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队队打着各国军旗的士兵大步前进在拂晓时分天津城外空寂的大道上。不少心惊胆颤的中国人关门闭户,躲在家中从门缝和窗口偷偷地往外打量这些扛着洋枪拖着洋炮的外国军人耀武扬威地从他们的家门口走过。偶尔看见几张伸出在窗口的面孔:胆怯、冷漠、惊慌、茫然,各种表情在一片灰黄色的脸上变幻不定。
不可理喻的事情在这场战争中常演常新,眼前便是一出――中国政府的最高决策者们已经下定决心欲与列强开战,然而当列强的军队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中国军队却接到了这样的命令:“不准擅起事端”。所以他们都只能抱着枪,规规矩矩地待在自己的军营里,以免和洋兵发生“误会”。
前往北京救援的联军队伍已经匆匆编成,总共2054人,英军915人,德军450人,俄军313人,法军158人,美军100人,日军52人,意军40人,奥军25人。
英军差不多占了这支救援队伍的一半,是绝对主力。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出任这支救援军的总指挥。
而代表大英帝国皇家陆军出征的,则绝大部分是中国青年。这915名英国军人中除了鲍尔上校带去的华勇营,便是一支80人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和西摩尔手下的几十名参谋副官与警卫。
6月10日天色刚亮,塘沽火车站已经忙碌起来。一列接一列的运兵车陆续驶出了车站。登车之前,每个士兵领到3天的干粮。
华勇营的官兵几乎占用了整整一趟列车。尤其是洛斯勃尔的骑兵营更是庞大,他们这300名官兵除了每人一匹座骑,还有拉炮、驮重机枪、弹药和辎重的上百匹驮马。
与华勇营同车的有西摩尔将军和他的幕僚,还有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军队,他们人数虽少却军服华丽,意大利军官的帽子上还装饰着艳丽的羽毛,随风飘荡煞是好看。奥地利官兵最明显的标志是钢盔顶部明晃晃的那一根尖刺。他们与其说是去打仗的,倒不如说是自己国家派出的一支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仪仗队。
每趟列车均由闷罐车厢和敞篷车厢组成,官兵们坐闷罐车,敞篷车装马匹、自行车和重武器,最前面的一节敞篷车上四周垒起了沙袋,架着大炮和轻重机关枪。
末尾几节敞篷车上装着枕木、钢轨,还有抢修沿途前些日子被义和团破坏的铁路的上百名工程师和工人。
救援军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但是,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甚至连危险的迹象也没有。中国老百姓十分友善,好像他们这些荷枪实弹的外国人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前来旅行的外国游客。天津海关道黄建�与铁路局总办唐绍仪电令沿途火车站的中国职工对前往北京的外国军队“表示欢迎”,这让津京线上的铁路职工们十分为难,不知该用何种方式来向这些荷枪实弹进入自己国家的外国军队“表示欢迎”。最后,他们只好在站台上为洋兵们准备了大桶大桶的茶水。
武卫前军统帅聂士成原已做好迎战洋兵的准备,部队枕戈待旦之际,聂士成却突然接到了他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裕禄的命令,特别叮嘱他“静观毋动,不可衅自我启”。弄得聂士成一头雾水,只好命令所部不可与洋兵接触。
救援军到达杨村车站时是下午6点多钟,由于前面的铁路遭到了义和团破坏,西摩尔从天津带来的铁路工人们正赶去抢修,所有先后发出的救援军火车全都被堵在了这里,整个车站陡然间变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士兵们各打各的军旗,各穿各的军装,各说各的语言。这幅奇异的情景,一定让车站的中国铁路职工以及附近的老百姓大感惊奇。
当然,最让他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些外国军队里居然还有那么多身穿稀奇古怪的洋人军装却又是与他们一样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嘴里说着与他们相同语言的年轻人?他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围在四周认真地打量着,议论着。
聂士成手下的骑兵统领邢长春为了“避免发生误会”,特地赶到站台上和西摩尔中将、鲍尔上校“礼节性”地交谈了几句,他向救援军指挥官解释说,他的骑兵队伍到这一带剿灭破坏铁路的拳匪,无意与西摩尔将军率领的外国军队为敌。
洛斯勃尔与邢长春算得上是老朋友了,一见面便亲热得不行。洛斯勃尔还请邢长春代他向聂军门和姚良才等中国老朋友问好,以后有机会一定前去拜望他们。
负有保家卫国之责的中国正规军居然与全副武装进入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打成一片,问好交谈,实为千古奇闻!
巴恩斯中尉也不失时机下到站台上,对中国军人进行“采访”,“非常友善地聊了一会儿”。
聂士成的士兵说的却与他们的长官不一样,他们抱怨说,中国的皇太后好像在抽风,一会儿命令他们打拳匪,一会儿又说义和团是精忠卫国的壮士,要支持他们,谁打砍谁的头,前次他们打死了几百个毁路烧电线杆的拳匪,皇太后居然下诏严厉惩罚了他们的聂军门。
也就是慈禧太后派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神功伟力的前一天,聂士成在京西黄村大开杀戒,让义和团吃了个大亏。聂士成奉命保护芦保、津芦两条铁路,那日亲率一支百余人的马队巡查至卢沟桥时,发现铁道上人头济济,犹似蜂拥蚁集,上千名义和团正在这泼洒煤油,沿路放火烧毁枕木和电线杆。聂士成顾忌到朝廷对义和团时阴时阳模棱两可的态度,也多长了个心眼,未敢马上驱兵弹压,而是强压怒火,先礼后兵,一而再,再而三,派人前去好言相劝,希望义和团自行撤走便完事大吉,免得给自己弄出什么麻烦来。不曾想义和团气焰嚣张,不仅将他派去劝导的人乱棍打跑,还大骂他聂士成过去杀了不少义和团弟兄,武卫前军里还养了不少洋鬼子,是个里通外国的大汉奸,大呼小叫地要涌过来杀他聂士成为义和团弟兄报仇。聂士成闻报大怒,也不理会什么朝廷的态度了,一声暴喝:“弟兄们给我围起来砍!”训练有素的骑兵们顿时分做两路,飞快地向义和团包抄过去,始而乱弹齐发,先稀里哗啦打倒一大片,继而再驱马上前,挥刀猛砍,义和团哪里抵挡得住,眨眼工夫便被杀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仗下来,光脑袋就装了几十筐,点点数,总共有488颗。
聂士成护路有功,没想反倒遭到了朝廷的严厉训斥。所以,这次面对洋人大摇大摆地向京城开进,聂士成心中即便怒火万丈,也再不敢抗旨行事了。
巴恩斯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情十分愉快,回到车上对洛斯勃尔、沙克、郑逸秋等人说道:“你们全都可以放心了,有中国正规军为我们保驾护路,这一趟去北京,绝对不会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夜里9点左右前面报来消息,铁路已经修好,西摩尔将军下令出发,火车一列列相继离开杨村,继续北行。天亮后,依然是烈日当空,待在闷罐车厢里的洛斯勃尔热得实在受不了,列车停站加水时叫上郑逸秋、黎成和沙克几名英国军官,跑到了装马匹的敞篷车厢里。装着马料的麻布口袋,便成了他们舒适的“沙发”。
到了敞篷车厢里,头顶着炎炎烈日,洛斯勃尔等人更是热得受不了,纷纷脱下军装,赤裸着上身。
虽然一路上没有发生任何战斗,但由于沿途不断有被破坏的铁路需要抢修,有的地方被抽去了几根枕木,有的地方被拆掉了几节钢轨,总得花时间去抢修。火车行驶时有风,洛斯勃尔等人还觉好受一点,一旦停下来,大汗淋漓,头昏脑涨,那种滋味真是要命。洛斯勃尔、沙克一帮英国军官已经被晒掉了皮,脸上看上去红鲜鲜的,面目全非,十分狰狞,背上的皮像层薄薄的膜纸一样翻卷过来,能用手撕下来。火车时走时停,即便走起来也小心翼翼,慢如蜗牛爬行。到了一个叫做落垡的小站时,已经是第二天拂晓时分了。
天津到北京是135公里,落垡正处于中间位置,也就是说,走了将近一天,救援军才开进了六七十公里。不过,令所有人感到欣慰的是,虽然慢,但毕竟还算平安。
从落垡出发后,铁路遭到破坏的程度有所加重,救援军自带的枕木和钢轨不够用了,还得士兵离开列车,到附近的树林或是草丛里去搜寻,把被义和团拆下后藏匿起来的钢轨枕木弄回来。这样一来,速度就更慢了。几乎所有的官兵都已精疲力竭,这不是由于劳累,而是长时间遭受烈日曝晒,出汗过多所致。
6月13日临近中午,救援军终于赶到了廊坊车站。
鲍尔上校松了口气,向他的士兵们嚷道:“嗨嗨,不要垂头丧气的,廊坊是北京的大门,我们很快就要到了。进城时,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不要让人小看了我们华勇营!”
但是,就在这道“北京的大门”前面,鲍尔上校的乐观情绪被严峻的现实击得粉碎!
西摩尔得到开道车的报告,前面的铁路被破坏得相当严重,需要集中所有工人前去抢修。一列列陆续到来的火车,又被堵在了这个叫廊坊的车站上。
车站旁边有一个有两个足球场大小的水塘,塘中央用一路宽约一米的石砌塘埂相隔,埂下有孔数眼,以便湖水互通。已经被晒得像干人似的联军官兵们争先恐后地从火车上跳下来,欣喜地向着水塘奔去。眨眼之间,水塘里到处都是一丝不挂的男人的身影。
洛斯勃尔手一挥:“走,我们也去凉快凉快!”
有营长带头,沙克、郑逸秋,黎成等一帮骑兵营的官兵也下去了。
夏日的太阳升起得很早,当朝霞布满东边的天际时,不过才是清晨的六点钟左右。
就在这时候,铁路两边的青纱帐突然变成了惊涛骇浪,满世界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呐喊声。陡然出现在联军官兵眼前的是一片人海――一片涌荡不息的红色的人海!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民头扎红色头巾,高举大刀、长矛、木棍和粪叉,抬着土枪土炮,巨浪般地向洋人和洋人的列车拥了过来。
最先受到惊吓扔下工具回头便逃的是那些前去抢修铁路的西洋工程师和中国工人。紧跟着便是水塘里的大批裸体男人。他们用自己的母语惊恐万状地大叫着冲到岸上,有的甚至竟一丝不挂,第一反应是抓起自己的枪,没命地向车站跑去。
郑逸秋大叫道:“妈的,是拳匪!我们被拳匪包围啦!”
敞篷车厢里的火炮迅速发射,炮弹接连不断地在“红色的大海”中爆炸,到处鲜血四溅,如同红色的浪花一样醒目,连同义和团民残缺的肢体在烟雾和火光中飞上阳光刺眼的天空。
就在第一通炮弹响起的时候,廊坊车站里的中国职工跑得一个不剩。
训练有素的华勇营官兵以最快的速度从列车上一拥而下,占据了车站以及附近村子里的多处制高点。西摩尔中将和鲍尔上校也赶到了车站,在这里建立了作战指挥部。但是,他们立即便发现已经无法再用电报与外界联系,原因很简单,电线杆已经被义和团拔掉了。从这一时刻开始,这支军队的一切行动,都必须由西摩尔将军见机行事,自作主张了。
洛斯勃尔的骑兵营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了战斗,他们匍匐在高高的路基上,身后卧着的是他们同样训练有素的战马。炮兵队的中国士兵把4门山炮架了起来,所有的轻重机关枪对准了从青纱帐里钻出来,踩踏着齐腰高的麦地,向着联军的阵地蜂拥而来的红色人海。
但是,即便他们拥有必胜的信心,也依然被眼前的情形震惊得目瞪口呆――
四面八方是色彩缤纷形状各异的旗帜与红头巾组成的海洋。一片片色彩浓烈的海洋随着低沉的怒吼声在中国北方的黄土地上剧烈起伏翻腾。天空刹那间昏暗下来,无数双赤裸的脚掀起的尘土足以遮天蔽日。
在数不清的身穿红黄二色衣服的义和团民的前面,是身穿鲜艳戏装的首领。
这些首领冲锋时的姿势大都是从戏剧舞台上那类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身上学来的,由于过分夸张所以显得奇特无比。似乎在蝗虫般对着他们飞去的子弹前弯弯腰,作出一个避闪的动作也有损于他们所渴望树立的英雄形象。他们或提着锋利的长矛,或抡着雪亮的大刀,有的还拿着洋人根本不知为何物的武器,高昂着头颅大步前进,仿佛他们热切地希望在这个应该躲避子弹的时刻让自己的形象能够在一万双甚而更多的乡亲的眼中显得更加醒目。
在他们的身后,人人都学着他们的样子,甚至更加夸张!对于以冷兵器为主的义和团民们来说,他们的精神感天动地,他们的气势排山倒海。但是,支撑他们信念的却是人类最古老最原始最愚昧的意识――他们每一个人都坚信自己已经神灵附体,刀枪不入!
这一幕肯定使巴恩斯连长永生难忘,他在两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上帝啊,这不是在战斗!这肯定是某种仪式,是中国人在某种危机的时刻进行的殉葬般的仪式!面对机关枪和大炮,这些中国人如同落叶一样倒下,但是他们依旧在冲锋,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加勇敢的人!”
洛斯勃尔同时更清楚这些勇敢的中国人现在是他们最危险的敌人。所以在片刻惊叹后,他毫不犹豫地下令开火。4门山炮和数十挺轻重机关枪再加上300名中国士兵手中的来复枪组成的强大密集的火网立即有效地封住了中国农民前进的道路。许多义和团民至死也不知道打进他们身体的那一颗颗灼烫的子弹,竟然是从他们同胞的枪管中射出的。
这不是实力相当的战斗而是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
但是,令洛斯勃尔等英国军官匪夷所思的情景出现了,冲在前面的人在枪弹的射击中倒下了,狂暴的声音仅仅停顿了一瞬间,更狂暴的声音随即又响起来了,后面的人以更加凶猛的姿态前进。在炮弹的爆炸和子弹的呼啸声中,义和团冲锋的吼声骤然如闷雷般响起:“杀――!”
什么叫做视死如归?
什么叫做前赴后继?
什么叫做赴汤蹈火?
眼前的情景便是最好的注释。许多义和团民冒着枪林弹雨甚至冲到了水塘里,但是却无法越过水塘冲上骑兵营守卫的这一段铁路。密集的子弹打得水面犹如开了锅,义和团民们惨叫着挣扎着倒在了水塘里。有的地方,尸体堆积得露出了水面。
全世界的邪教组织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全都能够成功地消除信徒对于死亡的恐惧。义和团也不例外,而且事实证明它比其他的邪教组织做得更好。
义和团认为,一个人的倒下,被他们称之为“睡”了。他们无不相信“睡”了的人片刻就会苏醒,即使是新手,顶多三天便能还阳。
可惜洋兵没有给义和团三天时间,这场战斗只打了两天两夜便结束了。
这是异常惨烈的48个小时,也是悲壮得令后人欲哭无泪的48个小时!
在宫廷政治与虚无神灵的双重驱使下变得来英勇无比的中国农民们一片片地倒在了他们家乡丰饶肥腴的土地上。
廊坊火车站附近的大片麦地已经变得一派狼藉,已快成熟的麦子一是遭义和团民冲锋时踩踏,再则是遍地的尸体倒伏其上。那是三伏天里,上有炎炎烈日曝照,下有缭缭地汽熏蒸,上午倒下的尸体还没等到傍晚时分便已膨胀到了极限,麦地里到处响起略带沉闷的“蓬蓬”声响,那是一具接着一具尸体在高温之下爆裂开花的独特声音。而随着这种爆裂声弥漫开来的,便是恶臭难闻的腐尸味和无处不在的红头绿苍蝇。
没有史料能够准确地统计出发生在廊坊火车站的这场义和团民与西摩尔率领的救援军的大战中中国一方的死亡人数是多少。甚至有多少中国农民参加了这场战斗也成了一本永远的糊涂账。史书上大都以“成千上万”来形容参战的义和团民为数众多,对他们的伤亡则是用“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这种极不确定并带有明显夸张的词语来形容。参战的究竟是几千?几万?还是十几万?几十万?多少具中国农民的尸体堆在一起大致看上去才像一座山?多少个中国农民的鲜血淌在一起才像一条流淌的河?恐怕也永远无法得知了。
而外国士兵的伤亡则是一清二楚的。西摩尔中将率领的这2054名官兵,此后还要在十多天时间里经历无数次死里逃生般的恶仗,当他们最终返回天津时,仅负伤228人,战死62人。
这恐怕是视民众如同草芥的封建中国与西方世界对于人的价值观念不同,而显现出的一种差异罢。
救援军用现代化武器组成的强大火力网把一批批向着他们冲杀而来的中国农民打倒在地,使他们最终未能攻进车站和铁道路基上的救援军阵地。
中国农民取得的最伟大的战绩,则是用无数具血肉之躯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坚城,堵住了西摩尔率领的这支救援部队前进的通道,使他们暂时没有能够向着中国的都城再往前走上哪怕是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