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9、南江纪事

　　何隆华

　　川东北，大巴山南麓的南江县，自古苦寒之地。上个世纪1933年，呼啦一声成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腹地，“干人（穷人）闹翻身，分田、分地、分粮、分房子、吃饱饭”等当年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红色苏维埃书写的标语，在大山的崖壁上还随处可见。“文革”前的1964、1965年，1174名十五六岁不谙世事的孩子被送到这里，分散安排在南江县59个公社办的农、林、牧场里。他们来自重庆市南岸区和北碚区，大多数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够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我就是其中之一。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大山以它固有的荒蛮和饥饿在社办场干部的助虐中，突然向这些远离父母的城市少年展开了生活最严酷的一面。

　　人最害怕没有希望，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人基本没有自由的年代里，这批孩子从娘胎里出来就被打入了“另册。”

　　……要求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或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限，到大巴山的贫瘠山区去扎根务农，脱胎换骨。其实他们在城市并没有受到什么教育，到农村后甚至连当地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也没有，不能读书、不能参军、不能被招工，甚至不能投亲靠友、拜师学艺，只能在远离家乡七八百公里的大山里挣几分钱一个劳动日的工分。”

　　大巴山的雨季是漫长的。1964年秋天，从9月中旬开始，连续下了两个月淅淅沥沥的秋雨，我所到的南江县黑潭云顶山社办场临时搭建的茅棚里里外外都是水，蜗居其中的我们被浇得个透心湿。早上天刚亮，公社驻场干部就敲响挂在树上的铁轨，催命般把我们赶到山上，套着沾满泥土露出脚趾的破鞋，身材瘦小的知青（当时笔者身高不到1.5米，体重不足40公斤）艰难地在泥泞的山地里劳作，耳边不断传来公社驻场干部的大声吆喝：“一来趁早，二来趁饱，莫要偷懒。”少得可怜的一顿午饭要半下午才送到地头。天黑收工后，知青还要饿着肚皮，背一百五十斤重的窑柴在泥泞中爬行几十里山路回家。

　　当时劳动一天的工分就值八九分钱，还因为林场管理混乱，年终从来兑不到现。

　　这样的日子知青们并不感觉得苦，苦的是他们当中一些人为了早日“脱胎换骨。”

　　……在干部怂恿下打小报告挣表现；苦的是领导宣布要在这“广阔天地”里扎根。

　　开花、结果，永远不要想回家；苦的是这样的生活似乎永无出头之日。

　　大山的冬天总是来得早，雨季刚过，山风夹雪，刀子一样刮得饥肠辘辘的少年东偏西倒。在家心比天高，出门命比纸薄，眼泪只能在眼眶里流淌。买不起照明的煤油，漫长的冬季夜晚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收紧捆在腰间的草绳，蜷缩起冻得发抖的身躯，窜到邻近农家的火塘边去烤火。

　　1965年，南江县整顿社办场，县、区组织的工作组下到各公社。正直区8个公社林场“表现不好”的知青被通知集中到菩船公社办学习班；邻近的长赤区红光林场揪出了15岁的“强奸犯”陈春明，宣布逮捕法办（此冤案达县地区公安局1978年5月8日才通知否定撤销，详见杨兴全文章《凋零的花季少年》）南江县安置办公室杀鸡给猴看地向全县59个社办场发出整顿通告。工作组向农民宣布：知青是来接受改造的，谁要不好好劳动调皮捣蛋，就把他一根绳捆起来送到县上。不少林场的男知青被吊打、被毛整，有的女知青甚至被强奸。“文革”开始后的混乱日子里，山里的丛林原则撕碎了一息尚存的城市文明和孩子们尚未形成的道德底线，旷日持久的饥饿和寂寞终于使他们失去了耐心和是非观念，当地淳朴的山民也成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发泄对象。他们成年累月地在打群架、被批斗、逞凶……偷鸡、摸狗、扒窃和百无聊赖的绝境中抛掷着无价的青春。

　　有儿不用教，“通南巴平”走一遭

　　南江县与巴中县交界处有一片苍莽的群山，其中圆顶子（现改名云顶）土地垭……方家山、龙耳山，九重崖（当地农民叫撞鼻子崖）是这片群山中海拔最高的地方。按照当时“林场办在山头，不与农民争地”和“越是艰苦越是安置知青扎根的好地方”的原则，正直区8个社办场大都办在这些山顶上。山上气候多变，一年中大半年都在下雨，云多、雾多、湿气大，衣服总是湿漉漉的。山上道路陡峭，“看到屋，走得哭”，“两山喊话能见面，相见得一天”。山上土地贫瘠，石头多，地少，当地农民主要种植包谷、红苕、洋芋，靠的还是原始的刀耕火种。

　　俗话说：“养儿不用教，通南巴平（指通江、南江、巴中和平昌四县）走一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通南巴平地区被称为饥饿之乡毫不夸张，落雪天能够披蓑衣穿棕靴出门的算家境好的人家。好多社员一家人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谁出门谁穿，十几岁的大姑娘衣不蔽体躲在家里火塘边烤火。农民买不起煤油，晚上烧松光（松树的油节疤）照明。赶场天到供销社称盐的农民，大多数只买得起二两一包的分零盐。绝大多数农户家中唯一的鼎罐或者铁锅里一天两顿煮的不是粮食，而是红苕叶、胡豆叶、萝卜叶和一些不知是什么植物的叶子，黑糊糊的一大锅。

　　有一次，我们来到当地一个农民家里，看见衣衫褴褛的一家老小正围在锅边，赤身裸体的大小娃儿眼睛盯着锅里，嘴边吊着涎水，只等大人说一声：“可以吃了……”就你一碗我一碗地狼吞虎咽起来。抢完，娃娃们挺着被这些植物叶子撑得发亮的肚子到泥泞的地里玩去了。我们知青们虽然饿得心慌，看到这场面也感到心酸，转身准备走开。

　　“知青莫走！”老农说着，捧出藏在里屋的稀饭，无论如何要从远方来的知青吃下。知青们三下五除二把稀饭倒进肚里才发现碗底藏着一片农家做油的腊肉。这时，老农吧嗒着叶子烟，脸上露出为自己杰作而得意的诡笑。

　　离开大巴山许多年了，我仍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饥饿的滋味：那是一种注意力长时间不能集中的心慌和总是有什么小虫子在啃噬自己的内脏和肠胃的感觉。2003年，我和单位一帮年轻人去珠海、广州一带公费旅游。用餐时，鸡鸭鱼海鲜啤酒让大家酒足饭饱，一盘油腻的沙河炒粉动都没人动。我拿过来开始吃，突然大家都不讲话了。我一抬头，年轻人全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说：“何老师真能吃。”我解嘲地说：“我十一二岁身体发育时遇到灾荒年，十五岁下乡当知青饿饭，二十四岁回城前基本没吃饱过饭。”虽是戏语，倒是实情，这么多年了总是看不惯浪费粮食。

　　光P股滚澡

　　下乡后的第一个夏天，知青们还不习惯光着P股在黑潭河里滚澡，便穿着内裤跳下河，当地人里三层外三层围在岸边看热闹，“哼！知青小衣（当地人称裤子为小衣）二个二个地穿，可惜了呗。”

　　日子长了，知青们终于明白了山民的叹息。跟在妇女身后割麦子，不小心一抬头就看见妇女衣服下硕大的白晃晃的P股，不醒事的小知青悄悄捡泥块扔向白色旁边的“筷子篼”，引来农妇的厉声叫骂：“啥起马子事得，哪车打来的！”（这是当地骂人最厉害的话）后来才知道山里的农民无论男女都是不穿内裤的。

　　不会过日子的知青哪里晓得，扯布做衣服不仅要钱还要布票，而按人头配给的布票农民是要悄悄地拿到黑市去卖掉一部分，换成钱补贴生活的。所以，当地农民一般几年才做一次衣服，睡觉时衣服裤子全脱光，叫做“打细困”，说是怕衣服在篾席上磨坏了可惜。

　　当时通南巴平几乎所有的乡场上都有一家特殊的行当――漂染店。农民春节卖了猪儿，买来半匹白布就到这店来染成统一的深颜色，一家大小，男女老少一人做一套衣服过年穿。春节期间，穿着这种低劣染料制作服装的男女老少成了赶场天一道奇怪的景观：裤子全部不分正反两面穿，叫做“称砣包包二马驹”（短及小腿）据说这样耐穿省布。

　　人工调配的染料深浅不一，基本上是一家一种颜色，恍眼看去乡场上仿佛行走着八国联军。不过这也有好处，谁家的孩子走丢了不用着急，按颜色找去就行了。

　　当然，穿着这样的小衣是不能下河滚澡的，因为这种染料染的衣服见水就掉色，既污染河水又染花P股，所以当地人都光P股下河滚澡。

　　偷盗

　　现在人们提起当年的知青，似乎都是偷鸡摸狗之徒，事实上偷盗之事有之，但既不是人人都参与，也非下乡的全过程都有发生。我们刚下乡时，国家供应一年的口粮，但必须每月派人下山到粮站去背米。黑潭林场19个知青（14男、5女）的伙食由公社派来的一名叫陈官忠的会计管理，陈是林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会计（场管会主任是公社副书记，副主任、场长张朝万倒是个好人，没文化一字不识，场里的事务基本被陈把持。陈一家人常住林场办在公社河边的纸厂里，从来不上山到林场。陈委派一个叫王正富的知青（工人家庭出身）负责知青的伙食，陈每月买好米就通知王派另外的知青下山去背。我们劳动了回来，只感觉到饭越来越少，菜基本没有，米汤里面撒一把盐就是菜。后来，饿得实在不行，知青江志胜和赵成真就为了争夺那点撒了盐的米汤，竟在厨房里打将起来。江志胜端起抢到手的米汤钵，赵成真手持铁锅铲说：“一人一半。”江不依，赵手中的铁锅铲就对直戳了上去。笔者闻声赶到时，只见江志胜还端着红白一片、面上全是鲜血的米汤钵不肯松手。这些年来，每当知青聚会，看见两鬓斑白的江志胜喉咙下前胸上那两寸长的暗红色终身伤疤，联想到现在餐馆、高校食堂随处可见扔掉的食物，我真不知道该为我们当年的争夺说什么。

　　高强度的劳动，每天少得可怜的那么一丁点包谷饭，十五六岁身体正在发育的知青们白天走路打偏打偏的。晚上，饿得实在撑不住时，有些胆大的知青就去搞“袭击”。他们在电筒上蒙上一块黑布，黑灯瞎火摸下地，地里有什么偷什么，甚至刨出泼了粪的红苕母子，回到寝室里，关上门，连夜连晚架起脸盆煮来吃。

　　一天夜里，我们林场的知青又下地偷吃的，吃完还不够，又准备出门。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说话，打开门一看，门口虎视眈眈站着几个山区大汉，每个手里拿着一根粗大的柴块子，后面还围着一群妇女、儿童看闹热。知青们纷纷抄家伙准备打架。相持了几分钟后，一个姓侯的大汉叹了口气，粗声粗气地说：“你们知青为什么要偷我们地里的东西，庄稼嘛，只要你开个荒，种上它，就会有收成，自家就可以正蓝齐白地砍来吃了嘛！”说完摇摇头转身离去。另一个妇女走进来悄悄说：“你们知青何必去偷嘛？开点荒，种点吃的，公社又不好批判你们搞资本主义的。”其他人也慢慢离去。农民几句简单的语言，居然说出了一个颠覆不破的人生哲理，这是若干年后，知青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慢慢领悟出来的。

　　直到“文革”开始，知青江志胜、贺亚伦、李大发、赵成真等到南江县城参加了“知造司”，带了枪回公社，才弄清楚林场会计陈官忠勾结王正富贪污克扣知青口粮的事实。陈每月把19个知青的粮油从粮站足额称出，然后卖掉一部分，拿一部分回家去，再通知王正富派知青下山来背。王在山上又卖掉一部分，并用卖米的钱回了一次重庆。公社街上和林场附近的农民都证明从陈、王手中买过林场的米和菜油。更为严重的是，公社的大红人、早有家庭的林场会计陈官忠不仅贪污了知青的补助款，还以吃食和留在公社街上林场纸厂做轻工作为诱饵，居然先后把林场5个不懂事的女知青全部都哄上了床。

　　水红籽

　　几年前，我随单位到九寨沟旅游。正在欣赏清澈见底的河里横七竖八的圆木时，听到一个同事喊我：“何老师，你认不认得到这些植物，好好看咧！”我转身一看，久违了！河滩上长着一大片我熟悉的、结着小小红色果实的荆棘，虽然至今我都不知道这种植物的学名是什么，但是它那酸酸带涩的滋味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距黑潭公社10公里左右的花桥河边和大山的小溪畔，到处生长着这种结红色小果子的荆棘植物，当地俗称水红籽。社员告诉知青：“莫小看这些水红籽，灾荒三年当主粮，救了不少人的命。”1965年我们在花桥河上的九重岩上挖干田，收工歇气时，饥饿的知青和本地场员们都争先恐后到花桥河溪边去摘水红籽吃。这种荆棘植物长满了刺，采集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我们一边采，一边吃。由于它的果实很小，我们好像越吃越饿。于是就有知青提议去把砍刀拿来，砍倒一片，提到石坝上去一阵抖，然后用扫帚把红色的小果果收集拢来。当时好像吃够了，可是回家就开始吐清口水，一汪一汪地吐，小便都是红色的，最后翻肠倒肚，四肢发肿，头重脚轻，起不了床。所以，我记住了它那酸里带涩的滋味。

　　我因吃多了水红籽，上吐下泄，浑身发软地来到公社邮政代办所，想给家里寄封信要点粮票。头上包着白帕子的邮政代办员谭兆孟说：“老何，听说你们知青早晨起来站成一排，嘴里搞得白泡子翻翻的，是不是真的？”他一边问一边用黑指甲从嘴里黄牙上刮下牙垢来粘贴信封上的邮票。我说：“那是在漱口呀！”他说……“嘴巴是吃饭的又不是茅坑，涮什么涮！我看你们还假得到几天。”一些好心的大嫂也围拢来劝和我一起赶场的知青：“当什么虫钻什么木，你们知青赶场就背铺盖衣服到河里洗，还做什么活路？下了乡就要像农村人那样过日子，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莫刷口，铺盖衣服染成黑的，省得洗。”

　　2004年，我回访黑潭，当我到公社邮政代办所原址打听谭兆孟时，一个时尚的小青年推门出来，他穿着名牌T恤衫牛仔裤，头上一撮头发染成金黄色，正是谭兆孟的孙子。想起当年那些从不出远门、头上捆着帕子、身上穿着一圈圈汗迹破烂黑衫的山区父辈，意识到早已星移斗换。

　　上个世纪的1959-1961年，身体正处于发育阶段的老知青们（大多十一二岁）不幸遇到“人造荒年”。他们在城市里吃过松毛（松树叶）蕨根、发酵的糠壳。

　　小球藻等代食品和革新饭（把米反复浸泡，反复蒸煮，一斤米煮出了十几斤，于是推而广之的饭）因饥饿得过水肿病；看到过街上打“抓精”（当时对站在街上冷不防抓了别人的食品，吐些口水在上面，任凭别人拳打脚踢，只顾把抢来的食物塞进嘴里的人的俗称）忘不了那些蓬头垢面站在餐厅、食堂里等着舔碗。

　　舔盘子饥饿的人们。到南江后，食品更加匮乏，随着身体的发育和对食物需求的增加，他们对饥饿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我曾经试图把水红籽的故事讲给我14岁读初二的女儿听，因为她也快接近我下乡的年龄了。可是她正烦她妈妈想她长好身体，成天要她多吃点东西。她居然说：

　　“水红籽肯定很好吃，你带我到南江去吃嘛！我最不喜欢吃家里面这些东西了。”她还说，有一天她下楼，听见楼下的小妹妹在和家长吵，小妹妹恶狠狠地说：

　　“你们现在一天买些鸡蛋、水果来牯倒我吃。等我长大了，也去买些鸡蛋、水果来牯倒你们吃，看你们啷个办？”“你们这些家长一天就知道要娃儿多吃东西。”女儿的这番话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区级干部待遇

　　机关工作20年，印象最深的就是讲究级别、规格和待遇。这一整套讲究被组织部门提高为干部“讲政治，懂规矩”的基本素质。倘若哪一次你一不小心，马虎了……恐怕够你一辈子受用。什么级别，出行接待是什么规格，享受什么待遇，倒是无可非议。但是，机关内还有很多潜规则。比如讲话，要按级别排序，级别最低的先讲，然后按级别顺序，观察着在场最大官的脸色变化依次发言，最大的官最后总结时，不管他说什么，大家都要作认真记录状，并且不断地点头。走路，一定是官大的在中间最前面，其余的人根据自己的级别，走在适合自己级别的位置上，一定不要走快或走慢了。本人有一次在电梯里，事急又站在电梯的门口，电梯一到，跨步就想出去。突然听到有人哼了一声，抬头正看见区委伍副书记严厉的目光。我马上躬身弯腰，让伍书记领头，其余官员按级别顺序鱼贯而出。后来……一般情况下，我就不乘电梯了，干脆走路。由此，我回忆起40年前的大巴山，在那些年代，其实屙屎擦P股都是要讲级别的。

　　在贫瘠的大巴山土里刨食，肥料是最宝贵的（当时还很少用化肥。一般人大小便都要夹回家去。知青们刚来不知道，赶场天内急了满街找厕所，农民说全区只有一个厕所在区公所，于是闻其味而寻去，终于在一个猪圈旁边找到区公所的专用厕所。进门就看见墙上挂着一个竹筒，里面装着一些小竹片，旁边还写着“请节约使用”等字样。原来是区公所的老炊（炊事员）分管此事，煮饭之余就为区级干部方便准备大便后刮P股的竹片。

　　享受了区级干部待遇后，知青们才弄明白，各公社办的舀纸厂生产工艺非常复杂……先把竹子砍下来放在池子里用生石灰浸泡几个月，再捞起来用牛拉着石碾子反复碾细，然后倒在木盆里搅拌均匀，榨压后用帘子一张一张的舀，接着还有砸干……裁角、揭纸、晾晒、收衣等等复杂的手工工序。社办舀纸厂的收入是当时各公社重要的财政收入，这种土法生产的又硬又厚的草纸全都得卖给供销社，供县以上的干部享用。区里干部用竹片，公社干部用树叶，农民的娃儿屙了屎一般唤狗来舔。这种事情知青们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习惯。

　　现在的读者读到这一段文字，也许认为是天方夜谭，经历过40年前那种社会生态环境的人对此一定不会陌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森严在50年时间里进一步发酵和强化。级别突出的是官本位，而官本位带来的是你想象不到的诸多好处。于是乎，乡变镇，县建市，市争直辖；歌星授中将军衔（相当于省部级干部）和尚定级别，社会各业争级别，中国终于变成了一个追名逐利的大染缸。

　　莫得思想也莫来头

　　“文革”期间，“灵魂深处闹革命，在三大革命中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是人们叫得最响的口号。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收工之余都要深挖思想。

　　知青中有一少年，下乡时尚未满十四岁，小学都没读完，因随哥哥下乡，也获街道办事处批准。这娃在学习中无论如何也弄不懂思想为何物。

　　大概是年幼不耐饿，在漫长难熬的夜晚，他总是深夜两三点钟悄悄�上鞋溜出门去。时间一长，引起大伙注意，于是跟踪，发现他在偷吃猪食。原来他每天煮猪饲料，到保管员处领来定量包谷面掺进黑糊糊的猪草煮时，并没有搅拌，而是等到夜深人静时就独自去享用那人间美味。

　　真相大白，群情激愤！偷吃猪食就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在无数次深挖思想、查找根源的学习批判会上，巴山战友们纷纷上纲上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要脚踩污泥，眼观全球，放眼世界。全世界劳苦大众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全人类、缩小三大差别就全看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了，你如何能做出这等丑事云云。

　　终于，小崽儿被弄得疲惫不堪，情急之中居然背诵出一句毛主席语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蔬菜瓜果。”小崽儿还说，我们不论忙时闲时，一天只吃两稀，还要定量不管饱。这下激怒了干部，他们大声武气地斥责道：“乱用毛主席语录属现行反革命，找根烟绳把你吊起来！”随后气势汹汹地要小崽儿深挖思想根源：“你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思想？”小崽儿也急了：“我脑子里莫得思想也莫来头！”这句南江方言，反把当地干部弄懵了。思想既有好孬之分，就有有无之别，如果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思想，你批判他什么？在大伙的哄笑声中，干部瞠目结舌。

　　五个窝棚一锅端

　　刀耕火播、广种薄收是20世纪60年代山区的主要生产方式，在“向荒山要粮食。”

　　的鼓噪声中，人们寒冬腊月背着红薯和被盖上山了。手持砍刀剃头似的把一个个山头的树木全砍倒，春天再沿山脚一把火，今年烧这几匹山，明年烧那几匹山，谓之轮种。烧山后开始点包谷，每人背个笆篓，里面装着拌有桐油柴灰的包谷籽……为了在陡坡上站住脚，左手抓住尚未烧焦的草根，右手紧握点锄，啄个洞丢几颗包谷。一个山头通常只能收大半背篼七长八短的包谷，且要在齐腰的荒草中去寻找，粮食可是比命还金贵。

　　为了不让野兽糟踏这宝贵的收成，人们隔几个山头便用茅草搭个窝棚护秋。于是到窝棚去敲锣、赶野兽、看粮食成了人人都向往的轻松工作，一来可以偷偷弄几个包谷烧熟充饥，二来可以白天晚上算双工分。但是，转业军人生产队长宣布：

　　这份美差男知青莫要想，要照顾女知青，一人看一个窝棚。五个少女立刻欢呼雀跃，收拾行李背着锣鼓上了山头。

　　晚上，队长提着马灯也上山了。山上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女孩们没有想到锣鼓可以轰走偷粮食的四只脚野兽，却轰不走糟踏人的两只脚禽兽。在那人人都饿得打偏打偏的年代里，身穿黄军装的转哥（转业军人）队长却吃得滚瓜肚圆，精力特好，一晚上连续端掉五个窝棚。黑灯瞎火的夜晚，女孩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事后，她们终日以泪洗面，神色痴呆。队长在乡间到处绘声绘色地吹嘘他的辉煌战果，听故事的当地无赖也借此用不堪入耳的话来糟蹋女知青。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男知青呼啸而散。五个未成年少女没有地方吃饭，被迫嫁给了当地条件最差的农民，消失在大巴山的群峰深处。

　　1968年，四川武斗日盛。为混口饭吃，不少林场知青受雇于当地造反派组织充当武斗前锋，因作战英勇，名声大振。一日打恩阳战斗结束，打死、打伤对方组织战斗员若干。大卡车上架上机关枪，亡命少年吊在车门两厢，一路高歌抬头望见什么星，心中想念什么神，凯旋至巴中县枣林公社附近，前方一农妇蓬头垢面，负重扶棍而行。任凭汽车喇叭叫，农妇充耳不闻，仍然各自在公路中间辗转慢行……“你聋了哇？”盛气凌人的武斗少年火暴暴地跳下车来，抡起皮带准备一阵猛抽。“罗华溪！”农妇突然叫出少年的名字来。少年睁大眼睛，他实在不敢相信……当年嘻嘻哈哈、走到哪里都扔下一串银铃般笑声的同窗、街坊吴朝玉，就是眼前这个佝偻肮脏、满脸沧桑的农妇。

　　尚未成年的花季少女因守窝棚而加速了“再教育”进程，转业军人生产队长在广阔天地里提前为她们完成了“再教育”科目。40年之后，男知青回忆起当年重庆菜园坝火车站依依惜别时，女知青家长“出门要互相照顾哈！”的一再嘱咐，大多感到心悸。当年在农村，听到农民传言“林场的5个女娃儿，都被某某搞了”时……他们没有愤怒，没有心痛，不但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患难姊妹，反而觉得她们都是贱货，竟为了那么点吃的出卖自己，有的甚至提议把5个女娃儿赶出林场。当我们也为人夫、为人父时，已经没有为自己十五六岁时的愚蠢行为忏悔的资格了。

　　步行回重庆

　　“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联如火如荼。一天，我们一帮人到正直坝赶场，适逢县城红卫兵下乡宣传革命：“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知青们听得如痴如醉，跃跃欲试。但是，老知青这一特殊群体是时代的弃儿，既非可以参加红卫兵的学生，亦非当时享有充分政治权利的贫下中农。公社宣布：知青只能在生产队接受再教育，好好劳动，否则以破坏领袖战略部署论处。强烈的自卑笼罩心头：都是同龄人，为何无缘无故被打入“另册”，成为再教育对象，没有革命的资格？愤懑之余，他们决定：回老家，走也要走回重庆！

　　于是，南江到达县的山区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他们是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林场的罗华国、罗华溪、王正富、李大发、赵成真、江志胜、尹渝汉、耿建国、朱毓龙、汪涛生、邱仁杰、袁德礼等。出发之前，他们从山上林场背了几百斤谷子到粮站换成麦子，把麦子磨成面做成饼子，连同红苕、洋芋、铺盖、口杯、土巴碗，装在几个喇叭背篼里。一个知青贡献出一床床单，拿到公社漂染店去染红，写上“红卫兵”三个字，沿着公路开始了从南江正直黑潭公社到重庆的步行串联。领头的罗华国虽然扛着写着“红卫兵”的旗帜，却没有正宗红卫兵组织的书面证明，沿途红卫兵接待站都不予接待。这支既不像学生又不像当地农民……不伦不类的队伍，引来沿途赶场的人纷纷侧目与议论。“抬起头，挺起腰，虚啥子虚！”罗华国突然一声吆喝，底气不足的老知青们打起精神，目不斜视地往前走。他们口渴了喝沟边田角的水，肚子饿了吞自带的干粮，天黑了睡农户的屋檐。一千五六百里路，十二天行程，硬让他们步行着踩了过来。在故乡重庆望龙门码头的轮渡上，老知青们互相看着磨穿了底的胶鞋和流着黄水溃烂的脚，忍不住互相抱头痛哭。

　　20世纪60年代，这群脱离了主流社会“多余的人”变极度自卑为扭曲的自尊。日后，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纵横于整个川东北，成为通南巴平及原达县地区人见人怕的打、砸、抢、抄、抓武斗精英。以至于当地民间发生纠纷，也要请他们到茶馆去“搁平捡顺”。时至今日，他们当中超级“天棒”的名字和故事还在当地人口中流传。

　　户口啊，户口！

　　报载：重庆直辖之初，3000万人口中75%是农村贫困人口。现年均46万人口“农转非”城镇化水平达35.4%，城乡差别一步步缩小，经济快速发展。呜呼！中国社会“户口人格化”的现象终于逐渐淡出。

　　但是，你可曾知道，在长达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户口是衡量一个中国人存在价值的主要标准。从娘胎里落地之日起，紧随而来的户口就基本决定了你这辈子的社会地位。在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这两大类中，又分别有：山区山上农村户口、河边平坝农村户口、乡场非农业户口、区镇非农业户口、县城户口、地区户口、大城市郊区粮农户口、菜农户口、郊区城市户口、大城市市中区户口等等，九等十八级，各级各类户口等级森严，差别明显。含金量最高的当属大城市市中区户口……最不值钱的是边远山区山上农村户口。

　　户口迁移可以从城市往农村递次向下迁移，绝不能从农村往城市向上攀升。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按各级各类非农业户口的级差，供应不同档次的粮票、肉票……油票、煤票、布票、盐巴票、火柴票等给城市户口的人购买生活必需品。持城市户口的人还享有政府统一安排的就业机会。而持农村户口的人不仅没有供应，还要交粮、交钱、接受派工等承担各种义务。这种不可逾越的差别使中国的户口体制就像池塘里的水圈，核心是大城市中心户口，一圈圈向外延伸，最边缘的就是边远山区山上农村户口。处于外圈边缘户口的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都千方百计向内圈核心游。

　　那时候的婚姻也因户口而变得尴尬。非农业户口的老汉可以轻而易举找个年轻体健的村姑；农村户口的小伙为了进厂、进城屈娶非农业户口老妪；山区山上的姑娘为摆脱贫困降低条件争着嫁往平坝；平坝的姑娘嫁乡镇；乡镇的姑娘嫁区县；区县的姑娘嫁地区；地区的姑娘嫁郊区；郊区的姑娘嫁市区；市区的姑娘向往京……津、沪……形成基本固定的婚姻走势。人格因地区差价各异，仿佛全国人民都在围绕户口转。

　　混乱的60年代末期，知青们切身地感受到他们含金量最高的大城市户口忽然变成了边远山区山上农村户口，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已经堕入社会最边缘时，明显地缺乏边缘人生存必需的谋生手段、能力和心态。饥寒交迫之际，他们还受到当地一些吃国家供应粮的乡场非农业人口、收入较好的山下平坝农村户口人的奚落。这样，江青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小青年爱玩枪”，“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经受锻炼”激活了他们心中郁积已久的怨气……烦躁和愤懑。在武斗遍及全国的时候，知青与知青、知青与农民、知青与干部之间的群体械斗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混战。在这场混战中，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天罗地网

　　1968年，雨季农闲，长赤区红四林场的39中同学周治中、王保明等约我和一群男女知青去长赤区赶场。经十几里山路跋涉，我们来到进长赤集镇路口，发现当天赶场的人少得出奇，多数街上居民伸出头张望后赶紧缩身关门关窗，少数胆大的望着知青窃窃私语后也抽身回屋。忽然，一个女知青说：“你们看，对面山上粮站怎么这么多人送公粮，每个人手里还拿着根打杵子（山区背东西歇气的工具）呢！”话音未落，街上的一些门忽然噼里啪啦地打开了，一些人手持棍棒冲将出来，大叫：“打呀！把这些狗日知青的屎挤出来！”我们见势不妙，拔脚就跑，殊不知天罗地网早已形成。对面粮站的人包抄过来，田坎、路口、粪坑旁，到处是组织严密，手持刀枪棍棒的人在围追堵截。

　　知青突然成了反特电影片中落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空投特务，抱头鼠窜，逢岩跳岩，逢坎跳坎也插翅难逃。开始我们还不想跑，心想我们又没干什么坏事。可是看见那些拿着棍棒、刀、火药枪的人已经打红了眼，不分青红皂白，只要看见是知青就打。前面十几名男女知青已经被分隔包围打倒在地，只听到他们喊爹喊娘，鬼叫狼嚎。周治中随手不知在那里拖了一根扁担，带领我和王保明不要命地跑，王保明和我的鞋子跑掉了，赤脚被扎得全是血。一群人围过来，王保明急中生智从背包里拿出报纸包着的准备打菜油的瓶子高举着大吼：“手榴弹！”趁人们犹豫时，我们钻进了山林。

　　后来，在一个长赤区当地知青（他曾经在长赤街上当剃头匠）的带领下，我们躲进农民的猪圈，半夜起来过三江坝闯广元，躲过沿途民兵和“群专”（当时称之为革命群众专政队）盘查混火车回到重庆。回渝后，才知道，这次打知青是县武装部长点头、自上而下有组织的行动。长赤区邻近的沙河区团结公社打死知青3名……重伤2名（详见杨兴全《南江风云》一文）

　　尽管当时社会上到处都是“油炸某某，火烧某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砸他个稀烂，滚他妈的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恐怖口号和革命行动，但一下子死伤这么多知青毕竟不是小事，悲痛欲绝的家属亲友不依不饶。

　　多次上访未果后，他们聚集到菜园坝火车站准备卧轨强行爬车进京告状。

　　时值重庆市内“8・15”和“反到底”两派之间武斗升级，先是重庆军分区交通艇在郭家沱水域巡逻时被高射炮击沉；继而登陆艇、炮艇沿江而上，炮击东风船厂、朝天门码头及沿岸建筑和船只，长江交通中断，人心大乱；然后空压厂的坦克开进市区，南山建起了高炮阵地，不时向上新街和市区发射炮弹。

　　此时此刻的菜园坝火车站已成死港，站台上胡乱摆着几具乱枪打死的死尸发出阵阵恶臭，没有火车，也没有司机。欲哭无泪的死难知青家属们困兽般在火车站折腾了几天后，分期分批赴京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殊不知此时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已演变成全国性的大规模武斗，局势失去了控制，中央信访部门被造反派接管根本无暇过问此类小事。

　　经过两年的煎熬，重庆天府煤矿一名老实巴交的井下矿工使事情有了转机。此人小名狗儿，大名吴金全，阴差阳错作为产业工人代表被选进“九大”任候补中央委员。一日在北京开会分组讨论，周恩来总理到四川组听取汇报。在总理亲切目光的鼓励下，老吴实在按捺不住，战战兢兢站起来，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自己侄儿和其他知青一起被无辜打死的冤屈，说完话这个木讷的挖煤工已经大汗淋漓，泪流满面。

　　在中国，通了天的事情就好解决，加之领袖已经发出“12・22指示”，大批的知识青年还要下乡。中央正好出台了保护知青、惩办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的政策……1969年秋天，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的亲自督促下，成都军区派出部队撇开达县军分区、达县地革委，将组织基干民兵滥杀无辜知青的团结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何碧忠等7名区乡干部逮捕法办。

　　带着硬伤回城

　　70年代开始，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在这一运动中，知青是悲剧的主角。他们既不能如领袖所希望的那样解决因为“文革”而积压起来的上千万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不能完成“防修反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历史使命。相反，全国1683万中小学生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学子在炮火中，颠沛流离到西南维系了国家的教育，而上山下乡运动却使中华民族的文化道德传承史无前例地出现了断层。大批缺乏知识……思想糊涂的青年既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又是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混乱无序和文化衰败的制造者。尽管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花费了100多亿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仍然严重伤及农民、知青、知青家长和社会，社会各界怨声载道。70年代中后期知青开始大返城，这是建国以来就业问题最严峻的时期，为了通过顶替、招工、病残、参军、被推荐当工农兵学员等脱离农村返回城市，全社会都行动起来通关系、走后门、找门路、公开行贿、多少无钱无势的女知青只好含泪出卖自己的身体。世风恶化，前所未有。后患无穷的裙带关系网社会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逐渐演变成组织严密，控制中国社会一切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

　　匆匆返城的知青们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大多数都没有专业知识还思想茫然……在大城市的生存竞争中是从头开始和准备不足的一代，他们在农村埋葬了自己的青春与梦想，回城后猛然发现自己早已被时代所抛弃。许多人在困境中奋起挣扎，真正出类拔萃者为数区区。相当多的人苦苦挣扎后，过早地丧失了生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漠视社会，为了生存在社会最底层辗转挣扎。日后企业改制与改革中又轮到他们纷纷下岗，老之将至，衣食不保，知青终于构成城市弱势群体的主要部分。

　　如果还有人津津乐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青年的成长是一种难得的磨炼，认为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是其他时代青年所不能得到的精神财富的话，阿Q就真有理由笑话那些头上不长癞子的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国家、民族、个人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它伤害的不仅仅是知青。“青春无悔”的是那些知青中凤毛麟角的“成功人士”，“劫后辉煌”的是那些“龙生龙，凤生凤”、下乡镀了金的太子党高官。面对绝大多数草根老知青的惨淡人生，我们不能脱离开伤害去奢谈磨炼，而应该首先弄清楚这种磨炼的性质。别林斯基说：“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但是离开了一定的条件，悲剧只能是深渊，永远成不了大学。

　　作者简介

　　何隆华，重庆市人。1948年出生。1964年8月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到四川省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林牧场，1969年撤场插队。1972年至1986年在重庆市南岸区上新街运输合作社做了近15年搬运工人。1986年至1989年受聘到长寿县长寿湖联合企业公司子弟中学，教过初、高中，任过教导主任、副校长。曾在重庆市某机关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