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七年(1901)9月7日,辛丑条约总算是签订了。像过去一次又一次和洋人打仗一样,咱中国人又输了个一塌糊涂。输了就赔钱好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反正大权还在慈禧太后手里攥着就行。
除了按照条约规定留下极少数军队长驻中国,联军其余的大部队纷纷开始拔寨归国。
9月13日,专门从刘公岛赶到塘沽港接华勇营的英国巡洋舰“罗曼”号缓缓靠抵威海卫爱德华码头。
威海卫行政公署在爱德华码头上组织的欢迎场面极其盛大隆重。行政长官洛克哈特登台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鲍尔准将也代表华勇营讲了话。欢迎大会结束后,鲍尔带着大队人马回到北大营,洛斯勃尔少校的骑兵营,仍回到麻家老寨子。
此后的日子,军营里却并不平静。论功行赏,首先是论功,这是每个军人做梦都想的美事儿,没功,哪来的赏?评上了的兴高采烈,没捞上功的垂头丧气甚而怨气冲天。
但不管怎样,英国人照样依照程序,按部就班地把事情进行下去。
英国人给予了华勇营极高的荣誉,不仅以政府的名义为华勇营竖了纪念碑,立功官兵更被当成英国的英雄来崇敬。
12月10日,立功授奖大会在北大营操场上举行,威海卫所有的头面人物全部莅临北大营。173名立下战功的士兵站在前排,把每一枚维多利亚女王勋章送到立功士兵手中的,是鲍尔准军,而只有洛斯勃尔、郑逸秋、黎成等8名立下一等功的官兵,才由洛克哈特亲手把勋章戴在他们的胸前。
对郑逸秋来说,钱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接踵而来的好处却让华勇营的官兵们羡慕得眼珠子充血。
1904年4月,被挑选出来的郑逸秋、黎成、姚家杰、郭文卿等12名华勇营的中国军人身披绶带,登上了“威廉”邮轮,代表华勇营前往伦敦参加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
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颠簸以后,他们终于到达了伦敦,在白金汉宫,他们与来自印度军团、香港军团、新加坡军团,以及中东、非洲各殖民地的雇佣军中的“优秀分子”一起,受到了英国新国王的接见。
爱德华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他不仅是英伦三岛的国王,同时也是大英帝国所有海外殖民地的国王,和全世界所有的帝王相比,他不仅拥有最多的土地,他的全称恐怕也是无人能及的――“承上帝洪恩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所有海外自治领的国王,国教捍卫者,印度皇帝爱德华七世”。
既然是“所有海外自治领的国王”,那么,当然有必要将爱德华七世的威仪昭显于大英帝国所有海外领地的土地上。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新国王接见殖民地军人代表的盛大豪华的场面举世无双。
英国人以极为巧妙的方式犒赏这些忠诚不渝的雇佣军代表,授予他们极高的荣誉和勋章,以感谢他们对大英帝国流血牺牲,作出的特殊贡献。同时也据此向所有雇佣军表明,只要为英国的国家利益竭尽全力赴汤蹈火,他们也同样能够享受到这一切难得的殊荣。
受到国王的接见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但并不令人如沐春风。面对着英国宫廷的豪华排场,感受着王者的气势,不免会让被接见者手足无措。而出现在济济一堂的雇佣军代表们眼前的爱德华七世也足以令他们顶礼膜拜,战战兢兢,惊为天人。
其他的不说,单是他权杖上的那枚重530.02克拉的“非洲之星”,在此之前经媒体的竭力渲染,已经让全世界视为最为昂贵的珍宝。
宫廷乐队奏响的乐曲是巴赫应新国王之邀,专门将自己创作的《希望与光荣》改编成的《加冕颂》。
而与所有来自殖民地的雇佣军代表不同的是,郑逸秋等12名来自中国威海卫的军人是头顶着一座中国城门受到英国新国王接见的――这是所有朝贺者中献给那个日不落帝国国王的一份最奇特的礼物。
这12名为英国效尽犬马之力的中国军人得到的回报却是每人一枚维多利亚女王勋章。
郑逸秋在伦敦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是将他从战争中掳掠到手的所有字画和古玩寄存到了海德公园旁边的一家银行的保险室里。
而此后事情的发展却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905年8月英日第二次签订同盟条约后,英国对日本的戒心解除,确定将威海卫作为一处不设防的军港,英国政府部分官员即以降低防务费用为由提议解散该军团。至此,英国内外防范压力减弱,使华勇营失去了保留价值,作出了解散华勇营的决定。到1906年6月,这支雇佣部队最终被解散。英国人对善后工作处置很得人心,为华勇营士兵提供了三条选择,一、去南非当警察;二、留在威海卫当巡捕;三、移交给中国正规军。
结果,有532人选择了去南非,75人选择留在威海卫,剩下的700多人则集体移交给中国政府,转入了袁世凯的新军。
没有史料表明这转入中国正规军的700多人受到了歧视,甚至连道义上的谴责也不曾发生,虽然中国当局对华勇营在庚子年发生的那场战争中的表现肯定是非常清楚,唯一的解释恐怕是他们也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群普通的士兵,谁给他们生存的条件,他们便为谁扛枪打仗。自古以来,这便是天经地义的事。
黎成去了新军,他在华勇营仅是个连长,一到新军便官升一级,担任了管带。
1911年,在与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作战时,死于汀泗桥之役。
郑逸秋却作出了另外的选择,他和奉命调到英国陆军部亚洲局工作的洛斯勃尔一同去了英国。此后,他一直定居在曼彻斯特,娶了洛斯勃尔的妹妹苏莱为妻,成为了国际知名的文物古董鉴赏家兼收藏家,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1960年7月21日,逝于曼彻斯特郊外别墅,终年83岁。
笔者告白
笔者着重强调,本书在渲染时代背景,介绍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时,多处引用了前人以及学者们的著述,尤其是蔡东藩《清史演义》、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和王树增先生《1901,一个帝国的背影》中披露的珍贵史料,在此特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