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1、“脱胎换骨”路漫漫

　　李自森

　　“人生没有笔直的路，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是人们常说的话。几十年来，我与父亲两代人走过的人生路如出一辙，正好是对此话的一种诠释。

　　一

　　我的父亲出生在四川省达县地区穷乡僻壤的农村，祖祖辈辈是佃农。他六岁给地主的儿子作书童，伴读，上私塾，念小学，凭着过人的天赋，通过不断的拼搏，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到了重庆谋生，后来娶了大资本家胡子昂的妹妹为妻……成了地主。这样，他脱胎换骨，从“被剥削者”变成了“剥削者”，由达县人变成了重庆人。由于出众的才干，父亲仕途亨通，他加入了国民党，当过国民政府合江县征收局长，涪陵田赋管理处副处长。1949年后，父亲先在西南贸易部工作，继在四川省对外贸易局工作，后来调到重庆合作商业局。最后在重庆棉麻站工作至退休。

　　我出生在喧闹繁华的山城重庆，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由于是地主的儿子，是国民党员的儿子，1964年高考自然落榜，上山下乡去了达县地区。经过顽强努力，我在那里入了团，参了工，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脱产读了大学，追求进步二十多年入了党。我娶了工人的女儿为妻。这样，我彻底脱胎换骨，从“二等公民”变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居然当了达县外贸局局长，达县地区外贸公司总经理，副处级退休。四十多年过去，我由重庆人变成了达县人。两代人的经历真可谓“脱胎换骨”路漫漫。

　　1964年8月，我在重庆名牌学校重庆六中（现名求精中学）高中毕业。当时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除了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之外，还是学校篮球队长、校报《朝霞》主编、班上的英语科代表兼语文科代表。我踌躇满志，十分自信：不是大学选我而是我选大学。殊不知自己竟名落孙山，升学无门。一时我陷入迷惘，幻灭，在学校十几年正统教育中接受的信念濒于坍塌。

　　那时的重庆城，毛主席的教导天天在播放―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董加耕、邢燕子的事迹到处在宣传―农村是天，天高任鸟飞；农村是海，海阔凭鱼跃。达县来接知青的人更是绘声绘色地在各个街道办事处鼓动―大巴山人杰地灵，是革命老前辈王维舟、张爱萍的故乡，是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等成千上万红军将士浴血战斗过的地方。红色大巴山的山水一定能把你染红。

　　我从困惑中醒悟：骏马得在崇山峻岭中奔驰，蛟龙得在惊涛骇浪中遨游，雄鹰得在狂风暴雨中搏击，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得走脱胎换骨之路。九月初，我告别了山城，告别了父母，父亲百感交集地说：“孩子，去吧，去老家恢复祖业吧。”我随着那成百上千的知青大军奔赴达县，来到了地处该县边缘的新桥公社林场……

　　二

　　林场建在达县、开江、梁平三县交界的连绵起伏的群山里，一个当地人叫鹰嘴岩的石峰下面。这里，传说几百年前是乡民躲避匪祸的山寨，山门上依稀可见“天音寨”三个字。这里，荒无人烟，杂草丛生，枯树横弋，荆棘遍野，常有麂子。

　　野猪、野兔、豹子出没。建场初期，我们常听到麂子在夜里凄凉地哀鸣，我们曾目睹野猪偷吃包谷留下的一片狼藉，我们在大白天曾亲眼看见豹子叼着小猪逃窜……

　　第一年，林场有26名知青，分别来自重庆、达县城关、万家公社街道。场长叫颜鲁海，是当地农民，四十开外，复员军人，据说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与知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受知青爱戴。

　　白手起家建林场，艰苦到极致，创业之艰辛不堪回首。

　　由于我们住在大山上，所在公社无粮管所，几乎每两天就得派人到二十多里外的万家公社挑米，购油，风雨无阻。

　　煮饭没有灶，我们与当地社员一样，沿袭古代人的方式，在屋梁上吊下一个可以升降的铁钩，将铁罐子挂在钩上，底下生火。头几个月知青炊事员刘俊芳、周志英缺乏经验，煮的饭不是生就是煳。吃饭无好碗。无论是饭碗、菜碗，统统是从山下碗厂捡回来的缺碗，那些土碗有如出土文物。

　　长期没菜吃，几乎顿顿是盐巴米汤泡饭，当地社员没种菜卖的习惯。有时社员送点腌菜，也是杯水车薪。

　　解手无厕所。林场二十多人仅有一个用茅草搭的“人”字棚，一个蹲位，棚口又无遮挡，常常发生“撞车”。多数知青解手是在一人多高的茅草地野外作业。真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们常哼着：大雪满山坡，屎胀莫奈何，风吹P股冷，留到明天屙。更让人为难的是，解大便没有手纸，知青被迫学当地农民，用篾片刮……

　　住宿更麻烦。几十个人住在一个长二十米宽十多米的大茅草屋里，屋的四周及中间隔墙都是不到两米高的土墙，四面透风，地面是原生态的地，不少地方仍长着青草。每人一架小床，铺上稻草、席子或床单，挂上安置办公室发给的小蚊帐，盖上“安办”发给知青的薄棉被，睡到天亮周身都是凉的。因为潮湿，床下的鞋子两三天不穿就要生霉。饥饿成天伴随着我们，寒冷随时袭击着我们，政府发的每月两元钱生活补贴实在捉襟见肘，男场员的头发几乎都是相互用剪刀理成清一色的“马桶盖”，相当多的场员只能用盐巴刷牙。城市与农村，如此大的生活落差时刻考验着我们，我们坚持着，咬紧牙关挺着。一天天，一月月，我们深深地明白，脱胎换骨就得闯过生活关。

　　当时，我们曾创作演出过“诗朗诵―扎根在红色的巴山。”

　　……

　　山城的儿女啊，

　　扎根在红色的巴山。

　　三个石头砌个灶，

　　茅棚里面把家安。

　　喝的是高山的清泉，

　　吃的是盐巴米汤下饭。

　　说苦，比城市里难道不苦！

　　苦中有乐，我们仍然觉得幸福。

　　说甜，比旧社会难道不甜！

　　甜中有苦，我们更不忘幸福来之不简单……

　　几个月后，我们搭起了厨房，建起了大灶，盖起了“猪楼”，有了厕所，基本上解决了“进出口”难题。一年半后，我们修建了一楼一底的瓦房，得以安居乐业……

　　三

　　林场，顾名思义应该是育林，造林，护林单位，可是上级要求我们在一至两年内达到粮食自给，经济自立。国家将在一两年后取消每月六元钱的伙食补助和两元钱的生活补贴，简称“断奶”。

　　不管叫林场还是叫农场，我们首先要解决粮食问题，大面积的开荒种粮自然是当务之急。寒露胡豆，霜降麦，农时不可误，季节不等人。几十号人紧锣密鼓，早出晚归，烧荒挖地，累得我们喘不过气。成天腰酸背痛，双手打满血疱，我们坚持再坚持，决不退缩。公社党委刘廷寿书记带领公社干部上山支援开荒，武装部杨启富部长带领公社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来开荒挖地，接受监督改造。我一看这些“五类分子”，除了十几个老头和中年人外，其余都是年轻人……特别是还有两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我有点纳闷，怎么这点年纪也是“五类分子”呢？中午吃饭时，一打听才知道，那些老“分子”年迈体弱上不了山，由他们的儿孙来顶替。我恍然大悟，这叫父债子还。短短二十多天，我们就开荒整地好几十亩。

　　为了解决种子难题，我与五位场友远征南岳公社挑麦种。从林场到南岳往返有一百多里地。那天，天下着小雨，山路很滑，我穿着一双长筒胶靴，一大早就出发下山。中午，赶到南岳已深感体力不支。吃过中饭，挑起六七十斤的麦种往回赶……上路不久，肩膀就开始痛起来，于是把担子在两个肩头之间换来换去。硬是迈不开步，一路上总是掉队。我咬紧牙关走了15里地，到了大树公社，两只胶靴有如一副铁镣，寸步难行。于是我脱了胶靴，成了寇准背靴，赤脚大仙。场友黄昌政是本地知青，他比我年长体壮，帮我挑起了胶靴和衣物，我顿感轻松了许多，步子也快了点。走出大树公社场口，踏上那碎石路，赤脚经不住渣石的折磨，不能走了，只好又穿上胶靴。哪里知道脚上的泥没洗干净，那泥脚在胶靴里滑来滑去，脚又痛起来了。此时此刻，腰酸，背痛，腿软，脚底有如针刺。我咬牙跟着走，老是跟不上，雨水、汗水、泪水混在一起不停地往下淌。好不容易才走到万家公社，在昌政家洗了那已是血肉模糊的脚，换了双解放鞋，又把口袋里的麦种倒了些给昌政，再一同去追队伍。来到山脚下，天也快黑了，我给昌政挥挥手说……老哥，我不行了，你挑得重，先走吧。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说：“我先走了……回场后再下来接你。”

　　陡峭的山，崎岖的路，我爬一阵歇一阵，好不容易才到了半山煤厂。天已黑尽，我终于倒下了。等到战友们打着火把将我接回去，我似乎只有一口气了，躺倒就睡。第二天我坚持参加播种，那麦种播在土里，那麦种永远种在了我的心里。

　　播种结束，进入农闲。为了给林场创收，我们又组织了副业队下山挑煤。半山煤厂到山下碗厂有五里多路，我起早贪黑从每天挑五趟到挑六趟，从每挑100斤到120斤。一个月后，肩上磨破的皮、脚上打起的疱都好了。在此期间，我又学会了使用打杵，有了打杵，我每挑都在150斤以上。生产队的社员和碗厂的工人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知青崽儿硬是不简单。”我心里明白，我要用劳动来洗刷自己的灵魂，若要脱胎换骨，就必须闯过劳动关。

　　脱胎换骨需要正式的认可。下乡不久，我就向公社机关团支部交了入团申请书。

　　这是我继初中、高中后第三次申请入团。

　　到林场一个月，场长颜鲁海在会上宣布：经请示公社党委同意，任命李自森、连丽先二同志为林场管委会委员。我心里洋溢着受到组织信任的喜悦，干劲倍增，脏活、重活、累活抢着干，下山挑米，上山施肥，特别是推磨，将购回的包谷在社员家的直径约七十公分的大石磨上磨成粉几乎成了我的专利。不少场员转上几圈就头晕目眩，我一推就是半天，甚至一天。我嘴里说推磨不晕，其实，那也是把昏与累藏在心里而已。

　　更考验我们的是那次山林火灾。那天，场员陈国清为了加快开荒的进度，烧山时火巷没有留够，一点火又遇上风，酿成山火，整个山林一片火海。火光就是命令……明知火烧人，偏要闯火海。几十个场员冲向火场，我冲在最前面。见到陈国清还在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叫唤：“我要去劳改了，我要遭劳改了！”我不由分说……冲上前踢了他两脚，“赶紧起来灭火！立功补过。”

　　我们几十人每人摘下几根松树枝，用它们扑打火苗。眼看火快扑灭，我们稍微松劲，火又燃起来了。火仍在蔓延。累，真累惨了。口干，似乎喉咙在燃。忽然一阵大风，火借风势，死火复燃，四面是火，大火险些将我吞噬。衣服着火了，在地上滚灭，后来我干脆脱了衣服，赤膊上阵。颜场长不停地高喊：“大家再加把劲，决不能让火翻过山，不然就扑不灭了。”大家拼命，真的拼命。我的身上已经散发出那烤乳猪的焦味。说来也怪，也许我们的行动感动了上帝，天上突然下起雨来。有老天相助，我们在山梁上终于挡住了野火。几十个人全部躺在山梁上……至少半个小时，没有人说话没人动。望着梁那边连绵的原始山林，那一片接一片的竹山，我真是不寒而栗。看看一个个烧焦头发、烧光眉毛的场友，宛如麻风病人，我险些见到死神，我的“胎”、我的“骨”，连同我那“阶级的烙印”差点被熊熊烈火烧为灰烬。

　　两个月后，公社党委刘书记找我谈话：“重庆知青中，你表现不错，还需要坚持……公社准备发展你入团。”我心里非常激动，总算看到了脱胎换骨的希望。

　　四

　　不久，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开始了。社教运动也叫四清运动。四川省在达县地区试点，达县地区又在达县试点，我们公社首当其冲。社员们在喊“运动了，运动了”，我们也在喊“运动了，运动了”。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年仅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知青来讲，啥子叫运动，一问三不知。过去只是耳闻：土改运动给他爹戴个地主帽子；三反运动给他爹戴个不法资本家的帽子；肃反运动给他爹戴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反右运动给他爹戴个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想：我都下乡戴了农民的帽子了，还可能戴个“外星人”的帽子吗？没有谱，难免有点紧张。后来一打听，这次运动的特点是首先让所有各级干部一律靠边站，逐个接受社教工作队。

　　组的审查，问题搞清楚了才让出来工作，这叫干部“洗澡下楼”。

　　很快，社教工作组进驻刚建几个月的林场。一夜之间，场长颜鲁海、副场长赵平顺被责令停职审查，我和几个成分不好的场管会委员被免职，接下来是林场场员按成分排队，不排不知道，一排吓一跳。除了冯在兴、刘方明、周锡蓉、陈泽兰等几个十四五岁小知青成分好外，其余是一挑沙罐下岩―没得一个好的。这些人不光是资本家和所谓地富反坏右，还有其他诸多头衔，如国大代表、绥定府中级法院院长、国军师长、黄埔N期少校、国军连长等等。工作组很快任命冯在兴为副场长，上述几个好成分组成了新的场管小组。

　　林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彻底打乱了。一时间，我感到天低云暗，空气变得如此的紧，让人喘不过气来。

　　工作组罗组长是巴中最偏僻的公社大队小学校长。他工作一丝不苟，总想在林场揪出几个四不清“的干部。他带领四个文化都在初小以下的好成分知青，天天晚上组织我们学习。台上五个人一盏马灯，台下二十来个人围在火堆旁靠柴火照明。台上，罗组长天天念文件，翻来覆去地念，冯在兴就跟着罗组长说，虽然磕磕巴巴，但总还可以翻版。刘方明就是那几句：无产阶级打江山，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我就是无产阶级。两名女领导几乎一言不发。下边的人鸦雀无声。这样的会维持了几天。”

　　这天，全体场员下公社参加民兵组织成立大会。碗厂工人和林场场员大家整整齐齐站在操场上，公社武装部杨部长讲话后宣布：“从今天起，公社机关成立了新的民兵组织，碗厂是基干民兵连，林场是民兵直属排……任命冯在兴为直属排排长。下面请冯排长讲话。”冯在兴雄赳赳气昂昂上台就讲：“我们林场现在正式成立了民兵组织，我们叫植树造林排，我们的任务就是植树造林。”下面一片哗然，捧腹大笑。杨部长瞪了他两眼，大声纠正他：“直属排，直属排。”小冯仍然不理解：“植树排就是植树……”杨部长骂人了：“奶奶的，立正！散会！”

　　人散尽了，冯排长愣头愣脑地还站在台上。

　　工作组罗组长主持的学习会天天晚上照例开着，他念完文件，冯排长不说话了，刘方明话自然多起来了。他说：“我就是无产阶级，我一无所有，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我没读过书，不像我们万家坝大地主梁子中，他把万家坝的好田好土占了一大片，他儿子还读了清华大学。我们林场还有些地主儿不老实，硬要安排我放羊，工分是最低的。”刘方明的话含沙射影刺伤了场员梁尤仲（梁子中是他伯父）梁尤仲立马在下面讲起了刘家的故事：刘家祖上在万家坝算得上是赫赫有名的富人，有田土、产业。到了刘方明父辈，不争气，成天赌钱，吸鸦片，家业一天天衰败，到解放前几年，成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人。土改时……他家当然是响当当的贫民�。他说是共产党救了他，街上的人说是他爹救了他……不然他也不是贫下中农。听完梁尤仲讲的一席话，我暗自思忖：这真是一个富人变穷人脱胎换骨的故事。梁尤仲的回马枪显然击中刘方明的要害，以后的会上……就很难听到他作报告了。

　　工作组罗组长组织的学习会仍然在艰难地进行。台上其他四个好成分，一个二个不说话，成了他的独角戏。已经几天一个样，文件念了又念，几个小时没人发言……纯冷场。这天，夜已经很深了，在场的场员有的睡醒了一觉，有的仍在闭目养神，连台上的人也在打哈欠了。罗组长终于按捺不住性子，拿出在学校训学生的把式，一拍桌子，一声大吼：“不许打瞌睡，开会不发言，成何体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话一落音，屋角传出一个悠长的响屁。整个会场顿时喧笑起来，几个胆子大的知青趁机开了腔：“这个同志配合领导很及时，领导喊放屁就放屁……”接下来的情况一发不可收拾：会场上屁声大作，长屁、短屁、连环屁，此起彼伏，小青年们肆无忌惮，笑得前仰后合。笑声之中，罗组长愤然退场。以后连续几天晚上开会，都是屁声不断，几乎没有几分钟的消停。的确，那段时间，林场主食是红苕，吃了胀气。场员们对现状又有气。颜场长是“四清”还是“四不清”悬起的；几个工作积极能说会道的场管会委员又莫名其妙被免了职。成分好……没文化、不会说话的坐在台上；成分坏、有文化、会说话的坐在台下。只有屁响，而无发言，很自然。

　　这天晚上，罗组长又恼怒了，骂骂咧咧地说：“知识分子还要打屁，今天晚上，我们就讨论‘屁’的问题。”会实在开不下去了，罗组长也厌倦了。从此很少开会学习。

　　“社教”期间，知青们照常聚在一起，或在火旁，或在月光下。林文澜、王小林动情地唱起了忧伤的歌：

　　离别了故乡，不知多少天啊！

　　亲爱的故乡，

　　望了又望，眼睛都望穿啊，

　　美丽的故乡，

　　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你的身旁？

　　我不是不爱你呀，

　　亲爱的故乡，

　　为了祖国到处都是春天，

　　要离开你呀，到远方。

　　……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朋友上战场。

　　从未离开过家的小知青们常常以泪洗面，一个人哭马上引来一群人抱头痛哭。

　　场员们伤痛的心一片空白，时时感到凉如冰霜。连日的大雪铺天盖地，我们的心情更是霜上加雪。这天半夜，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们从梦中惊醒，起来一看，厨房被一尺来厚的积雪压垮了。借助油灯的光亮抬头看，大家不约而同地声声尖叫。

　　哎呀！不得了喽，只见那茅棚的脊檩以及其他好几根檩子被积雪压成U字形，有几根柱子也变弯了，似乎整个茅棚即将垮塌。命悬一线，危在旦夕，我顿时直冒冷汗。撤也无处撤，躲也没处躲。颜场长用电筒四处观察，对我们说，中间堂屋因长时间生有火，棚上积雪要薄一些，檩子明显弯得小一点。他当机立断，命令大家统统穿好厚衣裤，立刻到堂屋去，多生两堆火，烤火。我们迅速到堂屋，围坐在火堆旁。刚坐定，又一声巨响，女生寝室又垮了半间。真是太险了。此时此刻……北风呼啸，茅棚不时吱吱地响，我们心里格外紧张。杨胖子和几个女场员呼爹喊妈地哭成一团，惊恐，抱怨，哀叹，空气异常凝重。在这十分艰难的时刻，我很快意识到我们必须立即振作精神，我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无论是歌，无论是诗，都是炸弹和旗帜，歌手的声音可以唤起阶级。我立马与赵场长商量，一拍即合，赵场长招呼大家：“来来来，来唱歌！”他与我率先唱起了：“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接着大家齐声唱起了：“年轻的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巅……”激昂的歌声一首接一首，歌声在夜空回荡，我们的心暖和多了。一直紧绷着脸的颜场长，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微笑。他深情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们这些年轻人，将来一定会住上高楼大厦……”我暗自沉思，说得有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日子一定会实现。

　　天亮了，雪住了，我们正忙着用准备盖猪楼、厕所的木料去撑那些弯得厉害的檩子。忽然，炊事员刘俊芳哭兮兮地跑来说，厨房的碗全部被打得粉碎了。我说：

　　“哭啥子嘛，反正都是些烂碗，破碗破摔没关系，只要我们人不出问题，不破人破摔就行了。正好昨天我收到哥哥从青海寄来的20块过年钱，我马上下山去买新碗，送给大家。顺便还买点肉回来，庆贺我们躲过一劫。”颜场长点头一笑，我拿根扁担，张文敏背个背篼一同踏雪下山，去为大家找回一点好心情。

　　面对着运动中遭受不公的待遇，面对林场严峻的局面，我脱胎换骨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工作组来林场不久，我再次向工作组交了入团申请书，主动接受运动的洗礼。林场的社教运动出现如此局面，公社社教工作队黄队长十分生气。大概因为黄队长是巴中县税务局局长，长期生活在城市，对知青上山下乡有相当的认识……来新桥后，又多次与林场知青比赛篮球，对知青的情况有一些了解。他狠狠地批评了罗组长，怎么能按照你教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办法来对待这些响应毛主席号召从大城市来的知青呢？那些成分不好的知青中也有表现好的，要求进步的嘛，哪能统统一棍子打死呢？黄队长又找来了林场颜场长谈话，了解情况，分析问题……打消了颜场长离开林场回家种地的念头。黄队长还是个篮球迷，常常邀我参加他们工作队的球队对外打比赛。我马到成功，场场皆胜，黄队长十分欣赏。他常利用这些机会教育我，鼓励我争取进步。

　　罗组长再度上山，很快颜场长、赵场长恢复工作。接着我和几个被免职的场管会委员复职，林场又恢复了生机。

　　不久，工作组罗组长找我谈话，他说：“你交了入团申请书，年轻人要求进步是对的，关键在行动。”接着他又说：“林场有人反映你每天在学英语，是想偷越国境跑出国？”我说：“学英语是事实，但是绝对没有想跑出国。”他说：“你在林场学点林业知识、农业知识方面的书是对的，读英语是为啥呢？不学行不行……”我很快意识到，任何解释都徒劳，似乎我学英语是犯了错误，便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学了。”罗组长笑了，说：“这就对了。”从此我就把英语知识还给了老师。英语不敢学了，但我求学之心不死，仍悄悄地坚持自学中文。1965年秋……我参加西师函授考试，被西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读完一学期，却又因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我的大学梦再次破灭。

　　又过了一个月，我再次交了入团申请书，罗组长又找我谈话，这次是关于我父亲的问题。他十分严肃地问：“你父亲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家里很穷，为什么能读大学？为什么又能娶大资本家的妹妹做老婆？”我一五一十地给他讲述了我父亲从贫下中农到地主的故事。

　　我的父亲祖祖辈辈是达县地区渠县琅�乡的佃农，幼年时，在乡里有神童的美誉……他六岁给地主老爷的儿子蒋道彬当书童，读私塾，作伴读念小学，背两个书包……做两份作业。13岁时恰逢伪政府要装点门面，重庆川东师范在上川东和下川东取两名穷家子弟读公费生，我父亲有幸考中。毕业后，随本乡地主孙老爷的儿子孙定远（王维舟的学生，地下党员，烈士）出川，给孙定远的南京医社当收费员……后由孙定远资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一年后，孙定远被军阀孙传芳捕杀，父亲也难逃牢狱之灾，经校方保释才出狱。出狱后，父亲衣食无着，只好休学教书一年，再复读一年，再休学再复读，历时八年才大学毕业。毕业后，回母校重庆川东师范教书，同时兼授重庆女师的课，这样我父亲结识了川东师范的校长甘典夔（甘是军阀刘湘的血亲）后来刘湘任四川省主席，甘即升任省财政厅长，为培植亲信，委任我父为合江县田赋管理局局长，后又任涪陵田赋管理处副处长。父亲在重庆女师授课期间，通过在该校读书的胞妹认识了正在该校就读的胡家幺小姐（胡子昂的胞妹）上演“师生恋”，遭到胡家举家强烈反对。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此事眼看成泡影。关键时刻，父亲一封求婚信直送胡家老爷。胡家老爷系清末秀才，办学教书几十年，他读信即眼前为之一亮，甚赞信的文笔，更对信上一手工整的毛笔字倍加称道：此后生就这一手字这辈子不会受穷……态度急转。于是派胡家大小姐率人赴渠县，微服私访。父亲得此信息，连夜派人赶回老家，托当年伴读的同窗蒋少爷巧作安排“借鸡下蛋”。胡家大小姐一行由父亲的胞妹带路到了老家，直奔蒋老爷家。我家爷爷早已身着蒋老爷的服饰，头戴蒋老爷的瓜皮帽，正坐堂屋，一言不发，概由蒋少爷张罗，给胡家大小姐介绍：这是李老爷的寒舍，这一弯弯是李老爷的田，那一片片是李老爷的地（其实都是蒋老爷家的田、地）……胡家大小姐一一记在心中，很快返重庆如实回禀“可谓门当户对”。胡家老爷欣然答应此门亲事。择良辰吉日，我父母终结秦晋之好，购置田产，脱胎换骨，由被剥削者变成剥削者。

　　罗组长听了我讲的故事，似信非信。后来，工作队黄队长也问过我一次，听后深信不疑。黄队长说他老家有位同学，是贫农的儿子，后来参加解放军到部队，被一位将军的女儿爱上了，结了婚，现在这位同学已是副师长了。

　　打那以后，我每月交一次入团申请书，先后交了八次，直到社教运动快结束时，为了体现社教运动能把“五类分子”的子女改造教育过来，展示运动成果（当时我们林场二十来个坏成分知青中仅有我一个人写了申请，在争取入团，全公社的“分子”子女几百人中也只有我一个人写申请争取入团）1965年5月10日，在社教工作队黄队长的亲自关怀下，团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团申请，并上报公社团委。

　　没几天，我们林场其他三名新团员和公社各大队上报的新团员都批下来了，我的申请却没有批。我去支部书记老余那里打听，结果大吃一惊。老余说：“公社团委唐书记说，你本人表现很好，没啥说的，但你家庭成分太高了，情况复杂，还需要考验。”我问：“有好复杂？”老余说：“就好比麻子加土斑再加癞脑壳，你是地主加资本家再加国民党员。拐就拐在这国民党员了，我们这里十里八乡难得有个国民党员，就连我们公社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周奎都还不是国民党员嘛。”

　　于是我又向公社团委交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对国民党员的认识，一篇接着一篇。同时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

　　又过了两个月，知青陈开益、杨丽君申请入团，团委很快又批下来了。老场长颜鲁海实在看不下去，找到公社最后一个“下楼”的领导党委刘书记，说：“李自森的进步问题直接影响着林场那一大片成分不好的场员的思想。”在刘书记的过问下，又过了两个月，到9月12日，公社团委才批准我入团。我终于完成了脱胎换骨的第一步。我既激动又高兴，立即将此好消息写信告诉远在北京的大舅父胡子昂（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很快收到了大舅父的亲笔回信。老人家在信中说……“我们祝贺你到山区一年来的劳动锻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充分说明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没有办法选择，但每个人的前途是完全可以由自己选择的……先后八次申请入团，不怕丢面子，不怕碰钉子，一心向党，接受一次又一次的考验，这更算得一项值得称许的过硬本领。但是必须看到，入团是开始靠拢党，接受党的领导的万里长征第一步……一直到申请批准入党，一直到入党以后，不骄不躁……永远作一个党的忠实儿子。”舅父的教诲有如指路明灯，我进一步看准了前进的方向，随即向公社党委交了入党申请书。

　　五

　　1965年的春夏之交，鹰嘴岩下早已是一片苍翠，希望的田野上，麦浪滚滚，金黄连着金黄。间种的玉米苗长势可爱，青菜萝卜郁郁葱葱，丰收在望。小鸟叫个不停，场员们歌声嘹亮。

　　在阵阵欢迎声中，新一批重庆知青来到了咱林场。我们的队伍壮大了，达到了38人。公社又派了一位曾担任大队会计的年轻干部来林场任场长、团支部书记，老场长改任指导员。林场成立了团支部，设立了农业组、林业组、畜牧组、副业组……后勤组。组织机构日渐完善，生产经营逐步走上正轨。

　　我负责部分副业组的工作。我先是带领邓光军、张延统两名新团员赴大队碗厂学做碗，不到两个月，林场又抽我带领王小林、杜光明、安定、黄昌政到深山老林的“老洼沟”利用大办钢铁时留下的废煤井办煤厂。“老洼沟”真像电影《林海雪原》中的“夹皮沟”，离林场、离公社、离万家坝都有十多里，周围极少人家……白手起家办煤厂之难，可想而知。我们聘来了厂长，招聘了工人，大家齐心协力搭建茅棚，整理煤井，完善设施，很快投入了生产经营。我做煤厂会计，卖煤……其余几位场员下井拖煤。

　　煤厂是“原始人”的部落，一群“原始人”在这里淘金。每天，几个全裸的男人围着火炉穿脱，换上窑衣窑裤，包条头布，头上插个桐油壶点火照明，下井。钻过几千米高不过80公分的巷道进入工作面，挖煤，拖煤。下班出来赤条条地洗澡……吃饭，有时是一丝不挂吃了饭才洗澡。知青们也是一样，经常是一脸黝黑，只见两只眼睛在动。日子一久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日复一日的工作是：生火，做饭，烧洗澡水，过秤，记工，卖煤，收款，记账……发工资。三十来个平方的煤坝子有时要堆几万斤煤，还得将出班煤一铲铲甩到几米高的煤堆上。我常常从早干到半夜。偶尔，因运煤工排班排不过来，我还得下井去拖煤。

　　场友们换了一批又一批，我一个人一干就是一年多，几乎寸步不离煤厂，煤厂里经常只有我一个人。到夜里，那一大片山沟也只有我一个人。北风呼呼地吹，井水潺潺地流，不知名的野物声声嘶叫令人毛骨悚然。我不止一次独自流泪到天亮……最难熬的是春节，每逢春节倍思亲。上年春节，我与场友们在一起，或打篮球……或下生产队演出文艺节目，丰富多彩的集体生活冲淡了许多感情的东西。而今在煤厂，放厂停工了，工友们、场友们都走了，我既要守煤，又要守厂，寸步难离。失群的孤雁啊，真的度日如年。背叛家庭，脱胎换骨，经受考验，只能把那浓烈的想家之感，思乡之情强忍于心中。场部常派场友送来年货，转来邮政信件……陪我半天、一天。场友一走，涛声依旧，我又重复着孤独。亲人、同学的来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止不住的泪水一个劲地往外流。一把破二胡，拉着那《牧羊姑娘》、《康定情歌》、《数九寒天下大雪》、《思乡曲》度过这多愁善感的日子。

　　公社党委刘书记，林场颜指导员经常写信鼓励我：“要坚持，要挺住，党是相信你的。”在那极其艰难的日子里，我总是向前看，水是凉的，我的心是热的；煤是黑的，我的心是红的。我的心中燃烧着征服未来的熊熊烈火。

　　由于我们经营得体，管理精细，也由于煤矿的煤层厚，煤质好，产量高，销路畅……煤厂成了林场的经济支柱。滚滚财源流到林场，加速了林场的建设，提高了场员的待遇。我的工作成绩得到了林场领导和同志们的称道，受到了公社党委的赞扬。我先后出席了达县地区首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和共青团达县第五次代表会。我更坚定了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入党的信心和实现脱胎换骨的决心。

　　久已期盼，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1966年6月29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党支部大会。开会时，公社机关党支部书记吴国全说：“今天我们准备讨论发展五名新党员，他们是王帮杰、周锡蓉、陈开益、冯在兴、李自森。我们一个个地来。”“听说今天要讨论我的入党申请，我的心像触电一样紧张。”（摘自我的知青日记）

　　讨论入党，程序比较多，三个下来就到了半夜两点钟。吴书记征求了一下刘书记的意见，说：“今天的支部大会就开到这里，余下的同志下次会议再讨论。”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我这类的青年人，真的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回到煤厂，我更加干劲冲天，忘我地工作，期待着“下次会议”。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让我朝思暮想的“下次会议”一等就整整等了20年！

　　在林场当知青是我人生的起点，艰难困苦的磨砺铸就了后来的坚强。自那次参加入党审批会，仿佛我就是个党员了，我始终坚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后来的“文革”中，在插队落户期间以及参工后，我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从农民到工人，从工人到干部，从基层到县委机关工作，做到了永不掉队。

　　1985年我参加全国成人高考，以高出录取线160分的成绩上了大学，圆了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梦，证明1964年的不录取是“历史的误会”。1986年，我在达县党校参加了苦等20年的“下次会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我用22年的艰辛，终于甩掉了父亲“脱胎换骨”从贫农到地主给我背上的沉重的“成分”包袱，完成了一个逆向“脱胎换骨”的过程。

　　入党一年后，我就担任了达县外贸局局长、书记；三年后，上调地区外贸局工作……后又担任了地区外贸公司总经理，直到退休，加入达县地区（现称达州市）离退休老干部的行列。在红色的大巴山，我献了青春，献了终生，实现了展示老知青才智和捍卫老知青荣誉的心愿。

　　六

　　悠悠岁月，无论当年有多么困惑，总让人时常回忆。林场的山山水水并不秀美可爱，总叫人有挥之不去的思念。是爱，是恨，是怨？说不清，道不明。几十年来……我和场友们多次回那受苦受难的山村，一踏上那条路，便顿感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五味杂陈。1986年，我和一些当年的知青伙伴一起相约回到林场旧址。当年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盖起的楼房没了踪影，我们住过的茅草棚荡然无存，那些屋基和球场已遍布杂草，那成片成片被开垦的土地长满了齐人高的芭茅草，那当年栽的成千上万棵树一棵也不见了，路也没了。唉！太阳还是那个太阳，蓝天还是那片蓝天，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个梁。啊！五年多的血汗付诸东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该向谁去讨回那逝去的青春？

　　1995年，我与知青战友带着爱人和孩子再次回山村。本打算登山赴林场，走到半山腰，都走不动了，且没路可走了。大家站在山间，喘着粗气，望着山巅。曾经读过我的《知青日记》的女儿感慨地说：“当年爸爸能挑100斤的大米上山简直是个奇迹。”我接着说：“如今我自己也不敢相信那是真事。”

　　归途中，女儿向我提出一个十分严肃而且很尖锐的问题：“看到你们这些知青叔叔��，一路上谈笑风生，亲亲热热，你们当年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在一起朝夕相处五年多，怎么就没有一对耍朋友？更没有一对结为夫妻呢？”我艰难地回答了这个沉重的话题。“当年，我们林场真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们这些知青的身上几乎都背着沉重的成分包袱，扭曲的灵魂让我们有爱却不敢爱，只能残酷地把爱深深地埋在心底。设想，如果两个需要脱胎换骨的知青坠入爱河，后果就严重了。”女儿非要一问到底：“有好严重？”我只得简而言之：“当时，我们知青们都有共识―地主儿娶地主女儿等于大地主家庭；地主儿娶资本家的女儿等于大资本家家庭。那他们的子女肯定升学无门。地主儿娶工人的女儿等于上中农家庭，那他们的子女升学就有希望。你就是属于后者，所以你能读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在场的知青们笑了，那些孩子也笑了，我女儿很不服气地说……“我可是硬考的，高考分超过重点录取线几十分，并不是因为你们俩都是共产党的书记，根红苗正，我才读成的！”我抱歉地说：“当初，我们哪里知道现在不讲成分了呢？”

　　2007年10月，我们林场23名战友聚首达县，共庆下乡43周年。在专程从深圳、成都赶来的孙世谋、程裕坤的倡导下，大家再赴魂牵梦绕的林场，来到山脚下，遥望鹰嘴岩、天音寨，年过花甲的场友们“畏途�岩不可攀”，望而却步。我们来到老场长颜鲁海的坟前，挥泪烧纸，祈祷，追忆当年他带领我们艰苦创业的情景……仰望苍天，缅怀英年早逝已离开我们十多年的其他四位战友，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些“脱胎换骨”的同行者。他们当中，有的始终未能改变不幸的命运，日子过得相当艰难。有的身体经不住“脱胎换骨”的磨炼―当年女知青标兵唐善莉……30岁便瘫痪，40过点便撒手人寰；当年体壮如牛的知哥黄昌政，而今刚满60就拄着拐棍，行动艰难。有的冤里冤枉背着沉重的“成分”包袱，走这“脱胎换骨”的路―知哥邓光军，其母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帽子，后来落实政策时居然找不到任何一丁点资料说明她是右派，原来她不是右派，仅是一个误会。知姐王能旭，其父解放前为国大代表、城口县副参议长。解放前夕，配合地下党迎接解放军，为城口县的解放作出贡献。解放后，其父积极参与新政权的工作，任城口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一副主席。然其好景不长，1952年其父以政治土匪罪被城口县法院判极刑。37年后的1989年，城口县人民法院一纸判决……“原判的政治土匪罪科处，显然不当……撤销原判，应予纠错”；其母曾因不实和不应定罪的罪名被判历史反革命罪、现行反革命罪，1987年达县市人民法院一纸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父母都得到平反昭雪。得知战友们的那些情况，我的心真的在流血，深感自己原来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我算是成功者，那这种成功如履薄冰，机会太小了。在那漫漫脱胎换骨的路上，到处是阶级斗争的旋涡。身背沉重的成分包袱的知青们，“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我有幸倚仗着重庆求精中学打造的校篮球队长和校报《朝霞》的主编那一武一文两根拐杖踏冰前行。1971年，凭着出类拔萃的篮球技艺和近乎疯狂的亡命拼搏，我入选了达县业余篮球代表队。以知青为主力的达县男、女篮球队在地区运动会上一鸣惊人，双双夺冠，改写了达县篮球的下游历史。我随十多名知青球员首批被特招参工到达县商业局。正在庆幸当权派执行阶级路线网开一面，得知商业局按成分排队分配我们去下属公司，成分好的到棉麻公司、日杂公司、干果公司，差一点的到农资公司，我是最差的分配到废品公司。我想，需要脱胎换骨的我，在当权者眼里属于“人中废品”，自然该去管那些需要再生的废品，也许这叫对号入座，物以类聚。

　　同时被招为工人的知青球员，到各公司报到后，粮食定量几乎都是27斤或30斤，工种为业务员、采购员、保管员，唯有我一个人很受“关爱”，粮食定量为43斤……工种为打榨工。公司安排我去了废品仓库，操作古老的人工打榨工具。没过多久，又安排我去废品加工厂当铁匠。我暗自好笑，让一个从12岁起就戴一千多度散光眼镜的人去打铁，真可谓闭眼瞎遇到睁眼瞎。但我二话没说，服从安排，且好好地干，因为我有七年知青蹉跎经历垫底。我拿出当知青一小半的劲，就被大家评为公司先进。我感叹着：“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我指望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中国大地，运动不断，革命在继续。1971年11月，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上级要求各单位必须张贴标语，办好大批判专栏。公司周经理为找不到人办此事而发愁，想起了李铁匠，急招我回公司，问我会不会办专栏，我犹抱琵琶半遮面，心里一阵窃喜，应承了这差事。很快，横幅大标语拉上大街，大批判专栏如期上墙。上级领导赞不绝口，召开现场会。接下来，专栏一期接一期，标语写了又写。不久，四川日报刊登了我写的中篇报道《废品堆里闹革命》，从此……公司办公室多了个位子，废品厂少了个铁匠，我站到了干部队伍中。

　　尔后，我又借助那武拐杖调到了县体委作篮球教练，再借助那文拐杖作体委办公室负责人。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小平理论的践行，中国人前进的道路变得宽阔，我抓住了青春的尾巴，扔掉助残的拐杖，在人生的路上夙兴夜寐地展示，不遗余力地冲刺。然而，时光不可倒流，青春不会回头，一转眼，老知青人虽未老，一刀切的年龄到了。

　　数英雄，论成败，我们更应想想那百倍于我、千倍于我的失败者，他们失去了宝贵的青春，以至于失去了太多，太多。他们是失败的英雄。

　　“文革”前的老知青这个群体，几十年来渴望公正和光明，今天特别珍惜社会和谐。可惜，对于我们的许多伙伴，和谐社会来得太迟。

　　青春的岁月像条山路，望着那弯弯曲曲的山路，回首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我情不自禁地朗诵起《三国演义》的开篇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作者简介

　　李自森，男，1946年9月1日生。1964年于重庆求精中学高中毕业，当年9月9日下乡到四川省达县地区达县新桥公社林场务农。1965年考入西师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肄业）1969年林场撤场，于当地插队落户。1971年3月，因入选达县篮球队参工到达县商业局土产公司。1984年调达县体委任办公室负责人兼达县男篮主教练。1991年调达县地区外贸局，后任达县地区外贸公司总经理。达县第十四届人大代表。200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