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瀛诗集跋
黄瀛君无疑是一位令人眷恋不已的友人。分别以来，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思念起黄君。我曾经四度踏上中国的土地，但每次皆囿于当时的某些原因，而未能获得面叙离别之情的机会，让我抱憾不已。当时，我大多寄身北平，每天瘠犬般地徘徊于一条条胡同之间。在那片蔚蓝色的天空下尽情地体验中国，这成了我当时生存的意义。时常浮现于脑际的黄君身影，远非是一个精神抖擞、春风得意的军人，而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诗人。清晨，他倚坐在从阿佐谷至御茶水的中央线的车窗旁，让上半身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夜阑人静时，他走进寒舍的书斋里有些口吃地漫语着松蕊的美丽；夕暮时分，他生机勃勃地徜徉在银座的闹市中。秋日里，当那剃须刀的铁片发出郁悒而低沉的响声，并把微微的颤动传入澄清幽凉的秋意中时，我是那么缱绻地思念着远方的友人。而这无疑是我身居燕地、踯躅于小巷之间体验到的心境。故乡东京的种种情形，一个个朋友的音容笑貌，会蓦然重现在我的脑海里。这种感伤在物体的声响和光影中犹如春蚕吐丝一般温柔地环绕住我的灵魂，使我能够君临于影子的王国。就在此刻我伫立的这片土地上曾经也伫立着黄君，然而，我们却不得聚首。在这种不可思议中我感受到了命运，并得以审视人生。我曾仗着年少之勇阅读但丁，并自以为懂得但丁的诗，还大言不惭地讲给其他人听。现在想来，真是愚蠢至极，无知透顶。但倘若说我与但丁还多少有些缘分的话，这无疑导致了我后来的一个癖好：动辄喜欢遨游影子的王国，并从身边的一切中去感知遥远的一切。因为正如帕皮尼所言，但丁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寻求隐居点，而他所描写的正好是影子的王国。黄君便是这样常常出现在北平时的我心中，但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却已十几年未能相逢。在此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唐代诗人“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慨叹是何等的真切。这十几年间，黄君已经成长为什么样子了呢？仅仅想到这里，便早已是感慨万千了。作为社会一员的成长对他作为诗人的素质的成长，带来了怎样的深度和广度呢？在这兵马倥偬的年代，毋庸赘言，用异邦的语言来创作诗歌是不被允许的，而且就他本人而言，也难以产生那种心境和念头吧。但是，过去通过他那闪烁着缤纷感觉的笔触而为人所知的睿智也许早已平添了近于紫磨黄金的光芒吧。年轻时代黄君的感觉无论遭遇了多么芜杂卑俗的外界侵扰，都能迅速地进行准确的选择，他所选中的键盘总是能弹奏出嘹亮动听的乐声。因此，无论多么不和谐的音符，只要一经他的选择，就不会再出现任何破绽。不能不说这在世界诗歌史上是颇为难得的。我们从这种将感觉统一起来的诗歌世界中看到了他作为人的聪颖、诗魂的睿智，还管窥了他的纯情。
我曾对黄君的诗妄加评判。我说过，倘若他出生于明清时代，一定是一个受人爱戴的咏物诗人。所谓咏物诗正是借助多彩的感觉直接表现出诗人的睿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潜藏着咏物诗的真正价值。不过实际上，咏物诗达到这种境界的为数寥寥。这是由于自古以来的咏物诗人始终拘泥于诗人的感觉而很少向前跨出一步的缘故。谁要是具备了黄君的睿智，则他也许就能成为明清时代的第一人吧。或许这样说对他而言是颇为尴尬的。他一定会有些口吃地争辩道“我只不过是随便写写诗而已”。但我们用不着去倾听他这种可想而知的辩白，而只需吟诵他的诗歌，咀嚼他那种明彻的睿智。
第一个教给我疍民民歌之优美的人正是黄君。我仿佛记得，黄君自己也曾用日语翻译过两三首疍民民歌。多亏了他的余荫，我才得以较早就注意到疍民民歌。并在彳亍于北平街头、驻足于旧书店之际，不忘在旧书堆中去搜寻这种杂著。那以后，我逐渐将视野扩展到山歌、秧歌等，而这一切无疑对我戏曲方面的学习颇有帮助。说来都得归功于黄君教给了我疍民民歌。那时——说来也很惭愧——我正在讲授中国文学，对格拉涅、马斯白洛一知半解，却冒冒失失地要给《诗经》的诗注入新奇的诠释。黄君特意光临敝舍，给我讲解疍民民歌的优美，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想必他是怜悯我那种焦灼急切的心情吧。现在重提这段旧事，或许他已经淡忘了。但这并不重要，反正那时我的确从黄君那儿获益匪浅。他身上具有那种不显而为之却又真正施益于他人的善良美德。这种美德的魅力在于使人事后回首才恍然顿悟于自己领受了人间的真情，从而感激万分。
与勤于笔耕的黄君断了联系之后音讯杳然，这不能不使人寂寞凄凉。这并非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而是他所有朋友的共感。我曾经从他的信件里瞥见了染成蔷薇色的晚霞燃烧在天际的壮观景致，听见了倾泻在南京宿舍前那些盛开的美人蕉上的夏雨声。那晚霞的色彩、雨点的声响，决不会枉然消遁于忘却的彼岸，同样，他的信件作为罕有的印象诗也留下了悠然而鲜明的余韵。在他的诗歌和信件之间，我分辨不出任何差异。两者的共通点就在于那种抚摸着杂草草尖悠然掠过的微风的温存，在于那种希冀明朗的近代人的祈祷。无论诗人黄瀛那以后成长得何等强悍魁梧，我相信，充溢于他作品和信件中的爱美之心和与人和蔼的亲切将始终不渝。所以，我是那么急于想读到他的近作，想绵绵不绝地收到他的信函。不，也许更迫切的愿望是见到黄瀛，一吐心中积淤的衷肠。本来，我这个性格鲁钝的人不一定就是他最适合的谈话对象，但他过去曾长时间地和我娓娓交谈过。仰仗于过去的温情也许是万万不该的，我甚至悄悄地可怜起自己如此虔信，并且愿意如此虔信的鲁钝性情。
作为一个深谙日语之神秘的中国诗人，黄君理应受到中国诗坛的珍重。但这毕竟与宏旨无关。黄君之所以成其为黄君，乃是因为他无论用中文写诗还是用日语写诗，都毫无差异。但就我们看来，他正是借助了日本语言，才得以保持了与诗歌世界的联系，而对于他的这种机缘，我们不能不感到更深一层的亲近。这无疑是事实。因此坦率地说，在目前的日本对黄君的诗歌进行鉴赏和评价，不正是他应该得到的最正当待遇吗？
在北平时，我曾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虽然对黄君而言是故国，但依然是作为一个远方而来的游子，而我是日本人，当然是作为一个游子——两个游子能够在古都的某一个角落邂逅相遇，慢慢畅叙一日半天的，这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多么快乐的时光！我曾经把它设想在某个柳絮轻飏的日子，抑或是某个秋风拂面的时辰。在能够使我这个孩提般的梦想变为现实这一点上，北平隐藏着奇特的魅力。事到如今，我仍然不能舍弃这个梦想。假若苍天有眼，我是多么想在北平的某个古老而静谧的地方，和黄君一起叙叙那些很久以前发生在东京的遥远往事啊！
（杨伟译）
我曾对黄君的诗妄加评判。我说过，倘若他出生于明清时代，一定是一个受人爱戴的咏物诗人。所谓咏物诗正是借助多彩的感觉直接表现出诗人的睿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潜藏着咏物诗的真正价值。不过实际上，咏物诗达到这种境界的为数寥寥。这是由于自古以来的咏物诗人始终拘泥于诗人的感觉而很少向前跨出一步的缘故。谁要是具备了黄君的睿智，则他也许就能成为明清时代的第一人吧。或许这样说对他而言是颇为尴尬的。他一定会有些口吃地争辩道“我只不过是随便写写诗而已”。但我们用不着去倾听他这种可想而知的辩白，而只需吟诵他的诗歌，咀嚼他那种明彻的睿智。
第一个教给我疍民民歌之优美的人正是黄君。我仿佛记得，黄君自己也曾用日语翻译过两三首疍民民歌。多亏了他的余荫，我才得以较早就注意到疍民民歌。并在彳亍于北平街头、驻足于旧书店之际，不忘在旧书堆中去搜寻这种杂著。那以后，我逐渐将视野扩展到山歌、秧歌等，而这一切无疑对我戏曲方面的学习颇有帮助。说来都得归功于黄君教给了我疍民民歌。那时——说来也很惭愧——我正在讲授中国文学，对格拉涅、马斯白洛一知半解，却冒冒失失地要给《诗经》的诗注入新奇的诠释。黄君特意光临敝舍，给我讲解疍民民歌的优美，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想必他是怜悯我那种焦灼急切的心情吧。现在重提这段旧事，或许他已经淡忘了。但这并不重要，反正那时我的确从黄君那儿获益匪浅。他身上具有那种不显而为之却又真正施益于他人的善良美德。这种美德的魅力在于使人事后回首才恍然顿悟于自己领受了人间的真情，从而感激万分。
与勤于笔耕的黄君断了联系之后音讯杳然，这不能不使人寂寞凄凉。这并非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而是他所有朋友的共感。我曾经从他的信件里瞥见了染成蔷薇色的晚霞燃烧在天际的壮观景致，听见了倾泻在南京宿舍前那些盛开的美人蕉上的夏雨声。那晚霞的色彩、雨点的声响，决不会枉然消遁于忘却的彼岸，同样，他的信件作为罕有的印象诗也留下了悠然而鲜明的余韵。在他的诗歌和信件之间，我分辨不出任何差异。两者的共通点就在于那种抚摸着杂草草尖悠然掠过的微风的温存，在于那种希冀明朗的近代人的祈祷。无论诗人黄瀛那以后成长得何等强悍魁梧，我相信，充溢于他作品和信件中的爱美之心和与人和蔼的亲切将始终不渝。所以，我是那么急于想读到他的近作，想绵绵不绝地收到他的信函。不，也许更迫切的愿望是见到黄瀛，一吐心中积淤的衷肠。本来，我这个性格鲁钝的人不一定就是他最适合的谈话对象，但他过去曾长时间地和我娓娓交谈过。仰仗于过去的温情也许是万万不该的，我甚至悄悄地可怜起自己如此虔信，并且愿意如此虔信的鲁钝性情。
作为一个深谙日语之神秘的中国诗人，黄君理应受到中国诗坛的珍重。但这毕竟与宏旨无关。黄君之所以成其为黄君，乃是因为他无论用中文写诗还是用日语写诗，都毫无差异。但就我们看来，他正是借助了日本语言，才得以保持了与诗歌世界的联系，而对于他的这种机缘，我们不能不感到更深一层的亲近。这无疑是事实。因此坦率地说，在目前的日本对黄君的诗歌进行鉴赏和评价，不正是他应该得到的最正当待遇吗？
在北平时，我曾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虽然对黄君而言是故国，但依然是作为一个远方而来的游子，而我是日本人，当然是作为一个游子——两个游子能够在古都的某一个角落邂逅相遇，慢慢畅叙一日半天的，这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多么快乐的时光！我曾经把它设想在某个柳絮轻飏的日子，抑或是某个秋风拂面的时辰。在能够使我这个孩提般的梦想变为现实这一点上，北平隐藏着奇特的魅力。事到如今，我仍然不能舍弃这个梦想。假若苍天有眼，我是多么想在北平的某个古老而静谧的地方，和黄君一起叙叙那些很久以前发生在东京的遥远往事啊！
（杨伟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