从衣兜里摸出一把裁纸刀，顺势就扎在吴的大腿上：“狗日的，你还凶？”这时的吴才知道知青不是随便惹得的。吴哭丧着脸，用手捂着伤口连声说：“我写，我写，你们饶了我吧，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当时我正在公社同武装部长安怀和谈论二大队王砍树的事，商议如何善后，要是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械斗，因吴已组织过人想打王远明，知青中也有人想打吴，这事可得妥善处理。正谈论间就闻楼上出事了，我和武装部长随即赶到楼上社长办公室，见公社书记何碧忠、社长艾永林都在场，门外站满看客。社长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书记何碧忠把我拉到一旁征求意见：“怎么办，老杨？现正在开扩大会议，这影响……唉！”“快，快把吴腾禄送乡卫生院。”我说。“那知青怎么办？”书记环顾四周群情激奋的知青，说。“等大家情绪稍稍稳定下来，再坐下来谈吧，”我说。可武装部长安怀和却非常激动：“谈，谈，谈啥子，在公社都敢杀人了，这还得了！”书记则说：“就先按老杨说的办，别把事态整大了。老杨，你先把知青的情绪稳住，稍后再谈。”

　　午饭后，双方的情绪都趋于平和，双方来到公社小会议室坐下，由书记主持会议……商讨解决办法。王远明就把为砍树所引发的事详细地告诉了在场的领导。书记总结了事件的根源，然后对众知青致歉：“这是我们的失误，这是安置过程中我们出现的漏洞。今后的安置工作一定要落实到人、到户，保证知青们的住房，还有必备的日常用品。”又让王与吴握手言和，双方保证不再起摩擦。众知青听了书记的一番话后，心里感到特温暖，脸上洋溢着欢笑，开心地挥手告别，回到各自的生产队。

　　谁知，几天后，一场灾难悄然而至。

　　镇压

　　7月23日，公社财粮干事邓弟星急匆匆跑到公社办公室，说有紧急情况要向书记和武装部长反映。书记同武装部长在书记办公室接见他，邓说他刚从九大队返回，在路过筒车坝铁匠铺时，亲眼看见肖润泽、吴行成等一伙知青在里面打刀，还听见他们说下场要来抢信用社，并扬言要杀书记、部长和其他公社干部。全是谎言。

　　这邓弟星就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邓弟星与知青惨案有何关联？为何要陷害无辜的知青呢？

　　邓弟星，本地农民，为人奸滑、内向，处事不择手段而冷静。他初中毕业后在财会培训班接受培训，后被安排为公社财粮干事，但他不甘心屈人之下，总想找机会往上爬。当时公社成立革委会，他削尖了脑袋四处钻营想当选革委会成员，抓点实权。可由于既不是公社头儿们的亲信，又没后台，结果落选了。他就把怨恨集中在了公社几位头头身上，准备寻机报复。作为财粮干事的他经常下队，在下队的日子里结识了九大队的社员周登科。周这人胆大，但头脑简单。后来两人结成了干亲家。周登科正好又是吴腾禄家亲戚，所以邓也时常出入吴家，同吴家关系很是热络。邓弟星得知吴被知青扎伤后，就与周、吴聚在一起商议如何教训教训那帮知青，出出心中的恶气（这些都出自当时的交代材料，笔者阅过）当时邓已得知本区另一公社新店公社7月17日武装部长主使农民残杀知青二人的事，邓觉得机会来了，冥思苦想后，暗想：公社革委会主任何碧忠（也是公社书记）

　　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头脑简单，大老粗一个，好糊弄；革委会副主任、武装部长安怀和，性情急躁，做事不计后果，也好蒙。要是能在革委会与知青中挑起事端，这样既能报吴的仇，又能把书记等人赶下台（邓弟星心中清楚，残害知青一定不会有好结果）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于是就出现了谎报知青要抢信用社、杀公社干部的一幕。

　　何书记、安部长听了邓的报告后坐不住了，当即通知公社各单位召开紧急会议，书记就把邓汇报的情况在会上讲了，然后商议该如何对付这起突发事件，众人议论纷纷。在会上何书记也讲了新店公社打死知青的事，他说：“这伙知青太狂妄了，特别是万启超，上次在办公室用刀伤人的事还没找他算账呢，居然又敢聚众打造凶器图谋不轨。既然新店子的群众都敢与知青斗，我们又何必怕呢？既然他们要打死我们，不如我们先下手，把他们最凶恶的头头万启超整死，其余的都打他个半死不活，看他们还敢凶不！”“不，要整就绝不能手软，要整就多整死他们几个。啥子王远明、吴行成、肖润泽这几个都可以整。”武装部长安怀和起身说。大家接着又商议该如何下手、组织人手等等，其间还有人提议要打残杨兴全（笔者）与另一知青方明仲。当即决定组织督战队，由公社治安员安兴德、刘祥生、张子林、徐世太等人为督战队队员，由书记、武装部长统一指挥。在整件事过程中，其他革委会成员无一人表态，公社社长也没表态。还有一人低着头坐在一旁悄无声息，他就是邓弟星，心怀鬼胎的他暗自高兴。接着书记又召集二、三……四、五、八、九各大队民兵连长火速到公社开会，让他们回队组织青壮年基干民兵，随时听候调遣，服从督战队的指挥。又派邓弟星回九大队找来周登科，让周找人去探万启超、吴行成、肖润泽的行踪，严密监视，有情况随时汇报。一切安排妥当后，何书记同安部长就打电话将此事向区武装部作了汇报，请示下一步行动。区武装部长安云德的回复让人瞠目结舌：“你们的手长来干啥的，是用来端豆腐的吗？”（作为高一级的领导，可悲可叹！就这句话就断送了三条人命，也为自己招来八年的牢狱之灾，断送了一生的前程。

　　7月24日晚七时左右，各监视点相继回报一切正常，这几个知青都没外出。当即，书记、武装部长就召集督战队、基干民兵在公社集合，随时待命。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滴答、滴答”的钟声在死寂般的书记办公室回荡，门外候命的几十人也悄无声息，不时闪亮的烟头如同鬼火，恐惧充满在场的所有人的心中，好些人身子都在不由自主地哆嗦。他们知道要对付的可不是一般人，而是那些在“文革”的武斗中亡命冲杀、经历沙场不要命的主儿，所以他们只能各个击破，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晚九点整，书记一声令下：“出发！”由督战队带领的几十名基干民兵摸黑向八大队三队的万启超家扑去。

　　当晚万启超在家闲着无事，就想起了他的牌友、生产队长岳星全，到岳家打起了长牌，全然不知死神正悄悄地向他逼近。十时左右，督战队人马根据眼线的情报聚集在岳家大院外，在督战队的指示、安排下，几十人分成两组堵住前后门，又命住同一大院、岳星全的侄儿岳安德（民兵排长）先进屋下手。岳安德手持大马刀，双手藏在身后就进了队长的家门。万启超背对门外，听见有人进屋，转头一看是岳安德，就招呼：“你也来了呀，来，来，大家一起打几把。”岳一言不发……上前一步亮出身后的马刀朝着万的头部就劈了下去。由于心慌意乱，这一刀却砍错了方向，把木桌的一角给砍了下来。万当时就愣了，忙起身闪在一旁。“搞啥子？我是万启超！”“砍的就是你！”岳声嘶力竭地大声喊道，举起马刀再一次劈向万启超。一道寒光直奔万的右肩，“嚓”的一声，万的右臂应声而断，鲜血像喷泉似的洒满了这间土坯房。万还没来得及叫喊，门外的打手一涌而入，手里的锄头、木棒雨点般击向已毫无抵抗能力的万启超，万当场就瘫倒在地。众人并未住手，继续击打不见一丝动弹的万。过了会儿，有人喊：“别打了！人早死了！”众人这才从慌乱中缓过劲来住了手。岳安德叫身边的一人拿灯去照照看人死了没有，那人拿灯照了照，嘴里直嚷：“死了，死了！”（事后这人告诉我，当时自己怕得要命，尿都撒在裤裆里了，哪里还敢看哟。岳听说人已死，就说……“快去找块板子来，把人抬出去扔掉，扔远点！”板子找来后，众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谁也不愿意干这事儿。岳没法只好在人群里硬拽出位身强力壮的，过来把血肉模糊的万搬上木板，两人把万抬出房门朝着离大院不远的一处悬崖松林坡奔去。大约走了三四百米的时候，木板上突然传出万的哀求声：“求……求求你们……救救我……快送我上医院吧……求……”话还没完万再次昏死过去。

　　这可把两人吓坏了，“糟啦，还没死呢，这可怎么办？”同岳一起的那人吓得都快哭了。“管他的，抬到松林坡再说。”岳强压心中的恐惧。两人抬着万，胆战心惊地来到松林坡，刚把万放下，那人撒腿就跑，岳就喊：“跑！跑啥子，给我回来，要不有你好瞧的！”那人被岳的淫威吓了回来，边走边说：“是怕嘛，人都还没死。”回到原处已不见板子上的血人了，原来岳已经把还没死的万推下了悬崖。正当两人抬着板子准备回去时，悬崖下方再一次传出了万的呻吟声，原来是可怜的万被崖下的小树给卡住了。两人头皮一阵发麻，“狗日的命还长�，快……快去搬石头，砸！”两人手忙脚乱地搬来石块，一块块朝着那点微弱的呻吟砸去。一块接着一块，两人不知砸下了多少石块，“轰隆隆”的巨响在山谷中回荡……惊飞了宿鸟，惊醒了周边的山民。万启超就这样被砸成了一摊肉泥，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抹杀在大巴山的土地上！

　　当晚，督战队确认万启超已死后，马上带领基干民兵速疾扑向八大队二队，准备趁势除掉家住二队的肖润泽。到二队后，监视点的人就迎了过去，悄声汇报肖的情况，说：“肖润泽家中今天来了好些知青，可能不好对付。”督战队员经过商议，怕打起来遭到众知青的反抗，众知青都是些亡命之徒，搞不好自个还得搭几条人命进去，所以决定当晚先撤，不动肖，派周登科负责，第二天在肖赶场的路途中埋伏人手，见机除掉肖。其实肖润泽家里只来了一位客人，是从八庙乡来的知青张大模，好友相见的激动当然不用提，可他们欢快的谈笑声却惊走了死神。

　　晚十二时左右，督战队率领的基干民兵潜入了八大队一队吴行成的住所周围。当时吴连自己的安身之所都没有，只好暂住在队上的保管室里，每晚队里都派一社员与吴一起照看保管室。当天值班的社员是岳云辉，事后回忆此事时，双眼里还不时透露出一丝恐惧。当晚他们很早就睡了，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吴大声问：“是哪个？”听到屋外人声嘈杂，吴顿感不妙。这时屋外就有人喊：“吴行成！快把你的刀扔出来！”吴说：“我只有菜刀、柴刀，哪里还有其他啥子刀嘛。”“把你平时在院坝耍的那把刀丢出来。”屋外人接着叫嚷。其实吴玩的是把铁剑，这把铁剑就是从二大队吴腾禄那伙人手中缴获的。“啊，晓得了，是铁剑嗦，等到，我找一下。”吴就下床找了起来。屋外一社员赵文清在督战队的授意下，在门缝架上了火枪。当吴把铁剑从门缝丢出的那一瞬间，赵文清的火枪也随之闪出一团火光，而后一声巨响回荡在山谷中。我当晚像是预感到有事似的，整晚没睡好，这枪声也曾听到，当时以为是山民赶山放的枪。这一枪正打在吴的脸上，一群人踢开木门就冲了进去，只见吴双手捂着脸，痛苦万分地蹲在地上连声叫疼。随着一声“打”字，无数的棍棒就落在了吴行成的身上……一阵“噗、噗、噗”的闷响伴着阵阵的惨叫声，萦绕在公房上空。全身是伤。

　　疼不可耐的吴一边惨号着一边从棍棒如雨点般的屋内挣扎着爬到屋外的晒坝，而等候在门外的打手们也一拥而上棍棒齐下，活活将吴打死在晒坝上，让血淋淋的尸身暴尸于晒坝上才扬长而去。

　　打死吴行成之后，他们就向一大队我的住所进发，准备顺便干掉我。吴行成所在的八大队与我所在的一大队隔河相望，我家住在离河岸不远的小山坡上，河对岸的小径正是督战队回公社汇报战绩的必经之路。24日这天正值河里涨水，水势很大，加上又是深夜，泅水渡河得冒很大的危险。可督战队却毫不顾忌，他们来到河边住户岳云义家，岳家人常在河边打鱼，水性很是不错，他们就想让岳云义的父亲带着他们渡河。可老人家跟我关系特好，待我就像他孩儿一样，他不但不愿领路，还告诫这群打手，知青可不是那么好惹的，说不一定那杨兴全手中还有家伙呢（枪之类的武器）其实那时参加武斗时的武器全都上缴了，我最后的两颗手榴弹也用来炸了鱼。可他的儿子岳云义年轻气盛，不顾他爹的劝阻，带着十几个会水的打手冒险渡过了河（后来被老爹一顿狠揍）悄悄摸到我的住处。当晚……一两点钟时不知怎的我心里特烦，难以入眠，后来干脆搬来小凳在院坝里拿着笛子胡乱地吹了一通，而后又进屋生火炒了几个鸡蛋喝上了闷酒，结果把爱人给吵醒了，还被骂了一通。一群打手的悄然逼近我却丝毫没有察觉，他们潜伏在我家四周听着我与爱人对话，也许是他们太紧张了，听见我说什么炒鸡蛋，居然听成了什么手榴弹、地雷、手枪之类的，吓得这群人连滚带爬地溜掉了，死神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他们回去汇报说，杨兴全家里很是凶险，啥武器都有，别去招惹他。岳云义也说前几天还曾看见我用一支小口径步枪打过鸟呢！其实那是武装部长安怀和让我帮他修的，早就还给部长了。

　　7月25日（当场日）上午八点多钟，对昨夜的惨剧与险情全然不知的肖润泽与张大模准备去三队邀约万启超同去赶场，刚走到万启超家对面的一个山坡时，突然从旁边的树林中蹿出一大群村民，全是清一色的男人，有拿火铳的，有拿锄头锄把的，有拿刀棒的，为首者是九大队的周登科与邓弟星。周大叫道：“肖莽子，站倒！”肖见几十个村民杀气腾腾的狠样就知不妙，转身撒腿就朝去区上的路一阵狂跑，村民紧追不舍，只留下惊魂未定的张大模。肖没跑多远，前面又出现一群手持凶器的村民堵住了去路。肖掉头朝一山坳跑去（地名阴弯）后面追赶的村民不停地狂喊：“快，快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打死他，打死他！”肖本就跑不过常年走山路的村民，更何况在奔跑中，一双破胶鞋早就不知踪影，一双脚上扎满了草丛中的棘刺，血肉模糊，疼痛难忍。村民顺着血迹很快就发现了瘫在红苕地旁的肖润泽。周登科带人慢慢地围了过来，见肖手中有把三八式的烂刺刀，停住脚步，厉声叫喊：“把武器交出来！快点扔过来！”肖没办法只好顺从地把刺刀扔了过去。周见肖现在赤手空拳已无反抗余地了，这才嚣张地大喝一声：“给我打！给我往死里打！”带头扑向手无寸铁的肖。面对这群村民，肖双手无力地护着头部，哀求这群双眼赤红的村民别打了。转眼间一阵刀棍雨就将他放倒在地，浑身是血的他不停地在苕地里翻滚，惨痛的哀叫声在山谷中回荡。肖在生命已快走到尽头时，再次哀求：“叔叔……伯伯……求求你们，求你们别打我了，我家就我一个孩子，我是家里的独子呀……求求你们啦！”谁知这群打手中有个一字不识的文盲、八大队三队的社员张培和，因头上无几根毛发，被人戏称为“张秃子”，他把肖哀求声中的“独子”误听成了“秃子”，他的怒火腾地一下就蹿了出来：“狗日的肖莽子，死到临头还敢骂我，老子整死你！”说完举起手中的锄头，反过来，用“锄脑壳”对着肖的头部恶狠狠地砸了下去。一连三下重击，肖的头就如同摔烂的柿子，脑浆四溢，死于非命。又一条冤魂留在了南江的土地上！

　　7月25日上午，对昨夜的惨剧同样毫无知晓的王远明和郑开忠去公社赶场，刚走到公社小学旁，就见路边厕所板缝中支出许多黑洞洞的枪管，厕所里人影幢幢，惨白的夏日照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可喧哗声却无处不在：“来了！来了！”两人一见黑洞洞的枪管已感不妙，转身就往回跑。“冲！别让他们跑了，打死他们！”一声叫喊，无数农民从旮旯处涌了出来，手中的火枪、大刀、木棒四处挥动着疯狂地追赶王、郑二人。二人见四面八方全是气势汹汹的农民，来路也给堵上了……只好顺着平坝狂奔到河边。河水虽退了些，可势头还是不小，二人不知在湿滑的石滩上摔了多少跟斗，鼻青脸肿的他们不顾一切地跃入河中扑河而过。后面的人群步步紧逼死命追赶，随着河中水花的渐渐消逝，疲备不堪的二人被围困在了大德公社塔子山上。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打手几棒就将瘫坐地上的郑开忠打翻，而后围着王远明就是一阵乱棒。人越集越多，棒如雨下，王远明甚至连一声哀号也没来得及就被打得晕死过去。这时，四大队社员马万发手持马刀大喊一声：“闪开，看老子的！”照着王的脖子一连就是三刀。血流如注的王皮肉外翻，惨白的骨头露了出来。据郑开忠讲，第三刀要不是被一根较粗的树枝挡了一下，王远明的头很可能就被砍掉了。正在危急关头，后面有人传话过来：“死了没得？莫要打了，书记和部长喊把王远明、郑开忠弄回去，开批判大会！”这时众人才住手……叫郑开忠背上王远明，下山回公社。郑背着血人到公社球场放下，王已是毫无知觉奄奄一息，郑全身衣物已被王的鲜血浸透。当天的太阳又凶又毒，一息仅存的王又这样被暴晒在球场上，郑束手无策地呆立一旁。球场上站满黑压压的人群……许多善良的村民早就被这血腥一幕吓得面无人色，更多的是在暗自落泪。当场也有一些知青，绝大部分是女知青，他们的悲愤早已替代了恐惧，众人迅速集结在王、郑周围，知青刘桂伍找来急救包，同郑一起给王包扎伤口。

　　批判大会开始，书记首先讲话：“今天是一个大快人心的好日子，公社那些害人虫被我们广大的社员降服了，公社往后也就太平了……”接着部长发言：“今天，我们齐心协力把一贯横行乡里的几颗毒瘤给铲除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已经被我们镇压了……”“什么是害人虫？啥又是反革命？”在场的所有知青愤怒了……“说清楚，这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谁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们残杀知青，破坏毛主席的上山下乡运动，你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

　　面对知青们的责问，书记、部长愣在当场。知青们又要求道：“快去找医生救人……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战友死去！”迫于无奈、害怕激怒众知青的公社头头们只有请来大德医院的郝医生给王远明缝合伤口，送往乡卫生院治疗，几天后伤情恶化，才被送往县医院，几周后才从死神手中把王拉了回来，王从此落下全身病根，终日与药罐为伴。后来也是在众知青的强烈要求下，公社才叫生产队找了几块破木板将那三名死者就近掩埋了事。

　　7月25日下午，太阳渐渐西沉，我心中疑惑怎么今天没见队上的社员赶场呢？河边路上也不见赶场的人回家，我家可是队里上公社的必经之路呀。平日赶场天我家可热闹了，村民歇脚的、讨水喝的、还有打牌的，人可多了。今天是怎么回事呀……一个人影也不见呢！正在我思绪不宁的时候，门外路上闪过一道人影，出门一看，原来是一小队的社员莆明珠，神情慌张地疾步而行。我就更纳闷了，这小子平时最爱上家里坐坐，讨几支烟抽，今儿怎么跑得这么快？转眼间他已到我家侧旁的一道山梁上，他停下脚步，四面望了望，然后很是神秘地向我招手，让我过去。“啥子事嘛，做得神神秘秘的。有啥子快点说。”我慢腾腾地走了过去。“杨二哥，不得了啦，今天王远明在赶场的时候遭砍了，不晓得活得过来不。郑开忠也遭打了。安部长（武装部长安怀和）让我给你捎个信儿，让你这几天提高警惕，注意自身的安全。”说完转身匆忙离开。这时我已感到不妙，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了。我忙与妻子商议，准备出去避避风头。我急忙出门找来一要好的社员安平德，把被盖与一些衣物交与他，寄放在他家中。夫妻二人又心急火燎地来到队长陈兆裕家中，请求借点队上的公款返回重庆。当队长了解到情况后，对我说：

　　“别怕，你又没干坏事，怕啥，我看哪个龟孙子敢到老子队上打人！老子队上两百来号人又不是吃素的，要打，我们一起干，怕个呀！”为了安全起见，队长叫来副队长陈琪富，让他腾出房间，先把我们藏在他家。当晚十点多钟，我们就随着副队长翻山越岭，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匿在他家里。

　　7月27日，躲藏了两天的我妻子就待不住了，她嚷着要过河去找万启超老婆玩儿（她们是很要好的姊妹）顺便也打探一下情况，看看那边有啥事没有。当时还不知万他们出事了。我想这也对，就没拦她，她一人就下山了。妻子走后我就琢磨着王远明的事，可始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估计是不是他们在场上与人发生了纠纷，可为啥武装部长又派人来警示我呢？百思不得其解的我拿出我自制的两颗手雷（准备炸鱼用，点燃导火索五秒钟左右起爆）仔细地作了一番检查，以防万一。正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妻子满头大汗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惊魂未定地说：“糟了，糟了，快点跑！”“啥子事嘛，你说清楚噻。”妻子带着哭腔说：

　　“别人讲，万启超他们遭打死了！”“他们？还有谁呀？”“还有肖莽子和吴行成！”“啊！”这时我如雷击般愣住了。“快走吧！冯妈说那些人连我也要抓，说要逼你出来，各处埋伏了好些人！快点走吧！”我这才知晓情况比我想象的更加严重。当即我俩决定马上翻过后山到石矿公路，搭车离开南江。我将手雷插在腰间，直奔生产队会计家里准备借钱出逃。

　　正在打借条的时候，队长带着六七名公社干部走了进来：“杨二，莫慌，公社干部给你保驾来了。”我抬头一看，这几位平日里同我都挺要好，其中还有武装部长的侄子安星德。“保驾？骗谁呀！是来抓我，还是来杀我的？”我怒气冲冲地说，一边警觉地拉着妻子缓缓退到门边。看到门外晒坝上空无一人，躁动的心情才慢慢地平息了一些。“万启超他们真的遭打了？”我问。他们很难过地点了点头，接着说：“杨二，我们平时的为人你是晓得的。何况有些事我们想管也管不了哇，这次的事也不是要整所有的知青，也没有针对你。今天我们就是代表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来的，主要就是让你们生产队保护你的……”正在谈话间我隐约听到屋外传来阵阵叫喊声，急忙转身出门来到院坝，吼叫声更加清晰地从山谷中传来，只见山下有许多农民手中提着东西，沿着河岸直扑我所在的小队而去。“走呀！快点呀！听说杨二在山儿岩，快点去打哟，别让他跑了呀！”这群农民直朝我家所在方向奔去。见着这一切，我心里一横，反而坦然了，心想：这些农民沿河而上到达我家起码也得走一两个钟头，况且我腰间插的那两个东西也不是吃素的，要是这是公社几爷子搞的鬼，老子先炸翻他几个再跑，整死一个够本，整翻两个赚一个！我转身点了一支香烟，望着随之而出的几位干部说：“听到了噻……狗日的，喊到我的名字打，这就是你们革委的决定？”安星德连忙说：“杨二……你不要冲动，这绝对不是我们搞的，真的不是呀。你要是不信，我们就在这儿陪你，等到晚上一起回公社，这总行了吧！”我说：“那好嘛，我暂时就相信你们几爷子，要是扯拐噻，老子是不得认黄的哟！喂！有烟没得？给一包噻。”“有，有。”区食品公司的老李摸出一包“朝阳桥”递给了我（以防万一呀。

　　就这样我夫妻二人在惶恐中熬到了太阳落坡。傍晚，趁着天空中那丝微光，踏上了去公社的小径。前面三个干部领头，后面是另四人，我夫妻二人居中，一路无语，异常沉寂。天渐渐地黑了，清冷的月光洒满山谷，盛夏的燥热被这凄冷的月光所替代。虽说早已准备以死抗争，我还是感到一丝战栗。当我们一行人下到山脚河边，快踏出本生产队时，我点燃了香烟，在到公社之前让这拼命之火始终不离手中，我担心在平坝中遇到埋伏。

　　快到公社时，安星德就带着我们去武装部长二哥家吃饭，离公社也就一千多米。

　　饭后才又向公社走去，刚到公社医院旁，一条黑影从路边蹿出，冷冷地喝道：“口令！”“消灭害人虫！”走在前面的干部答道。听到这口令我的手就悄悄地插入怀中（与我一起的这几个干部当时也猜到我身上有东西，他们也是一样的胆寒……事后全都骂我）没过多会儿书记和部长都来了。

　　到公社后我同书记和部长展开长达三四个小时的详谈，他们在谈话中提到7月23日知青在筒车坝铁匠铺打刀打凶器、要杀公社干部的报告。这时我才知道事情的起因。我说：“糟了，你们上当了！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码事，7月23、24号河里涨那么大的水，哪个知青不要命敢过河到筒车坝去。部长你敢不敢过河嘛？是哪个狗日的说的，把他娃揪出来问就晓得了！”这时书记和部长才大梦初醒，哭丧着脸相互望望，又摇了摇头。看来他们感到事情的棘手了。谈话完后，部长让社长带我到一王姓社员家中休息，妻就留在公社。社长一夜一直陪着我。我悬着的心这时才稍稍安定下来。

　　就在这夜，社长详细地把整个事件全告诉了我。他说他对此事早就产生了怀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道理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呀。所以他在这问题上只好选择沉默（因无实权）这事将来谁也脱不了干系。翌日，天还没亮，部长就匆匆来到王家，单独给我讲述了事件的经过。他懊丧说：“都怪我自己太冲动了，虽说请示了区武装部长，可事发后才感到事态的严重，后悔也晚了。我只好极力地保护好你同方大哥（方明仲）事已经错了，不能再错下去了！唉！”我冷冷地看着他那可怜样儿一言不发。当天又是赶场的日子，他们怕发生意外，早早地书记也来了，而后就让社长护送我们夫妻到远离公社的十大队山中一社员家暂避，直到8月2日。就在这几日里，公社领导不时来劝慰我，让我留下，可我坚决要求离开南江。

　　1969年8月2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他们终于妥协了。我们夫妻二人在治安员安星德等几位公社干部的护送下，离开了团结公社，再搭乘上南江至广元的班车，离开了南江。

　　公社怕出逃的众知青回来报复，于是调集全公社各大队的公积金，购买了许多钢管、火药，造了大量的土枪、土炮，日夜防守。一时间弄得全公社鸡犬不宁，村民们惶惶不可终日，很多村民逃避外地。其实当时也真有此事，如不是种种因素使复仇计划流产，可能南江真的会死很多人。当我们夫妻二人到达广元时，广元已聚集了从南江县各处逃出的知青七八十号人，他们正在计划如何打回去。这时已经有人联系上了群众的派别组织广元铁路局兵团，铁路局有很多重庆籍职工，听说我们知青的惨况后，当即表示支持我们的行动，支援我们武器弹药。虽是“文革”中的武斗刚结束，可他们的武器还没上缴完，居然还有几门迫击炮。由于种种因素使复仇计划流产，一场灾难再一次与我们擦肩而过！

　　南江县打死五知青的惨案发生后，县、地区的有关部门都没处理，但死伤知青们的亲友悲痛欲绝，不依不服，他们向县、地、省的有关部门层层反映、告状，但都没有结果。在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情况下，他们想到了告御状。原来，在被打死的知青中，有三人是重庆天府煤矿的子弟，而天府煤矿有一个矿工吴金全，是全国劳模，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又作为产业工人的代表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于是，死难知青的亲属便多次到吴金全家中哭诉，要求申冤；天府煤矿的很多其他职工也要求吴候补委员出来伸张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吴金全用了极大的勇气，向中央反映了南江知青惨案的情况。中央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因为就在几个月前，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今后还有以千万计的知青上山下乡，若残害知青之风不刹，“最高指示”何以贯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出台了保护知青、惩办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罪犯的政策，并敦促四川省革委、省法院认真处理残害知青事件。

　　1969年秋，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的亲自督促下，成都军区派出部队，撇开达县军分区、达县地革委，将残害知青的罪犯绳之以法。

　　事件中主要人物及其结局

　　万启超，死难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三队。

　　吴行成，死难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一队。

　　肖润泽，死难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二队。

　　王远明，重伤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二大队一队。

　　郑开忠，受伤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二大队一队。

　　杨兴全，笔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一大队。

　　何碧忠，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革委会主任，公社书记，死刑。

　　安怀和，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副主任，死缓。

　　周登科，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九大队村民，死刑。

　　殷仕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二大队村民，无期徒刑。

　　岳安德，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村民，有期徒刑十五年。

　　安云德，南江县沙河区武装部长，有期徒刑八年。

　　邓弟星，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财粮干事，有期徒刑七年。

　　作者简介

　　请见《不应忘记的少年沉冤》后的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