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3、―三十九年前知青点风云突变回忆

　　魏宽达

　　晴天霹雳，祸从天降

　　放下手中那封沉甸甸的征稿通知，望着窗外的绵绵秋雨，思绪不由得又回到那不堪回首的39年前。

　　同样是初秋的9月末，同样是下着这令人心烦的连阴雨，同样是一个灰蒙蒙的傍晚……在陕西省眉县最西端的一个小村庄―第五村公社余管营大队的泥泞村路上，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冒雨赶往村小学校。几分钟前，一位小学生跑到知青点告诉我，我的同学―一起下乡的知青德安从县城回来，叫我赶快去小学校见面，有急事找我。我边走边想，我同德安还是两个多月前在母校的上山下乡动员会上见了一面……当时我和他都是被邀请回陕师大一附中，给1968年准备上山下乡的校友作先进事迹汇报和动员的。那以后，我在村上忙于大队实验种子农场的生产，他则在县革委会帮忙工作。今天他冒雨步行十几里路赶回来，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但能出什么大事呢？全大队知青大部分都在队里参加生产，还有两位在宝鸡、西安随团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宣传动员，不可能出什么事呀？

　　当我忐忑不安地推开德安的房门后，只见他神色凝重地望着窗外，半晌才回过神来问我：“你知道一队知青的事吗？”我告诉他也只是知道个大概，怎么出事啦……他告诉我：今天下午县革委会召开大会，吴主任宣布，一队知青前一段出的事定性为“阶级报复打死贫下中农”罪，并命令县公检法军管组立即前往该队抓捕罪犯。晴天霹雳啊，我站立不稳，跌坐在土坑上。德安摇着我的肩膀说：“你要冷静，要挺住，想一想，这事与你有关吗？”我对他讲了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

　　年轻的代价

　　1968年四五月份，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步伐，眉县各村都在批斗走资派和“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我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知青们依据大队革委会和队委会的安排，借此批斗之风，翻出了六七年前本队棉花失窃的积案―一个冬季的晚上，存放在小队仓库中的1000斤棉花不翼而飞，当时县公安局侦查了很长时间，终因证据不足一无所获，将此案搁置了下来。明眼人都认为是内盗，矛头直指当时的队干部。

　　第一生产队为此成立了专案组，对重点怀疑对象―原生产队队长李生荣隔离审查……在审查中，一队知青自然成了专案组的主角。成为主角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文革”的大形势使青年学生成了运动的主力军；二是下乡知青在队上无亲无故……无牵无挂，没有户族矛盾。膨胀的“革命”情绪，导致他们极不慎重地将审查室设在知青院子中。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涉世不深、远离父母亲人、缺少正确引导的年轻学生，在审查李生荣的过程中采用了流行的逼供手段。到7月初，李生荣一只胳膊因捆绑时间长而发青（原因是谭永宁睡过了头，没有及时给李生荣松绑）急送县医院抢救，后又转宝鸡市中心医院治疗，8月初李生荣死于该院。事情发生后，当时公社革委会委派一名公社干部和我（我在第二生产队，是全大队知青负责人）去宝鸡市中心医院索取死亡证明，医院开据的死亡证明中注明李生荣死亡原因是：病人长期拒绝饮食，脱水致死。证明拿回公社后，公社革委会认为李生荣抗拒交待……自杀身亡。公社革委会在宣布此定论的同时，对第一生产队部分知青采取的私设公堂和逼供手段提出了严厉批评。

　　正因为我受公社革委会委派参与了李生荣死因的调查，从而粗略得知，第一生产队知青在审查李生荣期间为了保密，没有跟其他小队的知青通气，更没有同我这个负责人打招呼；也得知审查李生荣过程中有该队队委会干部参与其中。

　　红旗变黑旗

　　听我讲述完，德安长出了一口气，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基本与你无关。至于抓人的事只能看形势的发展再说了。

　　同德安见面的第二天，县公检法军管组冒雨进村了。当晚在三小队马房召开全大队贫下中农会，全体下乡知青被要求参加会议（我们当时下乡，根据上级有关精神，下乡知青参加贫下中农会议）

　　会议开始不久，县公检法军管组一个红脸膛的干部发表了如下讲话：我们是根据县革命委员会吴主任的命令来大队抓人的，抓捕对象就是一队的部分知青。这些知青出身反动家庭，实施阶级报复，打死贫下中农李生荣。有人说余管营大队的知青是全国知青的一面红旗，是什么红旗？是黑旗！他们是一伙小蒋介石！就是要镇压！

　　当时在场的知青们无法接受这种攻击，群情激愤、据理力争。我公开要求发言，我说：我们全大队四十多名知青从1964年到村上后，自觉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苦活累活抢着干，访贫问苦，用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接济生活困苦的贫下中农；我们组织宣传队和科研组努力改变农村的精神面貌和生产面貌；完全同贫下中农融为一体战天斗地，被共青团中央和陕西省委命名为全国下乡知青的一面红旗。你们说是黑旗，用心何在？医院证明李生荣不是被打死的，这也是公社革委会的定论……你们凭什么说是被打死的？把你们的证据拿出来给全体贫下中农看看。说我们是小蒋介石，小蒋介石能当先进典型吗？

　　那个红脸膛的干部被问怔了，他指着我大喊：你叫什么名字？医院的证明不用给你们看，你们这些小蒋介石！就是要镇压！

　　知青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第三天开始，第一生产队知青林源生、夏伟生、谭永宁等七人被看管、隔离起来……并逐个进行审讯（当时全大队知青曾组织一部分知青赶往西安到省革委会反映申诉，但无人给予伸张正义）几天后，谭永宁（时年18岁）在高压下偷喝农药自杀了，公检法小组放言：死一个谭永宁怕啥，还要抓出幕后操纵者和打人凶手……

　　大概十天后，公检法小组在大队召开公捕大会，抓走了“幕后操纵者”林源生（时年22岁，是知青小组长）“打人凶手”夏伟生（时年20岁）其余凡是参与此事的第一生产队知青数人除大会陪绑、反复接受批斗外，还出资受罚。召开公捕大会时，大标语、大喇叭声称我是幕后操纵者，要求逮捕我，要我到会陪绑。

　　接受批斗，我称病拒绝到会。终因证据不足，我没有被定为幕后操纵者，逃过一劫。用那位红脸膛干部的话讲，只要查出我参加过一次李生荣的审查，就可以按幕后操纵者抓我，他还说我太嚣张了，竟敢跟公检法小组对抗！要求公社、大队对我进行批斗。因此，撤销了我的大队种子实验农场场长职务，并多次受到批斗……

　　全国知青的一面红旗倒下了，余管营四十多名知青四年时间用辛苦换来的荣誉扫地了！此后，他们大部分人备受歧视、被打入另册，挨批斗成了家常便饭。

　　20世纪70年代初，一位在第五村公社驻队的军宣队黄营长听说这件事后，曾多次召开知青和贫下中农座谈会了解真相，并组织驻队工作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试图为该事件平反，但不知何故，黄营长突然被调回部队。全大队知青的心彻底绝望了。

　　随后开始的下乡知青大招工，我们这些在农村苦苦劳作六七年的老知青就因为“黑旗”、“小蒋介石”没人敢推荐，没人愿意接纳。我们中大部分拖至1975、1976年乃至1979年才返城，那时年龄最小的知青也已三十岁左右，返城后的窘况可想而知。

　　林源生、夏伟生在公捕一年后公审判刑20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释放。夏伟生，这位提笔能作画、吹拉弹唱具有一定水平的多面手已经精神错乱，出狱时前妻和女儿不敢相认，几年后凄惨地死于劳改场。林源生曾多方奔走呼吁，终因势单力薄、证据不足，没人给予平反。

　　反思那段历史，李生荣和第一生产队的部分知青都是“文革”的牺牲品。前者和他的家人蒙受巨大的精神及物质上的损失，留下了永久的痛；而后者，更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1964、1965年几千西安知青抱着改造自我、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理想上山下乡。当年的追求、困惑和失落，如今变成了我们这些亲历者刻骨铭心的记忆。

　　作者简介

　　魏宽达，陕西西安人，1964年高中毕业于陕西省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因历史的原因于同年11月25日到陕西眉县第五村公社余管营大队二小队下乡插队。1975年招工进宝鸡石油钢管厂工作，曾任该厂技工学校教务主任，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