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战后日本精神史中的昭和二十三年——《菊与刀》和东京审判
牛村圭 著杨柳刘静译
一、世纪末出现的日本论
美国的日本近现代史学家约翰·达沃的《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Wake of WarII》一书被翻译成《拥抱战败》在日本出版发行，是新世纪刚刚到来不久的事情。因为这本书获得了1999年的利普策文学奖，于是从该书被翻译过来之前到出现早期评论的这段时间里，日本读书界一味地对这部大部头的历史书大加评论，把它当作一部涉猎了大量史料的十分用力的著作来欢迎和赞扬，可以说对于本书的批评几乎没有。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不知战争的孩子们”成为绝大多数派的二十一世纪的日本，作为一本为我们讲述那段我们自己已经不清楚的历史的书籍，《拥抱战败》被我们所接受。作者显然是一位钻研日本近现代史的专家，虽然我们自己的历史由一个外国人来写，读后应该为我们自己的无知而羞愧，但是作者以精湛的技艺出色地整理出如此庞大的史料，这足以让我们赞叹。我想这才是二十一世纪我们日本读书界应该探讨的问题。
从把战后不久的日本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点来说，《拥抱战败》应该算是一本历史书。然而，有一个可能比较偏执的疑问，那就是，如果是我们日本的学者，以同样的史料作为题材，写出一本内容相似的书出版的话，还会受到如此一边倒的评价吗？这大概就是公众的接受倾向吧。正如当年昭和末期，研究日本文学的金冬楠（Donald。Keenr），取材于日本人的日记而发表了《百代之过客》，也一度引起到读者的热烈讨论，当时善于针砭时弊的书评家百目鬼恭三郎曾说：“如果这是日本人的著作，别说获奖，恐怕连变成铅字都困难！”（《解体新著》）
《拥抱战败》确实是以大量史料作为叙述基础呕心沥血而写就的作品。其实过去外国人所作的日本研究中也不乏新鲜且尖锐的观点，稍后我会简单谈及。然而，看到如此庞大的史料被一个个地总结展开，发现其中很多地方都使人怀疑作者并没有对史料进行认真的考证，不过这是应该另起题目去讨论的课题，在此无须赘述。这部书给我的印象是，与其说它是一本研究书，不如说是一部纪实文学。让人产生如此印象，恐怕一个原因就是对史料的考证不够充分。作为一本读物，这部书所到之处人人赞不绝口也就罢了，甚至在平成十三年大佛次郎论坛奖的特别奖颁奖时，连一个专门研究外交史和经济学的评审员也给予该书最高的赞美之辞，这就多少让人觉得过了火。
二、历史重现
从我国对《拥抱战败》给予最高赞美的欢迎程度来看，以前也有过相似的一件事情，这促使我想到：历史重现了。
首先，关于本书，我必须要说，作者具有令人惊叹的学术能力，（中略）他采集了这么多重要的史料（尽管看上去是些极为琐碎的日常小事，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事实），根据这些史料从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中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人间万象，并对此进行分析，推导出一些基本的，对整体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固然不能说这一个一个的事实完全没有误解的成分，况且他的分析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我将在后面对此进行说明，但尽管如此，作者能够分析到如此深刻的地步，足以让我们惊叹，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这段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对达沃的著作的评论出自研究法社会学的东京大学教授川岛武宣之手。事情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了，这是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学术杂志《民族学研究》（第十四卷第四号）刊登的论文中的一部分。上面这段引文中，写着“中略”的部分里有一句话：“尽管作者从来没有来过日本……”，这初步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些线索。在仍然处于占领下的昭和一十四年，有一本由外国研究者写就的日本研究曾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引文内容就是关于这部日本研究的著作所发表的论文。这部被称为《拥抱战败》的先例的作品，就是美国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的《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 of Japanese Culture》，翻译为《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
这部书翻译出版后的第二年，《民族学研究》编辑了专刊《〈菊与刀〉告诉我们什么》，川岛的文章与和十哲朗、柳田国男、男博、有贺喜左卫门等人的有关《菊与刀》的论文都在这期专刊中刊登了出来。当然，这次专刊中，对本尼迪克特的评价并不只有赞美。如和十哲朗就说：“我认为这本书就算有很多价值，但起码它没有学术价值。”，可见其对该书展开了颇为激烈的批评。但是，东大教授川岛却给予《菊与刀》相当高的评价，他写道：“试问我们日本的学者谁能不去美国就能把美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描写分析得如此成功呢？”（《民族学研究》第263页）东大教授川岛的见解以及现在对达沃的近著的反应使我们看到日本思想史中存在着这样的特征：对那些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外国人所做的日本研究，人们总是备加青睐。
长谷川松治的译作是在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出版的。美国人类学的始祖鲍阿斯的高徒本尼迪克特是一位已经写有《Patterns of Cultures》一书，在文化人类学上卓然一家的女学者。然而，《菊与刀》并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研究著作，因为它的完成不是受内在的学术上的理性好奇心的驱使，而是受命于美军战时情报局而进行的研究，也就是说它的产生是在发挥文化人类学的专业特长为国策服务的前提下进行的国民性研究。
回想起来，当时的日本成了最不好过的对象。在战争时期，几乎凡是有关美国和英国的东西都被日本百姓憎恨，人们把英美当成了敌人，他们抗拒、贬低、痛骂英美，而不愿去对英美进行更多的了解。对英美，人们形容他们是魔鬼和畜牲，甚至还给英美两字加上反犬旁，后来又把起源于美国的体育运动，如棒球等换成日语说法，如此等等现在看来有些滑稽的趣闻不少。另一方面，在国家决策层，高木八尺或者清泽冽这样的学者以及新闻工作者中的美国通们在政治上都不再被重用，甚至被雪藏。连以英美为作战对手的陆军都疏远了菲律宾攻略时的最高司令本间雅晴中将那样精通英语的军人，而主要重用了解德国和中国的人才。
把“知汝敌”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国家政策的一环而进行的一本国民性研究，《菊与刀》可谓硕果累累。这本书英文原著没有来得及在战争结束那年出版，而是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才出版发行。甚至在今天的北美，只要去稍大点的书店转转，驻足于有关日本的书架旁，大都能看到这本《菊与刀》。两年后，日本也出版了日文版的《菊与刀》，并且一版再版，有人认为它是与《安妮日记》并称为日本战后最畅销的翻译著作之一。从题目看，“菊”象征日本人喜欢美好事物的一面，“刀”象征军国主义好战的一面，分析日本人思维中这种完全相反的两面性，正是本尼迪克特的研究目标。显然，她不是为日本读者而写的。然而，对刚刚结束战争的日本人来说，译本《菊与刀》告诉我们：你们就是这样的国民。而正是民众善意的接受，使该书作为畅销书在战后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笔。
三、成为日本论经典的《菊与刀》
和川岛一起为《民族学研究》专刊撰文的民俗学学者柳田国男曾在预测本尼迪克特的这本书的反响时写道：
我想，从人们平时不经意间频繁使用的语言来论述，贯穿于内心深处的人生观和社会法这样的治学风格，恐怕就是以这部应该纪念的著作开始，逐渐传入日本的。
诚然，战前日本也有像九鬼周造的《粹的构造》这样的日本研究，但是九鬼的论著是江户时代末期的审美意识论，他并没抱有把外国作为批判和比较的对象而积极引入的态度。我们回顾战后的日本研究和日本文化研究的历史，会发现柳田国男的预言完全得到了应验。以高速发展期的1970（昭和四十五）年年初出版的土居健郎的《依赖心理结构》为发端，以“平时不经意间频繁使用的语言”为研究对象的日本研究和日本人研究达到鼎盛。这样一来《菊与刀》不仅是一本二战中外国人做的日本研究，也成了日本人的日本研究和日本人研究的规范，这其实并不是作者本尼迪克特本来的意图。战后不久，对失去国民认同感、新的自我规范体系尚未确立的日本国民来说，《菊与刀》提供了一个视点，它告诉人们日本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国民，这无疑在战后精神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当然，《菊与刀》在战后半个世纪中并不是一直享有很高的评价。关于本尼迪克特最多的批评就是她把世界文化分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两种，并把日本归为后者，然后，在对这两种文化进行价值评判后，主张“罪感文化”优于“耻感文化”。
战后的日本，昭和50年代之前，关于《菊与刀》接受意识的变迁，可以从西义之的《〈菊与刀〉新读》（PHP研究所，一九三八年）看出端倪。作者批评把文化二分法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其实针对的就是《菊与刀》。例如，在对日本及欧洲文明进行深入讨论时，在晚年接触到《菊与刀》的竹山道雄（《外国人的日本文化批判》讲谈社学术文库1984年收）也说“本尼迪克特的一切，在学术方法上都是不成体统的”，并反驳说“一切文化都是相对的”。“文化中有许多不同的个性，不能说孰优孰劣”。所以，对这样的评价应该稍加研究讨论。
竹山的主张，可以看成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然而，本尼迪克特本人也是终其一生文化相对主义的研究者。她在确立其学者地位的著作《Patterns of Cultures（New York，1934）》中明确写道：“今天，当我们研究社会的时候，没有比充分考虑文化相对主义更重要的工作了。”，而第一次把这本《Pattern of Cultures》的方法论应用于研究近代社会的成果，就是《菊与刀》的诞生。本尼迪克特也确实在《菊与刀》中多次强调相对主义的重要性。其中最为明显的一节，就是下面这段话。
在今天这个从事文化客观研究的时代里，我们认为“真正的尊严”乃是不同民族可以下不同定义的东西。今天一些美国人倡言，除非我们强迫日本人遵循我们的平等主义，否则他们就不配拥有自尊。这些人都犯了“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
作为文化相对主义者的自信可见一斑。通读《菊与刀》全篇，本尼迪克特阐述“罪感文化”优于“耻感文化”的内容仅有下面这一段：
耻辱感的作用在美国也日益增强，而罪恶感却不像过去那么强烈了。在美国这种现象被解释为道德的松弛。这种说法虽有几分道理，但这是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耻辱感可以构成道德的基础……日本人是以耻辱感为原动力的。
对于本尼迪克特进行价值评判的批判并非无的放矢。美国学者中也有不同形式的批评，比如有人指责作者研究中途恰逢美日交战无法访日尚可理解，战后也没有去日本考察就说不过去了。不过回头来看，对作者的“界定”进行批判的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要斟酌一部经典著作，理清同时代的文脉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文化相对主义曾凌驾于西欧文化中心主义之上，它以批判用单一标准片面评价其他文化为出发点。这在《菊与刀》中也反映了出来，要制服敌国日本，就要尽量从欧美人持有的偏见和价值观上突破。本尼迪克特作为外国人所作的日本研究，其实充满了偏见。”
青木保主张从共时的观点解释文化相对主义，我想引用他的话来做一个总结。战后日本文化论中，达到经典地位的《菊与刀》给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地思考点，对该著作主要的批判是本尼迪克特把世界文化分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两种，二者相互之间毫无关系，并且前者优于后者，这其实是外国人把欧洲优越作为前提进行的日本研究。然而这样的批判可以说是不合理的解释，是误读。
《菊与刀》所使用的日本研究以及日本文化研究的论调，在其后20世纪70年代的高度增长期开始逐步向主张日本优越的姿态转变。哈佛大学的日本研究者沃格尔在《日本第一》（1979）中的声援助威，使日本文化研究成为一大种类。
四、《菊与刀》的负面遗产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把少有偏见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应用于日本社会，以推行对日战争、顺利占领日本为目的的研究，然而却留下了与作者意图无关的遗产。其一是，从柳田国男预言的“平时无意中频繁使用的语言”着眼的无意识文化论，其二是，论述中把日本和日本人看成是没有多样性的同一性集团的写法。也就是说，它所描绘的日本人不是以每个人的个性为前提的Japanese People，而是合为一体的The Japanese。为了贯彻“知汝敌”的对日政策所写的许多观点在学术上都引起了争论。
其实，把日本人说成是同一集团的观点是非常奇怪的。这就像一边声称不了解美国人的典型特征就不能做出关于美国人的研究，一边又大张旗鼓地写日本研究一样。深究这本书，它其实和“日本是独一无二的国民”这一观点有所联系，同时也对在海外形成的日本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
实际上，80年代出版的由彼得·戴尔写的《The Myth of Japanese Uniqueness》（New York，1986）就曾试图用实例把这种设想日本优越的日本研究一个一个地驳倒。不过，通晓多国语言的作者的文字，让人嗅到了炫耀的意味。由于作者的论述可以用执拗来形容，因而学界也没有人愿意驳斥他，这场论战不了了之。但是，戴尔的书中对无意识文化论和日本文化论所给出的警告，其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达沃在《拥抱战败》中提出的尖锐观点甚至与《菊与刀》的方法论反差极大。或许正因为如此，达沃虽然在大部分作品中提到了本尼迪克特，但从未言及有关《菊与刀》的一切。作为论述占领期日本的著作，这给人留下了有意忽视《菊与刀》的印象。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认可《菊与刀》的意义。在占领期以及战后的日本，本尼迪克特为战败的国民提供了规范自己的框架，其功绩在《拥抱战败》中没有被提及，实在令人费解。
但是，达沃所提出的观点，其重要性可以说充分地弥补了这一欠缺。那就是有意避免描述一元性的日本，译本开头《写给日本的读者》中有下面一段话，是一个深知日本文化弊端的人发出的强有力的宣言。
实际上是不存在什么“日本文化”和“日本传统”的东西，说实话，甚至根本不存在什么日本。然而，我们却不能不说“日本文化Japanese culture”和“日本传统Japanese traditions”，我们应该称之为“日本Japans”，这才贴近日本历史的史实，贴近现今日本社会的实际。根据这些表现可以把日本同世界比较，使人能够对日本有一个全新的理解，今后我们还要为此不断努力。
通观这本共660页的英文原著，完全没有提到战后日本文化的经典著作，这和《菊与刀》的写作手法完全不同。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拥抱战败》确实先进了一步。
虽然获得了相同的赞词，但是《菊与刀》因为描绘一元的日本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尽管如此，《菊与刀》在思考战后日本精神史上依然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是事实，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它为刚刚战败的日本国民提供了界定自己的框架。其实为日本人提供界定自己的框架的，也不只是这部外国学者所做的日本研究。与《菊与刀》翻译出版同一年的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里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件也在告诉人们：日本国民，你们就是这样的国民。
五、东京审判的精神史
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判决（多数派判决）。
1945年（昭和二十年）7月26日，在美、英、中三国的倡导下，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十条说道：“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包括虐待俘虏在内的战争犯罪人，将处以法律之裁判。”这表明了要把处罚战犯作为投降条款之一，这就是东京审判的起源。这样一个作为联合国军占领政策的一环而决定实施的“胜利者的判决”，在昭和二十一年五月三日以二十八名战时指挥官作为被告开庭（缺席三人，其中病死两人，一人免诉），以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这二十五人全员被判有罪（绞首七人，终身监禁十六人，有期徒刑二人）而休庭。与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纳粹党有所不同，东京审判中，除了东条英机以外其他被告都是不为人知的人物，因而开庭当时以及其后的历史中，在世界史的脉络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都不那么引人注目。
然而它给日本国民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昭和二十一年六月四日，检察当局开庭陈词时，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宣布：“全世界包括被告在内极少数人为了自己的个人意志而对人类施以私刑，他们这是对文明的宣战。”于是，这个判决成了“文明的判决”，不仅为他们联合国标榜文明，而且声称他们“文明”宣战的对象不是日本全体人民，而是包括被告在内的极少数人。又说：“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到他们给同胞们带来了什么。与人们的记述相比，事实更具雄辩。”他指责道，追根溯源，给日本带来空袭灾难的人是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些极少数的人。他们自己对日本进行无差别空袭，却说引发事端的是这些被告，这样的说法怎么看都是借口。但我们暂且不说这是一个再一次使日本明显成为牺牲者的发言。
在战争中，小日本是东洋鬼子，而只有死了的小日本就是好的小日本，如此概括日本人，从联合国方面的所作所为来考虑，这是一个极具政治意图的发言。对“极少数人”追究战争责任，而对其他日本人给与事实上的免责，使占领军在施政上能够得到协助，否定日本军国主义从而能够使统治日本普通民众变得轻而易举。战败不到一年，这样的架构就摆在了日本国民的面前。
这样开始的对日国际军事审判还存有另一面。当初虽然日本被占领军占领，但是规定上诉时间是昭和二十三年一月一日以后。日本国民并不知道战争中、战争后的相关历史事实，于是审判也成了向日本国民灌输“历史真相”的方法。法庭上始终对原告联合国过去的行动视而不见，而是单方面地为战败国日本判罪。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的多数派正式判决就这样进行了，这也是对日本近代史的一种历史解读，展现了对战败国日本判罪的一种历史观。然而，作为没有讨论余地的一元历史论，它是有些不健全的。如果要保证思考的健全，最理想的解读历史的方法还是多元化的历史观。
昭和二十七年解除占领的同时也恢复了言论自由，批判东京审判的言论也成为可能。在那样的氛围中出现的注重多元化的言论，包含了强烈反击审判史观的情绪，一下又导致了二元化，使思想出现了僵直化的倾向。
如“东京审判史观”这样的说法一时间传遍街头巷尾，让人倍感新鲜的同时也不经意间招致东京审判的信奉者和反对者的对立。然而有很多人没有看过审判的原始史料，却很不理性地滥用现有解释发表主张。
近年来论坛中提出了“自虐史观”这样的说法，也同样演变出自虐史观和非自虐史观的两方对立。或许正因为如此，杂志上的东京审判特集中，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出现诸如刚刚解除占领的这段时期、纪录片《东京审判》完成上映的昭和五十八年以及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样的内容，就会让人读起来感觉很新鲜。这不能不说是人们普遍的认识没有得到提升的证据。
六、小结
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在战败刚刚过去三年后，东京审判给日本国民灌输了一种日本历史解释，同时《菊与刀》译本也以一个全新的学科——文化人类学的成果被介绍给日本的国民，使日本国民得到了一个界定自己的机会。被强迫灌输战败国史观的日本国民们，其后也不知不觉地以《菊与刀》为规范来写关于日本人的研究论著，呈现出了一片痛快淋漓之态，这反映出了战后日本精神史的一面。
昭和二十三年秋，这两种外来思想袭击了日本，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是由别人为我们自己设定的规范。这样的外来思想在没有硝烟之中俘虏了日本人，营造了战后的氛围，甚至这样的外来思想至今也没有完全清除。昭和二十三年秋是一个在思考战后历史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时不能忽视的时刻。
一、世纪末出现的日本论
美国的日本近现代史学家约翰·达沃的《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Wake of WarII》一书被翻译成《拥抱战败》在日本出版发行，是新世纪刚刚到来不久的事情。因为这本书获得了1999年的利普策文学奖，于是从该书被翻译过来之前到出现早期评论的这段时间里，日本读书界一味地对这部大部头的历史书大加评论，把它当作一部涉猎了大量史料的十分用力的著作来欢迎和赞扬，可以说对于本书的批评几乎没有。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不知战争的孩子们”成为绝大多数派的二十一世纪的日本，作为一本为我们讲述那段我们自己已经不清楚的历史的书籍，《拥抱战败》被我们所接受。作者显然是一位钻研日本近现代史的专家，虽然我们自己的历史由一个外国人来写，读后应该为我们自己的无知而羞愧，但是作者以精湛的技艺出色地整理出如此庞大的史料，这足以让我们赞叹。我想这才是二十一世纪我们日本读书界应该探讨的问题。
从把战后不久的日本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点来说，《拥抱战败》应该算是一本历史书。然而，有一个可能比较偏执的疑问，那就是，如果是我们日本的学者，以同样的史料作为题材，写出一本内容相似的书出版的话，还会受到如此一边倒的评价吗？这大概就是公众的接受倾向吧。正如当年昭和末期，研究日本文学的金冬楠（Donald。Keenr），取材于日本人的日记而发表了《百代之过客》，也一度引起到读者的热烈讨论，当时善于针砭时弊的书评家百目鬼恭三郎曾说：“如果这是日本人的著作，别说获奖，恐怕连变成铅字都困难！”（《解体新著》）
《拥抱战败》确实是以大量史料作为叙述基础呕心沥血而写就的作品。其实过去外国人所作的日本研究中也不乏新鲜且尖锐的观点，稍后我会简单谈及。然而，看到如此庞大的史料被一个个地总结展开，发现其中很多地方都使人怀疑作者并没有对史料进行认真的考证，不过这是应该另起题目去讨论的课题，在此无须赘述。这部书给我的印象是，与其说它是一本研究书，不如说是一部纪实文学。让人产生如此印象，恐怕一个原因就是对史料的考证不够充分。作为一本读物，这部书所到之处人人赞不绝口也就罢了，甚至在平成十三年大佛次郎论坛奖的特别奖颁奖时，连一个专门研究外交史和经济学的评审员也给予该书最高的赞美之辞，这就多少让人觉得过了火。
二、历史重现
从我国对《拥抱战败》给予最高赞美的欢迎程度来看，以前也有过相似的一件事情，这促使我想到：历史重现了。
首先，关于本书，我必须要说，作者具有令人惊叹的学术能力，（中略）他采集了这么多重要的史料（尽管看上去是些极为琐碎的日常小事，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事实），根据这些史料从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中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人间万象，并对此进行分析，推导出一些基本的，对整体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固然不能说这一个一个的事实完全没有误解的成分，况且他的分析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我将在后面对此进行说明，但尽管如此，作者能够分析到如此深刻的地步，足以让我们惊叹，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这段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对达沃的著作的评论出自研究法社会学的东京大学教授川岛武宣之手。事情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了，这是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学术杂志《民族学研究》（第十四卷第四号）刊登的论文中的一部分。上面这段引文中，写着“中略”的部分里有一句话：“尽管作者从来没有来过日本……”，这初步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些线索。在仍然处于占领下的昭和一十四年，有一本由外国研究者写就的日本研究曾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引文内容就是关于这部日本研究的著作所发表的论文。这部被称为《拥抱战败》的先例的作品，就是美国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的《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 of Japanese Culture》，翻译为《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
这部书翻译出版后的第二年，《民族学研究》编辑了专刊《〈菊与刀〉告诉我们什么》，川岛的文章与和十哲朗、柳田国男、男博、有贺喜左卫门等人的有关《菊与刀》的论文都在这期专刊中刊登了出来。当然，这次专刊中，对本尼迪克特的评价并不只有赞美。如和十哲朗就说：“我认为这本书就算有很多价值，但起码它没有学术价值。”，可见其对该书展开了颇为激烈的批评。但是，东大教授川岛却给予《菊与刀》相当高的评价，他写道：“试问我们日本的学者谁能不去美国就能把美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描写分析得如此成功呢？”（《民族学研究》第263页）东大教授川岛的见解以及现在对达沃的近著的反应使我们看到日本思想史中存在着这样的特征：对那些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外国人所做的日本研究，人们总是备加青睐。
长谷川松治的译作是在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出版的。美国人类学的始祖鲍阿斯的高徒本尼迪克特是一位已经写有《Patterns of Cultures》一书，在文化人类学上卓然一家的女学者。然而，《菊与刀》并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研究著作，因为它的完成不是受内在的学术上的理性好奇心的驱使，而是受命于美军战时情报局而进行的研究，也就是说它的产生是在发挥文化人类学的专业特长为国策服务的前提下进行的国民性研究。
回想起来，当时的日本成了最不好过的对象。在战争时期，几乎凡是有关美国和英国的东西都被日本百姓憎恨，人们把英美当成了敌人，他们抗拒、贬低、痛骂英美，而不愿去对英美进行更多的了解。对英美，人们形容他们是魔鬼和畜牲，甚至还给英美两字加上反犬旁，后来又把起源于美国的体育运动，如棒球等换成日语说法，如此等等现在看来有些滑稽的趣闻不少。另一方面，在国家决策层，高木八尺或者清泽冽这样的学者以及新闻工作者中的美国通们在政治上都不再被重用，甚至被雪藏。连以英美为作战对手的陆军都疏远了菲律宾攻略时的最高司令本间雅晴中将那样精通英语的军人，而主要重用了解德国和中国的人才。
把“知汝敌”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国家政策的一环而进行的一本国民性研究，《菊与刀》可谓硕果累累。这本书英文原著没有来得及在战争结束那年出版，而是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才出版发行。甚至在今天的北美，只要去稍大点的书店转转，驻足于有关日本的书架旁，大都能看到这本《菊与刀》。两年后，日本也出版了日文版的《菊与刀》，并且一版再版，有人认为它是与《安妮日记》并称为日本战后最畅销的翻译著作之一。从题目看，“菊”象征日本人喜欢美好事物的一面，“刀”象征军国主义好战的一面，分析日本人思维中这种完全相反的两面性，正是本尼迪克特的研究目标。显然，她不是为日本读者而写的。然而，对刚刚结束战争的日本人来说，译本《菊与刀》告诉我们：你们就是这样的国民。而正是民众善意的接受，使该书作为畅销书在战后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笔。
三、成为日本论经典的《菊与刀》
和川岛一起为《民族学研究》专刊撰文的民俗学学者柳田国男曾在预测本尼迪克特的这本书的反响时写道：
我想，从人们平时不经意间频繁使用的语言来论述，贯穿于内心深处的人生观和社会法这样的治学风格，恐怕就是以这部应该纪念的著作开始，逐渐传入日本的。
诚然，战前日本也有像九鬼周造的《粹的构造》这样的日本研究，但是九鬼的论著是江户时代末期的审美意识论，他并没抱有把外国作为批判和比较的对象而积极引入的态度。我们回顾战后的日本研究和日本文化研究的历史，会发现柳田国男的预言完全得到了应验。以高速发展期的1970（昭和四十五）年年初出版的土居健郎的《依赖心理结构》为发端，以“平时不经意间频繁使用的语言”为研究对象的日本研究和日本人研究达到鼎盛。这样一来《菊与刀》不仅是一本二战中外国人做的日本研究，也成了日本人的日本研究和日本人研究的规范，这其实并不是作者本尼迪克特本来的意图。战后不久，对失去国民认同感、新的自我规范体系尚未确立的日本国民来说，《菊与刀》提供了一个视点，它告诉人们日本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国民，这无疑在战后精神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当然，《菊与刀》在战后半个世纪中并不是一直享有很高的评价。关于本尼迪克特最多的批评就是她把世界文化分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两种，并把日本归为后者，然后，在对这两种文化进行价值评判后，主张“罪感文化”优于“耻感文化”。
战后的日本，昭和50年代之前，关于《菊与刀》接受意识的变迁，可以从西义之的《〈菊与刀〉新读》（PHP研究所，一九三八年）看出端倪。作者批评把文化二分法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其实针对的就是《菊与刀》。例如，在对日本及欧洲文明进行深入讨论时，在晚年接触到《菊与刀》的竹山道雄（《外国人的日本文化批判》讲谈社学术文库1984年收）也说“本尼迪克特的一切，在学术方法上都是不成体统的”，并反驳说“一切文化都是相对的”。“文化中有许多不同的个性，不能说孰优孰劣”。所以，对这样的评价应该稍加研究讨论。
竹山的主张，可以看成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然而，本尼迪克特本人也是终其一生文化相对主义的研究者。她在确立其学者地位的著作《Patterns of Cultures（New York，1934）》中明确写道：“今天，当我们研究社会的时候，没有比充分考虑文化相对主义更重要的工作了。”，而第一次把这本《Pattern of Cultures》的方法论应用于研究近代社会的成果，就是《菊与刀》的诞生。本尼迪克特也确实在《菊与刀》中多次强调相对主义的重要性。其中最为明显的一节，就是下面这段话。
在今天这个从事文化客观研究的时代里，我们认为“真正的尊严”乃是不同民族可以下不同定义的东西。今天一些美国人倡言，除非我们强迫日本人遵循我们的平等主义，否则他们就不配拥有自尊。这些人都犯了“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
作为文化相对主义者的自信可见一斑。通读《菊与刀》全篇，本尼迪克特阐述“罪感文化”优于“耻感文化”的内容仅有下面这一段：
耻辱感的作用在美国也日益增强，而罪恶感却不像过去那么强烈了。在美国这种现象被解释为道德的松弛。这种说法虽有几分道理，但这是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耻辱感可以构成道德的基础……日本人是以耻辱感为原动力的。
对于本尼迪克特进行价值评判的批判并非无的放矢。美国学者中也有不同形式的批评，比如有人指责作者研究中途恰逢美日交战无法访日尚可理解，战后也没有去日本考察就说不过去了。不过回头来看，对作者的“界定”进行批判的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要斟酌一部经典著作，理清同时代的文脉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文化相对主义曾凌驾于西欧文化中心主义之上，它以批判用单一标准片面评价其他文化为出发点。这在《菊与刀》中也反映了出来，要制服敌国日本，就要尽量从欧美人持有的偏见和价值观上突破。本尼迪克特作为外国人所作的日本研究，其实充满了偏见。”
青木保主张从共时的观点解释文化相对主义，我想引用他的话来做一个总结。战后日本文化论中，达到经典地位的《菊与刀》给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地思考点，对该著作主要的批判是本尼迪克特把世界文化分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两种，二者相互之间毫无关系，并且前者优于后者，这其实是外国人把欧洲优越作为前提进行的日本研究。然而这样的批判可以说是不合理的解释，是误读。
《菊与刀》所使用的日本研究以及日本文化研究的论调，在其后20世纪70年代的高度增长期开始逐步向主张日本优越的姿态转变。哈佛大学的日本研究者沃格尔在《日本第一》（1979）中的声援助威，使日本文化研究成为一大种类。
四、《菊与刀》的负面遗产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把少有偏见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应用于日本社会，以推行对日战争、顺利占领日本为目的的研究，然而却留下了与作者意图无关的遗产。其一是，从柳田国男预言的“平时无意中频繁使用的语言”着眼的无意识文化论，其二是，论述中把日本和日本人看成是没有多样性的同一性集团的写法。也就是说，它所描绘的日本人不是以每个人的个性为前提的Japanese People，而是合为一体的The Japanese。为了贯彻“知汝敌”的对日政策所写的许多观点在学术上都引起了争论。
其实，把日本人说成是同一集团的观点是非常奇怪的。这就像一边声称不了解美国人的典型特征就不能做出关于美国人的研究，一边又大张旗鼓地写日本研究一样。深究这本书，它其实和“日本是独一无二的国民”这一观点有所联系，同时也对在海外形成的日本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
实际上，80年代出版的由彼得·戴尔写的《The Myth of Japanese Uniqueness》（New York，1986）就曾试图用实例把这种设想日本优越的日本研究一个一个地驳倒。不过，通晓多国语言的作者的文字，让人嗅到了炫耀的意味。由于作者的论述可以用执拗来形容，因而学界也没有人愿意驳斥他，这场论战不了了之。但是，戴尔的书中对无意识文化论和日本文化论所给出的警告，其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达沃在《拥抱战败》中提出的尖锐观点甚至与《菊与刀》的方法论反差极大。或许正因为如此，达沃虽然在大部分作品中提到了本尼迪克特，但从未言及有关《菊与刀》的一切。作为论述占领期日本的著作，这给人留下了有意忽视《菊与刀》的印象。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认可《菊与刀》的意义。在占领期以及战后的日本，本尼迪克特为战败的国民提供了规范自己的框架，其功绩在《拥抱战败》中没有被提及，实在令人费解。
但是，达沃所提出的观点，其重要性可以说充分地弥补了这一欠缺。那就是有意避免描述一元性的日本，译本开头《写给日本的读者》中有下面一段话，是一个深知日本文化弊端的人发出的强有力的宣言。
实际上是不存在什么“日本文化”和“日本传统”的东西，说实话，甚至根本不存在什么日本。然而，我们却不能不说“日本文化Japanese culture”和“日本传统Japanese traditions”，我们应该称之为“日本Japans”，这才贴近日本历史的史实，贴近现今日本社会的实际。根据这些表现可以把日本同世界比较，使人能够对日本有一个全新的理解，今后我们还要为此不断努力。
通观这本共660页的英文原著，完全没有提到战后日本文化的经典著作，这和《菊与刀》的写作手法完全不同。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拥抱战败》确实先进了一步。
虽然获得了相同的赞词，但是《菊与刀》因为描绘一元的日本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尽管如此，《菊与刀》在思考战后日本精神史上依然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是事实，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它为刚刚战败的日本国民提供了界定自己的框架。其实为日本人提供界定自己的框架的，也不只是这部外国学者所做的日本研究。与《菊与刀》翻译出版同一年的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里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件也在告诉人们：日本国民，你们就是这样的国民。
五、东京审判的精神史
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判决（多数派判决）。
1945年（昭和二十年）7月26日，在美、英、中三国的倡导下，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十条说道：“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包括虐待俘虏在内的战争犯罪人，将处以法律之裁判。”这表明了要把处罚战犯作为投降条款之一，这就是东京审判的起源。这样一个作为联合国军占领政策的一环而决定实施的“胜利者的判决”，在昭和二十一年五月三日以二十八名战时指挥官作为被告开庭（缺席三人，其中病死两人，一人免诉），以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这二十五人全员被判有罪（绞首七人，终身监禁十六人，有期徒刑二人）而休庭。与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纳粹党有所不同，东京审判中，除了东条英机以外其他被告都是不为人知的人物，因而开庭当时以及其后的历史中，在世界史的脉络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都不那么引人注目。
然而它给日本国民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昭和二十一年六月四日，检察当局开庭陈词时，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宣布：“全世界包括被告在内极少数人为了自己的个人意志而对人类施以私刑，他们这是对文明的宣战。”于是，这个判决成了“文明的判决”，不仅为他们联合国标榜文明，而且声称他们“文明”宣战的对象不是日本全体人民，而是包括被告在内的极少数人。又说：“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到他们给同胞们带来了什么。与人们的记述相比，事实更具雄辩。”他指责道，追根溯源，给日本带来空袭灾难的人是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些极少数的人。他们自己对日本进行无差别空袭，却说引发事端的是这些被告，这样的说法怎么看都是借口。但我们暂且不说这是一个再一次使日本明显成为牺牲者的发言。
在战争中，小日本是东洋鬼子，而只有死了的小日本就是好的小日本，如此概括日本人，从联合国方面的所作所为来考虑，这是一个极具政治意图的发言。对“极少数人”追究战争责任，而对其他日本人给与事实上的免责，使占领军在施政上能够得到协助，否定日本军国主义从而能够使统治日本普通民众变得轻而易举。战败不到一年，这样的架构就摆在了日本国民的面前。
这样开始的对日国际军事审判还存有另一面。当初虽然日本被占领军占领，但是规定上诉时间是昭和二十三年一月一日以后。日本国民并不知道战争中、战争后的相关历史事实，于是审判也成了向日本国民灌输“历史真相”的方法。法庭上始终对原告联合国过去的行动视而不见，而是单方面地为战败国日本判罪。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的多数派正式判决就这样进行了，这也是对日本近代史的一种历史解读，展现了对战败国日本判罪的一种历史观。然而，作为没有讨论余地的一元历史论，它是有些不健全的。如果要保证思考的健全，最理想的解读历史的方法还是多元化的历史观。
昭和二十七年解除占领的同时也恢复了言论自由，批判东京审判的言论也成为可能。在那样的氛围中出现的注重多元化的言论，包含了强烈反击审判史观的情绪，一下又导致了二元化，使思想出现了僵直化的倾向。
如“东京审判史观”这样的说法一时间传遍街头巷尾，让人倍感新鲜的同时也不经意间招致东京审判的信奉者和反对者的对立。然而有很多人没有看过审判的原始史料，却很不理性地滥用现有解释发表主张。
近年来论坛中提出了“自虐史观”这样的说法，也同样演变出自虐史观和非自虐史观的两方对立。或许正因为如此，杂志上的东京审判特集中，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出现诸如刚刚解除占领的这段时期、纪录片《东京审判》完成上映的昭和五十八年以及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样的内容，就会让人读起来感觉很新鲜。这不能不说是人们普遍的认识没有得到提升的证据。
六、小结
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在战败刚刚过去三年后，东京审判给日本国民灌输了一种日本历史解释，同时《菊与刀》译本也以一个全新的学科——文化人类学的成果被介绍给日本的国民，使日本国民得到了一个界定自己的机会。被强迫灌输战败国史观的日本国民们，其后也不知不觉地以《菊与刀》为规范来写关于日本人的研究论著，呈现出了一片痛快淋漓之态，这反映出了战后日本精神史的一面。
昭和二十三年秋，这两种外来思想袭击了日本，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是由别人为我们自己设定的规范。这样的外来思想在没有硝烟之中俘虏了日本人，营造了战后的氛围，甚至这样的外来思想至今也没有完全清除。昭和二十三年秋是一个在思考战后历史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时不能忽视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