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三次反共高潮前后
国共合作的楷模——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开课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说：“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人之后方，而牵制其行动，破坏敌人运输交通，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之作战。”他知道，论游击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高手。朱德当时作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成了这次会议的座上客。其实，中国共产党为此事早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过多次建议，但一直没有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这一次双方算是想到一块儿了。经周恩来与朱德商定，在会上正式提交了国共两党举办游击战干部培训班的建议。蒋介石当时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要求立即拟订出游击战干部培训班计划。会后，周恩来同叶剑英及时研究制定了游击战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由周恩来交会议讨论决定。
紧接着，国民党当局于同年11月25日在南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议确定以南岳为大本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创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国民党当局又是向应邀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陈词，又是向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求派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官。于是，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组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班子，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即赴南岳。代表团由叶剑英担任团长（后为李涛），教官有李涛、边章伍、吴奚如、李崇、薛子正。
南岳抗日游击干训班第一期于1939年2月正式开学。班主任蒋介石，副班主任白崇禧，陈诚、汤恩伯、李默庵先后任教官，叶剑英任副教官，实际负责教学工作的是汤恩伯。两个月后，汤恩伯奉命调回三十一集团军任总司令，率部赴河南作战。教育长改由三十三集团军司令李默庵担任。南岳抗日游击干训班因系短期训练班，仅设班本部，分教务处、总务处、军需处、医务处和一个政治部。学员对象主要是各战区部队营职以上的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幕僚人员。各军选派作战修养好，且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参加训练，毕业后仍回原部队，再分别办班训练连、排长等基层军事骨干。如第一期的1046名学员中，其学历大部分为黄埔军校及以后改为南京中央军校毕业的，一部分是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和其他地方军校的毕业生，真可谓人才济济。同时也可以看出，游击战对这些军中将才的吸引力。后来，全国许多青年学生及有志之士，乃至国民党的党政官员也都纷纷要求报名参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学员中的女青年还为数不少，第一期有女学员110人，第三期1459人中，女学员就占十分之一。游击战术的训练，使广大学员耳目一新。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开设科目很多，共24门课程，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类。虽然课程比较繁杂，但游击战争课是教育训练的中心，包含九个方面的内容：游击战争概论、游击战争理论基础、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游击战术科学教练、游击战的破坏工作、游击队通讯术、游击战的化装术、情报原理、游击战实习等。当时整个南岳大山都成了游击干训班学员的大课堂。集中上课时，学员和教官往返于南岳庙、黄庭观和南岳镇的大街小巷。美国基督教开办的圣经学校、可容纳千人集会的南岳大殿、绘着八仙过海的“古往今来”路中亭和它四周的空地、祝圣寺内的“说法堂”等，都是教官讲学、学员听课、学员演练的大课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和《大刀进行曲》等歌声，时时回荡在这些雄伟肃穆的佛堂里。
于是，法天佛门之地，也燃起了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成立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1939年5月7日，叶剑英还特意到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强调“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
抗日游击战的演习，更使南岳群山成了难得的好战场。第一期游击干训班毕业前夕，叶剑英亲自指挥学员进行近似实战的野外军事演习。他骑着一匹高大的棕色马，奔驰于山间小道，穿越在丛林岗峰。经过战斗动员后，假设敌七队在李崇教官的带领下，从南岳山上飞越而下，其余各队从四面八方紧紧追踪。经过两天一晚的演练，游击健儿们打到衡山与湘潭交界的湘关，才收兵回山。叶剑英亲自为这次演习作了讲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处专员程兆熊看了这次演习的视察报告后说：“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况，谓绝非纸上谈兵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抗日游击干训班的名声，使国内外有声望的学者、专家教授、领袖人物和友好人士，纷纷前往南岳为游击干训班讲课、演说、报告或采访。苏联一位军事顾问讲授了“炮兵和步兵的协同作战”；日本共产党人鹿地亘讲述“对日本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两位法国记者到南岳采访；蒋介石演讲“推行基本建设与实现三民主义”；周恩来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和国际问题讲师的名义演讲“中日战争之策略与战争问题”；白崇禧讲授“关于游击战争问题”；陈诚讲授“论游击战”；胡愈之讲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等等。
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也曾到中共代表团里工作多时。他当时因国内处境危险，来到中国，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电台进行革命活动，主要是通过电台的新闻翻译工作，了解越南革命斗争情况。
国共两方面人士，在共同举办抗日游击干训班的过程中，总的来说合作得还是不错的，尤其在开始一段时间。如汤恩伯4月下旬在圣经学校礼堂召开的周会上说：友党派来叶剑英担任游击干训班的副教育长，帮助大家学习游击战术。打游击他们是专家，过去我们打过交道。他们几支枪，人也不多，这里打，那里打，我们老是扑空，老是被动挨打。现在共同对付日本，我们要团结一致，学好游击战术，打败日本。此话说得既有趣味又有诚意。接着叶剑英的讲话也得到良好的反应。可是后来，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使南岳游击干训班逐渐出现了一些内部的摩擦和斗争。为了团结抗日，中共代表团十分克制、忍耐，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叶剑英强调说：在抗日阵营内部不应该摩擦，不应该自相残杀，应该团结抗日，兄弟阋于墙而外御欺侮。这样，游击干训班在南岳坚持办了三期。第一期1046人，编为8个队，分别于5月和7月结业。第二期530人，编为5个队，于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第三期1459人，编为10个队，于11月20日开学，次年2月至3月结业。该训练班共培养了3000多名游击战斗干部。由于当时日本飞机在粤汉铁路沿线狂轰滥炸，游击干训班在南岳受到严重干扰，第三期尚未结束，中途便迁往零陵，之后又迁往祁阳。中共代表团一如既往，致力于教学工作。直到第三期结束后，经党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于1940年3月全部撤回延安。
汪精卫投敌艳电
抗战发生后，汪精卫到处散布抗日必败的谬论，并同日本侵略者秘密勾结，互通函电，信使往返，进行投敌叛国活动。汪精卫在离开重庆之前，早已派其亲信高宗武秘密赴上海，与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勾结，嗣后又至东京向近卫接洽投敌的步骤和条件。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率其党羽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潜离重庆，经昆明于23日飞抵河内。22日，日本近卫首相按预定计划发表了诱降声明。29日，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发出“艳电”：
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唐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以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取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
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外交根本方针之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照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临时代表大会）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于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立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至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久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于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若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谋求其改，而各自明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阶采纳。
艳电公然称日本“对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宣称愿以近卫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公开打出了乞降的旗帜。至此，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靠日平。汪的艳电无耻地为日本侵略者辩护，并向重庆当局劝降。1939年3月，汪精卫公开发表《举一个例》一文，披露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关于德国大使调停中日妥协的记录，说明蒋介石也一贯“主和”，敦促重庆当局共同从事“和平运动”。4月初，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签订了《汪平协定》。在协定中，汪精卫集团竟丧心病狂地要求日军在短期内攻占西安，取南宁，占南昌、据襄樊，分两路入川。为配合日军上述行动，汪甘愿从中国内部策动“倒蒋反共”战争，公然为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出谋划策。5月，汪精卫在日本保护下秘密到达上海。此后，汪精卫便在日本策动下，与华北伪“临时政府”、华中伪“维新政府”及伪“蒙古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商谈成立伪“中央政府”的问题。12月底，日汪在上海秘密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其内容为：东北割让给日本，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华南岛屿由日军长期占领；伪政权从中央至地方都由日本顾问监督；伪军、伪警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由日本供给；伪政府财经由日本控制，中国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的灾难年代，30年代初日军就开始对中国发起挑衅，芦沟桥事变则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积弱太久、力量涣散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刚开始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中国进入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迁至武汉而至重庆，蒋介石也被迫飞往各个战场进行督战，不仅为了讨好美国，也是事态所逼。严峻的事态并没有给蒋介石时间和机会去思考和调整国内事务。1938年10月后，日军随着占领地的扩大，兵力已不够分配，同时由于其他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诸如借钱打仗，国际信用度降低；军费巨大的开支，迫使国内租税加重，国内人民的厌战情绪增加等，日本开始改变战略，进攻步伐逐渐缓慢下来，为蒋介石解决国内事务、消除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提供了时间和机会，同时日本的新战略也给了蒋介石心理上的空间，注意力转向了国内。
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参谋部公布从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对华处理的总方针是“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然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武力为背景，结合运用谋略，攻略。”（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页。）日本的新战略在政治上从反蒋转为拉蒋，将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和平工作”上，使蒋介石可以暂时从抗日事务中脱身出来，所以蒋介石才会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
日本的侵略也给了蒋介石统一全国的政治机会。中国多年来一直处于各路诸侯、各派势力独霸一方的局面，虽然表面上蒋介石政府重新统一了中国，但中央政府形同虚设，除了对中共的忧虑和恐惧之外，各派军阀势力也是蒋介石头痛的问题。日军的侵略给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借机统一全国、发展自身借口和机会。在看到中共的军队在抗战中得到发展，但不应忽视在抗战中国民党的军队也得到了极大发展的事实。国民党军队“自开战至本月二十日（注：此时为1938年11月20日），共计补前方兵员为一百九十四万七千余（其川滇桂晋冀鲁各军自行补充此尚未计及）”（注：《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430页），虽然抗战初期中国军队遭到了重大损失，伤亡总数截至五中全会前约一百一十万人，但兵额较开战时还有增多，“现时共约二百五十余万人，开始时共约一百七十余万人”，并且何应钦认为：“我国军队现有之武器较诸开战时，在数量上及素质上，均优胜。”（注：《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第9页）所以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坚持抗战的大旗，不仅是民族主义之必须，而且给自身带来莫大的实惠。蒋介石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消除和减少一切不利因素，实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是五中全会召开的一大背景。当然，英、美为自身利益考虑而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对国民党进行劝降，这方面的背景也不可忽视。
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移向敌后解放区战场。国民党政府也逐渐将其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在重庆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和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理党务之要点》的演讲。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演讲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并设立“防共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指挥党政军各机关，蒋介石任委员长，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军委会委员及由委员长提出的人员担任。委员长有极大权力，“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还决定要彻底清查与整理户籍、保甲，健全保甲制度。规定要以保甲为单位，强制民众推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等。会后，国民党根据会议确定的方针，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因此，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改变政策，逐渐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标志。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一次蒋介石开始进行统一和建设全国的会议，这在五中全会的提案和决议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五中全会收到提案35件，通过决议案16项，涉及党务、政治、军事、财政、经济、交通、教育等多项内容，并且这些都不仅是全国的而且是长期的规划。蒋介石在五中全会的宣言里将五中全会的意义表述得很明显，他认为抗战局势已由前期而转入后期，“前期抗战之主旨，在于消耗敌人力量”，“而后期抗战之任务，则在承接前期奋斗之成绩，发挥我前后方及被占地区一切抗战力量，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与建国之成功。”（注：《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1939年1月30日））在高举抗战大旗下，蒋介石要“使全体国民对自身皆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对国家皆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而国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据同一的道德观念为同一的信仰而奋斗牺牲是也”（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1939年3月20日））。换句话说，在“适举行于抗战后期之今日”的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所要进行的是统一的努力。
解决中共问题被融入五中全会之中了，对全国力量的统一自然包括对中共的控制，但显然出于前述对中共的忧虑，国民党对中共问题非常重视。
会议期间，李宗仁等13个委员提案中认为，中共“造成党国莫大隐忧”，要“作一次大清扫”，可谓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中共虽然只有约20万左右的军队，但却是国民党最头痛的问题。阎锡山称王山西，但威胁不大。冯玉祥调至中央，难有作为。将全国划分成几个战区，李宗仁就被迫离开广西，成为无水之龙。其余如刘湘、龙云之流也难有作为，假以时日，应可收服。并且在抗战大旗下，蒋介石可以随时任意支配他们的军队，如调李品仙、廖磊军把守津浦线南段，云南的卢汉军拱卫武汉等，并尽可随时进行分化和瓦解。急患中共，它有着李宗仁、阎锡山等军阀所没有的猛烈的发展势头、统一的思想意志、强大的凝聚力，背后还有苏联的支持。并且，中共坚持独立，不如其他军阀易于收服和控制。如果说，蒋介石集团要借机号令全国，其最大的忧虑还是中共。如何对付中共单独成为五中全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蒋介石在五中全会上作的《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其重点就是针对中共而来，这次会议还制定了“溶共”的方针。会后设立“防共委员会”，仅在1939年内，蒋介石集团就制定了十余项防共的方法和草案。
总之，国共之间有着很尖锐的矛盾，在日军进攻局势紧张时，被遮蔽了，当局势缓和下来后，很快凸显，这正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的症结所在，同样也是随后出现的愈演愈烈的国共摩擦和三次反共高潮的症结之所在。
会后，蒋介石集团把政策的中心由对外转向对内，国民党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蒋介石集团不断制造反共摩擦，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但不敢放弃抗日，积极反共，但又不敢彻底破裂，体现了其政治态度的两面性。日本对国民党的政策，由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但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没有改变，所以蒋介石集团虽然消极抗日，但又不敢放弃抗日，在正面战场继续抗战。蒋介石集团的本质是反共反人民，这一点并不以抗战的爆发而改变，同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扩大和发展。这使蒋介石集团积极反共，但又不敢彻底破裂。国民政府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正面战场大溃败，损失了大量兵力，丧失了大量国土。
《重庆各报联合版》出版始末
1939年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出版发行的《重庆各报联合版》，自1939年5月6日发刊起，到8月12日停刊止，只有短短的3个月零7天，共出版发行99期。但它的出版发行，却适应了当时特殊形势下的特殊要求，也是战时中国新闻界团结奋斗、共同对敌的象征，是中国报业史和中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壮举和永远值得纪念的大事。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开始成为国统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同时，也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和媒介中心，除抗战爆发前就已在重庆出版发行的《商务日报》（代表重庆工商界）、《国民公报》（代表四川地方势力）和《新蜀报》（代表重庆地方进步力量）外，抗战爆发后又迁来了《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主办并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扫荡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办的国民党军方机关报）、《时事新报》（孔祥熙系统全国性的金融财政报纸）、《大公报》（抗战时期最大的民营报纸）、《新民报》（民间报）等等，抗战爆发后又创刊了《西南日报》（为国民党三青团所控制）。随着重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地位的提高，重庆也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破坏要地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压制和扰乱敌人的战略及政略中枢”、“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轰炸战略的主要目标。1939年5月3日和4日，重庆遭受其有史以来最为残酷、野蛮的大轰炸，市区内繁华的苍坪街、大梁子、第一模范市场、白象街、左营街、新丰街、陕西街、都邮街、会仙桥、大阳沟等数十处被炸燃烧，市民死伤多达6千余人。作为战时重庆重要宣传喉舌的《新华日报》、《大公报》、《国民公报》、《西南日报》、《新蜀报》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各报单独出版发生困难。为应付非常局面，保证信息畅通，大轰炸后的第二天即5月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指定由《中央日报》牵头，召集《新华日报》、《大公报》、《扫荡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商务日报》、《西南日报》等10家大报共商联合出版事宜。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因损失不大，能够继续独立出版发行且担心国民党当局趁此机会扼杀《新华日报》，遂于6日致函《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和《时事新报》总编辑崔唯吾，申明“所有关于联合出版事宜，敝报一概恕不参加。”这样，5月6日出版的《重庆各报联合版》，就只有四家报社参加，《新华日报》仍单独出一小张。同一天（5月6日），国民党中宣部复函《新华日报》，认为《新华日报》“本日仍照旧单独出版，有违前令”，要求“7日起不得再行刊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及《新华日报》同仁，在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后认为：重庆各报出联合版虽是国民党中宣部出面组织，但征得了各家报馆的同意，假如唯独《新华日报》不参加，势必影响到同业关系，这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利；而且联合版是各报轮流担任编辑，一家编一天，还负责写社论，《新华日报》不参加就等于放弃了权利，失去了扩大影响的机会。在得到国民党中宣部“出联合版只是临时措施，绝对没有让《新华日报》就此停刊”的保证后，《新华日报》以民族利益为重，从国家大局出发，于5月7日参加到《重庆各报联合版》中。《重庆各报联合版》是为适应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的非常形势产生的，故在出版发行之初，一切均显得杂乱无章，5月8日，由10家报社负责人共同组成“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以程沧波为主任委员，王芸生为编撰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天鹏为经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联合版的编辑发行工作。为加强合作，减少矛盾，联合版在编辑方针上，主要刊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各项消息，不写社论，也不发各报采写的新闻稿；编辑则由10家报社分组轮流担任。
联合版的编辑部设在未遭受空袭的《时事新报》的防空洞内；联合版的印刷，5月6、7、8三日由《国民公报》承担，9日起改由《时事新报》承印，7月初又改由《新民报》印刷；联合版面的篇幅，在发刊之初只有一小张，后扩增为一大张，其刊载内容，规定以两版载新闻，两版载广告，遇有新闻不足时，则以广告补充（因大轰炸后各种遗失、寻人寻物启事极多，该报虽拿出两个版面专门刊载广告，但仍感不够）；在发行方面，联合版为增加收入，减少亏损，除从7月1日起将报价由原来的5分调高到6分外，还增加发行量，使该报的日发行量达到3万份左右，最多时达到5万份，到联合版结束时，该报除去一切开支，尚赢利16000余元。中共中央在得知《新华日报》停刊参加联合版的事情之后，于5月17日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并指示南方局，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坚持《新华日报》继续单独出版发行。中共中央南方局、《新华日报》接到中央指示后，一方面集中主要力量加强《群众》周刊的编辑工作，并派专人编辑出版《新华日报壁报》；另一方面联合《新蜀报》、《新民报》、《大公报》、《国民公报》等，积极向国民党中宣部交涉复刊事宜。在各方要求下，“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于第七次会议决定：8月13日为各报复刊日期。8月12日，联合版在其结束号中刊载了“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的启事：查本会刊行之联合版自5月6日发刊以来，已三余月。兹以各会员报疏建工作大体就绪，本版发行至8月12日止，自8月13日起仍由各报分别出版，诸希亮察。至此，在中国报业史及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重庆各报联合版》宣告结束。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纸张供应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虽然国民党允许中共的新闻媒体《新华日报》和大型政治理论刊物《群众》周刊在其统治区内公开出版发行，但《新华日报》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种种迫害和压制，纸张封锁即是其中最毒辣的一手。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曾多次对其部下说：“要公开查封《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不好办的，不准商人卖纸给他们，不许经济部给他们分配纸张，他们就会自己关门。”国民党特务威胁重庆市面上纸商，不准他们卖纸给《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派员赴川内各地购纸，也受到国民党特务威胁和阻碍，困难重重。《新华日报》纸张供应十分紧张，只得派人到处找纸商零星购买，以补配购纸之不足。
然而，由于《新华日报》立论公允，报道真实，消息迅速，代表了大后方广大人民的呼声，深受国统区读者欢迎，影响日益扩大，印数不断上升。加上报馆还要印行大量的党内文件和进步书刊，《新华日报》的用纸需求量急剧上升。而国民政府经济部的少量配购和自己的零星补购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新华日报》的用纸需求。难道真会如戴笠所说《新华日报》会“自己关门”吗？纸张供应成为了《新华日报》赖以生存和发展壮大的瓶颈。
面对国民党的封锁迫害，如何保障《新华日报》馆的纸张供应，从而保证一报一刊的正出版，就成为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南方局与国民顽固派进行斗争的紧迫任务和使命。
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要自力更生。
《新华日报》经研究决定：秘密筹备，自办纸厂。
1940年3月，报馆派出刚从新四军撤回报馆工作的苏芸等人乔装打扮，以普通纸商的身份到川东梁平等地调查了解纸张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方面情况。苏芸找到熟人介绍的纸商王织森，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觉得王织森品行端正，富有正义感，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于是，先请王织森帮助《新华日报》秘密收购纸张。这期间，王织森对苏芸的帮助极大。
1941年8月，《新华日报》决定让苏芸以个体商人身份投资8万元，王织森代表垫江股东投资1万元，梁平锦屛镇镇长欧仲武等地方势力认股1万元。共10万元资本，在梁平锦屛镇创办了川东复兴纸厂。该厂由苏芸任经理，王织森任副经理兼会计主任，欧仲武在梁平负责厂里事务。该厂在重庆东水门正街57号设立了推销处，由苏芸在这里坐镇主持推销工作。纸厂开工后，每天由锦屛镇发运100担左右白报纸到长寿，再用木船转运至重庆。
川东复兴纸厂生产的纸，首先保证《新华日报》馆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用纸。其次，为了使国民党顽固派没有借口，不给他们制造口实，也对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和立信图书用品社等官僚文化企业供应少量纸张。为此，苏芸和王织森秘密制定了一套内外有别的销售办法。供应《新华日报》和三联书店的纸张，不但在数量上必须保证，而且要做到“纸张好、价钱巧、无缺烂、无短少。”对其他报馆书局则当面看货议价，质量和数量都不一定保证，交货了事。纸厂在纸张出厂时，建立了“检、剔、数”三道工序：“检”是检查纸质纸色，首尾匀称；“剔”是剔去破烂糟粕；“数”是数足数量，不能短少。厂里生产过程中每道工序都要加盖工人代号，最后加盖合口印“川东纸厂出品”字样。每件纸的嚜头再盖上一个“川”字或“东”字。“川”字纸是上等好纸，专供《新华日报》和三联书店用，“东”字纸则是一般纸张，供应其他单位。
《新华日报》的纸源充足，自然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是年底，国民政府重庆市社会局局长包国华以“操纵纸张市场、囤积居奇”等罪名，密令逮捕苏芸、查封川东纸厂、没收全部纸张。幸得地下党组织通风报信，苏芸及时转移。王织森将重庆千厮门货栈及囤船上的全部存纸分别转运到化龙桥《新华日报》馆和冉家巷读书出版社。顽固派的阴谋彻底落空，但川东复兴纸厂也只好停办。
川东复兴纸厂停办后，《新华日报》与王织森商定：完全由垫江商股集资另行筹办建华纸厂，由王织森任经理，像过去川东复兴纸厂一样为《新华日报》供应纸张。直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从未中断。当年直接负责此事的《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1959年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就是新华日报纸张的主要来源。”
《新华日报》建立的纸厂还不止“川东”和“建华”两个。还在川东纸厂被查封前，《新华日报》就又派苏芸、王帮藻和抽调地下党荣县县委书记谢世荣组成工作组，以纸商身份到重庆北面的大竹、广安、铜梁等地考察，准备筹建另一座纸厂。经过实地勘察，最后选定在广安县阳河场的丁家坪建厂。因为这里地处华蓥山，盛产白夹竹，造纸源料取之不竭，煤炭资源也很丰富，动力不成问题。交通十分便利，从渠河顺流而下可直达重庆。而且丁家坪地势平坦，三面环山，另一面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隐蔽，建厂条件非常理想。加上这里还有一座已经停产的旧纸厂厂房，稍加修葺即可使用。《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根据川东纸厂的经验教训和周恩来的指示，要求苏芸做到“绝对保密，长期以资本家的身份办好这个纸厂，要使《新华日报》的用纸无后顾之忧。”
为了使广安纸厂取得合法地位，纸张能够顺利运抵重庆，苏芸通过在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工作的地下党员禇度凝与该社负责人潘序伦达成协议：由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为苏芸出具到广安办纸厂的一切证明文件，纸厂则长期向该社供应纸张。潘序伦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会计师，又是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国民党顽固派都知道立信图书用品社是潘序伦办的文化企业。由于当时国内经济萧条，工业凋敝，加上日军封锁滇缅公路，进口纸张十分困难，国民政府经济部的配购纸张更如杯水车薪，陪都市场上纸张奇缺，供不应求。立信图书用品社遇见这等好事，喜出望外，立马就与广安纸厂签订了协议。
于是，广安纸厂有了可靠的合法身份，所产纸张经包装后盖上“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的红色大印，一路上堂而皇之的车载船装，直发山城。虽然沿途国民党军、警、宪、特关卡林立，华蓥山一带还常有土匪出没，但因广安纸厂手续齐备，又是合法的商业贸易，无懈可击，其纸张都能顺利地通过各种检查，一路畅通无阻，平安地运到重庆化龙桥边的嘉陵江畔，再转运至虎头岩下的《新华日报》馆。国民党顽固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现广安纸厂的纸大部分供应了《新华日报》。
为了提高纸张质量，纸厂专门聘请了曾经留学日本的化工专家李可极担任总工程师。他在纸浆中加入适量的松香、白矾、牛胶等，生产出一种抗水纸，成为当时重庆纸张市场上的抢手货，几十家书店报馆都找广安纸厂订货。商务印书馆和《大公报》等单位还主动预付全部货款，甚至愿意借款给纸厂扩大生产。苏芸后来还通过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立信图书用品社的潘序伦争取到了国民党银行的一笔贷款，使广安纸厂的运转经费有了可靠和充足的保证。
根据报馆的指示，在广安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苏芸在广安上层人物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首先，他把广安的部分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在小东街成立了“蜀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纯碱，解决了纸厂的用碱问题。然后，他又请广安县政府教育科科长杜希哲担任纸厂常务董事，纸厂在当地的合法地位更加巩固。苏芸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当地地下党员杨玉枢的帮助，结识了四川军阀杨森的退役旅长、广安地方上的袍哥大爷张晋昌。这样，原来很不安全的重庆与广安之间的现金往来就由张晋昌在广安开设的“安泰钱庄”负责办理。在重庆办理的汇票，可以直接在广安兑现，不必再惹人现眼地用大麻袋装现钞上路，这样即快速又可靠，而且从未有过失误。
从广安县城到阳河场丁家坪纸厂，要经过双河场等地120多华里的华蓥山区，这一带常有土匪出没，杀人越货，抢夺财物。城里的现金到纸厂收购原料和纸厂的货物运出山区，都十分危险。1941年7月下旬，国民党派军队围剿了占据华蓥山区的爱国进步地方势力郑启和部，制造了“河东惨案”，杀害了郑启和等数百人。郑氏旧部大队长白家河等人被迫落草为寇。苏芸和杨玉枢又利用各种关系，与白家河达成“友好协议”，请其负责纸厂与县城间往来钱物的安全。所以，纸厂每月几次从广安县城钱庄取回现金作收购原料、发放工资等开支，均从未被抢过。纸厂的货物、现金路过匪区，全都安然无恙。
从丁家坪到化龙桥，沿途数百公里，山高水深，颇费周折。纸张从丁家坪起运，先要走一段旱路，然后在清溪口装船，穿渠江、越嘉陵，顺流而下到重庆，一路晓宿夜行，风里来，雨里去，押运人员风餐露宿，重任在肩，十分辛苦。但他们每次都能克服困难，战胜危险，顺利完成任务。
抗战期间，《新华日报》还在梁山办过文华纸厂；同友好商人合作，在梁山开办过正大纸厂和正大纸号；在大竹县石桥铺开办过正升纸号。所以《新华日报》的纸源十分丰富，除了供应报馆一报一刊平均每日用纸四五十令及印刷党内文件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单位的全部用纸外，友好同业如《新蜀报》等报馆一遇纸张紧缺，《新华日报》总是慨然相助。甚至连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也找《新华日报》借过纸。在《新华日报》创办九年零一个月又十八天的日子里，在《新华日报》日发行量最高增至五万余份的日子里，《新华日报》从未因缺纸少印过一张，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在大后方国统区最大限度的传播。
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对报馆的纸张供应工作是十分满意的。
该报总经理熊瑾玎说：“纸厂就好比为我们前线作战生产枪弹的兵工厂，没有枪弹的军队是无法作战的。”
而毛泽东则更是形象风趣地把在大后方舆论阵地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新华日报》比作为“我们党的一个方面军”。
愈炸愈勇的红岩人
南方局房屋被毁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法西斯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以其侵华的最大空军力量，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重庆大轰炸”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具有国家战争性质的战略轰炸；是重庆三千年历史上最为悲壮、惨烈、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重庆人民遭受了一次空前深重的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逃离重庆，叛国投敌。日本当局认为汪精卫的叛逃会引起大后方人心混乱，中国政府将会因此动摇，此时是对重庆进行轰炸、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最好机会，遂决定立即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在这次轰炸中，尤以1939年5月3日、4日的轰炸最为惨烈。5月3日午后1时，日军45架中型轰炸机连续对重庆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市中区轮番轰炸，投掷爆炸弹98枚，约二公里的市区街道成了一片火海，烟尘遮天蔽日，市中区27条主要街道大部化成废墟。4日下午6时，27架日机再次对重庆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轮番轰炸，据国民政府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统计，日机“5·3”、“5·4”炸死3991人，伤2323人，损毁建筑物846栋，4025间，山城断壁残垣，遍体鳞伤，市街无法辨认。
南方局机关的房屋就在这次大轰炸中被毁，不得不搬迁到郊外的红岩嘴。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于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当时办事处机关设在重庆城内机房街70号，南方局机关就秘密设于办事处内；另有一部分人住在棉花街30号，对外只称办事处。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驻地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均被炸毁。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办公室被投下1枚500磅炸弹，幸而未爆炸，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无家可归”的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只得连夜迁往红岩嘴饶国模的刘家花园。当时八路军办事处大楼尚未竣工，人员在农场内的一些茅草房内暂时居住，并在红岩嘴下面的嘉陵江畔搭起一些竹棚，作为临时办公之用。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大家仍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各项工作。
大轰炸中的《新华日报》
日机对重庆的野蛮轰炸给战时首都的新闻出版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和影响。但是广大新闻出版界同仁以宣传抗战建国、促进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己任，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出版发行各种报刊书籍。
1939年5月3日和4日，设在城内西三街和苍坪街的《新华日报》房屋被日机炸毁。这天，苍坪街的《新华日报》编辑部、营业部、印刷厂被炸，燃起了大火。《大公报》所在地二牌坊被炸，排字车间被掀翻。《国民公报》厂房和办公室被炸。《西南日报》被炸弹荡平烧毁。重庆各大报馆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轰炸，不少报社一时无条件恢复出版。但是，日本的暴行不仅不能使报人屈服，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坚强斗志。各报社一方面响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通知，参加《重庆各报联合版》的编辑出版，一方面积极向郊区疏散。8月中旬，各报又相继复刊。
《新华日报》编辑部和印刷部为尽快恢复报纸的发行，在化龙桥和大坪虎头岩之间的黄桷湾租借到一块地皮。报社人员夜以继日地在山沟里修建起两排简陋的办公室、厂房及8间宿舍，还修建了简易的医务室、救亡室、托儿所和家属服务社，不分昼夜地安装抢修机器。
在那些烽火漫天，血肉横飞的日子里，坚持报纸的出版发行是很不容易的：外勤记者要迅速奔赴灾区现场进行采访；编辑要在微弱的烛光下，甚至顾不上吃饭就抓紧编发稿件；排字工人既要夜以继日地把被炸弹炸乱的字钉清理上架，又要在光度不够的煤气灯与电石灯前拣字、拼版，在敌机轰炸后，遇到暴雨袭来，还得戴着雨帽操作；没有电力，印刷机就全靠工人挽着机器上的安全手柄，轮流摇转，把报纸一份一份地摇印出来；发行人员须及时把报纸送到千家万户，如果遇到途中空袭警报，不是扔下就跑，而是将报纸牢牢抱住，暂时避入防空洞，与报纸共存亡，一旦解除警报，又准确无误地送给订户。
1941年7月12日和8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盛赞陪都报业精神，并针对日本法西斯强盗对市区平民住宅变本加厉滥炸的无耻行径指出：
“固然使我人民遭受若干损失，友邦人士的财产同遭焚毁，我陪都同业如时事、亲民、新蜀、大公、扫荡等报馆也先后受到许多物资上的损失，但这种兽行所得的结果只是更高度发挥我愈炸愈勇的大无畏精神，日寇虽毒，岂能奈我何！”
“我们陪都同业中不幸被炸的几家，虽然有的是接二连三地遭受不幸。但困难不能挫我奋斗的意志，日寇炸了我们依然是照常出版为抗战建国的伟业服务，这种精神实在要引起全世界正义的钦敬，要使日寇侵略者愧死的……我们陪都同业这种坚守岗位，不惧暴力的光荣奋斗有力地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伟大。”
红岩屹立轰炸中
1940年5月，日机在完成了他们预定的最初目标后，将轰炸重心转移到了重庆市区，集中打击工厂、机关、街道、学校等人口稠密的地区，而且以连续多日轮番轰炸的方式，企图通过制造巨大的破坏来摧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26日，日机136架于上午10时50分侵入四川境内，其中两批窜至合川、綦江、永川一带肆虐，当即遇到中国空军的阻击，纷纷驾机逃离。另有二批63架对白市驿机场轮番轰炸，其余36架则飞临重庆市区化龙桥、红岩嘴上空投弹，位于该处的国民公报社、复旦中学等机构均遭轰炸。此次空袭，日机共投弹201枚，炸死64人，炸伤107人，死伤人员几乎都是化龙桥、红岩嘴地区的市民。在中国空军和高射炮部队的英勇阻击中有二架日机被击落，一架被击伤。
一颗炸弹掉在了红岩嘴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大楼附近，强烈的冲击波震塌了办事处大楼部分墙体。空袭过后，周恩来、邓颖超特地站在震塌了的大门前，乐观从容地照了一张相片。1985年，邓颖超重返红岩见到了这幅照片，感慨地说：“当年我和周恩来在这里拍照，就是表示我们是炸不走、压不倒的！”
在这一年的另一次大轰炸中，曾家岩“周公馆”也遭到了轰炸。据警卫员刘九洲回忆，敌机来轰炸时，周恩来正和一位文化人在曾家岩50号谈话，听到报警后，他们全部下到防空洞去躲飞机。这个防空洞随着山势往下直通到嘉陵江边。突然，他们从防空洞里的座位上被震下来。刘九洲知道一定是附近落了一颗大炸弹，赶紧从防空洞上来，一眼看见周恩来的办公室附近起火了，他和彭海贵便叫大家灭火抢文件。由于发现得早，没有多大损失。
为防空袭，办事处在红岩嘴水井旁的山脚下挖了一个10余米长的防空洞，并在洞口搭了席棚，种上藤蔓植物荫蔽。每有空袭，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同志以及农场的工人都到这里来躲避。有时空袭时间很长，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就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国内国际形势。重庆夏季气候炎热，而防空洞口却十分凉快，周恩来、董必武等也会在酷暑难当时挪到这里办公、看书、写文章。他们还在这里会见过外国友人和新闻记者，接见过爱国青年学生。
1940年5月的一次大轰炸中，周恩来本已进了防空洞，看到大有农场主人饶国模（刘太太）在奔往防空洞的路上因为着急而走不快，便亲自跑出防空洞去搀扶她，安慰她。在轰炸中，周恩来一面布置陈家康维持防空洞的秩序，一面自己跑到洞口去观察空中情况。当敌机在附近投下炸弹，引起一片慌乱时，周恩来镇定地高喊：“都不要动！安静！”他的声音很富感染力，立刻安定了人们的情绪。警报解除后，周恩来叫大家清点好人数，列队走回办事处，他又带了几个人上山去察看敌情。据红岩嘴附近的农民反映，当敌机飞来的时候，有人用镜子向办事处防空洞的方向射光，所以两次投弹都靠近办事处的防空洞。周恩来认为这是我们放松了警惕，以后要去山上安排警卫。他还亲自看望附近山上的农民，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
在敌人的大轰炸下；在国统区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办事处物质供给匮乏，生活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始终充溢着红岩。红岩山谷中经常洋溢着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爽朗的笑声，以及年轻人的欢歌笑语。同志们在这里读书识字、学政治、学外语；在清晨或工作之余做体操、打篮球和排球，还经常举行各种比赛。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救亡室里就飞出洪亮的抗战歌声，不时响起热烈的鼓掌声和欢笑声。多姿多彩的学习与文体活动，使同志们精神充沛，心情愉快。而这一切文化活动的中心，就是大家敬爱的周副主席。在红岩活跃文化生活成了一件人人关心的大事。
星期六晚上，只要没有紧急任务和外事活动，周恩来总要和大家一起，开展各式各样的文娱活动。唱歌、跳舞、演戏等形式不论，逢年过节则更是热闹。当时演出的话剧有《同志，你走错了路》、《把眼光放远一点》；秧歌剧有《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等等。虽然多数同志没有机会登台，但是大家都很勇敢，自报角色，自导自演，还集体创作演出过一个话剧。周恩来也尽量抽时间来观看节目，看到精彩的地方就带头鼓掌，爽朗地大笑。演出结束后他还要发表评论，指出优点与不足，鼓励大家继续努力。
在重庆大轰炸的血与火中，红岩人像红岩一样始终屹立着。
决不屈服
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山城百万军民同仇敌忾，团结奋起，以抗战必胜的信念和爱国主义精神，勇敢投入反空袭、反轰炸的战斗。
重庆军民反击日寇轰炸的不屈不挠精神，不仅鼓舞了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决心，而且博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罗斯福总统曾致书重庆市民，对重庆市民在反空袭斗争中的坚毅镇定，屹立不挠精神给予高度赞颂；各国驻渝新闻机构纷纷报道重庆人民不屈不挠的反空袭斗争，大大提高了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使重庆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之名词”。
在日机大轰炸的血腥日子里，为搞好防空工作，《新华日报》多次代表中国共产党向有关当局献计献策，指出防空事务中的弊端，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对防空当局的官僚主义和严重渎职行为进行严厉批评，但又始终以团结大局为重，维护国共合作。面对日机的轰炸，《新华日报》代表中国共产党向重庆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发出庄严而坚强的誓言：“我们决不会在敌寇残暴的轰炸面前消沉屈服！敌机能够破坏我们的财物，摧毁我们的肉体，消灭城市的繁华，却绝对毁灭不了我们坚强团结抗战的决心，现在，没有任何的外力，能够一丝一毫的动摇我们抗战和胜利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人对日本侵略军暴行的，谴责和揭露以及对日机狂轰滥炸中的英勇表率作用，极大地鼓舞了重庆人民坚持抵抗，反对轰炸的斗争和决心。
平江惨案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原系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9月改编而成。一团在平江嘉义集结，整训期间，设有一团办事处，在浏阳、修水等地设有通讯处。1938年1月，一团开赴江南前线，办事处、通讯处随即撤销。这时，中共湘鄂赣省委改编为中共湘鄂赣特委，涂正坤为书记。为掩护特委工作，党在嘉义设立新四军一团平江留守处，继续推进湘鄂赣边区国共合作，处理部队开拔后的遗留问题。安置伤病员和红军家属等等。涂正坤以新四军参议身份任留守处主任（亦称处长）。留守处起初有工作人员（包括家属在内）一百余人，1939年春，精减至三十余人。
1939年初，日寇步步向平江县境逼近。平江的地方政府随时准备捞上一把逃之夭夭。他们四处抓丁派款，各种冠以抗日救国的捐款数不胜数。更为不幸的是，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的部队，此时也从四川到达平江，不久，便开到了嘉义镇上。相形之下，国民党平江地方政府的搜刮本领，只能是小巫见大巫。除原有各项捐款一律照旧外，又增加了抗日劳军等税费。军粮和马粮完全按人口摊派，每户三担五斗不等，而且要的是晒干去皮的上等谷子。同时，还常以抗捐不缴，贻误抗日军饷为名，恣意敲诈勒索。
杨森部队和平江地方政府相互勾结，为所欲为，像两座大山压得当地的百姓喘不过气来。乡亲们常常感叹：我们的部队在这里就好了，我们就不会遭这种难，为什么要开走啊？新四军一团平江留守处门口，进出的乡亲总是川流不息。因为百姓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他们纷纷派代表来反映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的蹂躏，述说自己的担忧，表示抗日的决心。
为了团结抗日，也为了舒缓百姓的怒气，涂正坤总是耐心地向大家分析国民党制造借口，破坏团结，实行分裂，为卖国投降大开门路的阴谋。他要大家不要冲动，以免被敌人钻空子。他说：“打鬼子是目前的头等大事。杨森部队虽坏，只要他们不公开投敌，我们还是要耐心争取他，万一日本鬼子占领了平江，共产党决不离开平江县的人民，一定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组织起来打游击，抗日保家。”涂正坤还鼓励大家积极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工作。正因为做了这些细致的工作，平江虽然谣言四起，但群众的抗日热情和信心，却愈加高涨起来。也正是如此，新四军平江一团留守处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欲拔去而大快。国民党为了实现蓄谋已久的镇压群众的抗日活动，屠杀领导抗日的共产党人的阴谋，使尽了卑鄙无耻的手段：先是派遣特务暗探监视，并偷偷地张贴许多污蔑、谩骂和恫吓的匿名标语。随即又以便于经常联系为名，再三要求一团留守处搬进县城去，企图隔绝新四军平江留守处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伪县长公然对留守处的负责人说：“据报告，你们的工作人员很不守法令，到处大肆活动！地方人士已经有所表示了！这样下去，你们对后果要负责啦！”被一团留守处官兵当即予以严词驳斥。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二十七集团军奉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袭击新四军平江一团留守处，主任涂正坤，秘书长吴渊当场被枪杀。晚上留守处工作人员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禄莹（女）等人亦被枪杀或活埋。造成骇人听闻，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新四军一团留守处遂遭破坏。
得知消息后，南方局当即通电全国，说明事件发生经过，控诉其残暴罪行，要求国民党迅速合理解决此事，并将此事有关情况汇编成册向中外散发，使更多的人了解真相，看清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
8月1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发表题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说。毛泽东首先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同志、抗日战士提出抗议，他指出，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什么人杀死的？军队杀死的。军队为什么杀死了抗日战士？军队是执行命令，有人指使军队去杀的。什么人指使军队去杀？反动派在那里指使。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接着毛泽东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统一观，提出自己的统一观。他说：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是什么叫统一呢？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现在统一了没有呢？没有。平江惨案就是证据。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第二个，统一于团结；第三个，统一于进步。然而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毛泽东最后指出，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在重庆，原计划7月20日举行追悼会。后来因为还处在出《联合版》期间，若只举行追悼会，没有《新华日报》刊登消息，便不能更好起到揭露国民党的作用，于是就把追悼会延期在8月13日《新华日报》复刊这一天举行。这天下午三时，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暴风雨中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被害烈士。到会的有卫戍总司令部代表田霖、警备司令部代表董其昌、各机关团体及本报代表多人。由第八路军参谋叶剑英主持。因诸烈士壮志未酬，身先惨死，来宾皆哀痛而泣下。叶剑英首先讲话，说平江惨案为中外所关切，“而尤其以八路军新四军前线将士忧虑悲愤莫可言喻。故必须了解，此系在日寇政治别动队托派汪派汉奸破坏团结活动的影响下所进行的事件”。他还说：“使各方明了平江事件并非中央及国民党同志之意见。而团结将更加紧，以打击日寇之政治阴谋活动。”接着，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致辞，他指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请求政府以国法惩凶顽，揭破汉奸、托匪和汪派在破坏团结中的阴谋活动，并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也提出本报读者对平江事件的询问和讨论。新四军代表肖正岗，则在最后致答词，他对平江事件觉极痛心外，并要求全国人民和国际人士主持正义公道，为死者洗耻雪冤。追悼会场上布满了挽联，奠帐。
《新华日报》与新闻检查机关、宪兵、特务相周旋，采取不同寻常的斗争策略，对这次事件作了及时报道。先是“七七”特刊连续三天登载“第十八某团军驻渝办事处同仁哀告”。这个哀告措辞比较温和，只说涂正坤等在平江遇害，没有述说惨遭杀害的经过，因此没有受到新闻检查的阻挠。8月13日《新华日报》复刊这天，又重新出了讣告，是叶剑英等南方局军事组几位大手笔起草的，名曰《追悼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遇害烈士启事》，全文长达两千多字。遣词比前次的哀告强烈，历数国民党二十七集团军派特务连杀害涂正坤等的残暴经过，对反共暴行和投降阴谋进行了谴责。这则启事是没有送检的，这天报纸的四版下半版是《追悼新四军平江遇害烈士专刊》，也都没有送检。专刊的头条是三副挽联，用四号字排印，周围加黑框。
第一副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挽联：
在困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说古今憾
于身危处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
其次是毛泽东的挽联：
日寇凭陵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向外
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第三副是叶挺和项英的挽联：
殉国死犹生祸起萧墙忍痛吞声悼忠烈
杀人奸且盗狠如鹰犬推波助浪快仇雠
专刊还刊登头天在化龙桥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举行追悼会的消息。追悼会开会时正值狂风暴雨大作，编辑应景作题，在消息的引题上标出“风嘶雨号”，以示反动派屠杀新四军的暴行引起天怒人怨。另有董必武和戈矛的挽诗，石西民的文章《血战大江南北的新四军》，以及涂正坤等烈士生平简介。
邓颖超和她的母亲在红岩
1939年5月，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贵阳交通站的帮助下，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和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从贵阳来到了重庆，在曾家岩50号住了几天后，邓颖超就拜托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南方局的房东饶国模将他们安顿在红岩嘴大有农场内。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就住在饶国模的小楼二楼上，与饶国模隔壁，饶国模便于照顾。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就住在办事处大楼侧面农场的小平房里，与农场的一些员工们比邻而居。
忙于工作的邓颖超和周恩来平时都住在城内曾家岩50号周公馆，但他们每周都要到红岩嘴去学习和工作。就在这时，他俩就会一起去看望母亲。问她有什么困难，她总是说：“很好很好，没有什么困难。”日机狂轰滥炸时，杨振德随饶国模躲空袭，处之坦然，从不惊慌，更不叫苦。
以前邓颖超从来不知道母亲的生日。在红岩与母亲的多次闲谈中，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说：“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人之后方，而牵制其行动，破坏敌人运输交通，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之作战。”他知道，论游击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高手。朱德当时作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成了这次会议的座上客。其实，中国共产党为此事早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过多次建议，但一直没有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这一次双方算是想到一块儿了。经周恩来与朱德商定，在会上正式提交了国共两党举办游击战干部培训班的建议。蒋介石当时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要求立即拟订出游击战干部培训班计划。会后，周恩来同叶剑英及时研究制定了游击战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由周恩来交会议讨论决定。
紧接着，国民党当局于同年11月25日在南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议确定以南岳为大本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创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国民党当局又是向应邀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陈词，又是向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求派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官。于是，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组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班子，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即赴南岳。代表团由叶剑英担任团长（后为李涛），教官有李涛、边章伍、吴奚如、李崇、薛子正。
南岳抗日游击干训班第一期于1939年2月正式开学。班主任蒋介石，副班主任白崇禧，陈诚、汤恩伯、李默庵先后任教官，叶剑英任副教官，实际负责教学工作的是汤恩伯。两个月后，汤恩伯奉命调回三十一集团军任总司令，率部赴河南作战。教育长改由三十三集团军司令李默庵担任。南岳抗日游击干训班因系短期训练班，仅设班本部，分教务处、总务处、军需处、医务处和一个政治部。学员对象主要是各战区部队营职以上的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幕僚人员。各军选派作战修养好，且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参加训练，毕业后仍回原部队，再分别办班训练连、排长等基层军事骨干。如第一期的1046名学员中，其学历大部分为黄埔军校及以后改为南京中央军校毕业的，一部分是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和其他地方军校的毕业生，真可谓人才济济。同时也可以看出，游击战对这些军中将才的吸引力。后来，全国许多青年学生及有志之士，乃至国民党的党政官员也都纷纷要求报名参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学员中的女青年还为数不少，第一期有女学员110人，第三期1459人中，女学员就占十分之一。游击战术的训练，使广大学员耳目一新。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开设科目很多，共24门课程，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类。虽然课程比较繁杂，但游击战争课是教育训练的中心，包含九个方面的内容：游击战争概论、游击战争理论基础、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游击战术科学教练、游击战的破坏工作、游击队通讯术、游击战的化装术、情报原理、游击战实习等。当时整个南岳大山都成了游击干训班学员的大课堂。集中上课时，学员和教官往返于南岳庙、黄庭观和南岳镇的大街小巷。美国基督教开办的圣经学校、可容纳千人集会的南岳大殿、绘着八仙过海的“古往今来”路中亭和它四周的空地、祝圣寺内的“说法堂”等，都是教官讲学、学员听课、学员演练的大课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和《大刀进行曲》等歌声，时时回荡在这些雄伟肃穆的佛堂里。
于是，法天佛门之地，也燃起了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成立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1939年5月7日，叶剑英还特意到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强调“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
抗日游击战的演习，更使南岳群山成了难得的好战场。第一期游击干训班毕业前夕，叶剑英亲自指挥学员进行近似实战的野外军事演习。他骑着一匹高大的棕色马，奔驰于山间小道，穿越在丛林岗峰。经过战斗动员后，假设敌七队在李崇教官的带领下，从南岳山上飞越而下，其余各队从四面八方紧紧追踪。经过两天一晚的演练，游击健儿们打到衡山与湘潭交界的湘关，才收兵回山。叶剑英亲自为这次演习作了讲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处专员程兆熊看了这次演习的视察报告后说：“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况，谓绝非纸上谈兵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抗日游击干训班的名声，使国内外有声望的学者、专家教授、领袖人物和友好人士，纷纷前往南岳为游击干训班讲课、演说、报告或采访。苏联一位军事顾问讲授了“炮兵和步兵的协同作战”；日本共产党人鹿地亘讲述“对日本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两位法国记者到南岳采访；蒋介石演讲“推行基本建设与实现三民主义”；周恩来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和国际问题讲师的名义演讲“中日战争之策略与战争问题”；白崇禧讲授“关于游击战争问题”；陈诚讲授“论游击战”；胡愈之讲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等等。
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也曾到中共代表团里工作多时。他当时因国内处境危险，来到中国，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电台进行革命活动，主要是通过电台的新闻翻译工作，了解越南革命斗争情况。
国共两方面人士，在共同举办抗日游击干训班的过程中，总的来说合作得还是不错的，尤其在开始一段时间。如汤恩伯4月下旬在圣经学校礼堂召开的周会上说：友党派来叶剑英担任游击干训班的副教育长，帮助大家学习游击战术。打游击他们是专家，过去我们打过交道。他们几支枪，人也不多，这里打，那里打，我们老是扑空，老是被动挨打。现在共同对付日本，我们要团结一致，学好游击战术，打败日本。此话说得既有趣味又有诚意。接着叶剑英的讲话也得到良好的反应。可是后来，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使南岳游击干训班逐渐出现了一些内部的摩擦和斗争。为了团结抗日，中共代表团十分克制、忍耐，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叶剑英强调说：在抗日阵营内部不应该摩擦，不应该自相残杀，应该团结抗日，兄弟阋于墙而外御欺侮。这样，游击干训班在南岳坚持办了三期。第一期1046人，编为8个队，分别于5月和7月结业。第二期530人，编为5个队，于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第三期1459人，编为10个队，于11月20日开学，次年2月至3月结业。该训练班共培养了3000多名游击战斗干部。由于当时日本飞机在粤汉铁路沿线狂轰滥炸，游击干训班在南岳受到严重干扰，第三期尚未结束，中途便迁往零陵，之后又迁往祁阳。中共代表团一如既往，致力于教学工作。直到第三期结束后，经党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于1940年3月全部撤回延安。
汪精卫投敌艳电
抗战发生后，汪精卫到处散布抗日必败的谬论，并同日本侵略者秘密勾结，互通函电，信使往返，进行投敌叛国活动。汪精卫在离开重庆之前，早已派其亲信高宗武秘密赴上海，与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勾结，嗣后又至东京向近卫接洽投敌的步骤和条件。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率其党羽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潜离重庆，经昆明于23日飞抵河内。22日，日本近卫首相按预定计划发表了诱降声明。29日，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发出“艳电”：
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唐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以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取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
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外交根本方针之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照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临时代表大会）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于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立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至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久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于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若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谋求其改，而各自明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阶采纳。
艳电公然称日本“对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宣称愿以近卫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公开打出了乞降的旗帜。至此，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靠日平。汪的艳电无耻地为日本侵略者辩护，并向重庆当局劝降。1939年3月，汪精卫公开发表《举一个例》一文，披露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关于德国大使调停中日妥协的记录，说明蒋介石也一贯“主和”，敦促重庆当局共同从事“和平运动”。4月初，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签订了《汪平协定》。在协定中，汪精卫集团竟丧心病狂地要求日军在短期内攻占西安，取南宁，占南昌、据襄樊，分两路入川。为配合日军上述行动，汪甘愿从中国内部策动“倒蒋反共”战争，公然为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出谋划策。5月，汪精卫在日本保护下秘密到达上海。此后，汪精卫便在日本策动下，与华北伪“临时政府”、华中伪“维新政府”及伪“蒙古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商谈成立伪“中央政府”的问题。12月底，日汪在上海秘密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其内容为：东北割让给日本，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华南岛屿由日军长期占领；伪政权从中央至地方都由日本顾问监督；伪军、伪警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由日本供给；伪政府财经由日本控制，中国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的灾难年代，30年代初日军就开始对中国发起挑衅，芦沟桥事变则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积弱太久、力量涣散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刚开始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中国进入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迁至武汉而至重庆，蒋介石也被迫飞往各个战场进行督战，不仅为了讨好美国，也是事态所逼。严峻的事态并没有给蒋介石时间和机会去思考和调整国内事务。1938年10月后，日军随着占领地的扩大，兵力已不够分配，同时由于其他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诸如借钱打仗，国际信用度降低；军费巨大的开支，迫使国内租税加重，国内人民的厌战情绪增加等，日本开始改变战略，进攻步伐逐渐缓慢下来，为蒋介石解决国内事务、消除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提供了时间和机会，同时日本的新战略也给了蒋介石心理上的空间，注意力转向了国内。
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参谋部公布从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对华处理的总方针是“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然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武力为背景，结合运用谋略，攻略。”（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页。）日本的新战略在政治上从反蒋转为拉蒋，将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和平工作”上，使蒋介石可以暂时从抗日事务中脱身出来，所以蒋介石才会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
日本的侵略也给了蒋介石统一全国的政治机会。中国多年来一直处于各路诸侯、各派势力独霸一方的局面，虽然表面上蒋介石政府重新统一了中国，但中央政府形同虚设，除了对中共的忧虑和恐惧之外，各派军阀势力也是蒋介石头痛的问题。日军的侵略给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借机统一全国、发展自身借口和机会。在看到中共的军队在抗战中得到发展，但不应忽视在抗战中国民党的军队也得到了极大发展的事实。国民党军队“自开战至本月二十日（注：此时为1938年11月20日），共计补前方兵员为一百九十四万七千余（其川滇桂晋冀鲁各军自行补充此尚未计及）”（注：《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430页），虽然抗战初期中国军队遭到了重大损失，伤亡总数截至五中全会前约一百一十万人，但兵额较开战时还有增多，“现时共约二百五十余万人，开始时共约一百七十余万人”，并且何应钦认为：“我国军队现有之武器较诸开战时，在数量上及素质上，均优胜。”（注：《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第9页）所以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坚持抗战的大旗，不仅是民族主义之必须，而且给自身带来莫大的实惠。蒋介石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消除和减少一切不利因素，实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是五中全会召开的一大背景。当然，英、美为自身利益考虑而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对国民党进行劝降，这方面的背景也不可忽视。
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移向敌后解放区战场。国民党政府也逐渐将其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在重庆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和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理党务之要点》的演讲。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演讲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并设立“防共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指挥党政军各机关，蒋介石任委员长，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军委会委员及由委员长提出的人员担任。委员长有极大权力，“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还决定要彻底清查与整理户籍、保甲，健全保甲制度。规定要以保甲为单位，强制民众推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等。会后，国民党根据会议确定的方针，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因此，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改变政策，逐渐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标志。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一次蒋介石开始进行统一和建设全国的会议，这在五中全会的提案和决议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五中全会收到提案35件，通过决议案16项，涉及党务、政治、军事、财政、经济、交通、教育等多项内容，并且这些都不仅是全国的而且是长期的规划。蒋介石在五中全会的宣言里将五中全会的意义表述得很明显，他认为抗战局势已由前期而转入后期，“前期抗战之主旨，在于消耗敌人力量”，“而后期抗战之任务，则在承接前期奋斗之成绩，发挥我前后方及被占地区一切抗战力量，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与建国之成功。”（注：《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1939年1月30日））在高举抗战大旗下，蒋介石要“使全体国民对自身皆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对国家皆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而国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据同一的道德观念为同一的信仰而奋斗牺牲是也”（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1939年3月20日））。换句话说，在“适举行于抗战后期之今日”的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所要进行的是统一的努力。
解决中共问题被融入五中全会之中了，对全国力量的统一自然包括对中共的控制，但显然出于前述对中共的忧虑，国民党对中共问题非常重视。
会议期间，李宗仁等13个委员提案中认为，中共“造成党国莫大隐忧”，要“作一次大清扫”，可谓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中共虽然只有约20万左右的军队，但却是国民党最头痛的问题。阎锡山称王山西，但威胁不大。冯玉祥调至中央，难有作为。将全国划分成几个战区，李宗仁就被迫离开广西，成为无水之龙。其余如刘湘、龙云之流也难有作为，假以时日，应可收服。并且在抗战大旗下，蒋介石可以随时任意支配他们的军队，如调李品仙、廖磊军把守津浦线南段，云南的卢汉军拱卫武汉等，并尽可随时进行分化和瓦解。急患中共，它有着李宗仁、阎锡山等军阀所没有的猛烈的发展势头、统一的思想意志、强大的凝聚力，背后还有苏联的支持。并且，中共坚持独立，不如其他军阀易于收服和控制。如果说，蒋介石集团要借机号令全国，其最大的忧虑还是中共。如何对付中共单独成为五中全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蒋介石在五中全会上作的《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其重点就是针对中共而来，这次会议还制定了“溶共”的方针。会后设立“防共委员会”，仅在1939年内，蒋介石集团就制定了十余项防共的方法和草案。
总之，国共之间有着很尖锐的矛盾，在日军进攻局势紧张时，被遮蔽了，当局势缓和下来后，很快凸显，这正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的症结所在，同样也是随后出现的愈演愈烈的国共摩擦和三次反共高潮的症结之所在。
会后，蒋介石集团把政策的中心由对外转向对内，国民党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蒋介石集团不断制造反共摩擦，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但不敢放弃抗日，积极反共，但又不敢彻底破裂，体现了其政治态度的两面性。日本对国民党的政策，由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但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没有改变，所以蒋介石集团虽然消极抗日，但又不敢放弃抗日，在正面战场继续抗战。蒋介石集团的本质是反共反人民，这一点并不以抗战的爆发而改变，同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扩大和发展。这使蒋介石集团积极反共，但又不敢彻底破裂。国民政府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正面战场大溃败，损失了大量兵力，丧失了大量国土。
《重庆各报联合版》出版始末
1939年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出版发行的《重庆各报联合版》，自1939年5月6日发刊起，到8月12日停刊止，只有短短的3个月零7天，共出版发行99期。但它的出版发行，却适应了当时特殊形势下的特殊要求，也是战时中国新闻界团结奋斗、共同对敌的象征，是中国报业史和中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壮举和永远值得纪念的大事。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开始成为国统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同时，也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和媒介中心，除抗战爆发前就已在重庆出版发行的《商务日报》（代表重庆工商界）、《国民公报》（代表四川地方势力）和《新蜀报》（代表重庆地方进步力量）外，抗战爆发后又迁来了《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主办并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扫荡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办的国民党军方机关报）、《时事新报》（孔祥熙系统全国性的金融财政报纸）、《大公报》（抗战时期最大的民营报纸）、《新民报》（民间报）等等，抗战爆发后又创刊了《西南日报》（为国民党三青团所控制）。随着重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地位的提高，重庆也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破坏要地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压制和扰乱敌人的战略及政略中枢”、“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轰炸战略的主要目标。1939年5月3日和4日，重庆遭受其有史以来最为残酷、野蛮的大轰炸，市区内繁华的苍坪街、大梁子、第一模范市场、白象街、左营街、新丰街、陕西街、都邮街、会仙桥、大阳沟等数十处被炸燃烧，市民死伤多达6千余人。作为战时重庆重要宣传喉舌的《新华日报》、《大公报》、《国民公报》、《西南日报》、《新蜀报》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各报单独出版发生困难。为应付非常局面，保证信息畅通，大轰炸后的第二天即5月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指定由《中央日报》牵头，召集《新华日报》、《大公报》、《扫荡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商务日报》、《西南日报》等10家大报共商联合出版事宜。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因损失不大，能够继续独立出版发行且担心国民党当局趁此机会扼杀《新华日报》，遂于6日致函《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和《时事新报》总编辑崔唯吾，申明“所有关于联合出版事宜，敝报一概恕不参加。”这样，5月6日出版的《重庆各报联合版》，就只有四家报社参加，《新华日报》仍单独出一小张。同一天（5月6日），国民党中宣部复函《新华日报》，认为《新华日报》“本日仍照旧单独出版，有违前令”，要求“7日起不得再行刊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及《新华日报》同仁，在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后认为：重庆各报出联合版虽是国民党中宣部出面组织，但征得了各家报馆的同意，假如唯独《新华日报》不参加，势必影响到同业关系，这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利；而且联合版是各报轮流担任编辑，一家编一天，还负责写社论，《新华日报》不参加就等于放弃了权利，失去了扩大影响的机会。在得到国民党中宣部“出联合版只是临时措施，绝对没有让《新华日报》就此停刊”的保证后，《新华日报》以民族利益为重，从国家大局出发，于5月7日参加到《重庆各报联合版》中。《重庆各报联合版》是为适应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的非常形势产生的，故在出版发行之初，一切均显得杂乱无章，5月8日，由10家报社负责人共同组成“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以程沧波为主任委员，王芸生为编撰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天鹏为经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联合版的编辑发行工作。为加强合作，减少矛盾，联合版在编辑方针上，主要刊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各项消息，不写社论，也不发各报采写的新闻稿；编辑则由10家报社分组轮流担任。
联合版的编辑部设在未遭受空袭的《时事新报》的防空洞内；联合版的印刷，5月6、7、8三日由《国民公报》承担，9日起改由《时事新报》承印，7月初又改由《新民报》印刷；联合版面的篇幅，在发刊之初只有一小张，后扩增为一大张，其刊载内容，规定以两版载新闻，两版载广告，遇有新闻不足时，则以广告补充（因大轰炸后各种遗失、寻人寻物启事极多，该报虽拿出两个版面专门刊载广告，但仍感不够）；在发行方面，联合版为增加收入，减少亏损，除从7月1日起将报价由原来的5分调高到6分外，还增加发行量，使该报的日发行量达到3万份左右，最多时达到5万份，到联合版结束时，该报除去一切开支，尚赢利16000余元。中共中央在得知《新华日报》停刊参加联合版的事情之后，于5月17日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并指示南方局，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坚持《新华日报》继续单独出版发行。中共中央南方局、《新华日报》接到中央指示后，一方面集中主要力量加强《群众》周刊的编辑工作，并派专人编辑出版《新华日报壁报》；另一方面联合《新蜀报》、《新民报》、《大公报》、《国民公报》等，积极向国民党中宣部交涉复刊事宜。在各方要求下，“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于第七次会议决定：8月13日为各报复刊日期。8月12日，联合版在其结束号中刊载了“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的启事：查本会刊行之联合版自5月6日发刊以来，已三余月。兹以各会员报疏建工作大体就绪，本版发行至8月12日止，自8月13日起仍由各报分别出版，诸希亮察。至此，在中国报业史及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重庆各报联合版》宣告结束。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纸张供应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虽然国民党允许中共的新闻媒体《新华日报》和大型政治理论刊物《群众》周刊在其统治区内公开出版发行，但《新华日报》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种种迫害和压制，纸张封锁即是其中最毒辣的一手。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曾多次对其部下说：“要公开查封《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不好办的，不准商人卖纸给他们，不许经济部给他们分配纸张，他们就会自己关门。”国民党特务威胁重庆市面上纸商，不准他们卖纸给《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派员赴川内各地购纸，也受到国民党特务威胁和阻碍，困难重重。《新华日报》纸张供应十分紧张，只得派人到处找纸商零星购买，以补配购纸之不足。
然而，由于《新华日报》立论公允，报道真实，消息迅速，代表了大后方广大人民的呼声，深受国统区读者欢迎，影响日益扩大，印数不断上升。加上报馆还要印行大量的党内文件和进步书刊，《新华日报》的用纸需求量急剧上升。而国民政府经济部的少量配购和自己的零星补购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新华日报》的用纸需求。难道真会如戴笠所说《新华日报》会“自己关门”吗？纸张供应成为了《新华日报》赖以生存和发展壮大的瓶颈。
面对国民党的封锁迫害，如何保障《新华日报》馆的纸张供应，从而保证一报一刊的正出版，就成为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南方局与国民顽固派进行斗争的紧迫任务和使命。
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要自力更生。
《新华日报》经研究决定：秘密筹备，自办纸厂。
1940年3月，报馆派出刚从新四军撤回报馆工作的苏芸等人乔装打扮，以普通纸商的身份到川东梁平等地调查了解纸张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方面情况。苏芸找到熟人介绍的纸商王织森，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觉得王织森品行端正，富有正义感，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于是，先请王织森帮助《新华日报》秘密收购纸张。这期间，王织森对苏芸的帮助极大。
1941年8月，《新华日报》决定让苏芸以个体商人身份投资8万元，王织森代表垫江股东投资1万元，梁平锦屛镇镇长欧仲武等地方势力认股1万元。共10万元资本，在梁平锦屛镇创办了川东复兴纸厂。该厂由苏芸任经理，王织森任副经理兼会计主任，欧仲武在梁平负责厂里事务。该厂在重庆东水门正街57号设立了推销处，由苏芸在这里坐镇主持推销工作。纸厂开工后，每天由锦屛镇发运100担左右白报纸到长寿，再用木船转运至重庆。
川东复兴纸厂生产的纸，首先保证《新华日报》馆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用纸。其次，为了使国民党顽固派没有借口，不给他们制造口实，也对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和立信图书用品社等官僚文化企业供应少量纸张。为此，苏芸和王织森秘密制定了一套内外有别的销售办法。供应《新华日报》和三联书店的纸张，不但在数量上必须保证，而且要做到“纸张好、价钱巧、无缺烂、无短少。”对其他报馆书局则当面看货议价，质量和数量都不一定保证，交货了事。纸厂在纸张出厂时，建立了“检、剔、数”三道工序：“检”是检查纸质纸色，首尾匀称；“剔”是剔去破烂糟粕；“数”是数足数量，不能短少。厂里生产过程中每道工序都要加盖工人代号，最后加盖合口印“川东纸厂出品”字样。每件纸的嚜头再盖上一个“川”字或“东”字。“川”字纸是上等好纸，专供《新华日报》和三联书店用，“东”字纸则是一般纸张，供应其他单位。
《新华日报》的纸源充足，自然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是年底，国民政府重庆市社会局局长包国华以“操纵纸张市场、囤积居奇”等罪名，密令逮捕苏芸、查封川东纸厂、没收全部纸张。幸得地下党组织通风报信，苏芸及时转移。王织森将重庆千厮门货栈及囤船上的全部存纸分别转运到化龙桥《新华日报》馆和冉家巷读书出版社。顽固派的阴谋彻底落空，但川东复兴纸厂也只好停办。
川东复兴纸厂停办后，《新华日报》与王织森商定：完全由垫江商股集资另行筹办建华纸厂，由王织森任经理，像过去川东复兴纸厂一样为《新华日报》供应纸张。直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从未中断。当年直接负责此事的《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1959年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就是新华日报纸张的主要来源。”
《新华日报》建立的纸厂还不止“川东”和“建华”两个。还在川东纸厂被查封前，《新华日报》就又派苏芸、王帮藻和抽调地下党荣县县委书记谢世荣组成工作组，以纸商身份到重庆北面的大竹、广安、铜梁等地考察，准备筹建另一座纸厂。经过实地勘察，最后选定在广安县阳河场的丁家坪建厂。因为这里地处华蓥山，盛产白夹竹，造纸源料取之不竭，煤炭资源也很丰富，动力不成问题。交通十分便利，从渠河顺流而下可直达重庆。而且丁家坪地势平坦，三面环山，另一面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隐蔽，建厂条件非常理想。加上这里还有一座已经停产的旧纸厂厂房，稍加修葺即可使用。《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根据川东纸厂的经验教训和周恩来的指示，要求苏芸做到“绝对保密，长期以资本家的身份办好这个纸厂，要使《新华日报》的用纸无后顾之忧。”
为了使广安纸厂取得合法地位，纸张能够顺利运抵重庆，苏芸通过在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工作的地下党员禇度凝与该社负责人潘序伦达成协议：由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为苏芸出具到广安办纸厂的一切证明文件，纸厂则长期向该社供应纸张。潘序伦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会计师，又是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国民党顽固派都知道立信图书用品社是潘序伦办的文化企业。由于当时国内经济萧条，工业凋敝，加上日军封锁滇缅公路，进口纸张十分困难，国民政府经济部的配购纸张更如杯水车薪，陪都市场上纸张奇缺，供不应求。立信图书用品社遇见这等好事，喜出望外，立马就与广安纸厂签订了协议。
于是，广安纸厂有了可靠的合法身份，所产纸张经包装后盖上“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的红色大印，一路上堂而皇之的车载船装，直发山城。虽然沿途国民党军、警、宪、特关卡林立，华蓥山一带还常有土匪出没，但因广安纸厂手续齐备，又是合法的商业贸易，无懈可击，其纸张都能顺利地通过各种检查，一路畅通无阻，平安地运到重庆化龙桥边的嘉陵江畔，再转运至虎头岩下的《新华日报》馆。国民党顽固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现广安纸厂的纸大部分供应了《新华日报》。
为了提高纸张质量，纸厂专门聘请了曾经留学日本的化工专家李可极担任总工程师。他在纸浆中加入适量的松香、白矾、牛胶等，生产出一种抗水纸，成为当时重庆纸张市场上的抢手货，几十家书店报馆都找广安纸厂订货。商务印书馆和《大公报》等单位还主动预付全部货款，甚至愿意借款给纸厂扩大生产。苏芸后来还通过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立信图书用品社的潘序伦争取到了国民党银行的一笔贷款，使广安纸厂的运转经费有了可靠和充足的保证。
根据报馆的指示，在广安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苏芸在广安上层人物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首先，他把广安的部分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在小东街成立了“蜀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纯碱，解决了纸厂的用碱问题。然后，他又请广安县政府教育科科长杜希哲担任纸厂常务董事，纸厂在当地的合法地位更加巩固。苏芸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当地地下党员杨玉枢的帮助，结识了四川军阀杨森的退役旅长、广安地方上的袍哥大爷张晋昌。这样，原来很不安全的重庆与广安之间的现金往来就由张晋昌在广安开设的“安泰钱庄”负责办理。在重庆办理的汇票，可以直接在广安兑现，不必再惹人现眼地用大麻袋装现钞上路，这样即快速又可靠，而且从未有过失误。
从广安县城到阳河场丁家坪纸厂，要经过双河场等地120多华里的华蓥山区，这一带常有土匪出没，杀人越货，抢夺财物。城里的现金到纸厂收购原料和纸厂的货物运出山区，都十分危险。1941年7月下旬，国民党派军队围剿了占据华蓥山区的爱国进步地方势力郑启和部，制造了“河东惨案”，杀害了郑启和等数百人。郑氏旧部大队长白家河等人被迫落草为寇。苏芸和杨玉枢又利用各种关系，与白家河达成“友好协议”，请其负责纸厂与县城间往来钱物的安全。所以，纸厂每月几次从广安县城钱庄取回现金作收购原料、发放工资等开支，均从未被抢过。纸厂的货物、现金路过匪区，全都安然无恙。
从丁家坪到化龙桥，沿途数百公里，山高水深，颇费周折。纸张从丁家坪起运，先要走一段旱路，然后在清溪口装船，穿渠江、越嘉陵，顺流而下到重庆，一路晓宿夜行，风里来，雨里去，押运人员风餐露宿，重任在肩，十分辛苦。但他们每次都能克服困难，战胜危险，顺利完成任务。
抗战期间，《新华日报》还在梁山办过文华纸厂；同友好商人合作，在梁山开办过正大纸厂和正大纸号；在大竹县石桥铺开办过正升纸号。所以《新华日报》的纸源十分丰富，除了供应报馆一报一刊平均每日用纸四五十令及印刷党内文件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单位的全部用纸外，友好同业如《新蜀报》等报馆一遇纸张紧缺，《新华日报》总是慨然相助。甚至连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也找《新华日报》借过纸。在《新华日报》创办九年零一个月又十八天的日子里，在《新华日报》日发行量最高增至五万余份的日子里，《新华日报》从未因缺纸少印过一张，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在大后方国统区最大限度的传播。
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对报馆的纸张供应工作是十分满意的。
该报总经理熊瑾玎说：“纸厂就好比为我们前线作战生产枪弹的兵工厂，没有枪弹的军队是无法作战的。”
而毛泽东则更是形象风趣地把在大后方舆论阵地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新华日报》比作为“我们党的一个方面军”。
愈炸愈勇的红岩人
南方局房屋被毁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法西斯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以其侵华的最大空军力量，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重庆大轰炸”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具有国家战争性质的战略轰炸；是重庆三千年历史上最为悲壮、惨烈、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重庆人民遭受了一次空前深重的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逃离重庆，叛国投敌。日本当局认为汪精卫的叛逃会引起大后方人心混乱，中国政府将会因此动摇，此时是对重庆进行轰炸、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最好机会，遂决定立即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在这次轰炸中，尤以1939年5月3日、4日的轰炸最为惨烈。5月3日午后1时，日军45架中型轰炸机连续对重庆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市中区轮番轰炸，投掷爆炸弹98枚，约二公里的市区街道成了一片火海，烟尘遮天蔽日，市中区27条主要街道大部化成废墟。4日下午6时，27架日机再次对重庆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轮番轰炸，据国民政府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统计，日机“5·3”、“5·4”炸死3991人，伤2323人，损毁建筑物846栋，4025间，山城断壁残垣，遍体鳞伤，市街无法辨认。
南方局机关的房屋就在这次大轰炸中被毁，不得不搬迁到郊外的红岩嘴。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于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当时办事处机关设在重庆城内机房街70号，南方局机关就秘密设于办事处内；另有一部分人住在棉花街30号，对外只称办事处。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驻地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均被炸毁。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办公室被投下1枚500磅炸弹，幸而未爆炸，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无家可归”的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只得连夜迁往红岩嘴饶国模的刘家花园。当时八路军办事处大楼尚未竣工，人员在农场内的一些茅草房内暂时居住，并在红岩嘴下面的嘉陵江畔搭起一些竹棚，作为临时办公之用。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大家仍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各项工作。
大轰炸中的《新华日报》
日机对重庆的野蛮轰炸给战时首都的新闻出版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和影响。但是广大新闻出版界同仁以宣传抗战建国、促进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己任，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出版发行各种报刊书籍。
1939年5月3日和4日，设在城内西三街和苍坪街的《新华日报》房屋被日机炸毁。这天，苍坪街的《新华日报》编辑部、营业部、印刷厂被炸，燃起了大火。《大公报》所在地二牌坊被炸，排字车间被掀翻。《国民公报》厂房和办公室被炸。《西南日报》被炸弹荡平烧毁。重庆各大报馆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轰炸，不少报社一时无条件恢复出版。但是，日本的暴行不仅不能使报人屈服，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坚强斗志。各报社一方面响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通知，参加《重庆各报联合版》的编辑出版，一方面积极向郊区疏散。8月中旬，各报又相继复刊。
《新华日报》编辑部和印刷部为尽快恢复报纸的发行，在化龙桥和大坪虎头岩之间的黄桷湾租借到一块地皮。报社人员夜以继日地在山沟里修建起两排简陋的办公室、厂房及8间宿舍，还修建了简易的医务室、救亡室、托儿所和家属服务社，不分昼夜地安装抢修机器。
在那些烽火漫天，血肉横飞的日子里，坚持报纸的出版发行是很不容易的：外勤记者要迅速奔赴灾区现场进行采访；编辑要在微弱的烛光下，甚至顾不上吃饭就抓紧编发稿件；排字工人既要夜以继日地把被炸弹炸乱的字钉清理上架，又要在光度不够的煤气灯与电石灯前拣字、拼版，在敌机轰炸后，遇到暴雨袭来，还得戴着雨帽操作；没有电力，印刷机就全靠工人挽着机器上的安全手柄，轮流摇转，把报纸一份一份地摇印出来；发行人员须及时把报纸送到千家万户，如果遇到途中空袭警报，不是扔下就跑，而是将报纸牢牢抱住，暂时避入防空洞，与报纸共存亡，一旦解除警报，又准确无误地送给订户。
1941年7月12日和8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盛赞陪都报业精神，并针对日本法西斯强盗对市区平民住宅变本加厉滥炸的无耻行径指出：
“固然使我人民遭受若干损失，友邦人士的财产同遭焚毁，我陪都同业如时事、亲民、新蜀、大公、扫荡等报馆也先后受到许多物资上的损失，但这种兽行所得的结果只是更高度发挥我愈炸愈勇的大无畏精神，日寇虽毒，岂能奈我何！”
“我们陪都同业中不幸被炸的几家，虽然有的是接二连三地遭受不幸。但困难不能挫我奋斗的意志，日寇炸了我们依然是照常出版为抗战建国的伟业服务，这种精神实在要引起全世界正义的钦敬，要使日寇侵略者愧死的……我们陪都同业这种坚守岗位，不惧暴力的光荣奋斗有力地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伟大。”
红岩屹立轰炸中
1940年5月，日机在完成了他们预定的最初目标后，将轰炸重心转移到了重庆市区，集中打击工厂、机关、街道、学校等人口稠密的地区，而且以连续多日轮番轰炸的方式，企图通过制造巨大的破坏来摧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26日，日机136架于上午10时50分侵入四川境内，其中两批窜至合川、綦江、永川一带肆虐，当即遇到中国空军的阻击，纷纷驾机逃离。另有二批63架对白市驿机场轮番轰炸，其余36架则飞临重庆市区化龙桥、红岩嘴上空投弹，位于该处的国民公报社、复旦中学等机构均遭轰炸。此次空袭，日机共投弹201枚，炸死64人，炸伤107人，死伤人员几乎都是化龙桥、红岩嘴地区的市民。在中国空军和高射炮部队的英勇阻击中有二架日机被击落，一架被击伤。
一颗炸弹掉在了红岩嘴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大楼附近，强烈的冲击波震塌了办事处大楼部分墙体。空袭过后，周恩来、邓颖超特地站在震塌了的大门前，乐观从容地照了一张相片。1985年，邓颖超重返红岩见到了这幅照片，感慨地说：“当年我和周恩来在这里拍照，就是表示我们是炸不走、压不倒的！”
在这一年的另一次大轰炸中，曾家岩“周公馆”也遭到了轰炸。据警卫员刘九洲回忆，敌机来轰炸时，周恩来正和一位文化人在曾家岩50号谈话，听到报警后，他们全部下到防空洞去躲飞机。这个防空洞随着山势往下直通到嘉陵江边。突然，他们从防空洞里的座位上被震下来。刘九洲知道一定是附近落了一颗大炸弹，赶紧从防空洞上来，一眼看见周恩来的办公室附近起火了，他和彭海贵便叫大家灭火抢文件。由于发现得早，没有多大损失。
为防空袭，办事处在红岩嘴水井旁的山脚下挖了一个10余米长的防空洞，并在洞口搭了席棚，种上藤蔓植物荫蔽。每有空袭，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同志以及农场的工人都到这里来躲避。有时空袭时间很长，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就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国内国际形势。重庆夏季气候炎热，而防空洞口却十分凉快，周恩来、董必武等也会在酷暑难当时挪到这里办公、看书、写文章。他们还在这里会见过外国友人和新闻记者，接见过爱国青年学生。
1940年5月的一次大轰炸中，周恩来本已进了防空洞，看到大有农场主人饶国模（刘太太）在奔往防空洞的路上因为着急而走不快，便亲自跑出防空洞去搀扶她，安慰她。在轰炸中，周恩来一面布置陈家康维持防空洞的秩序，一面自己跑到洞口去观察空中情况。当敌机在附近投下炸弹，引起一片慌乱时，周恩来镇定地高喊：“都不要动！安静！”他的声音很富感染力，立刻安定了人们的情绪。警报解除后，周恩来叫大家清点好人数，列队走回办事处，他又带了几个人上山去察看敌情。据红岩嘴附近的农民反映，当敌机飞来的时候，有人用镜子向办事处防空洞的方向射光，所以两次投弹都靠近办事处的防空洞。周恩来认为这是我们放松了警惕，以后要去山上安排警卫。他还亲自看望附近山上的农民，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
在敌人的大轰炸下；在国统区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办事处物质供给匮乏，生活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始终充溢着红岩。红岩山谷中经常洋溢着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爽朗的笑声，以及年轻人的欢歌笑语。同志们在这里读书识字、学政治、学外语；在清晨或工作之余做体操、打篮球和排球，还经常举行各种比赛。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救亡室里就飞出洪亮的抗战歌声，不时响起热烈的鼓掌声和欢笑声。多姿多彩的学习与文体活动，使同志们精神充沛，心情愉快。而这一切文化活动的中心，就是大家敬爱的周副主席。在红岩活跃文化生活成了一件人人关心的大事。
星期六晚上，只要没有紧急任务和外事活动，周恩来总要和大家一起，开展各式各样的文娱活动。唱歌、跳舞、演戏等形式不论，逢年过节则更是热闹。当时演出的话剧有《同志，你走错了路》、《把眼光放远一点》；秧歌剧有《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等等。虽然多数同志没有机会登台，但是大家都很勇敢，自报角色，自导自演，还集体创作演出过一个话剧。周恩来也尽量抽时间来观看节目，看到精彩的地方就带头鼓掌，爽朗地大笑。演出结束后他还要发表评论，指出优点与不足，鼓励大家继续努力。
在重庆大轰炸的血与火中，红岩人像红岩一样始终屹立着。
决不屈服
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山城百万军民同仇敌忾，团结奋起，以抗战必胜的信念和爱国主义精神，勇敢投入反空袭、反轰炸的战斗。
重庆军民反击日寇轰炸的不屈不挠精神，不仅鼓舞了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决心，而且博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罗斯福总统曾致书重庆市民，对重庆市民在反空袭斗争中的坚毅镇定，屹立不挠精神给予高度赞颂；各国驻渝新闻机构纷纷报道重庆人民不屈不挠的反空袭斗争，大大提高了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使重庆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之名词”。
在日机大轰炸的血腥日子里，为搞好防空工作，《新华日报》多次代表中国共产党向有关当局献计献策，指出防空事务中的弊端，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对防空当局的官僚主义和严重渎职行为进行严厉批评，但又始终以团结大局为重，维护国共合作。面对日机的轰炸，《新华日报》代表中国共产党向重庆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发出庄严而坚强的誓言：“我们决不会在敌寇残暴的轰炸面前消沉屈服！敌机能够破坏我们的财物，摧毁我们的肉体，消灭城市的繁华，却绝对毁灭不了我们坚强团结抗战的决心，现在，没有任何的外力，能够一丝一毫的动摇我们抗战和胜利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人对日本侵略军暴行的，谴责和揭露以及对日机狂轰滥炸中的英勇表率作用，极大地鼓舞了重庆人民坚持抵抗，反对轰炸的斗争和决心。
平江惨案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原系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9月改编而成。一团在平江嘉义集结，整训期间，设有一团办事处，在浏阳、修水等地设有通讯处。1938年1月，一团开赴江南前线，办事处、通讯处随即撤销。这时，中共湘鄂赣省委改编为中共湘鄂赣特委，涂正坤为书记。为掩护特委工作，党在嘉义设立新四军一团平江留守处，继续推进湘鄂赣边区国共合作，处理部队开拔后的遗留问题。安置伤病员和红军家属等等。涂正坤以新四军参议身份任留守处主任（亦称处长）。留守处起初有工作人员（包括家属在内）一百余人，1939年春，精减至三十余人。
1939年初，日寇步步向平江县境逼近。平江的地方政府随时准备捞上一把逃之夭夭。他们四处抓丁派款，各种冠以抗日救国的捐款数不胜数。更为不幸的是，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的部队，此时也从四川到达平江，不久，便开到了嘉义镇上。相形之下，国民党平江地方政府的搜刮本领，只能是小巫见大巫。除原有各项捐款一律照旧外，又增加了抗日劳军等税费。军粮和马粮完全按人口摊派，每户三担五斗不等，而且要的是晒干去皮的上等谷子。同时，还常以抗捐不缴，贻误抗日军饷为名，恣意敲诈勒索。
杨森部队和平江地方政府相互勾结，为所欲为，像两座大山压得当地的百姓喘不过气来。乡亲们常常感叹：我们的部队在这里就好了，我们就不会遭这种难，为什么要开走啊？新四军一团平江留守处门口，进出的乡亲总是川流不息。因为百姓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他们纷纷派代表来反映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的蹂躏，述说自己的担忧，表示抗日的决心。
为了团结抗日，也为了舒缓百姓的怒气，涂正坤总是耐心地向大家分析国民党制造借口，破坏团结，实行分裂，为卖国投降大开门路的阴谋。他要大家不要冲动，以免被敌人钻空子。他说：“打鬼子是目前的头等大事。杨森部队虽坏，只要他们不公开投敌，我们还是要耐心争取他，万一日本鬼子占领了平江，共产党决不离开平江县的人民，一定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组织起来打游击，抗日保家。”涂正坤还鼓励大家积极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工作。正因为做了这些细致的工作，平江虽然谣言四起，但群众的抗日热情和信心，却愈加高涨起来。也正是如此，新四军平江一团留守处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欲拔去而大快。国民党为了实现蓄谋已久的镇压群众的抗日活动，屠杀领导抗日的共产党人的阴谋，使尽了卑鄙无耻的手段：先是派遣特务暗探监视，并偷偷地张贴许多污蔑、谩骂和恫吓的匿名标语。随即又以便于经常联系为名，再三要求一团留守处搬进县城去，企图隔绝新四军平江留守处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伪县长公然对留守处的负责人说：“据报告，你们的工作人员很不守法令，到处大肆活动！地方人士已经有所表示了！这样下去，你们对后果要负责啦！”被一团留守处官兵当即予以严词驳斥。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二十七集团军奉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袭击新四军平江一团留守处，主任涂正坤，秘书长吴渊当场被枪杀。晚上留守处工作人员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禄莹（女）等人亦被枪杀或活埋。造成骇人听闻，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新四军一团留守处遂遭破坏。
得知消息后，南方局当即通电全国，说明事件发生经过，控诉其残暴罪行，要求国民党迅速合理解决此事，并将此事有关情况汇编成册向中外散发，使更多的人了解真相，看清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
8月1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发表题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说。毛泽东首先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同志、抗日战士提出抗议，他指出，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什么人杀死的？军队杀死的。军队为什么杀死了抗日战士？军队是执行命令，有人指使军队去杀的。什么人指使军队去杀？反动派在那里指使。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接着毛泽东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统一观，提出自己的统一观。他说：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是什么叫统一呢？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现在统一了没有呢？没有。平江惨案就是证据。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第二个，统一于团结；第三个，统一于进步。然而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毛泽东最后指出，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在重庆，原计划7月20日举行追悼会。后来因为还处在出《联合版》期间，若只举行追悼会，没有《新华日报》刊登消息，便不能更好起到揭露国民党的作用，于是就把追悼会延期在8月13日《新华日报》复刊这一天举行。这天下午三时，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暴风雨中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被害烈士。到会的有卫戍总司令部代表田霖、警备司令部代表董其昌、各机关团体及本报代表多人。由第八路军参谋叶剑英主持。因诸烈士壮志未酬，身先惨死，来宾皆哀痛而泣下。叶剑英首先讲话，说平江惨案为中外所关切，“而尤其以八路军新四军前线将士忧虑悲愤莫可言喻。故必须了解，此系在日寇政治别动队托派汪派汉奸破坏团结活动的影响下所进行的事件”。他还说：“使各方明了平江事件并非中央及国民党同志之意见。而团结将更加紧，以打击日寇之政治阴谋活动。”接着，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致辞，他指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请求政府以国法惩凶顽，揭破汉奸、托匪和汪派在破坏团结中的阴谋活动，并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也提出本报读者对平江事件的询问和讨论。新四军代表肖正岗，则在最后致答词，他对平江事件觉极痛心外，并要求全国人民和国际人士主持正义公道，为死者洗耻雪冤。追悼会场上布满了挽联，奠帐。
《新华日报》与新闻检查机关、宪兵、特务相周旋，采取不同寻常的斗争策略，对这次事件作了及时报道。先是“七七”特刊连续三天登载“第十八某团军驻渝办事处同仁哀告”。这个哀告措辞比较温和，只说涂正坤等在平江遇害，没有述说惨遭杀害的经过，因此没有受到新闻检查的阻挠。8月13日《新华日报》复刊这天，又重新出了讣告，是叶剑英等南方局军事组几位大手笔起草的，名曰《追悼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遇害烈士启事》，全文长达两千多字。遣词比前次的哀告强烈，历数国民党二十七集团军派特务连杀害涂正坤等的残暴经过，对反共暴行和投降阴谋进行了谴责。这则启事是没有送检的，这天报纸的四版下半版是《追悼新四军平江遇害烈士专刊》，也都没有送检。专刊的头条是三副挽联，用四号字排印，周围加黑框。
第一副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挽联：
在困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说古今憾
于身危处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
其次是毛泽东的挽联：
日寇凭陵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向外
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第三副是叶挺和项英的挽联：
殉国死犹生祸起萧墙忍痛吞声悼忠烈
杀人奸且盗狠如鹰犬推波助浪快仇雠
专刊还刊登头天在化龙桥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举行追悼会的消息。追悼会开会时正值狂风暴雨大作，编辑应景作题，在消息的引题上标出“风嘶雨号”，以示反动派屠杀新四军的暴行引起天怒人怨。另有董必武和戈矛的挽诗，石西民的文章《血战大江南北的新四军》，以及涂正坤等烈士生平简介。
邓颖超和她的母亲在红岩
1939年5月，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贵阳交通站的帮助下，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和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从贵阳来到了重庆，在曾家岩50号住了几天后，邓颖超就拜托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南方局的房东饶国模将他们安顿在红岩嘴大有农场内。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就住在饶国模的小楼二楼上，与饶国模隔壁，饶国模便于照顾。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就住在办事处大楼侧面农场的小平房里，与农场的一些员工们比邻而居。
忙于工作的邓颖超和周恩来平时都住在城内曾家岩50号周公馆，但他们每周都要到红岩嘴去学习和工作。就在这时，他俩就会一起去看望母亲。问她有什么困难，她总是说：“很好很好，没有什么困难。”日机狂轰滥炸时，杨振德随饶国模躲空袭，处之坦然，从不惊慌，更不叫苦。
以前邓颖超从来不知道母亲的生日。在红岩与母亲的多次闲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