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4、我的知青生涯

　　王时燕

　　1965年的秋天是一个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的秋天。我的人生从这个秋天开始，走上了一条凄风苦雨、布满荆棘的崎岖小路。

　　一

　　那年，我从长沙市五中（现名雅礼中学）初中毕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家等待高中的录取通知书。虽然自负成绩在班上和年级总是名列前茅，但因为贯彻阶级路线，能否被录取就难说了。当时，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教政治课的李老师，阶级立场特别坚定，爱憎特别分明。她不但撤了我的班干部职务，还经常教育我不要走“白专”道路，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在我的毕业评语中她写道：“该同学受家庭出身影响，前进的方向不够正确，读书是为了成名成家‘唯有读书高’……发言不能与行动结合，缺乏工农淳朴感情。”而学校对我的最后结论是“不予录取”。很多年后我才得知她本人出身地主。俗话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她应该是对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学生有更多的同情才合情理，怎么会比别人对我更加严酷呢？现在想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之下，她只有如此表现积极进步才能保护自己。不过虽然她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免受冲击，但命运却还是没有宠爱她，20世纪80年代她就患癌症去世了。与此同时，我所尊敬的语文老师钟楷却因我之故在“文革”中添了一条罪状。钟老师是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地下党员……后又被送到香港深造，获得中文和法律双学历，之后担任过中央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后调任《江西日报》主编，因在1957年划为右派，被贬谪到五中教初中语文。钟老师很赏识我的作文，有一次竟然破例给足了100分，在全班讲评示范。这件事在“文革”中成为他的一条罪状：“重视和吹捧出身剥削阶级的学生，歧视和打击工农子弟”，为此被打得死去活来，牙齿被打落好几颗。

　　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我这种人注定命运多舛。四十多年以后，我从当年的班长口里得知，当时学校领导早就研究内定将我下放到农村，可不谙世事的我还在痴痴地望眼欲穿盼那录取通知书呢。早知命该如此，我也不会那般伤心欲绝地大哭一场了。

　　初中毕业的女生，正是豆蔻年华的花季，谁没有对未来的憧憬？谁不想象自己将成为居里夫人那样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可是，学校的大门、科学的圣殿永远向我关闭了，摆在面前的只有下乡一条路。其实，我当时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比其他同学要了解得多，因为我的哥哥冯世续（随母姓）1963年就下放到了江永县回龙墟农场。当学校在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山美水美人更美”、“红薯摁（硌）脚板……柚子碰脑壳”的美好景象的时候，哥哥就写信提醒我：“你才16岁，个头不高力气小，到农村肯定吃不消。”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了不给我的父母带来更大的压力，我除了下乡，别无他路可走。

　　我的父亲王认曲出身于临澧县一个耕读农家，1924年，他怀着精忠报国的一腔热血投笔从戎，到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他参加东征北伐，浴血沙场，九死一生，24岁时以战功升为团长。在攻打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伤愈后保送日本千叶步兵学校深造。抗日战争打响后，父亲克服重重阻力，回国报效，担任过黄埔军校第十三期总队长。南京失陷前夕，他带队徒步数千里入川。后在陕甘训练民众，组建新一师，亲任师长，开赴抗日前线。“抗战”胜利后，因父亲打内战不积极，加上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李宗仁等派系斗争，父亲被解除兵权，逮捕问罪，身陷囹圄。出狱后，他投奔同班好友陈明仁，任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高参。1948年回到长沙，为避免百姓遭殃、生灵涂炭，发起在湘军官自救会，与程潜、陈明仁等一道，组织了湖南长沙和平起义。解放后继续在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任高参，在中南军政干校学习结业后，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然而由于父亲性情耿直，口无遮拦，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主要罪状有二：其一，批评农村合作化平整土地不应该把老百姓的祖坟都平掉；其二……说在东北时亲眼见到苏军大肆抢掠物资回国。反对合作化加上反苏这两条大罪……让右派这顶帽子沉沉地压在父亲头上，到死没有摘下来，并且降级降薪，时时反省，接受批判斗争。

　　父亲当时已经很衰弱了。戎马一生，他膝下只有我一个女儿，从小珍爱，年岁最长的大哥早年去了东北谋生，与家庭失去了联系，第二个哥哥1963年下放江永，我下面两个弟弟尚未成年。但在单位反复动员和指令之下，父亲在参事室替我报名下乡了。我当时想，横竖是下乡，还不如主动到学校报名，也好跟熟悉的同学结伴而行，何必再给深受打击的父亲增添麻烦呢。就这样，我们五中82名高、初中毕业学生在锣鼓声中被送出了校门，远离了家乡和亲人。

　　离家那天，父亲撑着拐杖，努力挺直不再挺拔的腰身，把我送出院门，遥遥挥手告别。走出好远，我忍不住回头，还看见父亲苍老瘦削的身躯倚靠在门边。尚不懂事的我万万没有想到，父女这一分手，竟就是生离死别的永诀！我下乡后不久……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拖着重病的身体接受批斗，不久就郁郁而终了。其时我在靖县接受再教育，又没有路费，竟未能回家奔丧。我尊敬的父亲，我坚强的父亲，他没有倒在炮火硝烟、枪林弹雨的战场，也没有倒在国民党的牢房，却在64岁时倒在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倒在了群众专政的震天口号声中！

　　二

　　来到靖县，我们82位同学一部分下到离县城不远的接官亭园艺场，一部分下放到了飞山脚下的飞山公社塘湖大队，我很幸运地分到了园艺场。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园艺场是出集体工、吃食堂，每月还有几块钱工资，比插队落户要好。我也总结在学校时的教训，一改活跃好强的性格，少说话，多干活，尽量避人耳目。

　　可是没过多久，“好事”还是落到了我的头上。根据上面的调整，我和曹志华加上两位男同学被对调到了塘湖大队的湾里生产队，我从此才真正感受到农村的滋味。自己种菜才有菜吃，自己砍柴才有柴烧，没有水了，自己去挑，没有厕所，方便时要人放哨。天麻麻亮出早工，天擦黑才收工，一天下来，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尤其是挑牛粪下田，我个子矮，担子高，踮起脚来，箢箕也离不了地，只能勉强拖着走，下到水田里，拖泥带水就更重了。社员又笑话又同情我，安慰我说：“你挑担子吃亏，插秧就不吃亏了。”到了插秧季节，我和曹志华不知天高地厚，自告奋勇包了一丘大田，半夜两点就起床打着手电插秧，从早插到晚不敢歇气，直插到月亮当头才完工，腰像断了一样直不起来，勉强爬回家里。

　　对于我们女知青来说，劳动的艰辛还只是一种磨难，而目睹农村妇女的困苦更使我们不寒而栗。那个时候，当地的妇女是从来不买草纸的，更不用说现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女性保护用品了。当时连县城都买不到草纸，我们用的草纸要家里寄来……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可以用搓纸捻子的皮纸代替。我很奇怪：当地妇女来了月经怎么办？我偷偷观察她们，发现她们用旧布缝成一个长形口袋，里面装上干柴火灰。难怪当地妇女妇科病多，生育率低。在农村，妇女比男人辛苦得多，同样出工，回家后，全部家务由妇女包揽，稍不如意，招来男人一顿打骂，还不能外出诉说。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女社员在家里被打得哀哀啼哭，想上门劝架，却被旁人拉住：“我们这里夫妻吵架，不兴劝架。”第二天出工，我们撩起她的衣襟，只见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看得我们心惊肉跳。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要我这样过一辈子，那还不如死。”

　　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子女生育得越多，妇女就越辛苦，但是如果没有生育，妇女简直就失去了生存的平等权利。我们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王大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王大姐个头不高，精瘦能干，下田使牛，上山砍树，样样农活不比男子汉差。

　　她是土改时期的老党员，又待人真诚热情，队上安排她来带我们女知青出工，照顾我们的生活。她挑选我担任队上的记工员，每天晚上，我都要到她家里去，在昏暗的油灯下，按照她的口述，将全队每一个女社员的工分记在工分簿上。有时夜太深了，王大姐会煮点东西端给我吃。在那远离家乡亲人、饥肠辘辘的夜晚，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真是不仅充实了我的胃，同时也温暖着我的心啊！

　　时间一长，我发现王大姐是一人独居，这在当地农村是极为少见的，心里暗自纳闷，又不敢问。还是别的女社员悄悄告诉我：王大姐本是从小送到本村陆家的童养媳，因为没有生育，不能为夫家传宗接代，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环境里，王大姐理所当然地被休了，从此过上独居生活。我们看着她白天生龙活虎，有说有笑，夜里却独对孤灯，自言自语，心里不禁为她悲叹，联想到自己的人生，心也在为之颤抖。我们要是响应号召，扎根农村一辈子，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究竟是嫁为农妇，生儿育女，含辛茹苦一生，还是像王大姐这样独身生活，永远埋葬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呢？那个时候，我眼前只有一片茫然，找不到答案，因为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30年后的1995年，我们五中四个同时下放靖县飞山塘湖湾里生产队的知青重返靖县，得知王大姐终于再嫁到了艮山口，但是命运仍然没有眷顾这位好心人。她第二个丈夫有个儿子，王大姐将他视同己出，贴心照顾，以为总可以人心换人心，继子会为她养老送终。不料这位丈夫病逝后，已成年的继子却不再认她，不仅不承担赡养义务，且形同陌路，不相往来。于是她又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孩，相依为命一起生活。我们特意赶到艮山口去看望了她，那狭小的木板房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王大姐已然衰老，而怀中的女孩尚嗷嗷待哺，我们都落泪了。虽然我们给了她一些经济帮助，却找不到任何语言宽慰她。

　　三

　　上山下乡的日子苦多乐少。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几个知青一起去赶集，寄回家书，领取家里寄来的包裹和汇款，买一些维持最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品，然后一起走进饮食店吃一碗“马打滚”―靖县当地出产的一种用糯米制作的小吃。只有这时候我们才感觉到，我们这些离巢的孤雁与家乡、与亲人还保持着某些联系，从收到的包裹和汇款上仿佛还可以感觉到亲人的手抚摩后留下的体温。但是这种喜悦对于我这个离家不久的女孩子来说，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奢望。父亲去世后，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再没有可能给我寄钱寄物。母亲失业在家，被街道办事处指派去挖防空洞，说是响应伟大领袖“深挖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不仅没有工资，连工具都要自备。两个弟弟因为家里困难又出身不好，初中都没有读完就辍学了，不给安排工作，只能去当“土夫子”，天晴去担土，下雨只能望天，饱一顿，饥一顿，自顾不暇。为维持生计，母亲只好变卖旧家具，最后连床铺都卖掉了，搭块门板睡觉，实在没有能力再支援我。我从此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自食其力的农民。

　　我们生产队在当地还算富裕，每十分工分值三角钱。队上最强的女社员如妇女队长王大姐是评为每天七分工，而我被照顾评为六分，也就是每天可以挣到一毛八分钱。到年底七算八算，扣除一年的口粮钱等等，不倒欠生产队的就算不错了。

　　倒是本地农民因为家庭人口多，分的口粮多，吃饱肚子问题不大，虽然没有钱分配，养猪喂鸡种菜搞副业，办法比我们总是多些。由此我体会到我们是没有办法与那些带头上山下乡的董（加耕）模范、邢（燕子）标兵相比的。他们是回乡知青，生活习惯、劳动习惯都是从小练就的，人熟地熟，非亲即故，虽然也会遇到困难，但总算是龙归大海、鸟入森林。加上模范标兵比我们出身好，到处现身说法作报告，政治待遇那更是没法比了，所以他们可以至今无悔，而我却只能哀叹“没有岁月可回头”。

　　断绝了家里的支援，最窘迫的日子开始了。没有钱买牙膏、肥皂、草纸，更谈不上买书、添置衣服。下乡一年，我的身体在苦难的磨炼中开始发育，原来的衣服越穿越紧，经常会绷裂了线缝，露出了皮肉。十七八的大姑娘懂得害羞，又没钱买新衣，只能趁着晚上脱下来，自己就着油灯拆开了放吊边，顺便把磨破的肩头……挂烂的衣襟给密密补好。学着邻居用草木灰泡水洗衣服，在小溪边、井台上用洗衣棒槌用力捶打，指望省点肥皂钱。不料旧衣服经了一年的日晒雨淋、烟熏火燎、水泡汗渍，早已糟朽不堪。再经草木灰碱水浸泡、棒槌捶打，展开来已是千疮百孔，叫我后悔不迭，赶快改了办法用手轻轻搓洗，指望它能多陪伴我几度寒暑，穿在身上还得时时注意，以免再出破绽招人笑话。

　　我们湾里生产队因为距离县城近、田多人少，被当时的县委书记看中，亲自带领县委工作组驻扎在队上，大搞试验田，兴修水利，作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

　　干部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吃得苦耐得劳，不搞特殊化，群众反映很好。

　　不过社员们也评价说，工作组驻队的时期要算老百姓历史上最辛苦的时期了。出工更早，收工更晚，还不准磨洋工，哪怕逢年过节也不休息，战天斗地在田地里……水库工地上。久在农村的社员尚且叫苦，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城市青年能否吃得消就可想而知了。

　　工作组长见我虽然个子小，但出工不怕苦，收工后还帮着妇女队长记工分，可能认为我有培养前途，便专门找我谈话，动员我写入党申请书，但是在调查了我的家庭出身以后就再也不提起了。事后，妇女队长也是老共产党员的王大姐悄悄地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因为工作组说了，我不是个头脑简单的女孩子，像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反而表现这样好，不正常，只能说明我思想复杂，队上要特别注意。我听到后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上面说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是重在表现，事实上，表现好是思想复杂，要是表现不好那肯定又会说是思想反动，那叫我们如何表现呢？看来这辈子我注定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四

　　不过，因为工作组的安排，我总算走了一回好运。为了应付工作组对生产队要搞多种经营的要求，塘湖大队指派我跟随农业局的带队干部去沅陵学习养蜜蜂。回来后，大队买了20箱蜜蜂交给我喂养，仍由生产队记工分，大队给生产队以补贴……这样我就告别了艰苦的田间劳动，成为了少见的女知青养蜂人。

　　当我踌躇满志地接过这批蜂箱，打开一看，顿时就傻了眼：“怎么全是不适合箱养的中蜂？别人买的不都是意大利蜂吗？”大队书记挠挠头说：“管他东风西风……便宜就好。都是工作组搞花样，不搞还不行，你先养着吧，有什么不懂去问农业局带队干部。不过话先说清楚了，买蜂的钱是大队贷的款，不是儿戏，你可千万小心了。”

　　我只好硬着头皮把蜂箱搬回来，按在沅陵学的办法喂养。养蜂哪里有常人想象的追花逐蜜、蓝天白云、明月清风的浪漫，个中的艰苦只有养过蜂的人才能体会，更何况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那一年我数不清被蜜蜂蜇过多少次了，反正到后来是麻木了，蜜蜂的毒刺刺进皮肤里，既不红又不肿，只叹息又牺牲了一条小生命。尤其我养的中蜂一般都是野生蜂，蜂群小，极易分群，产蜜量不高，箱养容易生病虫害。养中蜂是典型的费力不讨好，一不小心，蜂王就带着成千上万的蜜蜂出逃了。我每天都疲于奔命，去追赶出逃的蜂群。蜂王的翅膀早已被我剪掉了一半，所以飞不远。每当我赶上蜂群，拨开蜂团，找到蜂王，庆幸之余，将它小心翼翼地重新放回蜂箱，带回所有的“逃犯”。每天两次打扫蜂箱，格外留意有无新的王胎―就是新的蜂王胚胎出现，如有，必须毫不留情地马上掐掉，否则……不出几天，就会再次上演“胜利大逃亡”了。

　　我们生产队附近没有多少花源，为了寻找花源，我跑遍了公社的山山水水，发现被洪水冲毁的飞山水库周围的山里开放着许多荆条花。于是找到农业局请来的沅陵师傅和县镇上的一位男学员帮忙，一道将蜂箱搬运到飞山水库的后山。山中多蛇，有一次，一条碗口粗的大蟒从我身边的草丛中飞快地滑过，吓得我背上好一阵凉飕飕。胆小力薄，只好邀上沅陵师傅和男学员同去。他们见我孤身一人，都有些想占便宜的意思，我又提心吊胆又不敢得罪他们，好在我借住的那家农户为人正直，总是关照和维护我，还特意安排他的小女儿和我一起睡，这才避免了许多骚扰。也就是我在山中辛苦追赶蜜蜂的同时，其他的知青和社员们也正在挥汗如雨地修复飞山水库，规定每天要抬足多少石头才有饭吃。真是知青同命运，各有各的苦呀！

　　劳碌之余，当我躺卧在杂草丛中，百无聊赖地呆望着天空南来北往的云朵，就遥想起远在长沙苦命的母亲。母亲冯筠是出身于京城望族的大家闺秀，她的祖父冯汝�最后一任官职是宣统末年的江西巡抚，《清史稿》中留下了对我这位外高祖的简短记载：“冯汝�，光绪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后出知川、鲁、直、皖、鄂多省兼任多职。后以理财功升至浙江巡抚。辛亥年移抚江西。武昌变起，赣处下游，举省皆震。南昌军相应和，胁汝�为都督，号独立，峻拒之。礼送出境，至九江，仰药殉。谥忠愍。”由此可知……我的外高祖遇上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却不会顺应潮流和部下拥戴，当上江西都督、革命元勋。他为表明效忠清廷，竟然仰药自杀以殉。虽然成就了自己的愚忠名节，却没有给后人带来任何好处，倒让李烈钧那小子拣了个弃暗投明的便宜。

　　外高祖死后，社会巨变，家道中落，但外公还是京津地区四大名医之一，所以母亲小时候的生活还是衣食无忧的，她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从事报酬优裕的翻译工作。由于战乱加上婚姻的不幸，母亲辗转来到东北，并跟随我父亲来到了她素昧平生的湖南。父亲解甲归田以后，母亲洗尽铅华，操持家务，相夫教子。

　　父亲去中南军政干校学习，家里生活困难，母亲与街坊一起成立织布社，日日夜夜纺纱织布，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她积极参加群众扫盲工作，被录用到学校任教……但由于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也就被清洗回家。过苦日子时期，母亲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几件首饰都换成了沾着泥巴的萝卜和红薯，填进了我们姐弟们的肚子……几件压在箱底的衣裳也早改成了我们的童装。母亲经历了太多的离别，20世纪50年代初将我同母异父的姐姐送去荒凉的新疆参军，成了“八千湘女”的一员，20世纪60年代又先后把哥哥冯世续和我送到江永和靖县农村劳动。父亲落难之后……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艰难地支撑着父亲和岌岌可危的家。她与父亲相濡以沫，相守到老。父亲去世之后，我家的老院子被没收，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被赶到两间狭小的公房居住，并经受着她曾经的扫盲学生、后来的街道干部们的抄家。

　　管制、批斗。

　　望着天边飞驰的白云，我仿佛听到母亲用她那熟悉的温和语调在向我呼唤：“燕子，你在那里还好吗？”我仿佛看见母亲在那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坐在杂乱的床边，呆望着窗外天边北去的雁阵，口里喃喃地念诵着“又是一年春草绿哦……”

　　哦，母亲，你是想起了京城故宅门前碧波荡漾的什刹海边微风吹拂的柳枝，还是依稀听见了秋日长空里那天际传来的余音袅袅的鸽哨？女儿在靖县的山中为你遥遥祈福啊，这两地相思母女愁情何时能了？

　　五

　　天地之间，青春鲜活的生命总要开花结果。但是，苦涩的雨水浇灌苦涩的土地，只能开出苦涩的花朵，结出苦涩的果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心里渐渐萌生出对爱情的朦胧渴望，但对于周围同时下乡的知青同学，我却无动于衷，对当地人投来的异样目光更是充满反感。这是因为在五中读初中时，有一位同级不同班的男同学与我相互有好感，让我不能忘记。当送我们上山下乡的汽车开出学校的时候，他竟然从送行的人群里冲出来，来到我坐的车窗下，与我握手告别，这在当时算是勇敢了。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说过，但我们的脸上写满着的惆怅，似乎都明白那代表着什么。

　　近两年的知青生活使我有了切身体会，我要写信告诉还在五中升读高中的他，告诉他乡下的真实情况，要他千万不要重蹈覆辙，朦胧中也希望得到他的安慰和注意。于是我在信中写道：中学生下乡当农民根本不可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相反，我们今后只会被落后习惯同化。这是文明向落后的倒退，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的流放，是当年苏联将持不同政见者流放西伯利亚的翻版，等等。信，发出去了，我天天盼望着回信。我相信自己的眼力，我相信自己不会看错，我们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对事物的看法，有过淳朴的感情，我们的心是不会因为两年的离别而疏远的。我多么期待着他的安慰成为我打发日子的精神寄托呵。

　　在焦急漫长的等待后，回信终于飞来了！我避开最亲密的女伴曹志华，躲进油菜花盛开的田野，用微微颤抖的手撕开了信封，回信却让我大失所望。他在回信中狠狠批判了我的落后思想，并告诉我，他和全体同学很快也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奔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一线了。在信的末尾他写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人类还有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解放，我们要把整个人生都献给革命都还嫌不够，哪里还有时间来谈什么个人感情呢！”

　　我愤怒地将回信连同信封撕成了碎片，抛向空中，纸片如同一只只白蝴蝶在黄澄澄的油菜花间飞舞，然后不见了。我破碎的心冰冷似铁，如果这算是我的初恋，那它就永远结束了，我已经在心里将它埋葬。我独自强咽下自己酿的苦酒，装出笑脸走回住房，连对最要好的朋友都不再提起。但是我在心里狠狠地说：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再见到他，我一定第一句话就要对他说，恭喜你，革命成功了吧？

　　一语成谶。历尽离乱，30年后我们果真在长沙一家咖啡厅里重逢了。他对我问题的解答却真叫我大出意外。原来当时他家的遭遇更惨：父亲、舅舅、哥哥先后去世，母亲被打成“牛鬼蛇神”接受批斗，无家可归的他处处受人监视。在学校传达室拿到我的信，阅后他大吃一惊，第一个举动是观察传达室的校工钟大伯的眼神，揣测他是否拆看过信，再打听是否有人见过这封信，然后就分析我写信的真正动机。因为当时长沙的文化革命正是如火如荼，路人相遇，互问观点，一言不合，随处就可以成为大批判的舞台、群众专政的阵地。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情人、朋友同事之间相互检举揭发的情况比比皆是。茶余酒后的闲谈，甚至枕边的私房话都抖落出来，成了整人的铁证。也有人戴罪立功，拿话试探，一有响应附和，马上交上去作为替自己减轻罪孽的本钱。我们分开两年，社会复杂，人心隔肚皮，突然来信，安知我不是故意倾吐些反动言论“引蛇出洞”？他思想斗争一宿，最后念往日交情，将原信烧毁，连灰都丢进厕所，冲得干干净净，自觉问得过良心。再义正词严地回了一信，想必就是拿到中央文革、公安部去，也分析不出个毛病来。不成想假戏真唱，伤透了我的心，也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之路……

　　六

　　凛冽的寒风迎来了1967年的春节，知青组没有菜吃，没有柴烧，两个男知青都不在队上，只留下了我和曹志华。我再也顾不得考虑蜜蜂过冬了，横下一条心，和曹志华一起卖掉了口粮，筹够了路费，终于踏上返城之路，像两只孤雁扑打着翅膀，飞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长沙。

　　我虽然离开了靖县的土地，但知青的身份没有改变，回到长沙也只是一个没有户口、没有粮食关系，更没有工作单位的返城知青，我面前的知青生涯正长。

　　离家两年，母亲明显衰老了，精神更差了许多。她和两个弟弟挤住在别人换给我家的两间又小又破的公房里，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不久前抄家的时候，连父母的老相册都被抄走了。家里给我开铺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暂时跟母亲挤着睡……正说着话，哥哥冯世续风风火火地闯进门来，原来他早已从下放的江永县倒流回到长沙。哥哥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被吸收加入了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湘江风雷”，他兴高采烈地把印着“湘江风雷”字样的红袖章拿给我看，并鼓励我一起革命、一起造反。他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我点下头，他就做我的介绍人，我马上就是个造反派战士了。我对哥哥说：“家里这个样子，妈妈老了，两个弟弟都还小，你还不如找个临时工做，家里才有饭吃。”哥哥撇了撇嘴，一副懒得与我计较的样子，转身又风风火火冲出去了。

　　母亲又告诉我，我姐姐来信了，要我到新疆建设兵团去。这个消息倒是立刻让我兴奋起来。我同母异父的姐姐王小筠1952年才14岁就报名参军来到了新疆建设兵团，也就是近几年被称誉的“八千湘女上天山”。因为她生性活泼，又长得眉清目秀，便被安排进了文工团。她曾寄回来一张穿着军装的照片，那飒爽英姿让我羡慕不已。后来她与一名军官结婚，就调到所在连队改行当卫生员，想来生活状况是不错的。到“文革”时期，姐姐扎根边疆已经十多年了，从来信中、报纸上……电影中，人们都知道新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荒无人烟的戈壁变成了塞上江南、美丽的绿洲、各民族团结的天堂。我的耳边响起了那首那个年代人人喜爱的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描写的就是新疆军垦的场景：“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朝霞映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啊呀勒，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舱。牛羊肥来瓜果鲜，红花如火遍草原。哎，来来来……”我对曹志华，还有下放靖县五四园艺场、一起返城的五中知青宋曼玲说了姐姐的来信，她们也高兴地要求与我同去。曹志华也充满着向往，希望成为一名骑马挎枪，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女战士。她们的态度更加坚定了我去新疆的决心。

　　去新疆路途遥遥，乘火车要走好多天，火车票价钱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哪里掏得起。当时，红卫兵大串联已经停止了，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只对一些串联到外地的红卫兵提供返回原籍的火车票，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因为我的五官和头发有点像新疆人，普通话讲得也还可以，她们俩就推选我假扮新疆红卫兵去要求返回新疆的火车票。没想到第一次“行骗”居然是马到成功，到手了三张宝贵的火车票。

　　我们兴奋不已地回家各自收拾行装，突然又想到当时外出盘查很严，一路上都要检查证明，没有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是行不通的，说不定刚刚出发就被押解回来……可是我们刚从靖县农村回到长沙，又到哪里去搞介绍信呢？

　　正是束手无策，无计可施，曹志华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我们在五中读初中时的班长简光复同学。简光复出身工人阶级，根正苗红，虽然成绩一般，调皮捣蛋，但因为出身好政治可靠，在学校时就深得信任。初中毕业以后，他直接进了长沙水泵厂，成了响当当的领导阶级，还当上了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算是见过世面、远近有名的人物。但是，简光复虽然自己出身好，却并不歧视和欺负我们出身不好的同学，跟我们几个一直都走动得勤。为人又特别讲义气，能够帮得到忙的事，在所不辞，尽力而为。加上他一直爱慕着曹志华，所以她一开口，简班长就满口答应想办法。

　　过了两天，简班长来到我家，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空白介绍信，下面赫然清晰地盖着一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韶山兵团”的鲜红大印。我们问他，这张珍贵的介绍信是如何到手的，他笑而不答、秘而不宣，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厂里车钳刨铣样样俱全，能工巧匠多的是，自己这个革委会头头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

　　拿到介绍信的我们欣喜若狂，小心地在介绍信上写明我们去新疆传经送宝，串联学习。只是在填姓名的时候，我们多留了个心眼，没有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真实住址。我们商定自己的身份是韶山中学的高中学生，现在是停课闹革命。因为如果暴露了真实身份，只要知道我们是假红卫兵、真知识青年，那就不仅仅是造假逃票的问题，要是再查出我们出身，一上纲上线，那就是犯了“假借伟大领袖的名义”、“打着红旗反红旗”招摇撞骗的大罪，关上几年都不算多。即使是文化革命当中，秩序大乱，知青的社会地位也还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我们只能刻意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隐瞒起来。没想到歪打正着，我们用“曹东英”、“宋继红。”

　　……“王韶燕”之类的假姓名在各地红卫兵接待站登记，借路费、伙食费，到了运动后期清理还款，凡是用真实姓名、住址登记的，都一一通知去交了钱，只有我们安然无恙。

　　临近出行的前一天，简光复、胡天培等几个原五中初六八级的同学特意为我们安排在天心阁饯行。想到我们这一去，海角天涯，山高水远，恐怕是难得再见了，大家都有几分依依惜别。还在读高中的胡天培强打精神，半是鼓励半是安慰地说……“你们先走一步，到了新疆好好干，到明年我毕业了，也到新疆来找你们。”

　　第二天到了火车站，那个人山人海，根本挤不进去。幸亏简光复的父亲正好在火车站的行包房工作，就领着我们从行包房直接进站，把我们和行李从窗口一个个塞进了快要开动的列车。

　　上了火车犯了愁，车上挤得满满的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不光是没有座位，连过道上、车厢连接处、行李架上都是人，气都喘不过来。去乌鲁木齐要八天八夜，这要我们如何是好。我们韶山红卫兵的身份在关键时刻帮了大忙，听说我们是毛主席家乡的红卫兵小将，车厢里各地的红卫兵肃然起敬，腾出一排座位请我们坐……他们自己钻进了座位底下，还一定要欢迎我们介绍革命圣地韶山，讲伟大领袖早年献身革命的故事。事到临头，身不由己，我们只好胡编乱造，瞎吹一通。好在他们对我们的身份深信不疑，听得眼都不眨。其实，那时候，就是把韶山吹得比泰山还要高，他们也会认为那是我们对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感情比天高、比海深的具体表现吧。

　　列车一天天往西北开行，我们就在拥挤的车厢里度过。饿了买个冷馍，渴了喝口凉水。想到姐姐在来信中说的：她和姐夫已经在风光秀美的边境城市伊犁安家定居，家家都有小庭院，种着葡萄、苹果，我的灰暗的心里就燃起了一线光亮。

　　列车一路烟尘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火车站，走下拥挤的列车，眼前的景象就把我们惊呆了。候车室里凡是能够容人的地方，密密麻麻坐着、站着、睡着男男女女的青年，他们的身后是巨幅的标语横幅：“抬头望见北斗星，上海知青想念伟大领袖毛泽东”；“我们要活命！我们要返城！”。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早几年从上海支边到新疆石河子的知青，周总理还专程代表党中央到石河子慰问过他们……提起他们的处境，他们就声泪俱下，哪里是我们听说和想象的那般诗情画意。

　　艰苦劳累、忍饥受冻就不说了，主要是连队管理简直是法西斯，动辄打骂关禁闭……逃跑的抓回来吊起来打。他们实在忍无可忍，就是绝食、卧轨、讨米也要回上海，死也要死在家乡。眼见为实，这一幕场景给初来乍到的我们一个下马威、当头一棒。走出候车室，冻雨夹着雪花扑面而来，零下二十多度。此时的江南已是草长莺飞，而乌鲁木齐还是朔风刺骨，积雪盈尺，衣着单薄的我们冷得牙齿打颤……突然，一颗流弹（长沙俗称“冷炮子”）嗖地一声从曹志华的脸旁擦过，吓得她把头缩进衣领里，半天不敢伸出来。

　　曹志华有个亲戚黄伯伯在乌鲁木齐八一农学院当领导，我们三人径直去找他落脚打听。黄伯伯在运动中已经“靠边站”了，听清我们的来意，劈头盖脑给我们一顿训斥：“你们这些没出过远门的孩子真是懵懂，新疆哪里是你们想象的世外桃源！不多说了，吃饱饭，休息一宿，赶快回湖南去！”商量了一晚，宋曼玲说：

　　“那还是靖县好些，至少是青山绿水。我们园艺场栽了好多橘子树，橘子树长大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她们两人又直接回了火车站。只有我还是心有不甘，想起在长沙和靖县的遭遇就不想回头，加上离姐姐所在的伊犁也不远了，一心想去投奔姐姐进兵团。一打听，去伊犁要翻过天山到北疆，路程还有一千多公里，不过……农四师在乌鲁木齐设的办事处倒是离得不远，可以找机会搭便车去伊犁。于是告别了同伴，一个人去了办事处。农四师办事处接待湖南人很热情，一位工作人员凑巧认识我姐姐，他悄悄告诉我：因为你父亲的缘故，你姐姐、姐夫正在挨批斗，你现在最好不要去！

　　原来我姐姐到连队担任卫生员后，因为经常要下基层巡弋，茫茫戈壁沙滩，地广人稀，连长不放心，经常亲自陪同护送。他是个甘肃汉子，憨厚老实，和姐姐相处时间一长，双方就有了感情，报告要求结婚，谁知惹恼了上级。因为安排八千湘女入疆是有长远考虑的，主要是解决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问题，而我姐夫只是个连长，级别不够。报告没有批准，另外给我姐姐指定了对象，我姐姐却坚决不从，铁了心要嫁给连长姐夫。不服从组织安排，这还了得！从此以后，婚虽是勉强结了，姐姐姐夫都没了好果子吃。同去的姐妹们升官的升官、转籍的转籍……调机关的调机关，只有我姐姐在连队一待就是几十年，直到退休，拿着微薄的几百元退休金。儿女都在当地就业，正是“一颗红心献青春，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

　　工作人员的悄悄话在我的耳中不啻晴天霹雳，震得我昏昏沉沉，不知不觉又走到了火车站，曹志华和宋曼玲要等下午的车，我本来是打算给她们送行的，上了火车话别，她们一边一个紧拉着我的手，不让我下车。正在拉拉扯扯，列车开动了……本来犹豫不决的我就被她们拖着又回了长沙。

　　七

　　从新疆回到我又爱又恨的家乡长沙，我的想法变了。既然逃到边疆仍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何不学孙悟空闹一遭阴曹地府。不过我和孙悟空的动机相反：孙猴子大闹阎王殿，是为了把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上划掉，得个长生不老、与天同寿。而我只不过一心想要把我的名字重新加回到我家的户口簿上去，过一个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

　　我随着哥哥加入了造反的行列。1967年的夏天，长沙造反派声势浩大，各地的返城知青也纷纷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例如“湘江风雷”知青支队、直属支队，还有“红一线”、知青造反团等等。各个组织联合行动，高喊着“我们要户口，我们要生存，我们要返城”的口号，举行了几千人的游行。造反派还迅速包围占领了当时的南区公安分局，要求给知青上户口。听到消息以后，我赶忙拿着家里的户口簿跑去，只见南区公安分局里已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都在争先恐后地排队上户口。我也努力挤进去，果然我的名字又上了家里的户口簿，还给我发了几个月的粮票。不过我当时高兴得太早，只过了几个月，造反派失势，我的户口又被注销了，我又被打回原形，还是个一无户口、二无口粮的返城知青。与我相同遭遇的返城知青还有不少。

　　我哥哥他们一群江永知青驻扎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他们都是有思想、写作能力很强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写出了大量的文章，诉说他们在江永几年遭遇的苦难。

　　他们的文章张贴出去以后，总是引来许多人观看，许多人一边看还一边议论，流下同情的泪水。他们还派人上访北京，恳求中央来人调查解决。

　　当时我总是跟在这些哥哥姐姐的身后，帮着写材料、贴标语、发传单。为了写材料，我也跟他们一起到韭菜园的农业厅招待所提审过走资派杨第甫。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担任湖南省委秘书长，分管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通过提审，我了解到湖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由来和一步步发展。据杨交代：20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由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导致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农村非正常死亡（明白点讲就是饿死）几千万人，许多地方劳力缺乏，田地荒芜，恢复很慢。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严重停滞倒退，虽然精简下放了一大批干部工人……但每年毕业的大批青年学生无法安排就业，所以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目的是解决城市待业问题。所以后来“知青办”也称为“安置办”。我感觉到决策者在考虑和布置国家大事的时候，“知识青年”只是一种将青年学生变成农民的美称，上山下乡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大约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做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过。

　　在这段时间里，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偷了公家的东西。因为身上的衣服太破，又没有钱和布票添置衣服，发现招待所的被单到处乱扔，就麻起胆子用一大卷标语裹夹着一床被单回了家，将被单染成青色，请裁缝做了套衣服。因为染色的技术太差，深一块、浅一块的，当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转眼到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要安定团结”、“斗批改”的阶段。革命委员会成立，部队介入“文革”，军宣队进驻，“地富反坏右”都被关起来，参加过“打砸抢”的人也都被抓起来审查。我大弟弟因为街道上无休无止来抄家，挖地三尺找旧社会埋藏的枪支弹药，忍无可忍和干部吵起来，推推搡搡中打了街道主任一拳，也被军宣队关押起来，说他是“阶级报复”，打得吐血。江永县也派人到家里把我哥哥抓回了江永，关了两年才放出来，究竟什么罪名我们至今不清楚。哥哥出来身体已经不行了，没多久得了败血症，又没钱治，1974年就过早地离开人世。街道干部还带人冲到我家来开我母亲的批斗现场会，说她是支持唆使子女造反的黑后台。他们进来的时候，母亲正在对着我父亲的遗像独自垂泪。

　　街道干部去摘相框，发现相框两旁我母亲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着一副挽联，上联是“子欲养，亲不在”，下联是“树欲静，风不止”。这还了得，这明显是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老右派、历史反革命鸣冤叫屈，立刻把我母亲拉出去关进了街道办的学习班。

　　八

　　斗的斗了，批的批了，关的关了，这就叫安定团结。只剩下我和小弟弟在家，早已揭不开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街道上天天催我快点回靖县去，我们一起下放返城的知青一个个回了靖县，只有我还是不敢回去。几年的生活经历和思考，使我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真实性质有了深刻了解，对于回乡继续劳动争取前途出路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又想起那20箱蜜蜂，我走后肯定是跑得无影无踪，回去怎么赔得起大队借的贷款，说不定还落个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不久又听说返靖的知青不少挨了批斗，下放在园艺场的我们五中带队知青孟铁强被批斗后投塘自尽，同学校同年级同下乡的朱稚黄因为反动标语事件被判了七年劳改……我就更不敢回去了。走也不行，不走也不行，老天啊，天这么宽，地这么广，怎么就没有一块容我们母子们安安静静生活的天地！

　　此时我的一个熟人魏老师来看我，平日里我们喜欢在一起谈论文学作品。她很同情我，劝我在长沙找个人嫁了算了，只要嫁了人，生活就有着落了。我看多了文学作品，想象中的婚姻应是纯真爱情的归宿，为活命嫁人那不是历史、人格倒退了好多世纪吗？魏老师费了好多口舌，要我好好想想，想通了去找她，临走前说……“你最好早点作决定，街道上逼得急，回下放地没有好日子过，留在长沙至少还可以照顾你妈妈和弟弟。”

　　正在思前想后，邮递员送来了新疆姐姐的信。信上问我怎么还没有去，说他们虽然受了点冲击，日子还过得去。姐姐还告诉我，近来内地跑去新疆的女孩子不少……他们连队许多老单身汉都讨了老婆。她已经帮我物色了一个年轻的复员军人，又能干，脾气又好。她已经把我的照片给他看了，男方很满意，答应给我做几套新衣服。姐姐还说，现在去还来得及，只要结了婚，马上就可以迁户口。要赶快……赶上今年分秋粮。

　　看着姐姐的信，我凄然一笑。又是嫁人，也是嫁人！看来我们返城女知青除了嫁人没有路可走了。与其嫁个素不相识的远方人，还不如听魏老师的劝，就在长沙找个安身之处算了。晚上去了魏老师家，她很高兴，夸奖我识时务，说：“现在女知青要想嫁城里人还不容易，听说过长沙给返城女知青编的顺口溜吗？‘不是不爱你，吃不起黑市米（指通过非正常渠道购买的高价粮食）’还幻想什么白马王子，面对现实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她要我第二天晚上再去一趟……只说是借书，不说别的。

　　第二天晚上，我如约而至，看到她家坐了个青年人，上上下下打量我。隔天，魏老师高兴地来报信，说昨晚那个人看上我了，问我的印象如何。我说15支光的电灯（即15W功率的白炽灯泡）灯光太暗，没看清楚，好像蛮成熟老练，有文化，但不像干部也不像工人。魏老师说：“你们今晚自己见面谈吧。我可没有介绍你是知青，只说是我们学校代课的音乐老师。”

　　晚上会面，我竹筒倒豆子什么都交代了。他也谈了他的过去：他姓彭，读中专时划为右派，后来中央有指示，中专学生不划右，毕业时甄别摘帽了。他先被分配进厂当技术员，后来被精简回了长沙，现在区办厂子搞技术，机械制图、车工都来得。父亲已过世，哥哥已成家，他因为历史原因，又高不成低不就，快三十岁了还未成家。母亲与他住在黎家坡自己的小房子里。他表示不嫌弃我的知青身份……那是社会不给我机会，愿意带我到社队企业学技术，还可以带我弟弟做徒弟。

　　我感觉他和我有相似的不幸，应该有共同语言，对家里也会有帮助，就下决心跟随他去闯荡江湖吧。

　　1968年秋季，对造反派开始了大规模的秋后算账，街道干部威逼我立即回农村，母亲和大弟弟还关在学习班，我只好去找才认识几天的彭商量。彭建议我躲到他家去，跟他妈妈睡。我再一次横心离开了空荡荡的家。半个月后，母亲从学习班被放回家，听我说了彭的情况，她坚决不同意。我急了，说同不同意都是木已成舟，我是走投无路，只有认命了。母亲叹息着对我说：“你执意要走这条路，妈妈也不能拦着你，要怪只怪你的父母对不起你了。唉，昔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进了人家的门，你的心气不要太高了。”

　　于是便跟彭某约好去领结婚证。当年领结婚证必须要有男女双方单位的证明，我是个“三无”知青（无工作、无户口、无居民粮）到哪里去打证明？好在彭有化工知识，买来草酸和氧化剂，找到一张盖有公章的信笺纸，将纸上的字迹褪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为避免碰到熟人，我们特意去了北门一个街道办事处，凭着这张证明，街道民政办同意打结婚证。手捧红宝书，先对着毛主席像高唱《东方红》，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三鞠躬，礼成。假证明换来了真结婚证……这年彭29岁，我19岁。

　　从此，我与彭一起开始了到处讨生活的流浪―长沙俗称“打机械流”，也就是到株洲、岳阳、汨罗、湘潭等各地公社、大队的农机厂去打工或接些加工业务。彭通过朋友关系，将我的大弟弟介绍进了府后街的湘江模具厂任当家钳工，他在那里工作到退休。婚姻给我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在流浪期间，我练就了一手好技术……描图、车工、钳工都来得，我也遇到很多江永知青，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在跑江湖，许多成为当时社队企业的技术骨干，不过他们的户口仍在江永，他们的身份仍然是知青。

　　九

　　生活向我打开了另一扇门，通向一条更加艰辛的小路，我料想不到婚姻竟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彭是一个有多面性的人，不幸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早年划为右派。

　　失去正式工作，以及以后多次运动挨整和牢狱之灾，对他的性格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多次的恋爱失败更使他不再相信人间有真情。一方面他脑子活泛，许多问题我们有相同的看法，而且他对家里的生活来源是负责的，随着孩子一个个降生，生活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他并不叫苦，总是想方设法去挣钱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但另一方面，相处不久我就发现他是个性格暴躁、缺乏修养的男人。婚后不久，我们同去看电影，他要我拿着他的手套，出电影院后发现手套只剩下一只，他大发雷霆，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引来很多人围观。我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滚滚滑落，真恨不得在地上打个洞钻进去。冬天我洗完脚后顺手将自己的袜子带进寝室，没有注意他的袜子还留在洗脚盆边，他又是一顿骂，顺便给我上一堂“夫权”课：“以后你的任务就是伺候好我娘和我！”我从小被父母珍爱，从未挨过骂。父亲的传统家教也很严：笑不露齿，坐不摇身，语不高声……母亲则用一些西方文化引导我：要忍让，别人打你的左脸，应该将右脸也伸过去，原谅宽恕别人，感化别人。在我当时那种“黑市堂客”倒流城市女知青的身份下，既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经济地位，我能做的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彭的父母都是贫苦出身，大字不识。他父亲旧社会经营些小买卖，解放后公私合营进了单位，已经过世了。母亲刘氏一双小脚，虽不识字却非常精明。她在旧社会受过婆婆不少气，如今多年媳妇熬成婆了，对我这个知青媳妇、黑市堂客家规更加严厉。我每次回娘家，她都要毫不客气地检查我的提包，看是否夹带了东西……家里规定由男人专用的脸盆、提桶、脚盆甚至晒衣竹篙，女人是不准乱用的。

　　我初过门不懂规矩，第一次洗澡正在用香皂擦身，她冲进来就是一顿大骂：“男人洗脸的香皂你拿着洗下身，你太不要脸了！”骂得我半天回不过神。还有一次她把自己的袜子剪成碎片，当着我的面撒了一地，我不敢问缘由，彭回来一起分析，才想起是彭为我买了两双尼龙袜没有给她买。以后，彭凡是给我买东西，必定为娘同样买一份，不管需不需要。

　　自己酿的苦酒只有自己咽。婚后第二年生下大女儿，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彭与别的女人有染。原来彭在婚前已是情场老手，婚后依然拈花惹草。我当时不懂世事，把夫妻相互忠诚看得比命都重要，我歇斯底里大哭大闹，跑去打了那女人一巴掌，还愤怒指责彭的不忠：“我哪点不好，你要如此？”想象彭应该会赶快检讨保证，下不为例。谁料他却轻松地说：“你没什么不好，但再好也只是碗红烧肉，我总不能天天吃肉，间常也要吃点小菜嘛，这是我们男人的特权。”

　　停顿一下，他反过来指责我：“当年要不是我收留你，你早就饿死了。你现在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你还不满足要怎么样？”

　　他的话深深伤害了我，我开始厌倦这场婚姻，打点行李准备离开他回靖县去。可是我母亲阻拦住我：“你既然已经生下了女儿，就是牺牲自己也要带大孩子，怎能一走了之呢？”看着襁褓里的孩子，母亲的话震住了我，让我记了一辈子。我明白我和彭终究不是一路人，但为了孩子，我现在还不能离开他。直到四个孩子都成年且事业有成以后，我才认真地为自己考虑。看到我提着行李又回来了，彭当时更认定我离开他会无路可走，从此也就更加轻视我了。

　　生下大女儿后，因为彭和婆婆都不满意，我自己又不懂避孕，接二连三地生下三个女儿，婆婆的脸色就更难看了。好在三女儿刚满月，就又怀上了老四。“文革”期间宣布对“二十一种人”实行专政，摘帽右派也属于“二十一种人”。20世纪70年代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历次运动彭都是挨整的，被戏称为“老运动员”。

　　1974年全国开展批判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市工商局打击办硬说彭的个体劳动自由职业是投机倒把，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报公安局逮捕关押，巡回游斗几十场。关押到1975年，要求我们家属积极退赔减轻处罚，我们把所有的家具、手表、好一点的衣服都交给“打击办”，还说不够，他母亲只好忍痛把住的私房房契也交上去了，共折算了两千多元……结果正式宣判时，认定他从1963年精简回长沙到1974年被逮捕前，个体劳动都未经批准，定性为投机倒把；历年收入估计应有两万多元，全部定性为投机倒把收入，因为只退赔两千多元，故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宣判的第五天，老四降生了，这回是个男孩。但我们一家很快被扫地出门，因为彭家的私房要没收，抵判决的违法收入退赔款。婆婆被他大儿子接走了，我生孩子还没满月，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一个，一左一右各牵一个，拖着四个孩子投奔娘家。沿街人群观看，啧啧连声，我此时眼泪早干了，脑袋也木了，机器一样往前走，忽听得大喇叭里在播放《洪湖赤卫队》里韩英的唱段：“彭霸天，丧天良……霸占田地，强占茅房，把我的爹娘赶到了洪湖上。那天风雪纷纷下，我娘生我在船舱……”我突然笑起来。六岁的大女儿佳佳仰起头问我笑什么，我说：“不要怕，外婆的小屋就是你们的船舱呀。”母亲当时正因为我江永哥哥的早夭而经受着老年丧子之痛，怕我得神经病，反过来赶紧安慰我，我们娘娘崽崽就挤住在母亲八平米的小屋。我的小弟弟正在制鞋厂当学徒，就去同事宿舍搭铺了。彭被判刑入狱后，彭的亲戚对我们母子避之犹恐不及，连我寄存在他哥哥家的一台缝纫机也不肯还给我，他们甚至劝我把孩子送掉几个。只有彭的母亲心疼孙子，还时常来看看。在最困难的时候，只有我的母亲坚定地支持我，她说：“孩子多不过就是煮饭多放一瓢水。哪怕去讨米，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小儿子满月后，我找到城南路办事处要求解决户口和工作，管事的书记说，根据我的情况，应该遣送我回原来下乡的农村去。我答道：“那好！不过，四个孩子我就交给国家负责了。”书记沉吟片刻，关切地说：“其实知道你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都说你是个好妹子，就是没嫁对人。这样吧，先到居委会的纸箱厂做临时工，改天我们签个意见，去派出所申报户口吧。”此后我就进了居委会工厂，几娘崽总算有了我每月30元的合法工资收入维持生活。母亲看着家里实在太挤，我负担太重，带着我两岁的三女儿到新疆姐姐家住了几年。

　　我一边工作一边跑户口，到1975年底，城南路派出所终于同意为我向南区分局转报。这时必须从靖县办理户口迁出手续。我又要上班，又带着几个孩子，如何走得开？婚后我一直不好意思，有意回避与所有知青同学的联系，只听说回去的知青除了少数由父母单位带指标去招了工，大多数自找门路“转点”到了老家农村……也不知是否有哪个同学还留在靖县。急中生智，写了一封求救信，信封上只写……靖县飞山公社塘湖大队长沙知识青年收。我的希望没有落空，这封信落到了与我同时下放、当时还在洪家冲生产队的周学礼手上。他看了信马上帮我跑到公社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公社开始不同意，说要我自己回去，先把这么多年的一些事情讲清楚。周学礼回答说：“那好，只不过她会要带着四个孩子来，先把户口上到你这里。”公社秘书一听急了，赶忙开了迁移证。我收到他寄来的这张对我至关重要的薄纸，激动得几夜没有睡着。

　　可是，迁移证交到派出所后，盼星星，盼月亮，又盼了半年还没有批下来。一打听，有人告诉我，上次是以服刑罪犯家属的身份上报的，上面不批。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离婚，以知青病退回城的理由重新申报。这个主意让我心里开了锅……彭是受害者，我们无论感情好坏总算患难夫妻，他又是为了家庭生计获的刑，如果我提出离婚，别人肯定说我不仁不义，彭也可能恨我一辈子。但是，想来想去，没有两全之计。纸箱厂很快要解散，我没有户口以后再去哪里找工作？孩子们一天天大了，没有户口以后怎么读书入学？容不得瞻前顾后，一咬牙向南区法院提起了离婚诉状。法院很快就下了离婚判决。我再次写信给周学礼，请他再帮忙办知青证明。终于，1977年3月，派出所通知我去上户口，我长达12年的知青生涯终于结束了。我给儿子取了“四立”这样一个没有诗意却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他是第四个孩子，在他出生以后，我们才立了户口。他比三个姐姐都幸运，才一岁多就再不是“黑人”了（指没有合法户口登记的人口）

　　就在这一年的十月，文化大革命永远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是祸国殃民的十年浩劫……我家被没收的房屋于1985年落实政策退还了，省参事室也按干部遗属待遇开始给我母亲发放生活补贴。彭也于1983年被宣布无罪释放，那时《国家赔偿法》还没有制定，八年冤狱没有赔偿一分钱。生存的压力和抚养孩子的责任使我们选择复婚，共同创业。当事业小有成绩，孩子们长大成家了，我们就像摆脱了压力的生命气球，飘向各自向往的彼岸。彭去追寻他的美色之恋，而我终于摆脱知青生涯带给我的屈辱婚姻，找回自我。

　　母亲于1989年病逝，与父亲合葬于金盆岭。2002年，王氏家族的后人们齐聚金盆岭寝园，祭奠我父亲的百年诞辰。每年的母亲生日和清明节，我和弟弟以及我们的孩子们都会去祭扫。我们和孩子们创立了几家民营企业，每年向国家上缴数百万元税金，并容纳了一大批城乡人士就业。我去年以知青身份办理了退休养老社会保险，至今人退心不退，仍继续担任行业协会副会长职务，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天亦有情，我孑然一身度过几年寂寞的日子，2004年，初恋情人遭遇经济纠纷，妻子离他而去，我利用江湖经验与社会关系帮他解困。有情人终成眷属，初恋情人历尽坎坷终于又走到一起，相依为命度晚年。我相信，这辈子除了死神恐怕不会有什么人间的力量能够把我们再分开了。晚辈们对我们的选择都非常理解……子女孙辈时常与我们团聚，笑语满堂。直到晚年，我终于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回顾往事，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无愧于社会，无愧于父母，无愧于子孙！

　　我们有着几十年友情的靖县知青战友仍然经常聚会，虽然我们的容颜随着岁月无可奈何地慢慢老去，但我们的心灵永远是不老的知青。今天我们欢笑着，呼朋唤友，明天我们也一定会互相搀扶着，笑看夕阳！

　　只是偶然我会从噩梦中惊醒，梦中有人又要把我和孩子们赶到农村去当知青。我有时也会梦见，我徜徉在北京的某条胡同小巷里，在那百年古宅厚重斑驳的大门前，叩响了锈迹斑斑的门环，耳边传来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歌：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作者简介

　　王时燕，女，1949年3月出生。1965年于湖南省长沙市第五中学（现雅礼中学）初中毕业。1965年9月下放到湖南省靖县飞山公社。1968年返城嫁人，以“黑人”身份留城。1977年户口迁回长沙，进街办工厂。1983年从街办工厂辞职，从事个体经营。1994年―2008年进入城市出租汽车行业，创办长沙市鹏程出租汽车公司。

　　现任长沙市城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