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纲要）
李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命名问题一直存在。国外没有我们这样的“现代/当代”划分，历史学界的“现代/近代”划分也与我们文学研究界有别。最近10多年来，考虑到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一系列文学与文化理想事实上依然没有实现，近百年历史具有延续性，而新命名的一些概念（如“新时期”）也面临种种的“无法持续”的危机，学界倾向于将“现代文学”的称谓延续到今天，统称“中国现代学”或“现代中国文学”。这都各有道理，但新的问题是：“现代”是不是一个可以无限延伸下去的概念？而且，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与文学发展过程中，显然有并不一致的文化格局、思想状况与艺术趣味，我们又如何更准确地描绘出它们的差异、甄别其个性呢？
近年来，像张福贵、秦弓、郝明工等一些学者陆续提到“民国文学史”的可能性问题，或在“民国”框架下探讨文学问题，但其应有的学术影响还远远没有展现出来。我以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特殊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国家社会形态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恰恰是在这些对文学影响甚深的领域，中国文学因为有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而呈现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差别。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前者在“内战”、“内乱”、“分治”之下尚未被国家的意识形态体制所驯服，保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自然”状态下谋生、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基本形式，其经济待遇、人际关系、写作环境、出版传播条件都有值得注意的特点，而后者更多地纳入到了一个严格的国家体制的管理当中，作为“国家干部”的中国作家更在生存环境与写作环境方面都较前者有了根本的不同。过去，我们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表述显然无法准确解释其中的变化，今天，我们依据所谓的“现代性”审美追求或者“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目标同样严重混淆了诸多的历史差别，因为，按照这样的逻辑，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只能属于一个同样的进程。只有将历史的朝代分野自觉地纳入到我们观察的视野，文学史所拥有的时空意义才会分明地凸显出来。
对于抗战文学与大后方文学研究而言，我以为自觉运用“民国文学史”的阐释框架的意义也十分明显——离开了民国的特殊生存环境与文化环境，我们是无法深入解释中国抗战文学与大后方文学之特殊意义的。在十七年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经竭力维护解放区文学的正统地位，将一个“特区”的社会文化证明为全中国的文化，结果不仅不能彰显这一时期文学的丰富，反而给某些海外学人留下了“凋零”的印象（如司马长风）。其实，中国的抗战文学之能包容国统区与解放区之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形成这两个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对话，也是根植于民国的社会格局。如果说，民国文学的基础是晚清——五四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理想（以区别于从“改造知识分子”入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那么，在抗战时期，即使是另有政治主张与政治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也依然以承认这样的启蒙理想为自己公开的理论支撑，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大量的言论是以建设民主国家、践行启蒙蓝图为基本追求的，“启蒙”并没有因为“救亡”而消沉，反而借“救亡”而兴起，是谓“新启蒙运动”，而倡导、推动“新启蒙”的又是中国共产党人。这都证明民国文学形成共识的文化理念——无论什么党派，在当时都不能不承认和运用这样的文化理念。而清理这些特殊的文化理念，正是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新文学在民国时期具有的特殊面貌的基础。
近年来，像张福贵、秦弓、郝明工等一些学者陆续提到“民国文学史”的可能性问题，或在“民国”框架下探讨文学问题，但其应有的学术影响还远远没有展现出来。我以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特殊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国家社会形态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恰恰是在这些对文学影响甚深的领域，中国文学因为有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而呈现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差别。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前者在“内战”、“内乱”、“分治”之下尚未被国家的意识形态体制所驯服，保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自然”状态下谋生、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基本形式，其经济待遇、人际关系、写作环境、出版传播条件都有值得注意的特点，而后者更多地纳入到了一个严格的国家体制的管理当中，作为“国家干部”的中国作家更在生存环境与写作环境方面都较前者有了根本的不同。过去，我们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表述显然无法准确解释其中的变化，今天，我们依据所谓的“现代性”审美追求或者“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目标同样严重混淆了诸多的历史差别，因为，按照这样的逻辑，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只能属于一个同样的进程。只有将历史的朝代分野自觉地纳入到我们观察的视野，文学史所拥有的时空意义才会分明地凸显出来。
对于抗战文学与大后方文学研究而言，我以为自觉运用“民国文学史”的阐释框架的意义也十分明显——离开了民国的特殊生存环境与文化环境，我们是无法深入解释中国抗战文学与大后方文学之特殊意义的。在十七年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经竭力维护解放区文学的正统地位，将一个“特区”的社会文化证明为全中国的文化，结果不仅不能彰显这一时期文学的丰富，反而给某些海外学人留下了“凋零”的印象（如司马长风）。其实，中国的抗战文学之能包容国统区与解放区之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形成这两个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对话，也是根植于民国的社会格局。如果说，民国文学的基础是晚清——五四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理想（以区别于从“改造知识分子”入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那么，在抗战时期，即使是另有政治主张与政治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也依然以承认这样的启蒙理想为自己公开的理论支撑，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大量的言论是以建设民主国家、践行启蒙蓝图为基本追求的，“启蒙”并没有因为“救亡”而消沉，反而借“救亡”而兴起，是谓“新启蒙运动”，而倡导、推动“新启蒙”的又是中国共产党人。这都证明民国文学形成共识的文化理念——无论什么党派，在当时都不能不承认和运用这样的文化理念。而清理这些特殊的文化理念，正是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新文学在民国时期具有的特殊面貌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