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回 当尖兵功勋卓著剿拳匪自乱阵脚
天津城位于海河上狮子林桥的西面，四面高墙环绕。
7月11日上午，一队血染战袍，显得极为疲惫的中国士兵来到了由宋军把守的天津南城门外围的阵地前沿。
此时城门虽尚未关闭，也允许老百姓进出，但城头已是刀枪林立，大炮列阵，无数面“宋”字军旗凌风招展，宋军严阵以待，早已作好了迎战联军的准备。
“嗨，站住，你们是哪个营盘的？”一名挎着腰刀的宋军哨官从拒马后走出来，迎着中国官兵大声喝道。
哨官神气活现的样子让正欲进城的中国官兵十分不快。
一位比哨官级别高了许多的统带大步迎上前来，怒气冲冲地骂道：“瞎了你他娘的狗眼！我们是聂士成聂军门的护卫队，聂军门战死了，我们这些日子从八里台逃到北仓，又从北仓逃到西沽，让洋人撵得扑爬跟斗的。好不容易逃回天津找裕禄要口饭吃，莫非还要受你们的窝囊气！”
“狗操的，想找死么？”
“宰了这帮王八蛋！”
聂军士兵们横眉怒目，提刀动枪地冲着哨官大骂起来。
宋军哨官兜头挨了一通臭骂，心里窝火得不行，暗自骂道，你们他娘的让洋人打得来屁滚尿流，一到了咱中国人的地盘上就抖开了威风，洋人怎么他娘的就没把你们全给宰了？心里骂着，却也知道这世上最招惹不得的就是败兵，于是脸上挤出丝笑意说道：“弟兄们劳苦功高，好不容易活着回来了，那就快请进城吧。”赶紧吩咐手下把拒马移开，让聂家军进城。
这位火气冲天的聂家军管带不是别人，正是郑逸秋。一者是长时间烈日的炙烤，再者是历经了炮火硝烟的熏染吧，离开威海卫才不过一个月，他的相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往日白皙的肤色变成了古铜色，前额刻上了几道深深的抬头纹，眼神也变得冷峻而犀利。他率领的32名士兵，正是穿上了武卫前军军装的华勇营弟兄。
此时的联军挟八里台大胜之余威，频频出击，连败马玉昆和义和团，已经占领了天津附近几乎所有重要的军事据点。
攻占天津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总攻击的时间定在了7月13日凌晨5时。联军将分三路向天津城发动总攻。一路由俄、德为主的5000人进攻东城和东北角三岔河阵地；一路以日、美、英为主的5000人进攻南门。一路由日、美、意攻击防守薄弱的西门。其余的4000人驻扎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作为预备队。
为了避免造成困兽犹斗的局面，使自己遭受更大的伤亡，联军决定留出北门，供中国军队溃逃。
而作为攻城部队尖刀，即将冲杀在联军攻城部队最前面的，正是举着大英帝国米字旗的华勇营。
此时，当初留守威海尔北大营的洛斯利中尉的第4连也被紧急运到了天津，增强了华勇营的力量，使其兵力达到了1322人。
西摩尔给鲍尔准将的任务是提前进入天津，与联军里应外合，搅乱宋军后方。
如果说华勇营是英国人的一柄利刃，那么，洛斯勃尔的骑兵营就是这柄利刃的刀尖。鲍尔将军把这副担子压在了他最为信任的洛斯勃尔肩上。经过鲍尔、洛斯勃尔共同谋划后，一个大胆的想法由他们手下的中国人来予以实施。
洛斯勃尔派出两支先遣队，以各种身份混入天津城中，掌握裕禄、宋庆等中国高级将领的动向，等联军发起总攻后，再趁乱活捉裕禄。
这两支队伍分别由郑逸秋和黎成率领。郑逸秋率一队装扮成聂士成的溃兵，从宋军把守的南门进城，黎成率一队装扮成义和团民，由义和团把守的东门进城。
然后，分别隐匿于总督衙门附近伺机而动。
两年前郑逸秋住在紫竹林租界时和黎成虽也到过天津城里游玩过几次，但要论对天津城的了解，和在天津土生土长的郭文卿比起来就远远不及了。眼下，郭文卿就成了郑逸秋手中的一张最好的活地图。
一进南门，迎面便看见了高耸于城中心的鼓楼。
津门谚云：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鼓楼是天津城的标志性建筑。
楼阁顶层悬巨钟一口，以钟代鼓，每日撞击108响，用以报时，全城皆可闻之。外檐挂津门诗人梅小树手书楹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声”。
此时，鼓楼已成军事禁区，宋军一队兵马驻守在城楼上，居高临下监视着城里城外的动静。
此时的鼓楼已成为清军与义和团的分界线，鼓楼以南大部城区包括西门一带均为官军控制，义和团则被压缩在东门一带的小片城区内。
中国军民之间的关系现在已变得来极为奇特：面对联军作战时是“战友”，洋人的枪炮声一停，他们又立即成为水火难容的敌人，彼此刀枪相向，你死我活。
沿着宫南大街一路走去，郑逸秋心中不由得暗暗称奇。不消两日，这座庞大古老的城市便会笼罩在联军的炮火之中，可死到临头的天津人至少从表面上看上去居然显得若无其事，日子依旧照原样儿过着。铺号虽说不上生意兴隆，也大都开着门，街上行人神色也并不显得惊慌。西北角上建于康熙年间的清真寺里正传出阿訇洪亮悠长的诵经声，想必头戴小圆白帽的伊斯兰教徒们正聚集在宽大庄严的经堂里向安拉祈祷，以求得灵魂的安宁，似乎即将降临到头上的这场大战，与他们并无任何关系。
只有从频繁调动的军人队伍身上能够感觉到战争已经日益迫近这座著名的大都市，此时由宋庆节制的部队既有他带来的13营嫡系部队，也有马玉昆的武卫左军和突围后陆续前来的聂士成的武卫前军残部。近两万官兵，全都拥塞在南面大半座城区里。前军左军因聂士成与马玉昆两人长期关系不睦而历来不合，如今混住在一起，前军又是刚从生死线上下来的溃兵，受不住左军的冷眼，因此便时不时免不了弄出些不愉快的事来。
有关宋庆手下各军的情况，华勇营这些日子频繁派出奸细混入城中，早已探了个清清楚楚。
郑逸秋等由郭文卿导引着一路过来，看到义和团留下的痕迹历历在目，法国人于1869年在三岔口修建的宏伟的望海楼大教堂也算是命运多舛，建好的第二年便在“天津教案”中被一把火焚毁，三年前法国人用中国政府的赔款重新建起，前些日子又再次被义和团烧成了一片废墟。
他们来到了宫南大街，走过驻扎着宋军官兵的广东会馆，钻进一条幽静清爽的断头胡同。迎面，出现了一处门楼气派的宅院。这所宅院的主人是个盐商。见眼下四处兵荒马乱，为图蚀财免灾，便歇了生意，屯积食品，深居简出。
郭文卿上前擂门大喊：“开门，快开门！”
门房从门洞里看见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官军，吓坏了，赶紧将门打开。
郑逸秋喝道：“刚才东边的拳匪过来捣乱，被我们打散了。你这院里，有没有拳匪躲进来？”
“军爷，我拿脑袋担保，今上午没有一个人进过我家大院。”
“口说无凭，弟兄们，给我进去搜！”
队伍一拥而入，立即将大门紧闭。盐商宅院，成了他们的藏匿之地。
就在宋庆与义和团搞得来你死我活的时候，7月13日凌晨，在发起攻城行动之前，联军所有的大炮一齐对准天津城展开了持续不断的猛轰。城内到处腾起爆炸的火光和烟团，无数的房屋被炸成废墟，无数的老百姓死于乱炮之下。宋庆亲自登上南门城楼，鼓舞士气，指挥中国炮兵反击。
宋军在进行炮火反击的同时，还向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发动了一次次的进攻。当清军涌出南门冲向租界与车站，与洋人杀成一团时，义和团也主动从东门三叉河阵地出发，配合清军砍杀洋人，洋人成了他们共同的攻击对象。可是，当遭受到洋人重创的义和团慌不择路地败退下来时，片刻之前还与他们并肩冲锋杀敌的宋军，又毫不留情地把枪口对准他们射击。
这一切剿杀行动都是经过严密策划的。仅仅在联军向天津发起进攻的第二天，便有2000多名义和团民被宋军屠杀了。
在庚子年这场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中，千千万万的义和团――中国社会中地位最低贱的农民――在参战的所有武装力量中，处境肯定是最为悲惨的。
人人都知道，军队是必须由信念来支撑的，来自各国的联军无不清楚他们不远万里到中国作战是为了自己祖国的利益，中国正规军的信念是中国传统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血气方刚的中国军人明白自己是为着中华帝国的利益，为着朝廷的利益而战。
而可怜的农民怎么可能有权知道发生在深宫里的“废帝立储”之类的阴谋，怎么可能了解顶带袍服道貌岸然的王公重臣们在国难当头时各自怀着何等的私欲与何等贪婪的野心？所以支撑义和团的信念只能是最愚昧、最原始的迷信与巫术。
而更为重要的则是每一个农民对自己家园和土地的无比热爱――国家在他们的心中是一个苍白的概念，那是朝廷和大大小小官员们共同拥有的私产。可是，每一个中国的农民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为了自己的美丽的家园、脚下的土地和长满青草的祖坟献出自己的生命！
联军以重炮对天津进行了两个钟头的猛轰后，三股强大的步兵同时向中国正规军把守的南门、西门和义和团把守的东门开始了冲击。
首先被突破的西门由武卫前军防守。原来拥有一万之众的武卫前军，在八里台遭到联军重创后，大部阵亡和失散，最后归于宋庆麾下的仅两千来人。而且惊魂未定，军心涣散，战斗力可想而知。而冲着中国军队防线上的薄弱之处有备而来的是由日、英、美、意等国官兵组成的突击队。
可是，让这支已经作好了巷战准备的联军突击队额手称庆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支援炮兵进行炮火准备时，居然有一发炮弹鬼使神差地击中了守城部队的一座弹药库。炸药的威力在“万发炮弹以上，一声巨响，半个天津城火光冲天”。
联军的攻击有如神助，指挥官抓住这难得的良机，倾巢向着天津各城门猛扑而来，连留守紫竹林的4000联军，也有2000官兵投入了攻城战斗。
西门吃紧时，与之防线相邻的义和团呐喊着扑了过来，又与他们最为痛恨的武卫前军一起，将冲进城来的洋人们赶出城去。
就在西门喊杀连天的时候，13个连队的俄军在斯捷谢利将军的指挥下，深夜偷偷地渡过运河，抵近了东门外义和团的外围工事前沿。当东门的义和团主动向西门增援后，俄军乘虚而入，疯狂地轮番攻城，义和团坚守不住，放弃了外围阵地，退进了东门。而此时城中百姓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提箱背匣，争相出逃。
潜伏在天津城中的华勇营先遣队开始按照预定计划行动了。
郑逸秋一彪人马出了潜伏地点，一路上冲着满街逃命的人大呼：“北门没有洋兵，快往北门逃命啊！”
他们赶到窑洼的总督衙门，大呼着要见总督大人，却被护院官兵堵住。
郑逸秋担心露出破绽，先下手为强，率先开火，强行冲进衙门捉拿裕禄，与护院官兵展开了一番枪战。
但护院官兵军心已散，没放几枪就一轰而逃，纷纷向北门窜去。
郑逸秋等人搜遍了总督衙门的大院小院，只抓到几个家丁，问讯后方知，裕禄早已将家人送到了北京，今天城外炮响后，裕禄即去了南门城楼。
而此时黎成一路人马，也乘乱在城中紧要处点火烧房，大肆在城中制造混乱，并相机袭扰中国军队的火炮阵地。
天津南门是中国正规守防守的重中之重，部署着宋庆与马玉昆两部7000余人，自然也成为联军进攻的重点。
联军的攻击开始后，裕禄、宋庆和马玉昆都分头在这个方向坐镇指挥。
但是，天津城内的景象却令他们忧心忡忡，弹药库爆炸引起的冲天大火正在西门一带熊熊燃烧，而天后宫、吕祖堂一带街肆上也同时燃起了大火。老百姓扶老携幼，夺门而出，宫南、宫北街上难民如潮，大呼小叫，鬼哭狼嚎，争相涌向北门逃命，城中已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连裕禄的总督衙门一带，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所有中国军队的指挥官都以为，联军已经突破西门，攻进了城里。
而在他们当面，担任攻击南门主力的日本将军福岛指挥突击队已经与守卫在南门外围阵上的中国军队交上了火。而且日军的进攻极为勇猛，迫使中国守军纷纷向城里退缩。
裕禄见天津城已危在旦夕，并未通知宋庆和马玉昆，便带着十来名护卫亲军出了北门，向北仓逃去。
宋庆、马玉昆得知裕禄临阵脱逃，知天津也不能保，赶紧效法裕禄，裹在逃难的人群中，从北门出城，落荒而逃。
这时中国军队也无统帅，被丢在防守阵地上抵抗的中国军队与义和团完全是各行其是，各自为战，在生死攸关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军民又重新抱成一团，共同反击洋人的进攻。
负责攻击南门的总指挥是日本的福岛准将。在天津南门外，日本人把武士道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但是，打了整整一个白天，日军仍然像没头苍蝇似的在南门外乱转，南门城楼可望而不可即。中国官兵的顽强抵抗超出了福岛将军的预料，他们没有单纯地依靠高大而且坚固的城墙，也不使用大部队和日军正面交战，而是散布在南门外广阔的沼泽和芦苇丛中，利用有利地形不断地给予冲锋的日军杀伤。
一次日军已经攻到城墙下，但是从城门里蜂拥而出的中国军队和城外的守军相互配合，很快便将他们打了回去。
联军只好将大炮集中起来，对准南门城墙猛轰。妄图打开一个缺口。
城楼左侧果真有一段五六十米长的城墙被轰塌了，守卫南门的指挥官何永盛立即组织力量，抢修城墙。
而这一情景，被郑逸秋等人看在了眼里，他知道临时赶砌起来的城墙浆汁未干，尚未坚固。郑逸秋当即画了一张草图，准确标明城墙最薄弱的部位，派郭文卿和另一名弟兄装扮成难民从北门出城，火速向联军报告。
鲍尔上校的华勇营参加了攻击天津南门的行动，但这一次他们并未担任主攻任务，而是负责护卫英军炮兵。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不是执行警戒任务而只是一群苦力，在乡间的土路上为英军炮兵推那些陷在泥泞中的大炮。这是连骡马都会被累垮的活儿，但华勇营的士兵们还是一声不吭地一直把那些大炮推到了天津城下。
到傍晚时，南门外的中国军队终于被日军逐进了城里。
太阳落山后，日军停止了攻城。一面国际红十字会的会旗出现在死尸遍野的南门外，大批日本士兵开始掩埋死尸。
中国士兵在高高的墙头上警惕地观望着，他们看到日本人把中国士兵的尸体也一同掩埋了。这让他们对自己的对手多了一点敬意。
凌晨5点钟左右，聚集着千军万马的荒原上一片蛙鼓虫鸣，一片浩大的鼾声。
苦战了一整天的双方士兵，分明都已经睡去。
墙头上的中国士兵突然惊叫起来：“墙下有人！日本人摸上来呐！”
墙头上倏然伸出了无数颗脑袋，暗淡的星光下，他们惊恐地发现，一片密密麻麻的人浪拉着推着两个巨大的圆滚滚的东西正向着城墙缓缓移来。
中国士兵惊呆了，天呐，这是洋人造的什么新式武器？
中国士兵终于醒悟过来，突然狂叫：“火药，日本人要炸城墙！”
无数支枪一齐爆响，日军倒下一批补上一批，那两个圆滚滚的东西始终在缓慢而坚定地前进。
最后，火药桶被推到了城墙脚下，位置恰恰是白天被炮火炸塌，中国守军刚刚修补它的最薄弱的部位。
火药桶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天津城墙在巨大的爆炸声中，终于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日军蜂拥而进。紧跟在日军后面涌进天津城的是华勇营和法国人、印度人，由于不断有抵抗者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沿途的每一间房屋都受到彻底的搜查甚至摧毁。
而混杂在这样的队伍中，最得力的应该是华勇营的士兵，原因很简单，他们最熟悉中国房屋的结构，能够如同进入自己家中一样找到隐藏在院子里和房屋里的那些抵抗者的藏身之处。
英国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在1900年9月5日的《北华捷报》发表了一篇描述华勇营作战情况的报道，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华勇营第4连跟随洛斯利中尉情愿舍命地冲过弹雨密布的长街。一个士兵护送驮着弹药的骡子来到火线上，当军官们和骡子都中弹身亡时，他却仍然坚守自己的职责，不惜牺牲生命。目睹这一壮举的欧洲人都说，应该向这位中国士兵颁发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华勇营进城后，中国军队的主力已经逃之夭夭，只有少数中国士兵和义和团在继续进行顽强的抵抗。燃烧的房屋，烧焦的尸体和太多的人集中在一起弄出的怪味混合在一起，令人窒息。
在接近东门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一带射击十分猛烈，沿街的每一间房屋几乎都有抵抗，于是便一路扫荡过去。很快东门的义和团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也被迫放弃了阵地，往杨柳青、独流镇一带退去了。
许多来不及撤退的中国军人和义和团决心与天津共存亡。他们和涌进城来的联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每一所宅院，每一栋楼房，都有仇恨的子弹向着联军射去。
联军恼羞成怒，使用毒气弹来对付抵抗者。毒气弹给天津军民造成了巨大伤亡，“熏毙时家人妇女尚聚坐一堂也。华兵倚墙立，持枪欲射击状，近视之亦为毒炮熏毙”。《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天津市政协、北京市政协编。
东门一带平静下来后，华勇营又辗转到了北门。作为唯一出城通道的北门，此时已经成了一个惨不忍睹的地方。大量的中国老百姓死在了这里，尸体堆积如山，中国人的鲜血顺着街巷流淌。一条胡同口上，一家老小死在了一起。有的被子弹击毙，更多的则是被乱刀砍死。很明显，他们有的死于联军的枪口之下，更多的则是被逃跑中的义和团和中国军队抢劫一空后杀害的。
但是，这种惨况不过是发生在北门的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的序幕而已。
7月14日作为一个血腥恐怖的日子，已经被载入了中国的历史之中。
天刚破晓时，惊恐不安地躲藏在自己家中的天津百姓终于发现轰响了一天一夜的枪炮声总算是平息了下来。到处的门都在响，早已收拾好家中值钱物件的老百姓打开房门，争先恐后地汇入了逃亡的人群之中。
昏暗的街道上人潮涌荡，四下有人嚷：“北门，北门还能出城！”
所有人都怀着求生的希望，向着北门涌去。狭小的城门立即被拥挤的人流堵塞了，像一只瓶子被堵塞了瓶口。人流如同黏稠的液体一样，流动渐渐缓慢起来。
除了孩子寻找父母的叫喊声之外，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仿佛害怕惊动了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朝前挤，挤。在黎明曙光的照射下，天津城的北半边，密集地蠕动着茫茫一片由于惊恐而目光呆滞的黑色眼睛。
当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城墙訇然垮塌后，守卫南门的中国军队很快便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们在明知无望的情况下且战且退，利用每一处有利的地形，仍然给从城墙缺口蜂拥突进来的联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天亮后，中国军队的抵抗越来越微弱，联军势如破竹，很快登上了鼓楼，他们看见了拥塞在北门方向的中国军民。火炮、机枪和步枪瞄准。
联军开火了。第一排枪弹和第一发炮弹落在人流中，立即引发一片凄厉痛苦的尖叫。沉默的逃亡人流顿时嘈杂混乱了起来。此后，每一排枪弹和每一发炮弹，都会击倒一大片人，肢体的碎片飞上天空，人流被枪炮驱赶着，尸体开始层层叠叠地堆积起来。被人流冲倒者瞬间被踩得血肉模糊。天津城的北门前，中国男女老幼中弹后的惨叫声、撕心裂肺的呼唤声如大海的巨浪撞击在岩石上惊天动地般碎裂开。
此刻联军官兵们发射出的枪弹和炮弹比真正的战场上还要猛烈，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反击，他们不需要掩体，只是一味地射击，射击。他们居高临下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在平民的疯狂的拥挤、践踏和大规模的死亡中，他们的射击竟然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再也看不见一个活着的中国平民了才停止，这时已是中午时分。“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少者上百具，多者数以千计”。摘自《天津一月记》，佚名。
天津鼓楼四周的每一条街道都被平民的尸体塞满，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全部是在惊慌之中从家里逃出时被枪杀的。
而躲在家里没有逃出的人，也被炸塌的房屋砸在瓦砾之中，有的是全家数口。
整个天津城内，中国平民和士兵的鲜血汇集在一起，顺着街道的地势流淌。
天津城终于沉寂下来。
联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伤亡753人。其中以日军最多，达400人，其次是美军和英军。联军军官中负伤者也很多，其中一名美国上校和一名日本少佐死亡。
天津军民在防守战中，死亡4000余人。
天津城陷落的时间是1900年7月14日――中国政府向列强宣战的第23天。
但是，这样一个重大的消息却被早已习惯于报喜不报忧的中国官员隐瞒了来。直隶总督裕禄该上呈的战报迟迟未到，几位军机大臣知道洋人攻占了天津可谁也没有勇气面奏慈禧太后。
最后，还是端亲王载漪知道这事情如何也无法隐瞒，遂脱去义和团的红衣红裤，换上朝服硬着头皮入宫上奏，说天津已被洋人占去，而对于天津战事的失败，这位总理大臣居然一股脑儿把责任推到了部分义和团民不虔心遵守戒律，影响了神功法力，所以才败在了洋人手下。气得老太后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还咬牙切齿地威胁他：“如果洋人入京，汝头不保！”
天津陷落，这就预示着洋人已经打开了中国首都的大门。色厉内苒的中国最高统治者终于知道害怕了，慈禧太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下诏暂停对东交民巷的围攻。
联军攻陷天津后，华勇营在这场战斗中的突出表现受到了各国指挥员的高度评价，西摩尔尤为自豪，在向国内发回的报告中不乏对华勇营的赞美之辞。
为此，英国陆军部特别设计了一枚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团徽，镶嵌在中国军团士兵的帽子和衣领上：中国的一座城门，城门的拱顶上用中文写着“天津”二字。城门下方，写有“中国军团”字样。这4个字的上面，是“天津”二字的英文拼写。
7月11日上午，一队血染战袍，显得极为疲惫的中国士兵来到了由宋军把守的天津南城门外围的阵地前沿。
此时城门虽尚未关闭，也允许老百姓进出，但城头已是刀枪林立，大炮列阵，无数面“宋”字军旗凌风招展，宋军严阵以待，早已作好了迎战联军的准备。
“嗨，站住，你们是哪个营盘的？”一名挎着腰刀的宋军哨官从拒马后走出来，迎着中国官兵大声喝道。
哨官神气活现的样子让正欲进城的中国官兵十分不快。
一位比哨官级别高了许多的统带大步迎上前来，怒气冲冲地骂道：“瞎了你他娘的狗眼！我们是聂士成聂军门的护卫队，聂军门战死了，我们这些日子从八里台逃到北仓，又从北仓逃到西沽，让洋人撵得扑爬跟斗的。好不容易逃回天津找裕禄要口饭吃，莫非还要受你们的窝囊气！”
“狗操的，想找死么？”
“宰了这帮王八蛋！”
聂军士兵们横眉怒目，提刀动枪地冲着哨官大骂起来。
宋军哨官兜头挨了一通臭骂，心里窝火得不行，暗自骂道，你们他娘的让洋人打得来屁滚尿流，一到了咱中国人的地盘上就抖开了威风，洋人怎么他娘的就没把你们全给宰了？心里骂着，却也知道这世上最招惹不得的就是败兵，于是脸上挤出丝笑意说道：“弟兄们劳苦功高，好不容易活着回来了，那就快请进城吧。”赶紧吩咐手下把拒马移开，让聂家军进城。
这位火气冲天的聂家军管带不是别人，正是郑逸秋。一者是长时间烈日的炙烤，再者是历经了炮火硝烟的熏染吧，离开威海卫才不过一个月，他的相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往日白皙的肤色变成了古铜色，前额刻上了几道深深的抬头纹，眼神也变得冷峻而犀利。他率领的32名士兵，正是穿上了武卫前军军装的华勇营弟兄。
此时的联军挟八里台大胜之余威，频频出击，连败马玉昆和义和团，已经占领了天津附近几乎所有重要的军事据点。
攻占天津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总攻击的时间定在了7月13日凌晨5时。联军将分三路向天津城发动总攻。一路由俄、德为主的5000人进攻东城和东北角三岔河阵地；一路以日、美、英为主的5000人进攻南门。一路由日、美、意攻击防守薄弱的西门。其余的4000人驻扎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作为预备队。
为了避免造成困兽犹斗的局面，使自己遭受更大的伤亡，联军决定留出北门，供中国军队溃逃。
而作为攻城部队尖刀，即将冲杀在联军攻城部队最前面的，正是举着大英帝国米字旗的华勇营。
此时，当初留守威海尔北大营的洛斯利中尉的第4连也被紧急运到了天津，增强了华勇营的力量，使其兵力达到了1322人。
西摩尔给鲍尔准将的任务是提前进入天津，与联军里应外合，搅乱宋军后方。
如果说华勇营是英国人的一柄利刃，那么，洛斯勃尔的骑兵营就是这柄利刃的刀尖。鲍尔将军把这副担子压在了他最为信任的洛斯勃尔肩上。经过鲍尔、洛斯勃尔共同谋划后，一个大胆的想法由他们手下的中国人来予以实施。
洛斯勃尔派出两支先遣队，以各种身份混入天津城中，掌握裕禄、宋庆等中国高级将领的动向，等联军发起总攻后，再趁乱活捉裕禄。
这两支队伍分别由郑逸秋和黎成率领。郑逸秋率一队装扮成聂士成的溃兵，从宋军把守的南门进城，黎成率一队装扮成义和团民，由义和团把守的东门进城。
然后，分别隐匿于总督衙门附近伺机而动。
两年前郑逸秋住在紫竹林租界时和黎成虽也到过天津城里游玩过几次，但要论对天津城的了解，和在天津土生土长的郭文卿比起来就远远不及了。眼下，郭文卿就成了郑逸秋手中的一张最好的活地图。
一进南门，迎面便看见了高耸于城中心的鼓楼。
津门谚云：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鼓楼是天津城的标志性建筑。
楼阁顶层悬巨钟一口，以钟代鼓，每日撞击108响，用以报时，全城皆可闻之。外檐挂津门诗人梅小树手书楹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声”。
此时，鼓楼已成军事禁区，宋军一队兵马驻守在城楼上，居高临下监视着城里城外的动静。
此时的鼓楼已成为清军与义和团的分界线，鼓楼以南大部城区包括西门一带均为官军控制，义和团则被压缩在东门一带的小片城区内。
中国军民之间的关系现在已变得来极为奇特：面对联军作战时是“战友”，洋人的枪炮声一停，他们又立即成为水火难容的敌人，彼此刀枪相向，你死我活。
沿着宫南大街一路走去，郑逸秋心中不由得暗暗称奇。不消两日，这座庞大古老的城市便会笼罩在联军的炮火之中，可死到临头的天津人至少从表面上看上去居然显得若无其事，日子依旧照原样儿过着。铺号虽说不上生意兴隆，也大都开着门，街上行人神色也并不显得惊慌。西北角上建于康熙年间的清真寺里正传出阿訇洪亮悠长的诵经声，想必头戴小圆白帽的伊斯兰教徒们正聚集在宽大庄严的经堂里向安拉祈祷，以求得灵魂的安宁，似乎即将降临到头上的这场大战，与他们并无任何关系。
只有从频繁调动的军人队伍身上能够感觉到战争已经日益迫近这座著名的大都市，此时由宋庆节制的部队既有他带来的13营嫡系部队，也有马玉昆的武卫左军和突围后陆续前来的聂士成的武卫前军残部。近两万官兵，全都拥塞在南面大半座城区里。前军左军因聂士成与马玉昆两人长期关系不睦而历来不合，如今混住在一起，前军又是刚从生死线上下来的溃兵，受不住左军的冷眼，因此便时不时免不了弄出些不愉快的事来。
有关宋庆手下各军的情况，华勇营这些日子频繁派出奸细混入城中，早已探了个清清楚楚。
郑逸秋等由郭文卿导引着一路过来，看到义和团留下的痕迹历历在目，法国人于1869年在三岔口修建的宏伟的望海楼大教堂也算是命运多舛，建好的第二年便在“天津教案”中被一把火焚毁，三年前法国人用中国政府的赔款重新建起，前些日子又再次被义和团烧成了一片废墟。
他们来到了宫南大街，走过驻扎着宋军官兵的广东会馆，钻进一条幽静清爽的断头胡同。迎面，出现了一处门楼气派的宅院。这所宅院的主人是个盐商。见眼下四处兵荒马乱，为图蚀财免灾，便歇了生意，屯积食品，深居简出。
郭文卿上前擂门大喊：“开门，快开门！”
门房从门洞里看见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官军，吓坏了，赶紧将门打开。
郑逸秋喝道：“刚才东边的拳匪过来捣乱，被我们打散了。你这院里，有没有拳匪躲进来？”
“军爷，我拿脑袋担保，今上午没有一个人进过我家大院。”
“口说无凭，弟兄们，给我进去搜！”
队伍一拥而入，立即将大门紧闭。盐商宅院，成了他们的藏匿之地。
就在宋庆与义和团搞得来你死我活的时候，7月13日凌晨，在发起攻城行动之前，联军所有的大炮一齐对准天津城展开了持续不断的猛轰。城内到处腾起爆炸的火光和烟团，无数的房屋被炸成废墟，无数的老百姓死于乱炮之下。宋庆亲自登上南门城楼，鼓舞士气，指挥中国炮兵反击。
宋军在进行炮火反击的同时，还向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发动了一次次的进攻。当清军涌出南门冲向租界与车站，与洋人杀成一团时，义和团也主动从东门三叉河阵地出发，配合清军砍杀洋人，洋人成了他们共同的攻击对象。可是，当遭受到洋人重创的义和团慌不择路地败退下来时，片刻之前还与他们并肩冲锋杀敌的宋军，又毫不留情地把枪口对准他们射击。
这一切剿杀行动都是经过严密策划的。仅仅在联军向天津发起进攻的第二天，便有2000多名义和团民被宋军屠杀了。
在庚子年这场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中，千千万万的义和团――中国社会中地位最低贱的农民――在参战的所有武装力量中，处境肯定是最为悲惨的。
人人都知道，军队是必须由信念来支撑的，来自各国的联军无不清楚他们不远万里到中国作战是为了自己祖国的利益，中国正规军的信念是中国传统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血气方刚的中国军人明白自己是为着中华帝国的利益，为着朝廷的利益而战。
而可怜的农民怎么可能有权知道发生在深宫里的“废帝立储”之类的阴谋，怎么可能了解顶带袍服道貌岸然的王公重臣们在国难当头时各自怀着何等的私欲与何等贪婪的野心？所以支撑义和团的信念只能是最愚昧、最原始的迷信与巫术。
而更为重要的则是每一个农民对自己家园和土地的无比热爱――国家在他们的心中是一个苍白的概念，那是朝廷和大大小小官员们共同拥有的私产。可是，每一个中国的农民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为了自己的美丽的家园、脚下的土地和长满青草的祖坟献出自己的生命！
联军以重炮对天津进行了两个钟头的猛轰后，三股强大的步兵同时向中国正规军把守的南门、西门和义和团把守的东门开始了冲击。
首先被突破的西门由武卫前军防守。原来拥有一万之众的武卫前军，在八里台遭到联军重创后，大部阵亡和失散，最后归于宋庆麾下的仅两千来人。而且惊魂未定，军心涣散，战斗力可想而知。而冲着中国军队防线上的薄弱之处有备而来的是由日、英、美、意等国官兵组成的突击队。
可是，让这支已经作好了巷战准备的联军突击队额手称庆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支援炮兵进行炮火准备时，居然有一发炮弹鬼使神差地击中了守城部队的一座弹药库。炸药的威力在“万发炮弹以上，一声巨响，半个天津城火光冲天”。
联军的攻击有如神助，指挥官抓住这难得的良机，倾巢向着天津各城门猛扑而来，连留守紫竹林的4000联军，也有2000官兵投入了攻城战斗。
西门吃紧时，与之防线相邻的义和团呐喊着扑了过来，又与他们最为痛恨的武卫前军一起，将冲进城来的洋人们赶出城去。
就在西门喊杀连天的时候，13个连队的俄军在斯捷谢利将军的指挥下，深夜偷偷地渡过运河，抵近了东门外义和团的外围工事前沿。当东门的义和团主动向西门增援后，俄军乘虚而入，疯狂地轮番攻城，义和团坚守不住，放弃了外围阵地，退进了东门。而此时城中百姓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提箱背匣，争相出逃。
潜伏在天津城中的华勇营先遣队开始按照预定计划行动了。
郑逸秋一彪人马出了潜伏地点，一路上冲着满街逃命的人大呼：“北门没有洋兵，快往北门逃命啊！”
他们赶到窑洼的总督衙门，大呼着要见总督大人，却被护院官兵堵住。
郑逸秋担心露出破绽，先下手为强，率先开火，强行冲进衙门捉拿裕禄，与护院官兵展开了一番枪战。
但护院官兵军心已散，没放几枪就一轰而逃，纷纷向北门窜去。
郑逸秋等人搜遍了总督衙门的大院小院，只抓到几个家丁，问讯后方知，裕禄早已将家人送到了北京，今天城外炮响后，裕禄即去了南门城楼。
而此时黎成一路人马，也乘乱在城中紧要处点火烧房，大肆在城中制造混乱，并相机袭扰中国军队的火炮阵地。
天津南门是中国正规守防守的重中之重，部署着宋庆与马玉昆两部7000余人，自然也成为联军进攻的重点。
联军的攻击开始后，裕禄、宋庆和马玉昆都分头在这个方向坐镇指挥。
但是，天津城内的景象却令他们忧心忡忡，弹药库爆炸引起的冲天大火正在西门一带熊熊燃烧，而天后宫、吕祖堂一带街肆上也同时燃起了大火。老百姓扶老携幼，夺门而出，宫南、宫北街上难民如潮，大呼小叫，鬼哭狼嚎，争相涌向北门逃命，城中已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连裕禄的总督衙门一带，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所有中国军队的指挥官都以为，联军已经突破西门，攻进了城里。
而在他们当面，担任攻击南门主力的日本将军福岛指挥突击队已经与守卫在南门外围阵上的中国军队交上了火。而且日军的进攻极为勇猛，迫使中国守军纷纷向城里退缩。
裕禄见天津城已危在旦夕，并未通知宋庆和马玉昆，便带着十来名护卫亲军出了北门，向北仓逃去。
宋庆、马玉昆得知裕禄临阵脱逃，知天津也不能保，赶紧效法裕禄，裹在逃难的人群中，从北门出城，落荒而逃。
这时中国军队也无统帅，被丢在防守阵地上抵抗的中国军队与义和团完全是各行其是，各自为战，在生死攸关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军民又重新抱成一团，共同反击洋人的进攻。
负责攻击南门的总指挥是日本的福岛准将。在天津南门外，日本人把武士道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但是，打了整整一个白天，日军仍然像没头苍蝇似的在南门外乱转，南门城楼可望而不可即。中国官兵的顽强抵抗超出了福岛将军的预料，他们没有单纯地依靠高大而且坚固的城墙，也不使用大部队和日军正面交战，而是散布在南门外广阔的沼泽和芦苇丛中，利用有利地形不断地给予冲锋的日军杀伤。
一次日军已经攻到城墙下，但是从城门里蜂拥而出的中国军队和城外的守军相互配合，很快便将他们打了回去。
联军只好将大炮集中起来，对准南门城墙猛轰。妄图打开一个缺口。
城楼左侧果真有一段五六十米长的城墙被轰塌了，守卫南门的指挥官何永盛立即组织力量，抢修城墙。
而这一情景，被郑逸秋等人看在了眼里，他知道临时赶砌起来的城墙浆汁未干，尚未坚固。郑逸秋当即画了一张草图，准确标明城墙最薄弱的部位，派郭文卿和另一名弟兄装扮成难民从北门出城，火速向联军报告。
鲍尔上校的华勇营参加了攻击天津南门的行动，但这一次他们并未担任主攻任务，而是负责护卫英军炮兵。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不是执行警戒任务而只是一群苦力，在乡间的土路上为英军炮兵推那些陷在泥泞中的大炮。这是连骡马都会被累垮的活儿，但华勇营的士兵们还是一声不吭地一直把那些大炮推到了天津城下。
到傍晚时，南门外的中国军队终于被日军逐进了城里。
太阳落山后，日军停止了攻城。一面国际红十字会的会旗出现在死尸遍野的南门外，大批日本士兵开始掩埋死尸。
中国士兵在高高的墙头上警惕地观望着，他们看到日本人把中国士兵的尸体也一同掩埋了。这让他们对自己的对手多了一点敬意。
凌晨5点钟左右，聚集着千军万马的荒原上一片蛙鼓虫鸣，一片浩大的鼾声。
苦战了一整天的双方士兵，分明都已经睡去。
墙头上的中国士兵突然惊叫起来：“墙下有人！日本人摸上来呐！”
墙头上倏然伸出了无数颗脑袋，暗淡的星光下，他们惊恐地发现，一片密密麻麻的人浪拉着推着两个巨大的圆滚滚的东西正向着城墙缓缓移来。
中国士兵惊呆了，天呐，这是洋人造的什么新式武器？
中国士兵终于醒悟过来，突然狂叫：“火药，日本人要炸城墙！”
无数支枪一齐爆响，日军倒下一批补上一批，那两个圆滚滚的东西始终在缓慢而坚定地前进。
最后，火药桶被推到了城墙脚下，位置恰恰是白天被炮火炸塌，中国守军刚刚修补它的最薄弱的部位。
火药桶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天津城墙在巨大的爆炸声中，终于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日军蜂拥而进。紧跟在日军后面涌进天津城的是华勇营和法国人、印度人，由于不断有抵抗者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沿途的每一间房屋都受到彻底的搜查甚至摧毁。
而混杂在这样的队伍中，最得力的应该是华勇营的士兵，原因很简单，他们最熟悉中国房屋的结构，能够如同进入自己家中一样找到隐藏在院子里和房屋里的那些抵抗者的藏身之处。
英国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在1900年9月5日的《北华捷报》发表了一篇描述华勇营作战情况的报道，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华勇营第4连跟随洛斯利中尉情愿舍命地冲过弹雨密布的长街。一个士兵护送驮着弹药的骡子来到火线上，当军官们和骡子都中弹身亡时，他却仍然坚守自己的职责，不惜牺牲生命。目睹这一壮举的欧洲人都说，应该向这位中国士兵颁发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华勇营进城后，中国军队的主力已经逃之夭夭，只有少数中国士兵和义和团在继续进行顽强的抵抗。燃烧的房屋，烧焦的尸体和太多的人集中在一起弄出的怪味混合在一起，令人窒息。
在接近东门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一带射击十分猛烈，沿街的每一间房屋几乎都有抵抗，于是便一路扫荡过去。很快东门的义和团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也被迫放弃了阵地，往杨柳青、独流镇一带退去了。
许多来不及撤退的中国军人和义和团决心与天津共存亡。他们和涌进城来的联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每一所宅院，每一栋楼房，都有仇恨的子弹向着联军射去。
联军恼羞成怒，使用毒气弹来对付抵抗者。毒气弹给天津军民造成了巨大伤亡，“熏毙时家人妇女尚聚坐一堂也。华兵倚墙立，持枪欲射击状，近视之亦为毒炮熏毙”。《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天津市政协、北京市政协编。
东门一带平静下来后，华勇营又辗转到了北门。作为唯一出城通道的北门，此时已经成了一个惨不忍睹的地方。大量的中国老百姓死在了这里，尸体堆积如山，中国人的鲜血顺着街巷流淌。一条胡同口上，一家老小死在了一起。有的被子弹击毙，更多的则是被乱刀砍死。很明显，他们有的死于联军的枪口之下，更多的则是被逃跑中的义和团和中国军队抢劫一空后杀害的。
但是，这种惨况不过是发生在北门的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的序幕而已。
7月14日作为一个血腥恐怖的日子，已经被载入了中国的历史之中。
天刚破晓时，惊恐不安地躲藏在自己家中的天津百姓终于发现轰响了一天一夜的枪炮声总算是平息了下来。到处的门都在响，早已收拾好家中值钱物件的老百姓打开房门，争先恐后地汇入了逃亡的人群之中。
昏暗的街道上人潮涌荡，四下有人嚷：“北门，北门还能出城！”
所有人都怀着求生的希望，向着北门涌去。狭小的城门立即被拥挤的人流堵塞了，像一只瓶子被堵塞了瓶口。人流如同黏稠的液体一样，流动渐渐缓慢起来。
除了孩子寻找父母的叫喊声之外，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仿佛害怕惊动了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朝前挤，挤。在黎明曙光的照射下，天津城的北半边，密集地蠕动着茫茫一片由于惊恐而目光呆滞的黑色眼睛。
当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城墙訇然垮塌后，守卫南门的中国军队很快便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们在明知无望的情况下且战且退，利用每一处有利的地形，仍然给从城墙缺口蜂拥突进来的联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天亮后，中国军队的抵抗越来越微弱，联军势如破竹，很快登上了鼓楼，他们看见了拥塞在北门方向的中国军民。火炮、机枪和步枪瞄准。
联军开火了。第一排枪弹和第一发炮弹落在人流中，立即引发一片凄厉痛苦的尖叫。沉默的逃亡人流顿时嘈杂混乱了起来。此后，每一排枪弹和每一发炮弹，都会击倒一大片人，肢体的碎片飞上天空，人流被枪炮驱赶着，尸体开始层层叠叠地堆积起来。被人流冲倒者瞬间被踩得血肉模糊。天津城的北门前，中国男女老幼中弹后的惨叫声、撕心裂肺的呼唤声如大海的巨浪撞击在岩石上惊天动地般碎裂开。
此刻联军官兵们发射出的枪弹和炮弹比真正的战场上还要猛烈，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反击，他们不需要掩体，只是一味地射击，射击。他们居高临下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在平民的疯狂的拥挤、践踏和大规模的死亡中，他们的射击竟然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再也看不见一个活着的中国平民了才停止，这时已是中午时分。“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少者上百具，多者数以千计”。摘自《天津一月记》，佚名。
天津鼓楼四周的每一条街道都被平民的尸体塞满，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全部是在惊慌之中从家里逃出时被枪杀的。
而躲在家里没有逃出的人，也被炸塌的房屋砸在瓦砾之中，有的是全家数口。
整个天津城内，中国平民和士兵的鲜血汇集在一起，顺着街道的地势流淌。
天津城终于沉寂下来。
联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伤亡753人。其中以日军最多，达400人，其次是美军和英军。联军军官中负伤者也很多，其中一名美国上校和一名日本少佐死亡。
天津军民在防守战中，死亡4000余人。
天津城陷落的时间是1900年7月14日――中国政府向列强宣战的第23天。
但是，这样一个重大的消息却被早已习惯于报喜不报忧的中国官员隐瞒了来。直隶总督裕禄该上呈的战报迟迟未到，几位军机大臣知道洋人攻占了天津可谁也没有勇气面奏慈禧太后。
最后，还是端亲王载漪知道这事情如何也无法隐瞒，遂脱去义和团的红衣红裤，换上朝服硬着头皮入宫上奏，说天津已被洋人占去，而对于天津战事的失败，这位总理大臣居然一股脑儿把责任推到了部分义和团民不虔心遵守戒律，影响了神功法力，所以才败在了洋人手下。气得老太后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还咬牙切齿地威胁他：“如果洋人入京，汝头不保！”
天津陷落，这就预示着洋人已经打开了中国首都的大门。色厉内苒的中国最高统治者终于知道害怕了，慈禧太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下诏暂停对东交民巷的围攻。
联军攻陷天津后，华勇营在这场战斗中的突出表现受到了各国指挥员的高度评价，西摩尔尤为自豪，在向国内发回的报告中不乏对华勇营的赞美之辞。
为此，英国陆军部特别设计了一枚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团徽，镶嵌在中国军团士兵的帽子和衣领上：中国的一座城门，城门的拱顶上用中文写着“天津”二字。城门下方，写有“中国军团”字样。这4个字的上面，是“天津”二字的英文拼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