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为何现在要研究诗人黄瀛？——从中国重庆所思考的日中关系与黄瀛研究的课题
小池阳。首先我想介绍一下在日本发生的两件事情。
日本的首相府几乎每年都会对日本国民进行一项有关外交的民意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中日关系？”据1975年的“你想去中国吗？”这样一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有52%的日本人回答的是“不是很想去”或者“不想去”。此外，对于“你对中国的什么感兴趣”，40.8%的日本人回答的是“不感兴趣”。如今又因中国制产品的问题等，导致日本人的中国印象继续徘徊在低点。
但是，一般的日本人对中国到底又了解多少呢？正如回答“对中国不关心”这样的人占多数那样，实际上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知之甚少。于是，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几乎漠不关心，缺乏知识，缺乏信息的状况下，为什么日本人会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甚至抱着不好的印象呢？
10年前的1998年，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那个夏天，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在日本出版过《傲骨宣言》，颇具政治影响力的漫画家小林善纪出版了一部名叫《战争论》的漫画，在各个地方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和人们的议论。小林通过这部漫画大肆肯定了由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声称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乃是“幻影”。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看了之后大为震惊，同时也感到了一种恐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部《战争论》中，小林善纪完全是在无视中国的情况下一味展开着赞美日本的理论，而我的一些朋友们竟然被他的这种政治言行蛊惑住了。
小林善纪所描绘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公”的存在、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他认为，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完全是由中国自己凭空捏造的谎言，而“大东亚战争”乃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所以日本人不必自虐，反而应该把它视为一种骄傲。但在我看来，构成他这种理论前提的“中国观”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与缺陷。
随之两年后，他又出版了一部名叫《台湾论》的漫画。这部漫画采用了“台湾=亲日/中国=反日”这样的图解法，并试图利用一部分台湾人的证言来支持日本的殖民政策是正确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他的观点有人反对，有人赞成，但出自小林的这一系列漫画，竟然成了售出高达600万-700万册的超级畅销书籍，尤其以《战争论》最为轰动。他的这一系列漫画虽然遭到了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的批判，但在青年大学生和有战争经历的老年人这两类人中，还是被广为接受了。通常情况下，青年大学生既没有战争的记忆，也没有关于战争的知识，常常会以“反正与我们无关”而采取冷淡的态度，但对于小林善纪的《战争论》，不少人却说被它那种“政治姿态”所感动了。同时，也让老年人们回想起了战争年代，因自己战争时代的行为被肯定成“正义之举”而大为感动。
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从这些所谓的“感动”中再一次体会到了一个事实，即近20年来日本人都一直对中国抱着某种负面的印象。回顾“日中友好”的历史，通过大熊猫、丝绸之路等媒体商业化的宣传以及报道后，也的确一度引发过“中日友好”的热潮。不过，就算那的确是具有友好意味的东西，但也不啻过于简单而部分的因素。因为它们对于日本人如何定位中国并不构成重要的因素。
因此，我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日中之间正在变化的东西上，而是想放在不变的东西上。那么，说到那些所谓不变的东西是什么的话，就像外交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是“对中国没有兴趣”、“不喜欢中国”等一类的东西。显然，小林就是利用了日本人对中国的这种反感情绪来巧妙地印证自己的言论（赞美日本）。而这是绝不能等闲视之的。可事实上，这种厌恶中国的情绪现在仍在继续，而且还在被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
可是在这里，我想知道的是，这种极难理解而又被概念化的“中国”形象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根据资料显示，日本有从古代就开始接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历史。特别是贵族和武士这样的统治阶级，就利用中国的经典之作来提高自我的修养，或是学习一种治世的手段。换句话说，他们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不过是为了加强自身修养和懂得如何统治国家，而非为了研究中国的文化本身。到了明治时期，大学里便开设了“汉学科（现为中国文学科）”。尽管中国的古典成了研究对象，但却延续了以前的学风，即对现实的中国本身并没有兴趣，没有把中国本身作为研究对象。
不过，进入明治时期以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对于明治以前的日本来说，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可明治以后，中国却成了一个“落后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出现了“脱亚入欧”的强烈呼声。
建立起这一思想架构的代表性思想家，就是其肖像印刷在一万元日币上的福泽谕吉。其次，还有日本文学的代表，例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他们也都去过中国，还曾写过在中国的经历。此外，汉学在日本是所有的外国学中历史最悠久也最活跃的显学。因此，日本人对中国不可能是毫不了解的，但实际上，日本人对中国又确实是非常不了解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就像刚才提到的小林的《战争论》，对于他如此粗糙简单的概念化描写，不少日本人竟不加怀疑地照单全收。如此一来，我们不禁要问，自古以来日本和中国不管是在文化方面，还是政治、民间方面，都积累了大量友好交流的成果，而这一切和上述日本人的中国观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想要弄清个中原因，远非这篇小论所能做到的，但有一点我想说，可以认为，对中国的不理解是出自于一种落差。所谓的落差，就是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们所塑造出的中国形象和现实中存在的中国之间所存在着的落差。
在日本思想家头脑中的中国形象，基本上都是一个单一而笼统的形象。作为典型的例子，可以举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比如，福泽谕吉用“亚细亚的固陋”、“古风旧惯”、“儒教主义”、“阴阳五行”、“仁义礼智”、“残酷破廉耻”、“古风的专制”、“无法律的国家”等侮辱性的词语来概括了包括中国和朝鲜在内的亚洲诸国的形象。尽管也有思想家不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而是从具体的个人角度来把握中国，但就整体而言，思想家们大都存在着用单纯划一的形象来把握整个中国的倾向。换言之，中国在当代日本眼中的形象是作为一个笼统的整体而首先被思想家们的言论所固定化和模式化了的。
那么，相对于思想家眼中的“中国”等同于“一个整体形象”的认识，文学家们又如何呢？经过分析，可以发现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像夏目漱石去中国（大连）的时候，就是带着十分傲慢的歧视态度来看待中国人的。《满韩漫游》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的具体记载：
一旦伫立在河边眺望两岸之间，就会看见，泥仿佛比水还多，那浑浊的玩意儿无边无际地翻滚过来。别说五万年光阴，只需一两个月时间，河口似乎就会被完全淤塞住似的。尽管如此，据说三千吨左右重的大汽船也能慢悠悠地毫不费力地逆流而上，可见中国的河是麻木的。至于说到中国，也自然是麻木的，他们自古以来就喝着这泥汤之水，怡然自得地繁衍子孙，繁荣至今。
旅馆客房外的走廊对面是白墙，白墙高处有扇窗，光线从那里斜射进来，这倒也无话可说……但房间里面却散发着一股异样的臭味。中国人虽走了，却把这臭味执拗地遗留了下来，所以有洁癖的日本人再怎么打扫，依然是臭气熏人。
在《满韩漫游》中，夏目漱石主要关心的是在大连的酒店中有没有英国人等等，显然，比起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更关心的是已经被西洋化了的东西。
其次是芥川龙之介，他作为新闻记者也去过中国。为了弄清五四运动的动向，他也拜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像章太炎等人。但毋宁说，他本人关心的也不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中国，而是那个“被抽象化了的中国”。比如，主要对从阅读汉诗中形成的、他认为是富有“中国情趣”的形象——“中国式”的风景、食物以及女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对不同于汉诗中形成的、有别于自己心目中的中国情趣的东西，他则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轻蔑和歧视。这从如下的段落中就可以看到：
刚发出新芽的树干上向下挂着一头猪的尸体。而且被剥了皮，后蹄朝上地挂在树上。在脂肪的覆盖下，尸体发白得让人恶心。我一边远望着它，一边在思考，这样把猪头向下挂着，究竟有什么意思。这被吊挂的猪也显得滑稽可笑。反正，像中国这样无聊的国家，在世界上怕是再也找不到了吧。
我就像走火入魔了般叨念着现代中国的坏话。现在的中国都有些什么呢？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在悉数堕落吗？特别是说到艺术，从嘉庆道光那时起，直到现在，产生过一件值得骄傲的艺术作品吗？何况不论老少，人人都在歌唱盛世太平。也许在青年一代的国民当中，多少还有点活力。但他们发出的声音，却缺乏巨大的热情来直抵全体国民的内心。这也是事实。我不爱中国。即使曾经爱过，现在也没法再爱了。在亲眼目睹这国民性的腐败后，仍然能够热爱中国的，不是极尽颓废的官能享乐者，就是浅薄的中国趣味的憧憬者吧。
或许是由于他从这样的视角在看待中国吧，所以，原本是向着五四运动而来的他竟然将这场重大的变革运动轻轻地一笔带过。
事实上，漱石也好，芥川也好，都是把大量的汉诗（中国古典）作为自身的一种修养来学习的。况且像漱石这些人，其汉学修养已经达到了自己也能创作汉诗的水平。尽管这样，在他们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他们根本没有把现实的中国当作自己关心的对象。像这一类型的文学家在当时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具有很深的汉学修养，但对中国却漠不关心。而且，这类文学家也并不试图为了了解中国而去积极地创造一些必要的空间。毋宁说他们甚至制造出了反感中国的印象。这一点只要看看像福泽谕吉和夏目漱石这样的日本知识分子代表所撰写的文章，便不难明白吧。在其后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中，这种反感中国的印象被反复地再生出来，并且被后来的日本人所阅读和接受。这样一来，刚才所说的反感中国这一印象也就形成了一个再产生的机制。
那么，明治时期以后，就没有了解中国的日本人了吗？当然也不是。说来，在大正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把中国人描写成人口贩子之类的恐怖存在。但是，和黄灜先生有着文学交往的宫泽贤治却写过一部名叫《山男的四月》的作品。主人公山男由于很同情其中的“中国人”，从而不惜舍身去救助他：
山男从刚才起就一直在生中国人的气，这下更是火冒三丈了。
“什么？你在胡说些什么？该死的强盗！你小子只要进了城，我马上就大喊，说那个中国人是个可疑的家伙。看你怎么办？”
中国人在外面一下子安静下来。而且安静了好一会儿。山男琢磨着，这个中国人不会双手捂住胸口，在外面啜泣吧。说来，那些在山崖和林间放下行李，好像陷入了某种沉思的中国人都被别人这样威胁过。想到这里，山男立刻顿生怜悯，准备告诉对方，刚才自己说的只是吓唬人的假话。这时，外面的中国人用可怜的沙哑嗓音说道：
“你呀，也太没有同情心了。那样我就做不成买卖，吃不上饭了。这可为难了。你也太没有同情心了。”听罢，山男觉得这个中国人太可怜了。心想，就把我的身体给中国人吧，让他赚得六十钱，然后拿这点钱去小旅店借宿，吃沙丁鱼头，喝点菜汤。于是，山男回答道：
“中国人，没事没事了，不用再哭了。我进了城，会尽量不吱声的，你放心好了。”说完后，外边的中国人似乎这才松了口气……
宫泽贤治当时正在学习世界语，是个渴望世界和平的理想主义者。但我们不得不说，在那个时代世界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也只能是从良知出发来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对中国进行定位，而无法借助思想来真正地接近中国。所以，在日本，即使是像宫泽贤治这种被称作“越境文学”的作品，也无法与已被潜移默化的有关中国的政治性言论和知识分子制造的中国厌恶感分庭抗礼。而且，至今日本人仍然只是像以往那样，把《三国演义》、大熊猫、中华料理和旗袍作为中国的符号，来谈论着千篇一律的中国形象。
下面我还想说说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
那是我来四川外语学院的一年前，即2005年的4月，在中国各地发动了反日的示威游行。就在我决定来中国的当年9月，我的亲人和朋友都担心地问：“去中国要不要紧啊。”其实，在来之前，我多少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但还是来到了这里，并已经生活了两年。说实话，这两年间，有几次我都被卷入了“反日”的风波中。例如，搭乘出租车时，当司机得知我是日本人时，在途中就把我赶下车；又例如在餐厅里吃饭时，也常常有人走过来对我说：“你是日本人吗？你们这些小日本给我从中国滚出去！”可是，每当遇到像这些有“反日”情绪的人们，我就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他们为什么会讨厌日本？”我经常听到的回答是：因为“日本曾侵略过中国，却没有道歉”或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国家竟然成了一个经济大国并引领世界，这是不可原谅的”。不管是2005年的反日游行，还是我所遭遇到的反日风波，他们的反日理由都不啻出于“你们是小日本，所以给我识相点”这样的大国意识。他们的这些理由却不能使我信服。在这里，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带有反日情绪的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出同一个理由？
如果先说结论的话，那就是——这些所谓的反日理由都不过只是听信或引用了周围人的说法而已。至于为什么讨厌日本，确切的理由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只要比较一下现在中国的“反日”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排日”、日中战争时期的“抗日”所使用的词语，便不难明白。“排日”和“抗日”这两个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侵略行为时，中国为了反抗日本的侵略所使用的具体语言，但现在使用的“反日”却并不存在当时那样的语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日”言论成了带有感情色彩的、意识形态化的东西。首先是起源于“总觉得不对劲”（属于情绪性的东西），继而才被赋予了这样那样的理由或借口，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理念。我认为，所谓的“反日”，其实有可能是使用了“排日”和“抗日”的那个时代的记忆被反复再生产出来的那种思维模式的变种。
在现实中，如今依然存在着日本的反感中国论和中国的反日情绪，从而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制造出了一种绝对的距离感。因为中日双方之间缺乏互相了解，所以日中之间的空白依旧延续着。在这种状态下，要诞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间”的交流是相当困难的。而一旦出现了这种困境，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总是试图使用一些在政治上显得堂而皇之的用语来弥合这种空白。比如像“中日友好”这样的典型用语。
可是，每当听到这样的话语时，我就禁不住想：如果无条件地、试图一本万利地使用这个词语，会不会反而抹杀或隐藏了现实中存在着的“友好”的问题呢？中日两国人民只是在相同的空间中交流，这是否会沦落为仅仅是作为符号的“友好”呢？这样一来，我们谈论“中日友好”的意义又究竟何在呢？
我们总是试图带着深深的心理创伤，并在掩饰那种创伤的状态下去相互谈论中日友好。但这样一种交流方式又是否能够成立呢？如果不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又应该创造一个怎样的空间才好呢？
为了填补这种文化“间”的沟壑，对黄灜先生的研究有可能为我们指明一种思考的方向。大家在学习日语的时候，我想肯定会碰到和中文的基本词汇、表达方式、思维模式都不一样的情况。从我上课的情形来看，多数的学生要么就是只指出两者的区别，要么就试图完全摒弃自身的母语和文化，去与另一种文化同化。不过，要指出差异是很容易做到的，且这么做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意义。而要抛弃自身的母语和文化，去与另一种彻底不同的文化完全同化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黄灜先生又是怎么做的呢？黄灜先生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我认为，黄灜先生在日语和中文之间，又创造出了一个空间，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言语关系性。人们评价黄灜先生的诗歌时，认为其特点就在于“新鲜的用辞方法”（小野十三郎《黄君的日语》《诗人黄瀛回想篇·研究篇》）。这种评价就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吧。由于保存下来的黄灜先生的作品非常少，所以，如何让这些文学资源转化为社会效应，也的确不无困难，但至少在帮助我们寻求新的文化“间”的应有状态上还是很有意义的吧？
研究黄灜先生的作品后，就不得不谈及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分析黄灜先生的作品和里面的人物时，很容易加以理论化和意识形态化，以至于无法接近本质的东西，或隐藏真正重要的问题。就如黄灜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其实不用手写诗，不用嘴咏诗，而让心灵本身成为诗就行了。”“我希望自己的存在本身便是诗。”（佐藤龙一《黄瀛——他的诗及奇特的一生》，日本地域社会研究所，1994年）黄灜先生借助自身的心境、感觉和复杂的心理，将自己对复杂状况的复杂反应加以了语言化。再经过理性的思考，把丰富的内容抽象化之后，让接受的内容变成了既有的东西，然后再把它单纯化，概括化。所以，在研究黄灜先生的作品时，我们必须运用足够的“想象力”，把历史的复杂形势和黄灜先生的紧张关系慎重地“挖掘”出来。
虽然对黄灜先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但就如刚才说到的那样，我认为只有弄清这个问题，才能正确认识到中日文化“间”的应有状态。我个人今后还会继续对这个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也殷切地期待着对诗人黄瀛及其周边各种问题的研究得到深化和进展。
后记
2008年10月25日，在中国重庆四川外语学院举行了题为“诗人黄瀛与多文化间身份认同”的国际研讨会。拙文便是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作为一名在中国教授日语的“普通日语教师”所思考的记录。
2004年7、8月，在中国的北京、重庆、成都、济南举办了亚洲杯足球赛。尽管在亚洲杯中日本取得了卫冕冠军的佳绩，但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比起日本队的夺冠，倒是在重庆发生的“某个事件”更加记忆深刻。当日本国歌在运动场响起时，中国球迷开始起哄。在比赛中当日本球员控制球的时候，又是一阵起哄。而一旦日本球员出现失误时，球迷们就开始大喝倒彩。最终，当日本队取得胜利时，甚至出现了中国球迷焚烧日本国旗，朝日本球迷投掷垃圾，大骂“小日本，去死吧”的过激行为。这些都通过电视媒体，进入了日本人的视野。
我也是通过电视画面看到这些情景的日本人之一。与此同时，重庆这个地名在自己心中留下了清晰而深刻的记忆。我记得，当时电视里的评论员列举了发生这一事件的几个原因。比如，2003年，因为旧日本兵在黑龙江扔弃的化学武器，导致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死伤，还有日本人在珠海的集体买春事件，以及西安某大学日本留学生的所谓下流表演事件等等。
在此，我本无意去深究在重庆发生的这些事件的具体原因，因为对此已经有中国和日本方面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者和专家们进行了分析，而且还将作为今后的课题留给我们大家继续思考。那么，当我作为一名日本人来考量在重庆发生的这些事件时，到底应该从何着手呢？仅凭日本媒体对其原因的分析和对民族主义的批判，是否就能展开具有建设性的讨论呢？倘若不是如此，那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在此，毋宁说我自己想从关注“重庆”开始。我从2006年9月开始在重庆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担任日语教师。我的学生和同事自不用说，就连平常与日本较少打交道的中国人也抱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日中关系搞不好呢？”“该与日本人怎么交往才好呢？”
在重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的确出现了像日本媒体所报道的那种暴力场面，在现实中也确实有不少人对日本抱有憎恨的感情。但如果只是把焦点集中在这一部分上，那么，就无法看到重庆存在的问题背后的复杂机制。
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时，必然需要思考的资源。而在重庆遇见的中国人（包括在日本留过学的人）却在思考日本与自己国家间的关系时缺乏必需的资料。近年来，随着包括重庆在内的中国西部大开发，与日本企业和日本民间团体的交流机会大大增加。无疑，这些都属于在现实活动层面上的成果，还尚未利用这些成果创造出思想层面上的成果。因此我想，是不是有必要将那种现实活动背后的原理性的东西加以言语化呢？现在，这样的工作是不是还做得非常不够？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以四川外语学院日本学研究所的杨伟先生为中心，决定召开“诗人黄瀛与多文化间身份认同”的国际研讨会。而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一会议。这一研讨会的宗旨就是“希望通过交流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深化黄瀛研究和扩大问题意识的契机，不仅分析黄瀛诗歌的特色，更要梳理黄瀛的生涯以及他与宫泽贤治、草野心平等的朋友关系，以探索多文化间身份认同的真相以及在当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重新发现诗人黄瀛的价值，探讨拥有多重文化背景者的课题和可能性，将对构建异文化世界的共生模式具有重大的意义”。
据说在西南地区召开这样的研讨会还是首次。从这一会议的宗旨中也可以知道，杨伟先生希望以黄瀛研究为媒介，以自己的方式来认真地探讨“该如何与日本、日本人打交道”。
比如，可以借助了解黄瀛与草野心平、宫泽贤治的交往和文学关系，重新审视黄瀛的文学、黄瀛所使用的日语、他与日本人的交往方式等等，来提供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日语，自己的日本认识的机会。总之，对于杨伟先生他们来说，研究黄瀛乃是探索异文化世界的共生模式和中日间关系之崭新可能性的一个尝试。
通过本次的黄瀛研讨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加深中国西南地区对日本的理解，还不得而知。但我想，如今通过在重庆举办这样的研讨会，不是说明他们已经站在了思考未来日中关系的起跑线上了吗？
最近，日本的亚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注目，但另一方面却让人感到，历史性的东西有遭到轻视的危险。比如，不少学生都是通过漫画、动漫等亚文化来对日语（或者日本）产生兴趣的。但是，尽管日本的亚文化在中国年轻人中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尚未成为理解日本的本质性原理。为什么没有成为本质性原理呢？乍一看，貌似亚文化成了维系中日两国年青人的东西，但这种“维系”中却没有“历史”的存在。所以我认为，不可能由此产生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以及历史感。
喜欢亚文化，但对历史不太感兴趣的学生们，事实上是在漠不关心的状态下，生产着“现在”这个历史。我们必须回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人都不可能逃脱历史”这样一个古老而基本的问题上，换言之，就是“不知道历史，就不知道现在和未来”这一基本认识上。其次有必要从历史中抽取出最根本性的问题，并与现在发生的种种问题进行参照，当身在重庆的我们思考当今的日中关系时，有必要从像黄瀛研究这样的课题中去挖掘可能性。当然，黄瀛时代的经验不可能原封不动地通用于现代。所以，才需要从黄瀛的时代和当今现实里所发生的事情中抽取出原理性的东西。如果认为黄瀛的时代已经远远落伍于时代，从而不再有用，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从这种态度中去发现现实背后隐藏的原理上的可能性。
我们处在远比黄瀛时代更为有利的时间点上，因为在黄瀛时代以前几乎没有必要的资料来供人们思考今天的日中关系。而且，我们还能从黄瀛走过的“历史”中得到各种各样的启示。即便不能完全照搬，但至少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开拓出崭新的可能性。
日本的首相府几乎每年都会对日本国民进行一项有关外交的民意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中日关系？”据1975年的“你想去中国吗？”这样一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有52%的日本人回答的是“不是很想去”或者“不想去”。此外，对于“你对中国的什么感兴趣”，40.8%的日本人回答的是“不感兴趣”。如今又因中国制产品的问题等，导致日本人的中国印象继续徘徊在低点。
但是，一般的日本人对中国到底又了解多少呢？正如回答“对中国不关心”这样的人占多数那样，实际上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知之甚少。于是，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几乎漠不关心，缺乏知识，缺乏信息的状况下，为什么日本人会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甚至抱着不好的印象呢？
10年前的1998年，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那个夏天，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在日本出版过《傲骨宣言》，颇具政治影响力的漫画家小林善纪出版了一部名叫《战争论》的漫画，在各个地方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和人们的议论。小林通过这部漫画大肆肯定了由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声称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乃是“幻影”。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看了之后大为震惊，同时也感到了一种恐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部《战争论》中，小林善纪完全是在无视中国的情况下一味展开着赞美日本的理论，而我的一些朋友们竟然被他的这种政治言行蛊惑住了。
小林善纪所描绘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公”的存在、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他认为，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完全是由中国自己凭空捏造的谎言，而“大东亚战争”乃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所以日本人不必自虐，反而应该把它视为一种骄傲。但在我看来，构成他这种理论前提的“中国观”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与缺陷。
随之两年后，他又出版了一部名叫《台湾论》的漫画。这部漫画采用了“台湾=亲日/中国=反日”这样的图解法，并试图利用一部分台湾人的证言来支持日本的殖民政策是正确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他的观点有人反对，有人赞成，但出自小林的这一系列漫画，竟然成了售出高达600万-700万册的超级畅销书籍，尤其以《战争论》最为轰动。他的这一系列漫画虽然遭到了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的批判，但在青年大学生和有战争经历的老年人这两类人中，还是被广为接受了。通常情况下，青年大学生既没有战争的记忆，也没有关于战争的知识，常常会以“反正与我们无关”而采取冷淡的态度，但对于小林善纪的《战争论》，不少人却说被它那种“政治姿态”所感动了。同时，也让老年人们回想起了战争年代，因自己战争时代的行为被肯定成“正义之举”而大为感动。
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从这些所谓的“感动”中再一次体会到了一个事实，即近20年来日本人都一直对中国抱着某种负面的印象。回顾“日中友好”的历史，通过大熊猫、丝绸之路等媒体商业化的宣传以及报道后，也的确一度引发过“中日友好”的热潮。不过，就算那的确是具有友好意味的东西，但也不啻过于简单而部分的因素。因为它们对于日本人如何定位中国并不构成重要的因素。
因此，我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日中之间正在变化的东西上，而是想放在不变的东西上。那么，说到那些所谓不变的东西是什么的话，就像外交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是“对中国没有兴趣”、“不喜欢中国”等一类的东西。显然，小林就是利用了日本人对中国的这种反感情绪来巧妙地印证自己的言论（赞美日本）。而这是绝不能等闲视之的。可事实上，这种厌恶中国的情绪现在仍在继续，而且还在被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
可是在这里，我想知道的是，这种极难理解而又被概念化的“中国”形象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根据资料显示，日本有从古代就开始接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历史。特别是贵族和武士这样的统治阶级，就利用中国的经典之作来提高自我的修养，或是学习一种治世的手段。换句话说，他们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不过是为了加强自身修养和懂得如何统治国家，而非为了研究中国的文化本身。到了明治时期，大学里便开设了“汉学科（现为中国文学科）”。尽管中国的古典成了研究对象，但却延续了以前的学风，即对现实的中国本身并没有兴趣，没有把中国本身作为研究对象。
不过，进入明治时期以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对于明治以前的日本来说，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可明治以后，中国却成了一个“落后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出现了“脱亚入欧”的强烈呼声。
建立起这一思想架构的代表性思想家，就是其肖像印刷在一万元日币上的福泽谕吉。其次，还有日本文学的代表，例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他们也都去过中国，还曾写过在中国的经历。此外，汉学在日本是所有的外国学中历史最悠久也最活跃的显学。因此，日本人对中国不可能是毫不了解的，但实际上，日本人对中国又确实是非常不了解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就像刚才提到的小林的《战争论》，对于他如此粗糙简单的概念化描写，不少日本人竟不加怀疑地照单全收。如此一来，我们不禁要问，自古以来日本和中国不管是在文化方面，还是政治、民间方面，都积累了大量友好交流的成果，而这一切和上述日本人的中国观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想要弄清个中原因，远非这篇小论所能做到的，但有一点我想说，可以认为，对中国的不理解是出自于一种落差。所谓的落差，就是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们所塑造出的中国形象和现实中存在的中国之间所存在着的落差。
在日本思想家头脑中的中国形象，基本上都是一个单一而笼统的形象。作为典型的例子，可以举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比如，福泽谕吉用“亚细亚的固陋”、“古风旧惯”、“儒教主义”、“阴阳五行”、“仁义礼智”、“残酷破廉耻”、“古风的专制”、“无法律的国家”等侮辱性的词语来概括了包括中国和朝鲜在内的亚洲诸国的形象。尽管也有思想家不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而是从具体的个人角度来把握中国，但就整体而言，思想家们大都存在着用单纯划一的形象来把握整个中国的倾向。换言之，中国在当代日本眼中的形象是作为一个笼统的整体而首先被思想家们的言论所固定化和模式化了的。
那么，相对于思想家眼中的“中国”等同于“一个整体形象”的认识，文学家们又如何呢？经过分析，可以发现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像夏目漱石去中国（大连）的时候，就是带着十分傲慢的歧视态度来看待中国人的。《满韩漫游》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的具体记载：
一旦伫立在河边眺望两岸之间，就会看见，泥仿佛比水还多，那浑浊的玩意儿无边无际地翻滚过来。别说五万年光阴，只需一两个月时间，河口似乎就会被完全淤塞住似的。尽管如此，据说三千吨左右重的大汽船也能慢悠悠地毫不费力地逆流而上，可见中国的河是麻木的。至于说到中国，也自然是麻木的，他们自古以来就喝着这泥汤之水，怡然自得地繁衍子孙，繁荣至今。
旅馆客房外的走廊对面是白墙，白墙高处有扇窗，光线从那里斜射进来，这倒也无话可说……但房间里面却散发着一股异样的臭味。中国人虽走了，却把这臭味执拗地遗留了下来，所以有洁癖的日本人再怎么打扫，依然是臭气熏人。
在《满韩漫游》中，夏目漱石主要关心的是在大连的酒店中有没有英国人等等，显然，比起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更关心的是已经被西洋化了的东西。
其次是芥川龙之介，他作为新闻记者也去过中国。为了弄清五四运动的动向，他也拜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像章太炎等人。但毋宁说，他本人关心的也不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中国，而是那个“被抽象化了的中国”。比如，主要对从阅读汉诗中形成的、他认为是富有“中国情趣”的形象——“中国式”的风景、食物以及女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对不同于汉诗中形成的、有别于自己心目中的中国情趣的东西，他则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轻蔑和歧视。这从如下的段落中就可以看到：
刚发出新芽的树干上向下挂着一头猪的尸体。而且被剥了皮，后蹄朝上地挂在树上。在脂肪的覆盖下，尸体发白得让人恶心。我一边远望着它，一边在思考，这样把猪头向下挂着，究竟有什么意思。这被吊挂的猪也显得滑稽可笑。反正，像中国这样无聊的国家，在世界上怕是再也找不到了吧。
我就像走火入魔了般叨念着现代中国的坏话。现在的中国都有些什么呢？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在悉数堕落吗？特别是说到艺术，从嘉庆道光那时起，直到现在，产生过一件值得骄傲的艺术作品吗？何况不论老少，人人都在歌唱盛世太平。也许在青年一代的国民当中，多少还有点活力。但他们发出的声音，却缺乏巨大的热情来直抵全体国民的内心。这也是事实。我不爱中国。即使曾经爱过，现在也没法再爱了。在亲眼目睹这国民性的腐败后，仍然能够热爱中国的，不是极尽颓废的官能享乐者，就是浅薄的中国趣味的憧憬者吧。
或许是由于他从这样的视角在看待中国吧，所以，原本是向着五四运动而来的他竟然将这场重大的变革运动轻轻地一笔带过。
事实上，漱石也好，芥川也好，都是把大量的汉诗（中国古典）作为自身的一种修养来学习的。况且像漱石这些人，其汉学修养已经达到了自己也能创作汉诗的水平。尽管这样，在他们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他们根本没有把现实的中国当作自己关心的对象。像这一类型的文学家在当时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具有很深的汉学修养，但对中国却漠不关心。而且，这类文学家也并不试图为了了解中国而去积极地创造一些必要的空间。毋宁说他们甚至制造出了反感中国的印象。这一点只要看看像福泽谕吉和夏目漱石这样的日本知识分子代表所撰写的文章，便不难明白吧。在其后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中，这种反感中国的印象被反复地再生出来，并且被后来的日本人所阅读和接受。这样一来，刚才所说的反感中国这一印象也就形成了一个再产生的机制。
那么，明治时期以后，就没有了解中国的日本人了吗？当然也不是。说来，在大正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把中国人描写成人口贩子之类的恐怖存在。但是，和黄灜先生有着文学交往的宫泽贤治却写过一部名叫《山男的四月》的作品。主人公山男由于很同情其中的“中国人”，从而不惜舍身去救助他：
山男从刚才起就一直在生中国人的气，这下更是火冒三丈了。
“什么？你在胡说些什么？该死的强盗！你小子只要进了城，我马上就大喊，说那个中国人是个可疑的家伙。看你怎么办？”
中国人在外面一下子安静下来。而且安静了好一会儿。山男琢磨着，这个中国人不会双手捂住胸口，在外面啜泣吧。说来，那些在山崖和林间放下行李，好像陷入了某种沉思的中国人都被别人这样威胁过。想到这里，山男立刻顿生怜悯，准备告诉对方，刚才自己说的只是吓唬人的假话。这时，外面的中国人用可怜的沙哑嗓音说道：
“你呀，也太没有同情心了。那样我就做不成买卖，吃不上饭了。这可为难了。你也太没有同情心了。”听罢，山男觉得这个中国人太可怜了。心想，就把我的身体给中国人吧，让他赚得六十钱，然后拿这点钱去小旅店借宿，吃沙丁鱼头，喝点菜汤。于是，山男回答道：
“中国人，没事没事了，不用再哭了。我进了城，会尽量不吱声的，你放心好了。”说完后，外边的中国人似乎这才松了口气……
宫泽贤治当时正在学习世界语，是个渴望世界和平的理想主义者。但我们不得不说，在那个时代世界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也只能是从良知出发来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对中国进行定位，而无法借助思想来真正地接近中国。所以，在日本，即使是像宫泽贤治这种被称作“越境文学”的作品，也无法与已被潜移默化的有关中国的政治性言论和知识分子制造的中国厌恶感分庭抗礼。而且，至今日本人仍然只是像以往那样，把《三国演义》、大熊猫、中华料理和旗袍作为中国的符号，来谈论着千篇一律的中国形象。
下面我还想说说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
那是我来四川外语学院的一年前，即2005年的4月，在中国各地发动了反日的示威游行。就在我决定来中国的当年9月，我的亲人和朋友都担心地问：“去中国要不要紧啊。”其实，在来之前，我多少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但还是来到了这里，并已经生活了两年。说实话，这两年间，有几次我都被卷入了“反日”的风波中。例如，搭乘出租车时，当司机得知我是日本人时，在途中就把我赶下车；又例如在餐厅里吃饭时，也常常有人走过来对我说：“你是日本人吗？你们这些小日本给我从中国滚出去！”可是，每当遇到像这些有“反日”情绪的人们，我就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他们为什么会讨厌日本？”我经常听到的回答是：因为“日本曾侵略过中国，却没有道歉”或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国家竟然成了一个经济大国并引领世界，这是不可原谅的”。不管是2005年的反日游行，还是我所遭遇到的反日风波，他们的反日理由都不啻出于“你们是小日本，所以给我识相点”这样的大国意识。他们的这些理由却不能使我信服。在这里，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带有反日情绪的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出同一个理由？
如果先说结论的话，那就是——这些所谓的反日理由都不过只是听信或引用了周围人的说法而已。至于为什么讨厌日本，确切的理由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只要比较一下现在中国的“反日”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排日”、日中战争时期的“抗日”所使用的词语，便不难明白。“排日”和“抗日”这两个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侵略行为时，中国为了反抗日本的侵略所使用的具体语言，但现在使用的“反日”却并不存在当时那样的语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日”言论成了带有感情色彩的、意识形态化的东西。首先是起源于“总觉得不对劲”（属于情绪性的东西），继而才被赋予了这样那样的理由或借口，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理念。我认为，所谓的“反日”，其实有可能是使用了“排日”和“抗日”的那个时代的记忆被反复再生产出来的那种思维模式的变种。
在现实中，如今依然存在着日本的反感中国论和中国的反日情绪，从而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制造出了一种绝对的距离感。因为中日双方之间缺乏互相了解，所以日中之间的空白依旧延续着。在这种状态下，要诞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间”的交流是相当困难的。而一旦出现了这种困境，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总是试图使用一些在政治上显得堂而皇之的用语来弥合这种空白。比如像“中日友好”这样的典型用语。
可是，每当听到这样的话语时，我就禁不住想：如果无条件地、试图一本万利地使用这个词语，会不会反而抹杀或隐藏了现实中存在着的“友好”的问题呢？中日两国人民只是在相同的空间中交流，这是否会沦落为仅仅是作为符号的“友好”呢？这样一来，我们谈论“中日友好”的意义又究竟何在呢？
我们总是试图带着深深的心理创伤，并在掩饰那种创伤的状态下去相互谈论中日友好。但这样一种交流方式又是否能够成立呢？如果不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又应该创造一个怎样的空间才好呢？
为了填补这种文化“间”的沟壑，对黄灜先生的研究有可能为我们指明一种思考的方向。大家在学习日语的时候，我想肯定会碰到和中文的基本词汇、表达方式、思维模式都不一样的情况。从我上课的情形来看，多数的学生要么就是只指出两者的区别，要么就试图完全摒弃自身的母语和文化，去与另一种文化同化。不过，要指出差异是很容易做到的，且这么做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意义。而要抛弃自身的母语和文化，去与另一种彻底不同的文化完全同化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黄灜先生又是怎么做的呢？黄灜先生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我认为，黄灜先生在日语和中文之间，又创造出了一个空间，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言语关系性。人们评价黄灜先生的诗歌时，认为其特点就在于“新鲜的用辞方法”（小野十三郎《黄君的日语》《诗人黄瀛回想篇·研究篇》）。这种评价就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吧。由于保存下来的黄灜先生的作品非常少，所以，如何让这些文学资源转化为社会效应，也的确不无困难，但至少在帮助我们寻求新的文化“间”的应有状态上还是很有意义的吧？
研究黄灜先生的作品后，就不得不谈及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分析黄灜先生的作品和里面的人物时，很容易加以理论化和意识形态化，以至于无法接近本质的东西，或隐藏真正重要的问题。就如黄灜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其实不用手写诗，不用嘴咏诗，而让心灵本身成为诗就行了。”“我希望自己的存在本身便是诗。”（佐藤龙一《黄瀛——他的诗及奇特的一生》，日本地域社会研究所，1994年）黄灜先生借助自身的心境、感觉和复杂的心理，将自己对复杂状况的复杂反应加以了语言化。再经过理性的思考，把丰富的内容抽象化之后，让接受的内容变成了既有的东西，然后再把它单纯化，概括化。所以，在研究黄灜先生的作品时，我们必须运用足够的“想象力”，把历史的复杂形势和黄灜先生的紧张关系慎重地“挖掘”出来。
虽然对黄灜先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但就如刚才说到的那样，我认为只有弄清这个问题，才能正确认识到中日文化“间”的应有状态。我个人今后还会继续对这个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也殷切地期待着对诗人黄瀛及其周边各种问题的研究得到深化和进展。
后记
2008年10月25日，在中国重庆四川外语学院举行了题为“诗人黄瀛与多文化间身份认同”的国际研讨会。拙文便是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作为一名在中国教授日语的“普通日语教师”所思考的记录。
2004年7、8月，在中国的北京、重庆、成都、济南举办了亚洲杯足球赛。尽管在亚洲杯中日本取得了卫冕冠军的佳绩，但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比起日本队的夺冠，倒是在重庆发生的“某个事件”更加记忆深刻。当日本国歌在运动场响起时，中国球迷开始起哄。在比赛中当日本球员控制球的时候，又是一阵起哄。而一旦日本球员出现失误时，球迷们就开始大喝倒彩。最终，当日本队取得胜利时，甚至出现了中国球迷焚烧日本国旗，朝日本球迷投掷垃圾，大骂“小日本，去死吧”的过激行为。这些都通过电视媒体，进入了日本人的视野。
我也是通过电视画面看到这些情景的日本人之一。与此同时，重庆这个地名在自己心中留下了清晰而深刻的记忆。我记得，当时电视里的评论员列举了发生这一事件的几个原因。比如，2003年，因为旧日本兵在黑龙江扔弃的化学武器，导致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死伤，还有日本人在珠海的集体买春事件，以及西安某大学日本留学生的所谓下流表演事件等等。
在此，我本无意去深究在重庆发生的这些事件的具体原因，因为对此已经有中国和日本方面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者和专家们进行了分析，而且还将作为今后的课题留给我们大家继续思考。那么，当我作为一名日本人来考量在重庆发生的这些事件时，到底应该从何着手呢？仅凭日本媒体对其原因的分析和对民族主义的批判，是否就能展开具有建设性的讨论呢？倘若不是如此，那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在此，毋宁说我自己想从关注“重庆”开始。我从2006年9月开始在重庆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担任日语教师。我的学生和同事自不用说，就连平常与日本较少打交道的中国人也抱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日中关系搞不好呢？”“该与日本人怎么交往才好呢？”
在重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的确出现了像日本媒体所报道的那种暴力场面，在现实中也确实有不少人对日本抱有憎恨的感情。但如果只是把焦点集中在这一部分上，那么，就无法看到重庆存在的问题背后的复杂机制。
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时，必然需要思考的资源。而在重庆遇见的中国人（包括在日本留过学的人）却在思考日本与自己国家间的关系时缺乏必需的资料。近年来，随着包括重庆在内的中国西部大开发，与日本企业和日本民间团体的交流机会大大增加。无疑，这些都属于在现实活动层面上的成果，还尚未利用这些成果创造出思想层面上的成果。因此我想，是不是有必要将那种现实活动背后的原理性的东西加以言语化呢？现在，这样的工作是不是还做得非常不够？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以四川外语学院日本学研究所的杨伟先生为中心，决定召开“诗人黄瀛与多文化间身份认同”的国际研讨会。而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一会议。这一研讨会的宗旨就是“希望通过交流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深化黄瀛研究和扩大问题意识的契机，不仅分析黄瀛诗歌的特色，更要梳理黄瀛的生涯以及他与宫泽贤治、草野心平等的朋友关系，以探索多文化间身份认同的真相以及在当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重新发现诗人黄瀛的价值，探讨拥有多重文化背景者的课题和可能性，将对构建异文化世界的共生模式具有重大的意义”。
据说在西南地区召开这样的研讨会还是首次。从这一会议的宗旨中也可以知道，杨伟先生希望以黄瀛研究为媒介，以自己的方式来认真地探讨“该如何与日本、日本人打交道”。
比如，可以借助了解黄瀛与草野心平、宫泽贤治的交往和文学关系，重新审视黄瀛的文学、黄瀛所使用的日语、他与日本人的交往方式等等，来提供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日语，自己的日本认识的机会。总之，对于杨伟先生他们来说，研究黄瀛乃是探索异文化世界的共生模式和中日间关系之崭新可能性的一个尝试。
通过本次的黄瀛研讨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加深中国西南地区对日本的理解，还不得而知。但我想，如今通过在重庆举办这样的研讨会，不是说明他们已经站在了思考未来日中关系的起跑线上了吗？
最近，日本的亚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注目，但另一方面却让人感到，历史性的东西有遭到轻视的危险。比如，不少学生都是通过漫画、动漫等亚文化来对日语（或者日本）产生兴趣的。但是，尽管日本的亚文化在中国年轻人中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尚未成为理解日本的本质性原理。为什么没有成为本质性原理呢？乍一看，貌似亚文化成了维系中日两国年青人的东西，但这种“维系”中却没有“历史”的存在。所以我认为，不可能由此产生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以及历史感。
喜欢亚文化，但对历史不太感兴趣的学生们，事实上是在漠不关心的状态下，生产着“现在”这个历史。我们必须回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人都不可能逃脱历史”这样一个古老而基本的问题上，换言之，就是“不知道历史，就不知道现在和未来”这一基本认识上。其次有必要从历史中抽取出最根本性的问题，并与现在发生的种种问题进行参照，当身在重庆的我们思考当今的日中关系时，有必要从像黄瀛研究这样的课题中去挖掘可能性。当然，黄瀛时代的经验不可能原封不动地通用于现代。所以，才需要从黄瀛的时代和当今现实里所发生的事情中抽取出原理性的东西。如果认为黄瀛的时代已经远远落伍于时代，从而不再有用，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从这种态度中去发现现实背后隐藏的原理上的可能性。
我们处在远比黄瀛时代更为有利的时间点上，因为在黄瀛时代以前几乎没有必要的资料来供人们思考今天的日中关系。而且，我们还能从黄瀛走过的“历史”中得到各种各样的启示。即便不能完全照搬，但至少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开拓出崭新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