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上卷）

2、天路迷茫

　　李忠公

　　上山下乡�人都能活，难道我不能？

　　我的上山下乡是深思熟虑的抉择，而不是“热血沸腾”。

　　1964年高中毕业时，我已是一个20岁的成熟青年，在校是学生会干部、班长，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高考前父亲就对我说：“今年你考上了，算你运气好；考不上是符合规律的。”不该落榜的我“符合规律”地落榜了……我心中是有准备的。但我是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渴望读书，梦想上大学……好大学考不上，孬大学总该有一个吧。心存幻想，我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三个月……同学们的通知来了，没有我的。那时真是心慌啊！迷惘、惆怅、失落，乱糟糟说不清是啥心境，只觉得心慌气短，魂不守舍。紧接着在落榜生中调工作，也没有我的份。在家苦闷彷徨，如坐针毡，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五哥、六哥1958年同时考取西师美术系，因为那时不看成分；七哥1962年考入四川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是因为当时四川省高教厅厅长康奈尔的德政（他“运气好”，属于可收可不收的“好学生”）我就背时了，运气不好，碰到了要命的1964年！

　　我们家有11个兄弟、三个姐姐，共14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八。新中国成立后，家境贫寒，从五哥到十弟另加幺姐七个孩子同时读书，全靠大的哥姐相助。自反右运动后，兄弟们厄运接踵而至：在外工作的二哥、四哥被迫“劝其退职”回家……一直没有正式工作。1963年四哥主动下乡到大足渔场去了，二哥因为已成了家……只好在街道办的手工作坊当了工人。1961年，我、九弟和十弟同读南坪中学，“三丁抽一”，读初二年仅15岁的九弟就被学校赶下农村当了农民；十弟1963年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进厂当了学工。他们都不是成绩差的调皮捣蛋学生，而是成绩名列前茅的好学生。何故至此？都是因为可恶的家庭成分。

　　我出身在一个“剥削阶级”家庭，我们这个家，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经历了一场生死之变。大哥追随地下党革命，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同时把父亲和三哥也抓走了。大哥背叛了，父亲和不到15岁的三哥出狱了。新中国建立后，大哥被枪毙，李庄的家产和家族墓地全部被收缴，评了个“工商业兼地主”成分……分得了在家对面小丘上的一座茅草房和一份土地。这样一个大家要装进一座茅屋，谈何容易！二姐、三哥参军走了，大姐、二哥、四哥参加革命工作离开了家……父母、15岁的五哥和我留下当农民，不满周岁的小弟送与农民为子，其余兄弟和幺姐暂时跟奶妈、跟外婆、跟哥嫂去了。不到两年，茅屋被狂风吹塌，我们一家便逃离农村。父母亲咬着牙挺过了那道翻天覆地的生死难关，我知道那有多么艰难。

　　达观开朗有大丈夫胸怀的父亲，看到在艰难困境中渐渐长大的孩子们被不公正的政策断送了学业，内心是何等的忧愤！由于长期的精神压力和窘迫的生活，1964年我高中毕业前，他患了直肠癌。

　　在给四川大学读书的七哥的信中父亲感叹道：“你来信述说家中的事，使弟兄们也知道破碎家庭的父母教养子女费尽心思，希望个个独立。尽到责任原是应该的……并不想得到将来的报酬。你能知道贫困父母教养这么多子女真是不易的事，这个苦心，已算是深入儿辈了，我内心已获得无比的安慰。”（原信附后）

　　我是一个很懂事听话的孩子，深知父母亲心中的困苦和家庭经济的窘迫，特别是有时等钱买米的时候，我也心如猫抓！失学、无业的我再也不能增加父母的负担……再也不能呆在家中吃闲饭了！堂堂七尺男儿，一个血性汉子，该是自找路走的时候了！

　　是赖在家里等工作当“社青”呢？还是上山下乡去“闹革命”呢？升学、就业。

　　参军，条条路都堵死了，等工作看来也是奢望，留给我唯一的就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大道。小时候一年多的茅屋生活和初中、高中那些年的支农劳动，让我对农村、农业劳动已是非常熟悉了。九弟比我小都已在农村当农民三年有余，虽然没离开家，但他已能自食其力了。明知上山下乡是一条坎坷的山道，也得去闯！为什么？因为在我和我的父母看来那是一条正道，是一条冠冕堂皇的革命化道路，是一条通天大道，革命青年不走这条道又走哪条道！它包裹着革命的红色外衣，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不管它是何等的微弱，总还是点燃了我们这些出身“不好”却又偏偏追随“革命”的年轻人的激情。

　　我写信给刚解放就参加自愿军的二姐征求她的意见，我知道，她是我们家革命的榜样。她来信支持我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化道路。她说：“别人都能活，难道你不能？要看到将来，要从长计议，不要计较眼前利益。”并嘱咐我千万不能长期呆在家里。在街道办事处搞会计工作的二嫂是做上山下乡动员工作的……得知我要下乡时劝我别去。她说：“我又没动员你，你去干啥？在家慢慢等工作嘛！”在那个到处充满“革命”的年月，谁还敢有人性的选择？特别是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事事都得从“革命”出发。别人可以在家坐等，我就不能在家坐等。

　　我主意已定，当晚和父母亲谈自己被困的处境和家中的经济窘况以及上山下乡的打算。母亲流着泪说：“你大姐现在也没在市劳动局工作了，一点都帮助不了你……你的运气硬是不好。”（1963年大姐在劳动局工作，十弟进长安厂当了学工）

　　我们一直谈到半夜三更，最后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你没能上大学读到书是我最大的心痛，以后的路只有靠你自己了。”翌日我就下了户口报了名，怀着惶恐的心情自觉自愿下了乡。

　　我的画家梦

　　立志，对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童年之志会像向导一样引导着自己的人生脚步。

　　我的父亲在旧社会时就喜爱收藏中国书画，不惜巨资购得几大箱藏于家中，有陈半丁、张大千、傅抱石、黄宾虹、徐悲鸿、齐白石等名家的得意之作。每到过年前才拿出来张挂，年后又收藏进箱。“土改”前夕，他叫四哥、五哥挑了一大挑……背了一大背到四伯家去藏。看到那么多名家作品，他们也不敢收留，结果全被收缴不知去向。

　　二哥不喜欢政治，读书时就喜爱绘画，他爱临摹徐悲鸿的奔马，还把画的奔马挂在自己的床头墙上。1950年，二哥考上美院，没钱去读书而进银行工作了。在他的影响下，五哥、六哥在1957年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吃饭不要钱的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学习五年。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梦想着长大了当个画家。

　　上小学四年级时，我的语文老师王次椿见我办黑板报时画得不错，送我一大卷素描纸，并嘱咐我把画好的画给他保存，请美院毕业的师母给我指导。可惜到了五年级时，学校不见了他的身影。从师母那儿得知，他成了右派，被弄去劳动改造了。当时身为少先队大队长、班长的我，无论怎么样也不明白为什么王老师会是坏人。

　　学校的黑板报每期都是我一人选稿、编排、写画全部包揽。南坪中学小小的教师阅览室，唯我可以进出。《新观察》、《知识就是力量》、《苏联画报》等好多杂志的美术画页皆被我“收藏”了（至今还存在我的书柜中，上面还盖有学校图书室的印章）我陶醉在俄罗斯巡回画派大师们的名画中，叩拜在大师们的脚下……佩服得五体投地。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苏里柯夫的《近卫兵临行的早晨》、瓦斯涅佐夫的《三勇士》、谢罗夫的《女孩和桃子》，那希什金的森林……列维坦的充满阳光和空气的俄罗斯风光，那《深渊边》神秘幽深的氛围令我神往。从此，我痴迷于绘画练习。

　　五哥看了我的素描和水彩风景写生习作说：“要想当个画家必须知识广博，特别要打好文学基础。”假期他们回家给我辅导，还跟他们全班同学一起到南泉写生……就是睡在仙女洞旁的第十中学教室的地上我也欢天喜地。十多天一晃就过去了……喜得一摞南泉风景写生画。哥哥留给我的水彩纸舍不得用，用仅有的一点零用钱到解放碑的外文书店买苏联宣传画反过来当做画纸用。很便宜，纸很好，但太光滑，可以画水彩，这一招也是五哥教我的。

　　光影造型，黑白灰五大层次，质感、量感、空间感，素描的整体性，色彩、色阶……色调，从习作中去解读这些概念，在练习中去领悟从整体到局部，再从局部回到整体的素描基本法则、透视规律和空气透视法则。读书读画读教材，习作实践……观看美展，虽用去我所有的空余时间，但对培养自己的观察力、空间想象力。

　　形象思维能力都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也培养了我极强的自学能力。

　　黄桷晚渡的余晖，水码头层叠曲折的石阶，阶旁高大的黄桷古树下楠竹捆绑房的茶馆，长江边过渡的木船小趸，“官老壳”的石岩、石滩湍流，下河街的老屋和吊脚楼，尽皆收进我的画夹和速写本。

　　从小学到中学，除唱歌外，门门功课均是五分，且学得极其轻松愉快。读初二时……我就递交了入团申请，因资产阶级出身和大哥的历史问题，迟迟未被批准。对大哥历史的反复交待，几乎让我丧失要求入团的信心，然而初三时我的申请居然被批准了。毕业前选择志愿，学校不推荐我报考美术院校附中，要我带头填报普高。“高中毕业后再考美术院校对你更好。”班主任老师对我说。结果我赌气坐在中专考场中参加了升学考试。而后，在学校领导的再三劝说下，带头改报了普高。就这样，全年级顶尖的年年的三好学生也没能考进重庆的重点中学。

　　那一段时光是我人生最美最美的年华，也是我初尝苦涩人生滋味的端首。初三毕业时，任学生会主席兼班长的我，却感到了政治前途的迷茫，已领略到自己前途所承载的家庭出身的分量。

　　高考落榜让我的画家梦断，但我没有放弃我的追求，没有放弃我手中的画笔，背着草绿色的画夹上山下乡去了。但天路迷茫，无论如何我也要在艰难的上山下乡生活中继续我的追梦年华。

　　初到林场

　　我从跨出家门那一刻，就明白自己走上了一条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我知道，那是一条满布荆棘的山道，那是一条迷茫的天路！但我有勇气走下去，因为看到了前面有希望的亮光，只要有希望，生活就会充满朝气和阳光。

　　刚到公社那天，小街上锣鼓喧天，红旗猎猎，知青们受到夹道欢迎。我背着一个大画夹，很显眼，引起了公社书记的注意。他问我：“会画画？好啊！有一技之长能为贫下中农服务嘛！”

　　11个知青中，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公社填登记表时，都推我一一代劳。当我在“本人成分”一栏里填“学生”时，一旁的公社秘书老林连忙纠正说：“不能这么填！”我竟一怔，语塞起来。见状，林秘书顿了顿，用手指着表上那一栏说……“该填无业者，现在你们已不是学生了。”我只觉得头嗡嗡直响，呆头呆脑不知所措。我们这些不该失学的学生已成了无业者？我们已从城市像垃圾一样被扫地出门了？我的心被冰冻似的顿时透凉下来。

　　霎时，只觉得我们头上的光环消失了，一种被欺骗、被愚弄、被出卖的悲哀忽袭初涉世事的我，紧缩的心似被马蜂蜇过般生痛。

　　紧接着便恍然大悟――这是一种顿悟，一种对“上山下乡闹革命”美丽口号实质的朦胧的顿悟；又是一种感知，对世态炎凉、世事险恶的感知。

　　那短暂的一瞬间，我觉醒了，觉着自己这时才真的长大了，成熟了。

　　我的知哥知妹们正沉浸在新鲜与兴奋之中，我的心却沉甸甸的闷得慌。

　　初到林场的那些日子，劳动不多，秋来又多雨天，闲暇不少。那些天，心里一直不好受，对迷茫的未来充满惆怅，充满惶惑，甚至还充满了恐惧。阳光下劳动流汗心里倒还坦然舒畅些，阴雨连绵蜷缩在土屋里好难受，连画画的兴致也没有。

　　一天，场长对我说，公社张书记叫我去一趟，有事找我。

　　连绵数日的秋雨骤停，山雾弥漫。沿着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从山腰的林场连滚带爬地下到了沟底。裤腿已被道边茅草湿至膝部，滴着水，我踏上去公社泥泞的田坎路。深秋雨后，远处灰褐的丘陵，衬着泛灰蓝天光的残留稻桩的弯弯水田，株株塔柏散乱地点缀其间垅上，群群白鹤在田间觅食，泥泞小道蜿蜒其中。恰似那留苏画家罗工柳笔下的油画风景。独自一人，无心欣赏，只顾埋头前行，格外小心，生怕滑跌到水田里。

　　赶到公社时，解放牌胶鞋上的稀黄泥快爬上了脚背，已糊满了两个裤腿。经过那条“场头跌跤，场尾捡帽子”的小街时，有些人用和善的眼光注视着我那狼狈相……虽然没有了前些天刚到公社时夹道欢迎的热烈，没有了争睹城里来的姑娘小伙的新奇，却依然能感觉到背后那些盯着我的视线和小声的议论。

　　坐落在山丘上的公社，两层穿斗结构青瓦房。沿着街边石阶，小心翼翼地进到公社办公室。“啊，来了啊。”秘书林亨文先招呼我。我问道：“张书记找我有啥事？”他放下手中的钢笔，立即站起来，“你坐，我去问一下。”他挺客气的。

　　一会儿他回来领我去书记在楼上的办公室兼作卧室的屋里。三十开外，面相和善的张书记笑容满面地推开藤圈椅站起来，还是那句“来了啊，坐”。让我在办公桌旁的方木凳坐下，语气温和地问我生活习不习惯，说靠山的我们公社穷，条件艰苦，还鼓励道：“刚下乡嘛，肯定不习惯，时间长了就好了。”

　　我低首无语，心中直嘀咕，究竟要我干什么？“你们知识青年有文化，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农村需要知识，需要文化。”我只能点头称是。他迟疑了片刻说道：“听说你会画画？”我笑道：“只是爱好，只是爱好而已。”

　　他打开抽屉，取出一张两寸发黄的老人照片：“你看看，能不能帮我画张像？”

　　他把那老照片递到我手上。看了看，也没问照片上的老人是谁，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连纸也愿帮他出。“这段时间扎雨班，没什么事，画好后等下个赶场天我就给你带来。”说到画像的尺寸，我说画八开行不行。“八开大小有多大？”他问我。“有半张报纸的半张那样大。”我笑着对他说，手也比比画画。“好，好好！这就麻烦你了。”

　　张书记笑容可掬，给我留了个好印象，他还留我在公社食堂吃午饭，“不了，还早呢！”送我出门时，嘴里还不停地谢我，好客气。我似乎受宠若惊，心想，我的一技之长在农村也还有用武之地。

　　我们林场，其实就只有一栋孤独的小青瓦土屋，其中两间七柱房，一抹水的厨房靠在左边，连着四柱八扦的猪圈。右边有一小土坝，坝边涓涓小溪，屋后山坡连着石岩，耸入云雾之中。青瓦屋檐滴着水滴，天阴沉沉，心阴沉沉。有的知青在看书，有的在吹牛，有的在睡觉，各干各的。

　　从给张书记画过一张老人像（后来听说是他父亲）得到大家的好评后，心情又好多了。我倒喜欢这种不出工的天气了，不是躺在床上读书，就是画速写，画头像……在初中时，我这个三好学生经常上课给老师画像，目不转睛地望着老师，老师还以为我在专心致志地听课呢。

　　老场员叶四请我帮他画像已好久了，雨班不出工，正是好时机。他背靠土墙侧身坐在床沿边，眼看窗外，四分之三侧面脸庞上，明暗分布优美，立体感强，我常爱取这角度画头像，“头别动，你看着窗外，好，就这样。”

　　第一印象在写生头像画中至关重要，五哥常对我说，应当把它保持到画完那一刻……才不至失神。在初中毕业时，我已具备了很强的写实功夫，素描基础打得牢，五哥说考中央美院附中没问题。不料高中一毕业，我就失学了。只能在这野山沟里自行修炼。心头之痛，无以言表！

　　叶四捧着画好的速写头像，笑眯了眼，“像！”都说抓住了特征，画出了精神。

　　农村孤儿，没了爸妈，活得像没了主的狗，没了家的猫。从他们脸上能捕捉到失落与感伤、悲戚与苍凉人生的阴影。他们并没有“成分”重压的伤痛，却有着生死存亡的焦虑。

　　林场的“莽三”没姓没名，心地善良，傻得可爱，我们都很喜欢他。二十多岁的他，只有三四岁孩子的智力，矮笃笃活像大头娃娃，钱多一点就数不清。有时不如意，会像孩子一样怄气，要人哄哄，但也不是那种什么事也不会干的大傻瓜。

　　脏活、粗活他从不推辞，又爱帮助人，尤其是女知青叫他帮忙，有求必应。衣无二件，鞋无一双的他，脚板如牛皮，不怕石子锥，不怕刺来扎。大风大雨中敞放的羊儿没回来，淋得似落汤鸡的他独自一人把它找了回来；没收的工具他会收，掉下的粮食他会捡，一般农活都会干，可怜他一字也不识。家境好一点的知青纷纷拿出自己的衣物送给他。

　　我们林场11个知青，余立、汤文诠、余眉父、张泽华、洪忠萍（女）是十七中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我是高中毕业生。在校时他们都认识我，离开家乡时，来送行的父母特地托咐我下乡后要带好他们。祝玉辉（女）是五中的高中毕业生，小女孩向玲和韦素珍是小学毕业生，陈昌吾是民办中学毕业生，只有苏辅琪是所谓的“社青”。其中祝玉辉与韦素珍是工人成分，其他都是黑五类子女。聪明好学的陈昌吾，因地主成分，l961年就没考上公办中学。成绩优秀的余立是独子，母亲是十七中数学教师，其父因历史问题被放逐内蒙改造。余立虽与离了婚的母亲相依为命，也逃不过失学的厄运。

　　我的知青朋友们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娃娃脸、学生味、浑身的稚气与清纯，老场员们的质朴、憨厚，风霜雨露、烈日暴晒，斑痕累累的形象，几个月来，利用闲暇……我把他们尽收画夹并保留在我心深处。

　　劳了筋骨苦了心志

　　初到林场的几个月，心思一直放在了画画上，秋后农闲，又乍到林场，把带下乡的纸都画得差不多了。知哥知妹们虽然过着常吃白饭喝清炖氯化钠的日子，却成天嘻嘻哈哈，说说笑笑，歌声不绝于耳。从第二年的春天开始，我们才真正开始了农民生涯，那是今生今世决不会忘记的一段日子。

　　天快亮时，山雨骤来，将我从噩梦中惊醒。我双腿一伸，翻过身来，心想：今天该睡睡懒觉给筋骨松松绑了。噩梦的惊吓过后续来了美梦，飘然若仙归故里，母慈父爱，好似堕入温柔乡。忽听得一阵敲门声，“起来，起来！”又是场长那敲二锤似闷顿的声音。我翻身下床，开门让场长进屋。此时天微明，淅淅沥沥下着雨。“今天还要出工？”望着阴霾的天，场长背过身去：“趁下雨上山一趟，去砍点树！”

　　阵雨忽大忽小，小溪水浑黄起来，春末雨晨寒气袭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七个男知青和几个老场员，拿着横料大锯，在手握板斧的场长的率领下，消失在环山堰沟道上。

　　转过两道弯，根本没有路，穿过没过头顶的茅草和杂树林，爬过一面坡，来到一山垭。这是风垭公社与相邻的九峰公社交界处，唯有一片密密的国有松林。在雨雾中，苍葱迷蒙，其色幽冥，凄神寒骨。我屏息而立，四下环顾，木痴痴不知所以，心里空荡荡直发虚。

　　只听一声：“专门找长得直的砍，动作利麻点！”又是场长闷锤似的声音。无人言语，一片死寂中只听见呼呼响的锯木声。我和余立刚悄声议论起来，场长立即嘘声制止道：“不要开腔！”

　　我们已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林场就有看管山林的职责，居然我们敢去盗伐国有林木！尽管我们先前不明真相，昏昏噩噩上了山，而身为副场长的我，此时却不敢道一个“不”字。

　　不一会，十多根碗口粗丈五有余的小松树直挺挺躺在了地上，被场长用板斧劈得光溜溜没了手足。场长让我们知青捡细一点的搬。活湿的树重如铁石，好在返回之路是下坡，连扛带拽搬回了林场，忐忑之心踏踏实实落了地。真似一场激战呀……过后，才发现湿透的衣裤被野棘划破，手足也挂彩出了血。

　　“人家发现了找来啷个办？”

　　“啷个办？又不要你负责。有场长，有公社，关我们屁事！”

　　端起饭碗，和着盐米汤，把饿得巴了背的肚皮吃得胀鼓鼓。我和余立倒躺在叠好的被盖上，他看着我忧心忡忡的样子道：“你又起得了啥子作用？又不该你负责……何况场长选了好日子，大雨天，恁个早，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鬼才晓得！”“我们公社的山，1958年大炼钢铁前，水桶粗的松树满山，遮天蔽日，落下的丫枝也烧不完。现在像啥样？满山遍坡找不出一根碗大的树！”老场员刘甲金用惋惜的口吻常对我们说。“现在这些小松树林，还是前些年飞机播种才长起来的，不得行，做不了啥事。”他的话，让我想起俄罗斯著名风景油画大师希什金笔下那长满参天大树的森林，那是一个民族宝贵的财富，那是一个民族千秋万代的福气……

　　百年千年，祖祖辈辈留下的青山绿水，毁在那狂热的年代，是为了一句“超英赶美”。而今为了给我们修一间女生宿舍，我们这些“林场工人”竟然去盗伐仅有的一点点碗口粗的林木。古人“十年之计，莫若树木”之说，恐谬以千里。唯以斯人而教化，“百年树人”将适得其反矣！大自然要恢复元气，数载千年也恐难实现，这是我中华民族之大悲哀！

　　1966年春公社决定搬迁林场，由原来的山沟底迁到山坳上，图谋发展。为此，公社还淘神费力到县林业局批了点木料，指定到我们林场背后的九峰公社去砍伐。

　　啥都得靠自己，“打青山”也得靠我们自己。

　　林场组织了“打青山”小组，成员主要是知青，只请了个木匠昌师傅，工具全由他带来。我们已相识，原来林场的猪圈就是他做的。四十开外的人，说话诙谐，知识不少，经验丰富，农村有“木秀才”之称，可见其在农民心中的地位。场长办好手续，联系好住地后，由我带队上山。

　　来到目的地，那是一片松柏混交林，松树已所剩无几了，拳头粗的柏树还不少，郁郁葱葱，在初夏的阳光里，透着勃勃生机。昌师傅早知我们几个知青眼尖手快……会“偷师学艺”，半年多的劳动又练得浑身是劲，没有拿不下的活。不过，“拉改锯”这活得使巧，不能蛮干。虽见别人做过，也曾偷摸过几下，但像这样真枪实弹干个十天半月，啥滋味心中终究没有底。昌师傅调侃道：“要不了三天，叫你几个崽儿屙屎都蹲不下去！”

　　头天下来，腰酸膀痛，呼呼大睡一夜，第二天大天亮了也不想起床。三天下来真还有点如师傅所言，腰又酸臂又胀，效率也慢了下来。我们都有个经验：筋骨之劳三天是道坎，坚持下来就好了。果不其然，十多天完成任务后，陈昌吾、苏辅琪和我已是熟练的“改锯手”了，全部的椽子、板子都出自我们之手。

　　新屋土墙是请了匠人来筑的，那一套技术非实践不能掌握，如若塌了下来，那可不像拉改锯“走了墨”那么简单。新屋“断水”迁入以后，胆大的我们自己动手筑起猪圈厕所的土墙来。老场员叶四在生产队帮人干过，把他当了师傅，借来墙板，乒乒乓乓顺顺当当山墙也上了巅。大家欢欢喜喜吃午饭，场长还派人上街割肉打酒以示庆贺。笑谈间，忽听一声巨响，大家哑然相视。回过神来时，异口同声“糟了！”争相夺门而出，只见最后筑的那壁山墙，已轰然倒下。“还好，还好！如果人还没下墙就遭了！”师傅叶四脱口而出，说来真还有点后怕。来到倒墙前细究其因，不是墙未筑正气，是第二轮处泥土含水量过大，承载不住上部墙重，竟从该处崩裂开来。

　　“你以为土墙就那么好筑！”场长教训起叶四来了，“你冲壳子得行，当师傅还差得远！”叶四听了一脸的不了然：“又不是我一个人充行事硬要筑，还不是你们说要自己筑！”叶四竟赌起气来。“不要怪哪个人了，失败是成功他妈，来过不就成了。”知青们七嘴八舌总结了经验。本来很简单的事，对没有灵性的人来说自然就难了；虽然有灵性，不经实践，也有错谬之时。那顿未吃完的庆贺饭也早冷了，已变得索然无味了。

　　新场比旧场高了许多，新房坐落在山凹的底部，坐西向东，三面临坡，东边是陡坎，小路依次曲折而下。山下远处是九龙平坝，日出东山，开门即见，坝上铺一层轻烟薄雾，山丘顶若隐若现，恍若天上人间。

　　包谷苗已半尺许，绿黄黄的，早该浇肥了。行间还留有麦桩，土也早该翻了，粪水肥料还需到下面旧场去挑，理所当然是我们男人的事了。下去挑一趟粪水，要四十来分钟，下坡一溜烟，轻松愉快，上来就恼火了。八九十斤的担子上了肩就不能落地，坎窄路陡，桶也只能装九成，不能太满。每次爬上了沟顶，长吁粗气一口，步履也轻快起来。一次，不知是抬头看天，忘乎了所以，还是“黑晕症。”

　　突发，我竟一脚踏空，扑跌下尺余高的路坎，恰好带倒一桶粪水，从头上冲浇而下，爬起来满面臭水弥漫。急忙跳到溪中“牛滚凼”，顾不了冷热，滚了个头遍……见者无不善意地微笑道：“今天你背了时，也没得啥子，粪淋了还长得快些！”炊事员赶忙烧热水，抹了肥皂，从头顶到脚板心都洗了个遍。

　　或许这就叫爬一身泥巴，滚一身粪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难道这就是我的脱胎换骨？当我每天睡在那80公分宽的木床上时总要质疑现实与理想的矛盾。

　　开初，握了锄把的手，几乎握不紧拳，吃饭拿筷都不听使唤。拿起铅笔，木然似断了神经，笔尖竟然没了方向。真心痛起自己的手来。问自己：我还能画画么？

　　请钢琴家用弹奏美妙乐曲的双手来握握坚木的锄把，让舞蹈家赤着脚走走这满是碎石的山路，那会是啥滋味呢？

　　我不是画家，更不是舞蹈家，但我从小就梦想当个大画家。

　　遥望蓝天上雄鹰翱翔，近看苍翠的青松耸翠，凝视山边的危岩矗立，聆听小溪的流水潺潺，我一阵茫然。

　　就是挨刀，也要图个痛快

　　金色，是富贵的象征。自从有了统治阶级，自从有了三皇五帝，金色就是他们至高至尊的象征。然而在广袤的山乡农家，金色象征收获，象征着劳动结出的果实……

　　1966年金秋的林场，满目金灿灿：收完黄澄澄的谷穗，收完金黄黄的包谷，再挖完遍坡的红苕，扯回10月黄金豆，囤满仓盈，我们林场被点染成了金色，满屋充溢着稻菽的香气。特别是红苕，多得没处放，在西坡岩边看好点儿，专挖了两个大窖，似备战备荒般存好。

　　我们林场丰收了，就红苕平均每人一千多斤！做“红苕泡”，熬红苕糖，缸盛碗装，新鲜时喝半碗，就“伤”得来闻都不想闻了。串门的知青们来了，它们就成了招待客人的礼物。人吃猪吃，天天吃，蒸、煮、炒，搅包谷羹羹吃，吃得我一辈子都不想吃了。三个月光吃红苕，有哪个招架得了？知妹们更是吵着要吃白米饭。话又说回来，吃久了虽“伤”人，但知姐知妹们一个个长得胖乎乎的。俗话说“无娘儿天照顾”，酷日暴晒，大雨骤淋，不记得有过什么病痛，吃过什么中药西药，最多不过喝点姜汤而已。当然�，也仗着人年轻，体力劳动也能强身健体，一个二个都被整成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傻家伙了。

　　一天，场里开会，传达县里派到公社的社教工作队的文件，说什么要抓紧阶级斗争，搞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场长还神秘秘地说“林场也不是真空”，也有阶级斗争的表现，要求大家努力学《毛选》，勇于“斗私批修”，大搞“人人下楼。”

　　……搞“背靠背揭发”。

　　场长私下叫我写入党申请，背地里却找成分好的知青收集材料，说我要“篡党夺权”。“知青们不听他的话而听你的话”，团支部书记祝玉辉对我说，这就是场长的根据。我只是一笑而罢，嗤之以鼻：“太低能了，平常看起正正派派的人，居然也搞这一套。”

　　“听他说这恐怕也是工作组的意思。”祝玉辉也挺心细的，她出身工人家庭，心地善良，正直温顺。她虽然劳动有点“温”，动作又慢，加之眼睛又近视，做事自然就有点“笨”。但她人品好，在林场同样赢得大家的尊敬，就像大姐姐样。

　　11月份深秋的山边梯田，水冷扎骨。我犁完最后一铧把牛索解下，牛儿在坡上吃草，我坐在田边歇气。这小块块一坡梯田，是生产队划给林场的，不知哪朝哪代这儿是个窑罐厂，稀泥里暗藏着硬利的瓦片。不下田哪里知道厉害，当赤脚踏进柔软软的淤泥时，顿感有硬棱在小腿上刮过。待爬上田坎，洗去腿泥，细皮嫩肉的小腿顺水渗出条条细丝丝鲜红的血道，才显出了惨状，血渗了好一阵才凝止了……犹如茅草划破皮，或许久而久之便会习以为常，或许如农民皮粗肉厚就划不破了。这点皮肉之疼筋骨之劳我不怕，还是那心志之苦教人难受。

　　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这些夹着尾巴做人，生怕惹是生非，甚至是谨言慎行，在野山沟里老老实实埋头改造世界观两年未回过一次家的人，哪点又出了问题？我们这些听话的知哥知妹们又何罪之有？又何错之有！我有了不祥之兆：为什么要加之虚有的罪名？篡党夺权如此之大帽，冠之以匹夫，谁又经受得了？越想越气……心头之痛更甚于那破瓦片划破小腿。好在我还不是那圈内之徒，哪来篡夺之说……君子之心明如镜，静以观之，看你把我又其奈何哉！

　　我的朋友蔡铁昌同学突如其来的一封书信，化解了我的一切疑团。蔡铁昌也是1964年下乡的老知青，他在信中传递了关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消息……我顿时振奋不已。

　　是夜，我把朋友的来信的内容告诉了知哥知妹，大家都兴奋得通宵达旦合不了眼……满以为劳其筋骨的日子该结束了，幻想着山外的世界该有几多精彩属于自己。

　　我即决定次日先到县城窥探形势再作计议。尽管听说“大革命”已经近半年了，大城市都闹翻了，在那闭塞的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我们仍然不敢轻举妄动。

　　县城里秩序依旧，但大字报满街，已有工人造反派扯起了大旗招兵买马，喇叭里播放着造反歌曲。红卫兵串联路过县城，戴着红袖章，穿着军色衣裤，其意洋洋……那些“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标语横幅已扯上了街，过去平静的小县城已潜藏着暗流与危机，气氛凝重，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我该咋办？我们老知青该何去何从？是夜，住在县城朋友家，辗转反侧通宵达旦……清晨，告别朋友，踏上归途。从县城乘车到合流（汉渝公路离城最近的区）

　　再徒步翻中山回场（邻水县地形分三山两槽，我们林场在中山东侧）中途可在禾丰林场歇脚。到达禾丰林场时已近中午，有一二知青相识，并引见他们林场的“高参”蒲远华。这位因在校和女同学恋爱被迫退学的大学生，身材修长，戴副眼镜，文质彬彬，言语不多。他不是那种爱激动的人，这恐怕与他的经历有关。

　　跟他谈及山外形势和造反打算，一拍即合。林场顿时沸腾起来，知哥知姐们欢笑……吵闹、摩拳擦掌，似乎明白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不明白。但他们都愿听蒲眼镜的，让他拿主意。我们商定，发动全县知青造反，组织重庆知青造反兵团，杀回老家闹革命。在场的知青当即取来纸笔，由我起草了一封《告全县知青同胞书》，慷慨陈词，阐明形势，回顾展望，呼唤造反，激奋之情见于字里行间，无畏之心掬之可视。我们约定一周后（1966年12月初）在邻水离重庆最近的坛同区集中，举旗徒步回城造反。最后决定把《告全县知青同胞书》以风垭公社林场与禾丰公社林场的名义向全县每个林场寄发。油印此信，寄发都由蒲眼镜他们立即动手，制作大旗则由我们负责。午饭后，我告辞翻山而去。

　　天擦黑时我跑回林场，歇了口气后就与知弟妹们商议我们的行动计划。决定走之前日到公社与工作组辩论，在公社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同时到公社取钱取粮为返城作好准备。一切都暗地里进行，平日照旧出工，不让场长事先察觉而有所防备。举事当天，我们11个知青全然如一人，雄赳赳气昂昂直赴公社。那天逢场……人潮涌动，我们把县里派来的工作组的组长“请”出来站在公社大门外石梯上……知青们在下一字排开，双方展开了对答式的辩论。农民们把我们围得密不透风……工作组长铁青着脸，语无伦次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旁观的农民朋友们看见这种情况，也为我们捏了一把汗，悄悄对我说：“你们不怕以后挨整啦？”

　　挨整，谁不怕？要挨，躲也躲不脱，就是挨刀，也要图个痛快。在林场闷了两年……耗费了青春热血，一无所获，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心里窝着一团火！再整，不外乎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外乎在这野山沟呆一辈子！于是无所畏惧了，想说的话敢放开嗓门说了，要出的气也敢挺起腰杆出了。

　　看着石阶上组长紧张瑟缩的窘态，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快感。我们并不想有什么结果，只是想公开宣布：我们开始造反了！我们非常明白，县委工作组、公社能起什么作用呢？政策又不是他们制定的，在公社造反毫无意义。余眉父专门负责取钱取粮、订做大旗，当他告诉我们一切办妥时，我们立即撤退回场了。

　　翌日早晨，天朗气清，我们收拾停当，准备出发。此时，我才对场长说：“我们要回重庆造反了，场里的钱、粮我们取完带走了。”他瞪着双眼看着我，愣了一会惊诧地说：“那我们在场的老场员还吃啥子？”“场里的包谷红苕还吃得完吗……”我略带嘲讽的口吻反诘道。他点着头，哭丧着脸，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此时，老场员们也全钻出门来，惶恐地看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还要回来，再见了！可爱可憎的野岭荒山，我们的林场我们共同的家。我们背着包，一个跟着一个越过了屋后的山梁，回头只见几个老场员站在土坝上呆头呆脑地目送着我们。

　　雄赳赳回城造反，灰溜溜返场生产

　　坛同，一个汉渝公路上的小场镇，是邻水至重庆的咽喉，两地相距近百公里。有百十号人按时到达，大家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吵吵嚷嚷，小镇也沸腾了。大家规定了纪律，大张造反红旗，向重庆进发。预计两天走完近两百里路任务很重，伤病者随时可乘车。出发前就派了人先坐车赶回重庆联系已在渝立足的观点一致的造反组织，联系接待站吃饭住宿，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头天夜宿江北县兴隆场，次日天亮出发取道寸滩小道，至傍晚时分大部队才到朝天门。迎接大家的先遣战士告诉我，大竹县知青成立的造反兵团先到重庆好几天了，观点和我们相同，也是要砸烂社办场。我与蒲眼镜等临时负责的头头商量后立即决定加入该组织。

　　由于邻水知青的参加，造反兵团在重庆壮大起来，总部由邻水和大竹分团组成，改选了头，大家推举我总负责，蒲眼镜借故回家再也没来了，大竹县的负责人是冯昆华。兵团成立了宣传队和材料写作小组，宣传队成天排练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节目，有歌舞、表演唱、说唱之类的形式，好不热闹。我多数时间负责材料整理……进度很慢，目标不明确，找不到出路。最后整理出社办场的“八大罪状”，提出“砸烂社办场”的口号，要求给予工作安排。我们派代表去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市接待站、市信访办、市政府办公厅送材料反映问题，哪家也答复不了，都说你们知青的事情只有等中央的指示。

　　我们驻扎在市外贸大楼，看辩论，练节目，逛街串门，折腾了一个多月，等来了周总理的指示：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接待站一断炊，咋办？大家一合计，只能各回各的县。

　　回到邻水县，接待站设在县磷肥厂。那时县城里的工人造反兵团人多势众，要我们参加一起造反。我思索再三，认为我们造反的性质不同，目的不一样，那些工人造反派有点乌七八糟，名声不大好，不愿参加。在县里，我只想弄明白，我们的档案上给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写了些什么？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抄安置办公室！当晚，我提出了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又特别告诫知哥知妹们：不能硬来，只能文来！

　　翌日上午，组织了各林场代表直奔县安置办公室，找到安办主任余代祝。主任阴沉着脸，“你们来啦！”他“马”着脸说。“余主任，我们想看看档案，大家担心装了黑材料。”我用平静的口吻说。我和他太熟了，在县知青中我算是脱胎换骨的先进代表，原来在各种代表会上早已相识。在这种场合，似乎有些尴尬。“现在安办哪还有啥子档案！”余主任叫着苦。知青们群情激奋，出言不逊：“余代祝，你老实点！哪有安办不整知青的！”“把档案拿出来我们看，现在藏到整不得行了！”主任掏出钥匙，打开每个柜子，什么也没有。此时我才猛醒，他们早早就是有防备的，此举太愚蠢！我立即对大家说，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在县城呆了四五天，什么也没干成，在接待站吃闲饭。下一步何去何从？城里朋友悄悄告诉我，县里准备要拿知青开刀，要抓工人造反军的几个头目，其中就有老知青张金陵。我们几个的名字还没听说，不过已有传言，说我们抢东西，抢饭吃，这是在逼我们走。我认真地回顾了近两个月的造反经历，重新审视了我们造反的目的和眼前的形势，意识到再呆下去，不会有结果，反会害人害己。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入夜开会，各林场头们研究下步行动，听完我的意见，大家失望了，不少人反对就此撤离。没法，最后决定第二天早上开全体知青大会，由大家决定。夜深沉，心如焚，我站在室外篮球场上仰望天空，漆黑一片，冷风飕飕，全无倦意，我仰问苍穹，我们知青的出路在哪里啊？

　　一大早，天气阴沉，全体知青集中在篮球场，我站上一方凳，一双双期盼的眼睛紧盯着我。看着他们，我无法开口，是歉疚，还是无奈？我也说不清。紧咬双唇……双眼慢慢平扫一周，用沉重的语调说出我平生无法忘记的一席话：“同志们，我们知青造反为什么？不就是想找一条出路，说白了我们应当有个工作，不当农民。宪法规定我们有工作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有结社、言论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对我们来说，早就成了奢望，从上山下乡开始……我们的这些权利都被剥夺了。我们为什么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是我们成绩不好，还是我们表现不好？都不是！是因为我们家庭成分不好。”激奋之下，我慷慨陈词，在场的知青望着我，全场清斯哑静。“前段时间造反，我们知青的问题反映到了中央，结果如何？周总理一句话‘就地抓革命、促生产’把我们从老家又赶了回来。才在这里住了几天，又能干啥？县里恨死了我们，已往我们身上泼‘打、砸、抢’的污水了！”我是个爱激动的人，说得很动情。

　　“我们是‘秀才造反’斗斗嘴而已，还能干啥？还敢干啥？与县工人造反军合流……我不愿干。我们的出路在哪里？现在怎么办？只好听天由命了。”

　　顿了一会，我用平静的语气，态度坚决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回场抓革命促生产，静观形势的变化！”

　　“哦！”不少的知青异口同声大声吼起来。

　　“那兵团啷个办？”有知青高声喊道。

　　“就此解散了。”我平静地说。大伙议论起来了，失望了，责怪起来了，甚至愤恨了。

　　“害怕了嗦！”带嘲讽的口吻。

　　“叛徒！逃兵！”双龙林场的夏文富大声责骂起来。

　　我有点不能自制了，听到“叛徒”二字如芒在背，如针刺心，极大地伤了我的自尊心。大哥的下场忽闪而过，此刻，我更坚定了退出“造反到底”的决心。

　　“要走就走，要留就留，悉听尊便！”我放开嗓门喊道。我跳下凳，对我们林场的知青下令似地叫道：“我们走！”我们又率先当了“叛徒和逃兵”。一个个林场的知青如鸟兽散，各自归去，“造反兵团”亦土崩瓦解了。

　　回到林场，只见男生宿舍竟变成了牛圈。原来我们知青造反离场后，场长和老场员多数都回家去了，只剩下一个人守场。猪、牛圈离宿舍有一段距离，晚上怕牛被偷，便将牛关进了我们男生宿舍。打开房门，臭气冲天，我挂在墙上的画夹不翼而飞！床挪到屋一角，铺草已被牛吃得所剩无几。我的画夹呢？当我的视线搜寻到地上时，只见我在林场的全部画作被牛的排泄物和着泥蹂躏得稀里糊涂一团糟，画夹被牛擦背时从墙上拱了下来，被它千踏万踩地糟蹋了。自己的一时疏忽……让我悔恨终身。

　　退出了兵团，退出了造反派当了逍遥派，我心里踏实了，那段�撞的造反经历让我更成熟了。后来，我又自己做了一个油画箱，提着它在重庆、乐山、南溪、大竹、邻水为造反派画巨幅毛主席像和巨幅《毛主席去安源》了。

　　我告诉自己：今生也许成不了画家，但总还可以当个画匠。

　　作者简介

　　李忠公，男，重庆人，1964年高中毕业，同年上山下乡到达县地区邻水县九龙区风垭公社林场，后撤场插队。1972年因有美术特长留在邻水县工作，曾当过中学教员、县川剧团美工。后调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工作，现已退休。1983年加入美协四川分会，现为美协重庆分会会员。曾在《四川画报》、《中国妇女》、《四川农民报》、《巴山文艺》等多种刊物上发表过水印木刻、黑白木刻，有30本封面设计作品面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