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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世家寂寥
说不完的大邑刘氏家族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形态急剧动荡，四川军阀乘势而起，扯起“保乡安民”的旗帜，逐渐使四川省离开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的口号是在动荡的社会中建立起一块乐土，然而事与愿违，连年的军阀混战使人民饱受蹂躏，“川省自治”并没有让人民得到安康，其结果是恰恰相反。而四川军阀的巨头中，大邑刘氏家族的刘湘、刘文辉影响巨大，盘点一部四川军阀史，绝对离不开谈论他们。
但是建国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刘湘家族这么一个本该引起重视的独特现象，却长久地随着政治浪潮的波动而起伏隐没。在许多时候，这个家族更多的是被当作政治丑星，当作历史的反面教材，因而很难有心平气和的梳理和研究。再加上这个家族后代中，出色的人不多，于是显得更加寂寥。
在前边的章节中，分别提到了刘湘、刘文辉和刘文彩以及他们家族后裔的一些情况。在这个曾经显赫的家族中，还有以下一些成员。
刘公赞的大儿子刘文渊，晚清秀才，后考入四川绅班法政学堂。毕业后进入政界，仕途顺畅。曾任民国四川省咨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等职。刘家几个兄弟幼小时，刘文渊是这个家庭的重要支撑，资助弟弟们读书求学；刘文辉、刘文彩出外做事后，他被推举为族长，在分布于安仁、唐场一带庞大的刘氏家族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连当了大官的刘文辉也敬畏其三分。刘文渊为人正派，口碑较好，不事蝇营狗苟，深受百姓敬重。退休回到大邑后，服务社会，造福乡梓。
刘文渊有三子七女。子：刘元瑄、刘元琥、刘元璪；女：刘元庚，刘元愉，刘元恒，刘元苍，刘元宪，刘元怜，刘元慎。
长子刘元瑄（1911～1996），早年即跟随其幺爸刘文辉，后入第二十四军军事政治学校就读，1938年毕业于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1940年毕业于长沙陆军大学特别班。曾担任二十四军十八团中校营长、团长，川康边防军十三旅旅长，一三六师师长。1945年，任整编陆军二十四师代师长、中将副军长、代军长。刘文辉在西康创办《新康报》、《西方日报》时，由刘元瑄担任董事长。1949年12月9日，刘元瑄随刘文辉主持雅安地区起义。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副军长，西康省军区副司令员，西康省民政厅长，西康省政协副主席。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76年离休后旅居成都，热心服务于文化公益事业，为社会做了许多好事。1996年因病去世。
刘公赞的二儿子刘文运，乡民以其为秀才之弟，戏称“二秀才”。刘文运没读什么书，从小在家务农，眼里盯着眼皮子底下的几亩地，胸襟并不宽阔。刘公赞未死之前，刘家几个兄弟分家，他扯皮认为自己家儿子多，硬要多分几亩地。几个兄弟大多在外做事，经济条件宽余，也就爽快地让了步。刘文运当农民也并不太本分，据安仁庄园档案资料载，刘文运见地主陈君山老婆陈汤氏长得漂亮，便百般勾引，终于在“民国二十年四月间某日，和陈汤氏发生肉体关系，当时被陈君山二姨太看见，告诉了陈君山。陈君山原来身体就不好，有‘痨病’，有了这件事，当时吐血而死。”经历了这么一桩风流丑闻，刘文运感到名声狼藉，后来搬迁去了大邑唐场乡。
刘文运有八个儿子：刘元璋，刘元瑭，刘元琮，刘元瑞，刘元琸，刘元瑜，刘元璜，刘元珽。
长子刘元璋前边已有所谈及。此人曾担任川康边防军司令，是其幺爸刘文辉的重要帮手，而且脾气秉性也与其幺爸比较契合，很是被刘文辉所看重。刘元瑭、刘元琮都是在刘文辉的部下任职，刘文辉将这两个桀骜不的侄子交给老大刘元璋照管，刘元璋有时候也拿他们没有办法。1949年，刘元瑭曾担任过重庆胜利银行行长，时间很短暂。此后随刘文辉起义，但起义后又抗拒中共政府改造，被判处死缓。1958年在监狱中病故。刘元琮1949年在四川雅安参加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186师师长兼川西人民行署委员。1950年，刘元琮因受到大邑当地政府的清算批判，对现实不理解而服毒自杀。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个死去的人依然被当作批判的靶子，其妻子也被政府判刑坐牢。直到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才给刘元琮平反，恢复了他的起义将领身份。
刘公赞的三儿子叫刘文昭，右腿略有残疾，行动不便，小时候被送去学裁缝。走乡串村，见识渐广，与人谈笑风生，颇具散仙风范。刘氏兄弟中，刘文昭为人处世与大哥刘文渊有几分相似，只不过更加超脱闲适，与世无争。偏偏刘文彩对这位三哥佩服得不行，安仁成立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刘文彩把头把交椅让给了刘文昭，自己屈就副职。刘文昭当然知道自己真正位置，兄弟俩默契配合，说到底他也只是挂名而已。
刘文昭仅有一子，叫刘元树。在老家的“文彩中学”初一班毕业，然后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建国后先后任上海华东师范学院、安徽大学、四川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担任过汉语言文学系主任，四川现代文学研究室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和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理事。他一生走学者道路，与军阀家庭格格不入，不过与其父亲的行事风格倒也颇为相近。其代表著作有《鲁迅小说研究中的错误倾向》、《郭沫若研究》等。
刘公赞的第四个儿子叫刘文成。此人颇有经营头脑，天生是个赚钱能手。早年管理烧酒坊，生意红火兴隆。刘文辉发迹后，邀他到成都担任二十四军的军械所所长，刘文成欣然前往。这个军械所既修理武装，也造银币，没过多久，刘文成果然帮刘文辉捞足了银子，他自己也顺带发了大财。有了钱后，他的路子更宽了，在成都开办了一家银行，取名“成益”。成功人士刘文成发财后，最大的爱好是买房子，他在成都购置了大量房产，被人称作“刘半城”，据说他名下的田产达4万多亩。他还有三辆汽车：一辆大客车，一辆福特轿车和一辆奥斯汀牌小轿车。刘文成也只有一个独儿子，叫刘元珘。但是刘元珘娶了个特别能生孩子的妻子，一连生下了六个孙子。每逢过年过节，刘文成就要吩咐司机开着大客车，拉着孙子们出去到处兜风。
夕阳无语：安仁的老公馆群落如今年过40岁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大地主刘文彩的。但是若要细说其人其事，又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
刘文彩是如何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最为著名的丑星的？据笑蜀《刘文彩真相》一书介绍，大致情况如下：1958年八九月间，中央文化部分别在郑州、合肥两地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通过了“县县办博物馆”、“村村办展览馆”等四个决议。根据会议精神，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指示说：“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10月22日，中共大邑县委员会、大邑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在我县安仁公社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通知》。同时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由县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县人委工业局、文教卫生局联合组成。下设办公室，由文化馆具体负责，并抽调小学教师严克全和干部施本朴、刘永昌三人进行日常工作。如果往深处探究，地主庄园陈列馆其实并非发轫于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而是与反右之后“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直接相关。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修改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著名论断。次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盘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6月，大邑方面已派员前往庄园，搜集整理刘文彩文物，筹办地主庄园陈列馆。时间上衔接如此紧凑，很可能是身为中共中央政委局委员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回川后，为积极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而亲自布置的。
作为享誉中外的“阶级斗争教育基地”，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不仅门庭若市，简直就是门庭赛市。1964年，当地政府对陈列馆进行了一些改造，加重了阶级斗争的内容，这之后游客更多。从1964年国庆节到文革爆发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达数百万人次。到了文革期间，前来参观的人数再次激增，前往庄园陈列馆“取经”的红卫兵小将和工农兵群众每天都有两三万人。文革十年，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总数达数千万之众，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
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中，达官显贵、社会名流不在少数，甚至还有不少外宾闻讯后前往参观。为此，大邑县不得不专门设置一个机构，于1978年9月设立“外事科”，负责接待外国友人。
最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名人游踪，是文革前夜郭沫若的来访。
1965年12月，大型泥塑《收租院》进京展览，郭沫若应邀参观后，题写了一首革命气息浓郁的诗歌：“毋忘阶级仇，斗争旧战场；雕塑革命化，准备建天堂。”这首诗歌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片叫好。这让祖籍也是四川的大文豪郭沫若踌躇满志。1966年4月，他偕同夫人于立群，前往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实地考察。
此次考察，由四川省副省长张力行等人陪同，乘坐大红旗轿车，声势浩荡，从成都直抵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到陈列馆时已是中午，郭沫若一行下车后，先到接待室休息，负责陪同的何进先汇报了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历史和筹办经过，郭沫若听后指示道：“这里是阶级教育的阵地，一定要把它办好。”
午餐后开始参观。郭沫若看过了全部展出内容，在匾对、字画和古董面前，他都要停下来仔细端详一番。缓步穿行在114尊泥塑组成的长长围廊时，郭沫若时而俯身察看，时而侧头凝思，不知那个瞬间他想了些什么，意味深长。
参观完毕后，陈列馆工作人员何进先请郭沫若题词留念，郭沫若略作踌躇：“写什么呢？我写不好。”他用带着四川乐山口音的普通话推辞说。在何进先的坚持下，郭沫若最后还是应承了，缓缓踱了几步，提笔写了一首词：“一入收租院，难忘阶级仇。大邑土豪恶霸，暴发一家刘。水牢地牢连比，长枪短枪无数，随意断人头。苦海穷人血，粮仓地主楼。飞轮转，弹鞭动，鬼神愁。荒淫无耻，佛殿金钟伴玉瓯。转瞬人间换了，活把阎王骇死，万众竟来游。教育耿千载，风雷震五洲。”至今，郭沫若那首词依然镌刻在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高墙上，任后人品评。
文革结束后，中国掀起了一轮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1980年5月，困惑中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请来20多名文史哲专家，对这座一直是“阶级教育大课堂”的庄园进行“诊断”。专家们的目光掠过《收租院》，掠过“水牢”、“地牢”、“刑具室”，落到了这座雕梁画栋的精致的庭院里，落到了2742件珍贵的文物上。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专家们作出了这样的评语：“这座庄园保存完好和完整程度是全国少有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封建地主阶级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一个缩影，是近代地主阶级在四川生活的形式和风貌的典型反映，是社会发展史的一个断面。因此，无论在文物、科研和教育上，都有重要价值。”专家们同时呼吁主管部门：“作为历史性的文博单位，治史要严，切忌虚构假设。”
关于刘文彩其人，前面的章节已经专门叙谈，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刘文彩虽说只是大邑安仁的一个土财主，但是他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的土财主，他已成了公共人物，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因此，以刘文彩地方庄园为代表的大邑安仁老公馆群落，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诸多目光，也是情理中的事。何况，安仁老公馆群落的建筑风格确实别具一格，已为许多专家所首肯。
刘文彩有庄园、公馆28所，主要分布在川西、川南地区和成都一带。在大邑安仁镇，现在开放的有两所庄园，人称“老公馆”和“新公馆”。建筑面积达21万平方米，是刘文彩历时十余年陆续修建而成的。
老公馆呈不规则多边形，四周由6米多高的风火墙围绕，7道大门耸立，大门两侧墙壁均有枪眼。内有27个天井，180余间房屋，3个花园。
老公馆对面约300米处是新公馆，是刘文彩为其六弟刘文辉修建的。新公馆呈正方形，面积比老公馆大一倍，兼取西方城堡建筑某些形式，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新公馆也有27个天井，160余间房屋，4个花园，两个网球场。还有望月台、戏台等。后院东厢房里，还建造了一个秘密的夹壁金库。据说刘文彩建造这个金库非常秘密，连经营管理新公馆的总管家也不知情，设计师则在金库完工后就失踪了。——这完全是个传说演义，事实上，在公馆内修建金库是刘文辉的夫人杨蕴光所为，与刘文彩并没有关系。解放战争前夕，国民党胡宗南部溃逃途经大邑，为寻觅金库，用刺刀戳夹壁金库的板壁，当年板壁上留下的刺刀痕迹，至今仍清晰可见。
除了刘文彩修建的老公馆和新公馆外，安仁镇还完好地保存着规模不凡的老公馆20余座。2006年11月13日，《华西都市报》曾以“老公馆惊现安仁”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一条全长仅300多米的古街树人街，就有当年军阀显贵修建的公馆宅第8座，被称之中国古镇文化的一项重大发现。甚至有人提出，应将安仁镇改名为公馆镇，以突出价值，方便记忆。
所有老公馆均修建于上世纪初，是发迹于大邑安仁镇的刘氏家族重要成员的府邸，具有无法复制和无可比拟的史学价值、人文价值和美学价值。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老公馆一直“久藏深闺人未识”，甚至连许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其存在。
树人街公馆群落中，最豪华的一座是刘元瑄公馆。刘元瑄是刘文渊的长子，曾在叔父刘文辉的军队中任二十四军代军长之职。1949年随刘文辉在四川起义，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副军长。在大邑刘氏家族中，其地位是仅次于刘湘、刘文辉的第三号人物。
刘元瑄公馆由前院、内宅院、后院组成，临街，一扇黑色的厚重木门被打开，扑面而来的恢宏建筑让人眩晕，尽显豪门府邸的气派。前院栽种着一棵有着百年树龄的金桂，张之洞手书“凤棲高梧”的古匾高高悬挂在门楣上，似乎在诉说着曾经的繁华。公馆整个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合理应用了一些现代装饰材料，如彩色玻璃饰件、拼木地板、石刻、砖雕等，使得这座公馆无处不流淌着当时建筑最时尚的元素。
刘元瑄公馆只是安仁镇公馆群落的一个代表。其余与刘氏家族有关的公馆还有刘元琥公馆（占地面积5636平方米，公馆主人为刘元瑄二弟），刘元汤公馆（占地面积480平方米，公馆主人为刘湘族侄），乐自能公馆（占地面积1708平方米，公馆主人为刘湘表弟），乐述言公馆（占地面积881平方米，公馆主人为刘湘表弟），杨孟高公馆（占地面积2301平方米，公馆主人为刘文彩的总管家）等等。
这些老公馆记录着中国百年历史的变幻沧桑，是一块极其难得的活化石，而每一座公馆的背后，都有着说不尽的故事。
但是建国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刘湘家族这么一个本该引起重视的独特现象，却长久地随着政治浪潮的波动而起伏隐没。在许多时候，这个家族更多的是被当作政治丑星，当作历史的反面教材，因而很难有心平气和的梳理和研究。再加上这个家族后代中，出色的人不多，于是显得更加寂寥。
在前边的章节中，分别提到了刘湘、刘文辉和刘文彩以及他们家族后裔的一些情况。在这个曾经显赫的家族中，还有以下一些成员。
刘公赞的大儿子刘文渊，晚清秀才，后考入四川绅班法政学堂。毕业后进入政界，仕途顺畅。曾任民国四川省咨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等职。刘家几个兄弟幼小时，刘文渊是这个家庭的重要支撑，资助弟弟们读书求学；刘文辉、刘文彩出外做事后，他被推举为族长，在分布于安仁、唐场一带庞大的刘氏家族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连当了大官的刘文辉也敬畏其三分。刘文渊为人正派，口碑较好，不事蝇营狗苟，深受百姓敬重。退休回到大邑后，服务社会，造福乡梓。
刘文渊有三子七女。子：刘元瑄、刘元琥、刘元璪；女：刘元庚，刘元愉，刘元恒，刘元苍，刘元宪，刘元怜，刘元慎。
长子刘元瑄（1911～1996），早年即跟随其幺爸刘文辉，后入第二十四军军事政治学校就读，1938年毕业于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1940年毕业于长沙陆军大学特别班。曾担任二十四军十八团中校营长、团长，川康边防军十三旅旅长，一三六师师长。1945年，任整编陆军二十四师代师长、中将副军长、代军长。刘文辉在西康创办《新康报》、《西方日报》时，由刘元瑄担任董事长。1949年12月9日，刘元瑄随刘文辉主持雅安地区起义。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副军长，西康省军区副司令员，西康省民政厅长，西康省政协副主席。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76年离休后旅居成都，热心服务于文化公益事业，为社会做了许多好事。1996年因病去世。
刘公赞的二儿子刘文运，乡民以其为秀才之弟，戏称“二秀才”。刘文运没读什么书，从小在家务农，眼里盯着眼皮子底下的几亩地，胸襟并不宽阔。刘公赞未死之前，刘家几个兄弟分家，他扯皮认为自己家儿子多，硬要多分几亩地。几个兄弟大多在外做事，经济条件宽余，也就爽快地让了步。刘文运当农民也并不太本分，据安仁庄园档案资料载，刘文运见地主陈君山老婆陈汤氏长得漂亮，便百般勾引，终于在“民国二十年四月间某日，和陈汤氏发生肉体关系，当时被陈君山二姨太看见，告诉了陈君山。陈君山原来身体就不好，有‘痨病’，有了这件事，当时吐血而死。”经历了这么一桩风流丑闻，刘文运感到名声狼藉，后来搬迁去了大邑唐场乡。
刘文运有八个儿子：刘元璋，刘元瑭，刘元琮，刘元瑞，刘元琸，刘元瑜，刘元璜，刘元珽。
长子刘元璋前边已有所谈及。此人曾担任川康边防军司令，是其幺爸刘文辉的重要帮手，而且脾气秉性也与其幺爸比较契合，很是被刘文辉所看重。刘元瑭、刘元琮都是在刘文辉的部下任职，刘文辉将这两个桀骜不的侄子交给老大刘元璋照管，刘元璋有时候也拿他们没有办法。1949年，刘元瑭曾担任过重庆胜利银行行长，时间很短暂。此后随刘文辉起义，但起义后又抗拒中共政府改造，被判处死缓。1958年在监狱中病故。刘元琮1949年在四川雅安参加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186师师长兼川西人民行署委员。1950年，刘元琮因受到大邑当地政府的清算批判，对现实不理解而服毒自杀。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个死去的人依然被当作批判的靶子，其妻子也被政府判刑坐牢。直到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才给刘元琮平反，恢复了他的起义将领身份。
刘公赞的三儿子叫刘文昭，右腿略有残疾，行动不便，小时候被送去学裁缝。走乡串村，见识渐广，与人谈笑风生，颇具散仙风范。刘氏兄弟中，刘文昭为人处世与大哥刘文渊有几分相似，只不过更加超脱闲适，与世无争。偏偏刘文彩对这位三哥佩服得不行，安仁成立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刘文彩把头把交椅让给了刘文昭，自己屈就副职。刘文昭当然知道自己真正位置，兄弟俩默契配合，说到底他也只是挂名而已。
刘文昭仅有一子，叫刘元树。在老家的“文彩中学”初一班毕业，然后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建国后先后任上海华东师范学院、安徽大学、四川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担任过汉语言文学系主任，四川现代文学研究室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和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理事。他一生走学者道路，与军阀家庭格格不入，不过与其父亲的行事风格倒也颇为相近。其代表著作有《鲁迅小说研究中的错误倾向》、《郭沫若研究》等。
刘公赞的第四个儿子叫刘文成。此人颇有经营头脑，天生是个赚钱能手。早年管理烧酒坊，生意红火兴隆。刘文辉发迹后，邀他到成都担任二十四军的军械所所长，刘文成欣然前往。这个军械所既修理武装，也造银币，没过多久，刘文成果然帮刘文辉捞足了银子，他自己也顺带发了大财。有了钱后，他的路子更宽了，在成都开办了一家银行，取名“成益”。成功人士刘文成发财后，最大的爱好是买房子，他在成都购置了大量房产，被人称作“刘半城”，据说他名下的田产达4万多亩。他还有三辆汽车：一辆大客车，一辆福特轿车和一辆奥斯汀牌小轿车。刘文成也只有一个独儿子，叫刘元珘。但是刘元珘娶了个特别能生孩子的妻子，一连生下了六个孙子。每逢过年过节，刘文成就要吩咐司机开着大客车，拉着孙子们出去到处兜风。
夕阳无语：安仁的老公馆群落如今年过40岁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大地主刘文彩的。但是若要细说其人其事，又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
刘文彩是如何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最为著名的丑星的？据笑蜀《刘文彩真相》一书介绍，大致情况如下：1958年八九月间，中央文化部分别在郑州、合肥两地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通过了“县县办博物馆”、“村村办展览馆”等四个决议。根据会议精神，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指示说：“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10月22日，中共大邑县委员会、大邑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在我县安仁公社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通知》。同时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由县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县人委工业局、文教卫生局联合组成。下设办公室，由文化馆具体负责，并抽调小学教师严克全和干部施本朴、刘永昌三人进行日常工作。如果往深处探究，地主庄园陈列馆其实并非发轫于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而是与反右之后“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直接相关。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修改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著名论断。次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盘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6月，大邑方面已派员前往庄园，搜集整理刘文彩文物，筹办地主庄园陈列馆。时间上衔接如此紧凑，很可能是身为中共中央政委局委员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回川后，为积极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而亲自布置的。
作为享誉中外的“阶级斗争教育基地”，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不仅门庭若市，简直就是门庭赛市。1964年，当地政府对陈列馆进行了一些改造，加重了阶级斗争的内容，这之后游客更多。从1964年国庆节到文革爆发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达数百万人次。到了文革期间，前来参观的人数再次激增，前往庄园陈列馆“取经”的红卫兵小将和工农兵群众每天都有两三万人。文革十年，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总数达数千万之众，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
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中，达官显贵、社会名流不在少数，甚至还有不少外宾闻讯后前往参观。为此，大邑县不得不专门设置一个机构，于1978年9月设立“外事科”，负责接待外国友人。
最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名人游踪，是文革前夜郭沫若的来访。
1965年12月，大型泥塑《收租院》进京展览，郭沫若应邀参观后，题写了一首革命气息浓郁的诗歌：“毋忘阶级仇，斗争旧战场；雕塑革命化，准备建天堂。”这首诗歌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片叫好。这让祖籍也是四川的大文豪郭沫若踌躇满志。1966年4月，他偕同夫人于立群，前往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实地考察。
此次考察，由四川省副省长张力行等人陪同，乘坐大红旗轿车，声势浩荡，从成都直抵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到陈列馆时已是中午，郭沫若一行下车后，先到接待室休息，负责陪同的何进先汇报了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历史和筹办经过，郭沫若听后指示道：“这里是阶级教育的阵地，一定要把它办好。”
午餐后开始参观。郭沫若看过了全部展出内容，在匾对、字画和古董面前，他都要停下来仔细端详一番。缓步穿行在114尊泥塑组成的长长围廊时，郭沫若时而俯身察看，时而侧头凝思，不知那个瞬间他想了些什么，意味深长。
参观完毕后，陈列馆工作人员何进先请郭沫若题词留念，郭沫若略作踌躇：“写什么呢？我写不好。”他用带着四川乐山口音的普通话推辞说。在何进先的坚持下，郭沫若最后还是应承了，缓缓踱了几步，提笔写了一首词：“一入收租院，难忘阶级仇。大邑土豪恶霸，暴发一家刘。水牢地牢连比，长枪短枪无数，随意断人头。苦海穷人血，粮仓地主楼。飞轮转，弹鞭动，鬼神愁。荒淫无耻，佛殿金钟伴玉瓯。转瞬人间换了，活把阎王骇死，万众竟来游。教育耿千载，风雷震五洲。”至今，郭沫若那首词依然镌刻在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高墙上，任后人品评。
文革结束后，中国掀起了一轮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1980年5月，困惑中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请来20多名文史哲专家，对这座一直是“阶级教育大课堂”的庄园进行“诊断”。专家们的目光掠过《收租院》，掠过“水牢”、“地牢”、“刑具室”，落到了这座雕梁画栋的精致的庭院里，落到了2742件珍贵的文物上。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专家们作出了这样的评语：“这座庄园保存完好和完整程度是全国少有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封建地主阶级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一个缩影，是近代地主阶级在四川生活的形式和风貌的典型反映，是社会发展史的一个断面。因此，无论在文物、科研和教育上，都有重要价值。”专家们同时呼吁主管部门：“作为历史性的文博单位，治史要严，切忌虚构假设。”
关于刘文彩其人，前面的章节已经专门叙谈，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刘文彩虽说只是大邑安仁的一个土财主，但是他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的土财主，他已成了公共人物，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因此，以刘文彩地方庄园为代表的大邑安仁老公馆群落，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诸多目光，也是情理中的事。何况，安仁老公馆群落的建筑风格确实别具一格，已为许多专家所首肯。
刘文彩有庄园、公馆28所，主要分布在川西、川南地区和成都一带。在大邑安仁镇，现在开放的有两所庄园，人称“老公馆”和“新公馆”。建筑面积达21万平方米，是刘文彩历时十余年陆续修建而成的。
老公馆呈不规则多边形，四周由6米多高的风火墙围绕，7道大门耸立，大门两侧墙壁均有枪眼。内有27个天井，180余间房屋，3个花园。
老公馆对面约300米处是新公馆，是刘文彩为其六弟刘文辉修建的。新公馆呈正方形，面积比老公馆大一倍，兼取西方城堡建筑某些形式，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新公馆也有27个天井，160余间房屋，4个花园，两个网球场。还有望月台、戏台等。后院东厢房里，还建造了一个秘密的夹壁金库。据说刘文彩建造这个金库非常秘密，连经营管理新公馆的总管家也不知情，设计师则在金库完工后就失踪了。——这完全是个传说演义，事实上，在公馆内修建金库是刘文辉的夫人杨蕴光所为，与刘文彩并没有关系。解放战争前夕，国民党胡宗南部溃逃途经大邑，为寻觅金库，用刺刀戳夹壁金库的板壁，当年板壁上留下的刺刀痕迹，至今仍清晰可见。
除了刘文彩修建的老公馆和新公馆外，安仁镇还完好地保存着规模不凡的老公馆20余座。2006年11月13日，《华西都市报》曾以“老公馆惊现安仁”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一条全长仅300多米的古街树人街，就有当年军阀显贵修建的公馆宅第8座，被称之中国古镇文化的一项重大发现。甚至有人提出，应将安仁镇改名为公馆镇，以突出价值，方便记忆。
所有老公馆均修建于上世纪初，是发迹于大邑安仁镇的刘氏家族重要成员的府邸，具有无法复制和无可比拟的史学价值、人文价值和美学价值。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老公馆一直“久藏深闺人未识”，甚至连许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其存在。
树人街公馆群落中，最豪华的一座是刘元瑄公馆。刘元瑄是刘文渊的长子，曾在叔父刘文辉的军队中任二十四军代军长之职。1949年随刘文辉在四川起义，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副军长。在大邑刘氏家族中，其地位是仅次于刘湘、刘文辉的第三号人物。
刘元瑄公馆由前院、内宅院、后院组成，临街，一扇黑色的厚重木门被打开，扑面而来的恢宏建筑让人眩晕，尽显豪门府邸的气派。前院栽种着一棵有着百年树龄的金桂，张之洞手书“凤棲高梧”的古匾高高悬挂在门楣上，似乎在诉说着曾经的繁华。公馆整个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合理应用了一些现代装饰材料，如彩色玻璃饰件、拼木地板、石刻、砖雕等，使得这座公馆无处不流淌着当时建筑最时尚的元素。
刘元瑄公馆只是安仁镇公馆群落的一个代表。其余与刘氏家族有关的公馆还有刘元琥公馆（占地面积5636平方米，公馆主人为刘元瑄二弟），刘元汤公馆（占地面积480平方米，公馆主人为刘湘族侄），乐自能公馆（占地面积1708平方米，公馆主人为刘湘表弟），乐述言公馆（占地面积881平方米，公馆主人为刘湘表弟），杨孟高公馆（占地面积2301平方米，公馆主人为刘文彩的总管家）等等。
这些老公馆记录着中国百年历史的变幻沧桑，是一块极其难得的活化石，而每一座公馆的背后，都有着说不尽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