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留学日本的意义——跨国近代教育中的实践者黄瀛母子
王敏19世纪，在西欧列强纷纷侵入亚洲的形势下，日本放弃锁国政策，迅速把目光转向西方。与中国作为亚洲宗主国的地位逐渐动摇刚好相反，日本在西化的背景下，一举改变了中日关系的长期格局，成功地跻身于西方列强的行列。明治维新的成功给中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和巨大的启发，使中国也终于意识到了打破前近代社会的必要性。特别是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败给了长期以来视为小国的日本。这一沉重的打击迫使中国认清了自己落后于世界的现实，不得不加快学习外国的步伐。
清政府目睹了明治维新的成功，遂于1896年6月15日向日本派遣了第一批共13名留学生。初见成效之后，又分别于1899年送出200人、1902年送出500人、1903年送出1000人，1904年将规模增大到了3000～4000人。至1905年，更是有近1万名留学生被送往日本学习（王殿卿《中日政治文化比较及现代中国政治》教案，1996年）。
与中国人留学日本这一热潮所受到的关注相比，在华日本教师（二战前中国称他们为“日本教习”，日本则称他们为“清国雇用日本人”或“日本人教师”）的活动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在清末，应清政府的要求，有许多日本教习被派遣来中国，在各地担任中国人的教育工作。拙论以二战前的留学生黄瀛及其身为日本教习的母亲的事例为中心，介绍战前的留学生群像，思考留学日本的可能性，并探究置身于跨国近代教育中的个人所发挥的作用。
第一章 面临近代教育转型期的黄瀛母子
一、中国学习日本近代教育成果的背景概述
日本以顺利转型，实行西化的明治维新和二战战败后的经济复兴这两大成功在亚洲备受瞩目。每当被问起成功的秘诀时，日本通常都会强调他们的教育成果。
日本的近代教育始于1872年（明治五年）的《学制》颁布。随着小学在全国各地的设立，日本开始了全民教育。同年早些时候，为了培养教员，日本政府创办了东京师范学校。1874年，东京女子师范学校也随之建校。而东京大学则是合并了幕府时代的遗产——开成所与医学所这两个机构，于1877年创建的。随着1879年代替《学制》的《教育令》被颁布，学校教育得以进一步充实。小学义务教育（开始为4年制，1907年起改为6年制）得以贯彻，就学率在1900年为82%，1907年达到了97%。到明治时期结束的45年间，日本的西方式全民教育已基本达成。
因为是明治新政府的理念在支撑着这一前所未有的国家转型，所以，尽管财政状况非常困窘，但日本政府仍然聘请了大量优秀的欧美人才，例如，留下“青年须胸怀大志”这一名言的札幌农业学校（现北海道大学）的克拉克（William Smith Clark）（1825-1886）、因在东京发现大森贝冢而奠定日本考古学基础的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等等，他们都给日本的年轻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据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统计，在明治七年和明治八年，作为教师、政府顾问、工程师而受到明治政府聘用的优秀外国人才共计520人。随着企业的发展，民间聘请的外国人也为数不少。
1903年，积极提倡引入西方教育的清政府官员张之洞（1837-1909）与袁世凯（1859-1916）联名上奏了《奏请递减科举折》。1904年，张之洞上奏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堂即指学校）得以颁布，终于将在全国设立新式学校以普及西方教育的计划正式提上日程。《奏定学堂章程》几乎是完全照搬了32年前在日本颁布的《学制》。同时，于1905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制。新式学校的普及与科举制度的废止实属异曲同工，均为教育制度的改革。
因地方政府被赋予了设立新式学校的义务，于是各地政府都争先恐后地开设学校。直到清朝瓦解之前的1910年，全国共计开设学校48000所（据清朝上奏的教育统计表）。但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能够讲授西方学科的人才。
二、派遣日本教习的原因
1901年，一个日本人向李鸿章提出了招聘日本教习的建议。他就是在北京的日设中国人教育学校“北京东文学社”担任总教习的中岛裁之。中岛裁之会见了洋务派巨头李鸿章，向他说明道，较之派遣留学生到日本，倒是聘请日本教员更为节省经费。想必他提到了日本明治政府当时聘请海外人才的事例（法政大学史料委员会，《法政大学资料集第十一集》，1988年）。
当时的清政府正为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萌发民主意识而深感头痛。聘请教员既能消除留学所带来的“弊害”，又能以较少的经费掌握西方的学问，自然是一举两得的方法。李鸿章当场就表示同意聘请2000名日本教师（汪向荣著，竹内实编，《清国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闻社，1990年）。翌年，李鸿章将下属洋务派官员吴汝纶派遣至日本，以取得日本政府的协助。日本政府则将教员派遣一事委托于半官半民的教育机构“帝国教育会”负责。
由于日本人当时在中国也开设了学校，教师也都是日本人，因此清政府的要员们对于日本教习也有所了解。虽然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由日本人在上海经营的先驱学校已经近乎停办，但在甲午战争之后，除在上海以外，北京、南京、天津、厦门、汉口、福州等地也纷纷设立了日本人的学校。不可否认，学校的开设和日本的中国侵略步伐是一致的。虽然有部分学校原本的开设目的是解决不断增加的在华日本人的教育问题，但后来却宣称要“开化中国人的风气”，从而转为以教授中国学生西方学科为主。最广为人知的教育机构“东亚同文会”所设立的不少学校都设限只允许中国学生入学。
在日本有众多民间人士支持派遣教习的工作。其中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的贡献尤为巨大。嘉纳治五郎是位教育思想家和实践者，作为讲道馆的柔道创始人广为人知。1896年，他接受了清朝最初送来日本的13名留学生，并代替当时毫无准备的日本政府为13人进行了日语等预备教育。除公费留学生外，自费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年轻人也不断增加。为此，嘉纳于1899年开设了预备教育学校“亦乐书院”来接收这些学生们。随着在读人数的增长，1902年“弘文书院”（也写作“宏文书院”）也得以开设。截止至1909年学校停办，共计有3810名学生毕业。在嘉纳接收这些留学生的同时，日本政府也迅速开展了教习派遣工作，从高等师范学校遴选人才送到中国。
虽然有大量日本教习赴中国任教，但具体数目却不得而知。日本外务省也只保存有按年度记载的零星记录。从这些资料来看，人数呈递减趋势，其中1909年有549人。令人遗憾的是，历年来日本教习的总数却无法判明。只能推测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905年，约有600人以上。也有不少人没有通过帝国教育会，凭着自己的满腔热血就前往中国赴任。日本教习的任期大多数为两年，但一般都有所延长。他们主要负责编制学科，而教科书则采用了日本教科书的译本。不少教科书的中文译本都是由有留日经历的人所翻译。在对西方学科感到陌生的中国，学校的体育课一直都是采用的日式号令，并一直沿用到中国式号令产生为止。
为了让不同文化圈的人能够顺利地领会教育内容，日本教习广泛地采用了比较法。从清末留下来的“课程表”上就能一窥他们的苦心和创意。例如，“杭州日文学堂课程表”（日文科）中，第一学年的科目有“日文汉译、汉文日译”，而第一学年与第三学年都安排了“东西伦理大意”课程。再如，“金陵东文学堂课程表”（1899年）上，作为“高等普通学科”第四学年的课程，就安排了“亚细亚现代史欧洲外交史”（刘建云《中国人的日语学习史》学术出版会，2005年）。
被选作教习的日本人不光分布在大城市，全国各地也都有他们的踪迹。比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甚至连中国人都不愿前往的内陆也有日本教习赴任。包括那些在当时不便的交通条件下要花费两个多月才能抵达的偏远地区。例如，有位女性日本教习就前往了蒙古的喀喇沁旗。提到女性日本教习，太田喜智——闪耀于战前日语诗坛的中国诗人黄瀛的母亲——总是让人难以忘怀。喜智在日俄战争后，在四川省重庆市执教时与一位中国教育家结婚。作为当时的日本女性，喜智是一位杰出的国际人士，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黄瀛，教育他不忘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三、黄瀛母子的事例
黄瀛在日语中读作“Kou Ei”，在中文里读作“Huang Yin”。黄瀛（1906-2005）出生于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他是战前日本诗坛的宠儿，日语功底炉火纯青。他曾与草野心平、萩原朔太郎、高村光太郎等其后支撑起日本诗界的风云人物都有过亲密交往，得到过木下杢太郎、与谢野晶子的高度评价。在宫泽贤治还默默无闻的时代，黄瀛就认同他的才能，前往岩手县花卷与之见面，是与生前的贤治有过谋面之交的唯一一位中国文人。此外，还与鲁迅进行过数次文学上的探讨，是一位堪称历史活字典式的人物。
虽然前途备受期待，但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黄瀛不得不选择了回国，这也阻断了他与日本诗坛的关联。2005年7月，黄瀛在故乡中国重庆结束了他饱受战争之苦的坎坷一生，享年98岁。在他去世后，人们整理出他用日语写下的大量诗稿，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日本的怀念。青少年时期留学过的日本一直让他魂牵梦萦。
他究竟写的是什么样的诗？不妨读一读他19岁时写下的《七月的热情》。诗中显然投射着他自己的身影。
从白色的遮阳伞下
我看到了神户美丽的混血姑娘
她一副清纯的楚楚模样
恍如被露珠濡湿的百合花
我看见了这个令人落泪的少女
父亲——
母亲——
这个诞生于他们之间的混血丽人
那种混血儿的美丽却让人悲戚
黄瀛的父亲是重庆师范学校的校长黄泽民，在妹妹黄宁馨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母亲是富于进取精神的日本人太田喜智（1887-1933）。喜智于日俄战争（1904-1905）后主动应聘日清交换教员，只身前往中国并结成跨国婚姻。
太田喜智是千叶县八日市场市一家五金店的长女，被誉为才女。小学时曾跳级两次，18岁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便以优等教员的身份成为了当地的小学教师。被选为日清交换教员时，她毫不犹豫地只身赴任。作为当时的日本女性，奔赴国外的气概固然值得大书特书，但她果断决定在中国结婚的勇气更是让人敬佩。
喜智抱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日中融合。她深谙儒教的教理，注意培养黄瀛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也将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教给了黄瀛。据说即使在回到日本，开始只有母子俩的生活之后，她也总是穿着一身中国服装。传说在东京九段接受留学生入住时，面对警察的蛮横搜捕，她挺身而出，保护了留学生，由此可以管窥她内心的坚毅。或许黄瀛就是从她身上受到了莫大的影响吧。
黄瀛去日本时只有8岁，就读于喜智故乡千叶县八日市场市的寻常小学。喜智保留了孩子的中国国籍。于是黄瀛上学也就成了留学。
黄瀛接受的是与日本人毫无二致的教育，在此期间他的成绩一直独占鳌头。日俄战争之后，随着对中国的侵略加剧，蔑视中国人的风潮在日本蔓延开来。尽管黄瀛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小学毕业，并考上了公立中学，但却被校方以中国人为由不予入学，这让他饱尝了作为“混血儿”的悲哀。再则，他说话时还有少许口吃的毛病，不得已只好进了东京的私立正则中学。正是在这时，他开始了诗歌的创作。被歧视的体验唤起了他作为混血儿的自我认知，而这似乎反倒构成了一种契机。
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黄瀛母子也深罹灾害，遂离开了东京。黄瀛插班进入了开办第4年的中国青岛日本中学（1945年停办）。这时的黄瀛已经非常痴迷于写诗，每天约有20首诗歌如灵光闪现在他的脑海。他一心一意地投稿，他的诗歌被刊登在诗歌杂志《诗圣》（第一书房出版）上。杂志上同时还刊登有草野心平的诗，以此为缘，两人开始通信，进而成为终生至交。当时，草野心平是从他留学的广州向杂志投稿的。后来黄瀛扩大了投稿范围，其诗歌也屡屡刊登在《朝日新闻》的学艺专栏中。而草野心平也不甘示弱地发表了许多作品，两人就如此相互激励着。
1925年，黄瀛迎来了他正式成为诗人的一个重大机遇。当时在诗坛上颇具代表性的月刊杂志《日本诗人》2月号将公开征文的结果编成特辑《新诗人专刊》加以出版。千家元麿和萩原朔太郎等10位评审委员选出了最优秀的10篇作品。而黄瀛的《清晨的展望》则名列首位，赫然登上了杂志的卷首。
……
啊，清晨的确让人心情怡然
一旦擦拭窗户
暖暖的风便鱼贯而入，在房间里来回盘桓
而且，啊——
礼拜日的清晨流泻着不同于平日的光线
还有房间里不同于平日的静闲
……
一边怀着春天的萌动
平心静气地
展望礼拜日的清晨
黄瀛以此登上龙门，跻身日本诗坛。不久，萩原朔太郎就给《日本诗人》寄来一篇激赏之辞：“黄君的感情和思想有着一种源于气质上的轻快和明朗，也颇具贵公子的风范。且你拥有一种褒义上的健康气质……你在表现上有着卓越的天赋……实为有着一副音乐家般敏锐耳朵的诗人。”同年4月，草野在广州创刊了《铜锣》杂志，黄瀛成为联名的5个同人之一。
黄瀛从青岛中学毕业以后，再次动身回到东京。积累诗人的修养和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似乎是他的两大目标，但他却没有专注于学业，而是拓宽了在诗歌世界里的交友范围。在东京迎接了回国的草野心平，两人初次会面后便寄宿在一起，彼此的交情日益笃厚。与此同时，黄瀛还与由衷敬仰的高村光太郎开始了交往。
黄瀛放弃了东京帝国大学，1926年考入了御茶水附近的文化学院本科（大学部），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留学生活。在那里担任讲师的有芥川龙之介、菊池宽、木下杢太郎等人。尽管这是一所男女同校、充满自由校风的新式大学，但黄瀛却在一年多以后中途退学了。
当时中国的局势唤醒了黄瀛作为中国人的灵魂，加上母亲喜智也从一旁开导，再则考虑到作为诗人的确难以维持生计，因此，黄瀛选择了作为一名中国军人的道路。不过，其中最大的理由则是，他意识到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报效祖国。
中国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国民的自我认识不断提高。孙文的后继人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军队，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开始了北伐战争。日本军方面为了阻止其步伐，采取了出兵山东这样露骨的行动。虽然黄瀛赞同蒋介石的做法，但毕竟他身上流着一半母亲的血脉，而从军就意味着会与母亲的祖国兵戎相见，想必他是做出了一次异常艰难的抉择吧。不少人都试图阻止他涉足战争的选择，其中有身为文化学院校长助理的与谢野晶子。这个曾写下“你不能死”这一著名诗句的诗人，无疑是出于同样的心境在拼命地劝阻着黄瀛。
黄瀛于1927年进入了位于东京市谷的陆军士官学校。他的学费由中国新政府等机构负担，成为了官费留学生。毕业后，黄瀛隶属于拥有军鸽的通讯部队。但在刺杀张作霖事件（1928年）之后他便离开了日本，回到中国，投身于国民党军队。尽管放弃作为诗人的前途令人扼腕叹息，但他还是毅然弃绝了这条道路。
然而，黄瀛是用日语写诗的日本诗坛的宠儿，无法就此割舍对诗歌的顾念。在士官学校就读期间，他于1930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景星》。这本诗集只有口袋书一般大小，靠朋友出力帮忙，仅仅出版了100本。回到中国之后，同样靠着朋友们的帮助，黄瀛在1934年出版了第二本诗集《瑞枝》，将自己的存在刻印在了日本诗坛上。
战争结束后，黄瀛担任了遣返日本人的工作。他欣喜于与草野心平的再会，并将他从收容所救出。此外，还认定李香兰实为日本人山口淑子（1920-），使其免于死罪，得以被遣返回日本。黄瀛在遣返工作中的功绩毫不为人所知，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难以忘怀自己的另一个祖国。然而由于黄瀛国民党的身份，他在新中国经历了两次十余年的牢狱生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终获自由。先是被获得内战胜利的共产党俘获，关押了13年。在被释4年后，又因为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起在监狱里度过了11年。1976年黄瀛的生活终于稳定下来，不久又站在了四川外语学院这所外语大学的讲台上。此时他已62岁。之后黄瀛一直为年轻一辈讲授日本文学，直到八十多岁。
四、黄瀛·诗·日语
对于黄瀛来说，与诸多日本文人的交友是难以忘怀的。他与宫泽贤治的邂逅便是这些难忘的记忆之一。
宫泽贤治于1924年在东京的关根书店自费出版了诗集《春与阿修罗》。由于宫泽贤治也和自己所敬仰的高村光太郎有所来往，草野心平便邀请宫泽贤治加入创刊于1925年的同人杂志《铜锣》。宫泽贤治从发行于同年9月的第4期开始参与同人活动。自创刊时就加入的黄瀛被贤治的诗所吸引，打算直接与贤治面谈。宫泽贤治住在岩手县花卷市。在黄瀛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1929年（昭和四年），他利用部队在花卷温泉休息的机会，夜访贤治。
由于贤治卧病在床，黄瀛未能久留，两人只相谈不到一小时。宫泽贤治当时只不过是一位默默无名的地方诗人而已。黄瀛比1896（明治二十九年）年出生的宫泽贤治年轻10岁，且在诗坛也颇具知名度。尽管如此，由于非常欣赏贤治，黄瀛才特意前去拜访。笔者是黄瀛在四川外语学院的学生，在一次对话中问及对贤治的印象时，黄瀛说道：“虽然贤治绝不能算是美男子，但他的诗却非常美。出自他笔下的诗，一读便知。”
战后，黄瀛无法回到日本。当他告别狱中生活之后，得知他仍然健在的消息，日本老朋友们无比欣喜，并于1982年通过苍土社出版了黄瀛第二本诗集《瑞枝》的复刻版。“……用日语写诗时……诗一直是我的旅伴……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诗我才坚持活到了现在……”——这便是黄瀛的寄语。的确，诗才是黄瀛的原点。
从前，黄瀛的夫人曾经给我看过黄瀛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前往日本时用的换洗衣物、西装、文书，据说他总是亲自动手，不许夫人帮他收拾。他做好了准备，以便随时都能出发去日本。1984年、1986年、1991年、1996年及2000年，黄瀛都带着这个行李箱来到日本。对母亲、对日本的乡愁支撑着黄瀛的诗魂。
2005年7月，黄瀛与世长辞。9月24日，烟雨蒙蒙之中，在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大楼前的庭院里，举行了黄瀛诗碑的揭幕仪式。笔者亦出席仪式，以悼师恩。在诗碑上篆刻了从黄瀛第一部诗集《景星》中选出的一首短诗——“某个夜晚”。
某个夜晚
惟有天空呈现出美丽的反射
前方是冰霜消融的沙砾道路
别因远方的狗吠而停住脚步！
竹丛上空悬挂着“三颗星”——点、点、点
树立这样一块中国人创作的日语诗碑，在中国这还是头一回吧。据说长眠之际，黄瀛嘴里所嗫嚅的，乃是中国家属们谁都懵然不懂的日语。而无论是从书斋发现的日语诗稿，还是他一直摆放着的母亲照片，都诉说着黄瀛是一位终生不懈地用日语写作的“异邦”诗人。最后一次来日时，黄瀛曾说“对日本的思念一直支撑着我”。直至今日，不得不离开日本诗坛的恩师那悲哀的呐喊，似乎还回响在我的耳畔。不得不说，黄瀛的一生饱尝了中日之间不幸战争和内乱的痛苦。
第二章跨越国界的在日留学生群像
一、日本留学实施前的一幕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初向欧美派遣留学生是在1872年，即日本的明治5年。除了欧洲之外，另有30名12岁至16岁的官僚子弟被送往美国。据说第一年由于招募的人数不够，进行了强制选拔才终于达到了目标。虽然之后每年都增派了30人去美国留学，但仅仅进行了四年便戛然而止。据说这是由于那些官僚子弟在回国时没有向前来迎接的清政府要员们跪拜行礼。“适应异国却忘记大本，不敬长辈……”，要员们对于如此结果十分恼怒（汪向荣著，竹内实编，《清国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闻社，1990年）。
最初让贪享封建太平之世的清王朝感到动摇的是鸦片战争（1840-1842），接下来便是亚罗号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首次在对外的国力上处于了劣势，这样的经历终于让中国萌发出了学习西方文明的想法。但是，中国仍然不能摆脱接受周边国家朝贡的“华夷思想”，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思想在一段时间内成了主流，这段时期就被称为洋务运动时期。上文提及的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正是中止于此时。为了克服这些旧思想，中国付出了甲午战争败北以及康有为（1858-1927）主导的戊戌变法（1898年）遭到失败等惨痛代价，才终于意识到接触西方思想、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性。甲午战争两年后，1986年6月15日，清政府首次向日本派出了13名留学生。
这一举措也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改革派”所主导的一次尝试。在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接收了第一批留学生。同一时期，在中国国内光绪帝则起用康有为（1858-1927）与梁启超（1873-1929），进行“变法”改革。但1898年6月变法惨遭失败，康、梁二人在伊藤博文（1841-1909）——曾担任日本首任首相、枢密院议长等职、后遭韩国独立运动家暗杀——的援助下，逃亡到了日本。
1898年5月，即变法失败前一个月，驻清公使矢野文雄（1850-1931）访问了清国总理府，表明了日本政府援助中国留学生的意向。矢野是自由民权运动家，同时也是位知名记者。纵然有不少改革反对派，但清政府还是同意了。
不过，多数的清政府官员都对留学派遣持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1898年，就在变法改革的前夕，驻清公使矢野文雄向清国传递了日方愿意接收留学生的信息时，清国总理衙门的杨深秀（1849-1898）感慨地说道：“顷闻日力设东方协助会，厚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游学，供我经费，以著亲好之实……”（汪向荣著，竹内实编《清国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闻社，1990年）
奔波于教育改革的张之洞（1837-1909）于1898年撰写了推荐日本留学的《劝学篇》：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清政府想通过留学来探明日本这个小国飞速崛起的原因。上谕被颁布至中央及地方，印刷百万册。同一时期，陆军参谋总部的福岛安正（1852-1919）要求派遣军事留学。
经多方努力，1898年6月在日本成城学校开设了陆军士官培训的预科教育课程，接收了蔡锷（1882-1916）等四名留学生。在日华学堂也开设了文科预科教育课程，接收了之后成为段祺瑞（1865-1936）政府驻日大使的张宗祥（1882-1963）等人入学。
其间，清政府也看到了留学成果，于1899年送出200人留学生、1902年送出500人、1903年送出1000人，1904年规模更是扩大到了3000-4000人。1905年，有近1万名留学生被送往日本。
接受第一批留学生的东京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1860-1938）在1902年视察中国教育情况时，提醒道：“贵国眼下应以派遣留学生为当务之急，派遣延误一日，国运进步亦落后一日。”（汪向荣著，竹内实编《清国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闻社，1990年）军事留学以陆军士官学校为中心，而作为中国陆军预备教育机关的振武学校是于1903至1914年在东京市谷开办的。之后的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1887-1975）就曾留学于此。
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1904-1905）中取胜，1905年清朝决定废除培养封建统治人才的科举制度，与此同时迅速向日本派遣了留学生。由于取代科举制度的新系统还不完备，中国的有识之士将吸取新知识的任务寄望于日本。因此日本的教育在中国的转型期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该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达到了1万人。翌年中国也派遣了大约相同数目的留学生。在抗日战争以前，1905、1906这两年的留学生人数比之后任何一年都多。抗战前的留学生累计数目无法统计，因为偕同家人的人数无法统计。根据研究者实藤惠秀的统计，留学生约有5万至6万人（《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黑潮出版，1960年）。自身有过留日经历的孙中山秘书戴季陶认为约有十万人（《日本论》，社会思想社，1972年）。
随着在日留学的中国人的激增，环境也迅速得到整备。法政大学在1904年设置了特别速成科，此外早稻田大学也设置了清国留学生部。全国各大学都争先恐后地接收留学生。除此之外还有在进入大学前学习日语的机构——嘉纳治五郎最先开设的弘文书院。文豪鲁迅（1881-1936）及其胞弟周作人，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创立者之一的陈独秀（1880-1942）都曾在那里求学。
二、留学先驱者的探索
不少留学生到日本后，最初都是系统地学习西方的科学。然后，在爱国心的指引下，找到了祖国改革应该前进的道路。鲁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在讨论鲁迅之前，不妨先看看黄遵宪和康有为、梁启超。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与中国（清朝）首次签订了对等的条约。清朝于1877年开设了驻日公使馆。公使的随行人员中便有刚才提到的一等书记官黄遵宪（1848-1905）。黄遵宪赴日期间将考察成果写成了诗集《日本杂事诗》（1879年出版以来再版9次）。此外，1882年黄遵宪回国后，于1895年将《日本国志》（共40卷，写于1879至1887年）付梓。该书将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地理等各方面的全貌首次展现在中国人面前，还对明治维新作为国家发展模式的参考价值进行了评价，赞扬明治维新为“美善之政实多”。
为了赞颂谦虚求学的黄遵宪，与其有过交往的幕臣门第大河内家特为他建立了“日本杂事诗最初稿”的石碑。这座石碑现在还留在琦玉县新座市大河内家的祠堂“平林寺”内。
黄遵宪的著作给予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中国以及提倡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们莫大的影响。这本书更是成了效仿日本的变法改革派领袖康有为（1858-1927）的爱书。1898年6月21日，康有为向光绪帝递交了政策提案“日本变政考”。1980年初，在故宫博物馆的昭仁殿发现了这本提交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原件。其大意为，要向日本学习政治改革，实行中国版的明治维新。其中的具体提案便有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值得一提的是，在1896年旧历3月，中国（清政府）已经派出了最初的13名日本留学生。
此外，康有为在1896年，协助同为改革派成员的梁启超（1873-1929）创刊了中国的首份杂志《时务报》。这份杂志效仿日本，宣传不同于中国儒教的新思想以及洋学，为中国式的维新撒下了火种。1898年梁启超在流亡地日本继《清议报》之后继续编刊《新民业报》。同年，为了探求新思想和洋学的发源，“为了加深国民对维新的信仰”，鲁迅走进了位于南京的近代教育学堂——江南水师学堂，之后又于1902年赴日留学。鲁迅之所以决定去日本留学，除了受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影响之外，还因为他爱读《时务报》等等。
1906年，鲁迅放弃了在仙台专修医学的学业，于1909年经东京回国。鲁迅留学的目的原本是专修医学，但他弃医从文，进而成为了小说家。这是因为他发现，要改变中国的命运，便必须改造国民的精神。他的步伐迈向了比依靠科学技术来救国更加困难的领域。
鲁迅1909年回国，写下了唯一一本以日本人为主题的小说。在日本对华侵略的迹象越发明显的1926年，鲁迅回忆着藤野严九郎（1874-1945）先生的深切关怀，写出了《藤野先生》（1926）。离别20年之后，鲁迅仍然无法忘却日本恩师的亲切指导。在去世的一年前（1935年），当岩波书店出版《鲁迅选集》的时候，鲁迅希望译者增田涉“一定要收录这部作品”（《鲁迅印象》，角川选书，1970年）。想必这也是鲁迅反复比较了日本的正反两面后所做出的选择。不禁让人觉得，他是想通过这部作品“给富有同情心的日本人”传达一个信息，在期待日军停止愚行的同时，祈望中日和平的实现。
孙中山（1866-1925）于1905年在东京结成了革命同盟会，并得到了宫崎滔天及梅屋庄吉（1873-1934）等日本民众阶级的大力支持。孙中山将日本和中国的社会状态进行了对比，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中国革命的原因，中国革命是明治维新的结果”（“建国方策之一·心理建设”“至犬养毅书”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并阐明了明治维新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的传统思考“攘夷”，而是由于“师夷”的观点（“孙文学说·知行总论”，《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
1924年11月，也就是孙中山去世前数月，他造访日本并在神户发表了演讲。孙中山阐明了亚洲遭受列强蹂躏的困境，提出了亚洲人应该联合起来的“大亚洲主义”。面对历史，“日本究竟应沦为西洋霸道的爪牙，抑或是成为东洋文化的干城”（赵军，《大亚洲主义与中国》，亚纪书房，1997年），对此，日本人不得不做出选择。孙中山这番痛诉中包含了他对当时军国主义高涨的日本政府的强烈愤慨。身为知日派的领袖，孙文在做出这番深思熟虑的发言之前，想必肯定比较过日本社会的明暗现状，并对选择走向罪恶的日本深感痛心吧。
在神户演讲时，站在讲台上的孙中山右手边，将他的讲话内容逐一翻译成日语的人，便是他的战友和秘书戴季陶。翌年1925年3月，由于癌症孙中山倒在了动荡的革命道路上。在孙中山去世后，戴季陶也就自然被视为孙中山思想的代言人了。
被喻为神童的戴季陶出生于四川省。1902年，12岁的他在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学习日语时受日本教习服部操的指导，这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服部操在回国后就任东京成城学校留学生部主任，编纂了《日华大辞典》，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名的人物。）两年之后，即1904年，戴季陶在教会学校华英学校学习理科时也对其教师小西三七抱着好感。（小西三七曾在中央气象台工作过。）翌年1905年，戴季陶留学日本。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戴季陶写下了《哀日本》一诗：
……有着千年历史的长崎港口
在原子弹爆炸中灰飞烟灭
国家方针最重要的是正道
富强显然不存于霸权之中……
遥望东方不禁叹息
多么悲哀，大洋彼方的日本列岛
（《日本论》）
正因为他深爱着日本文化，才对沉溺于军国主义的日本感到痛心疾首，泪湿沾襟。
在这段不幸的战争时期中，1937年留学生们毅然回国，使得中日两国之间完全失去了交流的纽带。但在日本战败后作为民主国家复苏之际，各界热切期待着中日两国恢复友好邦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反复提到：“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了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王敏编著，《“意”的文化与“情”的文化》，中公丛书，2004年）
以周恩来为首，有过留学经历的廖承志（1908-1983）、孙平化等人都成为了新中国的核心，为中日交流推波助澜。战后不到30年时间，中日间便恢复了正常的邦交。
1939年11月，郭沫若（1892-1978）以“日本的过去、现在、未来”为题进行演讲（《郭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感叹中国接受西方文明迟于日本。在作为抗日战争导火索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郭沫若本人也回国参加了抗日运动。18年后的1955年，郭沫若再访日本，归途中他在福冈题字道：“永不重操室内戈。”
这些都是期盼着中日恢复交流的留学生们的真情实意，也是他们的信念。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中日两国才能逾越感情的恩怨，恢复关系正常化。虽然一个留学生是势单力薄，而且还必须等待时机，考虑到时代的风向和环境变动等不确定的因素。但总有一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历史的特定阶段里，他们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中日恢复邦交的历程就告诉我们，留学生政策乃是不可小觑的大事。
2006年4月，中国人日本留学11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政治协商会议礼堂召开。笔者应邀在此次大会上发表了演讲《法政大学与留日学生》，文中提出应该思考如何打破某一特定大学的界限，站在从中日文化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留日学生，以及该怎样去评价留日学生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等。
结束语
日本开始向西方文化看齐时，无疑重复了过去吸收中国文化的经验。想必首先将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了一番比较吧。这可以从大量文献中找到相关的事例，由于此篇论文受到字数限制，对其进行的研究工作我将在其他论文中涉及。总而言之，这种比较并不仅限于艺术和文学，它超越了生活领域，涉及到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甚至涵盖了国家体系。这对于借助接受外来文化以改变本土文化的人们来说，乃是一直传承至今的、不可或缺的国民精神。在对多种外来文化进行选择时，加以比较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
对日本来说，比较手段通常是自然产生的宏大历史工程。然而，由于这种比较行为是自然产生的，所以，其智慧成果也就难以作为理论来加以整理和概括。19世纪末，在接触近代的西方之后，源于法国文学中的比较法就传入了日本。比较法是作为研究学问的方法而被人们所认知的。毋庸置疑，进行比较时相对化是不可或缺的。它能较为灵活地应对新的学术思想。比较法不同于那些将业已固定成型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加以绝对化的意识形态，对其他体系的理论并不排斥，勇于接受新的思想。或许比较正是日本人自古秉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遗产，也是给他们带来丰收的精神土壤，因此他们能在这片土壤上培育出富于创造的树木。如今，比较法在学问中不断得到灵活的运用和扩展，产生了比较教育学、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比较心理学、比较神话学、比较语法、比较文化等等，其涉及领域正不断扩大。
其实比较法并非什么特殊的研究类别，也不是日本人特有的东西。它是吸收外来文化时最普遍、最基本的态度。同时也可以被看成是人类共通的生存本能的产物，是原生态智慧的积蓄。我认为在任何领域中，通过相互比较，都能促使其固有的基层发生改变和再生，进而得到升华。这已经被历史的事实所证明。
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正逐步“越境”，而文化的边境也越来越模糊。全世界急速进入人和物全方位移动的时代。虽然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生存状态仍处在摸索阶段，但我认为，至少在精神层面上仍然需要比较式的文化交流。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研究成果，能够以科学的方式验证拥有多元文化状态的可能性。
（丁照卿译）
清政府目睹了明治维新的成功，遂于1896年6月15日向日本派遣了第一批共13名留学生。初见成效之后，又分别于1899年送出200人、1902年送出500人、1903年送出1000人，1904年将规模增大到了3000～4000人。至1905年，更是有近1万名留学生被送往日本学习（王殿卿《中日政治文化比较及现代中国政治》教案，1996年）。
与中国人留学日本这一热潮所受到的关注相比，在华日本教师（二战前中国称他们为“日本教习”，日本则称他们为“清国雇用日本人”或“日本人教师”）的活动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在清末，应清政府的要求，有许多日本教习被派遣来中国，在各地担任中国人的教育工作。拙论以二战前的留学生黄瀛及其身为日本教习的母亲的事例为中心，介绍战前的留学生群像，思考留学日本的可能性，并探究置身于跨国近代教育中的个人所发挥的作用。
第一章 面临近代教育转型期的黄瀛母子
一、中国学习日本近代教育成果的背景概述
日本以顺利转型，实行西化的明治维新和二战战败后的经济复兴这两大成功在亚洲备受瞩目。每当被问起成功的秘诀时，日本通常都会强调他们的教育成果。
日本的近代教育始于1872年（明治五年）的《学制》颁布。随着小学在全国各地的设立，日本开始了全民教育。同年早些时候，为了培养教员，日本政府创办了东京师范学校。1874年，东京女子师范学校也随之建校。而东京大学则是合并了幕府时代的遗产——开成所与医学所这两个机构，于1877年创建的。随着1879年代替《学制》的《教育令》被颁布，学校教育得以进一步充实。小学义务教育（开始为4年制，1907年起改为6年制）得以贯彻，就学率在1900年为82%，1907年达到了97%。到明治时期结束的45年间，日本的西方式全民教育已基本达成。
因为是明治新政府的理念在支撑着这一前所未有的国家转型，所以，尽管财政状况非常困窘，但日本政府仍然聘请了大量优秀的欧美人才，例如，留下“青年须胸怀大志”这一名言的札幌农业学校（现北海道大学）的克拉克（William Smith Clark）（1825-1886）、因在东京发现大森贝冢而奠定日本考古学基础的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等等，他们都给日本的年轻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据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统计，在明治七年和明治八年，作为教师、政府顾问、工程师而受到明治政府聘用的优秀外国人才共计520人。随着企业的发展，民间聘请的外国人也为数不少。
1903年，积极提倡引入西方教育的清政府官员张之洞（1837-1909）与袁世凯（1859-1916）联名上奏了《奏请递减科举折》。1904年，张之洞上奏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堂即指学校）得以颁布，终于将在全国设立新式学校以普及西方教育的计划正式提上日程。《奏定学堂章程》几乎是完全照搬了32年前在日本颁布的《学制》。同时，于1905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制。新式学校的普及与科举制度的废止实属异曲同工，均为教育制度的改革。
因地方政府被赋予了设立新式学校的义务，于是各地政府都争先恐后地开设学校。直到清朝瓦解之前的1910年，全国共计开设学校48000所（据清朝上奏的教育统计表）。但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能够讲授西方学科的人才。
二、派遣日本教习的原因
1901年，一个日本人向李鸿章提出了招聘日本教习的建议。他就是在北京的日设中国人教育学校“北京东文学社”担任总教习的中岛裁之。中岛裁之会见了洋务派巨头李鸿章，向他说明道，较之派遣留学生到日本，倒是聘请日本教员更为节省经费。想必他提到了日本明治政府当时聘请海外人才的事例（法政大学史料委员会，《法政大学资料集第十一集》，1988年）。
当时的清政府正为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萌发民主意识而深感头痛。聘请教员既能消除留学所带来的“弊害”，又能以较少的经费掌握西方的学问，自然是一举两得的方法。李鸿章当场就表示同意聘请2000名日本教师（汪向荣著，竹内实编，《清国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闻社，1990年）。翌年，李鸿章将下属洋务派官员吴汝纶派遣至日本，以取得日本政府的协助。日本政府则将教员派遣一事委托于半官半民的教育机构“帝国教育会”负责。
由于日本人当时在中国也开设了学校，教师也都是日本人，因此清政府的要员们对于日本教习也有所了解。虽然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由日本人在上海经营的先驱学校已经近乎停办，但在甲午战争之后，除在上海以外，北京、南京、天津、厦门、汉口、福州等地也纷纷设立了日本人的学校。不可否认，学校的开设和日本的中国侵略步伐是一致的。虽然有部分学校原本的开设目的是解决不断增加的在华日本人的教育问题，但后来却宣称要“开化中国人的风气”，从而转为以教授中国学生西方学科为主。最广为人知的教育机构“东亚同文会”所设立的不少学校都设限只允许中国学生入学。
在日本有众多民间人士支持派遣教习的工作。其中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的贡献尤为巨大。嘉纳治五郎是位教育思想家和实践者，作为讲道馆的柔道创始人广为人知。1896年，他接受了清朝最初送来日本的13名留学生，并代替当时毫无准备的日本政府为13人进行了日语等预备教育。除公费留学生外，自费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年轻人也不断增加。为此，嘉纳于1899年开设了预备教育学校“亦乐书院”来接收这些学生们。随着在读人数的增长，1902年“弘文书院”（也写作“宏文书院”）也得以开设。截止至1909年学校停办，共计有3810名学生毕业。在嘉纳接收这些留学生的同时，日本政府也迅速开展了教习派遣工作，从高等师范学校遴选人才送到中国。
虽然有大量日本教习赴中国任教，但具体数目却不得而知。日本外务省也只保存有按年度记载的零星记录。从这些资料来看，人数呈递减趋势，其中1909年有549人。令人遗憾的是，历年来日本教习的总数却无法判明。只能推测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905年，约有600人以上。也有不少人没有通过帝国教育会，凭着自己的满腔热血就前往中国赴任。日本教习的任期大多数为两年，但一般都有所延长。他们主要负责编制学科，而教科书则采用了日本教科书的译本。不少教科书的中文译本都是由有留日经历的人所翻译。在对西方学科感到陌生的中国，学校的体育课一直都是采用的日式号令，并一直沿用到中国式号令产生为止。
为了让不同文化圈的人能够顺利地领会教育内容，日本教习广泛地采用了比较法。从清末留下来的“课程表”上就能一窥他们的苦心和创意。例如，“杭州日文学堂课程表”（日文科）中，第一学年的科目有“日文汉译、汉文日译”，而第一学年与第三学年都安排了“东西伦理大意”课程。再如，“金陵东文学堂课程表”（1899年）上，作为“高等普通学科”第四学年的课程，就安排了“亚细亚现代史欧洲外交史”（刘建云《中国人的日语学习史》学术出版会，2005年）。
被选作教习的日本人不光分布在大城市，全国各地也都有他们的踪迹。比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甚至连中国人都不愿前往的内陆也有日本教习赴任。包括那些在当时不便的交通条件下要花费两个多月才能抵达的偏远地区。例如，有位女性日本教习就前往了蒙古的喀喇沁旗。提到女性日本教习，太田喜智——闪耀于战前日语诗坛的中国诗人黄瀛的母亲——总是让人难以忘怀。喜智在日俄战争后，在四川省重庆市执教时与一位中国教育家结婚。作为当时的日本女性，喜智是一位杰出的国际人士，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黄瀛，教育他不忘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三、黄瀛母子的事例
黄瀛在日语中读作“Kou Ei”，在中文里读作“Huang Yin”。黄瀛（1906-2005）出生于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他是战前日本诗坛的宠儿，日语功底炉火纯青。他曾与草野心平、萩原朔太郎、高村光太郎等其后支撑起日本诗界的风云人物都有过亲密交往，得到过木下杢太郎、与谢野晶子的高度评价。在宫泽贤治还默默无闻的时代，黄瀛就认同他的才能，前往岩手县花卷与之见面，是与生前的贤治有过谋面之交的唯一一位中国文人。此外，还与鲁迅进行过数次文学上的探讨，是一位堪称历史活字典式的人物。
虽然前途备受期待，但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黄瀛不得不选择了回国，这也阻断了他与日本诗坛的关联。2005年7月，黄瀛在故乡中国重庆结束了他饱受战争之苦的坎坷一生，享年98岁。在他去世后，人们整理出他用日语写下的大量诗稿，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日本的怀念。青少年时期留学过的日本一直让他魂牵梦萦。
他究竟写的是什么样的诗？不妨读一读他19岁时写下的《七月的热情》。诗中显然投射着他自己的身影。
从白色的遮阳伞下
我看到了神户美丽的混血姑娘
她一副清纯的楚楚模样
恍如被露珠濡湿的百合花
我看见了这个令人落泪的少女
父亲——
母亲——
这个诞生于他们之间的混血丽人
那种混血儿的美丽却让人悲戚
黄瀛的父亲是重庆师范学校的校长黄泽民，在妹妹黄宁馨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母亲是富于进取精神的日本人太田喜智（1887-1933）。喜智于日俄战争（1904-1905）后主动应聘日清交换教员，只身前往中国并结成跨国婚姻。
太田喜智是千叶县八日市场市一家五金店的长女，被誉为才女。小学时曾跳级两次，18岁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便以优等教员的身份成为了当地的小学教师。被选为日清交换教员时，她毫不犹豫地只身赴任。作为当时的日本女性，奔赴国外的气概固然值得大书特书，但她果断决定在中国结婚的勇气更是让人敬佩。
喜智抱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日中融合。她深谙儒教的教理，注意培养黄瀛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也将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教给了黄瀛。据说即使在回到日本，开始只有母子俩的生活之后，她也总是穿着一身中国服装。传说在东京九段接受留学生入住时，面对警察的蛮横搜捕，她挺身而出，保护了留学生，由此可以管窥她内心的坚毅。或许黄瀛就是从她身上受到了莫大的影响吧。
黄瀛去日本时只有8岁，就读于喜智故乡千叶县八日市场市的寻常小学。喜智保留了孩子的中国国籍。于是黄瀛上学也就成了留学。
黄瀛接受的是与日本人毫无二致的教育，在此期间他的成绩一直独占鳌头。日俄战争之后，随着对中国的侵略加剧，蔑视中国人的风潮在日本蔓延开来。尽管黄瀛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小学毕业，并考上了公立中学，但却被校方以中国人为由不予入学，这让他饱尝了作为“混血儿”的悲哀。再则，他说话时还有少许口吃的毛病，不得已只好进了东京的私立正则中学。正是在这时，他开始了诗歌的创作。被歧视的体验唤起了他作为混血儿的自我认知，而这似乎反倒构成了一种契机。
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黄瀛母子也深罹灾害，遂离开了东京。黄瀛插班进入了开办第4年的中国青岛日本中学（1945年停办）。这时的黄瀛已经非常痴迷于写诗，每天约有20首诗歌如灵光闪现在他的脑海。他一心一意地投稿，他的诗歌被刊登在诗歌杂志《诗圣》（第一书房出版）上。杂志上同时还刊登有草野心平的诗，以此为缘，两人开始通信，进而成为终生至交。当时，草野心平是从他留学的广州向杂志投稿的。后来黄瀛扩大了投稿范围，其诗歌也屡屡刊登在《朝日新闻》的学艺专栏中。而草野心平也不甘示弱地发表了许多作品，两人就如此相互激励着。
1925年，黄瀛迎来了他正式成为诗人的一个重大机遇。当时在诗坛上颇具代表性的月刊杂志《日本诗人》2月号将公开征文的结果编成特辑《新诗人专刊》加以出版。千家元麿和萩原朔太郎等10位评审委员选出了最优秀的10篇作品。而黄瀛的《清晨的展望》则名列首位，赫然登上了杂志的卷首。
……
啊，清晨的确让人心情怡然
一旦擦拭窗户
暖暖的风便鱼贯而入，在房间里来回盘桓
而且，啊——
礼拜日的清晨流泻着不同于平日的光线
还有房间里不同于平日的静闲
……
一边怀着春天的萌动
平心静气地
展望礼拜日的清晨
黄瀛以此登上龙门，跻身日本诗坛。不久，萩原朔太郎就给《日本诗人》寄来一篇激赏之辞：“黄君的感情和思想有着一种源于气质上的轻快和明朗，也颇具贵公子的风范。且你拥有一种褒义上的健康气质……你在表现上有着卓越的天赋……实为有着一副音乐家般敏锐耳朵的诗人。”同年4月，草野在广州创刊了《铜锣》杂志，黄瀛成为联名的5个同人之一。
黄瀛从青岛中学毕业以后，再次动身回到东京。积累诗人的修养和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似乎是他的两大目标，但他却没有专注于学业，而是拓宽了在诗歌世界里的交友范围。在东京迎接了回国的草野心平，两人初次会面后便寄宿在一起，彼此的交情日益笃厚。与此同时，黄瀛还与由衷敬仰的高村光太郎开始了交往。
黄瀛放弃了东京帝国大学，1926年考入了御茶水附近的文化学院本科（大学部），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留学生活。在那里担任讲师的有芥川龙之介、菊池宽、木下杢太郎等人。尽管这是一所男女同校、充满自由校风的新式大学，但黄瀛却在一年多以后中途退学了。
当时中国的局势唤醒了黄瀛作为中国人的灵魂，加上母亲喜智也从一旁开导，再则考虑到作为诗人的确难以维持生计，因此，黄瀛选择了作为一名中国军人的道路。不过，其中最大的理由则是，他意识到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报效祖国。
中国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国民的自我认识不断提高。孙文的后继人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军队，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开始了北伐战争。日本军方面为了阻止其步伐，采取了出兵山东这样露骨的行动。虽然黄瀛赞同蒋介石的做法，但毕竟他身上流着一半母亲的血脉，而从军就意味着会与母亲的祖国兵戎相见，想必他是做出了一次异常艰难的抉择吧。不少人都试图阻止他涉足战争的选择，其中有身为文化学院校长助理的与谢野晶子。这个曾写下“你不能死”这一著名诗句的诗人，无疑是出于同样的心境在拼命地劝阻着黄瀛。
黄瀛于1927年进入了位于东京市谷的陆军士官学校。他的学费由中国新政府等机构负担，成为了官费留学生。毕业后，黄瀛隶属于拥有军鸽的通讯部队。但在刺杀张作霖事件（1928年）之后他便离开了日本，回到中国，投身于国民党军队。尽管放弃作为诗人的前途令人扼腕叹息，但他还是毅然弃绝了这条道路。
然而，黄瀛是用日语写诗的日本诗坛的宠儿，无法就此割舍对诗歌的顾念。在士官学校就读期间，他于1930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景星》。这本诗集只有口袋书一般大小，靠朋友出力帮忙，仅仅出版了100本。回到中国之后，同样靠着朋友们的帮助，黄瀛在1934年出版了第二本诗集《瑞枝》，将自己的存在刻印在了日本诗坛上。
战争结束后，黄瀛担任了遣返日本人的工作。他欣喜于与草野心平的再会，并将他从收容所救出。此外，还认定李香兰实为日本人山口淑子（1920-），使其免于死罪，得以被遣返回日本。黄瀛在遣返工作中的功绩毫不为人所知，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难以忘怀自己的另一个祖国。然而由于黄瀛国民党的身份，他在新中国经历了两次十余年的牢狱生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终获自由。先是被获得内战胜利的共产党俘获，关押了13年。在被释4年后，又因为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起在监狱里度过了11年。1976年黄瀛的生活终于稳定下来，不久又站在了四川外语学院这所外语大学的讲台上。此时他已62岁。之后黄瀛一直为年轻一辈讲授日本文学，直到八十多岁。
四、黄瀛·诗·日语
对于黄瀛来说，与诸多日本文人的交友是难以忘怀的。他与宫泽贤治的邂逅便是这些难忘的记忆之一。
宫泽贤治于1924年在东京的关根书店自费出版了诗集《春与阿修罗》。由于宫泽贤治也和自己所敬仰的高村光太郎有所来往，草野心平便邀请宫泽贤治加入创刊于1925年的同人杂志《铜锣》。宫泽贤治从发行于同年9月的第4期开始参与同人活动。自创刊时就加入的黄瀛被贤治的诗所吸引，打算直接与贤治面谈。宫泽贤治住在岩手县花卷市。在黄瀛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1929年（昭和四年），他利用部队在花卷温泉休息的机会，夜访贤治。
由于贤治卧病在床，黄瀛未能久留，两人只相谈不到一小时。宫泽贤治当时只不过是一位默默无名的地方诗人而已。黄瀛比1896（明治二十九年）年出生的宫泽贤治年轻10岁，且在诗坛也颇具知名度。尽管如此，由于非常欣赏贤治，黄瀛才特意前去拜访。笔者是黄瀛在四川外语学院的学生，在一次对话中问及对贤治的印象时，黄瀛说道：“虽然贤治绝不能算是美男子，但他的诗却非常美。出自他笔下的诗，一读便知。”
战后，黄瀛无法回到日本。当他告别狱中生活之后，得知他仍然健在的消息，日本老朋友们无比欣喜，并于1982年通过苍土社出版了黄瀛第二本诗集《瑞枝》的复刻版。“……用日语写诗时……诗一直是我的旅伴……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诗我才坚持活到了现在……”——这便是黄瀛的寄语。的确，诗才是黄瀛的原点。
从前，黄瀛的夫人曾经给我看过黄瀛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前往日本时用的换洗衣物、西装、文书，据说他总是亲自动手，不许夫人帮他收拾。他做好了准备，以便随时都能出发去日本。1984年、1986年、1991年、1996年及2000年，黄瀛都带着这个行李箱来到日本。对母亲、对日本的乡愁支撑着黄瀛的诗魂。
2005年7月，黄瀛与世长辞。9月24日，烟雨蒙蒙之中，在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大楼前的庭院里，举行了黄瀛诗碑的揭幕仪式。笔者亦出席仪式，以悼师恩。在诗碑上篆刻了从黄瀛第一部诗集《景星》中选出的一首短诗——“某个夜晚”。
某个夜晚
惟有天空呈现出美丽的反射
前方是冰霜消融的沙砾道路
别因远方的狗吠而停住脚步！
竹丛上空悬挂着“三颗星”——点、点、点
树立这样一块中国人创作的日语诗碑，在中国这还是头一回吧。据说长眠之际，黄瀛嘴里所嗫嚅的，乃是中国家属们谁都懵然不懂的日语。而无论是从书斋发现的日语诗稿，还是他一直摆放着的母亲照片，都诉说着黄瀛是一位终生不懈地用日语写作的“异邦”诗人。最后一次来日时，黄瀛曾说“对日本的思念一直支撑着我”。直至今日，不得不离开日本诗坛的恩师那悲哀的呐喊，似乎还回响在我的耳畔。不得不说，黄瀛的一生饱尝了中日之间不幸战争和内乱的痛苦。
第二章跨越国界的在日留学生群像
一、日本留学实施前的一幕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初向欧美派遣留学生是在1872年，即日本的明治5年。除了欧洲之外，另有30名12岁至16岁的官僚子弟被送往美国。据说第一年由于招募的人数不够，进行了强制选拔才终于达到了目标。虽然之后每年都增派了30人去美国留学，但仅仅进行了四年便戛然而止。据说这是由于那些官僚子弟在回国时没有向前来迎接的清政府要员们跪拜行礼。“适应异国却忘记大本，不敬长辈……”，要员们对于如此结果十分恼怒（汪向荣著，竹内实编，《清国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闻社，1990年）。
最初让贪享封建太平之世的清王朝感到动摇的是鸦片战争（1840-1842），接下来便是亚罗号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首次在对外的国力上处于了劣势，这样的经历终于让中国萌发出了学习西方文明的想法。但是，中国仍然不能摆脱接受周边国家朝贡的“华夷思想”，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思想在一段时间内成了主流，这段时期就被称为洋务运动时期。上文提及的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正是中止于此时。为了克服这些旧思想，中国付出了甲午战争败北以及康有为（1858-1927）主导的戊戌变法（1898年）遭到失败等惨痛代价，才终于意识到接触西方思想、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性。甲午战争两年后，1986年6月15日，清政府首次向日本派出了13名留学生。
这一举措也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改革派”所主导的一次尝试。在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接收了第一批留学生。同一时期，在中国国内光绪帝则起用康有为（1858-1927）与梁启超（1873-1929），进行“变法”改革。但1898年6月变法惨遭失败，康、梁二人在伊藤博文（1841-1909）——曾担任日本首任首相、枢密院议长等职、后遭韩国独立运动家暗杀——的援助下，逃亡到了日本。
1898年5月，即变法失败前一个月，驻清公使矢野文雄（1850-1931）访问了清国总理府，表明了日本政府援助中国留学生的意向。矢野是自由民权运动家，同时也是位知名记者。纵然有不少改革反对派，但清政府还是同意了。
不过，多数的清政府官员都对留学派遣持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1898年，就在变法改革的前夕，驻清公使矢野文雄向清国传递了日方愿意接收留学生的信息时，清国总理衙门的杨深秀（1849-1898）感慨地说道：“顷闻日力设东方协助会，厚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游学，供我经费，以著亲好之实……”（汪向荣著，竹内实编《清国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闻社，1990年）
奔波于教育改革的张之洞（1837-1909）于1898年撰写了推荐日本留学的《劝学篇》：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清政府想通过留学来探明日本这个小国飞速崛起的原因。上谕被颁布至中央及地方，印刷百万册。同一时期，陆军参谋总部的福岛安正（1852-1919）要求派遣军事留学。
经多方努力，1898年6月在日本成城学校开设了陆军士官培训的预科教育课程，接收了蔡锷（1882-1916）等四名留学生。在日华学堂也开设了文科预科教育课程，接收了之后成为段祺瑞（1865-1936）政府驻日大使的张宗祥（1882-1963）等人入学。
其间，清政府也看到了留学成果，于1899年送出200人留学生、1902年送出500人、1903年送出1000人，1904年规模更是扩大到了3000-4000人。1905年，有近1万名留学生被送往日本。
接受第一批留学生的东京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1860-1938）在1902年视察中国教育情况时，提醒道：“贵国眼下应以派遣留学生为当务之急，派遣延误一日，国运进步亦落后一日。”（汪向荣著，竹内实编《清国聘用的日本人》，朝日新闻社，1990年）军事留学以陆军士官学校为中心，而作为中国陆军预备教育机关的振武学校是于1903至1914年在东京市谷开办的。之后的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1887-1975）就曾留学于此。
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1904-1905）中取胜，1905年清朝决定废除培养封建统治人才的科举制度，与此同时迅速向日本派遣了留学生。由于取代科举制度的新系统还不完备，中国的有识之士将吸取新知识的任务寄望于日本。因此日本的教育在中国的转型期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该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达到了1万人。翌年中国也派遣了大约相同数目的留学生。在抗日战争以前，1905、1906这两年的留学生人数比之后任何一年都多。抗战前的留学生累计数目无法统计，因为偕同家人的人数无法统计。根据研究者实藤惠秀的统计，留学生约有5万至6万人（《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黑潮出版，1960年）。自身有过留日经历的孙中山秘书戴季陶认为约有十万人（《日本论》，社会思想社，1972年）。
随着在日留学的中国人的激增，环境也迅速得到整备。法政大学在1904年设置了特别速成科，此外早稻田大学也设置了清国留学生部。全国各大学都争先恐后地接收留学生。除此之外还有在进入大学前学习日语的机构——嘉纳治五郎最先开设的弘文书院。文豪鲁迅（1881-1936）及其胞弟周作人，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创立者之一的陈独秀（1880-1942）都曾在那里求学。
二、留学先驱者的探索
不少留学生到日本后，最初都是系统地学习西方的科学。然后，在爱国心的指引下，找到了祖国改革应该前进的道路。鲁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在讨论鲁迅之前，不妨先看看黄遵宪和康有为、梁启超。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与中国（清朝）首次签订了对等的条约。清朝于1877年开设了驻日公使馆。公使的随行人员中便有刚才提到的一等书记官黄遵宪（1848-1905）。黄遵宪赴日期间将考察成果写成了诗集《日本杂事诗》（1879年出版以来再版9次）。此外，1882年黄遵宪回国后，于1895年将《日本国志》（共40卷，写于1879至1887年）付梓。该书将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地理等各方面的全貌首次展现在中国人面前，还对明治维新作为国家发展模式的参考价值进行了评价，赞扬明治维新为“美善之政实多”。
为了赞颂谦虚求学的黄遵宪，与其有过交往的幕臣门第大河内家特为他建立了“日本杂事诗最初稿”的石碑。这座石碑现在还留在琦玉县新座市大河内家的祠堂“平林寺”内。
黄遵宪的著作给予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中国以及提倡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们莫大的影响。这本书更是成了效仿日本的变法改革派领袖康有为（1858-1927）的爱书。1898年6月21日，康有为向光绪帝递交了政策提案“日本变政考”。1980年初，在故宫博物馆的昭仁殿发现了这本提交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原件。其大意为，要向日本学习政治改革，实行中国版的明治维新。其中的具体提案便有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值得一提的是，在1896年旧历3月，中国（清政府）已经派出了最初的13名日本留学生。
此外，康有为在1896年，协助同为改革派成员的梁启超（1873-1929）创刊了中国的首份杂志《时务报》。这份杂志效仿日本，宣传不同于中国儒教的新思想以及洋学，为中国式的维新撒下了火种。1898年梁启超在流亡地日本继《清议报》之后继续编刊《新民业报》。同年，为了探求新思想和洋学的发源，“为了加深国民对维新的信仰”，鲁迅走进了位于南京的近代教育学堂——江南水师学堂，之后又于1902年赴日留学。鲁迅之所以决定去日本留学，除了受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影响之外，还因为他爱读《时务报》等等。
1906年，鲁迅放弃了在仙台专修医学的学业，于1909年经东京回国。鲁迅留学的目的原本是专修医学，但他弃医从文，进而成为了小说家。这是因为他发现，要改变中国的命运，便必须改造国民的精神。他的步伐迈向了比依靠科学技术来救国更加困难的领域。
鲁迅1909年回国，写下了唯一一本以日本人为主题的小说。在日本对华侵略的迹象越发明显的1926年，鲁迅回忆着藤野严九郎（1874-1945）先生的深切关怀，写出了《藤野先生》（1926）。离别20年之后，鲁迅仍然无法忘却日本恩师的亲切指导。在去世的一年前（1935年），当岩波书店出版《鲁迅选集》的时候，鲁迅希望译者增田涉“一定要收录这部作品”（《鲁迅印象》，角川选书，1970年）。想必这也是鲁迅反复比较了日本的正反两面后所做出的选择。不禁让人觉得，他是想通过这部作品“给富有同情心的日本人”传达一个信息，在期待日军停止愚行的同时，祈望中日和平的实现。
孙中山（1866-1925）于1905年在东京结成了革命同盟会，并得到了宫崎滔天及梅屋庄吉（1873-1934）等日本民众阶级的大力支持。孙中山将日本和中国的社会状态进行了对比，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中国革命的原因，中国革命是明治维新的结果”（“建国方策之一·心理建设”“至犬养毅书”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并阐明了明治维新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的传统思考“攘夷”，而是由于“师夷”的观点（“孙文学说·知行总论”，《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
1924年11月，也就是孙中山去世前数月，他造访日本并在神户发表了演讲。孙中山阐明了亚洲遭受列强蹂躏的困境，提出了亚洲人应该联合起来的“大亚洲主义”。面对历史，“日本究竟应沦为西洋霸道的爪牙，抑或是成为东洋文化的干城”（赵军，《大亚洲主义与中国》，亚纪书房，1997年），对此，日本人不得不做出选择。孙中山这番痛诉中包含了他对当时军国主义高涨的日本政府的强烈愤慨。身为知日派的领袖，孙文在做出这番深思熟虑的发言之前，想必肯定比较过日本社会的明暗现状，并对选择走向罪恶的日本深感痛心吧。
在神户演讲时，站在讲台上的孙中山右手边，将他的讲话内容逐一翻译成日语的人，便是他的战友和秘书戴季陶。翌年1925年3月，由于癌症孙中山倒在了动荡的革命道路上。在孙中山去世后，戴季陶也就自然被视为孙中山思想的代言人了。
被喻为神童的戴季陶出生于四川省。1902年，12岁的他在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学习日语时受日本教习服部操的指导，这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服部操在回国后就任东京成城学校留学生部主任，编纂了《日华大辞典》，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名的人物。）两年之后，即1904年，戴季陶在教会学校华英学校学习理科时也对其教师小西三七抱着好感。（小西三七曾在中央气象台工作过。）翌年1905年，戴季陶留学日本。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戴季陶写下了《哀日本》一诗：
……有着千年历史的长崎港口
在原子弹爆炸中灰飞烟灭
国家方针最重要的是正道
富强显然不存于霸权之中……
遥望东方不禁叹息
多么悲哀，大洋彼方的日本列岛
（《日本论》）
正因为他深爱着日本文化，才对沉溺于军国主义的日本感到痛心疾首，泪湿沾襟。
在这段不幸的战争时期中，1937年留学生们毅然回国，使得中日两国之间完全失去了交流的纽带。但在日本战败后作为民主国家复苏之际，各界热切期待着中日两国恢复友好邦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反复提到：“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了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王敏编著，《“意”的文化与“情”的文化》，中公丛书，2004年）
以周恩来为首，有过留学经历的廖承志（1908-1983）、孙平化等人都成为了新中国的核心，为中日交流推波助澜。战后不到30年时间，中日间便恢复了正常的邦交。
1939年11月，郭沫若（1892-1978）以“日本的过去、现在、未来”为题进行演讲（《郭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感叹中国接受西方文明迟于日本。在作为抗日战争导火索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郭沫若本人也回国参加了抗日运动。18年后的1955年，郭沫若再访日本，归途中他在福冈题字道：“永不重操室内戈。”
这些都是期盼着中日恢复交流的留学生们的真情实意，也是他们的信念。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中日两国才能逾越感情的恩怨，恢复关系正常化。虽然一个留学生是势单力薄，而且还必须等待时机，考虑到时代的风向和环境变动等不确定的因素。但总有一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历史的特定阶段里，他们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中日恢复邦交的历程就告诉我们，留学生政策乃是不可小觑的大事。
2006年4月，中国人日本留学11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政治协商会议礼堂召开。笔者应邀在此次大会上发表了演讲《法政大学与留日学生》，文中提出应该思考如何打破某一特定大学的界限，站在从中日文化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留日学生，以及该怎样去评价留日学生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等。
结束语
日本开始向西方文化看齐时，无疑重复了过去吸收中国文化的经验。想必首先将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了一番比较吧。这可以从大量文献中找到相关的事例，由于此篇论文受到字数限制，对其进行的研究工作我将在其他论文中涉及。总而言之，这种比较并不仅限于艺术和文学，它超越了生活领域，涉及到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甚至涵盖了国家体系。这对于借助接受外来文化以改变本土文化的人们来说，乃是一直传承至今的、不可或缺的国民精神。在对多种外来文化进行选择时，加以比较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
对日本来说，比较手段通常是自然产生的宏大历史工程。然而，由于这种比较行为是自然产生的，所以，其智慧成果也就难以作为理论来加以整理和概括。19世纪末，在接触近代的西方之后，源于法国文学中的比较法就传入了日本。比较法是作为研究学问的方法而被人们所认知的。毋庸置疑，进行比较时相对化是不可或缺的。它能较为灵活地应对新的学术思想。比较法不同于那些将业已固定成型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加以绝对化的意识形态，对其他体系的理论并不排斥，勇于接受新的思想。或许比较正是日本人自古秉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遗产，也是给他们带来丰收的精神土壤，因此他们能在这片土壤上培育出富于创造的树木。如今，比较法在学问中不断得到灵活的运用和扩展，产生了比较教育学、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比较心理学、比较神话学、比较语法、比较文化等等，其涉及领域正不断扩大。
其实比较法并非什么特殊的研究类别，也不是日本人特有的东西。它是吸收外来文化时最普遍、最基本的态度。同时也可以被看成是人类共通的生存本能的产物，是原生态智慧的积蓄。我认为在任何领域中，通过相互比较，都能促使其固有的基层发生改变和再生，进而得到升华。这已经被历史的事实所证明。
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正逐步“越境”，而文化的边境也越来越模糊。全世界急速进入人和物全方位移动的时代。虽然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生存状态仍处在摸索阶段，但我认为，至少在精神层面上仍然需要比较式的文化交流。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研究成果，能够以科学的方式验证拥有多元文化状态的可能性。
（丁照卿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