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郑振铎·李文衡·重庆图书馆·黄裳
陈福康为了保护和抢救侵华战争劫火下处于危亡状态的中国珍本图书，郑振铎在抗战期间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一直毅然坚守在上海。上海“孤岛”完全沦陷后，他来不及撤退，又失去了经济来源，虽然有时仍然到处设法凑钱买书，但为了养活一家老小，有时也不得不出售自己的藏书以换米。1943年5月30日，郑振铎在日记中写道：“如以‘购’书‘售’，视‘书’为工具，为筹码，则购书亦未始非经商之一道。无奈予购之则不忍复‘出’，万不得已欲出，则必踌躇万端，徒添一番苦痛。且在窘迫时出之，则又被制于坊贾，受其抑价，大是无聊。何时始能断然割‘爱’乎？”这段自白，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他的悲愤的心情。
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较多地出售藏书了。仅仅在几天前，5月24日，他就刚刚托开明书店的老板章雪村，将自己的《四部丛刊》初编、二编、三编全部卖出，得款三万元。当时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听听好大一笔钱，实际经不起怎么用。这三万元的一万，他即用来还清以前借雪村的钱，此外还须还账3000多元，所余之款还不够四五个月的家用。《四部丛刊》是张元济先生主编影印的大型丛书。初编共350种，2112册（后出缩印本，共400册）；二编81种，500册；三编73种，500册（因战争爆发而未印全）。这套丛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文史研究工作者必备的。所以，他在上海“孤岛”沦陷后被迫离家单身隐居时，便把这几橱书都托人偷偷运到他蛰居的地方。可见，他是实在没有办法，才忍痛先把它出售的。无非是考虑到这套书将来如果有条件想再买，比较容易到手；另外，它的部数较多，稍许卖得出几个钱来。
可是过了不久，6月19日，他为还债，又托雪村卖掉了自己隐居时随身带着的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得一万元。《百衲本二十四史》，也是张元济主编影印的大型丛书，上等连史纸精印，六开大本共820册。所收各史都精心挑选了当时公认为最好的或最早的一种版本，其中如有缺损的地方还用其他版本配补。这样收集缀合而成，就像和尚所穿的“百衲衣”，故名之为“百衲本”。不用说，这是当时历史研究工作中最基本的资料和标准的本子，为研究者所必备。他咬咬牙先把它卖掉，也是出于与上述出售《四部丛刊》一样的考虑。但一万元钱，只不过可以用作两个多月的生活费而已。而就在收到这笔款的同一天，他还给传新书店的所欠书款，就有13500元。这真正是“挖肉补疮”啊！
接着令他伤心的，是出售一部《学海类编》。那也是张元济主持影印的，是清代曹溶等人编订的一部综合性的丛书，汇辑了唐宋至清初诸书的零篇散帙，分“经翼”、“史参”、“子类”、“集余”四类，共431种，815卷。此书他也放在手头，时常要用。好几次有朋友怂恿他出让，他总是不舍得。但这时，权衡再三，还是卖了。所得的钱，却还不够半个月的家用。
这些大部头的、以后相对比较易得的整套的影印书卖出后，到1943年底，他竟不得不考虑出卖一批自己长年累月搜集、十分宝爱的明版书了。这些书，本来是他一本本、一部部从各书店、各书贾那里费尽心力和财力选购来的；现在，他却又得一本本、一部部写出书目，供书贾去看了。他的藏书那么多，以前因为忙，没有工夫好好整理编目；现在，为了出让，因买者需要先看书目，倒迫使他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去编写书目。试想，这对他来说，是多么痛苦而又伤心的事情啊！
1944年1月8日，那一天又阴又冷，他躲在屋里写了一篇《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跋》。“纫秋山馆”是他为自己取的一个“书斋名”，所谓“行箧书”，表明这也是他搬往匿居处随身带的一批书。共明刊本280种，还有元刊本二种、明抄本等12种（此外，他还有明刊本约2000多种，因非随身所携，所以未入此目）。人所共知，宋版书最稀罕，元版也值钱，为什么郑振铎不多收一点宋元版，而独独多藏明本呢？他在这篇书目跋文中作了说明：他之收书，颇与众不同，凡于公私藏书处可以借到的，便往往不收，因为要省钱。而必用的书，如《二十四史》、《十三经》、《九通》之类，他又只买近刊本或影印本，而不取古本，因为前者价钱便宜，且缩印本更易于庋藏。因此，他注重访求、每见必收的，主要有两类：一是《四库存目》中著录之书，一是《四库》未收之书。而宋、元以前之书，《四库》所遗不多，独明代书则《四库》存目及未收者特夥。所以，他的藏书便也以明代书为独多。可见，他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学者型的藏书家，而这些书完全是他研究所需之物，非不得已，他怎么舍得出售？
从今存他写在台历上的简单日记看，1月10日记有“至张宅送书”，11日又送书去，13日“送书目至张处”，17日“访张，为售书事也”，19日又载“遇张，售书事仍未有结果。可见购固不易，售亦甚难也”。直到2月7日，“夜，晤张，售书事大约可办妥”。8日，送第一批书去。12日，取得第一批书款。
郑振铎当年日记中经常写到的“张”有好几位，如张耀翔、张葱玉等，据我研究，这里写的售书对象的“张”，是张叔平。叔平原名振鋆，叔平是字，一字子羽，晚号蜷厂。张叔平与郑振铎同龄，长沙人，乃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张百熙之子。战前，叔平曾将故家岳云楼藏书40万册，在上海设圣泽书藏。又为上海国际出版社社长，刊印大量中英对照书籍，影响甚广。1950年代，任澳门华侨大学图书馆馆长，并在香港设东方图书馆。1970年卒于港，享年七十三。存世有《蜷厂遗稿》。又据说，张叔平在战后曾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代表，同时又曾在中共秘密战线潘汉年领导下做过一点情报工作。
郑振铎是什么时候认识叔平的，今已不得而知。至少，上海沦陷之初，他们为买“嘉业堂”的书，已经很熟悉了。著名藏书家、嘉业堂主刘承斡《壬午让书纪事》记：1942年秋，“郑西谛（名振铎）介施韵秋来言，谓有人欲购余藏书，愿出价贰百万。余以缥缃非生利之物，若能售去，以经营货殖，逐什一之利，弥补家用，未始非计。是时方在钞目，西谛谓前途急欲他往，只须将宋元明及各精钞本目录交阅，即行订约，其余不妨钞好再交。买方为张叔平，声气甚广，南浔之书可由渠请领‘搬出证’，日军方面彼可接洽，不致有阻云云。”施韵秋本是嘉业堂藏书楼的主任，当时曾帮助郑振铎为国家收购古书。
其实，对刘氏嘉业堂藏书，郑振铎秘密组织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早在一年前就已经为国家购买了一些。只是嘉业堂藏书数量甚多，刘氏开价又高，公家经费有限，所以他们只能挑选了一部分嘉业堂存放在上海的重要善本。现在，上海已完全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重庆有关方面便再也不能汇钱过来，郑振铎担心剩余的刘氏藏书，特别是在南浔的嘉业堂藏书遭到损失，所以就动员、介绍张叔平购买。一则，张是有钱人；二则，张有办法同日本人打交道。10月21日，郑振铎和施韵秋还做了双方买卖的中证人。但后来两方在买卖中发生矛盾，闹得很不愉快，郑振铎便于1943年1月29日写信声明退出中证。再后来，两方还因此引起诉讼，各找后台，敌伪高官也纷纷介入，闹得不可开交。直至抗战胜利后，由徐森玉等人出面调解，才经有关当局摆平此事。这且按下不表。
但此时郑振铎与张叔平是朋友，而且，他自己也因生活所迫而向张出售藏书了。后来，郑振铎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编辑影印《长乐郑氏汇印传奇》及《明季史料丛书》，也都得到张叔平的帮助。今北京国家图书馆珍藏“西谛书库”中有一册《长氏郑氏汇印传奇》，上有题词：“叔平先生古道热肠，助人救世，日不暇给。此书之得于乱离之代印成问世，全藉叔平先生之力，固不仅予一人私衷感之也。夫古书之亡佚者多矣，汉唐写本传者绝罕，流沙遗简、敦煌卷子存什一于千万耳。即宋元以来，刊版盛行而不及千载，宋版之存者有几？元版之存者有几？殆皆可屈指计之也。亡于兵燹，亡于水火，亡于无知妇孺之手，亡于商贾与卫道者之手，无时无地不遭厄运。而存之则艰，传之尤难，每有皓首穷经毕生著述，而身没之后遗著荡然者。远者不论，即清代诸朴学大师之作未能传世者，岂在少数。但有有力者能为古人之著述化身千百，其承前启后之功固不在学人专家之下也。叔平先生愿力弘伟，继此必复将有所刊布也欤！书成之日，敬奉贻一部并略抒所见以质高明。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郑振铎拜书。”（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上引题词和该书郑振铎写的《序》、牌记等，均有意写为“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乃是为了迷惑敌伪，实际写于1944年）。这部题赠张叔平的书，牌记还注明是“特制赠送本”的第二本。题词对张作了很高的评价，但该书后来却仍在郑振铎家里，未知何故。是不是郑这时对张已经有点看法，因此最后没有送张？还是后来张竟然把这本书卖了，而被郑买回？
再回到这年年初，他在卖给张叔平一批书之前特地奋力撰写的那篇三千余言的书目长跋中，除了说明自己收书的特点等以外，还特意论述了这批书的性质，表明得来不易，聚之更难，隐含希望得主珍惜，勿使散佚之深意。确实，像他这样的大学者有目的地精心积累的一批书，决不等于零散单本的简单聚集，其学术价值是很高的。他此后被迫出售的藏书，几乎每次都特地这样撰写书目长跋，生怕受主不了解这一点。如他后来卖给周作民的书，卖给中华书局的书等，都是如此。周作民、中华书局都领会了郑振铎的意思，将那些书一直妥善保存；然而张叔平后来的表现就差得多了。
1945年8月12日，即郑振铎得知日本战败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外面情形尚未平定，因条件尚未签字也。昨有扰乱，故今日戒严。下午，又睡，因昨日兴奋过度，几半夜未睡也。六时许，饭毕出，至凤处，谈至十时归。闻叔平书事，颇为不满。”这天，他本来是十分兴奋的，但在张凤举处听到有关张叔平的书的事情后，就生气了。这可能还是张以前购买嘉业堂藏书之事吧。（按，此事到1946年1月由有关当局了结。）
到1948年5月15日，郑振铎日记写道：“晨，士保送叔平书目来，心中别有所感，颇不痛快！”（此日又记：“下午，心绪殊为恶劣，几乎一事不能做也。”可能也是与张叔平事有关的）。这次文海书店（旧书铺）老板韩士保送来的张叔平欲出售的书目，让郑振铎看了“颇不痛快”，估计是其中包括了前述郑振铎抗战时期因生活所迫而出让给他的那些书吧？5月17日，郑振铎日记又记：“士保送叔平所藏善本来，颇有所感。此君好大喜功，但颇有‘卖空买空’之处。可怜，唯有‘书’堪卖耳。曾力劝其‘退’，惜不能听，在‘乱世’颇有应付之才，在胜利后，则失其作用矣。故作事非‘踏实’不可，一弄玄虚，便入魔道矣。”可见，郑振铎曾苦口婆心地劝谕过他。
可惜，郑振铎1948年下半年的日记今未见，也不知道后来张卖书的情况如何。只知道原先郑振铎的那批“纫秋山馆行箧书”，后来经过韩士保之手，转售给了四川商人、藏书家“荣先阁”的李文衡。文衡后来回忆说：“1948年冬，韩君持《纫秋山馆行箧书目》一册来。云郑振铎先生亟需旅费，愿以此册所有书出让。书目后有长跋，全册为郑先生手书。询以所需之数，当即照数赠送。三日后送书来，每部书末有郑先生手书‘长乐郑振铎藏书’七字。读跋文后，深知郑先生求书备极辛苦，常常节衣缩食以购书，真是难能可贵。”（《天津李氏荣先阁藏书杂记》，按，李氏原籍天津）其实，文衡并不认识郑振铎，但因久仰郑的大名，所以一听郑先生有困难，立即出力相助。待读了郑的长跋后，更是深受教育。
当时郑振铎“亟需旅费”，是事实。郑振铎后来有回忆文章道：“当1948年之冬，解放大军将要南下的时候，留居在上海的爱国人士们随时有被疯狂的蒋匪特务所杀害的危险……党派了人来也要我走。我决心动身到香港去。党告诉我说：你不是欠了不少债么？我们替你还罢。这时，正在解放战争之际，一分钱都是很可宝贵的，我怎么忍心接受党的这笔钱呢？结果是卖掉了几部书作路费而上船。”（《把一切献给党》）郑振铎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只是卖掉了“几部书”作路费，根本不需要卖那么多书。再说，那批“纫秋山馆行箧书”早就已经属于张叔平的了，所以根本不是韩士保说的是郑振铎“愿以此册所有书出让”。肯定是韩士保获悉郑振铎“亟需旅费”而卖书一事后，便乘机打出郑振铎的大名来出卖那批“纫秋山馆行箧书”，因为以这样的名义可以卖出好价钱。这当然也很可能正是张叔平想出来的主意。
然而，买者李文衡深受郑振铎的爱国精神的教育，一直把这批一共232种书，包括郑振铎写的书目与跋文，好好地珍藏着。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文衡主动把这些珍贵的书，连同郑振铎亲笔写的书目和跋文，完整地捐献给了重庆市图书馆。我与文衡老先生通过信，他告诉我，这件事郑振铎直到逝世也并不知道。文衡此举不求名，不求利（直到晚年他才写了一篇《天津李氏荣先阁藏书杂记》披露此事），真令我们非常地钦佩！
这个故事，本来到此就结束了，而且非常圆满。岂料过了五六十年，又闹出来了一场热闹的公案。
2007年，《山西文学》杂志连续发表沈某的《黄裳：爱书不能这么爱》、《一个老“黄迷”的倾诉》等文，列举了老作家黄裳的四篇文章《关于“纫秋山馆”》、《上海的旧书铺》、《买书记趣》、《拟书话·西行书简》中对那批“纫秋山馆行箧书”的“四种说法”，并“概括如下”（因为沈文噜苏，所以这里只能将其“概括”再行概括，但仍然文字缺少逻辑）：一，黄裳在解放前夕看到了郑振铎寄售（陈按，此说不确）的纫秋山馆行箧藏书，以为可以作为借口利用一番。二，面对文海书店的嘉业堂藏书，爱好古代版本的黄裳动心了。三，黄裳以“保存”、“救出”郑振铎藏书的名义，找到一位朋友（即沈某）借钱。四，结果，黄裳购买的却是嘉业堂珍贵古书。
沈某文章发表时，《山西文学》时任主编韩某也多次发表按语和文章。韩某毕竟是作家，他的概括就简明得多，而且颇抓住要害：“黄以抢救郑振铎的一批书为名，借沈XX的银元金条，去买了嘉业堂散出的宋版书这件事，当初找那样的借口就错了，过后不还钱而以不符某值的书相抵更错，多年后又诬陷对方借他的书不还，更是错上加错。为了弭平这些凹陷，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文章遮掩，言多必失，反而露了馅儿。”韩某并用了激将法：“黄先生对此事若有辩白文章，寄来我们也会发表。”但没想到，一贯文风犀利勇于笔战的黄先生，居然一声不吭。韩某等人便在一片嘲笑声中得胜收兵。
说实话，我对沈某、韩某二人是一直没有好感的，而黄裳因有学问，我很尊重他。沈某是有名的“文坛骗子”，热心为汉奸文人翻案，甚至胆敢造谣造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头上，因此受过单位组织上的严重处分。韩某油腔滑调，老不正经，被人斥为“文坛痞子”，他竟反以为荣，文风学风都令人讨厌。这二人还在责问黄裳的同时乱泄私愤，谩骂他人。但此二人上面所说的事涉及郑振铎先生，研究者必须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不能以人废言。我愿意初步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黄裳作为有面子的老作家、老学者，面对关乎自己为人品行的多篇指名道姓、甚至名字出现在题目中的诛讨性文章，一直不作回应，只能被认为是心虚胆怯，或者是默认事实。他通过别人的文章，表示因为对方是“文坛牛二”，自己是“高手”，故不屑于还击云云的解释，是令人捧腹的。联想到最近他对别人文章中只是涉及他误判鲁迅手迹的批评，都要反复胡缠死不认账甚至攻击别人，这个反差就太强烈了。
其次，黄裳关于此事，其实还远不止沈某举出的“四种说法”。我就至少还看到了四种。如1949年11月8日的《吹剑录》题跋、1949年5月7日的《天顺日录辩诬》题跋、1981年8月25日的《西南访书续记》和1990年代初与刘绪源的对谈录等。而且说法多有歧异，除去可能有记忆方面的原因外，有些地方显然不是误记，而且非常可疑，确实有点“言多必失，反而露了馅儿”的味道。
例如，1981年黄裳写的《西南访书续记》中说：“1948年顷，我偶然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看到一本郑西谛手写的《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用荣宝斋格子纸写成，大约收入2000种上下线装书。后面还有长跋，历数收集这批书的艰难经过。书店的人告诉我，郑先生托他们卖掉这批书，价钱并不太贵，已经有一位在四川经商的客人想要了。我知道郑西谛当时的经济情况不好，他正在印几种大部头的图谱，又买了许多唐俑和参考书，天天为还债发愁。政治压迫又日益严重，他已经开始为离沪远行作准备。在这种情境中卖书是不奇怪的。这批书中有一大批明刻本，虽然并非孤本秘籍，但治学的人被迫卖掉藏书，总是使人难过的事。不久前为了给吴梅村的《鸳湖曲》作笺证，我向他借得张天如的《七录斋集》、陈子龙的《几社壬申合稿》，刚刚用毕还掉，不料也见于这本目录中间。这就使我很不舒服，总想能设法为他保存下这批书才好。取得西谛的同意之后就东奔西走，凑借书款。最后凑齐的那天下午，因为其中有一部分是银元，还跑到河南路的马路市场上去向摊贩换成纸币。等我提了一袋‘金元券’赶到书店，已经上灯了。店主人笑嘻嘻地对我说，币值猛涨，原来议定的价钱不算数了。”
所谓“2000种”云云，自是误记，不必多说。值得注意的是，黄裳本来一直讲是自己自发地想为郑振铎去赎回那批书的，但这里却说是“取得西谛的同意之后”才这样做的。郑振铎同意？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以前多次写文章却从来不提？黄后来又是怎么向郑解释的，郑又是怎样说的，为什么从不交代？我认为，黄裳说得到郑的同意，是不可能的，正如沈某文章引用的刘哲民说的：“如需保存，[郑]自能解决，无须黄裳代劳。”黄说书目中有他刚向郑借过的张天如《七录斋集》、陈子龙《几社壬申合稿》，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试想，这个书目是1944年写的，书也已经在1944年买给了张叔平，郑振铎怎么还能在1948年再借给黄呢？黄裳说，他把借来的银元（按，沈某说还借有金条）向摊贩换成纸币金圆券再去买那批书，而因币值猛跌书商不肯卖而没有买成。这种说法也使人十分怀疑。既然金圆券在贬值，书店老板肯定是愿意收“硬通货”的银元和黄金的，为什么还要去换金圆券呢？而且，黄裳在《吹剑录》题跋中自己也明明说：“商于文海，以黄金八两议定”。人家老板要的本来就是黄金么！
黄裳还说他当时知道郑振铎在为离沪作准备，也是不可能的。这里需要先谈谈这件事发生的时间。都说此事发生在1948年冬，但我认为实际当是1949年1月以后（当然仍是在冬天）。查1948年12月28日叶圣陶日记，有隐语记道：“午后，偕彬[宋云彬]、予[周予同]二兄访铎兄[郑振铎]，谈近事，无结论。”所谓“谈近事”，就是如何离开上海绕道香港去解放区；所谓“无结论”，就是郑振铎尚未正式决定。郑既然尚未决定出走，此时卖书筹盘就不大可能了。叶是1949年1月7日离沪的，12日他在香港写信致沪上诸友时，还用暗语说：“此行甚安适，无风无浪，长乐[郑振铎]有兴，亦可出此途。乞容翁[王伯祥]转告之。”郑振铎是2月15日秘密离沪的。可见，郑从下决心到出行，有一段时间。为了人身安全，成行前自然须严加保密，张、韩及黄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看郑的朋友李键吾、赵家璧、刘哲民和郑的学生孙家晋等人的回忆文章，郑在离沪前夕都曾找他们单独谈过话交代事情，但也只是隐约暗示自己要外出；黄裳与郑的交情与他们相比差得远，怎么可能知道郑在“为离沪远行作准备”的“情境”呢？张、韩借郑振铎名义卖书，很可能甚至还在1949年2月15日以后。因为只有在郑忙于准备出行，无暇光顾书店，或者已经成行，张、韩才敢肆无忌惮地打出郑的牌子。
黄裳说，郑振铎手稿《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被沈某久借未还；而沈某从我陈福康写的《郑振铎传》中得知该书目现藏于重庆市图书馆，以此驳斥黄造谣。我倾向于相信沈某说的，可能黄记错了；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当时书店有两份郑振铎手书书目的可能。有一件人所未知的事实是，现在除了在重庆图书馆藏有郑手书的这份书目外，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就还藏有郑手书的另外两份《纫秋山馆行箧书目》。
§§五、抗虎世界
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较多地出售藏书了。仅仅在几天前，5月24日，他就刚刚托开明书店的老板章雪村，将自己的《四部丛刊》初编、二编、三编全部卖出，得款三万元。当时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听听好大一笔钱，实际经不起怎么用。这三万元的一万，他即用来还清以前借雪村的钱，此外还须还账3000多元，所余之款还不够四五个月的家用。《四部丛刊》是张元济先生主编影印的大型丛书。初编共350种，2112册（后出缩印本，共400册）；二编81种，500册；三编73种，500册（因战争爆发而未印全）。这套丛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文史研究工作者必备的。所以，他在上海“孤岛”沦陷后被迫离家单身隐居时，便把这几橱书都托人偷偷运到他蛰居的地方。可见，他是实在没有办法，才忍痛先把它出售的。无非是考虑到这套书将来如果有条件想再买，比较容易到手；另外，它的部数较多，稍许卖得出几个钱来。
可是过了不久，6月19日，他为还债，又托雪村卖掉了自己隐居时随身带着的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得一万元。《百衲本二十四史》，也是张元济主编影印的大型丛书，上等连史纸精印，六开大本共820册。所收各史都精心挑选了当时公认为最好的或最早的一种版本，其中如有缺损的地方还用其他版本配补。这样收集缀合而成，就像和尚所穿的“百衲衣”，故名之为“百衲本”。不用说，这是当时历史研究工作中最基本的资料和标准的本子，为研究者所必备。他咬咬牙先把它卖掉，也是出于与上述出售《四部丛刊》一样的考虑。但一万元钱，只不过可以用作两个多月的生活费而已。而就在收到这笔款的同一天，他还给传新书店的所欠书款，就有13500元。这真正是“挖肉补疮”啊！
接着令他伤心的，是出售一部《学海类编》。那也是张元济主持影印的，是清代曹溶等人编订的一部综合性的丛书，汇辑了唐宋至清初诸书的零篇散帙，分“经翼”、“史参”、“子类”、“集余”四类，共431种，815卷。此书他也放在手头，时常要用。好几次有朋友怂恿他出让，他总是不舍得。但这时，权衡再三，还是卖了。所得的钱，却还不够半个月的家用。
这些大部头的、以后相对比较易得的整套的影印书卖出后，到1943年底，他竟不得不考虑出卖一批自己长年累月搜集、十分宝爱的明版书了。这些书，本来是他一本本、一部部从各书店、各书贾那里费尽心力和财力选购来的；现在，他却又得一本本、一部部写出书目，供书贾去看了。他的藏书那么多，以前因为忙，没有工夫好好整理编目；现在，为了出让，因买者需要先看书目，倒迫使他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去编写书目。试想，这对他来说，是多么痛苦而又伤心的事情啊！
1944年1月8日，那一天又阴又冷，他躲在屋里写了一篇《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跋》。“纫秋山馆”是他为自己取的一个“书斋名”，所谓“行箧书”，表明这也是他搬往匿居处随身带的一批书。共明刊本280种，还有元刊本二种、明抄本等12种（此外，他还有明刊本约2000多种，因非随身所携，所以未入此目）。人所共知，宋版书最稀罕，元版也值钱，为什么郑振铎不多收一点宋元版，而独独多藏明本呢？他在这篇书目跋文中作了说明：他之收书，颇与众不同，凡于公私藏书处可以借到的，便往往不收，因为要省钱。而必用的书，如《二十四史》、《十三经》、《九通》之类，他又只买近刊本或影印本，而不取古本，因为前者价钱便宜，且缩印本更易于庋藏。因此，他注重访求、每见必收的，主要有两类：一是《四库存目》中著录之书，一是《四库》未收之书。而宋、元以前之书，《四库》所遗不多，独明代书则《四库》存目及未收者特夥。所以，他的藏书便也以明代书为独多。可见，他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学者型的藏书家，而这些书完全是他研究所需之物，非不得已，他怎么舍得出售？
从今存他写在台历上的简单日记看，1月10日记有“至张宅送书”，11日又送书去，13日“送书目至张处”，17日“访张，为售书事也”，19日又载“遇张，售书事仍未有结果。可见购固不易，售亦甚难也”。直到2月7日，“夜，晤张，售书事大约可办妥”。8日，送第一批书去。12日，取得第一批书款。
郑振铎当年日记中经常写到的“张”有好几位，如张耀翔、张葱玉等，据我研究，这里写的售书对象的“张”，是张叔平。叔平原名振鋆，叔平是字，一字子羽，晚号蜷厂。张叔平与郑振铎同龄，长沙人，乃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张百熙之子。战前，叔平曾将故家岳云楼藏书40万册，在上海设圣泽书藏。又为上海国际出版社社长，刊印大量中英对照书籍，影响甚广。1950年代，任澳门华侨大学图书馆馆长，并在香港设东方图书馆。1970年卒于港，享年七十三。存世有《蜷厂遗稿》。又据说，张叔平在战后曾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代表，同时又曾在中共秘密战线潘汉年领导下做过一点情报工作。
郑振铎是什么时候认识叔平的，今已不得而知。至少，上海沦陷之初，他们为买“嘉业堂”的书，已经很熟悉了。著名藏书家、嘉业堂主刘承斡《壬午让书纪事》记：1942年秋，“郑西谛（名振铎）介施韵秋来言，谓有人欲购余藏书，愿出价贰百万。余以缥缃非生利之物，若能售去，以经营货殖，逐什一之利，弥补家用，未始非计。是时方在钞目，西谛谓前途急欲他往，只须将宋元明及各精钞本目录交阅，即行订约，其余不妨钞好再交。买方为张叔平，声气甚广，南浔之书可由渠请领‘搬出证’，日军方面彼可接洽，不致有阻云云。”施韵秋本是嘉业堂藏书楼的主任，当时曾帮助郑振铎为国家收购古书。
其实，对刘氏嘉业堂藏书，郑振铎秘密组织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早在一年前就已经为国家购买了一些。只是嘉业堂藏书数量甚多，刘氏开价又高，公家经费有限，所以他们只能挑选了一部分嘉业堂存放在上海的重要善本。现在，上海已完全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重庆有关方面便再也不能汇钱过来，郑振铎担心剩余的刘氏藏书，特别是在南浔的嘉业堂藏书遭到损失，所以就动员、介绍张叔平购买。一则，张是有钱人；二则，张有办法同日本人打交道。10月21日，郑振铎和施韵秋还做了双方买卖的中证人。但后来两方在买卖中发生矛盾，闹得很不愉快，郑振铎便于1943年1月29日写信声明退出中证。再后来，两方还因此引起诉讼，各找后台，敌伪高官也纷纷介入，闹得不可开交。直至抗战胜利后，由徐森玉等人出面调解，才经有关当局摆平此事。这且按下不表。
但此时郑振铎与张叔平是朋友，而且，他自己也因生活所迫而向张出售藏书了。后来，郑振铎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编辑影印《长乐郑氏汇印传奇》及《明季史料丛书》，也都得到张叔平的帮助。今北京国家图书馆珍藏“西谛书库”中有一册《长氏郑氏汇印传奇》，上有题词：“叔平先生古道热肠，助人救世，日不暇给。此书之得于乱离之代印成问世，全藉叔平先生之力，固不仅予一人私衷感之也。夫古书之亡佚者多矣，汉唐写本传者绝罕，流沙遗简、敦煌卷子存什一于千万耳。即宋元以来，刊版盛行而不及千载，宋版之存者有几？元版之存者有几？殆皆可屈指计之也。亡于兵燹，亡于水火，亡于无知妇孺之手，亡于商贾与卫道者之手，无时无地不遭厄运。而存之则艰，传之尤难，每有皓首穷经毕生著述，而身没之后遗著荡然者。远者不论，即清代诸朴学大师之作未能传世者，岂在少数。但有有力者能为古人之著述化身千百，其承前启后之功固不在学人专家之下也。叔平先生愿力弘伟，继此必复将有所刊布也欤！书成之日，敬奉贻一部并略抒所见以质高明。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郑振铎拜书。”（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上引题词和该书郑振铎写的《序》、牌记等，均有意写为“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乃是为了迷惑敌伪，实际写于1944年）。这部题赠张叔平的书，牌记还注明是“特制赠送本”的第二本。题词对张作了很高的评价，但该书后来却仍在郑振铎家里，未知何故。是不是郑这时对张已经有点看法，因此最后没有送张？还是后来张竟然把这本书卖了，而被郑买回？
再回到这年年初，他在卖给张叔平一批书之前特地奋力撰写的那篇三千余言的书目长跋中，除了说明自己收书的特点等以外，还特意论述了这批书的性质，表明得来不易，聚之更难，隐含希望得主珍惜，勿使散佚之深意。确实，像他这样的大学者有目的地精心积累的一批书，决不等于零散单本的简单聚集，其学术价值是很高的。他此后被迫出售的藏书，几乎每次都特地这样撰写书目长跋，生怕受主不了解这一点。如他后来卖给周作民的书，卖给中华书局的书等，都是如此。周作民、中华书局都领会了郑振铎的意思，将那些书一直妥善保存；然而张叔平后来的表现就差得多了。
1945年8月12日，即郑振铎得知日本战败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外面情形尚未平定，因条件尚未签字也。昨有扰乱，故今日戒严。下午，又睡，因昨日兴奋过度，几半夜未睡也。六时许，饭毕出，至凤处，谈至十时归。闻叔平书事，颇为不满。”这天，他本来是十分兴奋的，但在张凤举处听到有关张叔平的书的事情后，就生气了。这可能还是张以前购买嘉业堂藏书之事吧。（按，此事到1946年1月由有关当局了结。）
到1948年5月15日，郑振铎日记写道：“晨，士保送叔平书目来，心中别有所感，颇不痛快！”（此日又记：“下午，心绪殊为恶劣，几乎一事不能做也。”可能也是与张叔平事有关的）。这次文海书店（旧书铺）老板韩士保送来的张叔平欲出售的书目，让郑振铎看了“颇不痛快”，估计是其中包括了前述郑振铎抗战时期因生活所迫而出让给他的那些书吧？5月17日，郑振铎日记又记：“士保送叔平所藏善本来，颇有所感。此君好大喜功，但颇有‘卖空买空’之处。可怜，唯有‘书’堪卖耳。曾力劝其‘退’，惜不能听，在‘乱世’颇有应付之才，在胜利后，则失其作用矣。故作事非‘踏实’不可，一弄玄虚，便入魔道矣。”可见，郑振铎曾苦口婆心地劝谕过他。
可惜，郑振铎1948年下半年的日记今未见，也不知道后来张卖书的情况如何。只知道原先郑振铎的那批“纫秋山馆行箧书”，后来经过韩士保之手，转售给了四川商人、藏书家“荣先阁”的李文衡。文衡后来回忆说：“1948年冬，韩君持《纫秋山馆行箧书目》一册来。云郑振铎先生亟需旅费，愿以此册所有书出让。书目后有长跋，全册为郑先生手书。询以所需之数，当即照数赠送。三日后送书来，每部书末有郑先生手书‘长乐郑振铎藏书’七字。读跋文后，深知郑先生求书备极辛苦，常常节衣缩食以购书，真是难能可贵。”（《天津李氏荣先阁藏书杂记》，按，李氏原籍天津）其实，文衡并不认识郑振铎，但因久仰郑的大名，所以一听郑先生有困难，立即出力相助。待读了郑的长跋后，更是深受教育。
当时郑振铎“亟需旅费”，是事实。郑振铎后来有回忆文章道：“当1948年之冬，解放大军将要南下的时候，留居在上海的爱国人士们随时有被疯狂的蒋匪特务所杀害的危险……党派了人来也要我走。我决心动身到香港去。党告诉我说：你不是欠了不少债么？我们替你还罢。这时，正在解放战争之际，一分钱都是很可宝贵的，我怎么忍心接受党的这笔钱呢？结果是卖掉了几部书作路费而上船。”（《把一切献给党》）郑振铎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只是卖掉了“几部书”作路费，根本不需要卖那么多书。再说，那批“纫秋山馆行箧书”早就已经属于张叔平的了，所以根本不是韩士保说的是郑振铎“愿以此册所有书出让”。肯定是韩士保获悉郑振铎“亟需旅费”而卖书一事后，便乘机打出郑振铎的大名来出卖那批“纫秋山馆行箧书”，因为以这样的名义可以卖出好价钱。这当然也很可能正是张叔平想出来的主意。
然而，买者李文衡深受郑振铎的爱国精神的教育，一直把这批一共232种书，包括郑振铎写的书目与跋文，好好地珍藏着。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文衡主动把这些珍贵的书，连同郑振铎亲笔写的书目和跋文，完整地捐献给了重庆市图书馆。我与文衡老先生通过信，他告诉我，这件事郑振铎直到逝世也并不知道。文衡此举不求名，不求利（直到晚年他才写了一篇《天津李氏荣先阁藏书杂记》披露此事），真令我们非常地钦佩！
这个故事，本来到此就结束了，而且非常圆满。岂料过了五六十年，又闹出来了一场热闹的公案。
2007年，《山西文学》杂志连续发表沈某的《黄裳：爱书不能这么爱》、《一个老“黄迷”的倾诉》等文，列举了老作家黄裳的四篇文章《关于“纫秋山馆”》、《上海的旧书铺》、《买书记趣》、《拟书话·西行书简》中对那批“纫秋山馆行箧书”的“四种说法”，并“概括如下”（因为沈文噜苏，所以这里只能将其“概括”再行概括，但仍然文字缺少逻辑）：一，黄裳在解放前夕看到了郑振铎寄售（陈按，此说不确）的纫秋山馆行箧藏书，以为可以作为借口利用一番。二，面对文海书店的嘉业堂藏书，爱好古代版本的黄裳动心了。三，黄裳以“保存”、“救出”郑振铎藏书的名义，找到一位朋友（即沈某）借钱。四，结果，黄裳购买的却是嘉业堂珍贵古书。
沈某文章发表时，《山西文学》时任主编韩某也多次发表按语和文章。韩某毕竟是作家，他的概括就简明得多，而且颇抓住要害：“黄以抢救郑振铎的一批书为名，借沈XX的银元金条，去买了嘉业堂散出的宋版书这件事，当初找那样的借口就错了，过后不还钱而以不符某值的书相抵更错，多年后又诬陷对方借他的书不还，更是错上加错。为了弭平这些凹陷，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文章遮掩，言多必失，反而露了馅儿。”韩某并用了激将法：“黄先生对此事若有辩白文章，寄来我们也会发表。”但没想到，一贯文风犀利勇于笔战的黄先生，居然一声不吭。韩某等人便在一片嘲笑声中得胜收兵。
说实话，我对沈某、韩某二人是一直没有好感的，而黄裳因有学问，我很尊重他。沈某是有名的“文坛骗子”，热心为汉奸文人翻案，甚至胆敢造谣造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头上，因此受过单位组织上的严重处分。韩某油腔滑调，老不正经，被人斥为“文坛痞子”，他竟反以为荣，文风学风都令人讨厌。这二人还在责问黄裳的同时乱泄私愤，谩骂他人。但此二人上面所说的事涉及郑振铎先生，研究者必须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不能以人废言。我愿意初步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黄裳作为有面子的老作家、老学者，面对关乎自己为人品行的多篇指名道姓、甚至名字出现在题目中的诛讨性文章，一直不作回应，只能被认为是心虚胆怯，或者是默认事实。他通过别人的文章，表示因为对方是“文坛牛二”，自己是“高手”，故不屑于还击云云的解释，是令人捧腹的。联想到最近他对别人文章中只是涉及他误判鲁迅手迹的批评，都要反复胡缠死不认账甚至攻击别人，这个反差就太强烈了。
其次，黄裳关于此事，其实还远不止沈某举出的“四种说法”。我就至少还看到了四种。如1949年11月8日的《吹剑录》题跋、1949年5月7日的《天顺日录辩诬》题跋、1981年8月25日的《西南访书续记》和1990年代初与刘绪源的对谈录等。而且说法多有歧异，除去可能有记忆方面的原因外，有些地方显然不是误记，而且非常可疑，确实有点“言多必失，反而露了馅儿”的味道。
例如，1981年黄裳写的《西南访书续记》中说：“1948年顷，我偶然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看到一本郑西谛手写的《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用荣宝斋格子纸写成，大约收入2000种上下线装书。后面还有长跋，历数收集这批书的艰难经过。书店的人告诉我，郑先生托他们卖掉这批书，价钱并不太贵，已经有一位在四川经商的客人想要了。我知道郑西谛当时的经济情况不好，他正在印几种大部头的图谱，又买了许多唐俑和参考书，天天为还债发愁。政治压迫又日益严重，他已经开始为离沪远行作准备。在这种情境中卖书是不奇怪的。这批书中有一大批明刻本，虽然并非孤本秘籍，但治学的人被迫卖掉藏书，总是使人难过的事。不久前为了给吴梅村的《鸳湖曲》作笺证，我向他借得张天如的《七录斋集》、陈子龙的《几社壬申合稿》，刚刚用毕还掉，不料也见于这本目录中间。这就使我很不舒服，总想能设法为他保存下这批书才好。取得西谛的同意之后就东奔西走，凑借书款。最后凑齐的那天下午，因为其中有一部分是银元，还跑到河南路的马路市场上去向摊贩换成纸币。等我提了一袋‘金元券’赶到书店，已经上灯了。店主人笑嘻嘻地对我说，币值猛涨，原来议定的价钱不算数了。”
所谓“2000种”云云，自是误记，不必多说。值得注意的是，黄裳本来一直讲是自己自发地想为郑振铎去赎回那批书的，但这里却说是“取得西谛的同意之后”才这样做的。郑振铎同意？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以前多次写文章却从来不提？黄后来又是怎么向郑解释的，郑又是怎样说的，为什么从不交代？我认为，黄裳说得到郑的同意，是不可能的，正如沈某文章引用的刘哲民说的：“如需保存，[郑]自能解决，无须黄裳代劳。”黄说书目中有他刚向郑借过的张天如《七录斋集》、陈子龙《几社壬申合稿》，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试想，这个书目是1944年写的，书也已经在1944年买给了张叔平，郑振铎怎么还能在1948年再借给黄呢？黄裳说，他把借来的银元（按，沈某说还借有金条）向摊贩换成纸币金圆券再去买那批书，而因币值猛跌书商不肯卖而没有买成。这种说法也使人十分怀疑。既然金圆券在贬值，书店老板肯定是愿意收“硬通货”的银元和黄金的，为什么还要去换金圆券呢？而且，黄裳在《吹剑录》题跋中自己也明明说：“商于文海，以黄金八两议定”。人家老板要的本来就是黄金么！
黄裳还说他当时知道郑振铎在为离沪作准备，也是不可能的。这里需要先谈谈这件事发生的时间。都说此事发生在1948年冬，但我认为实际当是1949年1月以后（当然仍是在冬天）。查1948年12月28日叶圣陶日记，有隐语记道：“午后，偕彬[宋云彬]、予[周予同]二兄访铎兄[郑振铎]，谈近事，无结论。”所谓“谈近事”，就是如何离开上海绕道香港去解放区；所谓“无结论”，就是郑振铎尚未正式决定。郑既然尚未决定出走，此时卖书筹盘就不大可能了。叶是1949年1月7日离沪的，12日他在香港写信致沪上诸友时，还用暗语说：“此行甚安适，无风无浪，长乐[郑振铎]有兴，亦可出此途。乞容翁[王伯祥]转告之。”郑振铎是2月15日秘密离沪的。可见，郑从下决心到出行，有一段时间。为了人身安全，成行前自然须严加保密，张、韩及黄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看郑的朋友李键吾、赵家璧、刘哲民和郑的学生孙家晋等人的回忆文章，郑在离沪前夕都曾找他们单独谈过话交代事情，但也只是隐约暗示自己要外出；黄裳与郑的交情与他们相比差得远，怎么可能知道郑在“为离沪远行作准备”的“情境”呢？张、韩借郑振铎名义卖书，很可能甚至还在1949年2月15日以后。因为只有在郑忙于准备出行，无暇光顾书店，或者已经成行，张、韩才敢肆无忌惮地打出郑的牌子。
黄裳说，郑振铎手稿《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被沈某久借未还；而沈某从我陈福康写的《郑振铎传》中得知该书目现藏于重庆市图书馆，以此驳斥黄造谣。我倾向于相信沈某说的，可能黄记错了；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当时书店有两份郑振铎手书书目的可能。有一件人所未知的事实是，现在除了在重庆图书馆藏有郑手书的这份书目外，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就还藏有郑手书的另外两份《纫秋山馆行箧书目》。
§§五、抗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