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回 战廊坊尸横遍野呈捷报罔上欺君
就在西摩尔的联军部队与义和团在廊坊展开大战时，大沽口炮台被由32艘军舰组成的各国联合舰队攻占了。
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指挥者是俄国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
对大沽口炮台的进攻是6月17日凌晨0时50分发起的，5时30分，也就是这一天的太阳还未来得及升起，东边的天际刚刚泛出一抹血红的朝霞时，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已经高高地飘扬在了大沽口北岸炮台的上空。
中国士兵在大沽口炮台保卫战中表现出来的临死不屈的勇敢精神足以彪炳史册，在无数外国随军记者的报道以及参战联军官兵的回忆录中，查找不到一例中国士兵投降的纪录。外国记者看见的炮台情景是：“在所有被攻占的炮台的大炮附近都可以看见断手、断脚和断头的勇敢的守卫者。沿着胸墙，到处都躺着中国的步兵和炮兵。”
在北岸炮台丢失仅仅一个小时后，南岸炮台也沦入了联军之手。眼看着大势已去的罗荣光将军跪在炮台上，向着西北方中国都城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悲怆呼道：“荣光无能，辜负天朝雨露！”然后自杀身亡。
罗荣光的名字，也因此列入了中华民族英烈的名册。
大沽口炮台上，飘扬开了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联军官兵的欢呼声动天地。
攻占中国最坚固的海防堡垒，联军仅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
中国大沽炮台守军3000余人全部阵亡。
联军方面死66人，170人负伤。
沃尔特・库尔滋，一位德国牧师叛逆性很强的儿子，这时候正作为德意志帝国皇家海军的一名水兵，在“卢克斯”号军舰上服役，他在他的影集里保存了134张他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名士兵在中国作战时所拍的照片。当百年后他的曾孙子不经意间将这本发黄的影集打开时，他发现他居然打开了属于中国的一段陈旧屈辱的历史。
在这样一场事关国家安危的战斗中，众多史料记载了许多令后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能不扼腕长叹的真情实况。
战死的中国官兵无一不是大沽口炮台的守军官兵。没有一个中国陆军官兵，也没有一个中国海军士兵――
虽然他们有的与战场近在咫尺，有的甚至就置身于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中国陆军与大沽口相隔仅数十里，而与大沽口炮台官兵同样置身于战场中的中国精锐的北洋水师居然袖手旁观！
当罗荣光的炮兵与各国军舰进行猛烈交火时，停靠在大沽口炮台旁边军港里的北洋水师接到的却是这样一道命令：“不准出击，不准开炮”。
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国炮兵正在与侵略者激战，中国海军竟然隔岸观火，“严守中立”。
这道命令的下达者是北洋水师提督，也就是当时中华帝国的海军司令员叶祖圭。
此时的叶司令员不仅地位远在罗荣光之上，而且他与罗荣光不同的是，罗将军是在这一仗战败后以死殉国才成为名垂青史的中华英烈，而叶司令员则是在6年前的甲午海战中与“撞沉吉野”的邓士昌一批成为民族英雄的。
那时，叶祖圭是北洋海军的中军总兵兼“靖远”号管带，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自己的军舰被击沉后居然还能大难不死，以至青史留名――入时人所列的“甲午之战十大忠烈将军”。
但是，在这个闷热的夜晚，叶司令员突然间乱了方寸。他想到的不是罗荣光派专人给他送来的情报以及战斗开始之后大沽口炮台所受到的猛烈攻击。他非常清楚，如果北洋海军舰队出击，必将受到强大的联军舰队的两面夹击，结局必然是使刚刚重建的北洋水师再次遭到全军覆没。
但是，军情紧急国家危难之际，作为军人，他理当义无反顾挺身而出，与炮台上的3000多守军共赴国难。可他偏偏想到的是6年前的甲午海战，他虽然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舍生忘死，但是因为威海卫的陷落和“靖远”号的被击沉，他仍然受到朝廷革职处分，直到去年才官复原职。这个经历了仕途沉浮的官员明白了一个听上去荒唐、但在中国的官场上却屡试不爽的逻辑：战则无功，败则无过。
个人的升迁荣辱竟然在中国海军的最高统帅心中高过了国家的存亡――于是，在整个大沽口炮台发生战斗的时候，北洋水师的舰队一直停靠在一边观战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北洋水师中有血性的官兵眼看着炮台上的炮兵们单独作战，在联军舰炮的轰击下死伤惨重，一个个怒火中烧。长官命令“不准开炮”，于是他们就开枪。
他们集中在军舰的一侧，使用轻武器向联军军舰射击。中国海军在战斗中充当的是陆军的角色，而且还是海军官兵们的自发行为。海军官兵的轻武器射击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反而招致了联军炮火的猛烈反击。
叶祖圭既恨又怕，恨的是部下不遵命令，惹火烧身，害怕的是舰队遭到重创，他难以承担这样的责任，于是赶紧命令舰队升火起航，撤离战场。但是，英国的“牙鳕”号和“名誉”号军舰各拖着一条载有十几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小艇已经包围上来，北洋海军4艘德国造的鱼雷艇被联军水兵俘获并且开走了。叶司令员乘坐的无论火力还是吨位都不亚于英国驱逐舰的北洋水师现代化旗舰“海容”号也成为了英国水兵的战利品。在置身于中国生死攸关的大战战场上仅仅发过一道“不准开炮”和一道“撤退”命令的中国海军司令员，最终也与他的旗舰一起成为了英国水兵的俘虏。
中国海军如此，中国陆军未能参战，理由同样荒唐。
当炮台争夺战最为激烈的时候，罗荣光接连派人向他的顶头上司裕禄请求支援。裕禄作为拱卫京津地区的最高长官，手下有精兵强将数万余人。但是，他却以一句“保留重兵守卫京津”为由，拒绝了罗荣光的请求。
历史就是如此地令后人揪心与感愤！
由于电讯中断，此时的西摩尔将军和鲍尔上校并不知道他们的后方已经捷报频传。虽然义和团持续两天的疯狂进攻被救援军击退了，但是，义和团并没有落荒而逃，他们聚积在目力可及的无边无际的青纱帐里，到处响着令人心惊胆颤的牛角号与铜锣的声响，他们形形色色的旗帜依然在骄傲地飘扬。而且最令救援军官兵们恐怖的是夜晚的到来。一小股一小股的义和团仗着熟悉地形，偷偷地从青纱帐里钻出来，突然出现在救援军士兵的跟前。虽然这样的袭击给武器精良的救援军士兵并未造成多大的伤亡，而且袭击者大都有来无回，但是这种夜夜不断一夜数惊的袭扰，也很容易摧垮救援军官兵们的士气。
眼前的险恶局势让西摩尔一筹莫展。义和团的武器虽然窳劣，但车站和救援军的阵地上偶尔也会落下一发两发从松树大炮里发射出来的炮弹，加上夜里义和团民不断的偷袭，也给官兵造成了伤亡。车站地面和闷罐车里横陈着许多伤员，他们不停地呻吟着。让他们失去战斗力的更主要的原因还不是义和团的攻击，而是这恶毒的天气，闷热让许多士兵中暑，中暑让救援军官兵们头痛欲裂，冷汗淋漓，痛苦不堪。甚至连饮水也成了大问题，义和团的袭击者不仅砍杀救援军官兵，同时也把毒药投进车站附近所有的水井。唯一控制在救援军手中的水源如今只剩下了铁路下面的那口大水塘。
那是两千来名救援军官兵的命根子。
水塘就在洛斯勃尔的骑兵营眼皮之下，鲍尔上校把保护水源的重任交给了他最为倚重的这位骑兵营长。
18日凌晨两点左右，夜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骑兵营的官兵们在枕木上就地而卧，战马集中在路基下的一块麦地里，不停地打着响鼻，已快成熟的麦稞子成了它们最好的草料。
游动哨在路基下来回走动着，警惕地注视着远处的青纱帐方向。
这时，站岗的天津籍士兵郭文卿发现什么地方似乎有细微的声响传来，他循着声音寻去，发现水面上若隐若现地浮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郭文卿初时以为是在水底发胀的尸体浮了上来，但仔细一看，不对，那具“浮尸”分明在动。
郭文卿大吃一惊，哗地将子弹推上膛，对准“浮尸”便要放。
这时，只听“浮尸”开口说话了：“嗨，你们是西摩尔将军的队伍吗？”
居然是一口不太标准的英语。
洛斯勃尔跳了起来，掏出左轮手枪冲到塘边，厉声喝道：“什么人？快给我游过来！”
划水声响亮起来，少顷，一个水淋淋的男人从塘里爬了起来。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小商贩的打扮，一上岸就眼泪汪汪地哭喊起来：“啊啊……我可……找到你们了！”
洛斯勃尔喝问道：“你是什么人？”
“我是北京大使馆派出来的秘密信使，我有重要情况向西摩尔将军报告……快，快带我去见将军大人！”
洛斯勃尔不敢耽误，马上亲自把这个人送到了西摩尔将军的专用车厢里。
洛斯勃尔这才知道这个中国人是一位虔诚的中国基督徒，北京大使馆两天以来派出了三名中国基督徒前来向西摩尔将军求救，其中两名在半路上被义和团截获杀掉。这位仅存的信使也是历经了九死一生后才侥幸到达廊坊的。
中国信使向西摩尔中将转达了北京大使们请求紧急援助的口信，并且用最骇人听闻的语言形容了此刻京城里洋人们的处境：“使馆遭到最猛烈的攻击”，“各国大使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所有外国人危在旦夕”，“中国政府已经下令杀死所有的外国人，教会学校、跑马场和外国人的住宅已遭到彻底的洗劫”。
西摩尔怒火万丈，立刻下达了“继续修复铁路”的命令。
但是，对于这道命令的效果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几天以来，他们一直被围困在此，工程师和工人们没日没夜地抢修铁路，可是，修复的速度无论如何也赶不上被破坏的速度。无论白天黑夜，义和团们不顾死活地破坏铁路，这里刚刚修好了一段，那里一夜之间又有一长段铁路上的钢轨与枕木不翼而飞。
但凡此种种还不是最令西摩尔将军棘手的，联军原本以为可以顺利地到达北京，出发时每个士兵只带了三天的干粮。而他们离开天津已经一个星期了，干粮早已耗尽。他们只能依仗武力就地补充。这一任务依然由洛斯勃尔指挥的骑兵营去完成。可是，骑兵营接连进入了几个村庄和小镇，没有见到一个老百姓，也没有找到一粒粮食，鸡鸭牛羊也不知被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所有的水井不是被下了毒，就是倒进了大粪。小镇和村庄静得犹如凝固一般，中国的老百姓怀着对外国人的切齿痛恨，把自己的家园变成了一座座死镇、死村。
西摩尔非常清楚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可事到如今，他明白更重要的是自己肩上系着2000余名官兵的生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一意孤行杀向北京，结果必然是凶多吉少，弄不好，甚而会被遍地蝗虫般的义和团拖垮，然后再聚而歼之。
天知道义和团到底有多少人？最初两天义和团排山倒海气势如虹的冲杀场面，迄今依然令他这位最高指挥官多少有些心悸。
经过一夜的冥思苦想，到天亮的时候，并不知道联军已经在大沽口取得了重大胜利的西摩尔将军在和鲍尔上校商量后，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队伍原路撤返天津。
西摩尔同样清楚撤回天津的路途上依然是杀机四伏，凶险莫测，为了增强战斗力同时也是为了提高一下士气，将军决定让他的士兵在出发前能饱餐一顿，他命令把华勇营骑兵营的战马分配给每一个连队宰杀。
洛斯勃尔大惊，飞奔前去面见西摩尔，力陈万万不可杀战马。
西摩尔道：“我是一个驰骋疆场多年的老军人，我当然了解骑兵与战马的感情。但是我更清楚，士兵比战马更重要。”
洛斯勃尔决心尽最大可能挽救他的战马，激动地说道：“将军，请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马上率领骑兵营再次出发去搞粮食。如果失败，再杀我的马也不迟。”
“前几次你的骑兵营颗粒无收，你凭什么向我保证，这最后一次就有绝对的把握？”
“这……我……”洛斯勃尔张口结舌，他自己也不相信能弄可供这么多人饱餐一顿的粮食。
“洛斯勃尔上尉，请执行命令吧。”
洛斯勃尔流着眼泪喊叫起来：“将军，我求求你，那就暂时只杀驮马吧！我的骑兵营会尽一切努力搞到粮食的！”
鲍尔上校也被洛斯勃尔的情绪打动了，向西摩尔将军求情：“将军，洛斯勃尔上尉的建议可以考虑，如果回撤的路上我们再搞不到粮食，再杀战马也不迟。”
“好吧。”西摩尔让了一步。
片刻之间，整个廊坊火车站以及长达数华里的铁道线上仿佛正在进行着一场巨大的野餐。无数口行军锅里蹦跳着大块大块的马肉。几天来早已因饥饿、劳累和紧张而变得来委靡不振的救援军官兵们此时全都欢天喜地，好似过节一般。一个个火堆熊熊燃烧，天地间飘荡开浓浓的肉香味。
上午10点钟左右，就在马肉即将煮熟的时候，四周陡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猛烈的呐喊声。所有的救援军官兵立即伏倒在地，准备战斗。
郑逸秋瞳孔大张，惊恐万状地叫道：“我的妈，看清楚了么？这次上来的可不是义和团！”
所有的救援军官兵也都看清楚了，上千名着装统一威武雄壮的中国骑兵挥舞着雪亮的马刀，犹如一片云团般向着救援军官兵的阵地席卷而来。无数只铁蹄叩响大地，擂出一团闷雷般的轰鸣声。
在骑兵的头上，一面饰有彩穗的红色大旗迎风飘扬，旗帜正中大书一个“董。”
字。
对中国军队非常了解的洛斯勃尔上尉大声喊叫起来：“这是中国的正规军！董福祥的回回兵！”
洛斯勃尔说对了，这支精锐的队伍正是刚刚从北京方向开来的5000甘军。
甘军，亦称甘勇，老百姓则称其为回回兵，是董福祥的部队。
董福祥字星五，回族，甘肃固原人，史书称其为“晚清怪杰”，是一个亦兵亦匪的传奇人物。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回民起义时，原本为匪的董福祥乘乱而起，因作战勇猛，为人义气，很快成为威镇四方的大头领，各路义军纷纷归顺其下，在陇东陕北一带与清军抗衡，声势蔚为壮观。后在陕北被左宗棠所败，投降清军，所部改编为董字三营，随即反戈一击，残酷镇压陕西、甘肃、西宁等处回民起义，屡立战功，仕途通达。光绪元年（1875年）又率部进军新疆。以收复乌鲁木齐等地及平定南疆阿古柏骚乱有功，更得左宗棠赏识。后升任甘肃提督。两年前又为慈禧太后慧眼相中，奉调拱卫京师，所部编为荣禄所辖武卫后军，成为中国正规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董福祥到北京后，狂热地支持义和团，杀起洋人来也最为踊跃。受主帅影响，部下官兵也成建制地争相参加义和团。在奉调率一部分官兵离京阻截西摩尔的救援军之前，甘军便已在北京街头斩杀了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战斗打响后，董福祥成为军事总指挥，甘军自然担任绝对主力。
此时，甘军的骑兵冲在最前面，纷乱的马蹄下泥土飞溅，马刀寒光闪烁。骑兵的后面是步兵，全部是新式步枪，他们在冲击中发出低沉的“嗬嗬”的怒吼，足以让任何对手心惊胆颤。
步兵的后面，跟随着一眼望不到边的义和团民。这片服装颜色杂乱的人群没有战斗队形，手中拿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既有董福祥刚刚发给他们的新式枪支，也有土制的大刀长矛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农具。
董福祥再一次被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晚清怪杰”也注定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具戏剧色彩的重要角色。
公元1900年6月18日――后来的一代代史家们一提到这个被浸泡在血泊中的日子，就会心潮澎湃，胸中涌荡起一腔自豪感，因为，这是中国百年耻辱史中极其难得的“一抹亮色”。这一天发生在廊坊原野上的故事，也被史家们用兴奋的文笔反复描述、给这个原本耻辱的日子涂抹上了一层辉煌庄丽感天动地的色彩，以至于中华后人迄今每年仍然要在这一天举行隆重的纪念。
这一天的确非同寻常，中国正规军第一次在面对世界列强组成的联合国军面前，创造出了惊天地泣鬼神，大长军心民气的“廊坊大捷”――对于一个在与西方列强交手中屡战屡败，饱受屈辱，心灵脆弱得早已输不起的民族，这样的一场“胜利”无论怎样浓墨重彩地描绘都绝不为过！
面对汹涌而来的中国正规军，救援军并未慌乱，每一个洋人官兵都深知他们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中国人作战，任何惊慌与胆怯只能是加速自己的灭亡。
而华勇营的官兵更清楚他们一旦落入同胞之手，等待着自己的会是什么结果？
根本无需任何动员，所有人一瞬间便断绝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念头，决心与中国军队拼个你死我活，或是同归于尽。
救援军官兵立即开火迎击，轻重机枪也被飞快地架到铁道线上，而且立即喷吐出暴风狂雨般的子弹。已经从车站和村子的制高点下来准备撤离的官兵们也纷纷抓起煮得半生不熟的马肉，重新向自己的阵地奔去，重新展开阻击火力。紧跟着，令人恐惧的联军的大炮也开火了。
眨眼之间，气势如虹的甘军骑兵队形被打乱了，然而，中国的正规军毕竟训练有素，战斗力绝非义和团可比，他们立即分成两道巨浪，向着联军的左右两翼冲杀而来。
鲍尔上校的华勇营处于联军防守战线的中央地段，当甘军骑兵突然散开，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一幅古怪离奇的情景令所有的官兵瞠目结舌亦真亦幻。中国人奇异的进攻阵形与进攻战术，是他们在军事训练中从未见过，也从未耳闻的。
天地间响起了紧鼓密锣、笙箫钟磬之声，伴随着锣鼓声乐声的是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拖着长长尾音的“杀――”声。一大片色彩杂驳的人浪��向着洛斯勃尔防守的铁道线涌来，数万条粗细不一的嗓子一齐发出的喊杀声混合着奇怪的音乐声组成了一团巨大嘈杂的声响，似串串雷霆滚过大地。洋人们根本听不出那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响。
走在人浪最前列的是一彪义和团敢死队员，他们一改红衣红头巾的打扮，而是穿着青色黄边的无袖“号坎”，上书“奉旨神兵”四个大红字。
但是，引领着这帮凶神恶煞般的敢死队员的却是一个身披金红袈纱须眉皆白的秃头老和尚。他胯下骑着一匹枣红色的赤兔马，右手提一柄禅杖，左手挟一个古色古香的锦盒。
老和尚座骑两侧，是两个涂脂抹粉，梳着两个朝天小辫儿的童儿。两童儿均以红巾勒额，红带束腰，随着锣鼓声手舞足蹈，挥动红绸而进。
在这三人后面，并排大摇大摆地走着《西游记》中的“四大天王”，他们身穿京剧中武将的“靠”，“靠”上还插着花哨的小旗，煞是好看。
义和团分明把血肉纷飞的战场，变成了属于他们的巨大的戏剧舞台，而他们正是这舞台之上的“领衔主演”。
这一刻，所有的进攻者都把自己当成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得道神灵，所以人人都挺胸凸肚，努力做出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态与模样。
用西方随军记者的语言来说，“他们的脸色像圣徒一样闪烁着献身的光辉”。
虔诚地幻想肉体不死，是一个民族精神得以不死的最原始的根源。
等到进攻的队伍快走到水塘边上时，洛斯勃尔营长一声令下，骑兵营首先开火。
炮弹在人潮中爆炸，子弹像疾雨般泼洒，赤兔马上耀武扬威的老和尚大叫一声，“咚”地从马背上翻身坠地，手中的青龙偃月刀掉到地上，锦盒则飞了起来，落进了水塘里。两个童子与“四大天王”也都中弹倒地。进攻者的队伍出现了混乱。但是，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往回跑，他们反而加快了脚步，向着洋人的阵地飞奔而来。
抱着超凡脱俗信念的义和团民人人以微笑面对死亡，对“噗噗”倒下的同伴视若不见，踩踏着累累尸体疯狂地呐喊着冲向了救援军的阵地。双方短兵相接，搏杀在一起。许多义和团民这时才惊愕地发现端着刺刀与他们拼杀的竟然绝大部分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中国人，嘴里发出的也是同样的喊杀声，咒骂声。中国农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但他们打骨子里知道洋人可恨，认贼作父卖身求荣的汉奸则比洋人可恨万倍！他们勇敢地冲上前去，和穿着洋人军装的同胞厮杀成一团。
甘军骑兵虽然人人视死如归，勇猛异常，却只有几十名骑兵突破火网冲进了侧翼俄国人和德国人的阵地，他们也砍杀了几个洋兵，但一个也没能活着回去。大部分骑兵最终没能冲进救援军的阵地，这是因为廊坊车站一带全系平原，没有任何可以掩护的障碍物，救援军的火力一展开，便形成了一道道很难逾越的火网，绝大多数的骑兵都在冲锋时中弹坠落马下。
亲自经历了廊坊之战的巴恩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这场战斗非常艰苦，中国士兵装备有新式毛瑟枪和门立式来复枪，但他们只是随意开火，否则联军的损失将更大。义和团也装备了同样精良的步枪，显然是由清帝国政府提供的，但幸好他们并不会使用，他们的枪打得太高了，明显不习惯使用瞄准器。如果这支军队的训练也像其装备一样精良的话，联军的装甲车队将根本不可能逃脱。”
这场载入史册的激战不过只进行了将近两个钟头，穿洋人军装的操洋枪洋炮的中国人和洋兵就把自己的同胞打得落花流水。
由于长年在异国土地上作战，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鲍尔上校在撤离廊坊前作出了一个事后证明极明智的决定，他让洛斯勃尔的骑兵营把死去的义和团民的“号褂”和头巾扒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也就是这一时刻，郑逸秋和黎成首先冲到了那位死去的老和尚跟前。他俩关心的不是人，而是那个锦盒，不知里面装着到底什么样的宝物。当他们把锦盒打开时顿时惊愕不已，锦盒里，居然躺着一部代表中国最高文化结晶的《春秋》！
在中国历史上被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廊坊大捷”的双方阵亡的统计数字是：
中方阵亡800余人；救援军阵亡6人。
这就是让中国人骄傲了许多年而且至今仍然在继续骄傲的“廊坊大捷”的真实战况。
如此一场荒诞离奇，令人欲哭无泪的战斗，却被人为地“化腐朽为神奇”，编织成了一个美丽的神话，并且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中华历史中难得的“亮丽”一页。
这个弥天大谎的始作俑者，便是直隶总督裕禄。就在廊坊大战结束后第二天，负责拱卫京津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裕禄的一份“六百里加急公文呈递”被送到了慈禧太后的案头。
奏折的题目是：《接仗获胜折》。
这是一份描述董福祥的甘军与忠君报国的义和团壮士在廊坊如何联手把西摩尔的外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捷报”！
“捷报”称，“洋人疯狂进攻，武卫后军英勇迎战，杀敌无数。义和团民亦四处纷起助战，合力痛击，激战两个时辰，终将洋人击败。我军会合团民与洋人鏖战，良久，敌势力渐不支，各队尽力攻击，敌纷纷窜匿”，“军民情愿以死报效朝廷”，“民心极固，军气甚扬”，“齐心努力，奋往无前！”
如此气壮山河的语言，一定会感动得慈禧太后热泪溢眶。
而就在两天以前，大沽口炮台已经陷落，洋人正向天津大举进攻之际，裕禄同样以“六百里加急”向慈禧送去了一份描述他指挥中国军队在大沽口炮台如何把洋人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捷报”！
中国官员的造假胆魄和水平，绝对世界第一，无人能敌！
前线“捷报”频传，使慈禧太后的愁云和担心一扫而光。想那洋人，在中国军队与神灵附体的义和团面前，也不过如此而已。
公元1900年6月19日，就在接到“廊坊大捷”折子的当天，豪气冲天的慈禧太后立即再次召集御前会议，做出了最后的决断：向洋人们宣战！
两天后的21日，在中国近代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中国政府颁布“向各国宣战谕旨”，公开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负载着中华帝国高速行驰的列车，轰然冲出了轨道！
失败的一方以胜利者的姿态向西方各国公开宣战，真正的胜利者却主动开始了撤离。
当中国军队与义和团的进攻被打退以后，西摩尔将军当机立断，下令全体联军官兵登上列车，火速往天津方向撤退。
从廊坊到杨村之间的铁路已经遭到局部破坏，联军边修边行。西摩尔此时十分庆幸未将华勇营骑兵营的战马全部吃掉，正是这支骑兵营在每次列车受阻时前去前方侦察敌情，并担负起补充给养的重任。他们沿途扫荡了许多中国村庄，虽然所获不多，但也聊胜于无。19日中午，他们才艰难地退到了杨村车站。
退至杨村后，情况更加不妙了，前面的铁路已经大段大段地遭到了中国军民的破坏，火车再也无法前进。西摩尔得知聂士成麾下的武卫前军与董福祥麾下的武卫后军，还有更多的义和团民正从四面八方向他的这支孤军涌来时，吓得魂飞魄散，丝毫不敢耽误，马上下令丢弃火车，炸毁重炮，队伍沿运河水路向天津昼夜兼程。
就在联军刚刚撤出杨村车站，身后就燃起了冲天大火，涌进车站的中国人怀着深仇大恨，把洋人乘坐过的50节车厢全部点着了。
然而，对西摩尔麾下的这支联军官兵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
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指挥者是俄国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
对大沽口炮台的进攻是6月17日凌晨0时50分发起的，5时30分，也就是这一天的太阳还未来得及升起，东边的天际刚刚泛出一抹血红的朝霞时，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已经高高地飘扬在了大沽口北岸炮台的上空。
中国士兵在大沽口炮台保卫战中表现出来的临死不屈的勇敢精神足以彪炳史册，在无数外国随军记者的报道以及参战联军官兵的回忆录中，查找不到一例中国士兵投降的纪录。外国记者看见的炮台情景是：“在所有被攻占的炮台的大炮附近都可以看见断手、断脚和断头的勇敢的守卫者。沿着胸墙，到处都躺着中国的步兵和炮兵。”
在北岸炮台丢失仅仅一个小时后，南岸炮台也沦入了联军之手。眼看着大势已去的罗荣光将军跪在炮台上，向着西北方中国都城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悲怆呼道：“荣光无能，辜负天朝雨露！”然后自杀身亡。
罗荣光的名字，也因此列入了中华民族英烈的名册。
大沽口炮台上，飘扬开了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联军官兵的欢呼声动天地。
攻占中国最坚固的海防堡垒，联军仅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
中国大沽炮台守军3000余人全部阵亡。
联军方面死66人，170人负伤。
沃尔特・库尔滋，一位德国牧师叛逆性很强的儿子，这时候正作为德意志帝国皇家海军的一名水兵，在“卢克斯”号军舰上服役，他在他的影集里保存了134张他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名士兵在中国作战时所拍的照片。当百年后他的曾孙子不经意间将这本发黄的影集打开时，他发现他居然打开了属于中国的一段陈旧屈辱的历史。
在这样一场事关国家安危的战斗中，众多史料记载了许多令后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能不扼腕长叹的真情实况。
战死的中国官兵无一不是大沽口炮台的守军官兵。没有一个中国陆军官兵，也没有一个中国海军士兵――
虽然他们有的与战场近在咫尺，有的甚至就置身于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中国陆军与大沽口相隔仅数十里，而与大沽口炮台官兵同样置身于战场中的中国精锐的北洋水师居然袖手旁观！
当罗荣光的炮兵与各国军舰进行猛烈交火时，停靠在大沽口炮台旁边军港里的北洋水师接到的却是这样一道命令：“不准出击，不准开炮”。
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国炮兵正在与侵略者激战，中国海军竟然隔岸观火，“严守中立”。
这道命令的下达者是北洋水师提督，也就是当时中华帝国的海军司令员叶祖圭。
此时的叶司令员不仅地位远在罗荣光之上，而且他与罗荣光不同的是，罗将军是在这一仗战败后以死殉国才成为名垂青史的中华英烈，而叶司令员则是在6年前的甲午海战中与“撞沉吉野”的邓士昌一批成为民族英雄的。
那时，叶祖圭是北洋海军的中军总兵兼“靖远”号管带，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自己的军舰被击沉后居然还能大难不死，以至青史留名――入时人所列的“甲午之战十大忠烈将军”。
但是，在这个闷热的夜晚，叶司令员突然间乱了方寸。他想到的不是罗荣光派专人给他送来的情报以及战斗开始之后大沽口炮台所受到的猛烈攻击。他非常清楚，如果北洋海军舰队出击，必将受到强大的联军舰队的两面夹击，结局必然是使刚刚重建的北洋水师再次遭到全军覆没。
但是，军情紧急国家危难之际，作为军人，他理当义无反顾挺身而出，与炮台上的3000多守军共赴国难。可他偏偏想到的是6年前的甲午海战，他虽然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舍生忘死，但是因为威海卫的陷落和“靖远”号的被击沉，他仍然受到朝廷革职处分，直到去年才官复原职。这个经历了仕途沉浮的官员明白了一个听上去荒唐、但在中国的官场上却屡试不爽的逻辑：战则无功，败则无过。
个人的升迁荣辱竟然在中国海军的最高统帅心中高过了国家的存亡――于是，在整个大沽口炮台发生战斗的时候，北洋水师的舰队一直停靠在一边观战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北洋水师中有血性的官兵眼看着炮台上的炮兵们单独作战，在联军舰炮的轰击下死伤惨重，一个个怒火中烧。长官命令“不准开炮”，于是他们就开枪。
他们集中在军舰的一侧，使用轻武器向联军军舰射击。中国海军在战斗中充当的是陆军的角色，而且还是海军官兵们的自发行为。海军官兵的轻武器射击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反而招致了联军炮火的猛烈反击。
叶祖圭既恨又怕，恨的是部下不遵命令，惹火烧身，害怕的是舰队遭到重创，他难以承担这样的责任，于是赶紧命令舰队升火起航，撤离战场。但是，英国的“牙鳕”号和“名誉”号军舰各拖着一条载有十几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小艇已经包围上来，北洋海军4艘德国造的鱼雷艇被联军水兵俘获并且开走了。叶司令员乘坐的无论火力还是吨位都不亚于英国驱逐舰的北洋水师现代化旗舰“海容”号也成为了英国水兵的战利品。在置身于中国生死攸关的大战战场上仅仅发过一道“不准开炮”和一道“撤退”命令的中国海军司令员，最终也与他的旗舰一起成为了英国水兵的俘虏。
中国海军如此，中国陆军未能参战，理由同样荒唐。
当炮台争夺战最为激烈的时候，罗荣光接连派人向他的顶头上司裕禄请求支援。裕禄作为拱卫京津地区的最高长官，手下有精兵强将数万余人。但是，他却以一句“保留重兵守卫京津”为由，拒绝了罗荣光的请求。
历史就是如此地令后人揪心与感愤！
由于电讯中断，此时的西摩尔将军和鲍尔上校并不知道他们的后方已经捷报频传。虽然义和团持续两天的疯狂进攻被救援军击退了，但是，义和团并没有落荒而逃，他们聚积在目力可及的无边无际的青纱帐里，到处响着令人心惊胆颤的牛角号与铜锣的声响，他们形形色色的旗帜依然在骄傲地飘扬。而且最令救援军官兵们恐怖的是夜晚的到来。一小股一小股的义和团仗着熟悉地形，偷偷地从青纱帐里钻出来，突然出现在救援军士兵的跟前。虽然这样的袭击给武器精良的救援军士兵并未造成多大的伤亡，而且袭击者大都有来无回，但是这种夜夜不断一夜数惊的袭扰，也很容易摧垮救援军官兵们的士气。
眼前的险恶局势让西摩尔一筹莫展。义和团的武器虽然窳劣，但车站和救援军的阵地上偶尔也会落下一发两发从松树大炮里发射出来的炮弹，加上夜里义和团民不断的偷袭，也给官兵造成了伤亡。车站地面和闷罐车里横陈着许多伤员，他们不停地呻吟着。让他们失去战斗力的更主要的原因还不是义和团的攻击，而是这恶毒的天气，闷热让许多士兵中暑，中暑让救援军官兵们头痛欲裂，冷汗淋漓，痛苦不堪。甚至连饮水也成了大问题，义和团的袭击者不仅砍杀救援军官兵，同时也把毒药投进车站附近所有的水井。唯一控制在救援军手中的水源如今只剩下了铁路下面的那口大水塘。
那是两千来名救援军官兵的命根子。
水塘就在洛斯勃尔的骑兵营眼皮之下，鲍尔上校把保护水源的重任交给了他最为倚重的这位骑兵营长。
18日凌晨两点左右，夜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骑兵营的官兵们在枕木上就地而卧，战马集中在路基下的一块麦地里，不停地打着响鼻，已快成熟的麦稞子成了它们最好的草料。
游动哨在路基下来回走动着，警惕地注视着远处的青纱帐方向。
这时，站岗的天津籍士兵郭文卿发现什么地方似乎有细微的声响传来，他循着声音寻去，发现水面上若隐若现地浮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郭文卿初时以为是在水底发胀的尸体浮了上来，但仔细一看，不对，那具“浮尸”分明在动。
郭文卿大吃一惊，哗地将子弹推上膛，对准“浮尸”便要放。
这时，只听“浮尸”开口说话了：“嗨，你们是西摩尔将军的队伍吗？”
居然是一口不太标准的英语。
洛斯勃尔跳了起来，掏出左轮手枪冲到塘边，厉声喝道：“什么人？快给我游过来！”
划水声响亮起来，少顷，一个水淋淋的男人从塘里爬了起来。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小商贩的打扮，一上岸就眼泪汪汪地哭喊起来：“啊啊……我可……找到你们了！”
洛斯勃尔喝问道：“你是什么人？”
“我是北京大使馆派出来的秘密信使，我有重要情况向西摩尔将军报告……快，快带我去见将军大人！”
洛斯勃尔不敢耽误，马上亲自把这个人送到了西摩尔将军的专用车厢里。
洛斯勃尔这才知道这个中国人是一位虔诚的中国基督徒，北京大使馆两天以来派出了三名中国基督徒前来向西摩尔将军求救，其中两名在半路上被义和团截获杀掉。这位仅存的信使也是历经了九死一生后才侥幸到达廊坊的。
中国信使向西摩尔中将转达了北京大使们请求紧急援助的口信，并且用最骇人听闻的语言形容了此刻京城里洋人们的处境：“使馆遭到最猛烈的攻击”，“各国大使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所有外国人危在旦夕”，“中国政府已经下令杀死所有的外国人，教会学校、跑马场和外国人的住宅已遭到彻底的洗劫”。
西摩尔怒火万丈，立刻下达了“继续修复铁路”的命令。
但是，对于这道命令的效果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几天以来，他们一直被围困在此，工程师和工人们没日没夜地抢修铁路，可是，修复的速度无论如何也赶不上被破坏的速度。无论白天黑夜，义和团们不顾死活地破坏铁路，这里刚刚修好了一段，那里一夜之间又有一长段铁路上的钢轨与枕木不翼而飞。
但凡此种种还不是最令西摩尔将军棘手的，联军原本以为可以顺利地到达北京，出发时每个士兵只带了三天的干粮。而他们离开天津已经一个星期了，干粮早已耗尽。他们只能依仗武力就地补充。这一任务依然由洛斯勃尔指挥的骑兵营去完成。可是，骑兵营接连进入了几个村庄和小镇，没有见到一个老百姓，也没有找到一粒粮食，鸡鸭牛羊也不知被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所有的水井不是被下了毒，就是倒进了大粪。小镇和村庄静得犹如凝固一般，中国的老百姓怀着对外国人的切齿痛恨，把自己的家园变成了一座座死镇、死村。
西摩尔非常清楚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可事到如今，他明白更重要的是自己肩上系着2000余名官兵的生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一意孤行杀向北京，结果必然是凶多吉少，弄不好，甚而会被遍地蝗虫般的义和团拖垮，然后再聚而歼之。
天知道义和团到底有多少人？最初两天义和团排山倒海气势如虹的冲杀场面，迄今依然令他这位最高指挥官多少有些心悸。
经过一夜的冥思苦想，到天亮的时候，并不知道联军已经在大沽口取得了重大胜利的西摩尔将军在和鲍尔上校商量后，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队伍原路撤返天津。
西摩尔同样清楚撤回天津的路途上依然是杀机四伏，凶险莫测，为了增强战斗力同时也是为了提高一下士气，将军决定让他的士兵在出发前能饱餐一顿，他命令把华勇营骑兵营的战马分配给每一个连队宰杀。
洛斯勃尔大惊，飞奔前去面见西摩尔，力陈万万不可杀战马。
西摩尔道：“我是一个驰骋疆场多年的老军人，我当然了解骑兵与战马的感情。但是我更清楚，士兵比战马更重要。”
洛斯勃尔决心尽最大可能挽救他的战马，激动地说道：“将军，请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马上率领骑兵营再次出发去搞粮食。如果失败，再杀我的马也不迟。”
“前几次你的骑兵营颗粒无收，你凭什么向我保证，这最后一次就有绝对的把握？”
“这……我……”洛斯勃尔张口结舌，他自己也不相信能弄可供这么多人饱餐一顿的粮食。
“洛斯勃尔上尉，请执行命令吧。”
洛斯勃尔流着眼泪喊叫起来：“将军，我求求你，那就暂时只杀驮马吧！我的骑兵营会尽一切努力搞到粮食的！”
鲍尔上校也被洛斯勃尔的情绪打动了，向西摩尔将军求情：“将军，洛斯勃尔上尉的建议可以考虑，如果回撤的路上我们再搞不到粮食，再杀战马也不迟。”
“好吧。”西摩尔让了一步。
片刻之间，整个廊坊火车站以及长达数华里的铁道线上仿佛正在进行着一场巨大的野餐。无数口行军锅里蹦跳着大块大块的马肉。几天来早已因饥饿、劳累和紧张而变得来委靡不振的救援军官兵们此时全都欢天喜地，好似过节一般。一个个火堆熊熊燃烧，天地间飘荡开浓浓的肉香味。
上午10点钟左右，就在马肉即将煮熟的时候，四周陡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猛烈的呐喊声。所有的救援军官兵立即伏倒在地，准备战斗。
郑逸秋瞳孔大张，惊恐万状地叫道：“我的妈，看清楚了么？这次上来的可不是义和团！”
所有的救援军官兵也都看清楚了，上千名着装统一威武雄壮的中国骑兵挥舞着雪亮的马刀，犹如一片云团般向着救援军官兵的阵地席卷而来。无数只铁蹄叩响大地，擂出一团闷雷般的轰鸣声。
在骑兵的头上，一面饰有彩穗的红色大旗迎风飘扬，旗帜正中大书一个“董。”
字。
对中国军队非常了解的洛斯勃尔上尉大声喊叫起来：“这是中国的正规军！董福祥的回回兵！”
洛斯勃尔说对了，这支精锐的队伍正是刚刚从北京方向开来的5000甘军。
甘军，亦称甘勇，老百姓则称其为回回兵，是董福祥的部队。
董福祥字星五，回族，甘肃固原人，史书称其为“晚清怪杰”，是一个亦兵亦匪的传奇人物。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回民起义时，原本为匪的董福祥乘乱而起，因作战勇猛，为人义气，很快成为威镇四方的大头领，各路义军纷纷归顺其下，在陇东陕北一带与清军抗衡，声势蔚为壮观。后在陕北被左宗棠所败，投降清军，所部改编为董字三营，随即反戈一击，残酷镇压陕西、甘肃、西宁等处回民起义，屡立战功，仕途通达。光绪元年（1875年）又率部进军新疆。以收复乌鲁木齐等地及平定南疆阿古柏骚乱有功，更得左宗棠赏识。后升任甘肃提督。两年前又为慈禧太后慧眼相中，奉调拱卫京师，所部编为荣禄所辖武卫后军，成为中国正规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董福祥到北京后，狂热地支持义和团，杀起洋人来也最为踊跃。受主帅影响，部下官兵也成建制地争相参加义和团。在奉调率一部分官兵离京阻截西摩尔的救援军之前，甘军便已在北京街头斩杀了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战斗打响后，董福祥成为军事总指挥，甘军自然担任绝对主力。
此时，甘军的骑兵冲在最前面，纷乱的马蹄下泥土飞溅，马刀寒光闪烁。骑兵的后面是步兵，全部是新式步枪，他们在冲击中发出低沉的“嗬嗬”的怒吼，足以让任何对手心惊胆颤。
步兵的后面，跟随着一眼望不到边的义和团民。这片服装颜色杂乱的人群没有战斗队形，手中拿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既有董福祥刚刚发给他们的新式枪支，也有土制的大刀长矛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农具。
董福祥再一次被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晚清怪杰”也注定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具戏剧色彩的重要角色。
公元1900年6月18日――后来的一代代史家们一提到这个被浸泡在血泊中的日子，就会心潮澎湃，胸中涌荡起一腔自豪感，因为，这是中国百年耻辱史中极其难得的“一抹亮色”。这一天发生在廊坊原野上的故事，也被史家们用兴奋的文笔反复描述、给这个原本耻辱的日子涂抹上了一层辉煌庄丽感天动地的色彩，以至于中华后人迄今每年仍然要在这一天举行隆重的纪念。
这一天的确非同寻常，中国正规军第一次在面对世界列强组成的联合国军面前，创造出了惊天地泣鬼神，大长军心民气的“廊坊大捷”――对于一个在与西方列强交手中屡战屡败，饱受屈辱，心灵脆弱得早已输不起的民族，这样的一场“胜利”无论怎样浓墨重彩地描绘都绝不为过！
面对汹涌而来的中国正规军，救援军并未慌乱，每一个洋人官兵都深知他们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中国人作战，任何惊慌与胆怯只能是加速自己的灭亡。
而华勇营的官兵更清楚他们一旦落入同胞之手，等待着自己的会是什么结果？
根本无需任何动员，所有人一瞬间便断绝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念头，决心与中国军队拼个你死我活，或是同归于尽。
救援军官兵立即开火迎击，轻重机枪也被飞快地架到铁道线上，而且立即喷吐出暴风狂雨般的子弹。已经从车站和村子的制高点下来准备撤离的官兵们也纷纷抓起煮得半生不熟的马肉，重新向自己的阵地奔去，重新展开阻击火力。紧跟着，令人恐惧的联军的大炮也开火了。
眨眼之间，气势如虹的甘军骑兵队形被打乱了，然而，中国的正规军毕竟训练有素，战斗力绝非义和团可比，他们立即分成两道巨浪，向着联军的左右两翼冲杀而来。
鲍尔上校的华勇营处于联军防守战线的中央地段，当甘军骑兵突然散开，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一幅古怪离奇的情景令所有的官兵瞠目结舌亦真亦幻。中国人奇异的进攻阵形与进攻战术，是他们在军事训练中从未见过，也从未耳闻的。
天地间响起了紧鼓密锣、笙箫钟磬之声，伴随着锣鼓声乐声的是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拖着长长尾音的“杀――”声。一大片色彩杂驳的人浪��向着洛斯勃尔防守的铁道线涌来，数万条粗细不一的嗓子一齐发出的喊杀声混合着奇怪的音乐声组成了一团巨大嘈杂的声响，似串串雷霆滚过大地。洋人们根本听不出那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响。
走在人浪最前列的是一彪义和团敢死队员，他们一改红衣红头巾的打扮，而是穿着青色黄边的无袖“号坎”，上书“奉旨神兵”四个大红字。
但是，引领着这帮凶神恶煞般的敢死队员的却是一个身披金红袈纱须眉皆白的秃头老和尚。他胯下骑着一匹枣红色的赤兔马，右手提一柄禅杖，左手挟一个古色古香的锦盒。
老和尚座骑两侧，是两个涂脂抹粉，梳着两个朝天小辫儿的童儿。两童儿均以红巾勒额，红带束腰，随着锣鼓声手舞足蹈，挥动红绸而进。
在这三人后面，并排大摇大摆地走着《西游记》中的“四大天王”，他们身穿京剧中武将的“靠”，“靠”上还插着花哨的小旗，煞是好看。
义和团分明把血肉纷飞的战场，变成了属于他们的巨大的戏剧舞台，而他们正是这舞台之上的“领衔主演”。
这一刻，所有的进攻者都把自己当成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得道神灵，所以人人都挺胸凸肚，努力做出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态与模样。
用西方随军记者的语言来说，“他们的脸色像圣徒一样闪烁着献身的光辉”。
虔诚地幻想肉体不死，是一个民族精神得以不死的最原始的根源。
等到进攻的队伍快走到水塘边上时，洛斯勃尔营长一声令下，骑兵营首先开火。
炮弹在人潮中爆炸，子弹像疾雨般泼洒，赤兔马上耀武扬威的老和尚大叫一声，“咚”地从马背上翻身坠地，手中的青龙偃月刀掉到地上，锦盒则飞了起来，落进了水塘里。两个童子与“四大天王”也都中弹倒地。进攻者的队伍出现了混乱。但是，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往回跑，他们反而加快了脚步，向着洋人的阵地飞奔而来。
抱着超凡脱俗信念的义和团民人人以微笑面对死亡，对“噗噗”倒下的同伴视若不见，踩踏着累累尸体疯狂地呐喊着冲向了救援军的阵地。双方短兵相接，搏杀在一起。许多义和团民这时才惊愕地发现端着刺刀与他们拼杀的竟然绝大部分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中国人，嘴里发出的也是同样的喊杀声，咒骂声。中国农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但他们打骨子里知道洋人可恨，认贼作父卖身求荣的汉奸则比洋人可恨万倍！他们勇敢地冲上前去，和穿着洋人军装的同胞厮杀成一团。
甘军骑兵虽然人人视死如归，勇猛异常，却只有几十名骑兵突破火网冲进了侧翼俄国人和德国人的阵地，他们也砍杀了几个洋兵，但一个也没能活着回去。大部分骑兵最终没能冲进救援军的阵地，这是因为廊坊车站一带全系平原，没有任何可以掩护的障碍物，救援军的火力一展开，便形成了一道道很难逾越的火网，绝大多数的骑兵都在冲锋时中弹坠落马下。
亲自经历了廊坊之战的巴恩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这场战斗非常艰苦，中国士兵装备有新式毛瑟枪和门立式来复枪，但他们只是随意开火，否则联军的损失将更大。义和团也装备了同样精良的步枪，显然是由清帝国政府提供的，但幸好他们并不会使用，他们的枪打得太高了，明显不习惯使用瞄准器。如果这支军队的训练也像其装备一样精良的话，联军的装甲车队将根本不可能逃脱。”
这场载入史册的激战不过只进行了将近两个钟头，穿洋人军装的操洋枪洋炮的中国人和洋兵就把自己的同胞打得落花流水。
由于长年在异国土地上作战，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鲍尔上校在撤离廊坊前作出了一个事后证明极明智的决定，他让洛斯勃尔的骑兵营把死去的义和团民的“号褂”和头巾扒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也就是这一时刻，郑逸秋和黎成首先冲到了那位死去的老和尚跟前。他俩关心的不是人，而是那个锦盒，不知里面装着到底什么样的宝物。当他们把锦盒打开时顿时惊愕不已，锦盒里，居然躺着一部代表中国最高文化结晶的《春秋》！
在中国历史上被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廊坊大捷”的双方阵亡的统计数字是：
中方阵亡800余人；救援军阵亡6人。
这就是让中国人骄傲了许多年而且至今仍然在继续骄傲的“廊坊大捷”的真实战况。
如此一场荒诞离奇，令人欲哭无泪的战斗，却被人为地“化腐朽为神奇”，编织成了一个美丽的神话，并且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中华历史中难得的“亮丽”一页。
这个弥天大谎的始作俑者，便是直隶总督裕禄。就在廊坊大战结束后第二天，负责拱卫京津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裕禄的一份“六百里加急公文呈递”被送到了慈禧太后的案头。
奏折的题目是：《接仗获胜折》。
这是一份描述董福祥的甘军与忠君报国的义和团壮士在廊坊如何联手把西摩尔的外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捷报”！
“捷报”称，“洋人疯狂进攻，武卫后军英勇迎战，杀敌无数。义和团民亦四处纷起助战，合力痛击，激战两个时辰，终将洋人击败。我军会合团民与洋人鏖战，良久，敌势力渐不支，各队尽力攻击，敌纷纷窜匿”，“军民情愿以死报效朝廷”，“民心极固，军气甚扬”，“齐心努力，奋往无前！”
如此气壮山河的语言，一定会感动得慈禧太后热泪溢眶。
而就在两天以前，大沽口炮台已经陷落，洋人正向天津大举进攻之际，裕禄同样以“六百里加急”向慈禧送去了一份描述他指挥中国军队在大沽口炮台如何把洋人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捷报”！
中国官员的造假胆魄和水平，绝对世界第一，无人能敌！
前线“捷报”频传，使慈禧太后的愁云和担心一扫而光。想那洋人，在中国军队与神灵附体的义和团面前，也不过如此而已。
公元1900年6月19日，就在接到“廊坊大捷”折子的当天，豪气冲天的慈禧太后立即再次召集御前会议，做出了最后的决断：向洋人们宣战！
两天后的21日，在中国近代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中国政府颁布“向各国宣战谕旨”，公开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负载着中华帝国高速行驰的列车，轰然冲出了轨道！
失败的一方以胜利者的姿态向西方各国公开宣战，真正的胜利者却主动开始了撤离。
当中国军队与义和团的进攻被打退以后，西摩尔将军当机立断，下令全体联军官兵登上列车，火速往天津方向撤退。
从廊坊到杨村之间的铁路已经遭到局部破坏，联军边修边行。西摩尔此时十分庆幸未将华勇营骑兵营的战马全部吃掉，正是这支骑兵营在每次列车受阻时前去前方侦察敌情，并担负起补充给养的重任。他们沿途扫荡了许多中国村庄，虽然所获不多，但也聊胜于无。19日中午，他们才艰难地退到了杨村车站。
退至杨村后，情况更加不妙了，前面的铁路已经大段大段地遭到了中国军民的破坏，火车再也无法前进。西摩尔得知聂士成麾下的武卫前军与董福祥麾下的武卫后军，还有更多的义和团民正从四面八方向他的这支孤军涌来时，吓得魂飞魄散，丝毫不敢耽误，马上下令丢弃火车，炸毁重炮，队伍沿运河水路向天津昼夜兼程。
就在联军刚刚撤出杨村车站，身后就燃起了冲天大火，涌进车站的中国人怀着深仇大恨，把洋人乘坐过的50节车厢全部点着了。
然而，对西摩尔麾下的这支联军官兵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