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5、六娘

　　王远玲

　　我那段死亡的爱情、死亡的婚姻，伴着知青岁月的结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虽然它像潇潇秋雨中朦朦胧胧大雾缭绕的华蓥山，让人看不清它的真面目，但那些经过的人和事，尖刀般刻骨铭心，又像大雾慢慢散去后的山景，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本来早已结痂的灵魂的伤疤，谁又会不顾心痛去撕开它！为了警醒儿孙后代，就让我去揭痂，尽管心会流血。

　　我的前夫刘长珂是邻水县人。

　　邻水县位于华蓥山南段，县内“三山两槽”地形纵向由北蜿蜒向南。中山上有个九峰公社，他家就在山上中心大队四方井生产队。

　　过去，他父亲刘天模是有名的华蓥山游击队的老交通，他的家，自然就是联络站了。真具有点传奇色彩。

　　别人说刘家风水好，一连生了七个儿，一个女也没生。解放后，从父亲到儿子，个个都是共产党员。

　　大哥刘长建，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转业后人民大学毕业，达县农科所所长。

　　二哥刘长维，参加过西藏剿匪，武汉飞行大队飞行员，九峰公社党委书记。

　　三哥，邻水县委干部。

　　四哥，参军转业回邻水，邻水县财政局局长。

　　五哥，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省公安厅、达县公安局干部。

　　老六刘长珂，初中生，公社信用社主任，金融系统革命接班人。

　　老七刘长举，在部队当兵。

　　他的家在当地是一个赫赫有名的革命家庭。

　　我的家庭成分是伪军官，算“黑五类”。父母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妈妈是医生，爸爸以前是国民党军队的文职官员，懂三国文字，新中国成立后是重庆建设兵工厂的工程师。

　　文化大革命，我家自然遭到厄运，家被抄过三次。爸爸过去身着旧军装的照片，甚至还有撤退到台湾的飞机票都被抄了出来。爸爸被隔离反省，最后被开除了公职。

　　1964年初中毕业时，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不管你在校是多么优秀，肯定落榜……命定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我毕业后便上山下乡到了九峰公社林场。

　　林场离公社很近，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去了没多久，公社小街上的人和知青都熟识了。

　　林场几年嘻嘻哈哈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就到了1968年底，“社办场”砸烂了，老知青也就地落户了。

　　和刘长珂早些时候就相识，要说有交往那是撤场插队这段时间开始的。

　　他当时是九峰公社信用社的主任，党员，23岁。相貌平平，个头也不魁伟，但还是清清秀秀的。

　　他二哥刘长维时任公社书记，县里区里亲属关系也多。他自然而然成了革命接班人，年轻轻一个初中生进信用社没多久就当了主任。

　　我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管家庭成分有多坏，总还有顶革命的帽子顶在头上，说是受法律保护的。

　　从这时起，我便开始了我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生命之旅。

　　落户选队的事全靠刘长珂的二哥，是他亲自给我安排的，我和同场知青李开蓉插到了街上那个队。

　　当时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

　　刘书记对落难中的老知青十分关心，特别是对我可以说爱护备至。那天在街上遇见他，只见他向我走来。

　　“王远玲，我看你和李开容最好在公社街上那个队落户。”书记口气亲切态度随和地对我说。“你不能干，但家庭条件好；李开容能干，但她家庭困难。你们俩在一起好互相照应。”

　　“哎呀！我就是做不来事，你是啷个晓得的噻？”我一串串哈哈笑。

　　“在林场你是出了名的，我又啷个不晓得！你看嘛，粮站、邮局、供销社哪都隔得近，生活方便些嘛！”

　　书记的关怀，让我很受感动。

　　我想：街上那个队虽然工分价值比起最好的队来并不算高，只能算中等，但我又不图那个，我图的就是个方便。还把开容姐安排在一家，算是和我心想一样了。

　　我郑重其事地望着刘书记说道：“刘书记，真的哟！是不是就这样定了？”

　　“当然一切要看你自己了，我只是给你建议了。”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书记的关怀下选队的事一槌定音，别人想都想不到，我却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和李开容在街上生产队落了户。房子是生产队新建的，必需的家具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外加猪圈、粪凼，一样都不少。

　　新屋离公社也只一步之遥，就在公社后面的小土坡上。

　　我胆子特别小，怕黑夜，怕毛毛虫，春雷一响，我从梦中惊醒，赶忙把开容姐抱得梆紧，嘴里直叫“开容姐，开容姐”。

　　李开容其实和我是同学，并大不了我几天，因为家庭困难，也就没我那样娇贵罢了，总是处处让着我，呵护着我，真像大姐姐一样。

　　那年冬天，公社成立宣传队，主力当然是知青了。刘长珂喜欢吹笛子，也钻到宣传队里来了，和大家混得很熟。

　　我在学校读书时就会唱会跳，还能编，在学校汇演时还得过奖，在公社宣传队绝对是主力。

　　刘长珂不是那种能言善辩的人，言语不多，但他会献殷勤，节目排晚了，时不时还送我回家。

　　我早就知道开容姐喜欢刘长珂，在家来来去去也很自然。刘长珂土生土长，手脚也勤快，到家来总是帮着忙前忙后的，倒也处得很融洽。

　　时日一长，小街上哪个不知，谁个不晓，说刘长珂在和王远玲耍朋友。只有我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原以为刘长珂追求的是开容姐，哪晓得自己早已卷入了蓄谋已久的爱情旋涡。

　　县里搞文艺汇演，刘长珂鞍前马后不离左右，把我们吃饭住宿都安排在县人民银行。

　　有次吃饭时，刘长珂一亲戚陪桌，席间他突然玩笑似地对我说：“我看你们俩还有点缘分，硬是天生的一对，地作的一双，各方面都配得齐。”

　　过后我问刘长珂这是何人，刘长珂道：“他，是行长。”

　　有了行长的话探路，刘长珂的胆子也大了。一日，他找了个机会，便单刀直入。

　　“我们两个耍朋友嘛，别人都说我俩有缘分！”

　　“爬哟！哪个跟你耍朋友啊！你不是喜欢开容吗？啷个又要和我耍？”

　　“哪个说的我喜欢她！我只喜欢你！”

　　“不行，不行，要不得，要不得！”

　　其实我心里明白，刘长珂早就在打我的主意，只是觉得开容姐喜欢他，自己压根就没朝这方面想。

　　李开容早就清楚刘长珂看上的不是她而是我，她也说不出口，其实心里很难，就任其自然罢了。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李开容认识了叫蒋三的男朋友后不久就搬出了我们的家。

　　开容姐一搬走，家里天天冷锅冷灶，烟囱没冒过烟，一天到晚有一顿无一顿的。

　　反正离公社近，我干脆到伙食团去搭伙。

　　这样一来，那条从公社到我的知青屋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小道上，常常看到我和刘长珂的身影。

　　夜深人静，那条小路像一条通向黑暗，走向幽冥的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尤其是想到还要穿过坟堆堆，更令胆小如鼠的我毛骨悚然。

　　一天夜里，刘长珂打着新装电池的手电一路呵护着我回那土坡上的小屋，打开龇牙裂缝的木门，点燃眨眼的煤油灯。一切安排妥帖，他准备返身回公社时，我似乎从梦中坠落回现实，陡然心生害怕，没有人的陪伴，我孑然一身在这孤独的土屋里哪能安睡，禁不住打起了寒颤。我赶忙追出房门用发抖的声音叫住了刘长珂……

　　“你一走我就怕，怪头怪脑地乱想。”

　　“那啷个办咧？”他试探着问道。

　　黑森森的山，迷糊糊的林，时时有犬吠声声，农家院落已熄了灯火，唯有公社的屋院里映射出昏黄的电灯光。

　　“有我在你还怕啥子嘛！”他话语间顺势牵着了我那纤柔的手。我赶忙抽开了已冰凉的小手，姑娘时的那份敏感与矜持即使在怯懦时也让我保持着一份清醒。

　　“就让我留下来陪着你嘛！”

　　“不行不行！”我态度很明确，很坚决。

　　到那时，我们相处已有些日子了。他从来不对我动手动脚，言谈举止也很得体，除了那浓重的邻水土语腔调，很难让人看出他是乡下人出身。

　　“到公社去找个地方住嘛！”是央求，是撒娇，似乎都有，我边急跺着双脚边打着哭腔。

　　对我的要求，他从来都是百依百顺的。

　　吹了灯，锁了门，我们又向公社走去。一道晃晃悠悠的电光在那山路上摇曳着，比去的时候还慢了许多。

　　从那晚起，我便和公社妇女主任同床共寝了。后来连被盖都抱了过去，把公社当做了家。生产队分的粮，包括玉米红苕，粮站都给换成了粮票交到公社食堂，除了给钱，我一概不管，啥都有人帮着干。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都是书记的亲戚的亲戚、老表的老表。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让我感到了人间的真情与温暖。

　　俗话说日久生情，刘长珂火火的追求和亲亲戚戚们有意无意精心的照顾，让我对他们心生感激之情。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对照耀她的艳阳，岂能没有反应！更何况处于那种环境、那种年龄的姑娘了！

　　那些天，妇女主任也像大姐姐般按照她的人生经验给我谈起了婚嫁之事。

　　“不怕你笑话，农村俗话说豇豆要插簪，妇女要靠汉。”

　　“靠汉靠汉，穿衣吃饭。”

　　“我们农村人讲实际，一个家庭也要工农结合，妇女操持家务，男人在外工作。像刘长珂这样的家庭，在农村有几个？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时至那时，我的的确确还没认认真真考虑过耍朋友甚至结婚成家的事情。但摆在眼前的路又不得不让我思前想后，认真考虑起来。久之则食不能甘味，睡不能安寐，着实苦恼了好多天。

　　我本是爸爸的乖乖女，从小最听爸爸的话，在哥哥和弟弟三人中间，爸爸也最喜欢我。可是，自从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开始，我便完全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

　　学校的教育和一年比一年更厉害的阶级路线，让我从社会和学校生活中感受到一个孩子不该也承受不了的政治压力，始而怀疑起我所崇拜的父亲从小对我的人生教导，特别是把落榜归咎于父亲的履历。

　　我一气之下偷出户口，完全不征求父母的意见上山下乡去了。

　　而爸爸却理解人生，理解社会，更理解女儿。他对我说：

　　“我一生中走错了两步，一是在黄埔最后一期毕业时没有跟陈伯达等共产党人一起走，二是要解放时拿到飞机票都没有到台湾去，不然就不会让你们跟着我活受罪了。”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哪能解读父亲这段充满哲理的人生感悟！

　　现实生活的惨烈更激起我对父亲的反感，最终让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能再让自己的子子孙孙永远都吃家庭成分的亏了。

　　那个年代，谈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在林场时就规定了两年之内不准谈恋爱。

　　不准结婚，不然就是作风不好，轻则受批判，重则受处分。对羞于启齿的“爱情”二字从不公开谈论，只能自己去意会了。

　　对刘长珂的呵护和他众多亲人们良苦用心的关照，我是心存感激的，但对他的感情并没有触电的感觉。

　　刘长珂见我迟迟没有明确表示接受他的爱情，便使出了杀手锏，在我面前海誓山盟，长跪不起，甚至以跳岩、上吊寻死觅活相威胁，逼着我下决心明确恋爱关系……

　　我又不是一个怕要挟的女孩，但从他的行动中我体味到了他爱之切、爱之真、爱之深的那一颗鲜活的心和难能可贵的情。

　　想起自己在农村孤立无助的处境，想起自己由于成分不好所吃的亏受的罪，我的心扉开始向他敞开。

　　我问他究竟爱我哪一点，他说我样样都好，十全十美。

　　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人，情人眼里出西施罢了。

　　我对他讲：“我家庭成分坏得很！会连累你，世世代代都要受影响，子子孙孙都伸不到皮。”

　　他哈哈大笑起来，满不在乎的样子，甚至还有些得意。

　　“你成分不好没得关系，我好噻！有我们家的保护你还怕啥子！在九峰，在邻水没有走不通的路！”

　　看到他那得意的模样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我把话题一转。

　　“你也该算知青，你也是初中毕业生噻！”

　　“我算哪门子知青哟，和你比，我是乡巴佬！”

　　我知道他羡慕城市生活。他羡慕知青，因为知青是城里人。

　　在我看来，他人品不错，忠厚老实，有文化有知识，家庭也没得说的。在农村生活，有这样的人相伴，有这样的家庭撑着，也就放心了。

　　于是便答应了带他到重庆见父母大人。

　　本该充满浪漫温馨的归途却变成苦涩酸楚的旅程。

　　父母，特别是父亲没有接纳他这个“乘龙快婿”。在目光炯炯气宇轩昂的父亲面前，刘长珂低眉颔首，一言不发，问一句答一声，显得格外老实。殊不知，有军人气概的父亲最讨厌这种癞蛤蟆式戳一下蹦一下的“闷生”，他说这种人的心思不容易摸透，阴倒干，缺乏阳刚之气。

　　最要命的还是门不当户不对，“根本配不上我的女儿”，父亲一脸不悦地对我说……

　　俗话说“女朝爹来儿朝娘”，我很有些父亲的脾气。

　　事情不做则已，要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即使错了，也要一错到底。真有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犟劲。

　　父亲以“一切后果自负”绝情断义的正告送走了我们。

　　然而我也没有因为父母的反对而改变“私定终身”。

　　我认定了他的人品，又有一个革命家庭，我这辈子可以脱胎换骨了，子子孙孙也不会像我一样吃成分的亏受成分的罪了，在农村生活也有了一个依靠。

　　决心已下，即使是堆狗屎，我也吃了；哪怕是火坑，我也跳了，一切都豁出去了……甚至命都可以不要了。

　　1970年初夏，我和刘长珂在公社扯了结婚证，择吉日在九峰公社中心大队四方井生产队他们刘家，按照农村改革了的新风尚，新娘不坐轿来不哭嫁，也不要那些烦琐的仪式，只是办了酒席，招待亲朋好友。就是这么简单，刘家也闹腾了好几天。在外的哥嫂侄儿侄女能回来的都回来了，七弟在部队，没能回来。

　　叫我最开心的是各位哥嫂把亲亲的大大小小的侄男侄女喊到面前认亲。

　　“六娘！”“咧！”奶声奶气的叫声连着脆亮的一串笑哈哈。

　　“六娘！”

　　“六娘！”

　　我在众亲人眼里像演员一样漂亮，活像“七仙姑”下了凡。

　　那脆嘀嘀的叫声融进浓浓的亲情似一片祥云萦绕在刘家屋院。

　　好兆头，我们刘家人丁会更兴旺，世世代代会更发达。

　　公公婆婆看着我这个新进门的媳妇，既喜上眉梢又隐忧心头。

　　婆婆笑盈盈地拉着我细皮嫩肉的手心疼地说：“看你这双嫩生生的手哪里是做活路的手哟！以后恐怕要难为你了，你屋妈真要是看到怕会心痛得要死的。”

　　公公一边用竹片编织着背篼一边插言：“只要勤快，农村也一样的活人，一样的养家！我们几十年不就是恁个过来的嘛。”

　　我急忙表了一个态：“我和长珂说好了，进了门就是一家人，二老放心，吃苦我不怕，只是不会不为怪，我会慢慢学的。”

　　公公笑道：“那当然喽！重活不是你干的，不会的多问问，我们会教教你。”

　　刘家大院呈东西走向八间正房一字排开，大娘二娘住东头，我和公婆住西边，中间是堂屋。

　　厨房、柴屋、猪圈各家皆齐备。

　　门前一大三合土晒坝，屋后是竹林，还有好多棵果母子树，桃李橘梨橙样样齐全……

　　农村儿大要分家，大娘、二娘自己开伙。我进屋与公婆同住，一锅吃饭。

　　我是个要强的人，生活习惯要按城里的来。洗脸的盆归洗脸，洗脚的盆归洗脚，各人一套。锅儿碗盏该换的也换了，白瓷碗碟小瓢羹，铮亮的铝锅铝水瓢，换去了粗碗黑铁罐，我把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老习惯硬给改了，这给家吹来了一股扑面的春风。

　　长珂一切依着我，领得的工资也一分不少全交给了我。

　　我父母说话也算数，为了惩罚不听话的我，自我们结婚就没再寄钱了。

　　我过门不久，便当起了大队耕读校的教师。学校就在家对面湾里，不远，上课吹哨子都听得见。上午九十点钟听到吹预备哨时才赶去，直到下午三点多才回家吃午饭。

　　顺便在那湾里（院子里）我还开了小店，卖点针线毛巾、油盐酱醋、煤油、作业本之类的小百货、小文具，既方便了社员，又找几个小钱。

　　公公年纪也大，年届古稀，加之腿脚也跛，劳动不得了。

　　上山打柴的事情我也硬揽过手，大娘二娘都靠自己，我还能靠公公不成。

　　开始时公公和长珂手把手教我用竹篾条捆柴的方法，手被划破流血是常事，用扦担（一种两头装上铁的尖式扁担）“杀”柴捆时，累得满头大汗也起不来身。从小捆捆开始，天长日久，也就熬过来了。

　　小闹钟到早晨四点半就叫醒了我，天不亮就上了山打柴，回来再吃早饭。下了学……扒几口饭又背背篼下地割猪草，晚上还要辅导上小学的侄男侄女……随那日出日落，周而复始。

　　转眼就到了冬天，我已有了身孕，渐渐出怀。

　　我已不是过去的模样。荷锄能种地，打柴能上山；上得课堂，下得厨房；饭要煮……猪要喂，自留地要种，浆洗补连样样会，外搭还要伺候年迈的公婆。就连身怀六甲也要到田边水井去挑水，农村女人能干的，我也能干，农村女人不能干的我都能干。

　　长珂在外忙工作，经常回家都晚，家里的事一点都没操过心。

　　有次到县里开会，那天回家早，几十里山路走得肚子咕咕叫，脚刚进屋就叫道：

　　“今晚黑吃啥子？”

　　“吃啥子，吃红苕噻！”

　　等他揭开锅盖一看：

　　“咿，啷个还蒸得有碗白米饭？”

　　他心想自己的媳妇硬是好，晓得疼各人的老公。

　　他欲伸手去端碗。

　　只听得一声“搁倒起！这哪是你吃的，是给大大（跟孩子叫爷爷）蒸的”。

　　啪的一声响，伸出去的手被打了回来。

　　“真的呀？”他惊诧地瞪着我。

　　“你不信，各人去问大大好了。”

　　此刻，在屋里听到说话的婆婆发话了：

　　“是的，每天都是恁个的，一个冬我们难得吃颗米，就是你老汉个人吃呵。”边说边在捶背。

　　长珂一听，两个眼晴都�起了，扑通一声双膝跪地，搂着我的腿，头紧贴着那腆出的肚子，泪水刷刷往下流。

　　长珂也是有情有义有良知的人啦，心想，是他自己命好，天下哪去找这样孝敬公婆的好媳妇啊！

　　他被感动得心潮翻涌，音咽气哽，泣不成声，长跪不起。

　　九峰山高，冬天大雪漫山，气候寒冷。农村老人到了冬天要“凝冬”，特别是山区，吃红苕包谷多，老人口无味，吃不下。

　　入冬以来，我都专为公公蒸碗白米饭，还经常打酒割肉，孝敬公婆。

　　我的好孝心生产队甚至全公社都是出了名的，大娘二娘也佩服我。家里有事都爱和我商量，要我拿主意，信服我。

　　过了旧年，到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经霜雪扎了的麦子绿油油黑墩墩直往上蹿，小春作物丰收在望。

　　我的身子越更天天挺出，只好蹒跚着走路，直硬着腰上灶。开学了照样上学教书……开店。

　　看我这样，公公婆婆反倒心痛死了，总是要我歇着养身子。

　　大娘二娘都是过来人，总是热心热肠教我准备坐月子和小孩儿所需的东西。

　　去年秋天就专门喂了一窝小鸡，叽叽叽已长得一身羽毛油光水滑。老母鸡下的蛋……杀年猪最好的边油、发醪糟用的糯米，坐月子所需的食物，应有尽有。

　　快要当父亲的长珂春风满面，回家更是勤快，帮着干这干那，对我也体贴入微。

　　1970年农历4月17，一声婴儿的啼哭，让守在门外的长珂、公公婆婆、二哥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落了地。

　　异口同声道：“啊！是个儿！”

　　刘家又添人进口了，大人孩子都喜上眉梢。

　　在农村，女人生孩子，生死隔着一张纸。

　　我人年轻，自从有了身孕，吃的东西讲营养，土洋结合，又不停地劳动，顺顺当当给刘家又生了一个乖孙子。

　　农村“坐月”规矩很多，有很多忌讳。头上要包毛巾帕，不能洗澡，还要忌口，好多东西都不能吃。

　　我在林场当过卫生员，学过一些卫生常识，母亲又是医生，也听说过不少医学知识，特别注重产后的卫生，婆婆的话、大娘二娘的经验，该听的才听，不想听的也就不听，他们只好依着我。

　　远在重庆的外公外婆得知有了外孙，气也随时日烟消云散，赶忙寄来了娃娃的小衫衫、小被盖之类的一大包东西，虽没有明确接纳女婿之意，表示了对我的宽容……或许是一种默认，或许是一种无奈，但却沟通了断绝近年的父母子女情。

　　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我的生活似一潭死水，平静得使人麻木，让人窒息。我遗忘了时日，遗忘了外面的世界。

　　全身心都奉献给了我的家，心甘情愿地把自己锁在了那狭小的空间里。

　　偶尔，只有我以前同班的知青朋友回渝路过时，会带些消息给我：

　　“知青开始调回城了，当然第一批都是成分好的新知青。”朋友对我说。

　　“我安了家，又拖娃带崽的，已经没有资格回去了。”

　　“你真要和贫下中农结合一辈子？”

　　“你看咧，那还有假？”我随口答道，接着又是几个笑哈哈。

　　“你还是原来的样儿。”

　　“不，自从有了毅儿，好像一切都变了。”

　　春去秋来四季往复，毅儿都两岁了。我除了上课教书、开店，还兼任了生产队的记分员，放学后就到地里逐个点名记工分。我干事认真、公道，得到社员们的信任和赞扬。

　　寒暑假和节日，我还同社员一起上坡劳动，尽量多挣点工分。

　　长珂的工资再加我的勤劳，家里没有衣食之忧。

　　寒来暑往，霜打风吹，烈日暴晒。繁重的家务操劳和生产劳动在我那白净的脸上已刻下了道道印痕，能干的双手也早起了厚茧，此时的我诚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能文能武的农妇，毫不逊色于邢燕子、李敏其那些原来的标兵。

　　那年辰还没规定计划生育。不多久，第二个孩子又上了身，我还算怀得稀的。

　　农村女人真苦，既是劳动的机器，又是造人的机器。

　　长珂也没有原来那样回来得勤了，说是信用社工作忙，常加班加点，累了就歇在了公社。

　　白天累了，晚来搂着孩子直睡到天亮。

　　成天就是那些事，好像什么也不想，是满足了还是麻木了，我自己也说不清。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刘长珂乱搞女知青”的事在外已传得纷纷扬扬……最终还是传到了我的耳里。

　　“鬼才有那事！又不晓得哪个砍脑壳的造他妈的谣！”

　　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种事。心想：我才不相信全公社还会有哪个女知青比自己还强，还逗人爱！自己的男人自己晓得，他不可能去爱别人。

　　我搜肠刮肚在心里逐个把女知青排起队来，无论怎样也找不出一个比自己还强的人来。

　　那天长珂回来我问起这事，他死个舅子不承认。

　　二哥回家来，我把他请到堂屋，寻根究底地追问，他也闪烁其词，结果还是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后来是我的一个学生的母亲，也是我十分要好的朋友证实了这事。

　　“六嫂，你要作个准备才是，是有那事，她叫苏文华。”

　　我赶到公社，翻看知青登记的花名册，才把情况弄清楚。是个落户到亲戚家的新知青，我找到她，看她究竟啥模样。

　　原来不咋样，个子矮小，像个娃娃。问她，只是笑，不回答一句话。

　　我怎么也搞不懂，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此时我才意识到，长珂变了，他骗我好久了。

　　在事实面前刘长珂低下了头，承认了有那回事，说是她找的他。

　　我听到他亲口承认了这事，顿时只觉天昏地暗，心一阵撕裂般疼痛，身怀有孕的我几乎晕倒在地。

　　是理智战胜了感情，还是这几年生活的重压已把我变得愚钝，我没有表现出呼天抢地的号啕，甚至没有一句责骂，强压住了心里的愤恨。

　　我的心告诉自己，今生今世我的爱情从那时起便死亡了，海誓山盟是靠不住的。

　　没几天我便冷静下来了，瞻前顾后，从全局考虑，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我对刘长珂说：“要保你无事，要保全这个家，只有离婚，你去和她结婚。以后你们过不下去了，愿回来，我们还可以同到老。”

　　我还想保住我行将就木的婚姻，中国女人从来都会这么做。我很传统。

　　刘长珂痛哭流涕，不言不语只是摇头。

　　1973年刘长珂因犯破坏上山下乡罪被判刑七年，送到宣汉县大山里的监狱服刑。

　　我那时已生下二女儿，听到消息，我没流一滴泪，但好多长夜未能眠。自己该怎么办？我一时竟没有了主张。

　　在家的二哥二娘、大娘、公公婆婆轮番地安慰我，一边骂刘长珂没良心，一边又劝我看远点，身体重要，娃娃重要，熬几年就好了。

　　多少天来，我只是听着众人劝，一直缄口不说话。

　　我内心的苦谁能理解，心里那么多疙瘩哪个又能解得开？难道这就是命么？自己的命为什么会这么苦啊！这不都是自己找的么？

　　我想来想去，不思饮食，人也直见瘦了，脸也不见了血色。

　　远在故乡的父母理解自己的女儿，劝我离婚迁回重庆，把儿女都带回去。

　　我咬紧牙关，把心一横，那股犟劲一上来，不就挺过来了。

　　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我对父母说：“看着那一双儿女，我心也就软了下来。不能看着她们有娘没爹，我不能走啊！”

　　我仍然上我的课，开我的店，挣我的工分……早晨太阳慢慢爬上山来，傍晚徐徐落下坡，时日似乎越来越长了。

　　仲夏一日，炎阳已偏西。老同学路过我家，我正在自留地薅红苕，便放下手里的活，转回了家。

　　“又回重庆去了来嗦？啷个走的时候路过都不来坐会呢！”

　　“那天你不在，走得急。”

　　我们在厨房外小坝坐定，吹吹牛，摆点龙门阵。

　　“你变了，咋个瘦了呢？”

　　“是么？我倒不觉得，拖娃带崽的又啷个不瘦嘛。”

　　“现在可以办顶替，你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可以顶了嘛。”

　　“你看我这个样子走得脱不？他们得让我走吗？唉！”

　　“莫非你还要等刘长珂回来？”

　　“哪个想等他，我是看两个娃儿可怜，不然的话……”

　　秋雁“人”字儿排开列着队向南方飞去，掠过那一碧如洗的天空。

　　新知青一批批回去了，老知青个别有门路的也走了，没走的望着回城颈子都望长了。

　　我和他们想得不同，巴望不得宝贝儿女快点长大就好了。

　　我们刘家三妯娌相处得十分融洽，大嫂二嫂虽没多少文化，但都是朴朴实实的。

　　晌午时分，天下起了毛毛雨。大娘掐着从地里拔回的收头海椒秆上的嫩尖尖，喊着我说：“今天我弄样菜肯定你们重庆大城市的人没有吃过，包你说好吃嘛！”

　　“要得嘛！你弄的啥菜我哪样没吃过？那我和大大今天就光焖点豇豆饭来吃好了……”

　　说笑间，大娘就把用海椒叶嫩尖尖和着些小青椒炒的水盐菜端上了中间堂屋的桌子。

　　我用筷箸夹着尝了一口，辣呼呼香沉沉真是好吃。

　　二娘听说也凑过来尝稀奇，“我在农村恁多年都还没吃过呢！”边吃边笑好不融洽。

　　不一会二哥刘长维从公社回来了，还没吃饭，二娘赶忙说：“那我们今天就吃面……弄起来快些。”转身沿屋檐下回了屋。

　　公公听说午间吃豇豆焖饭，手提箢箕到菜地摘“罢脚”豇豆去了。我看着天雨未停，溜天滑地的，担心公公年纪又大，腿又跛，摔倒了咋办，便去地里接公公。

　　炊烟袅袅，细雨蒙蒙，风吹山雾，似淡还浓。乡间多闲适，危难见真情。

　　我跟在公公后面回走到屋前大晒坝边，忽听二哥刘长维在高喊：

　　“糟了！你们二嫂死了！”

　　公公一听，惊吓得一个趔趄，差点跌倒在地，我赶忙抢前扶住了他。

　　我也慌了神，提着豇豆朝二娘屋边跑边喊：“是啷个搞的，刚刚都还是好好的嘛……”

　　家里人都朝二娘屋跑。大娘站在二娘歇房门旁，手捂着半边脸，想看又不敢看，吓得瑟瑟发抖。孩儿们紧随身后，惊恐地张着双眼，使劲扭着大人的衣服。

　　我赶忙拨开前面的人，站到头里，也不敢靠前。屋内靠着玻瓦投下的昏暗光线，只见二娘挺在大床上，双手把满是尘灰的印花蓝罗帐已扯下了一角，满嘴冒着一大堆白泡子，瞪着恐怖的双眼，僵硬地扭歪了颈。

　　“二娘，二娘，你啷个了噻！你啷个了嘛！”我急跺双脚哭着叫喊着。

　　突然，二娘似乎有知，双手又使劲扯动了那罗帐后便无动静了。

　　桌上，还摆着两碗未吃完的白面条，一碗只吃了点，另一碗所剩无几了。

　　二哥刘长维呆坐灶前，木然地吧嗒着叶子烟。

　　大人娃儿都憋着大气不敢出，屋内死一般静寂。

　　我走进厨房，大声责问二哥道：“才好一会嘛，啷个一个大活人说没得就没得了噻！我们刚才还在一起吃咸菜炒海椒都是好的，啷个会眨个眼睛就死了嘛？”

　　人命关天哪，我又急又怕，家人都瞪着双眼看着我一个人又叫又喊。

　　刘长维阴沉着脸，不发一言。

　　那一刻，时间停止了流逝，站在空气凝滞的屋内，人们屏住了呼吸。

　　雨越下越大，我似乎听着老天爷也在哭泣。

　　我愤愤然对公公说：“未必是吃了啥东西啊？海椒炒咸菜，我们都吃了的噻，我看……”

　　还没等我说出口，公公急忙开口道：“哎呀，莫说了！人死都死了，说了还有啥用！”转过身公公干个人的事去了。

　　我找到大娘说：“我看这事有问题，二娘怕是吃了耗子药才死得恁个快，好好的人啦，说死就死了。”

　　大娘听了，生怕我说漏了嘴，把家丑外扬了，急忙说道：

　　“你莫乱说，你又没得啥子根据！人都死了，关你啥事，算了算了。”她这一顶撞，关了我的话匣子。

　　二娘有产褥热病、哮喘病，怕过冬。生了两个女儿再想生个儿子也生不了。二娘性格和善，在家相夫教子，啷个会出这样的事！

　　她娘屋没有爹妈了，只有一个靠公社救济的五保户的单身兄弟，以前是林场的老场员。我对他讲到她姐姐的死和我的疑惑时，可怜他号啕大哭着不停地摇动着那毛发稀疏的脑袋，紧咬着双唇不愿吐出一字一句来。

　　二哥是公社书记。那以后，我没听到过任何一个人提起过二娘的事。我迷惘了，只能仰天长叹：“这世道啊！人都在干些啥子事啊！”

　　三个月过后，新二娘又接进了屋。

　　新二娘是过婚嫂，但人年轻，比二哥小十几二十岁，还带来一女。可过来不久就给二哥生了个儿子，这下她也有了翘尾巴的本钱。

　　新二嫂好吃懒做，自私，经常一个人在家煎蛋吃，还嫌弃二娘生的一双女儿。

　　二哥回来，我动了恻隐之心向他告状：“你要不信，找大大来作证！”公公总说……“是恁个的！”“你还不信？那喊娃儿过来问！”可憎二哥啷个都不说那婆娘一句好歹！

　　刘家的风水转了，妯娌间的和谐不见了。

　　名存实亡的婚姻让我寒心，分崩离析的家让我痛心，我悔恨当初没听父母的话。

　　我这辈子怎么过都没什么，儿女的前途才是我心之痛。

　　不敢想象毅儿长大读书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说这娃儿的老汉是劳改犯！

　　我还常梦见二嫂被毒死时瞪着一双大眼恐怖的情景。

　　我听从了父母的劝告，决定带儿女离开这个不堪回首的地方！

　　父亲从重庆赶来，蹲在合流区上，帮我办理离婚手续。

　　刘家从老到小都不同意，我只身跑到宣汉大山里的监狱要刘长珂在离婚书上签字……他坚决不签。他知道他家里人给他撑着，我拿他没办法。

　　一张无形的网把我死死地网住了。

　　这次诉讼我失败了。

　　“文革”后我爸爸平反昭雪了，还补发了两万多块钱工资。家中条件好多了。

　　那年寒假，听说姨妈从美国回来了，好想看我。我携儿带女回了重庆。看着满脸沧桑的女儿拖儿带女回家来，母亲真不知说什么好，又高兴又辛酸，把外孙和外孙女看了又看，抱了又抱。

　　多年不见，都年过半百的姨妈还是那样年轻漂亮。她拉着我皮肤粗糙满是老茧的手说：

　　“小玲，你变化太大了。你小时我没少抱过你，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好乖的一个娃娃哟！”

　　看着眼前的我，她的双眼湿润了，哽咽着好久都说不出话来。

　　当她听我讲完自己的故事时，一言未发，沉思良久，表情肃然。

　　“你人太年轻，阅历太浅！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一个人的生活道路自己有选择的权利，而你所处的时代剥夺了你的选择权，造成了你现在的悲剧。”

　　“我是自找的，不怪父母，只是我不听话。”

　　“离婚诉讼现在怎么样了？”

　　“仍然没有消息，他们家在邻水的关系太多了，没办法！”

　　“不要灰心，你一定得行！”

　　时代变迁，神州大地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时至1979年，我陪着父亲，坐镇邻水县城，为离婚与刘家进行了一场“持久战”。

　　刘家在邻水县城动用了县委、公安局、文教局、银行等单位所有的关系布下了一张无形的罗网。

　　三哥、四哥热情款待爸爸，轮番上阵游说并许下海诺：“六娘只要不走，工作任她挑选，供销社、信用社、学校，想去哪就去哪。”

　　经过几个回合，爸爸瞅准了关键人物是四哥，他不开口放行，刘老六是不会在离婚诉讼上签字画押的，还是会像上次那样风尘仆仆白跑宣汉无结果。

　　爸爸是铁了心的，也在公安局找了关系帮忙。我们干脆住进四哥家中，与四哥对决。

　　爸爸好酒，四哥亦贪杯，借酒兴吐肺腑之言，表儿女长情。回肠荡气，有理有义有情，说得四哥泪流满面，自知理屈，无以应答。

　　“是我们刘家对不起六娘，我一定帮助六娘满足她的要求。”

　　当即写信说服其弟在离婚诉讼上签字画押，但要求留下刘家的两个苗苗。爸爸执意不允，只让法院秉公判断。

　　我手握四哥的“尚方宝剑”急奔宣汉，刘长珂见到四哥手迹和二上宣汉的我，想到自己造的罪孽，不禁潸然泪下。

　　我们毕竟夫妻一场，儿女一双，大势去了，他耷拉着脑袋半天不开腔，最后还是签了字画了押。

　　法院最后还是把儿女全判给了我。

　　我把那死亡了的爱情和婚姻埋葬在了巍巍华蓥山间。

　　1979年底，我带着儿女顶替母亲回到了重庆。

　　汽车在华蓥山间的汉渝公路上喘着气急驶，苍苍华蓥山越来越远，想起十年噩梦般的生活，醒来才觉后怕，但愿它像那远去的苍山，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

　　二十多天后刘长珂提前释放回到邻水。

　　我后来生了一场大病，支气管扩张，吐了半脸盆鲜血，医生说是积劳成疾，差点要了我的命。这辈子就落下了这病根。

　　（李忠公整理）

　　作者简介

　　王远玲，1964年重庆十七中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到邻水县合流区九峰公社林场。1969年撤场插队。1979年顶替回重庆牙膏厂工作，199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