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回 俄法德疯狂掠杀美日军显属另类
北京沦陷后，八国联军纵兵三日，为所欲为，中华古都遭到了亘古未有的浩劫。数万名侵略者一面屠杀奸淫，一面四处抢掠，恣意焚毁。其中，不管是皇宫禁地、坛庙寝陵、公署衙门王公第府，以至商家铺号，均无一幸免。
鲍尔将军麾下的华勇营打着搜捕义和团和溃散中国军人的旗号，全副武装名正言顺地奔突在英占区的大街小巷，将所有的“战利品”用大板车抢运到天坛，最后由英国大使馆组织人员公开就地拍卖，所获之款，再由英国大使窦纳乐勋爵和英军司令官鲍尔准将依据功绩，分拨给各级军官和各支部队。
抢掠王府、官府和皇室，是在各国军队的司令官们直接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而抢掠商家号铺大多是联军官兵的个人行为，京城内几乎每一家商铺都遭到彻底的抢劫，各国洋兵“三五成群，身挎洋枪，手持利刃，卧房密室，无所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任其所为，饱载而去”。
华勇营有着其他各国军队不能企及的优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知道应当把抢劫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才准确恰当事半功倍。所以，他们通常对普通的商家号铺视而不见，只把重点放在了珠宝店和钱庄、当铺上。当然，洋兵们也不傻，很快，他们也争相效法这些身穿英国军装的中国人的做法，也大都能做到硕果累累。
京城全城200多家当铺，在1900年这个伏夏的季节里遭受了太多的灾难，两月前官军打开城门放义和团拥进京师时，就被义和团与官军大抢过一次，旧伤未愈，又添新痛，眼下又拥来了如狼似虎的洋兵。在联军进城的头三天里，没有遭到洋人抢掠的仅剩4家。闯入当铺的联军官兵“类似疯狂，汹涌难遏，群碎其柜，争前抢夺，当铺已成疯人院，其状可畏”。有一家大型当铺的掌柜和伙计居然要誓死保卫财产，和联军对峙很久，最后还是被联军攻破大门，结果“室内顿时纷乱，首饰、古玩玉器、皮衣、绣货、绸缎等各类物品，抛置地面，以足踏上，灰土飞扬，呛人之喉”。联军官兵们只要黄金、银子、钻石和钟表和貂皮绸缎，“各人背负一包，急荷而出”。摘自《铁血百年祭》，孙其海著。
联军进京后在北京实行分片占领，以便最低限度维持住北京市区刚刚平定的秩序。
出于报复，联军在北京城犯下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参与制造暴行的并不完全是联军，始作俑者，是中国溃兵与义和团民。
联军从各城门进入北京时，记者们所看到的是中国军队和义和团对他们的同胞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暴行：
法国记者贝野罗蒂写道：“外国军队进入北京各处的每一时刻，他们看见的情景是四处起火，夜如白昼，道路通明。他们所到的所有的地方都已经被中国军人和拳匪毁坏殆尽。这个事实可以向人证明，北京已是一座废墟之城。各处的外国人或中国基督徒，或者任何同情外国人，同情中国基督徒或有财产的中国人都遭到了疯狂地屠杀。南堂，西什库教堂全然被毁。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全北京城各处大同小异。”
而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暴行最令人触目惊心。
“法国步兵之前锋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掺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10分钟或15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全副武装的俄国士兵三三两两进入屋舍，屠杀安静、平和的小商贩，抢走他们的财产，焚烧他们的家舍。当着他们的面奸淫他们的母亲和妻女。如遭反抗，便把他们杀掉。在最初的几天时间里，整个城市对中国平民是如此的恐惧，许多妇女为了躲避他们，在自家院子里跳井或自焚而死……听那些穷苦人哀告求饶是很痛苦的。当军官下令‘开火’时，每个受难者被多颗子弹射中。我们听到沉重的呻吟，看到身体翻倒在坑穴中。然后一切就结束了……考虑到文明教化的责任，俄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所表现的触目惊心的野蛮残酷，比中国人的野蛮残酷更加令人无法原谅。”
当年为世界写下上述见证的，是长老教会教堂一位著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在北京居住多年的实习医生罗勃特・考特曼，中文名满乐道，来华传教医师、商人，此人于1931年逝世。他是义和团暴乱的受害者。经历了两个月之久的被围困和濒死的绝望以及被中国人折磨的恐惧之后，他回忆说，“对那些强壮的中国士兵或者农民阶级，我心中已经不存太多的温情。但是看到发生在通州和北京的残忍肆虐的景象，我还是为那些几天以前曾经竭力置我们于死地的人们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悲惨命运，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我们感到，文明国家的代表们能够犯下令人如此令人震惊的暴行，同样地可耻！”
由瓦德西率领的德国人的庞大军队在解救行动结束之后抵达北京，立即投入了四处烧杀抢掠，不问所遇是否义和团民，为他们被杀害的大使和在大沽一战中断掉一条腿的战舰舰长，对华人实行疯狂血腥的报复。他们的暴行遍及他们足迹所到之处的“京津四郊，铁路沿线，南及保定府，北至张家口，西去紫荆关，窜扰不停。大小村镇，稍不如意，便被冠以义和团残匪罪名，恣意烧杀”。
联军司令部“特许军队自由行动三日”，北京陷于空前的剧痛之中。
连瓦德西在了解到联军“纵兵三日”造成的后果后，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从外国记者随处记录的见闻报道来看，联军在中国首都最为普遍的恶行是抢劫，“自联军进入北京以后，除了安营扎寨，分割市区和抢掠，再无其他事情发生。北京混乱一团……现在，外国之手介入这个废墟，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跟着联军从天津一直来到北京的荷兰记者尼・卡尔森写道：“抢劫比在天津时更加方便。这里，没有很多中国人在周围等待冒险，他们十分胆小怕事，而且，他们分明也十分痛恨曾经管理他们的政府官员，他们通常是主动地带领联军的士兵去抢劫中国的官员和有产者的家庭，而他们在这种抢劫过程中也享受到了一种报复的快感并且能分到一杯羹。所有的战利品在大使馆周围堆积如山，等待拍卖。这样做在所有外国人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不会让任何人感到良心上的责备。”
日本随军记者植松良二之也对联军“纵兵三日”后北京出现的惨景有现场报道文字：“古老城墙之上的多座巍然箭楼，亦被联军大炮击碎烧弃，已失数百年来巍峨壮丽之景观，留者仅一二耳。城内外惨遭兵燹，街市毁失，十分二三。居民四面逃遁，兄弟妻子离散，面目惨淡。钱财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无人能够自保。此次入京之联军，纪律已远非昔日之严明。将校军士，白昼公然大肆掠夺，此我等所亲见。计京城内富豪大官之居宅，无一能避此难者。”
随俄军进入北京采访的俄国《新边疆报》记者扬契维茨基，描述了他所看见的北京被攻陷当天的情景：“傍晚，万籁俱寂，枪声早已停止，我重新登上城墙，眺望这座庞大而充满神秘意味的城市。在这座古老城市的上空，曾经从夜里两点到下午两点，到处纷飞着令人生畏的炮药：燃红的铅弹，钢铸的榴弹，甚至还有中国人用生铁制成的古老的炮弹。在这寂静的古老城墙上和在这神圣京都的城墙下，人们的鲜血一直流淌了12个小时。无云的天空，好像因为受到地面上大炮的致命轰鸣声而震撼和搅动，忧郁得使自己明朗的蔚蓝色变得暗淡无光，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铅色乌云……”
罗蒂是一位法兰西学院院士，海军军官出身的他，以撰写世界游记而著称。在北京沦陷20多天后，他奉命前来为《费加罗报》报道中国见闻。他走进了北京外城永定门，看到城墙多处被炮火轰塌，到处是一片废墟。他写道：“经炮弹、机关枪光临过的北京，留下的仅有颓垣败瓦而已，一切都颓坍了，但欧洲人的国旗，飘扬在各处高大的城楼上。”他来到天坛，看到：“这个往昔中国皇帝用来祭天的庄严肃穆的圣地，现在任由野蛮人的马队驰骋。属于英国人指挥的印度锡克士兵和一支由忠于英国人的中国青年组成的军队在那里扎营。他们的战马蹂躏着这片圣地上的一切。草地上到处是马粪。一个巨大的大理石香炉，据说过去是祭天时烧香用的，现在被这些士兵当做烧烤牛肉的大炉子……”
英文各方面资料及相关中文资料显示，美国在平定京津附近暴乱局势之后，撤出了联军以剿灭拳匪为名而进行的讨伐行动，坚定地维护“保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的第二度门户开放政策。
暴乱局势被控制之后，各主要联军争先占领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线，俄军抢先占领这条铁路线上的芦台，而后乘火车抵达山海关。但是英军已经经海路抢先占领了山海关的炮台和车站，并肩作战的盟军立即变成刀枪相向的对手，战斗一触即发。最后，俄、英在德国人的调停之下，将这一线的炮台、车站、要塞、铁路沿线及各站瓜分管理。
美国人拒绝参与这次行动。
继后，法军进兵冀中地区，为缉拿杀害法国姑娘莫兰・诺丽丝的元凶特地西征保定府，与从京津出发的德、英、意联合纵队在保定府会合。
这次联合讨伐行动，美国人也不在其中。
9月，德、意、奥三国军队经宣化进兵张家口。几乎同时，德、法、英、意军队经易州占领紫荆关；12月，德、法两军经正定向西取获鹿。次年3月，德军进占娘子关。“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均在联军势力圈内，往来穿梭，足迹殆遍。凡拳匪巢穴，无论官衙民居，遇则焚毁，往往全村遭劫”。摘自《圣教史略》。
在这一系列的军事讨伐并伴与大规模的屠杀行动之中，同样看不见一个美国士兵的踪影。
事实上，据当时的中国民间报纸《申报》10月2日报道，美国在10月份已经公开声明退出了德国元帅瓦德西所指挥的讨伐义和团的行动：“声明美兵之在中华者，不再兴闻战事，虽德国爵臣瓦德西氏总统联军，美亦当置身事外也。”
在所参与的追击平息义和团暴乱的军事行动中，美军也军纪严明，禁止滥杀无辜。仅以美军参与行动的通州暴行为例：
北京美军司令部收到了来自通州的一份报告。报告指控联军在那里的暴行。
这份报告立即引起美军司令部的高度重视。由于担心美军在那里的行为出轨，美军司令萨菲立即决定全面调查发生在通州的联军暴行。萨菲派了默尔少校和一名中国翻译专程前往通州了解情况。调查结果证明：美军在那里的纪律良好，行为规范。暴行不是美军所为。
在默尔少校赶赴通州调查之前，也许考虑到各列强一贯的对华政策和行为方式，美军司令部曾经作出估计，认为通州暴行可能是俄军和攻打通州的主力日军所为。但是调查结果出乎萨菲将军的意料：不仅美军没有卷入，日军也全然无辜；俄军参与者人数甚微；法国才是最主要的暴行责任者。
美军在联军对北京城的大规模抢劫行为中也是例外。在随军记者的记录中，有下列这样的表述，证明美军严令禁止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制止抢劫。“在美国人的占领区，美国人试图彻底制止抢劫。有报道说他们有令开枪。”尼・卡尔森的这段报道的英文原文没有说明对谁开枪。但上下文的意思很明确，是指对抢劫者开枪。也就是说，美军不仅禁止自己的士兵抢劫，而且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可以对一切抢劫者开枪镇压。由于与其他各联军之间的外交关系，美军当然不可能管到其他国家的占领区去。不仅如此，萨菲还特地将安民告示全部翻译成中文，张贴各处，以便区内中外朝野各类人等都能了解。
美军纪律的严明还可以从下列当时的外电报道中看出：“美国有组织地征收牲畜，支付合理价钱。并且颁布了命令，禁止以其他各种手段获得牛羊肉。”
美军在华行动直接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关注。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中文名柔克义）在北京暴乱平息后，专程赴天津市区及京津一线视察。1900年10月1日，他给国务卿约翰・海发了一份重要电报汇报情况。他说：“我很高兴能够告诉您，我们的军队在这里和别处任何地方的行为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他们的纪律和良好的忍耐力受到所有方面的赞许……日本人也采取旁观态度，不参与抢劫，并且认为抢劫战利品是全然错误的。”
下令禁止抢劫的事实还可以在萨菲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
外国记者的报道显示，日军也不参加抢劫：“只有日本人采取旁观态度，不参与抢劫，并且认为抢劫战利品是全然错误的。”
日本人也给北京的老百姓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他们竟然派出军队，清理自己占领区内的腐尸。而且日军纪律严明，对日占区内的中国百姓从无骚扰之事发生。
美、日两军的另类表现也被亲历者和史家记入了中国的历史：
“时联军入都，各国划界，分屯军队，美、日两国兵，均严守纪律，不扰居民”。
（摘自《庚子国变记》，清，罗��著。
“日本兵先从东直门攻入，占领北城，各国兵亦随进京城，城内居民，纷纷逃窜。溃兵拳匪趁势劫掠，典当数百家，一时俱尽。北城先经日兵占据，严守纪律，禁止骚扰，居民叨他庇护，大日本顺民旗，遍悬门外。可为一叹。”（摘自《清史演义》，蔡东潘著。
由于后来发生的诸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等等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重大历史事件均是日本军人所为，所以日本军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无异于妖魔鬼怪，食人生番。
但是，19世纪末的日本军人由于国家政治功利的需要，在许多国际场合表现得并不像他们的后辈一样凶残和狂暴。
明治维新以后，东方出现了一个蒸蒸日上，国力逐渐强大的日本。此时的日本一心脱亚入欧，在文化上采取种种手段竭力削弱或是消除自己的亚洲人形象，他们甚至通过宪法将在日本民间具有浓厚久远历史的春节降格到民间节日，而把西方的一些重大节日，如圣诞节等，作为自己的国家节日。总而言之，此时的日本，在一切能够表现和塑造日本国家形象的国际舞台上，总想闪亮登场，出演主角。加入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北京，日本人与其说是前来打仗，不如说是趁此机会前来展示日本武士的威武军力与天皇军队的仁义风范。在八国联军中，日本人是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精锐之师，击败中国最精锐正规军聂士成部的八里台之战，攻打天津南门，攻打北京朝阳门，均是由他们担当主力，并且均能战而胜之。
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者、胡适先生的高足、纽约市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与亚洲学系主任，20世纪70年代随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成为第一批被获准回大陆探亲的300人中之一员的唐德刚先生也根据他多年的研究结果陈述说：“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军，倒是与俄、法、德、英等国军队颇为不同。联军中日军在京全然没有对平民百姓行抢掠之道，是当时有目共睹的。作战争先，掳掠落后，一时颇为他们入侵的友军和本地华民，另眼相看。”（摘自《晚清七十年》，美，唐德刚著。
纵观美国对华外交行为和原则的历史，美军在京的克制和自律并不奇怪；而顺查后来的日本对华行为，日军良好纪律则令人相当意外，因为它全然不符合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传统。
为此，唐德刚提供他的分析说：“那时的日本刚做了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初尝滋味，乍得甜头，他们要竭力自我表现，力争上游……”
但是，再严谨的历史学家们的考证想必也有疏漏之处，他们对联军中的美国人与日本人赞誉有加，这恐怕是在掳掠狂潮中美日士兵相对于其他国家军队的疯狂而稍显节制的原因。而任何人置身在那种大肆抢劫的热劲之下，要彻底地做到独善其身，站在河边不湿鞋，绝对是不可能的。“掳掠落后”，与“出自污泥而不染。”
绝不能同日而语。
比如日本人，虽然他们在分区占领北京后对日占区内的中国平民并未进行大肆抢劫，甚而把日占区营造成了俄占区、法占区、英占区内的中国平民羡慕的地方。但是，在刚刚进入北京城时，日本军队不仅参与了抢劫，而且成为了抢劫风潮中的最大“受益者”。日军进城后首先抢掠了军机大臣宝均的家，他们仅仅从这座王府院子里的水井中，就取出了30万两白银。而且，阴鸷的日本人在尚未进城之前，靠着汉奸的指点，也在进城后的第一波抢劫狂潮中占得了先机。大清帝国的户部位于俄军的“占领区”，但是当俄军进入户部的时候发现，户部的银库已经被抢先进入的日军抢掠完毕。早已经汉奸指点掌握了户部银窖准确位置的日本皇军迅速准确地在户部里挖开一个巨大的地银库，把里面500万两银锭搬运一空，包括一个那时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纯金砝码，这一砝码的重量“和一个真人的重量相等”。
为此，俄军司令利涅维奇向日军司令山口素臣提出了“严正抗议”，而山口中将的辩解滴水不漏，让俄军司令无懈可击。他说：“分区占领的决定是15日下午15时才做出的，日本军队进入户部的时间则是在15日上午，因此，日本皇军的行动并未违规，缴获正当有效。”
利涅维奇愤怒得失去了理智，他不停地挥着拳头叫喊：“一定还有！人们都说还有金子和银子！金子在哪里？银子在哪里？”
终于使这位贪婪的俄国将军喜出望外心花怒放的是俄军队对颐和园的“独家占领”。8月16日上午，俄军中校伊林斯基先于其他联军进入颐和园，并宣布这座巨大豪华的皇家园林为俄军的“军事禁区”。从那一天起，直到10月2日英、意军队根据联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接管颐和园时止，中华帝国这座皇家园林中的珍贵物品大部分都已经落入了俄国人的手中。在占领颐和园的近50天内，俄军雇佣京城民间的大车，昼夜不断地从颐和园往俄国使馆抢运财宝。由于抢运的任务实在繁重，赶大车的人极其疲劳，经常处于半睡状态，致使“车中物品时落于地，无数雕刻奇巧的玉器因此碎成数段”。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这些大车经过的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中国人依旧可以在泥泞中不断地捡到“皇家的珠宝”。后来从俄国人手中接管颐和园的英、意官兵在颐和园内再次进行了最严密的搜索，还是发现了大批财宝。等到再也搜寻不到值钱的物品后，官兵们开始随意“取所爱之物为纪念品”，这些“纪念品”包括各种精美的瓷器、香炉、花盆甚至雕花门窗。
军纪森严的日本人尚且如此，崇尚自由的美国人自然也不出其外。英国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便在根据他当时发表的众多战地报道写成的《中国与联军》一书中写道：“美国士兵的情况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题目，因为事后美国报纸说，美国士兵是在中国唯一没有进行抢掠的士兵。其实，美国士兵绝不比其他国家的士兵更坏一些，但也决然不比他们好多少。美国士兵身上没有艺术气质，更多的是相当的商业才能。美国士兵来到中国人住宅内的结果就像一场厉害的地震发生了一样。他们是鲁莽的，举止和语言不符合欧洲人的教养标准。他们既不喜欢艺术的刺绣，也不喜欢稀有的铜器和瓷器。他们拣起高级官员家中一只保存了好几个世纪的值钱的花瓶，扔在地板上。摔碎陶瓷器皿的噪音，倒使他们不懂音乐的耳朵听起来欢喜若狂。他们是真正的军人，通常使我感到他们是对生活失意的人，经常在找寻财富。他们在有钱的中国人的房子中寻找的全是金条、银锭，最为他们喜欢的是纯金的元宝。如果他们找不到金条银锭，他们宁愿什么也不要。”
而在兰德尔的眼中，日本兵则“表现出自然而完全地欣赏艺术及艺术性事物。”
的特点，“他们的抢掠的方式是沉默而安静”的。
关于八国联军在华的抢劫掠夺行为，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伯爵在1900年10月22日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里有毫不隐晦的记叙：
“最近的战斗使北京许多街区遭到毁灭。北京被占领之后头三天公开允许的抢劫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英军的抢劫是相当有制度的，强抢来的东西必须集中放在指定的一个地方，以便日后拍卖。拍卖的收入再按照事前拟定的计划在军官和连队之间进行分配。而且英军司令鲍尔将军告诉我，印度士兵对于战胜之后而不继以抢劫一事，绝对不能理解。所有此地各国军队，无不一致公推印度兵士最善于寻出密藏之金银宝物（这很可能是瓦德西张冠李戴，把同样戴着缠头式军帽的华勇营当做了印度军团。此种情形还发生在对钻越下水道首先进入东交民巷的华勇营的报道，记者们大都把这一‘殊荣’归功于印度军队――作者注）与英国等欧洲国家军队不同的是，日本军队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所有，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山口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200万两之多，我想这个数字必定是缩小了的。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是被官方明令禁止的，但是美国士兵中的冒险家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俄军的抢劫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东西被扔得乱七八糟。法国在抢劫方面也不落人后，很遗憾那么多珍贵物品都被以最粗鲁的方式对待，大都被毁掉了。俄军占领中国皇帝的夏宫后（颐和园――作者注）将宫中的大量珍品作为官方的战利品运走，此事我从前曾向陛下报告过。当初报告之中，曾提及俄国将普鲁士君主前此所赠中国各礼物亦复运往阿瑟港（即旅顺港――作者注）云云，则现在须再将此事加以更正说明，即当时事实是，俄国确曾预将各物运往该处，但因陆军准将霍普纳提出严重抗议，俄军业已将该物悉数交与我军，现保存于德国大使馆中。”
报告中唯独没有关于德军抢劫的说明。
鲍尔将军麾下的华勇营打着搜捕义和团和溃散中国军人的旗号，全副武装名正言顺地奔突在英占区的大街小巷，将所有的“战利品”用大板车抢运到天坛，最后由英国大使馆组织人员公开就地拍卖，所获之款，再由英国大使窦纳乐勋爵和英军司令官鲍尔准将依据功绩，分拨给各级军官和各支部队。
抢掠王府、官府和皇室，是在各国军队的司令官们直接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而抢掠商家号铺大多是联军官兵的个人行为，京城内几乎每一家商铺都遭到彻底的抢劫，各国洋兵“三五成群，身挎洋枪，手持利刃，卧房密室，无所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任其所为，饱载而去”。
华勇营有着其他各国军队不能企及的优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知道应当把抢劫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才准确恰当事半功倍。所以，他们通常对普通的商家号铺视而不见，只把重点放在了珠宝店和钱庄、当铺上。当然，洋兵们也不傻，很快，他们也争相效法这些身穿英国军装的中国人的做法，也大都能做到硕果累累。
京城全城200多家当铺，在1900年这个伏夏的季节里遭受了太多的灾难，两月前官军打开城门放义和团拥进京师时，就被义和团与官军大抢过一次，旧伤未愈，又添新痛，眼下又拥来了如狼似虎的洋兵。在联军进城的头三天里，没有遭到洋人抢掠的仅剩4家。闯入当铺的联军官兵“类似疯狂，汹涌难遏，群碎其柜，争前抢夺，当铺已成疯人院，其状可畏”。有一家大型当铺的掌柜和伙计居然要誓死保卫财产，和联军对峙很久，最后还是被联军攻破大门，结果“室内顿时纷乱，首饰、古玩玉器、皮衣、绣货、绸缎等各类物品，抛置地面，以足踏上，灰土飞扬，呛人之喉”。联军官兵们只要黄金、银子、钻石和钟表和貂皮绸缎，“各人背负一包，急荷而出”。摘自《铁血百年祭》，孙其海著。
联军进京后在北京实行分片占领，以便最低限度维持住北京市区刚刚平定的秩序。
出于报复，联军在北京城犯下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参与制造暴行的并不完全是联军，始作俑者，是中国溃兵与义和团民。
联军从各城门进入北京时，记者们所看到的是中国军队和义和团对他们的同胞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暴行：
法国记者贝野罗蒂写道：“外国军队进入北京各处的每一时刻，他们看见的情景是四处起火，夜如白昼，道路通明。他们所到的所有的地方都已经被中国军人和拳匪毁坏殆尽。这个事实可以向人证明，北京已是一座废墟之城。各处的外国人或中国基督徒，或者任何同情外国人，同情中国基督徒或有财产的中国人都遭到了疯狂地屠杀。南堂，西什库教堂全然被毁。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全北京城各处大同小异。”
而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暴行最令人触目惊心。
“法国步兵之前锋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掺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10分钟或15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全副武装的俄国士兵三三两两进入屋舍，屠杀安静、平和的小商贩，抢走他们的财产，焚烧他们的家舍。当着他们的面奸淫他们的母亲和妻女。如遭反抗，便把他们杀掉。在最初的几天时间里，整个城市对中国平民是如此的恐惧，许多妇女为了躲避他们，在自家院子里跳井或自焚而死……听那些穷苦人哀告求饶是很痛苦的。当军官下令‘开火’时，每个受难者被多颗子弹射中。我们听到沉重的呻吟，看到身体翻倒在坑穴中。然后一切就结束了……考虑到文明教化的责任，俄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所表现的触目惊心的野蛮残酷，比中国人的野蛮残酷更加令人无法原谅。”
当年为世界写下上述见证的，是长老教会教堂一位著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在北京居住多年的实习医生罗勃特・考特曼，中文名满乐道，来华传教医师、商人，此人于1931年逝世。他是义和团暴乱的受害者。经历了两个月之久的被围困和濒死的绝望以及被中国人折磨的恐惧之后，他回忆说，“对那些强壮的中国士兵或者农民阶级，我心中已经不存太多的温情。但是看到发生在通州和北京的残忍肆虐的景象，我还是为那些几天以前曾经竭力置我们于死地的人们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悲惨命运，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我们感到，文明国家的代表们能够犯下令人如此令人震惊的暴行，同样地可耻！”
由瓦德西率领的德国人的庞大军队在解救行动结束之后抵达北京，立即投入了四处烧杀抢掠，不问所遇是否义和团民，为他们被杀害的大使和在大沽一战中断掉一条腿的战舰舰长，对华人实行疯狂血腥的报复。他们的暴行遍及他们足迹所到之处的“京津四郊，铁路沿线，南及保定府，北至张家口，西去紫荆关，窜扰不停。大小村镇，稍不如意，便被冠以义和团残匪罪名，恣意烧杀”。
联军司令部“特许军队自由行动三日”，北京陷于空前的剧痛之中。
连瓦德西在了解到联军“纵兵三日”造成的后果后，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从外国记者随处记录的见闻报道来看，联军在中国首都最为普遍的恶行是抢劫，“自联军进入北京以后，除了安营扎寨，分割市区和抢掠，再无其他事情发生。北京混乱一团……现在，外国之手介入这个废墟，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跟着联军从天津一直来到北京的荷兰记者尼・卡尔森写道：“抢劫比在天津时更加方便。这里，没有很多中国人在周围等待冒险，他们十分胆小怕事，而且，他们分明也十分痛恨曾经管理他们的政府官员，他们通常是主动地带领联军的士兵去抢劫中国的官员和有产者的家庭，而他们在这种抢劫过程中也享受到了一种报复的快感并且能分到一杯羹。所有的战利品在大使馆周围堆积如山，等待拍卖。这样做在所有外国人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不会让任何人感到良心上的责备。”
日本随军记者植松良二之也对联军“纵兵三日”后北京出现的惨景有现场报道文字：“古老城墙之上的多座巍然箭楼，亦被联军大炮击碎烧弃，已失数百年来巍峨壮丽之景观，留者仅一二耳。城内外惨遭兵燹，街市毁失，十分二三。居民四面逃遁，兄弟妻子离散，面目惨淡。钱财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无人能够自保。此次入京之联军，纪律已远非昔日之严明。将校军士，白昼公然大肆掠夺，此我等所亲见。计京城内富豪大官之居宅，无一能避此难者。”
随俄军进入北京采访的俄国《新边疆报》记者扬契维茨基，描述了他所看见的北京被攻陷当天的情景：“傍晚，万籁俱寂，枪声早已停止，我重新登上城墙，眺望这座庞大而充满神秘意味的城市。在这座古老城市的上空，曾经从夜里两点到下午两点，到处纷飞着令人生畏的炮药：燃红的铅弹，钢铸的榴弹，甚至还有中国人用生铁制成的古老的炮弹。在这寂静的古老城墙上和在这神圣京都的城墙下，人们的鲜血一直流淌了12个小时。无云的天空，好像因为受到地面上大炮的致命轰鸣声而震撼和搅动，忧郁得使自己明朗的蔚蓝色变得暗淡无光，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铅色乌云……”
罗蒂是一位法兰西学院院士，海军军官出身的他，以撰写世界游记而著称。在北京沦陷20多天后，他奉命前来为《费加罗报》报道中国见闻。他走进了北京外城永定门，看到城墙多处被炮火轰塌，到处是一片废墟。他写道：“经炮弹、机关枪光临过的北京，留下的仅有颓垣败瓦而已，一切都颓坍了，但欧洲人的国旗，飘扬在各处高大的城楼上。”他来到天坛，看到：“这个往昔中国皇帝用来祭天的庄严肃穆的圣地，现在任由野蛮人的马队驰骋。属于英国人指挥的印度锡克士兵和一支由忠于英国人的中国青年组成的军队在那里扎营。他们的战马蹂躏着这片圣地上的一切。草地上到处是马粪。一个巨大的大理石香炉，据说过去是祭天时烧香用的，现在被这些士兵当做烧烤牛肉的大炉子……”
英文各方面资料及相关中文资料显示，美国在平定京津附近暴乱局势之后，撤出了联军以剿灭拳匪为名而进行的讨伐行动，坚定地维护“保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的第二度门户开放政策。
暴乱局势被控制之后，各主要联军争先占领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线，俄军抢先占领这条铁路线上的芦台，而后乘火车抵达山海关。但是英军已经经海路抢先占领了山海关的炮台和车站，并肩作战的盟军立即变成刀枪相向的对手，战斗一触即发。最后，俄、英在德国人的调停之下，将这一线的炮台、车站、要塞、铁路沿线及各站瓜分管理。
美国人拒绝参与这次行动。
继后，法军进兵冀中地区，为缉拿杀害法国姑娘莫兰・诺丽丝的元凶特地西征保定府，与从京津出发的德、英、意联合纵队在保定府会合。
这次联合讨伐行动，美国人也不在其中。
9月，德、意、奥三国军队经宣化进兵张家口。几乎同时，德、法、英、意军队经易州占领紫荆关；12月，德、法两军经正定向西取获鹿。次年3月，德军进占娘子关。“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均在联军势力圈内，往来穿梭，足迹殆遍。凡拳匪巢穴，无论官衙民居，遇则焚毁，往往全村遭劫”。摘自《圣教史略》。
在这一系列的军事讨伐并伴与大规模的屠杀行动之中，同样看不见一个美国士兵的踪影。
事实上，据当时的中国民间报纸《申报》10月2日报道，美国在10月份已经公开声明退出了德国元帅瓦德西所指挥的讨伐义和团的行动：“声明美兵之在中华者，不再兴闻战事，虽德国爵臣瓦德西氏总统联军，美亦当置身事外也。”
在所参与的追击平息义和团暴乱的军事行动中，美军也军纪严明，禁止滥杀无辜。仅以美军参与行动的通州暴行为例：
北京美军司令部收到了来自通州的一份报告。报告指控联军在那里的暴行。
这份报告立即引起美军司令部的高度重视。由于担心美军在那里的行为出轨，美军司令萨菲立即决定全面调查发生在通州的联军暴行。萨菲派了默尔少校和一名中国翻译专程前往通州了解情况。调查结果证明：美军在那里的纪律良好，行为规范。暴行不是美军所为。
在默尔少校赶赴通州调查之前，也许考虑到各列强一贯的对华政策和行为方式，美军司令部曾经作出估计，认为通州暴行可能是俄军和攻打通州的主力日军所为。但是调查结果出乎萨菲将军的意料：不仅美军没有卷入，日军也全然无辜；俄军参与者人数甚微；法国才是最主要的暴行责任者。
美军在联军对北京城的大规模抢劫行为中也是例外。在随军记者的记录中，有下列这样的表述，证明美军严令禁止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制止抢劫。“在美国人的占领区，美国人试图彻底制止抢劫。有报道说他们有令开枪。”尼・卡尔森的这段报道的英文原文没有说明对谁开枪。但上下文的意思很明确，是指对抢劫者开枪。也就是说，美军不仅禁止自己的士兵抢劫，而且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可以对一切抢劫者开枪镇压。由于与其他各联军之间的外交关系，美军当然不可能管到其他国家的占领区去。不仅如此，萨菲还特地将安民告示全部翻译成中文，张贴各处，以便区内中外朝野各类人等都能了解。
美军纪律的严明还可以从下列当时的外电报道中看出：“美国有组织地征收牲畜，支付合理价钱。并且颁布了命令，禁止以其他各种手段获得牛羊肉。”
美军在华行动直接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关注。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中文名柔克义）在北京暴乱平息后，专程赴天津市区及京津一线视察。1900年10月1日，他给国务卿约翰・海发了一份重要电报汇报情况。他说：“我很高兴能够告诉您，我们的军队在这里和别处任何地方的行为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他们的纪律和良好的忍耐力受到所有方面的赞许……日本人也采取旁观态度，不参与抢劫，并且认为抢劫战利品是全然错误的。”
下令禁止抢劫的事实还可以在萨菲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
外国记者的报道显示，日军也不参加抢劫：“只有日本人采取旁观态度，不参与抢劫，并且认为抢劫战利品是全然错误的。”
日本人也给北京的老百姓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他们竟然派出军队，清理自己占领区内的腐尸。而且日军纪律严明，对日占区内的中国百姓从无骚扰之事发生。
美、日两军的另类表现也被亲历者和史家记入了中国的历史：
“时联军入都，各国划界，分屯军队，美、日两国兵，均严守纪律，不扰居民”。
（摘自《庚子国变记》，清，罗��著。
“日本兵先从东直门攻入，占领北城，各国兵亦随进京城，城内居民，纷纷逃窜。溃兵拳匪趁势劫掠，典当数百家，一时俱尽。北城先经日兵占据，严守纪律，禁止骚扰，居民叨他庇护，大日本顺民旗，遍悬门外。可为一叹。”（摘自《清史演义》，蔡东潘著。
由于后来发生的诸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等等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重大历史事件均是日本军人所为，所以日本军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无异于妖魔鬼怪，食人生番。
但是，19世纪末的日本军人由于国家政治功利的需要，在许多国际场合表现得并不像他们的后辈一样凶残和狂暴。
明治维新以后，东方出现了一个蒸蒸日上，国力逐渐强大的日本。此时的日本一心脱亚入欧，在文化上采取种种手段竭力削弱或是消除自己的亚洲人形象，他们甚至通过宪法将在日本民间具有浓厚久远历史的春节降格到民间节日，而把西方的一些重大节日，如圣诞节等，作为自己的国家节日。总而言之，此时的日本，在一切能够表现和塑造日本国家形象的国际舞台上，总想闪亮登场，出演主角。加入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北京，日本人与其说是前来打仗，不如说是趁此机会前来展示日本武士的威武军力与天皇军队的仁义风范。在八国联军中，日本人是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精锐之师，击败中国最精锐正规军聂士成部的八里台之战，攻打天津南门，攻打北京朝阳门，均是由他们担当主力，并且均能战而胜之。
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者、胡适先生的高足、纽约市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与亚洲学系主任，20世纪70年代随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成为第一批被获准回大陆探亲的300人中之一员的唐德刚先生也根据他多年的研究结果陈述说：“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军，倒是与俄、法、德、英等国军队颇为不同。联军中日军在京全然没有对平民百姓行抢掠之道，是当时有目共睹的。作战争先，掳掠落后，一时颇为他们入侵的友军和本地华民，另眼相看。”（摘自《晚清七十年》，美，唐德刚著。
纵观美国对华外交行为和原则的历史，美军在京的克制和自律并不奇怪；而顺查后来的日本对华行为，日军良好纪律则令人相当意外，因为它全然不符合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传统。
为此，唐德刚提供他的分析说：“那时的日本刚做了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初尝滋味，乍得甜头，他们要竭力自我表现，力争上游……”
但是，再严谨的历史学家们的考证想必也有疏漏之处，他们对联军中的美国人与日本人赞誉有加，这恐怕是在掳掠狂潮中美日士兵相对于其他国家军队的疯狂而稍显节制的原因。而任何人置身在那种大肆抢劫的热劲之下，要彻底地做到独善其身，站在河边不湿鞋，绝对是不可能的。“掳掠落后”，与“出自污泥而不染。”
绝不能同日而语。
比如日本人，虽然他们在分区占领北京后对日占区内的中国平民并未进行大肆抢劫，甚而把日占区营造成了俄占区、法占区、英占区内的中国平民羡慕的地方。但是，在刚刚进入北京城时，日本军队不仅参与了抢劫，而且成为了抢劫风潮中的最大“受益者”。日军进城后首先抢掠了军机大臣宝均的家，他们仅仅从这座王府院子里的水井中，就取出了30万两白银。而且，阴鸷的日本人在尚未进城之前，靠着汉奸的指点，也在进城后的第一波抢劫狂潮中占得了先机。大清帝国的户部位于俄军的“占领区”，但是当俄军进入户部的时候发现，户部的银库已经被抢先进入的日军抢掠完毕。早已经汉奸指点掌握了户部银窖准确位置的日本皇军迅速准确地在户部里挖开一个巨大的地银库，把里面500万两银锭搬运一空，包括一个那时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纯金砝码，这一砝码的重量“和一个真人的重量相等”。
为此，俄军司令利涅维奇向日军司令山口素臣提出了“严正抗议”，而山口中将的辩解滴水不漏，让俄军司令无懈可击。他说：“分区占领的决定是15日下午15时才做出的，日本军队进入户部的时间则是在15日上午，因此，日本皇军的行动并未违规，缴获正当有效。”
利涅维奇愤怒得失去了理智，他不停地挥着拳头叫喊：“一定还有！人们都说还有金子和银子！金子在哪里？银子在哪里？”
终于使这位贪婪的俄国将军喜出望外心花怒放的是俄军队对颐和园的“独家占领”。8月16日上午，俄军中校伊林斯基先于其他联军进入颐和园，并宣布这座巨大豪华的皇家园林为俄军的“军事禁区”。从那一天起，直到10月2日英、意军队根据联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接管颐和园时止，中华帝国这座皇家园林中的珍贵物品大部分都已经落入了俄国人的手中。在占领颐和园的近50天内，俄军雇佣京城民间的大车，昼夜不断地从颐和园往俄国使馆抢运财宝。由于抢运的任务实在繁重，赶大车的人极其疲劳，经常处于半睡状态，致使“车中物品时落于地，无数雕刻奇巧的玉器因此碎成数段”。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这些大车经过的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中国人依旧可以在泥泞中不断地捡到“皇家的珠宝”。后来从俄国人手中接管颐和园的英、意官兵在颐和园内再次进行了最严密的搜索，还是发现了大批财宝。等到再也搜寻不到值钱的物品后，官兵们开始随意“取所爱之物为纪念品”，这些“纪念品”包括各种精美的瓷器、香炉、花盆甚至雕花门窗。
军纪森严的日本人尚且如此，崇尚自由的美国人自然也不出其外。英国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便在根据他当时发表的众多战地报道写成的《中国与联军》一书中写道：“美国士兵的情况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题目，因为事后美国报纸说，美国士兵是在中国唯一没有进行抢掠的士兵。其实，美国士兵绝不比其他国家的士兵更坏一些，但也决然不比他们好多少。美国士兵身上没有艺术气质，更多的是相当的商业才能。美国士兵来到中国人住宅内的结果就像一场厉害的地震发生了一样。他们是鲁莽的，举止和语言不符合欧洲人的教养标准。他们既不喜欢艺术的刺绣，也不喜欢稀有的铜器和瓷器。他们拣起高级官员家中一只保存了好几个世纪的值钱的花瓶，扔在地板上。摔碎陶瓷器皿的噪音，倒使他们不懂音乐的耳朵听起来欢喜若狂。他们是真正的军人，通常使我感到他们是对生活失意的人，经常在找寻财富。他们在有钱的中国人的房子中寻找的全是金条、银锭，最为他们喜欢的是纯金的元宝。如果他们找不到金条银锭，他们宁愿什么也不要。”
而在兰德尔的眼中，日本兵则“表现出自然而完全地欣赏艺术及艺术性事物。”
的特点，“他们的抢掠的方式是沉默而安静”的。
关于八国联军在华的抢劫掠夺行为，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伯爵在1900年10月22日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里有毫不隐晦的记叙：
“最近的战斗使北京许多街区遭到毁灭。北京被占领之后头三天公开允许的抢劫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英军的抢劫是相当有制度的，强抢来的东西必须集中放在指定的一个地方，以便日后拍卖。拍卖的收入再按照事前拟定的计划在军官和连队之间进行分配。而且英军司令鲍尔将军告诉我，印度士兵对于战胜之后而不继以抢劫一事，绝对不能理解。所有此地各国军队，无不一致公推印度兵士最善于寻出密藏之金银宝物（这很可能是瓦德西张冠李戴，把同样戴着缠头式军帽的华勇营当做了印度军团。此种情形还发生在对钻越下水道首先进入东交民巷的华勇营的报道，记者们大都把这一‘殊荣’归功于印度军队――作者注）与英国等欧洲国家军队不同的是，日本军队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所有，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山口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200万两之多，我想这个数字必定是缩小了的。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是被官方明令禁止的，但是美国士兵中的冒险家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俄军的抢劫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东西被扔得乱七八糟。法国在抢劫方面也不落人后，很遗憾那么多珍贵物品都被以最粗鲁的方式对待，大都被毁掉了。俄军占领中国皇帝的夏宫后（颐和园――作者注）将宫中的大量珍品作为官方的战利品运走，此事我从前曾向陛下报告过。当初报告之中，曾提及俄国将普鲁士君主前此所赠中国各礼物亦复运往阿瑟港（即旅顺港――作者注）云云，则现在须再将此事加以更正说明，即当时事实是，俄国确曾预将各物运往该处，但因陆军准将霍普纳提出严重抗议，俄军业已将该物悉数交与我军，现保存于德国大使馆中。”
报告中唯独没有关于德军抢劫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