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3、滴血的光荣花

　　杨友维

　　1964年7月，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感觉考得很满意，想到自己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心里暗自得意洋洋。我是学习委员，又是团干部，学习成绩和平时表现均是名列前茅，母校安顺二中是全国文教先进单位、贵州省红旗学校，高考录取率每年都是百分之八十左右，因此，我自信考上大学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

　　填报高考志愿时，考虑到父母工资低，我们兄弟4个都在上学，读师院可以免交学费，减轻父母负担，因此，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贵阳师范学院。但是，班主任陈容舒老师却说我“没有雄心大志”，他叫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我服从了班主任，心想即使没考上，至少贵阳师范学院能够录取我。

　　走出考场那天，同班同学胡绍源把我叫到街上饭店吃饭，看他一脸愁容，我大惑不解地问：“你怎么啦？考累了？”他说：“我是没有希望的，你和我去吃一餐饭吧！唉―”我说：“何必破费呢？在学校食堂吃吧！”因为那年月，我这样的穷学生到饭店吃饭是一种奢侈。他垂头丧气地说：“同学一场，吃顿散伙饭吧！”一边说一边拉起我就朝一家饭店走去。

　　他家庭富裕，父亲是一名老公安，还有一个哥哥在省城贵阳工作。他年龄比我大两岁，对我很关心，我非常羡慕这位老同学有这样一个好家庭。他不仅要了几个菜，还要来一瓶白酒，我一看连忙制止：“中学生守则规定不准抽烟喝酒，不要酒吧！”他凄然一笑：“现在我们不是中学生了！自由一点吧！”

　　我坚持遵守规则不喝酒，他拗不过我，自己倒了一杯酒，抬起酒杯后异常认真地说：“你的学习一贯都很好，肯定能考取重点大学；我成绩不好，是考不取的。”我看他满脸沮丧，连忙安慰他：“不要紧的，你明年再考吧！”

　　他咕的一声喝了一杯酒，然后紧锁双眉，一字一句地说：“明天，我就到贵阳去……我不回来了，考不取大学，没有脸见人呀！我……等你的消息，到时候我在贵阳送你上大学。”不管我怎样安慰，他总是坚信不疑地说：“我考不取，你肯定是重点大学！”

　　第一批录取通知下来了，没有我的。我想等第二批吧！可是，第二批录取通知发下来了，仍然没有我的，而胡绍源却被贵阳医学院录取了！天哪！上帝和我开了个玩笑吧？最后我得到的竟是“不录取通知”！我们这一届两个高中毕业班共计74名学生，9人因为家庭政治审查不过关不录取，两人未达录取线而落榜，其余的63人均跨进了省内外大学的校门。

　　年轻无知的我哪里知道，因我父亲曾是国民党安顺县党部副书记长，1950年被关押劳改5年（于1979年特赦）家庭历史政治审查过不了关而上不了大学。没想到升学录取时，高考成绩竟会一文不值，家庭出身居然成了决定性因素！按那时的政策，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属于政治不可靠之类，当然不属于培养对象。我感到绝望了，我成了社会的弃儿，不知道前途在哪里，痛苦、无奈、郁闷，整天不说话，也不愿意和谁见面。

　　家里人也不说什么，偶尔亲友来家说到我的事，祖父母和父母亲都只是长叹一口闷气。好在亲友们也明白事理，有的还安慰我说：“要不是你父亲问题影响，你肯定是个名牌大学生了！”我知道，这样的话，对我是一种宽慰，却又是对我和父亲的一种钻心之痛。我流着泪哭不出声音，把头重重地往板壁上碰，吓得年迈的祖父心疼地大叫起来：“不要碰！不要碰呀！”政治，政治是什么东西呀？

　　一个上进的青年无缘无故地受到了它的迫害！

　　8月初的一天，校长张维叫我到他办公室去。这位校长是北方人，南下老干部，对我这位好学生历来很关心。他无可奈何地说：“你是团干部、班干部，你带头上山下乡吧！”我坚决地说：“我回老家！我的老家在农村，那里有我的亲人。”

　　张校长停了一会又说：“上级要求我们组织一批学生上山下乡，插队劳动，你带上高中课本去，一边劳动一边复习，明年再考吧！”说了半天，校长硬要逼我带头上山下乡！我是一名太听话的学生，心里感到张校长是爱莫能助，于是屈从了校长。上山下乡成了我不得已的出路。

　　1964年8月中旬，我们学校的11个同学连同一中的10来个同学和几个社会青年共计25人，作为黔中大地安顺县的首批知青，下放到宁谷公社（今安顺市西秀区宁谷镇）插队落户。出发时，我们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背上背着一个印有“红在农村，专在农村”8个红字的斗篷，在欢送的锣鼓声中走出学校大门，人们都用异样的目光斜视着戴着大红花的我们，就像观看一群怪物。丧失读书权利的我们在被逐出家园之际，却又被戴上光荣花为自己遭受的不公游街宣传，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呀！我低头凝视胸前的光荣花，却看不到任何光荣，只有满腔屈辱，我的心在滴血！

　　低垂着头，强忍着悲伤，我一定像是参加送葬那样走在大街上。走到大十字，一位在公路工程公司工作的朋友突然大叫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他朝我走来，惊奇地问：“你们这是搞哪样名堂？”我无言以对，大滴大滴的眼泪流了出来。朋友睁大了眼睛又问：“你下哪样乡？到我们那里去上班吧！”我颤抖着说不出话……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落在纸做的光荣花上，红色的花瓣上立即出现一个又一个的黑斑，接着又变成一个又一个黑洞……

　　到了宁谷公社，我的知青生活，我的蹉跎岁月开始了。

　　我们学校的11个同学住进了同一间房屋，组成了一个集体户，为了区别于封建性质的“家长”，同伴们戏称我是“家主”。然而，我仅是个不懂油盐柴米的学生……大多数同学又不会做饭，好多时间吃的都是夹生饭。第一年，政策对知青很优待，我们每人每月由国家粮店供应40斤大米，还有10元钱的生活费，在农村可算是富户人家了，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空荡荡的。尤其是进入大学的同学来信时，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落榜下乡的我们心里阵阵隐痛，眼前一片迷茫。我看着墙上挂着的光荣花，总觉得是我的心滴血染红的，因为我的心总是在滴血。这是滴血的光荣花！

　　作者简介

　　杨友维，男，汉族，1944年11月出生。1964年7月于贵州省安顺二中高中毕业，同年8月，下乡到安顺县宁谷公社插队劳动，后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曾是中学教师。

　　文物管理所所长，后当记者至退休。已发表百余万字作品，专著《大明屯堡第一屯―鲍家屯》一书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

　　无奈上山下乡，

　　终未“脱胎换骨。”

　　张学�

　　1966年3月3日这天，二十多辆解放牌大卡车，车头上扎着大红花，车厢侧面和后面挂满“有志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革命青年志在四方！”、“真金不怕火来炼真金更要火来炼！”等标语，车厢里载着我们千多名成都团市委第四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训练班毕业的知青，从成都北门梁家巷缓缓出发。从北门到南门，从武侯祠到簇桥沿街十多里路上，成千上万市民夹道相送，其场景大概不亚于当年抗日救国“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光景。当我们挥泪告别了远送的父母和亲人后，汽车浩浩荡荡地开往上山下乡目的地―凉山州西昌县。

　　三天的行程，第一天晚上住雅安。当车到雅安时，我们班上考上雅安四川农学院的黄玉微同学早已等候在我们要住的招待所了。她听说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坚决要下乡的同学，感到异常惊奇，特地赶来问我，她说：“你为什么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信心十足但又显得有些无奈地用早准备好的体面、时髦话回答她说：“我们这些人，只有上山下乡，才能脱胎换骨嘛！”

　　说实话，我内心其实很痛苦，很不情愿。对老同学的回答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罢了。对那个年代的学生，金榜题名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当国家工程技术人员或成为国家机关干部的人生轨迹谁说不是首选？我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九中……初中毕业又以优异成绩升入该校高中。在这所全省著名的重点学校读书，学习成绩又一直保持优秀。早在升入高中时就立下志向：“高中毕业一定要考入我国名牌大学去读书。”奇怪的是，临近高中毕业时，人生的选择却变成上山下乡了……这是为什么？难道真正只有上山下乡才是唯一的选择吗？

　　每当我回想起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时，心里就难受，就怨气冲天，就产生无名孽火高三千丈。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为了平衡心态，保持愉悦心情，争取晚年健康长寿，我时常告诫自己：“尽快忘记痛苦的过去，经常憧憬美好的未来。”但是，根本做不到。只要一提起上山下乡的初衷，那些令人感到无奈、可悲、可恶的往事就浮现在眼前。有人说：痛苦的事情彻底说出来反而痛快些。好……那就让我从读高中那个年代的政治背景和我们学校的情况说起吧。希望年轻的读者能够原谅我的宣泄，从中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文革”前上山下乡的老知青的经历。

　　我读高中的三年是1962年至1965年，这几年正值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学校这样讲：资本主义复辟的突破口就寄托在我们这代身上，搞不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就断送在我们手中；要求我们深挖细查自己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要批深批透并与之彻底决裂；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这是关系到以后能不能接“革命班”（分配工作）的大问题。学校里大会、小会开个不停，人人过关……个个拿话来说。其实，作为我们这个年纪的学生，都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没有任何社会经历，思想单纯，一心一意读书学知识，会有什么罪恶东西值得深挖细查？

　　记得那是1963年9月，高二上期开学第一天我们班主任老师在班上慎重地给大家宣布了一个谁都没有意料到的决定：根据学校有关精神的要求，我们班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分别由李××和陈××担任，原吕×和沈××不再担任班长和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大家都十分困惑。原班长和书记干得好好的，又没什么错；一般新班第一学年的班干部才是班主任指定，第二学年即使不称职也是由全班同学一同来改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班主任没有明说，只说干部要做到能上能下。不久我们得知其他班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都一样地更换了，而且换上的人都是清一色的革命领导干部子女。我们班新换上这两位同学的父亲就分别是当时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军区领导。我们终于明白学校这样做是为了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推行的阶级路线和相关政策。

　　那时推行的阶级路线和政策重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打击谁的问题。以毛泽东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等一系列论述作为依据，把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按其所处的政治地位、社会职业、资产状况划定成一种阶级成分。然后根据阶级成分确定属哪个阶层，最后站在革命阵营的高度来区分敌我，确定对其采取什么对待方式。那时被定成革命干部、产业工人、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的是最好的阶级成分（“文革”时期统称“红五类”）属无产阶级阶层，是革命依靠对象；被定成小贩小商、中农、医生、职（教）员、自由职业者的是不好不坏的阶级成分（“文革”时期统称“麻五类”）属小资产阶级阶层，是革命教育、团结的对象；被定成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奸商）国民党反动派、罪犯坏分子（包括“关管杀”）右派分子的是最不好的阶级成分（“文革”时期统称“黑五类”）属资产阶级阶层，是革命打击对象。

　　我们是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人，论成分，我们只能是学生。该划成什么阶层呢？都划不上！那么学生就该大家一视同仁了？不行！没有阶层就这样办：就看其父母的阶级成分，即按该学生的家庭出身来划群分类。因为家庭出身是不可改变的，按当时阶级分析的观点：出身什么阶级，就受到什么阶级思想影响必然是铁板钉钉的。因此不知不觉我们学生就按家庭出身分成前述的“红五、黑五、麻五”三大类了！那时填写的任何表格都设计了家庭出身这栏。

　　我父亲解放前在伪政府当职员，因而我的家庭出身是伪职员，受到的家庭影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对当时的革命阵营而言，我应属教育、批评和团结的对象……但不幸的是我父亲解放前有一段反动历史，让我对自己本来不是很坏的家庭出身失去了自信。成都九中是当年省市搞的干部子弟学校，我们和那些出身“革干”家庭的省市委、省市府、省市军区首长的子女同校，我们班里出身“红五类。”

　　的同学人数几乎占到三分之二。因此剩余的我们这些少数既是弱势群体，又是众矢之的就毫无疑义了。好事沾不了边，倒霉事一串串。有三件事印象最深，受到的冲击最大，对我高中毕业后是否升大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963年高中二年级上期，我校的阶级教育搞得如火如荼，学校上下，阶级斗争政治空气浓得使人窒息。没有想到，学校居然在学生中抓阶级斗争教育的典型，在各个班上都要找出几个所谓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学生让大家进行面对面的批判。记得那时在班主任的策动下，班委会组织我们对我班学习成绩相当好，但政治思想方面不积极要求进步的谢××等三位同学开批判会。他们三人被认定为已走上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典型（他们的家庭出身当然不是“红五类”）

　　批判他们埋头读书，只顾自己成绩好，不愿帮助成绩差的同学（主要指“革干。”

　　……“红五类”子弟）一起进步，是他们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东西在作祟；批判他们埋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积极参加政治思想方面的活动，不要求进步，是中了资产阶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腐朽思想的毒；批判他们埋头读书……不愿为班集体多费心多出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脑子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在泛滥等等。总之，说他们头脑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流毒太深，这样下去跟我们党要求的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不需要这种人，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无可救药云云。批判会开得很认真，气氛很严肃，简直像对犯罪分子开批斗会。其中一个叫毛×的女同学每次开会都在哭……一边哭一边检讨自己；男生谢××虽然没有哭，但他说话时声音和身体都在不停地颤抖。

　　其实，我的心早已跟着他们一起颤抖了。我意识到我并不比他们强多少。出身“麻五”，划定为小资产阶级家庭，先天接受的家庭影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今后我还能埋头读书，发奋学习吗？成绩再好有什么用？到头来落个“白专”的名，岂不前功尽弃吗？这是给我单纯地埋头读书，以优异成绩考入名牌大学理想的一次较大冲击。

　　第二次受到的冲击是高中二年级下期（1964年5月）的“选飞”体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以招滑翔员的名义到我校选拔飞行员，高一至高三全体男生都必须参加非常全面而且细致的体检。体检实行淘汰法，只要查出某一科（项）不合格……就立即走人。我记得那时体检占用了我一周多上课时间，从内科查到外科，从五脏六腑查到眼耳口鼻，从头到足全身查遍，从小医院查到大医院。什么坐转椅……拉平行筷子、滚翻倒立辨方向等等功能、体能项目都测评。查来查去，原来的三四百人只剩下了两人（我和高六五级二班的李林同学）可谓过五关斩六将，一直过完最后一道关，全部合格。我没想到，爸妈给我的身体居然那么好。我裸眼视力到现在都还保持2.0（即现行最高标准：5.3）回到学校，当班主任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招兵登记表交给我填写时，班上同学们无不投以羡慕的眼光。

　　我也很激动，同时也有点犹豫。我想：我这就去参军，不读书，不能实现读名牌大学的美好理想，太可惜了。但又想：当飞行员这么不容易，100个人难挑一个，能被选上，这也是我一生的福气。班主任问及我有什么想法时，我如实地回答说……“我本想读书考大学，但祖国需要我当空军保卫祖国的领空，是无上光荣的，我也很愿意。”之后，我按登记表要求认认真真地填表，填写了对人民空军的认识；填写了“三代”（本人、父辈、祖辈）情况及认识；填写了对“三反、五反”的认识等等。填完表交给班主任时，班主任对我说：“你安心学习，等待通知……若是被录取，暑假期间会有车来你家接你。”我真的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暑假到了，我一直在家一天都不敢离开，眼看着暑期一天天过完，一点音讯也没有。我感觉到已经没望了，一开学我就去找到二班的李林同学。我疑惑不解地问他：“你怎么也没走成？”他一点也不遗憾，面无表情地回答说：“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再加上我还有个国民党的地主爷爷，政审就过不了关嘛。”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我的家庭出身比李林更差，我出身在有反动历史的伪职员家庭，父亲解放前在川大读书时，曾参加过中共地下党，白色恐怖时期脱了党，大学毕业后在伪政府工作又加入了国民党，并成为其一特务组织成员，因无罪过、交代清楚、态度端正而被政府留用；我外祖父是土改时被镇压的恶霸地主（“文革。”

　　后平了反）说起来，我出身的那个“麻五类”家庭比“黑五类”还要“黑”。

　　那个年代谁敢把反动历史家庭出身、家族里还带有“关管杀”的子女送入中共军营，还把如此贵重的飞机给他驾驶？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使我完全领悟到家庭出身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是不可改变的，同时心理承受力开始增大，碰到好事，不会高兴得太早。

　　第三件事是我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击，也是对我升学理想的致命打击。那是高三上期（1964年底）的一天下午，全校停课，全体师生一千多人集中在大操场召开批判大会。我惊异地看到，低头站在台上，带着高帽子被批判的人竟然是我们敬仰的王用舒教导主任。在我们绝大多数学生和老师印象中，王主任对人和蔼可亲……对工作负责认真，能力强，威信高，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好领导。这次不知为什么竟成阶级异己分子被批斗。那天学校大操场上鸦雀无声，气氛很严肃，空气很沉闷，大家都专心地听着刚来不久、面孔阴险、嘴上不时叼着香烟的刘校长（兼党委书记）数落王主任犯下的“十大罪状”。这十大罪状主要是跟阶级、阶级斗争有关。具体哪十条记不清了，但使我刻骨铭心的一条是：竭力将黑帮子女塞入大学，把“革干”、工农子弟排斥在大学门外。

　　更使我惊讶无比的是，他列举的“黑帮”子女竟然是正寄住在我们家里的同乡兄长黄显亚。黄显亚的父亲跟我父亲是四川富顺县老乡，他们家在成都暂时没有住房，我爸就让他们全家搬到我家来住，大家相处得和睦、亲密。黄家是四兄弟，黄显亚行二，比我大一岁，高我一个年级。他很聪明，读书读得很轻松，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他父亲是个知识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人，却没有在大单位上班，而是在一家搬运队拉板车，干重体力活。这次才知道他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又是什么“袍哥”组织的小头头。

　　大会上的发言人声色俱厉地批判王主任故意不执行我们党的阶级路线，竟敢为黑帮子女黄显亚的高考开绿灯，为其升学保驾护航，强行塞入北京某重点大学，而把某某干部子女排斥在大学门外。

　　此后，成都市招生办确实传出一段精彩的故事：1964年高考没有公布考生成绩。

　　黄显亚的高考成绩非常好，经查实，他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是成都市理科第一名。他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第二志愿是北师大，第三志愿是北京钢铁学院。

　　录取过程中，清华、北师大的招生工作人员犹豫很久，不敢要。北钢的招生工作人员得到后就不肯放手。他们说：这么好的学生哪里找？他们不要我们要。北京钢铁学院决定立即录取，当天下午就把录取通知书交给了邮电局。第二天一早，市招办主任接到市教育局某领导打来电话，要求马上扣压这份录取通知书。市招办主任放下电话就往邮电局跑，到邮电局一找，晚了一步，说邮递员刚带走。市招办主任决定尽最后的努力追。他先打电话问好黄家地址，再请邮局派人快速赶到黄的家门口去拦截。结果不妙，派去的人赶到黄家时，刚好遇见送通知书的邮递员走出门来。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听说，黄显亚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在北钢学习不到两年就把专业课自修完，学院图书馆的相关书都翻了一遍，第三年考上本校研究生。

　　其实，这事并不是王主任要把黑帮子女黄显亚塞入大学，而是因为北京钢铁学院的招生人员还有几分良知和勇气，根据考生家庭和成绩自主地择优录取而已。从批判会不难看出：为了在后来的招生推荐工作中切实贯彻落实阶级路线，学校当局要抓一个典型，搞杀鸡儆猴的勾当。

　　这件事情给我的打击很大，使我对升大学的想法产生了绝望。论成绩，我不及黄显亚；论家庭出身之差，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已述及：我的家庭出身里面比黄多了一个“叛徒”性质和“关管杀”成分）姑且算我成绩过关，那个严格的政审关就难过了，新上任的教导主任绝对不敢步王主任的后尘！我已清楚地意识到，摆在我面前的1965年高考将有一个令人心寒的结果（那一年毕业的考生档案里都附上了学校推荐意见。据我们年级二班田毅生同学说，他的学生档案被“文革。”

　　造反派抄出来，上面学校推荐意见栏写的是“该生不宜上大学”。他没有想到断送他大学梦的竟然是自己的班主任和母校）

　　我该怎么办？1965年最后下半学期都没有专心读书，而陷入了深沉的思考、激烈的斗争和痛苦的抉择之中，一味要升大学的想法开始向上山下乡转变。

　　对每一届高中毕业生，学校都要作“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宣传教育，对我们这届学生作的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宣传教育。也就是说，除了升学与就业两种准备，我们还需要有待业、无业等多种准备。在阶级斗争路线指导下，出身“黑五类”的学生就有必要作好这些准备（事实上，六四、六五两届出身不好的学生待业而街道办事处不予分工作的太多了）其实我在想，就算我走运，没升到学而让我就了业，高中毕业当徒工去卖体力，我还真不愿意干；况且最关键的问题是背上背着出身不好的皮，随便在哪里就业都一样受歧视，何时出得了头？“文革”期间广为流传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等反动血统论更使出身不好的人抬不起头。人活着就这样低着头，夹着尾巴过日子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们还这么年轻，总不能因出身不好而沉沦下去吧。要想办法，要思变！那么，想什么办法，怎么变呢？辗转反侧地想完了，最后结论只一个：“脱胎换骨”吧！

　　“脱胎换骨”意味着出身不好的学生能真正背叛家庭，能真正与父辈的反动思想……言行划清界限，做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家庭出身重在看本人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脱胎换骨”意味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意味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意味着到艰苦的地方去，“真金更要火来炼”！

　　最艰苦的地方在哪里？在边疆，在贫困的山村，在无人愿去的穷地方！

　　那两年，“有志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等等之类的标语、口号比比皆是。几乎所有报纸杂志都大幅刊登某某知识青年放弃城市的舒适生活，主动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迹。全国著名的知青有邢燕子、董加耕；四川著名的知青有巫方安、孙传其；成都也有，名叫张宏道。张宏道曾被请到我校给我们作过一次报告，讲述了他如何毅然决然地回到家乡―凤凰山，如何把一个荒山变成花果山，如何从一个不起眼的果农变成一个远近闻名的园艺师，如何从普通劳动者提拔为乡镇领导。回乡知青董加耕有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确实，坚决要求到艰苦贫寒大凉山插队落户的成都市十一中学高中毕业生巫方安、孙传其，不到一年就分别被推选为当地人大代表，入了党，还都身兼当地政府要职，政治地位高了，名气也大了。而她们原家庭出身并不怎么好。

　　我想，他们能选择这样的道路，我就不敢吗？我怕啥？不就是“用青春赌明天。”

　　嘛！那时真有点“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气度。干脆来个“不成功则成仁”的做法又如何？这个想法给几个相好一交流，立即产生共鸣。暗中串联后，我们高三四个班共十来个人联名向成都市团委发去一封“请允许不参加高考，坚决要求到大巴山革命老区插队落户”的申请报告。这十来人中有大半是出身不好的，他们很认真，出身好的人不多，大多是闹着玩的，他们中最后有一个是真下了乡）团市委对我们上山下乡的决心非常支持，但要求我们必须参加高考。最后除袁学鑫同学外都去参加了考试，袁学鑫一直在考场外给大家守包包，无论怎么劝他都坚决不考试。为表示决心，三班的任伦同学从写申请那天开始，天天打光脚，一直坚持到下了乡都未穿过鞋。

　　我也动了真格。成都有个编号叫“102”信箱的国防工厂（现在的西南金属结构厂）给我送来当工人的招工录取通知书，被我毅然拒绝。我父母和好友亲临成都上山下乡知青训练班苦口婆心地劝我，我没动摇，而是把招工录取通知书上交给了知青训练班领导。因此我的下乡决心引起轰动，受到当局嘉奖，在获奖学员中排名第一。就这样我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上山下乡这条能使人“脱胎换骨”的艰苦道路。我们成都九中最后一起踏上这条人生艰苦历程的高中六五级同学共20人，初中六五级同学共三人。其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现在看来真是又可笑又可悲。下乡五年，我既没有脱什么胎也没有换什么骨，只是徒然消磨了青春岁月！

　　作者简介

　　张学�，男，汉族，1946年8月生。1965年成都九中（现为成都树德中学）高中应届毕业生，1966年3月到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县高草人民公社插队落户。1971年12月调回成都市食品公司搞兽医卫生检验。1977年至1981年在成都大学学习，毕业后在成都市食品公司职工学校任教师、副校长、校长。1987年调省乡镇企业管理局企业指导处任质量管理工程师。1992年调四川省乡镇企业培训中心主持全面工作……任副主任、主任、书记。2003年至今在四川凌峰矿业公司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