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狱中斗争
狱中小卖部
1947年12月15日，重庆歌乐山。
山下，本已闲置了近一年，蓬蒿满阶、鼠狼出没的渣滓洞看守所，忽又旧店新开。高墙上新架了电网，环墙30米一岗，耸立着九座岗亭，刀枪锃亮，梆声长鸣。原来，新任的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将渣滓洞定为了“行辕第二看守所”（第一看守所设于城内老巴县衙门，关押军事犯，由军法处主管），由二处直接领导。
从1948年起，渣滓洞已是人头攒动，填得满坑满谷。凶狠的国民党特务，前后分八批将总人数近300人的“奸党”、“匪谍”投进了这口活棺材。在这些被关押的革命者中，中共党员约占60%，其余为民盟、“小民革”、农工、劳协成员，还有“六一”社社员和进步群众。
这些政治犯都因政治问题被捕。为淡化色彩，团结中间群众，不给敌特抓住辫子，狱中斗争就以要求改善生活、支援难友的方式开展了起来。
几百名革命者入狱时被查抄的现金，总值约1000块银元。当时，国民党的货币猛烈贬值，没收的钱不如换作实物。老摆在特务金柜，无异白丢。加之狱中伙食难以下咽，而且药品匮乏，连拉肚子用的草纸也贵如黄金。经老共产党员胡春浦、田一平等出面，软磨硬泡，还送给了看守所长李磊一顶“互济会会长”的高帽，狱中小卖部终于成立了。
互济会副会长为何雪松、会计仲秋元，做实际工作的是营业员萧中鼎。为此，萧中鼎迁至楼下一室和仲秋元同住。室门整天不关闭，难友们在放风时就可以去买东西。老萧年近半百，老成持重，是1938年在万县做保安副司令时入党的地下党员。难友们都叫他萧司令。他利用营业员身份，还取得了在牢内走动的自由。
小卖部开张后，不但解决了牙膏牙刷、草纸肥皂、毛巾豆瓣酱等供应，最妙的是：通过各室难友来此买这买那的机会，萧中鼎、何雪松巧妙地完成了传递信息、药品，串通案情口供，协调各室关系的任务，为狱中开展对敌斗争起了联络站的作用。
1948年10月，傅伯雍关进渣滓洞的第一天，萧中鼎（与傅为同乡老友）就以送草纸为名，秘密授予攀仇不攀亲，谈远不谈近，坚决保卫组织，谈人尽皆知的事情等“滚案”秘诀。
同月25日晚，左绍英因不耐酷刑折磨，生下早产儿“监狱之花”卓娅。产后母女一无所有，身体羸弱。通过小卖部募集，从尿布衣裤，到奶粉白糖，抱了一大堆去。
1948年6月20日，江竹筠等四人被从万县押来，投进女牢。同月底张界来复审她，从半上午审到月色西沉。用刑时为防止江喊叫，特务竟在她口中塞入大团棉絮。刑之再三，江疼得死去活来，新伤旧创，已难支持。天明时江被戴上12斤重镣扶回牢房，当时已奄奄一息。特务心坏，事先已将其他女犯赶入另一牢房，使江独关一室，吃不能吃，喝不能喝。
经小卖部暗中串联，各室发起慰问活动：有送白糖、锅盔的；有把自己忍口不吃的半边饼子送去的。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位难友把父母为祝贺他生日送来、原准备“光看不吃”的肉罐头也送去了——患难见真情，一盒肉罐头，在外面不稀罕；可在这两重世界两重天的“活棺材”里，却是金不换的无价宝。
难友们还送去了棉花、纱布、破衣。一件破衣里还藏着一张纸条，上写：可把破衣撕成布条，下缠铁镣，上系腰际，免致磨伤。
除了物质支援外，更多的是草纸写成的一封封暖入心窝的书信、赠诗。何雪松连夜写成的《灵魂颂》，将江姐誉为丹娘的化身，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楼下一室的诗是：“所有正义的心灵都为你的受难而愤怒。你，我们的丹娘呀，你并不孤独。”楼下八室写道：“你，不屈的灵魂，坚强的斗志，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江姐刑伤严重，生活不能自理，连送去的东西也无法使用。隔天，胡春浦等又向李磊交涉：应派人护理。李推托不得，也怕江姐伤重不治自己无法交代，只好让李青林、陈继贤去照顾江姐。两人给江姐念了同志们的诗、信，还代她写了复信：“谢谢同志们的关心。毒刑拷问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慰问活动，最终发展成了一次广泛的自我教育运动、团结运动，把困难互助，升华到了政治斗争的高度。狱中小卖部在这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48年下半年，随着国共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被抓进牢里的政治犯越来越多，特务对政治犯的管理也一步一步加紧。为了减少政治犯之间接触的机会，到1949年3月，狱中小卖部被关闭了。
绝食斗争
1948年，重庆渣滓洞看守所。
这座阴森的魔窟，不仅环境恶劣，连饮食也极为糟糕。每天上午10点、下午3点开两餐饭。本来，二处规定政治犯的囚粮和菜金按一个士兵的主、副食标准供应，在当时是得不到多少食物的。即使无人克扣，办的伙食也在贫民伙食标准以下。现在经过二处、看守所和伙食管理员层层贪污，政治犯的伙食简直坏到了极点。有时一顿饭每人只能分到7颗胡豆作菜，主食则吃霉臭的糙米，稗子很多，入口时令人发呕。虽是烈日酷暑，每人每天也只有两小瓢开水。一些人渴极难忍只好舀脏水喝。夜长昼永，饥肠辘辘，难友们早已是怒气冲天。
渣滓洞监狱还有一个由政治犯推选成立的伙食委员会，伙食委员可以查阅伙食账目。《民主报》记者、民盟盟员张明泛，是首批入狱的老资格，兼之力大膀粗，办事热心，遂被推为伙食委员。而监狱事务员不会写账，要从政治犯中找一个写账的人，难友就推举楼下一室的仲秋元去做。仲秋元于1947年6月被捕，特务一直未查出他是共产党员，因此他对外的身份仍是重庆三联书店的经理。
1948年5月，仲秋元从伙食账目中发现上月伙食有结余，而监狱事务长却没有拿出来为大家改善伙食。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张明泛。
同月的一天，张明泛与监狱事务员李某在放风坝相遇，当众质问：“为什么伙食越办越不成话？”
李某岂容“犯人”顶撞，便摆出架子说：“你这是对谁讲话？”
张明泛早决定不轻饶他，一把拽住李的衣袖，要他公开账目。
李理屈心虚，满面通红。为捞回面子，出手就是一拳。不料反被张明泛一掌推倒。李翻身爬起，顾不得拍去身上尘土，一把抱住根门杠，疯狗般向张扑来。眼见张要吃大亏，楼下五室的何雪松在风口望见，便大声喝道：“不准打人！”其他囚室的难友也随声呼应，大家一起吼起来，顿时喊声震天。本来，特务大肆克扣粮食和菜金，难友们早已十分气愤，现在见他不但拒绝查账，而且还殴打要求查账的伙食委员，大家一下全被激怒了。
看守所长李磊怕事情闹大，赶紧出来喊走了事务员。看守所看守长徐贵林将张明泛推到外院去上大镣。
和何雪松同关楼下五室的有田一平、胡春浦、萧中鼎、李子伯等人。胡、田二人都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们和萧中鼎、李子伯、何雪松等研究了当时狱中斗争形势，认为难友们长期对狱中伙食的不满情绪已被特务事务员的贪污行为和打人行为刺激得异常高昂，可借此时机发动难友们进行绝食斗争，以打击特务的气焰，争取改善伙食和生存环境，还可以此加强难友们之间的团结，提高难友们的斗志。几个人商议后，即分头串联各囚室的难友，并约定好了停止绝食的条件。
碰巧当天中午，李磊又要强迫众人剃光头，激起更大公愤。
3点整，值日看守李福祥照例让伙房挑出饭菜摆在内院的放风坝子上，并按惯例吹响哨子，高喊“各室快提饭桶”。
约莫10分钟过去，不见一人出来。
李福祥再三鸣笛，并亲身去各室催促，不料大家都充耳不闻，无一应声。
李福祥情知有异，忙去报告李磊。李磊平时在难友们面前总是假模假样地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的监狱长官，自称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慈善家。他把各室室长请到自己办公室，假笑着对大家说，他对发生这样的事情很难过，承认事务员不该打人，要求大家回去劝说难友停止绝食。各室室长就把事先约定的条件提出来：
一、尊重伙食委员职权，公开伙食账目，不得克扣粮食和菜金；
二、糙米难吃，要把糙米碾成熟米——可由各室的人轮流打米、风净糠壳；
三、不得打骂和侮辱政治犯；
四、撤换打人的特务事务员。
李磊一听这些政治犯竟敢和他这个高高在上的看守所长讲条件，立时翻脸，威胁说：“谁敢聚众要挟，查出领头者来，马上送二处加重处理。”
说话间，看守来报，说孙文石等人正骂骂咧咧，煽动绝食。李磊为杀一儆百，遂命将孙等二人作为替罪羊，铐解二处处理，并把各室室长赶回了牢房。
这一招，更惹翻全狱。
各室室长被撵走后，李磊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圈。他暂时不敢把这事向上报告。犯人闹事，是因为管理人员有贪污行为，这一点李磊作为所长心里很清楚。那个特务事务员平时给他家里“孝敬”过不少不明不白的钱物，而他一贯是睁只眼闭只眼，如果报上去，追查起来脸上实在不好看。当然，实在不行，他也可以把什么事情都往那个事务员身上推得一干二净。想到这里，他立即吩咐手下将饭菜热一下，另外再加炒一个回锅肉抬到内院坝子里。
要说难友们肚子不饿，那是假的。可众人横下心来斗争的意志，却是谁也动摇不了。任凭看守长徐贵林如何说服动员，18只饭桶由热变凉，原封不动地摆在放风坝中央。
李磊只好电话报告二处请示。
徐远举听了此事也觉头疼，又气又恨。气的是自己手下这帮浑蛋，只知贪污腐败，全然不把党国大事放在心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恨的是这些革命者被关在牢里还不老实，居然聚众滋事。他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以他的德行，真想一炮把渣滓洞轰为平地，但又怕为一点小事弄出人命，把事情搞大了不好收场，只好在电话里把李磊大训了一气，说明天会派人来调查。
第二天，张界专程来渣滓洞调查：“是谁暗中组织绝食？”李康回答：“是自发的。”田一平说得更加干脆：“是因为看守打人，大家不高兴，咽不下去。”
调查毕，张界少不得向李磊提出：“请老兄妥为善后。”李磊见事不妙，一则怕事情扩大，难以担待，再则对上（二处）对下矛盾交错，只好变硬为软，又把各室室长请来。
在室长会上，李磊满盘答应了革命者所提公布伙食账，给张明泛去镣，撤换事务员，放回孙文石等四项要求。这次绝食斗争就这样取得了胜利。虽然事后二处还派人提出几人去审讯，追查谁是绝食斗争的发动者，但却毫无收获，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从此，由革命者每天派人碾米、监厨，称米称菜下锅，伙食得到相应改善。难友们都乐意干此活，因为拉石磙、绞风车和上斗的活路都能活动一下筋骨，同时坝上的空气比牢中也新鲜得多。难友们还多了一个互通消息的渠道。
狱中策反
1949年11月21日，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女牢的共产党员胡其芬（烈士）代表狱中部分同志化名“吉祥”写了一份报告给狱外党组织，详述了敌人即将开始集体大屠杀的情况，并请求党组织营救。这封信里多次提到“蓝先生”：
蓝此次见你时，定将外面情况，对政治犯处理消息，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盼望我们在这时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
这个“蓝先生”就是将这封信带出狱的渣滓洞看守黄茂才。另渣滓洞监狱的狱医刘石人、看守唐友元等也曾为狱中难友带过信和药品等，甚至带出过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政治犯名单。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杂工李育生在大屠杀时帮助罗广斌等人成功越狱。在监狱里，政治犯与看守是完全对立的两个群体，有许多看守特务是极其反动的，在监狱里做看守人员的策反工作，稍有不慎便会出现严重后果。难友们是怎样成功策反那些反动营垒里的人，让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替革命者传书带信？
从1948年夏天起，渣滓洞的难友就开始做特务的策反工作。刚开始做策反工作时，难友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肖中鼎（越狱脱险）曾经去做徐贵林的工作，徐贵林直言不讳地回答：“你们少来那一套，共产党的宣传对我不起作用。我见的、听的多得很，老徐天生就是杀‘红毛’的，我这双手少说也结果了几百个共产党。告诉你，就是解放军打到小龙坎来了，我还是要杀。”难友们及时终止了对徐贵林的策反工作，这只反动透顶的“猫头鹰”后来组织杀害了江竹筠烈士等人，并亲自指挥“11·27”渣滓洞大屠杀。
但是，看守特务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也并不都是徐贵林这样的。经过一番考察，区别对象，选择因生活贫困误入歧途的小特务，或人性尚未泯灭愿意弃暗投明的部分人员，主动接近他们，从生活上关心他们，对他们进行前途、形势教育，赢得信任后，争取他们为难友做事，沟通狱内党员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关押在渣滓洞女牢的江竹筠、曾紫霞（营救出狱）首先从看守黄茂才身上打开了缺口。
黄茂才1925年10月出生于四川自贡荣县的一个佃农家庭，黄茂才从小聪明好学，父母把光宗耀祖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1944年为了逃避抓壮丁，托人介绍到成都川康绥靖公署第二处副处长刘重威家里做杂务，刘重威看他平时除了做事就是看书写字，人也老实，就介绍他到二处做司书抄写文件。1947年川康绥靖公署撤销，黄茂才被合并到重庆行辕二处，去报到时，因为没有参加军统组织，差点丢了饭碗，后来因为是刘重威的关系，徐远举勉强留下他，并于1947年4月安排到渣滓洞监狱做看守员。因为长期受国民党的宣传，认为共产党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初到渣滓洞时，黄茂才对“犯人”们也很严厉，甚至有时还要骂他们。过了两三个月，对这些“犯人”们暗中观察一段时间后，黄茂才紧张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他发现这些人大多数是有很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而且女牢里还关有江竹筠、曾紫霞等年轻柔弱的女性，平时他们也很团结互助、对人彬彬有礼，这些人哪像要杀人、放火的样子呢？慢慢地黄茂才开始喜欢同他们摆龙门阵了。难友们利用这些机会做黄茂才的工作，特别是江竹筠、曾紫霞因为与黄是同乡，更是从思想上开导他，生活上关心他，她们给他织毛衣，平时缝缝补补的小事更是替他代劳，在同他们的摆谈中深感压抑的黄茂才倾吐了心中的不满，难友们开始大胆地向黄茂才进行教育策反工作了，何雪松、陈作仪告诉他：“从目前形势看，国民党已经靠不住了，只有依靠共产党才有出路。”江竹筠、曾紫霞利用为他补衣服的机会写条子给他：“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打倒资本家，工人农民可以当家做主，不受人剥削，这是多么合理的制度呀。像你小黄，家里以后就可以分得土地，再不受地主的气，哪里不好呢？”这些话使黄茂才大受感动。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两年多，从没听人说过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更没听人说过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话，看到的只是贪污、腐化，而这些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开口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大众，这与国民党是多么不同啊！
黄茂才在回忆材料里详细记录了他的思想转变的这一过程：
我48年5月调渣滓洞监狱工作时，我对共产党性质还是模糊不清，但是从国民党的宣传中说共产党人是抢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坏人，可是我到监狱后，常同共产党人交谈中，逐步了解他们中有不少的人都是有高层次文化的人，其中有大中学校教师，工程师、新闻记者、大学生，还有国民党军中校级军官，这些人都是文明礼智很善良的人，怎么能说他们是无恶不作的坏人呢，更使我不解的，眼看曾紫霞很年轻的大学生和牛筱吾、皮晓云都是很年轻的女人，难道说他们都会去杀人放火吗？从我思想上根本不相信，相反我心里产生同情他们的心，又看他们有高深文化知识，我就经常喜欢同他们接触摆龙门阵，男牢房陈作仪、何雪松、韩子重他们也常来找我摆这样和那样，女牢曾紫霞、熊咏辉她们也常在放风时找我问东问西。有一次曾紫霞突然问我，黄先生，你到这里来工作，你很可能是参加过特工训练的人。（我说）我正因为没有参加过特训，又没有入组织，徐处长本来不接收我，幸好赵科长说情，说我是成都二处副处长刘重威关系，也会写字才把我留下来。（曾问）那么你同刘处长是什么关系呢？（我说）我同刘非亲非戚，我们是家乡人，他又是我家种地老板，我因为逃避壮丁，去求他找工作，这样才混到这里来工作的。（曾说）啊，你是这样情况吗看来我们还把你估计错了。我说有什么关系呢，不要紧的，说实话我在这里工作是没有保障的，随时他们都可以开除我，因为非他们组织人员。曾紫霞说：我看你是很老实的人，还是安心工作，将来还是有前途的。没有相隔好久，我到女牢接班点名，她很秘密递张纸条给我，我带回寝室去看，（写着）黄先生：我看你还年轻，要多学习，思想进步，多为国家和人民做些有益工作，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我思想上还不明白她的意思，怎样为人民做好事呢？48年6月江竹筠被押送到渣滓洞监狱来关押，在填写入狱登记表时看见她是自贡大山铺人，与我都是自贡市人，相隔不远，还是家乡人……后来曾紫霞就跟江竹筠说我的情况，同时也是自贡市人，因此以后她常同曾紫霞同我接触摆谈，有时还谈到家乡关系，从此我们接触往来就更密切，谈话也随便，任何人也不过问。由于我是管理员身份，可以入牢房查监，这样我们谈话机会很多，有一天我入女牢了解她们生活情况，曾紫霞、江竹筠就围拢来谈话。江竹筠说：我据曾紫霞介绍你家里情况和目前处境，我们都很同情你。（我说）哎呀，你们还同情我，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好得多嘛，比你们自由得多嘛！应该说我同情你们，为什么年轻轻来坐牢。（江说）黄先生，既然你同情我们，以后有什么事还望你多多关照。我说有什么事尽管找我，你我都是家乡人嘛。没有相隔好久，我午后6点钟入女牢接班点名，江竹筠看没有其他人，顺手放一张纸条在我衣服包里，我回寝室看，她写道：黄先生，你还年轻，不懂，共产党革命目的就是反对地主压迫剥削农民，反对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使他们能当家做主，现在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拥护，根据往后发展，民心所向，资本主义灭亡，是必然规律，望你多学习。
我从她对我的启发，结合我出生佃农家庭，亲身经历过地主老板对我一生难忘的一件恨事：我还在读书时代，父亲因劳累过度去世，祖父带我去跟老板娘拜孝，哀求她讨块地安葬我父亲，得到的不是同情怜悯之心，反而恶意说我的地方哪里会答应你埋人呢！多次求她开恩，总是不答应，迫使我们向邻居买块地才安埋我父亲。回忆起这段心痛事，就激动我思潮，在大启发我觉悟，我决心要弃暗投明，拥护共产党，振兴中华民族，救国救民，选择这条路是我唯一出路。从此我更同情，更关心他们，凡是我当班值日那天，只要在可能条件下，我尽量维护他们，掩护他们，放风规定15分钟，而我就可放到20或30分钟，眼看他们传递条子也不管。继后男牢房何雪松、陈作仪、韩子重、成善谋他们看我对他们态度很好，有求必应，所以他们也经常找我摆谈国际国内局势，有时也谈到国民党腐败，贪官污吏到处都有。看来我们在交谈中，还能情投意合，促使我对共产党加深认识和敬重，这里被关押的不是坏人，而真正是为国家为民族作贡献的革命者，我不怕艰难困苦要为他们服务。随着我与他们之间关系发展，对我有了一定信任，所以曾紫霞就跟我说：黄先生我想请你帮忙。我问她什么事，（她）悄悄给我说，请你帮我送信出去。当时我也意识到送信出去的重要性，如被发现，轻者坐牢，重者生命危险，在这问题上经过多次反复斗争，我决定不怕困难危险，想方设法送信出去，我想我有充分有利条件，我有行辕二处发的公开证章，只要戴上没有人敢过问，同时我可以穿军服，必要时我可改名换姓（曾改过张力修、黄克诚、兰先生），我作过些思想准备，我就跟曾紫霞说：你的信写好没有，（若写好）就给我。她点个头意思已写好，我进她们牢房，秘密交给我。
不久，有难友要黄茂才带一些信件给家人，几次以后都没有出什么错，难友们开始将一些重要信件交黄茂才带出狱，黄茂才总是准确地将信件带到，还带回一些生活必需品和药品，黄茂才多次化名为黄克诚、张力修等先后给江竹筠、曾紫霞、陈作仪、胡其芬等难友带出信件20余封，还给江姐带回云儿的照片。1949年春节，黄茂才利用自己当班的机会，帮助难友们在狱中举行了一次“春节联欢会”，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因为同难友们太过接近，特别是有一次安排难友李玉钿（营救出狱）同她弟弟在自己的寝室见面被人告发，1949年10月，黄茂才被遣散回家，但一直拖到11月20几号才离开，并带出了胡其芬给党组织的“最后的报告”。黄茂才解放后任荣县政协委员。
渣滓洞狱医刘石人，天津人，生于1911年，他有文化却不太关心政治。毕业于冯玉祥办的西北军医学校和青岛医学院。1948年初到重庆，4月，被派到渣滓洞开设分诊所。刘石人为非军统人员，不受徐远举节制。刘石人到渣滓洞时，正值因《挺进报》事件被捕的几十名“政治犯”陆续关进渣滓洞监狱，原本狭窄的牢房更显得拥挤不堪。时值春季，疫病流行，通风不良的牢房极易引起流行病大爆发，再加上许多“政治犯”刑伤得不到治疗，情况恶化。刘石人刚到渣滓洞时，每次去给受刑者疗伤，看到那些皮开肉绽的身体都止不住想：“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傻，都打成这样还不招供。”生性善良的刘石人只是抱着“济世活人”的思想尽心尽责地为“政治犯”们治病。
此时渣滓洞监狱关押犯人已达200余人，却只有一个医生，20来种药品和两只体温表，听诊器还是刘医生自己的。看守特务还苛刻规定，医生看病只能在牢门处的小窗口上询问病情，然后喊号发药，根本不能接触病人，这样的限制引起了刘医生的强烈不满。
一次，一个病人说肚子痛，刘医生怀疑是阑尾炎，要求进牢房检查，却遭到看守拒绝，刘当即与看守长李磊大吵起来，并威胁说要马上调职回城，李磊怕医生一走，出了人命不好交代，才勉强答应以后刘医生看病必要时可进牢房，刘石人有了和革命者近一点接触的机会。
时间长了，刘石人才知道这些“犯人”中有教授、记者，有银行经理，有富家公子，很多人都相当有社会地位，完全不是自己原来想象那样。经过交谈，他发现他们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狱中同志及时发现了刘石人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也有针对性地对刘石人作工作。
有一天，刘石人到女牢诊病，刚走到门口，胡其芬假装一个踉跄，像要摔倒似的一下扑到刘石人肩上，同时很快在刘的右肘处塞了一个纸团，当时两个人都挤在门框上，旁边的人都笑起来，刘石人掩饰地说一句：“好险啦，差一点摔倒了！”迅速地将纸团藏好。看完病配好药，刘石人又把药送到每一个牢房，当到女牢叫病人拿药时，胡其芬主动过来说：“医官，我来为病人服务，帮你发药，医官你也是为病人服务嘛。”接过药的同时，又将一张纸条塞到刘石人手中。晚上无人时刘石人展开纸团一看，一张上写着：“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是我这个病人，请接受我代表难友们向你致谢！”第二第条子写的是：“医官，拿出勇气来，不要怕！”
从此，刘石人开始为难友传书递信。
1949年3月的一天，看守人员来叫，楼下室有病人，刘石人赶紧去看。走进牢房，见胡春浦（营救出狱）半躺半卧在床上，盖着棉被，很痛苦的样子，刘石人忙问：“你怎么了？”胡春浦把刘石人的手拉到棉被下说：“医官，你给我摸摸脉吧。”趁机把一个小包塞到刘的手中，并低声说：“交张秀贞（难友，此时已出狱）。”第二天，刘石人专程进城，将小包转交给张秀贞。原来，这是狱中难友为了使蒋介石在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无可抵赖，拟的一份渣滓洞、白公馆在押300名政治犯的名单，准备由刘石人带出后转寄香港报纸刊登。可惜，这份名单在寄往香港时，被邮检查出。徐远举闻迅大怒，下令层层追查，把渣滓洞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查出名堂，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除了送信以外，刘石人自己拿钱买食品和药物给难友，他还利用医生的职权，开了不少保外就医的证明，使部分难友得以出狱。
解放后，刘石人被安排到西南农业大学卫生科工作，1980年病逝。
唐友元是军统的老资格特务，而且是徐远举的同乡，长期追随徐远举，但因为没有文化，一直只是少尉军衔。老婆是家庭妇女，儿女一大堆，因为收入微薄，国民党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家庭生活没有保障，因而对时局颇有微词。他多次找徐远举为他大女儿找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都没有得到解决，更激起了他的不满。何柏梁烈士的妻子曾咏曦（共产党员）掌握这些情况后，在狱外做唐友元老婆的工作，何柏梁在狱中做唐友元的工作，答应给他女儿介绍一个好工作，从而取得了他的信任，愿意为何柏梁送信、带报纸、药品等，每送一次东西，何柏梁都给他优厚的报酬。以后，唐友元还带出过车耀先烈士在狱中用过的一本词典，还为韩子栋带出过家书等。
还一个特务看守班长刘秉清，对他主要是利用。难友张大昌回忆道：
刘秉清在1947年底曾为政治犯周世楷从牢外买过香烟。1948年5月左右，胡春浦见他面带烟容，估计他是抽大烟的，家庭经济一定拮据，就想利用这一点，使他为难友们服务。每当刘秉清单独走近时，胡春浦就有意和他攀谈，逐渐熟悉以后，才对他说：“我们室内几个都肚子痛，想找点梭梭（咖啡）来抽，可不可以帮一下忙？”同时交给他旧法币五十万元。过了几天，刘秉清果然在深夜偷偷送了点梭梭来，附带给了一张锡箔、装有几根火柴的火柴盒和一小张硬纸，他就在外面望风。几人吸完梭梭后，把火柴盒等还了他。那点梭梭根本值不到五十万，所以他从中得了不少好处。过了几天，胡春浦又对刘秉清说：“我们抽了那点梭梭，肚子痛好些了。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弄一点来？”又给了五十万元，刘秉清又弄了点梭梭来。再过两天，胡春浦对他说：“我们身边的钱用完了。我写一封信，请你送到城内XX街XX字号。他们见信后，一定会照信上说的，给你一些钱，还要写封回信交给你，请你带回来。”刘秉清又答应了，他完全按照胡春浦的吩咐把钱和信带了回来。就这样，胡春浦便利用这个刘秉清沟通了牢内外的联系，往返传递了好些消息。当然，每传递一次，都一定要给他一些钱。
（1985年4月《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狱中策反是狱中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与公开的对敌斗争比较，它更考验革命者的毅力和坚定的革命意志，需要更讲究斗争的策略。看守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动教育，只有摸清他们的情况，对症下药，经过铁杵磨成针的艰难过程，水滴石穿，才能达到目的。狱中被策反的看守人员在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说明，难友们的工作是成功的，保存了革命力量，并极大地丰富了狱中对敌斗争的内容，为我们今天研究革命者狱中斗争经验提供了宝贵材料，也让我们看到革命者在危急时刻的大智大勇和对革命事业的坚贞。
狱中追悼会
1948年12月15日，浓雾笼罩山城。偏僻山坳里的渣滓洞监狱寒风嗖嗖，一个悲痛的消息传到难友们耳中：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因不堪非人折磨，惨死狱中。
龙光章原是新四军江汉独立旅32团一营三连战士。1946年秋，他和11名战友在鄂西房县突围中负伤被俘，被解往宜昌。途中，时值大雪纷飞，他们身上仅着一条短裤，看守又动不动就是皮鞭打，途中就死去两人。后解往万县，两人合戴一副手铐，还在脖子上合锁一根铁链，又拖死两个。1947年8月，在万县监狱，他们组织难友越狱，使百余难友安全脱逃。龙光章等因挺身担任断后任务，被抓回后打成重伤。1948年4月，一行七人解来渣滓洞关押。
受伤的身体，粗劣的饮食，使龙光章腹泻数月，后转为黄肿病。1948年12月15日，眼看龙光章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难友守着牢门呼叫一宿，竟无人理睬。
龙断气前，噙着眼泪对战友们说：“请带信给部队首长，我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又说，“请告诉我家里，不要舍不得我。只当我早死在战场上了。”语毕，含恨而逝。
天亮许久，看守所所长李磊才慢悠悠踅到牢门外，朝里瞥了一眼，漫不经心地吩咐值日看守：“马上抬去埋掉！”
如此人命关天的大事，岂容他草率敷衍！
早饭后，几名看守前来收尸。难友们堵住门口，不让进去，爆发了首场冲突。
龙光章被折磨致死的消息还通过各“秘密联络通道”传遍了全狱，难友们悲痛难抑。经过商量，决定利用这件事，发动全狱难友，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斗争。经过放风时的串联，大家还形成了如下意见：
一、为龙光章开追悼会，设灵位，会后集体送葬；
二、白布裹尸、备棺盛殓；
三、改善生活条件，不许虐待政治犯；
四、今后重病号一律送医院治疗。
难友们派出萧中鼎、何雪松、杨志纯等为代表与李磊交涉，提出了上述四项条件。
李磊听完，装出沉痛的样子说：“死人固然不幸，不过，这事有上面管。我也很难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只是龙光章身体本来就不好，请大家体谅所方困难……”。对四个条件避而不答。
代表们一下子火了，单刀直入地问他：“四个条件，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李磊翻了脸，霍地立起，发作道：“你们是要求，还是闹事？头脑放明白点，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干脆说，我不承认你们什么条件！莫说四条，一条也不同意。”说完，转身就走。一会儿，徐贵林、黄纯卿又把杨志纯叫去骂了一顿。谈判陷入僵局。
当晚，两名看守抬来口薄皮匣子，企图进牢房抢尸。谁知难友们早有准备：一些人骑在龙光章身上，抵死不让抬走；两名新四军战友，索性躺进棺材，要求抬走。就这样，啼哭吵闹，闹得特务一宿不安。
第二天早起，难友们又要求进行了第二次谈判。李磊又换了个腔调：四个条件除开追悼会外，其他都好商量。
代表们寸步不让。李磊火起，一拍桌子：“告诉你们，监狱里开追悼会，盘古开天地以来，没这个规矩。”谈判破裂了。代表们刚退出办公室，几名特务近身，宣布隔离禁闭。
一会儿工夫，谈判破裂的消息就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遍了全狱。难友们决定使用最后的武器，从当天（12月16日）起，开始集体绝食。
中午，看守出人意料地送来了狱中少见的白米饭、回锅肉。这对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难友来说，该是多大的诱惑呀。然而为了争取集体斗争的胜利，谁也没正眼瞧它们一瞧。任凭哨子连吹数遍，看守喊破喉咙，谁也没做孬种。
李磊又找来一些身体差的难友个别谈话，说什么“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是不行的，你们身体差，更要注意啊”等等。他的另一招是：拣些非党群众，进行欺骗拉拢：“千万拿定主意，不要跟着起哄。否则加重处理，没你的好果子吃。”他这些话，得到的只有白眼，没有人动摇。
分化瓦解、欺骗拉拢全没有用。李磊慌了，这样下去，会不会出乱子？他想尽快平息这件事。经过一番权衡，李磊终于同意接受全部条件。
17日清晨，一场监狱史上旷古未有的“狱中追悼会”就要开始了。高墙上、岗楼里敌特紧张地架起了机枪，瞄准放风坝会场，各岗哨也增加了看守特务。李磊虽然信守承诺，买来了香烛、鞭炮、白布，却故意把时间规定得非常紧迫，想让难友们措手不及。
难友们紧急分工：刘石泉、史德瑞等从院落墙角采来野花野草，扎制花圈。焦平安将自己的一件青布长衫取出来，撕成布条，发给大家权充黑纱。女难友还在发际簪上一朵白纸花。
接近8点时，各室一开锁，难友们就一拥而出，来到院内坝子上的灵堂内。祭桌摆在墙边，上放楼下一室制作的“难友龙光章灵位”的牌位，灵位前点着香烛，祭桌后面墙上是一室难友写的一副挽联：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此联两侧，还挂了几副别室难友的挽联。
公祭开始后，李磊一脸没精打采的神情，却又不得不以所长的身份出席。他先给烈士上香，又行了三鞠躬礼，还讲了十分钟话，大意说：看守所死了人，我有责任，对不起大家。不过，作为所长，我还是关心各位的。以后谁生了病，我们一定尽力医治。只希望大家合作：不要糟蹋自己身体，动不动就搞绝食。随便跟着危险分子乱跑，最后要吃亏的。
李磊讲完，龙光章的战友杨志纯要求说两句，李只得允许。杨话未出口，已先泪下数行。他说：我们一行11人，路上拖死4个，前天死去1个，现只剩下6个人了。回想被你们抓住，脚尖耳光不说，连身上好的衣服也被剥去。每天押着赶路，不给饭吃水喝。比起解放军对待俘虏，你们真是丧尽天良……一席悼词，变成对敌人的血泪控诉。
李磊听得眼睛翻白，连忙阻止杨志纯继续讲话，又喊“解散”，难友们仍不走，杨也讲得更大声了。这一下把李磊气急了，他叫来几个特务把杨志纯硬拖回牢房，又大声喊“全体解散！”强行终止了这场狱中追悼会。
特务表面上虽然做得凶，但也怕出乱子，不敢过分违背难友们的意愿，所以在追悼会后，还是将龙光章烈士的遗体裹上白布，以棺木装殓，由几位难友抬了出去，安葬在渣滓洞外面向阳的山坡上。
龙光章逝世后，艾文萱还代表全体难友写了一首诗以致哀悼：
不要眼泪，
不要人们的慰藉。
记着啊——
中国人还活着，
这册血写的账簿，
将是一块历史的丰碑！
死，是永生。
死，并不是战斗之火的熄灭。
让他永不泯灭的忠魂，
在青翠的歌乐山巅，
仰望黎明！
徐远举事后据报，曾跳脚痛斥李磊领导无方，有辱“团体”（军统）威严，予以记过处分。
这次狱中追悼会，是监狱史上的一次奇迹，众志成城的结果，集体斗争的大胜利！
春节联欢会
在渣滓洞监狱难友们的集体斗争中，影响最大的除了新四军战士龙光章烈士的追悼会外，就是春节联欢会了。
1948年圣诞节前，一位难友收到外面送来的腊肉，上面粘了一小块报纸片，印有“华北人民政府”几个字。这个消息传到楼下一室，一室的同志分析认为一定是已经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就通知各室预祝圣诞节，而对可靠的人则暗中告知系庆祝华北人民政府这一新生红色政权的成立。对于庆祝圣诞节，特务是不禁止的，于是各室借此公开欢腾了一番。这算是春节联欢会前的一个小前奏。
跟着传进狱中的消息，更是鼓舞人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战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我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抵长江北岸，一场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正在准备中；国民党重放和谈空气……频传的捷报像长上翅膀的小燕儿，漫山遍野地飞舞，黑牢里骤然增添了几分暖融融的气息。难友们欣喜若狂，暗中商定了要利用春节搞一次大联欢。
1949年春节的前一天，值日特务管理员是黄纯清。老共产党员胡春浦，因为不知道春节谁当值日，就去对他做工作。先是闲扯，胡春浦问他是哪里的人，他说就在成都城里住；又问他和黄季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是不是一家，他说是远房（其实，黄季陆是四川叙永县人，黄纯清无非是想攀一个有地位的人做亲戚）。胡春浦就说：“我和黄季陆的关系很深。我这个人是讲义气的，只要够朋友，将来绝对忘不了！”黄纯清听后大概想交胡这个“朋友”，装起很谈得来的样子。胡春浦就乘机要求他允许政治犯次日进行春节联欢活动，并保证“决不出乱子”，黄纯清竟然应允了。
因此，当天晚上各室都得到楼下一室通知，准备春节联欢。大年初一早晨听到牢后岩上的岗哨吹号就唱《正气歌》。稍后，楼下一室又考虑到许多同志不会唱这首歌，又通知改唱《国际歌》。
到了初一这天，特务们都回家或是进城过节去了，只有看守黄茂才一个人值班。不过黄纯清并没有把允许开春节联欢会的事告诉他。
凌晨，夜色渐渐隐退。
牢门外15瓦的狱灯还闪耀着微弱的亮光，岗亭上传来“梆梆，梆梆”的竹柝声响，一号牢室蓦地升起嘹亮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二室、三室……各室都跟了上去，女一、二室也应和着。开始，歌声略微显得不十分整齐，后来慢慢地统一了。300位难友一条心，300位难友一个愿望，它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铁流。
难友们唱得酣畅，唱得兴奋，歌声一直延续了一个早晨。“唱歌”算是拉开了春节联欢会的序幕。
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当一排热气腾腾的稀饭桶排放在放风的院坝里，狱卒刚打开各牢室的大门时，值日的难友便抢先把饭桶提到门口，同牢室的几个人忙不迭地用稀粥将用零星草纸制成的春联粘贴成长条，等大家吃完饭乘值日开门送出饭桶的一瞬间，便把春联牢牢地贴在签子门两边。
春联的内容有：
楼下七室：
两个天窗出气
一扇风门伸头
横批：乐在其中
歌乐山下悟道
渣滓洞中参禅
横批：极乐世界
楼上五室：
洞中才数月
世上已千年
横批：万象更新
楼上二室：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横批：春回大地
……
到了放风的时间，女难友曾紫霞向黄茂才提出要开联欢会庆祝春节的要求。黄茂才本是难友们长期的策反对象。他又了解到所长李磊在家没来，看守长徐贵林和他老婆孩子都进城去了，还有其他看守员也往城里去看热闹了，监狱里由自己负全责，看守士兵也只听自己的安排。因此他就同意将各室门锁打开，让大家出来欢聚。
于是各室难友都高兴地涌出牢门，并开始每个牢房互相赠送礼物：
楼下一室的难友用一张香烟盒纸，制成了4张贺年片，用竹签笔写着苍劲的蝇头小楷，内容为：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祝同志们春节愉快！
楼下一室全体同志敬贺
卡片下端还画着出土的小草。卡片引用的白居易的诗，其寓意是很深刻的。
楼上一室的难友则用贴锡箔的白纸片，写上了工整、秀丽的小楷字：
星火燎原，愚公移山。
众志成城，水滴石穿。
楼上七室的难友，还把罐头上的广告牌纸保留了下来，反面写上：
熬过冬天，迎接春天；
越过高墙，穿过云端；
高山仰止，黎明来兮。
……
难友们还准备了很多新年礼物。礼品琳琅满目，雅致大方，多是难友们精心制作的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其中有黄泥精制的围棋、象棋、跳棋，也有纸壳扑克、八十四张牌；最灵巧雅致的要数五角星、利箭、小红心，作者是狱中首屈一指的工艺专家——一楼二室的余祖胜。五角星象征光明、胜利，表达了难友们爱党爱国的一片赤诚。
送完礼品后难友们开始表演文娱节目，以室为组从楼上到楼下依次进行。上午没有结束，下午继续进行活动。黄茂才一直大开方便之门，只是为防万一，在大门外增加了岗哨，机枪高架，密切注视着院坝内的一切动向。
难友们表演的节目各式各样，如跳土地、耍魔术等。放风院坝顿时沸腾了起来：
头场的演员谢幕，楼四室的精彩节目“空心筋斗”开始了。表演者头朝地，脚朝天，翻身腾空旋转360度，一个筋斗又一个筋斗，一连串人影，形成一根长长的抛物线，从院坝这边翻到院坝那头，赢得了难友们齐声喝彩。
接着七八个人围拢来站成一个大圆圈，五六个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再站上去，又形成一个较小的圆圈，三四个人再站上去，一层、二层、三层……最小的圆圈上只站着一个人，手执红旗，迎风招展，极目远眺高墙外的岗哨布置，侦查墙头上的电网设施。这个节目叫“叠罗汉”，是楼五室的难友为刺探敌情，有意安排的。它引来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
精彩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
最后轮到女牢难友表演。杨汉秀仍穿着那件褪色的列宁服，她抱着幼小的“监狱之花”，先到院坝给叔叔伯伯们拜年，小女婴咧开小嘴，恬静地笑着。
随着欢快的歌声，踏着轻盈的步履，一群女难友，将自己五颜六色的背面拆下来披在背上，有次有序地到院坝里扭秧歌，并且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时楼上楼下观看的人大声拍掌高呼叫好。丝光被面的彩裙，姹紫嫣红，使人眼花缭乱。50多岁的邓大妈参加了跳舞的行列，受刑跛脚的李青林也踏上了有节奏的舞步，江竹筠苍白的脸上布满红晕，曾紫霞头上的蝴蝶结仿佛一团烈火。这是理想在闪光，青春在燃烧，幸福在召唤，只有心地纯洁的人才能跳得这样优美，这样自如，这样使人感动……
轻快的秧歌舞曲久久地在空际缭绕，整个渣滓洞又爆发了激情的大合唱：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着猪羊出了门，
猪呀，羊呀，
送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到了下午，不凑巧看守谢伯衡从城里返回监狱，看见女牢的人在扭秧歌，又在唱“解放区的天”，联欢会不得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
谢伯衡责怪黄茂才放纵犯人，又向所长李磊打小报告。第二天，李磊把黄叫到办公室，大发雷霆，质问他为什么在昨天擅自让犯人们出来搞活动，唱禁歌？黄矢口否认，并说谢对自己不满，是在造谣。李磊没有证据，也不知谢反映的是真是假，就说：“你老实点，下次再有类似情况，要你脑袋下地。”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狱中学习
痛苦的监狱生活，也留下了难友们苦中作乐、顽强不息的空隙。
“解放了要争做党的积极战士，不做包袱。”“努力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共产党员只要一天没有停止呼吸，就要工作一天，学习一天。”在狱中的难友们互相鼓励，他们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争取活着出去后，要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争作贡献。他们对黑牢中的囚犯生活，处之泰然，却并不白白浪费光阴。
他们有的用黄泥搓成粉笔在地板上写字，有的用竹签子和竹筷子削尖磨成“自来水笔”，没有墨，就用棉絮烧成灰拌上水便成为“墨汁”，然后用节约下来的手纸和香烟盒来写字。没有书本，就凭着记忆把过去读过的书讲述出来，供大家学习讨论。江竹筠、曾紫霞等人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背诵出来，用竹笔写在草纸上供大家传阅。江竹筠还凭着记忆讲过《土地法大纲》、《政治经济学》等内容。“政治犯”中不少人各有专长。有许多同志还刻苦学习外文。大家对学外文特别感兴趣，若能用外文进行交谈，哪怕当着看守的面也不要紧。有的同志外文水平较高，还用外文写日记。其中最突出的要数共产党员谭沈明。在狱中他被整整关了八年多，入狱前仅有小学文化水平，但在难友们的帮助下，他自学英文、俄文，并坚持数年不断。解放后外语学院老师在翻译谭沈明烈士在狱中写下的英文、俄文笔记时很受感动。他们对一个当年被囚禁在狱中的革命者，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能达到如此的外文水平，感到特别的惊讶。在那些字里行间渗透了革命者多少心血呵！谭沈明烈士在狱中不但学习外文，还学习历史、地理等知识。难友们互教互学，既是老师又是学生。曾任地下党重庆北区工委书记的齐亮同志，毕业于西南联大，在狱中主动教难友学俄文，他还结合斗争实际写出了《怎样作支部工作》供大家学习讨论。有的同志还编写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讲义。
在监狱里学习已成为大家每天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甚至连刚到上学年纪的宋振中（小萝卜头）和流浪儿蒲小路也都把学习当做自觉行动。小萝卜头囚在白公馆时，每天去黄显声将军那儿听课，在黄伯伯那里还学了俄语，并能用俄语与黄伯伯进行简单的对话，还能机智地用俄语给叔叔们传递消息。
狱中还有不少同志爱好文学艺术，有的是很有才华的诗人；有的是戏剧工作者；有的是音乐家。他们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并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挥动那浸血凝恨的笔，把对同志的爱，对敌人的恨，满怀激情地倾注在了诗文里。
1949年初春，被囚在渣滓洞监狱的一些诗歌爱好者，秘密组织了“铁窗诗社”。他们运用诗歌这个战斗武器，歌颂光明，诅咒黑暗。他们写下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在狱中广为流传。志士们留下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我们后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精神力量。
蔡梦慰烈士在《黑牢诗篇》第五章中写道：
像笼里的鹰
梳理着他的羽翼，
准备迎接那飞翔的日子；
长期的幽禁呵，
岂能使反抗者的意志麻痹。
在铁窗里面，
无时不在磨利着斗争的武器——
用黄泥搓成粉笔，
在地板上写出了讲义，
你，是学生，也是教师。
卡尔、
恩格斯、
伊里奇、
约瑟夫，
就像坐在身边，
同大家亲密地讲叙；
毛泽东的话呀，
又一遍在心里重新记忆，
再一遍在心里仔细温习。
……
五十几岁的老大哥，
天天在读书、写字；
还在梦里流尿的孩子，
也会用稚气的口语，
讲说革命的大道理，
描述新社会的美丽。
……
这一段精彩的描述，就是狱中学习的真实写照。
争水斗争
《红岩》小说第十一章以饱含着血泪控诉的细致笔触描绘了渣滓洞牢房中缺水的艰难景象。其行文皆选用相同色彩的词汇，如：闷热，燥热，干涩、焦裂、光秃秃、火辣辣、久旱不雨、干渴难忍、极度干渴、斜阳的毒焰、炭火似的烈日、火烧过一样、带有浓烈汗臭的热风……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竟然一滴水也找不到！
这是1949年夏天渣滓洞牢房缺水的真实写照。这次缺水是特务故意造成的，由所长李磊和看守长徐贵林亲自操刀。虽然当时久旱不雨，但歌乐山中不乏水源。特务们不是找不到，而是根本不去找。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报复狱中的难友，企图使其低头屈服，不敢再搞什么绝食抗议。
外面的环境也对特务们的主子越来越不利。当年春天，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即将挺进大西南，新中国曙光在望。越是接近灭亡，国民党反动派对政治犯的迫害越是残酷，渣滓洞狱中断水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难友们不愿坐以待毙，在放风时四处寻找水源，与特务斗智斗勇，展开了争水斗争。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陶敬之烈士。
不久，一位名叫吴学正的难友就因为干渴而病死了。不能再这样等待下去了，难友们加快了寻找水源的步伐。很快，他们发现在男牢后面有一块土地比较潮湿，地面覆盖着一层青苔。雨后，积起了一潭潭浅浅的泥水，浮着一层肮脏薄膜的水面上不断鼓着水泡，孑孓和沙虫，很快也长满了。从那里挖下去，下面很可能找到山泉。
放风的时间一到，难友们就轮流到那里去挖坑。没有任何工具，人们就用指尖去挖，水坑在一点一点变深、变大。
与《红岩》小说中的记叙不同的是，这个水坑没有挖成，水也没有找到，而特务则是当着众人的面毒打挖坑找水的同志。
那一天，在宜昌被捕的陶敬之和另一个同志在男牢房后面挖水坑，不巧被特务发现了。
几个特务气势汹汹地扑过来，给他俩戴上三十斤重的大镣，拉到烈日底下曝晒。这还不算，特务还用木板打他俩的手心，手心打肿了，又往他俩身上乱打。
“快说，还有谁挖过水坑？”“说了就放你们，不说就让你俩死在这里！”面对着敌人恶狠狠的逼问，陶敬之和那个同志始终一个字也不说。烈日的炙烤，镣铐加身的折磨，再加上毒打，很快就使身体本来就不大好的陶敬之和那个同志支持不下去了，眼看着就要昏死过去。拥挤在签子门前的各牢房的难友们，看到陶敬之他俩为大家遭到迫害，忍无可忍，一齐用拳头捶打着牢门，高声抗议。整个渣滓洞顿时像炸了锅。
特务高举着打人的木板也不敢往下落。成善谋站在牢门口焦急地大声吼叫，忽然，他一眼看见狱医刘石仁走过来，立刻向他使了个眼色。
刘石仁会意了，凑了过去。“你快去告诉徐贵林，就说这两个人身体很差，时间长了会出事情的。”成善谋压低声音说道。
刘石仁点了点头，快步离开了。不大一会儿，特务把已经是奄奄一息的陶敬之和那个同志放回了牢房。
显然，刘石仁的话起了作用。
刘石仁是1948年三四月间来到渣滓洞监狱的。因为他是医生，毕竟还有一些人道主义精神，看到这里的难友们的身体状况极差，二十多岁的人竟然满头白发，还有很多患有严重的慢性病，不免生出恻隐之心。
难友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主动接近他，争取他的同情。后来又托他往狱外捎信。几次信都捎到了，而且从未出过差错。胡其芬给姐姐胡庆芬写过多次信，都是由他带出去的。被捕前担任重庆安生公司经理，负责为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并担任联络工作的何柏梁，在大屠杀开始前六天11月21日还从狱中带出一封信，就是刘石仁的功劳。
刘石仁除了在狱内外传递消息外，他做的另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利用他医官的工作之便，把带入狱的药品如维生素、鱼肝油等全部发给了病人，对医治难友疾病起了作用。他做得比较多的工作是利用其职权，为难友开一些应出狱就医或出狱生产的证明，对有的难友的出狱起了辅助作用。
因为刘石仁为难友们做过一些事，解放后脱险的难友向组织上做了反映，他被安排在西南农学院任校医，直到1981年病逝。
后来因为天降暴雨，难友们终于接到了救命的雨水。特务们暴跳如雷，却也无可奈何。争水斗争最终以难友们的胜利告终。
筑墙自围
2007年7月17日，重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夹着狂暴的泥石流，袭击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歌乐山红色风景区。滂沱大雨连续下了10多个小时，在这一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降临时，位于歌乐山下的原“中美合作所”及军统重庆集中营旧址告急，通往“渣滓洞”、“白公馆”的道路被冲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区景点“渣滓洞”看守所旧址，遭到山洪和泥石流的疯狂肆虐，监狱围墙、大门、岗楼、女牢、刑讯室、厨房、厕所、内院、外院……除男牢楼房外，均遭洪水冲毁。为此，红岩联线党委班子临危不乱、科学调度、指挥得当，紧急疏散观众，确保了没有人员伤亡。
在撤离过程中，有几位来自云南的观众，依依不舍，几次要返回旧址参观，都被工作人员劝阻，并撤离到安全区。这场特大暴雨让观众们联想到当年像铁桶一般看押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渣滓洞”、“白公馆”，不是也有被冲塌狱墙的时候。暴雨年年有，被囚的“政治犯”不是也能利用这样恶劣的天气越狱吗？确有其事。
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监狱，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形十分隐蔽险要。历年来也经历过大小山洪的考验，在关押革命者的腥风血雨的当年，就历经过一次：
1949年初夏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夹杂着山洪，把渣滓洞看守所紧靠男牢房的一段围墙冲垮了。看守所长李磊及特务们担心倒塌的围墙缺口，极易造成“政治犯”越狱逃跑，急着赶快找人修筑好。所长为防止看守所关押着“政治犯”被泄密，为不被外人知晓，决定不雇外工，由看守特务指派狱中关押的杨虞裳、陈丹墀、白深富、刘振美等10名难友担任临时筑墙工，用筑墙板加泥土筑紧，将看守所的土围墙修复。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员杨虞裳、白深富等人暗中商量决定：在筑墙的泥土中多掺砂石、沙子和腐草，用粗夯轻筑的方法施工，形成外实内虚，只需用力一推即倒的围墙，为日后越狱作好准备。围墙筑好后，看守特务来验收，觉得“满意”通过了。然而，参加修复围墙的革命者因而遭到狱中难友们的讽刺，说他们是“作茧自缚”。事过不久，杨虞裳、白深富两名难友为此写了《咏“筑墙自围”二首》七绝诗，以解其中奥秘。诗云：
（一）
筑墙自围莫笑咱，只为挣断铁锁枷！
越狱脱险成功日，神州开遍自由花。
（二）
板筑缘在墙坍塌，砸烂铁锁折断枷；
作茧自缚非夙愿，碧血丹心换中华。
正是这段外实内虚筑起的围墙，在1949年“11·27”渣滓洞大屠杀之夜，成为难友们突围越狱的突破口。虽然参加筑墙的革命者在大屠杀中已壮烈牺牲，而活着乘夜冲出燃烧着的男牢的难友们，则合力推倒了这堵围墙，从围墙缺口及狱下流水沟越狱突围出去15人，他们成为目睹蒋介石及国民党特务制造“11·27”渣滓洞血腥大惨案的活见证人。这些脱险者在全国以亲身经历，作过无数场报告，以他们所历、所见、所闻出版了著名的以小说《红岩》为首的系列书籍，让人们知晓了囚禁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军统集中营杀人魔窟。从此开始，来参观这座曾经的人间地狱的观众，络绎不绝。
在“白公馆”监狱，1947年8月18日，装疯的韩子栋（《红岩》小说中华子良的原型）利用随看守去磁器口买菜机会，瞅准特务打麻将之机，机智勇敢地逃出军统集中营。获知这次越狱成功后，狱中临时支部领导人许晓轩与李子伯、谭沈明研究，准备一次大的集体越狱行动计划。条件必须是：趁暴风骤雨来临，电灯、电线毁坏，岗楼上敌人两眼一抹黑时，趁着夜幕的掩护，撬开紧靠深沟牢房囚窗的大木格子，在雨夜中从牢房吊下沟去，顺流水沟逃走。可惜一直没能等到这样的天气和时机。
通过这些表明，当年被囚的共产党人，曾想方设法利用年年暴发的山雨等恶劣气候，寻求时机，随时准备冲破敌人的牢狱，回到党的怀抱中去。
在“7·17”百年难遇的特大暴雨和山洪的冲击下，“渣滓洞”景区受损严重，为保障游客安全，临时关闭。消息被媒体多方报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宣部、国家文物局的关怀指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有力指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援助下，华宇集团房地产业现场捐赠修复“渣滓洞”款项100万元，红岩联线收到社会各界修复复原工程捐款捐物共计700余万元。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等单位在灾后立即派人派车参加清淤工作。国家文物局也及时赶到“渣滓洞”察看灾情，并派出专家组指导修复工程，工程严格按照“保护文物、修旧如旧”的原则，完好地保持了“渣滓洞”监狱的“原汁原味”，阴森的看守所厚铁皮大门，还原如初；刑讯室各种刑具，依次排列；江姐等女烈士所囚女牢，遗嘱、遗物重新陈列；还新增开放“渣滓洞”煤窑洞口及革命者越狱工具等部分文物，重新制作了烈士生平简介等。2007年9月18日，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施工和复原布展工作，“渣滓洞”重新修复全面开放。重新开放当天，接待来自全国各地观众5000人。
狱中制红旗
1949年10月7日，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监狱。
囚于平二室的罗广斌放风时，从楼上的黄显声将军那里获悉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0月1日成立了！黄显声还告诉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风靡抗战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
黄显声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较高的地位，所以虽身陷囹圄，还能得到一定的“优待”，能看狱方规定的报纸，如《中央日报》等。黄显声通过国民党报纸上对共产党的谩骂，从反面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正确的消息，然后就能寻机转告给狱中的其他政治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也是这样得来的。
罗广斌得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原本每天十来分钟的放风时间，对难友们来说太短促了，但今天罗却觉得放风时间太长了。好不容易耐着性子挨完了放风时间，罗广斌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回房中，将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了同室的难友。很快这消息由二室又传到了四室。
当同狱的难友们听到罗广斌转告的消息后，兴奋得像孩子见到了久
1947年12月15日，重庆歌乐山。
山下，本已闲置了近一年，蓬蒿满阶、鼠狼出没的渣滓洞看守所，忽又旧店新开。高墙上新架了电网，环墙30米一岗，耸立着九座岗亭，刀枪锃亮，梆声长鸣。原来，新任的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将渣滓洞定为了“行辕第二看守所”（第一看守所设于城内老巴县衙门，关押军事犯，由军法处主管），由二处直接领导。
从1948年起，渣滓洞已是人头攒动，填得满坑满谷。凶狠的国民党特务，前后分八批将总人数近300人的“奸党”、“匪谍”投进了这口活棺材。在这些被关押的革命者中，中共党员约占60%，其余为民盟、“小民革”、农工、劳协成员，还有“六一”社社员和进步群众。
这些政治犯都因政治问题被捕。为淡化色彩，团结中间群众，不给敌特抓住辫子，狱中斗争就以要求改善生活、支援难友的方式开展了起来。
几百名革命者入狱时被查抄的现金，总值约1000块银元。当时，国民党的货币猛烈贬值，没收的钱不如换作实物。老摆在特务金柜，无异白丢。加之狱中伙食难以下咽，而且药品匮乏，连拉肚子用的草纸也贵如黄金。经老共产党员胡春浦、田一平等出面，软磨硬泡，还送给了看守所长李磊一顶“互济会会长”的高帽，狱中小卖部终于成立了。
互济会副会长为何雪松、会计仲秋元，做实际工作的是营业员萧中鼎。为此，萧中鼎迁至楼下一室和仲秋元同住。室门整天不关闭，难友们在放风时就可以去买东西。老萧年近半百，老成持重，是1938年在万县做保安副司令时入党的地下党员。难友们都叫他萧司令。他利用营业员身份，还取得了在牢内走动的自由。
小卖部开张后，不但解决了牙膏牙刷、草纸肥皂、毛巾豆瓣酱等供应，最妙的是：通过各室难友来此买这买那的机会，萧中鼎、何雪松巧妙地完成了传递信息、药品，串通案情口供，协调各室关系的任务，为狱中开展对敌斗争起了联络站的作用。
1948年10月，傅伯雍关进渣滓洞的第一天，萧中鼎（与傅为同乡老友）就以送草纸为名，秘密授予攀仇不攀亲，谈远不谈近，坚决保卫组织，谈人尽皆知的事情等“滚案”秘诀。
同月25日晚，左绍英因不耐酷刑折磨，生下早产儿“监狱之花”卓娅。产后母女一无所有，身体羸弱。通过小卖部募集，从尿布衣裤，到奶粉白糖，抱了一大堆去。
1948年6月20日，江竹筠等四人被从万县押来，投进女牢。同月底张界来复审她，从半上午审到月色西沉。用刑时为防止江喊叫，特务竟在她口中塞入大团棉絮。刑之再三，江疼得死去活来，新伤旧创，已难支持。天明时江被戴上12斤重镣扶回牢房，当时已奄奄一息。特务心坏，事先已将其他女犯赶入另一牢房，使江独关一室，吃不能吃，喝不能喝。
经小卖部暗中串联，各室发起慰问活动：有送白糖、锅盔的；有把自己忍口不吃的半边饼子送去的。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位难友把父母为祝贺他生日送来、原准备“光看不吃”的肉罐头也送去了——患难见真情，一盒肉罐头，在外面不稀罕；可在这两重世界两重天的“活棺材”里，却是金不换的无价宝。
难友们还送去了棉花、纱布、破衣。一件破衣里还藏着一张纸条，上写：可把破衣撕成布条，下缠铁镣，上系腰际，免致磨伤。
除了物质支援外，更多的是草纸写成的一封封暖入心窝的书信、赠诗。何雪松连夜写成的《灵魂颂》，将江姐誉为丹娘的化身，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楼下一室的诗是：“所有正义的心灵都为你的受难而愤怒。你，我们的丹娘呀，你并不孤独。”楼下八室写道：“你，不屈的灵魂，坚强的斗志，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江姐刑伤严重，生活不能自理，连送去的东西也无法使用。隔天，胡春浦等又向李磊交涉：应派人护理。李推托不得，也怕江姐伤重不治自己无法交代，只好让李青林、陈继贤去照顾江姐。两人给江姐念了同志们的诗、信，还代她写了复信：“谢谢同志们的关心。毒刑拷问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慰问活动，最终发展成了一次广泛的自我教育运动、团结运动，把困难互助，升华到了政治斗争的高度。狱中小卖部在这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48年下半年，随着国共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被抓进牢里的政治犯越来越多，特务对政治犯的管理也一步一步加紧。为了减少政治犯之间接触的机会，到1949年3月，狱中小卖部被关闭了。
绝食斗争
1948年，重庆渣滓洞看守所。
这座阴森的魔窟，不仅环境恶劣，连饮食也极为糟糕。每天上午10点、下午3点开两餐饭。本来，二处规定政治犯的囚粮和菜金按一个士兵的主、副食标准供应，在当时是得不到多少食物的。即使无人克扣，办的伙食也在贫民伙食标准以下。现在经过二处、看守所和伙食管理员层层贪污，政治犯的伙食简直坏到了极点。有时一顿饭每人只能分到7颗胡豆作菜，主食则吃霉臭的糙米，稗子很多，入口时令人发呕。虽是烈日酷暑，每人每天也只有两小瓢开水。一些人渴极难忍只好舀脏水喝。夜长昼永，饥肠辘辘，难友们早已是怒气冲天。
渣滓洞监狱还有一个由政治犯推选成立的伙食委员会，伙食委员可以查阅伙食账目。《民主报》记者、民盟盟员张明泛，是首批入狱的老资格，兼之力大膀粗，办事热心，遂被推为伙食委员。而监狱事务员不会写账，要从政治犯中找一个写账的人，难友就推举楼下一室的仲秋元去做。仲秋元于1947年6月被捕，特务一直未查出他是共产党员，因此他对外的身份仍是重庆三联书店的经理。
1948年5月，仲秋元从伙食账目中发现上月伙食有结余，而监狱事务长却没有拿出来为大家改善伙食。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张明泛。
同月的一天，张明泛与监狱事务员李某在放风坝相遇，当众质问：“为什么伙食越办越不成话？”
李某岂容“犯人”顶撞，便摆出架子说：“你这是对谁讲话？”
张明泛早决定不轻饶他，一把拽住李的衣袖，要他公开账目。
李理屈心虚，满面通红。为捞回面子，出手就是一拳。不料反被张明泛一掌推倒。李翻身爬起，顾不得拍去身上尘土，一把抱住根门杠，疯狗般向张扑来。眼见张要吃大亏，楼下五室的何雪松在风口望见，便大声喝道：“不准打人！”其他囚室的难友也随声呼应，大家一起吼起来，顿时喊声震天。本来，特务大肆克扣粮食和菜金，难友们早已十分气愤，现在见他不但拒绝查账，而且还殴打要求查账的伙食委员，大家一下全被激怒了。
看守所长李磊怕事情闹大，赶紧出来喊走了事务员。看守所看守长徐贵林将张明泛推到外院去上大镣。
和何雪松同关楼下五室的有田一平、胡春浦、萧中鼎、李子伯等人。胡、田二人都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们和萧中鼎、李子伯、何雪松等研究了当时狱中斗争形势，认为难友们长期对狱中伙食的不满情绪已被特务事务员的贪污行为和打人行为刺激得异常高昂，可借此时机发动难友们进行绝食斗争，以打击特务的气焰，争取改善伙食和生存环境，还可以此加强难友们之间的团结，提高难友们的斗志。几个人商议后，即分头串联各囚室的难友，并约定好了停止绝食的条件。
碰巧当天中午，李磊又要强迫众人剃光头，激起更大公愤。
3点整，值日看守李福祥照例让伙房挑出饭菜摆在内院的放风坝子上，并按惯例吹响哨子，高喊“各室快提饭桶”。
约莫10分钟过去，不见一人出来。
李福祥再三鸣笛，并亲身去各室催促，不料大家都充耳不闻，无一应声。
李福祥情知有异，忙去报告李磊。李磊平时在难友们面前总是假模假样地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的监狱长官，自称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慈善家。他把各室室长请到自己办公室，假笑着对大家说，他对发生这样的事情很难过，承认事务员不该打人，要求大家回去劝说难友停止绝食。各室室长就把事先约定的条件提出来：
一、尊重伙食委员职权，公开伙食账目，不得克扣粮食和菜金；
二、糙米难吃，要把糙米碾成熟米——可由各室的人轮流打米、风净糠壳；
三、不得打骂和侮辱政治犯；
四、撤换打人的特务事务员。
李磊一听这些政治犯竟敢和他这个高高在上的看守所长讲条件，立时翻脸，威胁说：“谁敢聚众要挟，查出领头者来，马上送二处加重处理。”
说话间，看守来报，说孙文石等人正骂骂咧咧，煽动绝食。李磊为杀一儆百，遂命将孙等二人作为替罪羊，铐解二处处理，并把各室室长赶回了牢房。
这一招，更惹翻全狱。
各室室长被撵走后，李磊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圈。他暂时不敢把这事向上报告。犯人闹事，是因为管理人员有贪污行为，这一点李磊作为所长心里很清楚。那个特务事务员平时给他家里“孝敬”过不少不明不白的钱物，而他一贯是睁只眼闭只眼，如果报上去，追查起来脸上实在不好看。当然，实在不行，他也可以把什么事情都往那个事务员身上推得一干二净。想到这里，他立即吩咐手下将饭菜热一下，另外再加炒一个回锅肉抬到内院坝子里。
要说难友们肚子不饿，那是假的。可众人横下心来斗争的意志，却是谁也动摇不了。任凭看守长徐贵林如何说服动员，18只饭桶由热变凉，原封不动地摆在放风坝中央。
李磊只好电话报告二处请示。
徐远举听了此事也觉头疼，又气又恨。气的是自己手下这帮浑蛋，只知贪污腐败，全然不把党国大事放在心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恨的是这些革命者被关在牢里还不老实，居然聚众滋事。他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以他的德行，真想一炮把渣滓洞轰为平地，但又怕为一点小事弄出人命，把事情搞大了不好收场，只好在电话里把李磊大训了一气，说明天会派人来调查。
第二天，张界专程来渣滓洞调查：“是谁暗中组织绝食？”李康回答：“是自发的。”田一平说得更加干脆：“是因为看守打人，大家不高兴，咽不下去。”
调查毕，张界少不得向李磊提出：“请老兄妥为善后。”李磊见事不妙，一则怕事情扩大，难以担待，再则对上（二处）对下矛盾交错，只好变硬为软，又把各室室长请来。
在室长会上，李磊满盘答应了革命者所提公布伙食账，给张明泛去镣，撤换事务员，放回孙文石等四项要求。这次绝食斗争就这样取得了胜利。虽然事后二处还派人提出几人去审讯，追查谁是绝食斗争的发动者，但却毫无收获，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从此，由革命者每天派人碾米、监厨，称米称菜下锅，伙食得到相应改善。难友们都乐意干此活，因为拉石磙、绞风车和上斗的活路都能活动一下筋骨，同时坝上的空气比牢中也新鲜得多。难友们还多了一个互通消息的渠道。
狱中策反
1949年11月21日，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女牢的共产党员胡其芬（烈士）代表狱中部分同志化名“吉祥”写了一份报告给狱外党组织，详述了敌人即将开始集体大屠杀的情况，并请求党组织营救。这封信里多次提到“蓝先生”：
蓝此次见你时，定将外面情况，对政治犯处理消息，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盼望我们在这时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
这个“蓝先生”就是将这封信带出狱的渣滓洞看守黄茂才。另渣滓洞监狱的狱医刘石人、看守唐友元等也曾为狱中难友带过信和药品等，甚至带出过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政治犯名单。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杂工李育生在大屠杀时帮助罗广斌等人成功越狱。在监狱里，政治犯与看守是完全对立的两个群体，有许多看守特务是极其反动的，在监狱里做看守人员的策反工作，稍有不慎便会出现严重后果。难友们是怎样成功策反那些反动营垒里的人，让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替革命者传书带信？
从1948年夏天起，渣滓洞的难友就开始做特务的策反工作。刚开始做策反工作时，难友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肖中鼎（越狱脱险）曾经去做徐贵林的工作，徐贵林直言不讳地回答：“你们少来那一套，共产党的宣传对我不起作用。我见的、听的多得很，老徐天生就是杀‘红毛’的，我这双手少说也结果了几百个共产党。告诉你，就是解放军打到小龙坎来了，我还是要杀。”难友们及时终止了对徐贵林的策反工作，这只反动透顶的“猫头鹰”后来组织杀害了江竹筠烈士等人，并亲自指挥“11·27”渣滓洞大屠杀。
但是，看守特务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也并不都是徐贵林这样的。经过一番考察，区别对象，选择因生活贫困误入歧途的小特务，或人性尚未泯灭愿意弃暗投明的部分人员，主动接近他们，从生活上关心他们，对他们进行前途、形势教育，赢得信任后，争取他们为难友做事，沟通狱内党员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关押在渣滓洞女牢的江竹筠、曾紫霞（营救出狱）首先从看守黄茂才身上打开了缺口。
黄茂才1925年10月出生于四川自贡荣县的一个佃农家庭，黄茂才从小聪明好学，父母把光宗耀祖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1944年为了逃避抓壮丁，托人介绍到成都川康绥靖公署第二处副处长刘重威家里做杂务，刘重威看他平时除了做事就是看书写字，人也老实，就介绍他到二处做司书抄写文件。1947年川康绥靖公署撤销，黄茂才被合并到重庆行辕二处，去报到时，因为没有参加军统组织，差点丢了饭碗，后来因为是刘重威的关系，徐远举勉强留下他，并于1947年4月安排到渣滓洞监狱做看守员。因为长期受国民党的宣传，认为共产党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初到渣滓洞时，黄茂才对“犯人”们也很严厉，甚至有时还要骂他们。过了两三个月，对这些“犯人”们暗中观察一段时间后，黄茂才紧张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他发现这些人大多数是有很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而且女牢里还关有江竹筠、曾紫霞等年轻柔弱的女性，平时他们也很团结互助、对人彬彬有礼，这些人哪像要杀人、放火的样子呢？慢慢地黄茂才开始喜欢同他们摆龙门阵了。难友们利用这些机会做黄茂才的工作，特别是江竹筠、曾紫霞因为与黄是同乡，更是从思想上开导他，生活上关心他，她们给他织毛衣，平时缝缝补补的小事更是替他代劳，在同他们的摆谈中深感压抑的黄茂才倾吐了心中的不满，难友们开始大胆地向黄茂才进行教育策反工作了，何雪松、陈作仪告诉他：“从目前形势看，国民党已经靠不住了，只有依靠共产党才有出路。”江竹筠、曾紫霞利用为他补衣服的机会写条子给他：“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打倒资本家，工人农民可以当家做主，不受人剥削，这是多么合理的制度呀。像你小黄，家里以后就可以分得土地，再不受地主的气，哪里不好呢？”这些话使黄茂才大受感动。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两年多，从没听人说过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更没听人说过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话，看到的只是贪污、腐化，而这些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开口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大众，这与国民党是多么不同啊！
黄茂才在回忆材料里详细记录了他的思想转变的这一过程：
我48年5月调渣滓洞监狱工作时，我对共产党性质还是模糊不清，但是从国民党的宣传中说共产党人是抢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坏人，可是我到监狱后，常同共产党人交谈中，逐步了解他们中有不少的人都是有高层次文化的人，其中有大中学校教师，工程师、新闻记者、大学生，还有国民党军中校级军官，这些人都是文明礼智很善良的人，怎么能说他们是无恶不作的坏人呢，更使我不解的，眼看曾紫霞很年轻的大学生和牛筱吾、皮晓云都是很年轻的女人，难道说他们都会去杀人放火吗？从我思想上根本不相信，相反我心里产生同情他们的心，又看他们有高深文化知识，我就经常喜欢同他们接触摆龙门阵，男牢房陈作仪、何雪松、韩子重他们也常来找我摆这样和那样，女牢曾紫霞、熊咏辉她们也常在放风时找我问东问西。有一次曾紫霞突然问我，黄先生，你到这里来工作，你很可能是参加过特工训练的人。（我说）我正因为没有参加过特训，又没有入组织，徐处长本来不接收我，幸好赵科长说情，说我是成都二处副处长刘重威关系，也会写字才把我留下来。（曾问）那么你同刘处长是什么关系呢？（我说）我同刘非亲非戚，我们是家乡人，他又是我家种地老板，我因为逃避壮丁，去求他找工作，这样才混到这里来工作的。（曾说）啊，你是这样情况吗看来我们还把你估计错了。我说有什么关系呢，不要紧的，说实话我在这里工作是没有保障的，随时他们都可以开除我，因为非他们组织人员。曾紫霞说：我看你是很老实的人，还是安心工作，将来还是有前途的。没有相隔好久，我到女牢接班点名，她很秘密递张纸条给我，我带回寝室去看，（写着）黄先生：我看你还年轻，要多学习，思想进步，多为国家和人民做些有益工作，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我思想上还不明白她的意思，怎样为人民做好事呢？48年6月江竹筠被押送到渣滓洞监狱来关押，在填写入狱登记表时看见她是自贡大山铺人，与我都是自贡市人，相隔不远，还是家乡人……后来曾紫霞就跟江竹筠说我的情况，同时也是自贡市人，因此以后她常同曾紫霞同我接触摆谈，有时还谈到家乡关系，从此我们接触往来就更密切，谈话也随便，任何人也不过问。由于我是管理员身份，可以入牢房查监，这样我们谈话机会很多，有一天我入女牢了解她们生活情况，曾紫霞、江竹筠就围拢来谈话。江竹筠说：我据曾紫霞介绍你家里情况和目前处境，我们都很同情你。（我说）哎呀，你们还同情我，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好得多嘛，比你们自由得多嘛！应该说我同情你们，为什么年轻轻来坐牢。（江说）黄先生，既然你同情我们，以后有什么事还望你多多关照。我说有什么事尽管找我，你我都是家乡人嘛。没有相隔好久，我午后6点钟入女牢接班点名，江竹筠看没有其他人，顺手放一张纸条在我衣服包里，我回寝室看，她写道：黄先生，你还年轻，不懂，共产党革命目的就是反对地主压迫剥削农民，反对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使他们能当家做主，现在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拥护，根据往后发展，民心所向，资本主义灭亡，是必然规律，望你多学习。
我从她对我的启发，结合我出生佃农家庭，亲身经历过地主老板对我一生难忘的一件恨事：我还在读书时代，父亲因劳累过度去世，祖父带我去跟老板娘拜孝，哀求她讨块地安葬我父亲，得到的不是同情怜悯之心，反而恶意说我的地方哪里会答应你埋人呢！多次求她开恩，总是不答应，迫使我们向邻居买块地才安埋我父亲。回忆起这段心痛事，就激动我思潮，在大启发我觉悟，我决心要弃暗投明，拥护共产党，振兴中华民族，救国救民，选择这条路是我唯一出路。从此我更同情，更关心他们，凡是我当班值日那天，只要在可能条件下，我尽量维护他们，掩护他们，放风规定15分钟，而我就可放到20或30分钟，眼看他们传递条子也不管。继后男牢房何雪松、陈作仪、韩子重、成善谋他们看我对他们态度很好，有求必应，所以他们也经常找我摆谈国际国内局势，有时也谈到国民党腐败，贪官污吏到处都有。看来我们在交谈中，还能情投意合，促使我对共产党加深认识和敬重，这里被关押的不是坏人，而真正是为国家为民族作贡献的革命者，我不怕艰难困苦要为他们服务。随着我与他们之间关系发展，对我有了一定信任，所以曾紫霞就跟我说：黄先生我想请你帮忙。我问她什么事，（她）悄悄给我说，请你帮我送信出去。当时我也意识到送信出去的重要性，如被发现，轻者坐牢，重者生命危险，在这问题上经过多次反复斗争，我决定不怕困难危险，想方设法送信出去，我想我有充分有利条件，我有行辕二处发的公开证章，只要戴上没有人敢过问，同时我可以穿军服，必要时我可改名换姓（曾改过张力修、黄克诚、兰先生），我作过些思想准备，我就跟曾紫霞说：你的信写好没有，（若写好）就给我。她点个头意思已写好，我进她们牢房，秘密交给我。
不久，有难友要黄茂才带一些信件给家人，几次以后都没有出什么错，难友们开始将一些重要信件交黄茂才带出狱，黄茂才总是准确地将信件带到，还带回一些生活必需品和药品，黄茂才多次化名为黄克诚、张力修等先后给江竹筠、曾紫霞、陈作仪、胡其芬等难友带出信件20余封，还给江姐带回云儿的照片。1949年春节，黄茂才利用自己当班的机会，帮助难友们在狱中举行了一次“春节联欢会”，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因为同难友们太过接近，特别是有一次安排难友李玉钿（营救出狱）同她弟弟在自己的寝室见面被人告发，1949年10月，黄茂才被遣散回家，但一直拖到11月20几号才离开，并带出了胡其芬给党组织的“最后的报告”。黄茂才解放后任荣县政协委员。
渣滓洞狱医刘石人，天津人，生于1911年，他有文化却不太关心政治。毕业于冯玉祥办的西北军医学校和青岛医学院。1948年初到重庆，4月，被派到渣滓洞开设分诊所。刘石人为非军统人员，不受徐远举节制。刘石人到渣滓洞时，正值因《挺进报》事件被捕的几十名“政治犯”陆续关进渣滓洞监狱，原本狭窄的牢房更显得拥挤不堪。时值春季，疫病流行，通风不良的牢房极易引起流行病大爆发，再加上许多“政治犯”刑伤得不到治疗，情况恶化。刘石人刚到渣滓洞时，每次去给受刑者疗伤，看到那些皮开肉绽的身体都止不住想：“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傻，都打成这样还不招供。”生性善良的刘石人只是抱着“济世活人”的思想尽心尽责地为“政治犯”们治病。
此时渣滓洞监狱关押犯人已达200余人，却只有一个医生，20来种药品和两只体温表，听诊器还是刘医生自己的。看守特务还苛刻规定，医生看病只能在牢门处的小窗口上询问病情，然后喊号发药，根本不能接触病人，这样的限制引起了刘医生的强烈不满。
一次，一个病人说肚子痛，刘医生怀疑是阑尾炎，要求进牢房检查，却遭到看守拒绝，刘当即与看守长李磊大吵起来，并威胁说要马上调职回城，李磊怕医生一走，出了人命不好交代，才勉强答应以后刘医生看病必要时可进牢房，刘石人有了和革命者近一点接触的机会。
时间长了，刘石人才知道这些“犯人”中有教授、记者，有银行经理，有富家公子，很多人都相当有社会地位，完全不是自己原来想象那样。经过交谈，他发现他们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狱中同志及时发现了刘石人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也有针对性地对刘石人作工作。
有一天，刘石人到女牢诊病，刚走到门口，胡其芬假装一个踉跄，像要摔倒似的一下扑到刘石人肩上，同时很快在刘的右肘处塞了一个纸团，当时两个人都挤在门框上，旁边的人都笑起来，刘石人掩饰地说一句：“好险啦，差一点摔倒了！”迅速地将纸团藏好。看完病配好药，刘石人又把药送到每一个牢房，当到女牢叫病人拿药时，胡其芬主动过来说：“医官，我来为病人服务，帮你发药，医官你也是为病人服务嘛。”接过药的同时，又将一张纸条塞到刘石人手中。晚上无人时刘石人展开纸团一看，一张上写着：“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是我这个病人，请接受我代表难友们向你致谢！”第二第条子写的是：“医官，拿出勇气来，不要怕！”
从此，刘石人开始为难友传书递信。
1949年3月的一天，看守人员来叫，楼下室有病人，刘石人赶紧去看。走进牢房，见胡春浦（营救出狱）半躺半卧在床上，盖着棉被，很痛苦的样子，刘石人忙问：“你怎么了？”胡春浦把刘石人的手拉到棉被下说：“医官，你给我摸摸脉吧。”趁机把一个小包塞到刘的手中，并低声说：“交张秀贞（难友，此时已出狱）。”第二天，刘石人专程进城，将小包转交给张秀贞。原来，这是狱中难友为了使蒋介石在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无可抵赖，拟的一份渣滓洞、白公馆在押300名政治犯的名单，准备由刘石人带出后转寄香港报纸刊登。可惜，这份名单在寄往香港时，被邮检查出。徐远举闻迅大怒，下令层层追查，把渣滓洞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查出名堂，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除了送信以外，刘石人自己拿钱买食品和药物给难友，他还利用医生的职权，开了不少保外就医的证明，使部分难友得以出狱。
解放后，刘石人被安排到西南农业大学卫生科工作，1980年病逝。
唐友元是军统的老资格特务，而且是徐远举的同乡，长期追随徐远举，但因为没有文化，一直只是少尉军衔。老婆是家庭妇女，儿女一大堆，因为收入微薄，国民党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家庭生活没有保障，因而对时局颇有微词。他多次找徐远举为他大女儿找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都没有得到解决，更激起了他的不满。何柏梁烈士的妻子曾咏曦（共产党员）掌握这些情况后，在狱外做唐友元老婆的工作，何柏梁在狱中做唐友元的工作，答应给他女儿介绍一个好工作，从而取得了他的信任，愿意为何柏梁送信、带报纸、药品等，每送一次东西，何柏梁都给他优厚的报酬。以后，唐友元还带出过车耀先烈士在狱中用过的一本词典，还为韩子栋带出过家书等。
还一个特务看守班长刘秉清，对他主要是利用。难友张大昌回忆道：
刘秉清在1947年底曾为政治犯周世楷从牢外买过香烟。1948年5月左右，胡春浦见他面带烟容，估计他是抽大烟的，家庭经济一定拮据，就想利用这一点，使他为难友们服务。每当刘秉清单独走近时，胡春浦就有意和他攀谈，逐渐熟悉以后，才对他说：“我们室内几个都肚子痛，想找点梭梭（咖啡）来抽，可不可以帮一下忙？”同时交给他旧法币五十万元。过了几天，刘秉清果然在深夜偷偷送了点梭梭来，附带给了一张锡箔、装有几根火柴的火柴盒和一小张硬纸，他就在外面望风。几人吸完梭梭后，把火柴盒等还了他。那点梭梭根本值不到五十万，所以他从中得了不少好处。过了几天，胡春浦又对刘秉清说：“我们抽了那点梭梭，肚子痛好些了。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弄一点来？”又给了五十万元，刘秉清又弄了点梭梭来。再过两天，胡春浦对他说：“我们身边的钱用完了。我写一封信，请你送到城内XX街XX字号。他们见信后，一定会照信上说的，给你一些钱，还要写封回信交给你，请你带回来。”刘秉清又答应了，他完全按照胡春浦的吩咐把钱和信带了回来。就这样，胡春浦便利用这个刘秉清沟通了牢内外的联系，往返传递了好些消息。当然，每传递一次，都一定要给他一些钱。
（1985年4月《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狱中策反是狱中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与公开的对敌斗争比较，它更考验革命者的毅力和坚定的革命意志，需要更讲究斗争的策略。看守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动教育，只有摸清他们的情况，对症下药，经过铁杵磨成针的艰难过程，水滴石穿，才能达到目的。狱中被策反的看守人员在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说明，难友们的工作是成功的，保存了革命力量，并极大地丰富了狱中对敌斗争的内容，为我们今天研究革命者狱中斗争经验提供了宝贵材料，也让我们看到革命者在危急时刻的大智大勇和对革命事业的坚贞。
狱中追悼会
1948年12月15日，浓雾笼罩山城。偏僻山坳里的渣滓洞监狱寒风嗖嗖，一个悲痛的消息传到难友们耳中：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因不堪非人折磨，惨死狱中。
龙光章原是新四军江汉独立旅32团一营三连战士。1946年秋，他和11名战友在鄂西房县突围中负伤被俘，被解往宜昌。途中，时值大雪纷飞，他们身上仅着一条短裤，看守又动不动就是皮鞭打，途中就死去两人。后解往万县，两人合戴一副手铐，还在脖子上合锁一根铁链，又拖死两个。1947年8月，在万县监狱，他们组织难友越狱，使百余难友安全脱逃。龙光章等因挺身担任断后任务，被抓回后打成重伤。1948年4月，一行七人解来渣滓洞关押。
受伤的身体，粗劣的饮食，使龙光章腹泻数月，后转为黄肿病。1948年12月15日，眼看龙光章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难友守着牢门呼叫一宿，竟无人理睬。
龙断气前，噙着眼泪对战友们说：“请带信给部队首长，我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又说，“请告诉我家里，不要舍不得我。只当我早死在战场上了。”语毕，含恨而逝。
天亮许久，看守所所长李磊才慢悠悠踅到牢门外，朝里瞥了一眼，漫不经心地吩咐值日看守：“马上抬去埋掉！”
如此人命关天的大事，岂容他草率敷衍！
早饭后，几名看守前来收尸。难友们堵住门口，不让进去，爆发了首场冲突。
龙光章被折磨致死的消息还通过各“秘密联络通道”传遍了全狱，难友们悲痛难抑。经过商量，决定利用这件事，发动全狱难友，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斗争。经过放风时的串联，大家还形成了如下意见：
一、为龙光章开追悼会，设灵位，会后集体送葬；
二、白布裹尸、备棺盛殓；
三、改善生活条件，不许虐待政治犯；
四、今后重病号一律送医院治疗。
难友们派出萧中鼎、何雪松、杨志纯等为代表与李磊交涉，提出了上述四项条件。
李磊听完，装出沉痛的样子说：“死人固然不幸，不过，这事有上面管。我也很难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只是龙光章身体本来就不好，请大家体谅所方困难……”。对四个条件避而不答。
代表们一下子火了，单刀直入地问他：“四个条件，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李磊翻了脸，霍地立起，发作道：“你们是要求，还是闹事？头脑放明白点，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干脆说，我不承认你们什么条件！莫说四条，一条也不同意。”说完，转身就走。一会儿，徐贵林、黄纯卿又把杨志纯叫去骂了一顿。谈判陷入僵局。
当晚，两名看守抬来口薄皮匣子，企图进牢房抢尸。谁知难友们早有准备：一些人骑在龙光章身上，抵死不让抬走；两名新四军战友，索性躺进棺材，要求抬走。就这样，啼哭吵闹，闹得特务一宿不安。
第二天早起，难友们又要求进行了第二次谈判。李磊又换了个腔调：四个条件除开追悼会外，其他都好商量。
代表们寸步不让。李磊火起，一拍桌子：“告诉你们，监狱里开追悼会，盘古开天地以来，没这个规矩。”谈判破裂了。代表们刚退出办公室，几名特务近身，宣布隔离禁闭。
一会儿工夫，谈判破裂的消息就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遍了全狱。难友们决定使用最后的武器，从当天（12月16日）起，开始集体绝食。
中午，看守出人意料地送来了狱中少见的白米饭、回锅肉。这对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难友来说，该是多大的诱惑呀。然而为了争取集体斗争的胜利，谁也没正眼瞧它们一瞧。任凭哨子连吹数遍，看守喊破喉咙，谁也没做孬种。
李磊又找来一些身体差的难友个别谈话，说什么“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是不行的，你们身体差，更要注意啊”等等。他的另一招是：拣些非党群众，进行欺骗拉拢：“千万拿定主意，不要跟着起哄。否则加重处理，没你的好果子吃。”他这些话，得到的只有白眼，没有人动摇。
分化瓦解、欺骗拉拢全没有用。李磊慌了，这样下去，会不会出乱子？他想尽快平息这件事。经过一番权衡，李磊终于同意接受全部条件。
17日清晨，一场监狱史上旷古未有的“狱中追悼会”就要开始了。高墙上、岗楼里敌特紧张地架起了机枪，瞄准放风坝会场，各岗哨也增加了看守特务。李磊虽然信守承诺，买来了香烛、鞭炮、白布，却故意把时间规定得非常紧迫，想让难友们措手不及。
难友们紧急分工：刘石泉、史德瑞等从院落墙角采来野花野草，扎制花圈。焦平安将自己的一件青布长衫取出来，撕成布条，发给大家权充黑纱。女难友还在发际簪上一朵白纸花。
接近8点时，各室一开锁，难友们就一拥而出，来到院内坝子上的灵堂内。祭桌摆在墙边，上放楼下一室制作的“难友龙光章灵位”的牌位，灵位前点着香烛，祭桌后面墙上是一室难友写的一副挽联：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此联两侧，还挂了几副别室难友的挽联。
公祭开始后，李磊一脸没精打采的神情，却又不得不以所长的身份出席。他先给烈士上香，又行了三鞠躬礼，还讲了十分钟话，大意说：看守所死了人，我有责任，对不起大家。不过，作为所长，我还是关心各位的。以后谁生了病，我们一定尽力医治。只希望大家合作：不要糟蹋自己身体，动不动就搞绝食。随便跟着危险分子乱跑，最后要吃亏的。
李磊讲完，龙光章的战友杨志纯要求说两句，李只得允许。杨话未出口，已先泪下数行。他说：我们一行11人，路上拖死4个，前天死去1个，现只剩下6个人了。回想被你们抓住，脚尖耳光不说，连身上好的衣服也被剥去。每天押着赶路，不给饭吃水喝。比起解放军对待俘虏，你们真是丧尽天良……一席悼词，变成对敌人的血泪控诉。
李磊听得眼睛翻白，连忙阻止杨志纯继续讲话，又喊“解散”，难友们仍不走，杨也讲得更大声了。这一下把李磊气急了，他叫来几个特务把杨志纯硬拖回牢房，又大声喊“全体解散！”强行终止了这场狱中追悼会。
特务表面上虽然做得凶，但也怕出乱子，不敢过分违背难友们的意愿，所以在追悼会后，还是将龙光章烈士的遗体裹上白布，以棺木装殓，由几位难友抬了出去，安葬在渣滓洞外面向阳的山坡上。
龙光章逝世后，艾文萱还代表全体难友写了一首诗以致哀悼：
不要眼泪，
不要人们的慰藉。
记着啊——
中国人还活着，
这册血写的账簿，
将是一块历史的丰碑！
死，是永生。
死，并不是战斗之火的熄灭。
让他永不泯灭的忠魂，
在青翠的歌乐山巅，
仰望黎明！
徐远举事后据报，曾跳脚痛斥李磊领导无方，有辱“团体”（军统）威严，予以记过处分。
这次狱中追悼会，是监狱史上的一次奇迹，众志成城的结果，集体斗争的大胜利！
春节联欢会
在渣滓洞监狱难友们的集体斗争中，影响最大的除了新四军战士龙光章烈士的追悼会外，就是春节联欢会了。
1948年圣诞节前，一位难友收到外面送来的腊肉，上面粘了一小块报纸片，印有“华北人民政府”几个字。这个消息传到楼下一室，一室的同志分析认为一定是已经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就通知各室预祝圣诞节，而对可靠的人则暗中告知系庆祝华北人民政府这一新生红色政权的成立。对于庆祝圣诞节，特务是不禁止的，于是各室借此公开欢腾了一番。这算是春节联欢会前的一个小前奏。
跟着传进狱中的消息，更是鼓舞人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战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我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抵长江北岸，一场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正在准备中；国民党重放和谈空气……频传的捷报像长上翅膀的小燕儿，漫山遍野地飞舞，黑牢里骤然增添了几分暖融融的气息。难友们欣喜若狂，暗中商定了要利用春节搞一次大联欢。
1949年春节的前一天，值日特务管理员是黄纯清。老共产党员胡春浦，因为不知道春节谁当值日，就去对他做工作。先是闲扯，胡春浦问他是哪里的人，他说就在成都城里住；又问他和黄季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是不是一家，他说是远房（其实，黄季陆是四川叙永县人，黄纯清无非是想攀一个有地位的人做亲戚）。胡春浦就说：“我和黄季陆的关系很深。我这个人是讲义气的，只要够朋友，将来绝对忘不了！”黄纯清听后大概想交胡这个“朋友”，装起很谈得来的样子。胡春浦就乘机要求他允许政治犯次日进行春节联欢活动，并保证“决不出乱子”，黄纯清竟然应允了。
因此，当天晚上各室都得到楼下一室通知，准备春节联欢。大年初一早晨听到牢后岩上的岗哨吹号就唱《正气歌》。稍后，楼下一室又考虑到许多同志不会唱这首歌，又通知改唱《国际歌》。
到了初一这天，特务们都回家或是进城过节去了，只有看守黄茂才一个人值班。不过黄纯清并没有把允许开春节联欢会的事告诉他。
凌晨，夜色渐渐隐退。
牢门外15瓦的狱灯还闪耀着微弱的亮光，岗亭上传来“梆梆，梆梆”的竹柝声响，一号牢室蓦地升起嘹亮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二室、三室……各室都跟了上去，女一、二室也应和着。开始，歌声略微显得不十分整齐，后来慢慢地统一了。300位难友一条心，300位难友一个愿望，它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铁流。
难友们唱得酣畅，唱得兴奋，歌声一直延续了一个早晨。“唱歌”算是拉开了春节联欢会的序幕。
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当一排热气腾腾的稀饭桶排放在放风的院坝里，狱卒刚打开各牢室的大门时，值日的难友便抢先把饭桶提到门口，同牢室的几个人忙不迭地用稀粥将用零星草纸制成的春联粘贴成长条，等大家吃完饭乘值日开门送出饭桶的一瞬间，便把春联牢牢地贴在签子门两边。
春联的内容有：
楼下七室：
两个天窗出气
一扇风门伸头
横批：乐在其中
歌乐山下悟道
渣滓洞中参禅
横批：极乐世界
楼上五室：
洞中才数月
世上已千年
横批：万象更新
楼上二室：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横批：春回大地
……
到了放风的时间，女难友曾紫霞向黄茂才提出要开联欢会庆祝春节的要求。黄茂才本是难友们长期的策反对象。他又了解到所长李磊在家没来，看守长徐贵林和他老婆孩子都进城去了，还有其他看守员也往城里去看热闹了，监狱里由自己负全责，看守士兵也只听自己的安排。因此他就同意将各室门锁打开，让大家出来欢聚。
于是各室难友都高兴地涌出牢门，并开始每个牢房互相赠送礼物：
楼下一室的难友用一张香烟盒纸，制成了4张贺年片，用竹签笔写着苍劲的蝇头小楷，内容为：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祝同志们春节愉快！
楼下一室全体同志敬贺
卡片下端还画着出土的小草。卡片引用的白居易的诗，其寓意是很深刻的。
楼上一室的难友则用贴锡箔的白纸片，写上了工整、秀丽的小楷字：
星火燎原，愚公移山。
众志成城，水滴石穿。
楼上七室的难友，还把罐头上的广告牌纸保留了下来，反面写上：
熬过冬天，迎接春天；
越过高墙，穿过云端；
高山仰止，黎明来兮。
……
难友们还准备了很多新年礼物。礼品琳琅满目，雅致大方，多是难友们精心制作的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其中有黄泥精制的围棋、象棋、跳棋，也有纸壳扑克、八十四张牌；最灵巧雅致的要数五角星、利箭、小红心，作者是狱中首屈一指的工艺专家——一楼二室的余祖胜。五角星象征光明、胜利，表达了难友们爱党爱国的一片赤诚。
送完礼品后难友们开始表演文娱节目，以室为组从楼上到楼下依次进行。上午没有结束，下午继续进行活动。黄茂才一直大开方便之门，只是为防万一，在大门外增加了岗哨，机枪高架，密切注视着院坝内的一切动向。
难友们表演的节目各式各样，如跳土地、耍魔术等。放风院坝顿时沸腾了起来：
头场的演员谢幕，楼四室的精彩节目“空心筋斗”开始了。表演者头朝地，脚朝天，翻身腾空旋转360度，一个筋斗又一个筋斗，一连串人影，形成一根长长的抛物线，从院坝这边翻到院坝那头，赢得了难友们齐声喝彩。
接着七八个人围拢来站成一个大圆圈，五六个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再站上去，又形成一个较小的圆圈，三四个人再站上去，一层、二层、三层……最小的圆圈上只站着一个人，手执红旗，迎风招展，极目远眺高墙外的岗哨布置，侦查墙头上的电网设施。这个节目叫“叠罗汉”，是楼五室的难友为刺探敌情，有意安排的。它引来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
精彩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
最后轮到女牢难友表演。杨汉秀仍穿着那件褪色的列宁服，她抱着幼小的“监狱之花”，先到院坝给叔叔伯伯们拜年，小女婴咧开小嘴，恬静地笑着。
随着欢快的歌声，踏着轻盈的步履，一群女难友，将自己五颜六色的背面拆下来披在背上，有次有序地到院坝里扭秧歌，并且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时楼上楼下观看的人大声拍掌高呼叫好。丝光被面的彩裙，姹紫嫣红，使人眼花缭乱。50多岁的邓大妈参加了跳舞的行列，受刑跛脚的李青林也踏上了有节奏的舞步，江竹筠苍白的脸上布满红晕，曾紫霞头上的蝴蝶结仿佛一团烈火。这是理想在闪光，青春在燃烧，幸福在召唤，只有心地纯洁的人才能跳得这样优美，这样自如，这样使人感动……
轻快的秧歌舞曲久久地在空际缭绕，整个渣滓洞又爆发了激情的大合唱：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着猪羊出了门，
猪呀，羊呀，
送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到了下午，不凑巧看守谢伯衡从城里返回监狱，看见女牢的人在扭秧歌，又在唱“解放区的天”，联欢会不得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
谢伯衡责怪黄茂才放纵犯人，又向所长李磊打小报告。第二天，李磊把黄叫到办公室，大发雷霆，质问他为什么在昨天擅自让犯人们出来搞活动，唱禁歌？黄矢口否认，并说谢对自己不满，是在造谣。李磊没有证据，也不知谢反映的是真是假，就说：“你老实点，下次再有类似情况，要你脑袋下地。”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狱中学习
痛苦的监狱生活，也留下了难友们苦中作乐、顽强不息的空隙。
“解放了要争做党的积极战士，不做包袱。”“努力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共产党员只要一天没有停止呼吸，就要工作一天，学习一天。”在狱中的难友们互相鼓励，他们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争取活着出去后，要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争作贡献。他们对黑牢中的囚犯生活，处之泰然，却并不白白浪费光阴。
他们有的用黄泥搓成粉笔在地板上写字，有的用竹签子和竹筷子削尖磨成“自来水笔”，没有墨，就用棉絮烧成灰拌上水便成为“墨汁”，然后用节约下来的手纸和香烟盒来写字。没有书本，就凭着记忆把过去读过的书讲述出来，供大家学习讨论。江竹筠、曾紫霞等人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背诵出来，用竹笔写在草纸上供大家传阅。江竹筠还凭着记忆讲过《土地法大纲》、《政治经济学》等内容。“政治犯”中不少人各有专长。有许多同志还刻苦学习外文。大家对学外文特别感兴趣，若能用外文进行交谈，哪怕当着看守的面也不要紧。有的同志外文水平较高，还用外文写日记。其中最突出的要数共产党员谭沈明。在狱中他被整整关了八年多，入狱前仅有小学文化水平，但在难友们的帮助下，他自学英文、俄文，并坚持数年不断。解放后外语学院老师在翻译谭沈明烈士在狱中写下的英文、俄文笔记时很受感动。他们对一个当年被囚禁在狱中的革命者，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能达到如此的外文水平，感到特别的惊讶。在那些字里行间渗透了革命者多少心血呵！谭沈明烈士在狱中不但学习外文，还学习历史、地理等知识。难友们互教互学，既是老师又是学生。曾任地下党重庆北区工委书记的齐亮同志，毕业于西南联大，在狱中主动教难友学俄文，他还结合斗争实际写出了《怎样作支部工作》供大家学习讨论。有的同志还编写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讲义。
在监狱里学习已成为大家每天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甚至连刚到上学年纪的宋振中（小萝卜头）和流浪儿蒲小路也都把学习当做自觉行动。小萝卜头囚在白公馆时，每天去黄显声将军那儿听课，在黄伯伯那里还学了俄语，并能用俄语与黄伯伯进行简单的对话，还能机智地用俄语给叔叔们传递消息。
狱中还有不少同志爱好文学艺术，有的是很有才华的诗人；有的是戏剧工作者；有的是音乐家。他们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并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挥动那浸血凝恨的笔，把对同志的爱，对敌人的恨，满怀激情地倾注在了诗文里。
1949年初春，被囚在渣滓洞监狱的一些诗歌爱好者，秘密组织了“铁窗诗社”。他们运用诗歌这个战斗武器，歌颂光明，诅咒黑暗。他们写下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在狱中广为流传。志士们留下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我们后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精神力量。
蔡梦慰烈士在《黑牢诗篇》第五章中写道：
像笼里的鹰
梳理着他的羽翼，
准备迎接那飞翔的日子；
长期的幽禁呵，
岂能使反抗者的意志麻痹。
在铁窗里面，
无时不在磨利着斗争的武器——
用黄泥搓成粉笔，
在地板上写出了讲义，
你，是学生，也是教师。
卡尔、
恩格斯、
伊里奇、
约瑟夫，
就像坐在身边，
同大家亲密地讲叙；
毛泽东的话呀，
又一遍在心里重新记忆，
再一遍在心里仔细温习。
……
五十几岁的老大哥，
天天在读书、写字；
还在梦里流尿的孩子，
也会用稚气的口语，
讲说革命的大道理，
描述新社会的美丽。
……
这一段精彩的描述，就是狱中学习的真实写照。
争水斗争
《红岩》小说第十一章以饱含着血泪控诉的细致笔触描绘了渣滓洞牢房中缺水的艰难景象。其行文皆选用相同色彩的词汇，如：闷热，燥热，干涩、焦裂、光秃秃、火辣辣、久旱不雨、干渴难忍、极度干渴、斜阳的毒焰、炭火似的烈日、火烧过一样、带有浓烈汗臭的热风……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竟然一滴水也找不到！
这是1949年夏天渣滓洞牢房缺水的真实写照。这次缺水是特务故意造成的，由所长李磊和看守长徐贵林亲自操刀。虽然当时久旱不雨，但歌乐山中不乏水源。特务们不是找不到，而是根本不去找。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报复狱中的难友，企图使其低头屈服，不敢再搞什么绝食抗议。
外面的环境也对特务们的主子越来越不利。当年春天，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即将挺进大西南，新中国曙光在望。越是接近灭亡，国民党反动派对政治犯的迫害越是残酷，渣滓洞狱中断水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难友们不愿坐以待毙，在放风时四处寻找水源，与特务斗智斗勇，展开了争水斗争。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陶敬之烈士。
不久，一位名叫吴学正的难友就因为干渴而病死了。不能再这样等待下去了，难友们加快了寻找水源的步伐。很快，他们发现在男牢后面有一块土地比较潮湿，地面覆盖着一层青苔。雨后，积起了一潭潭浅浅的泥水，浮着一层肮脏薄膜的水面上不断鼓着水泡，孑孓和沙虫，很快也长满了。从那里挖下去，下面很可能找到山泉。
放风的时间一到，难友们就轮流到那里去挖坑。没有任何工具，人们就用指尖去挖，水坑在一点一点变深、变大。
与《红岩》小说中的记叙不同的是，这个水坑没有挖成，水也没有找到，而特务则是当着众人的面毒打挖坑找水的同志。
那一天，在宜昌被捕的陶敬之和另一个同志在男牢房后面挖水坑，不巧被特务发现了。
几个特务气势汹汹地扑过来，给他俩戴上三十斤重的大镣，拉到烈日底下曝晒。这还不算，特务还用木板打他俩的手心，手心打肿了，又往他俩身上乱打。
“快说，还有谁挖过水坑？”“说了就放你们，不说就让你俩死在这里！”面对着敌人恶狠狠的逼问，陶敬之和那个同志始终一个字也不说。烈日的炙烤，镣铐加身的折磨，再加上毒打，很快就使身体本来就不大好的陶敬之和那个同志支持不下去了，眼看着就要昏死过去。拥挤在签子门前的各牢房的难友们，看到陶敬之他俩为大家遭到迫害，忍无可忍，一齐用拳头捶打着牢门，高声抗议。整个渣滓洞顿时像炸了锅。
特务高举着打人的木板也不敢往下落。成善谋站在牢门口焦急地大声吼叫，忽然，他一眼看见狱医刘石仁走过来，立刻向他使了个眼色。
刘石仁会意了，凑了过去。“你快去告诉徐贵林，就说这两个人身体很差，时间长了会出事情的。”成善谋压低声音说道。
刘石仁点了点头，快步离开了。不大一会儿，特务把已经是奄奄一息的陶敬之和那个同志放回了牢房。
显然，刘石仁的话起了作用。
刘石仁是1948年三四月间来到渣滓洞监狱的。因为他是医生，毕竟还有一些人道主义精神，看到这里的难友们的身体状况极差，二十多岁的人竟然满头白发，还有很多患有严重的慢性病，不免生出恻隐之心。
难友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主动接近他，争取他的同情。后来又托他往狱外捎信。几次信都捎到了，而且从未出过差错。胡其芬给姐姐胡庆芬写过多次信，都是由他带出去的。被捕前担任重庆安生公司经理，负责为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并担任联络工作的何柏梁，在大屠杀开始前六天11月21日还从狱中带出一封信，就是刘石仁的功劳。
刘石仁除了在狱内外传递消息外，他做的另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利用他医官的工作之便，把带入狱的药品如维生素、鱼肝油等全部发给了病人，对医治难友疾病起了作用。他做得比较多的工作是利用其职权，为难友开一些应出狱就医或出狱生产的证明，对有的难友的出狱起了辅助作用。
因为刘石仁为难友们做过一些事，解放后脱险的难友向组织上做了反映，他被安排在西南农学院任校医，直到1981年病逝。
后来因为天降暴雨，难友们终于接到了救命的雨水。特务们暴跳如雷，却也无可奈何。争水斗争最终以难友们的胜利告终。
筑墙自围
2007年7月17日，重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夹着狂暴的泥石流，袭击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歌乐山红色风景区。滂沱大雨连续下了10多个小时，在这一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降临时，位于歌乐山下的原“中美合作所”及军统重庆集中营旧址告急，通往“渣滓洞”、“白公馆”的道路被冲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区景点“渣滓洞”看守所旧址，遭到山洪和泥石流的疯狂肆虐，监狱围墙、大门、岗楼、女牢、刑讯室、厨房、厕所、内院、外院……除男牢楼房外，均遭洪水冲毁。为此，红岩联线党委班子临危不乱、科学调度、指挥得当，紧急疏散观众，确保了没有人员伤亡。
在撤离过程中，有几位来自云南的观众，依依不舍，几次要返回旧址参观，都被工作人员劝阻，并撤离到安全区。这场特大暴雨让观众们联想到当年像铁桶一般看押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渣滓洞”、“白公馆”，不是也有被冲塌狱墙的时候。暴雨年年有，被囚的“政治犯”不是也能利用这样恶劣的天气越狱吗？确有其事。
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监狱，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形十分隐蔽险要。历年来也经历过大小山洪的考验，在关押革命者的腥风血雨的当年，就历经过一次：
1949年初夏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夹杂着山洪，把渣滓洞看守所紧靠男牢房的一段围墙冲垮了。看守所长李磊及特务们担心倒塌的围墙缺口，极易造成“政治犯”越狱逃跑，急着赶快找人修筑好。所长为防止看守所关押着“政治犯”被泄密，为不被外人知晓，决定不雇外工，由看守特务指派狱中关押的杨虞裳、陈丹墀、白深富、刘振美等10名难友担任临时筑墙工，用筑墙板加泥土筑紧，将看守所的土围墙修复。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员杨虞裳、白深富等人暗中商量决定：在筑墙的泥土中多掺砂石、沙子和腐草，用粗夯轻筑的方法施工，形成外实内虚，只需用力一推即倒的围墙，为日后越狱作好准备。围墙筑好后，看守特务来验收，觉得“满意”通过了。然而，参加修复围墙的革命者因而遭到狱中难友们的讽刺，说他们是“作茧自缚”。事过不久，杨虞裳、白深富两名难友为此写了《咏“筑墙自围”二首》七绝诗，以解其中奥秘。诗云：
（一）
筑墙自围莫笑咱，只为挣断铁锁枷！
越狱脱险成功日，神州开遍自由花。
（二）
板筑缘在墙坍塌，砸烂铁锁折断枷；
作茧自缚非夙愿，碧血丹心换中华。
正是这段外实内虚筑起的围墙，在1949年“11·27”渣滓洞大屠杀之夜，成为难友们突围越狱的突破口。虽然参加筑墙的革命者在大屠杀中已壮烈牺牲，而活着乘夜冲出燃烧着的男牢的难友们，则合力推倒了这堵围墙，从围墙缺口及狱下流水沟越狱突围出去15人，他们成为目睹蒋介石及国民党特务制造“11·27”渣滓洞血腥大惨案的活见证人。这些脱险者在全国以亲身经历，作过无数场报告，以他们所历、所见、所闻出版了著名的以小说《红岩》为首的系列书籍，让人们知晓了囚禁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军统集中营杀人魔窟。从此开始，来参观这座曾经的人间地狱的观众，络绎不绝。
在“白公馆”监狱，1947年8月18日，装疯的韩子栋（《红岩》小说中华子良的原型）利用随看守去磁器口买菜机会，瞅准特务打麻将之机，机智勇敢地逃出军统集中营。获知这次越狱成功后，狱中临时支部领导人许晓轩与李子伯、谭沈明研究，准备一次大的集体越狱行动计划。条件必须是：趁暴风骤雨来临，电灯、电线毁坏，岗楼上敌人两眼一抹黑时，趁着夜幕的掩护，撬开紧靠深沟牢房囚窗的大木格子，在雨夜中从牢房吊下沟去，顺流水沟逃走。可惜一直没能等到这样的天气和时机。
通过这些表明，当年被囚的共产党人，曾想方设法利用年年暴发的山雨等恶劣气候，寻求时机，随时准备冲破敌人的牢狱，回到党的怀抱中去。
在“7·17”百年难遇的特大暴雨和山洪的冲击下，“渣滓洞”景区受损严重，为保障游客安全，临时关闭。消息被媒体多方报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宣部、国家文物局的关怀指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有力指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援助下，华宇集团房地产业现场捐赠修复“渣滓洞”款项100万元，红岩联线收到社会各界修复复原工程捐款捐物共计700余万元。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等单位在灾后立即派人派车参加清淤工作。国家文物局也及时赶到“渣滓洞”察看灾情，并派出专家组指导修复工程，工程严格按照“保护文物、修旧如旧”的原则，完好地保持了“渣滓洞”监狱的“原汁原味”，阴森的看守所厚铁皮大门，还原如初；刑讯室各种刑具，依次排列；江姐等女烈士所囚女牢，遗嘱、遗物重新陈列；还新增开放“渣滓洞”煤窑洞口及革命者越狱工具等部分文物，重新制作了烈士生平简介等。2007年9月18日，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施工和复原布展工作，“渣滓洞”重新修复全面开放。重新开放当天，接待来自全国各地观众5000人。
狱中制红旗
1949年10月7日，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监狱。
囚于平二室的罗广斌放风时，从楼上的黄显声将军那里获悉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0月1日成立了！黄显声还告诉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风靡抗战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
黄显声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较高的地位，所以虽身陷囹圄，还能得到一定的“优待”，能看狱方规定的报纸，如《中央日报》等。黄显声通过国民党报纸上对共产党的谩骂，从反面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正确的消息，然后就能寻机转告给狱中的其他政治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也是这样得来的。
罗广斌得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原本每天十来分钟的放风时间，对难友们来说太短促了，但今天罗却觉得放风时间太长了。好不容易耐着性子挨完了放风时间，罗广斌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回房中，将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了同室的难友。很快这消息由二室又传到了四室。
当同狱的难友们听到罗广斌转告的消息后，兴奋得像孩子见到了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