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浜口裕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以后,日本与中国进入战争状态。7月19日,蒋介石发表“最后的关头”声明指出:“全体国民进入抗战。”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
1939年3月,松冈洋右辞去“满铁”总裁的职务,就任第二届近卫文磨的内阁。松冈洋右提出:成立日本、德国、意大利的三国联盟,与美国、英国来共同对峙中国的和平。1939年9月,三国联盟结成。中国方面,以交通银行董事长、国民政府财务部副部长钱永铭为代表,提出三个条件:一是重庆的国民政府与南京的汪精卫政府合并,成立新的中国统一政府;二是日本军队从中国全部撤退;三是日本政府与新的中国统一政府签订共同防守条约。关于重庆和平问题,日本国内各部门之间、陆军与外务省之间,产生了分歧。
1939年11月,南京政府正式承认“关于重庆的和平不可能”。日本认为,南京政府要承认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承认汪精卫政府,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日本还认为“中国已经下决心,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作者:日本拓植大学教授)
成吉思汉的祭示与中日战争的概要
[日本]田中刚抗战时期,内蒙古的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和蒙疆政权、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各种势力,纷纷进行成吉思汉祭示。这种现象被称为“成吉思汉热”现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为了保护蒙古祭示的公主和八白宫,把成吉思汉祭示场地,迁移到甘肃。国民政府把成吉思汉祭示称为“国家的祭示”。而延安的共产党称为“传统的文化”。
这种“成吉思汉热”现象,可以解释为继承传统的现象,而成吉思汉的家族,把成吉思汉祭示称为“国家祭示”,并逐渐大众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