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武汉到重庆
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建立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不久，两个组织合并，对内称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正式成立，由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负责管辖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并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工作。
长江局的巨大功绩：
第一，重建南方各省的党组织，训练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使国统区党的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十年内战期间，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共产党组织被破坏殆尽。经过长江局的努力，到1938年9月，在15个地区组建了省委、省工委、地区党委、特别区（市）党委，党员发展到67780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27%，为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并为后来革命斗争的开展播下了火种。
第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抗战文化事业，领导国统区人民在武汉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1938年4月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和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的献金活动，使一个在刀光剑影下几乎窒息了整整十年的江城重新沸腾起来。长江局出版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高擎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民主进步精神，积极报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抗日战绩，起到了抗战号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
第三，同国民党建立较为融洽的政治合作关系，广泛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党的统战工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开诚谈判，推动其积极抗战，对国民党其他派系和地方实力派加强联系，同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共商国是，这些活动对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坚持抗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态势，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四，广交外国朋友，发展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关系，开辟了党的外事工作新战线。长江局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开展的工作，改变了中共过去除苏联以外，与国际社会基本隔绝的状态。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主动接触外国外交官员，与外国记者建立友好联系，热情接待参加援华工作的外国友人，通过这些活动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中共代表团的国际交往，使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管辖区内设立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汉筹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937年10月下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二号成立，李涛任处长，由董必武直接领导。12月，南京失陷后，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迁到武汉，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全国著名抗日救亡团体也都云集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这时，原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也随着转移到武汉，参加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并正式成立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通称“八路军办事处”），南京八办与之合并，办事处迁到旧日本租界中街八十九号，钱之光任处长。办事处的职能部门包括总务、经理、文书、运输各科，有一个班的兵力专门负责办事处的日常保卫执勤，此外还有一个招待所，临时接待途经武汉的我党干部和一些党外友好人士、进步青年等。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等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长江局办公地点也在办事处。因此，这里既是我党当时在国统区一个合法存在的，可能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联络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在国统区的总办事机关，也是我党一个重要的区域性指挥机关。当时，华中、东南、华南、西南各处地下党的负责人和干部纷纷前来办事处，向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汇报、联系和请示工作，与此同时，延安派往南方工作的我党高级干部，许多也曾在此停留，其中包括张云逸、张爱萍、张国华等。此外还有南来北往的我党同志，不少也通过在办事处办理必要手续后再离开。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八路军、新四军筹措、转运物资。敌后抗战条件十分艰苦，枪支、弹药、药品、通讯器材等作战物资尤其匮乏，加之日顽的封锁扫荡，某种程度上，这些军需物资关系到我敌后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下拨一些，但基于限制我抗日力量发展壮大的图谋，在数量和类型上都十分有限，为此，办事处在领取和分发下拨的物资军饷之外，还要根据我抗日军民所急需，顶住压力、各方筹措、四处组织。
不少人当时正是通过与办事处接触、了解甚至介绍，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某种意义上，办事处成为他们光明人生大道上的一个起点或重要转折点，而终生难忘。
会战期间的武汉汇集了大批青年和学生，来自各地，其中以沦陷区如京沪、平津、东北、华北等处背井离乡而来居多，其中不少人亲身经历国破家亡，矢志报国，但一路颠簸苦于无门。我党十分重视吸收进步学生和青年参加革命队伍，根据中央的指示，著名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都在国统区开设了招生点，办公地点也都设在办事处内，并由长江局和办事处工作人员代为招生、考察和办理相关手续。
肩负此项重任之后，办事处成为了进步青年学生川流来往的聚散中心。据曾担任办事处处长的钱之光同志的回忆文章，在办事处的统一组织和协调下，“大批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员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当时常以集体形式走，以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为一批，人多时也有上百人为一批”，“他们动身前都在办事处指定地点集中，发给军服及零用钱，再送上火车”，新鲜血液就这样源源不断流入我敌后根据地，并很快散布到各个抗敌战场。
除了进步的青年学生和民众之外，办事处还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为我敌后根据地安全输送了一批积极要求投身抗日第一线的中外文化人士和技术专家，其中包括在建国后为我国机械工业作出了奠基性重要贡献的沈鸿以及医疗专家何穆、文艺创作家陈学昭、光未然、著名的台湾爱国诗人邱逢甲的儿子邱琮等。众所周知的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埃德加·斯诺、著名摄影家伊文思等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都是经由武汉办事处先后抵达延安或我敌后根据地的。
此外，办事处还积极参加了当时在武汉举行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包括集会、游行、演讲、典礼、歌咏会、追悼会、公祭、慰问活动、宣传周活动、募捐活动等等。在当时举行的声势浩大的“七·七”献金活动中，中共中央长江局、办事处广大干部与战士始终站在活动的前列，在自身经济条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倾己所有，积极参加捐献。在活动中，周恩来将作为政治部副部长一个月的薪金全部献出，而全体八路军指战员则节食一天，并由李克农代表叶剑英作为八路军代表捐献了1000元，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都献出了一个月的生活费。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对扩大我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国统区的广泛影响、激励中国军民的爱国抗敌热情、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维护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元月，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后，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办新四军驻汉办事处的一切工作。这时的武汉办事处，对外作为我军驻在国民党临时首都的公开机构，但实际上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和联络的中枢。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办事处撤销。
抗战号角人民喉舌——《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公开出版
《新华日报》是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机关报，也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日报。1937年10月筹备于南京，因故未能出版。迁武汉后，社址先设成忠街53号。1938年1月11日正式创刊，报社迁设于汉口大陆里。发行部则设在大陆里临街的平房内（原建筑已改建）。该报在武汉期间，属中共长江局领导。创刊后的《新华日报》努力宣传全国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全面报道中国军队在各个战场的作战形势和战况，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的事迹，引导民众正确认识战争的性质和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道路。《新华日报》还刊载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了《论持久战》。同时，《新华日报》还发表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等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鼓舞大后方民众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1938年8月1日，《新华日报》迁至汉口府东五路150号办公（现位于汉口民意一路大陆里4-9号）。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报社迁重庆出版。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历任总编辑有华岗（华西园）、吴克坚、章汉夫等。此后，《新华日报》按照党中央和南方局的要求，坚定地宣传党的正确路线，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和歪曲，大量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真实情况，扩大了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的影响；及时报道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业绩和建设成就，及时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深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分裂、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行径，有力地促进了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新华日报》也因此成为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领导抗战的一个重要阵地。全党整风运动开始后，《新华日报》以整风精神改进工作，尽力扩大与加强各方面群众的联系，反映社会各界的要求和呼声。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华日报》百般仇恨，实施捣毁报社、扣发稿件、禁售报纸、殴打报童等种种迫害行为。报社人员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领导下，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巧妙结合起来，冲破新闻检查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
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按党的要求，积极宣传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假和谈真内战，实行独裁，践踏民主的反动行径，宣传和报道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领导人民军队在自卫战争中取得的战果。
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上海设总馆，在南京、重庆设分馆。其中，重庆分馆改为四川省委机关报。后因国民党当局阻挠，上海、南京两版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重庆分版先后由傅钟、张友渔任社长，熊复任总编辑，于刚任经理。继续出版至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抗日战争时期，还出版过《新华日报》华北版，为中共北方局机关报；后改为太行版，为中共太行分局机关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过《新华日报》华中版，为中共华中分局机关报。1949年4月30日在南京创刊的《新华日报》，为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1952年11月起改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1949年12月10日在重庆创刊的《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至1954年8月31日因大行政区撤销停刊。
《新华日报》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情况，正确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努力把马列主义的真理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宣传的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宣传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路线；反对片面抗战和投降倒退。宣传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和特务统治。在国际问题上，支持苏联以及英美等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宣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方针。揭露并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反动政策，反对美国的侵略阴谋。支持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些真实、正确的宣传报道，教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曾被毛泽东、周恩来称赞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外的又一支方面军。《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是在宣传报道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光明磊落的态度。积极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英勇抗击日军的战绩，同时也如实反映了国民党爱国将士在正面战场的抗战事迹；它发表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许多重要文章；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级领导人的抗日言论，也以热情欢迎的态度予以登载。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方面，《新华日报》也做了大量工作。用大量版面，为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提供一个比较自由的讲坛。冯玉祥将军和郭沫若、茅盾、柳亚子、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陶行知、张西曼、胡厥文、胡子昂等学者、教授和社会活动家，经常为此报撰稿。马寅初曾在“友声”专栏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的腐败，呼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它的副刊是进步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和文化工作者。它的国际报道也很有特色。1942年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设了“国际述评”专栏，由乔冠华主笔。这个专栏的文章以资料翔实、分析透彻、富于哲理和文采而受到读者欢迎，经常为外国通讯社所转载。1942年中国共产党整风期间，《新华日报》按照“增强党性、反映群众”的方针，在广泛征求读者意见的基础上，于同年9月实行改版。从此进入成熟发展的阶段，并加强了办报思想的建设。1947年1月，在创刊9周年的时候，发表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全面阐述“人民的报纸”的思想，丰富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内容。
抗战烽火中的政治部第三厅
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是1938年初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武汉成立的，由陈诚任部长。政治部下辖4个厅，即总务厅、第一厅、第二厅和第三厅。总务厅主管本部总务人事、经理、纪律等事宜；第一厅主管军队政治训练及军事学校政治训练事宜；第二厅主管民众运动及国民军事训练事宜；第三厅主管宣传事宜。1938年春，经蒋介石和陈诚提出要求，经中共中央同意，由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主管负责宣传和文化工作的第三厅。蒋介石和陈诚又邀请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蒋介石、陈诚邀请在全国政治、思想、文化界威望很高的周恩来、郭沫若担任要职，企图收揽人心。
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组成。厅长是郭沫若。最初设五、六两处，以后又增设第七处，组织机构较一、二两厅为大。五处处长胡愈之，六处处长田汉，七处处长范寿康。三个处分管动员工作、艺术宣传、对敌宣传等业务。其中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处长，下设三科：第一科科长洪深，管戏剧音乐；第二科科长郑用之，管电影；第三科科长徐悲鸿，管绘画木刻。厅长办公室主任秘书阳翰笙，科长有洪深、杜国庠、郑用之、冯乃超等人。该部成立之初，组成人员除国民党各派系人物外，还有周恩来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参加，故一时呈现出团结合作抗战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在周恩来、郭沫若直接领导下，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参与的第三厅，利用其为国民政府的军事机构，合法地进行抗日宣传，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堡垒。
郭沫若在担任厅长期间为三厅工作殚精竭虑，他从抗日救亡出发，把当时已聚集在武汉的文化英杰，尽可能请到三厅来，共同为民族生存、抵抗侵略而尽力，并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
三厅成立后不到十天，周恩来发表了《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的文章，并与郭沫若及三厅人员共同研究如何做好工作并扩大宣传效果。提出的要求是：文字口头宣传具体生动，艺术演出通俗易懂、深刻感人。宣传周共六日，每日都有主要项目。其中以戏剧日、电影日、美术漫画日、游行日最具特色。
4月7日，周恩来在宣传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并要求把宣传周扩大到全国去。此时正值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一扫自南京失守后不少人失去胜利信心的低沉气氛。周恩来与郭沫若商议立即派宣传人员赶往台儿庄慰问前线战士，使宣传深入军队。
4月8日是口头宣传日，郭沫若邀请在武汉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和社会名流冯玉祥、邵力子、张之江、黄琪翔、史良、邹韬奋、于右任、陈铭枢等人进行广播演讲或公开演讲，组织起3000多个宣传队到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和市郊进行街头演讲，并深入到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处进行抗战宣传。在9日的歌咏宣传日，民声歌咏队、星海歌咏队、量才歌咏队、青年女子歌咏社等100多个歌咏团体，分头上街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保卫大武汉》等抗战歌曲。在汉口中山公园的人民体育场内，还举行了由冼星海、张曙任正、副总指挥的万人大合唱。一时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打回老家去……”等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了整个武汉的上空。美术宣传日，在武汉的美术工作者创作了数百幅抗战宣传画，陈列在武昌黄鹤楼旧址的两侧和台阶上，并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的醒目处绘制许多巨幅壁画和漫画。戏剧宣传日，武汉各戏院昼夜连场免费上演具有爱国主义的戏剧，如《前夜》、《东北之家》、《打鬼子去》、《放下你的鞭子》、《岳飞》、《八百壮士》等。参加演出的有三厅所属各剧团及上海等地的救亡剧团。在电影宣传日，三厅统一部署武汉所有的电影院都交替上演宣传抗日的《火中的上海》、《保卫我们的土地》、《抗战特辑》等影片。同时，郭沫若还组织了几个电影巡回放映队到三镇大街小巷为民众放映。13日是宣传周的最后一天，是游行宣传日。为组织好游行，郭沫若等除广泛发动武汉各界民众积极参加外，还指导戏剧、美术等团体组织化装、彩扎游行队伍。这天虽风雨交加，但群众热情很高，有数十万人参加了游行，武汉三镇彩旗飘扬，歌声不绝，口号声如雷，盛况空前。
日军侵华势力逼近武汉，武汉危急。郭沫若与文艺界的主要人士，共同商议，将聚集在武汉的文艺大军，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迅速分散为几股力量：一部分人由政治部三厅组建十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包括国民党管辖的各战区及抗日军队，深入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许多知名的文艺家在那时都曾参加过救亡演剧队，如张光年、崔嵬、张瑞芳、丁里、王唯一、吕复、田冲、夏淳、朱琳、胡宗温等数百人。周恩来曾给演剧队员作报告，鼓励队员们坚定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并提出演剧队不单是抗日宣传队，而且还是深入群众的工作队。救亡演剧队迅速分散深入各战区及敌后。八年抗战中，无论环境多么困难，他们始终坚持抗日工作，直至抗战胜利。有些队则坚持到全国解放。队员中不少人成为建国初期全国各地区、各大城市文化艺术部门的领导和艺术骨干。
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是三厅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先后在日本待过二十多年精通日语的郭沫若，聘请了鹿地亘夫妇和绿川英子女士。他觉得对敌宣传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土生土长的日本朋友来帮忙，他们的声音纯正，宣传效果要好些。于是郭沫若想到了鹿地亘这位老朋友。鹿地亘生于1903年，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由于一直从事反战创作，长期被日本反动当局监禁在狱中。出狱后，他于1936年1月和夫人池田幸子流亡到上海，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致力于《大鲁迅全集》的编译。抗战爆发后，他流亡到香港，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郭沫若提议他们夫妇二人均为厅属设计委员。在以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鹿地亘与夫人池田幸子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武汉的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参加各种集会，以日本公民的身份，用切身的感受痛斥日本法西斯的种种罪行，鼓舞人民奋起斗争。夫妇二人共同出席14团体欢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代表大会，呼吁世界舆论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战斗争。此后，他们还应邀赴戏剧训练班讲课，到湖南常德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对日俘作反战教育工作，冒着战火随武汉前线慰问团赴长江南岸前线慰问。除了参加这些公开活动外，他们还坚持在三厅对敌宣传处的日常工作，坚持在播音室里每周与青山、绿川英子轮流作日语对敌广播。这种用日本人来进行对日宣传的办法，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由于在郭沫若具体领导下的第三厅抵制国民党错误的方针政策，而主要是按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行事，国民党就加紧控制第三厅。1940年夏，蒋介石等企图胁迫在第三厅工作的文化人士集体加入国民党，当遭到以郭沫若为首的绝大多数第三厅工作人员严词拒绝后，就改组了第三厅，而对被排斥的郭沫若、阳翰笙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则实行羁縻政策，在政治部之下，另设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学术研究团体，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
西迁途中的劫难——“新升隆”轮被炸
1938年10月，武汉已陷入日军三面包围之中。武汉三镇危如累卵。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又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华日报》的主要负责人，在日军逼近武汉的情况下，临危不惧，经常彻夜不眠，组织群众撤退，转移输送党的干部和物资，组织出版了最后一期《新华日报》，这一期报纸上还有他口授的《暂别武汉》社论。他一直坚持战斗到武汉失守前几个小时。
10月22日，日军逼近武汉，日本飞机轮番轰炸，形势十分紧急。下午4时在周恩来的送行下，由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和《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两人负责，率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乘“新升隆”轮撤离武汉，西上重庆。同乘“新升隆”轮的有长江局负责同志钱瑛，东北义勇军司令员李延禄，有王炳南及其夫人王安娜，以及加拿大护士简·尤恩。
“新升隆”轮是我党通过进步人士的关系租来专用的，吨位很小，载有人员约100余人，还装有印刷器材、纸张，已显得很拥挤。当船要起航时，又有几十位无法买到船票而又无力买船票的难民和难童纷纷要求搭船离汉。根据周恩来“能多救一个难民就多救一个”的指示，同志们宁愿自己挤一点，也要满足难民搭船的要求。
第二天上午9时许，船行到湖北省嘉鱼县境内长江北岸的燕子窝。在武汉时，已得知日军飞机封锁长江，欲炸毁船只；为避免日机轰炸，李克农通知停船靠岸，除留少数人员值班外，其余全部上岸，疏散到附近村庄，防避空袭，等天黑后再开船。上岸人员还分成几个小组，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
下午3时半，未见日军飞机来袭，大家便陆续往回走，李克农等仍在江边茶棚休息。一些人上船后或洗澡擦身，或躺在铺位上休息。
忽然听到飞机声，四架日军飞机霎时飞临上空，在船顶上盘旋两圈，猛然俯冲，连投几枚炸弹，有一枚燃烧弹投中轮船，前舱立即起火。敌机又轮番低飞扫射，肆虐二三十分钟。
敌机飞走后，经当地渔民和会游泳的群众努力抢救，部分船员和乘客幸免于难。“新升隆”轮船在火焰中渐渐下沉。在暮色苍茫中，经寻找和检点人数，《新华日报》有潘美年、李密林、项泰（女）、程德仁、罗文耀、陆从道、李鉴秋、胡炳奎、王祖德、罗仁贵、潘香如、季履英、胡宗祥、许厚银、易竞成、李元清等16位同志，八路军办事处有孙世实、张海清、赵兴才、伍高年、徐廷荣、傅世明、韩金山、张清新、钱岐等9位同志遇难牺牲。船员和船民妇孺有50余人同时遇难，另有轻重伤11人，“新升隆”轮的首舵重伤牺牲。
面对日军的暴行，大家没有眼泪，只有愤怒和仇恨。据脱险的同志说，当轮船被敌机狂炸，熊熊的烈火燃烧之时，项泰还在船上为受伤同志包扎伤口，李密林、赵兴才、徐廷荣、傅世明、韩金山、张清新不顾自己安危，在船上奋力救火救人，最后以自己的牺牲保全了其他同志。加拿大护士简·尤恩，不顾劳累，为2位伤员取出了弹片。李克农、潘梓年在悲痛之余，鼓励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同一切困难艰险作斗争，为死难者复仇。
因全部公私财物在轰炸中被毁，人们除穿在身上的单衣之外，一无所有。李克农决定改行陆路，徒步到宜昌，再乘船去重庆。直到11月5日，他们才辗转抵达宜昌。因等船，人员分三批到重庆，潘梓年是第三批到的。
为悼念遇难烈士，12月5日，《新华日报》在重庆社交会堂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爱国团体、爱国人士和中外记者，共5000多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给死难者献了挽联，送了花圈，邓颖超还写了一首挽诗。国民党政府要员林森、于右任、陈立夫、孔祥熙、孙科、张群、邵力子等也送了花圈和挽词。董必武、吴玉章、吴克坚及日本反法西斯女战士绿川英子、印度救护队代表巴苏医生，救国会领袖沈钧儒、《中央日报》社长陈沧波，《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等10多人在会上讲了话。吴玉章和董必武分别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向烈士默哀致敬。他们的讲话，激起了到会者的共鸣。吴玉章说：“烈士们在敌机轰炸下，不惜牺牲自己，抢救其他同志和同胞，这表现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伟大精神，一定要为死难者复仇。争取民族彻底解放，不把日寇驱除出境，抗战决不终止！”董必武向与会者讲述了八路军一年多英勇抗战的经过，然后说明烈士的伟大。他再三说：“要纪念他们，一定要学习他们英勇牺牲的精神，继续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日寇飞机虽然厉害，但我们一定要更厉害，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打出去。”会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怒吼，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会后《新华日报》出专刊，还编印了纪念册。
《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在《我们的回答》一文中这样写道：
《新华日报》是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它的最高任务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在汉口十个多月的工作，表现出它正是本着这一最高任务的；因此，成为日本法西斯强盗对它最怕也最痛恨的一个报纸。在日寇速战速决的企图已完全失败，对我统一战线的阴谋破坏又被一再打击，使它在战争中遇到的困难一天天增加的时候，它梦想要在进攻武汉的一个战役中把我们的抗战主力击为“粉碎”，《新华日报》的摧残，自然也是这个梦想中的企图之一。因此，载着《新华日报》大批工作人员与物资的“新升隆”，其遭受到它的阻击，决不是偶然的。
然而敌人竟无所得，仍归失败了。敌人的袭击并没有能够阻挠住《新华日报》的照常工作。相反的，它也和中国整个抗战力量愈打愈坚强，愈打愈伟大一样，现在它的力量，倒是比以前更坚强更巨大了！它的武汉版在10月24日终止，它的重庆版就在此日——10月25日紧接上去出现于国人之前！“新升隆”轮焚毁了，“新升隆”轮上的《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却仍然顽强地回到预定的工作地点来继续奋斗！十六位战士是牺牲了，却跑出了成千上万的壮士带着巨雷似的吼声，要替他们报仇，拾起他们所抛下的武器，踏着他们的血迹，奋勇前进！听吧，12月5日重庆演武厅社交会堂追悼会上五六千人的吼声，屋里都被震动了！看吧，雪片似的吊唁信、哀悼文、挽联，从各方面的角落里飞舞而来！这一些，就是我们中华儿女对日本强盗飞机炸弹的回答。
这是“新华”战斗史上虽是最沉痛却是最光荣的一页。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建立
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在重庆设有办事处，以便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行联络，报告军事情况和办理军需后勤事项。这诸多的重庆办事处中，没有公开挂牌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应该是最出名的。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而且还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1月，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成立。
办事处成立后，机关设在机房街七十号，南方局机关就秘密设于办事处内；一部分人住在棉花街30号，对外只称办事处名而不讲南方局。周恩来到重庆后，先住上清寺渔村，1939年2、3月份间，邓颖超以周恩来的名义租下曾家岩50号大部分房屋作为南方局部分人员办公、住宿用房，对外称周公馆。实际上这里是南方局的部分机构驻地，主要负责对外开展统战工作。
南方局和办事处成立后，原机房街、棉花街房屋不敷使用，且地处闹市区又分散办公，既不利于工作又不利于防空，周恩来就指示南方局和办事处的有关同志另觅地址建立机关。经过公开和秘密工作，找到了距市区约十里地的红岩嘴饶国模农场。办事处在红岩嘴农场内修建房屋的过程中，又遇“五三”、“五四”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重庆，机房街七十号和棉花街三十号房屋被毁，南方局和办事处除住曾家岩50号的部分人员外，全部迁往红岩嘴大有农场内，暂借饶国模的部分旧宅和堆放柴草杂物的房棚办公和住宿。1939年7月，办事处修建的楼房竣工，南方局和办事处机关、人员即迁入其内办公和住宿。
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设在重庆的办事处机关，是得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意的，是合法的公开机构。“七七”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代表谈判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其领导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即按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和陆军新编第四军，与国民党军队分别承担任务，分区作战相互配合。为了便于同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联系和办理军需事项，国民党方面同意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一些地方设立办事机关。国民政府军事最高当局迁移重庆后，中共方面提出在重庆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在理合法，得到国民党当局同意也理所当然。因此办事处在重庆是公开的，合法的，可以进行公开活动。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口头上答应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但他们只要求共产党把军队开到前线去抗战，只同意共产党代表与他们个别往来接触，并不承认共产党有合法平等地位，尤其不允许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有共产党组织存在。因此，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南方局要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公开存在，当然是不被允许的，只能秘密地设在办事处内。
时局的变化和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南方局和办事处同时在重庆成立，又将其机关设在一起，这一历史性的结合，给南方局、办事处更充分发挥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南方局设在办事处内而没有另设办事机构，一切行政后勤事项，均由办事处承担办理，办事处成为南方局机关构成的一部分。南方局以办事处为根据地、大本营并利用办事处公开合法身份开展各方面活动。办事处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各项工作，既相互依存，又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执行使命上虽有些具体的不同，但从根本上是完全一致，而且都是在周恩来的统一领导下视情况需要而分工合作。因为有办事处为基地作掩护，南方局才得以在国民党的统治心脏中秘密存在并广泛活动长达8年之久，也因为有南方局的直接领导，办事处才能在长期的工作和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并名扬海内外。
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中国南部地区的代表机关，它除了直接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重庆办事处外，还直接领导了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香港、长沙（后邵阳）、广州（后韶关）、衡阳、贵阳等地的办事处、通讯处、交通站；领导了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及其在桂林、昆明、成都等地的《新华日报》分馆、分销处；领导了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江苏、上海、香港、澳门等省区的中共省委、工委、特委、临委、市委、特支；领导了沦陷区的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中心县城工委及其他中共党组织；领导了华南、西南地区人民的抗日武装，如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等；1941年前，还对新四军的工作负有指导责任。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任务主要有三大部分：
（1）出面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打交道，交涉和办理有关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行动、军火、军饷供给等事项；
（2）承担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与南方局国统区及海外联络往来枢纽的任务；
（3）维护南方局并承办它所交办的工作。
南方局、办事处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紧密团结，努力奋斗，以坚实的工作、满腔的心血，在重庆和大后方人民心中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的旗手，是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核心力量的光辉形象。
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多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等公开身份与国民党中央当局打交道。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不断制造军事摩擦与政治压迫并举的反共高潮。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始终高举抗战与民主的旗帜，创造性地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长期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合作局面濒临破裂。为力挽危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带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等中共公开机关，坚守重庆，开展政治进攻，以斗争维护团结，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维护了国共合作局面，直至抗战胜利。与此同时，南方局大力加强对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经济界、地方实力派和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利用各种公开合法渠道，不失时机地向党外人士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战民主事业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实现了中共“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目的，进而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支持，南方局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积极开展国际统战工作，与各国驻华使馆、援华机构和国际友人建立密切联系，广泛宣传中共抗战主张和抗战实绩，加强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团结，从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同情和支持，开拓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半独立半外交的新局面。抗战胜利后，围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定贯彻中共中央“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发动和领导了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地发展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统区凝聚了人心，争取了多数，为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红岩房东饶国模
饶国模，女，字范英，又名绍文。1895年，她出生在原四川省铜梁县云露乡、现重庆市大足县国梁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国梁乡就是为纪念她的二哥、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而得名。饶国模在家排行老三。大哥饶国栋，是老同盟会员，后来在国民党内做事；二哥饶国梁，是被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弟弟饶国材，抗战初期在成都加入共产党。饶国模的父母亲希望他们的儿子们将来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希望他们的女儿将来能够成为国人的楷模。
青少年时期的饶国模思想进步，性格豪爽，追求上进，勤奋好学。她在家乡读完铜梁女子中学后，1912年，饶国模又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在此期间，她受到谭嗣同、秋瑾以及因参加广州起义而牺牲的二哥饶国梁等人革命精神的影响、鼓舞和熏陶，逐渐孕育了民族、民主和爱国主义的思想，这对她后来在红岩所做的一切，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在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她受到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与成都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刘国华勇敢地冲破封建婚姻习俗，自由恋爱，于1915年毕业后自主结婚。这时的饶国模，满怀“教育救国”的理想和沉浸在新婚后的幸福里，先后在威远和铜梁家乡等地小学任教。
1930年，她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用自己经营活动积攒下来的一笔钱，在重庆西北郊区红岩嘴买下了300多亩荒谷坡地，办起了以种植花卉、蔬菜和水果为主的“大有农场”。经过六、七年的辛苦经营，到抗战初期，红岩嘴“大有农场”已是花果满山，绿树成荫，花香馥郁，远近闻名。因为她丈夫姓刘，外间人们也称“大有农场”为“刘家花园”。此时的“刘家花园”，成为当时重庆为数不多的私家农场之一。
七·七事变，抗战军兴。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形成，国共合作，团结御侮。1938年春，八路军在重庆市区机房街设立了通讯联络处，周怡任处长。同年底，因武汉沦陷而西迁重庆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到渝，在原重庆通讯联络处和武汉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由钱之光和周怡担任正副处长，办公地点仍在城内机房街，通讯和电台机要科设在棉花街。
1939年春，因驻地分散，房屋不敷使用，不便开展工作和躲避日机空袭等原因，在重庆刚成立不久并秘密设在办事处内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决定在市郊寻觅新址。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和办事处长钱之光、周怡等人。在川东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物色到的几处地方中，廖志高通过比较，更加属意于饶国模的“大有农场”。他在亲自到红岩嘴大有农场进行实地考察后给南方局的报告中这样说到：
“饶国模，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的妹妹，本人思想进步，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考察与饶国模周围来往接触的人，多系我地下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红岩嘴农场，地处市郊，宽敞偏僻、安全、无干忧。无论租借现房或新修住房都极方便，且有较好的两面政治的掩护色彩。是否以此为目标解决南方局机关住址，请组织考虑。”
南方局和办事处党组织经过认真比较和考虑，决定就在饶国模的大有农场内安营扎寨，建立公开对外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与此同时，廖志高让他亲手发展的饶国模的三个已是共产党员的儿女刘纯化、刘参化和刘圣化做他们妈妈的工作，向饶国模传达共产党八路军想在她的农场内建立办事处的想法。
当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和周怡等人专门到“大有农场”与饶国模商谈在她的农场内修建办事处时，没想到饶国模是“慨然应允”和“欣然延纳”，对中国共产党表示出极大的热忱和欢迎。她激动地对钱之光说：“我是到处想找共产党都不得其门而入啊，你们今天到了我的家门口，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恰好这时饶国模也正准备在自己的农场内修建房屋，便迅速地与钱之光达成协议：由办事处出资三千元，饶国模负责具体修建事宜，房屋修好后，办事处无偿使用三年，三年后若需继续使用，每年再付给租金若干等等。
饶国模迅速地从老家铜梁请来了工人，购买了材料，在农场内一块向阳的坡地上动工修建起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大楼，办事处的同志们也抽空参加劳动。
饶国模把共产党、八路军当作自己的家人。这时，日机已经开始肆虐重庆，自1938年10月以来，日机轰炸重庆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来的飞机也越来越多，重庆市区内的人们为躲避日机空袭经常是被搞得疲于奔命。南方局和办事处也同样处在这种危险的境地之中。为了让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躲避日机空袭，饶国模主动腾出农场内的部分房屋，让南方局常委博古、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等人先期搬进大有农场内居住。博古就和饶国模的小儿子刘圣化住在饶国模家的小阁楼上，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就住在小楼前面的草房内。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一些领导同志到红岩嘴来躲空袭的时候，都在饶国模家里住过。这样，就省去了南方局部分同志为躲避日机空袭的奔走之劳。1939年5月3、4两日，日本海军航空兵第一空袭部队共计72架轰炸机由武汉起飞空袭重庆。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城内机房街和棉花街的房屋也未能幸免，在市区内已无法办公。迫不得已，办事处只得将人员设备等连夜迁往市郊红岩嘴饶国模的大有农场内。两天以来，饶国模在红岩嘴上伫望着城内冲天的大火与滚滚的浓烟，心里对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境遇万分堪忧，对日本帝国主义平添了满腔仇恨。当饶国模得知八路军办事处被炸毁的消息后，连夜做好接应准备。她把农场内部分工人的住房腾出来，并烧水煮饭，安顿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办事处的机要工作需要一个安静和保密、安全的环境，饶国模就把山沟对面的一处房屋腾出，让办事处把机要电台设在那里。这时大楼尚未建好，办事处工作人员就在路边搭起简易席棚对外办公，夜晚就睡在农场内的一些房屋里。饶国模见此情景，加快了房屋的修建，办事处的同志们也参加劳动，很快，这年8月，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大楼就竣工落成了。国民党政府化龙桥地政当局把这栋不受他们欢迎的房屋编为了红岩嘴13号。南方局和办事处机关、工作人员都搬进了这栋刚刚建成的楼房。公开的办事处设在一楼，南方局机关及其领导人住在二楼，机要科和秘密电台设在三楼。饶国模的“大有农场”，从此成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陪都重庆的安身立命之所。楼房就要交付办事处使用了，按照事先的口头协议，办事处需与饶国模签订一个租房合同。但是，当钱之光去与饶国模商量这件事并归还建房款时，饶国模却第一不收建房款，第二也不愿签什么租房合同。她是真心诚意欢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到来，并愿意把这栋楼无偿提供给八路军办事处使用，而且随便住好久都行。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红岩有幸留英杰，英雄籍此可为家”。后来饶国模不但没有收取办事处分文房租，相反，在办事处困难的时候，还经常给办事处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饶国模成了南方局和办事处的房东后，她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楼房建成后不久，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从贵阳来到重庆。两位老人身体不好，年事已高，办事处的住房也十分紧张。饶国模见状，主动邀请二位老人住到她的房屋里去。后来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和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在红岩先后去世，饶国模就把他们安葬在自己的小龙坎福园寺的一块墓地里。这里前后一共安葬了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10个大人和3个小孩。1978年邓颖超在北京家中接见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同志时说：“当年，饶国模把我们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
来往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各方面人员很多，有的需要住一段时间，而且一些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同志不宜与从事公开工作的同志住在一起。饶国模知道后，就把办事处山沟对面、早先给机要科用的一栋房子拨给南方局和办事处，专门作为招待所，先后在这里住过的同志近千人之多。
办事处的年轻人多，逐渐结婚成家，有了孩子。邓颖超找到饶国模，想借个地方办个托儿所。饶国模二话没说，马上腾出办事处大楼西边山坡上的几间房屋给办事处办托儿所用。
办事处每天吃饭的人多，想学习延安，自力更生，开荒种地，自己种点蔬菜，饶国模又在农场内专门拨出了几块很好的菜地，让办事处的同志种瓜种菜，改善伙食。
每当农场里的水果熟了，饶国模都要送一些给办事处的同志们尝尝鲜；逢年过节，饶国模总要送一些猪肉、年货给办事处。共产党、八路军在前方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英勇抗战的事迹感动着她；南方局和办事处干部、战士的所作所为影响着她，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钱之光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尚品德感染着她，她为自己的农场迎来了共产党和八路军而由衷地高兴。饶国模在共产党人思想的熏陶下，逐渐由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读书时学习师范教育专业的饶国模十分喜欢写诗，她经常把自己的喜努哀乐倾注在这样的长短句里。她为红岩进驻了共产党八路军而这样写道：
“红岩有幸留英杰，英雄籍此可为家”。
“红岩幸有偏风雨，中流砥柱尚有人”。
“此地英雄留胜迹，红岩异日放光辉”。
1941年初，当她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时，她对国民党顽固派自毁我民族长城的罪恶行径万分痛恨，对新四军的惨烈遭遇深表同情，为此，她赋诗写道：
江南冤骨未收藏，明月高照倍凄凉。
为国忘家诚壮烈，匈奴未灭恨难忘。
每当春暖花开或中秋月圆之时，饶国模总要邀请南方局和办事处的董必武、钱之光、龙潜、孔原等人到她家楼上或院坝里坐坐，观花赏月，品茗把酒，诗词唱和，十分愉快。她和龙潜、孔原等人还成为了很好的诗友，常有诗词唱和。她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追求形容为“不弃樗材附骥尾，舍弃一切哪顾家，”表达了她要跟共产党走到底的坚定决心。展望抗战胜利，民族解放的未来，饶国模唱出了“他年凯旋高歌日，红岩即是众人家”的豪迈情怀。在与共产党人朝夕相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饶国模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飞快的变化和质的飞跃，她逐渐由一个自发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迅速地转变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饶国模在这个时候向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胡其芬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市委常委李维嘉代表市委批准了饶国模的申请，并分配她担任重庆市妇女联谊会理事，让胡其芬转告饶国模。遗憾的是胡其芬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党的决定告诉饶国模，她便被捕了。饶国模失去了与党的直接联系，也不知道自己已被批准入党。饶国模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王若飞等共产党人在红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也在红岩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归宿。1946年，当南方局和办事处东迁南京时，董必武欣然赋诗致谢：“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饶国模的深深谢意。
周恩来与蒋介石“溶共”阴谋的斗争
自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确定了联共抗日的政策，在以后的国共合作谈判和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抗战中，也作了一些重要让步，在实行开明政治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国内“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但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仇共、惧共心理是根深蒂固的。抗战后，他限制八路军的抗战区域，不许中共在敌后建立政权，要“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五分之二”。他害怕共产党借抗战之机发展，这可以说是蒋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然而，这个心腹之患在抗战开始不久便迅速地发展蔓延起来了。在武汉失守前夕，中共即在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山东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底，八路军由组建时的3万余人，发展到16万人，新四军的发展也较为迅速。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彻底消除自己的心腹之患，蒋介石想到了“溶共”的主张。因此，自1937年底到1939年初，国共两党关于“一个大党”问题的谈判历程，无疑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史上最耐人寻味的篇章。而周恩来在这次谈判斗争中对于挫败蒋介石的“溶共”阴谋，力保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8年初，国民党的中央宣传机构开始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的大肆宣传。其中，“一个政党”是这次宣传鼓噪的重点。从其宣传的动机和利益来分析，都可以看出蒋介石国民党的这次宣传带有明显的全面吞并党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倾向，宣传的主要对象直指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就是要利用这场民族灾难的机会，来达到他在全国“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的目的。
1938年2月10日，素以反共著称的国民党《扫荡报》发表社论，极力宣扬“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鼓吹在国民党外存在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言下之意就是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党，这个党就是国民党，其他的政治党派都该取消。同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武汉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第一次向中共兜售起了他的“溶共”计划，周恩来并没有领他的情：“我看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当天晚上，周恩来和王明将这次与蒋介石会见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报告。3月1日，中共中央向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3项提议：
（一）建立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拟定一个统一战线纲领，各党派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二）建立与健全民意机关。
（三）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民众运动领导机关，以便真正达到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的目的。
中共中央在《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明确表示：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成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应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到6月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突然发出一则电讯，称：“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于6月3日上午召开第一百四十二次常会，决定恢复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二十六人的国民党党籍。”企图造成“一个大党”的既成事实。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武汉和王明、董必武等人深夜开会研讨对策，向国民党交涉不准在报上刊登中监委的决议，并拟出《中共七人紧急声明》，内称：“此事并未事先通知与征求本党中央与本人的意见”。次日，决定派吴玉章前往国民党中央所在地重庆处理此事。6月4日中午，吴玉章在重庆一下飞机，就向各报社负责人发表谈话表示：“国民党中监委的这一决定我们中共不能接受。理由有三：第一，两党合作关系是否恢复民国十三年之办法并未商定；第二，事前亦未通知与征求中共中央和我们的意见；第三，这恢复党籍的名单中，有张国焘、陈独秀等为我党所开除的人，把他们和我们同类相待，未免滑稽，更不能忍受”。吴玉章拿出我党《中共七人紧急声明》，要求重庆各报第二天刊登。当晚，八路军驻重庆联络处主任、《新华日报》重庆分馆负责人周怡将声明稿正式分送重庆各家报馆。6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国民党人士邵力子时力询此事原委和表示坚决的反对，以至邵力子当即去见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其他负责人，诉说此事的不妥。蒋介石只好答应去电重庆询问，待回电后再约见周恩来面谈。后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称为求国共团结合作的进步，周恩来可以同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要人先行交换意见，只要国民党不公开提出中共党员不能跨党，就不加以拒绝。周恩来及时将此意见向蒋介石作了转达，蒋故作姿态地表示“可以考虑”，事实上却一直将此事搁置不理。之后，国民党自知理虚，才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声明，取消了监察委员会的所谓“恢复党籍案”。
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延安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宣布了在国统区设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负责与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在中国南部和港澳等地区的全部工作。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国民党关于“一个大党”的谈判斗争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南方局和周恩来的身上。12月6日晚，蒋介石在桂林会见周恩来，对中共关于国共组织合作关系的提议表示意见：“一、跨党不赞成，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二、如果此点可谈，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三、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冷静而明确地答道：“第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第二，跨党的办法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其他办法；第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第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周恩来坚定无误、极有原则的回答，使蒋介石大失所望。1938年12月12日，他又在重庆约见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再次提出关于两党合并的问题。193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在重庆的周恩来、王明、博古发出了关于对蒋介石暂时应取比较静观态度的指示。1月20日晚，也就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急不可待地再次约见周恩来，他向周恩来发出了最后通牒。这次会见，蒋介石仍然没能从周恩来嘴里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回答。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23日，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秘密报告。全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并秘密通过党务报告决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规定以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及《整顿党务之要点》两报告为今后国民党党务工作的方针，提倡“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进行法西斯宣传，这也是蒋介石多次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合并的“溶共”政策的继续和重演。全会还秘密通过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决议设立“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抗日的群众组织。会后，国民党又发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这次全会确定了国民党的抗战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了对内。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标志着国民党自抗战以来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会后，国民党虽然还继续打着“抗日”的旗帜，但抗日消极；虽然还继续打着“联共”的旗帜，却不断制造借口，搞军事摩擦。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电报提出：国共两党应坚持团结抗战。巩固与扩大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为全国爱国同胞和世界先进人士所切望，为全民族抗战建国所必需；所谓两党合并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两党合作以来，反共摩擦，时有发生。希望国民党五中全会能致力于两党长期合作，以慰全国人民殷切之望。《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总裁及五中全会电》、《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和周恩来给蒋介石的复信，彻底打消了蒋介石做了一年多的单相思的美梦。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于“一个大党”问题的谈判至此收场。
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成立伊始就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不为国民党所威逼利诱，坚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改过去王明主持长江局工作时期，在蒋介石、国民党面前唯唯诺诺的右倾思潮，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和骨气，赢得了在与蒋介石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第一个胜利。蒋介石的“溶共”阴谋未能得逞，他便祭起了“防共、限共、反共”的大旗，一个好端端的团结合作抗战局面很快就被蒋介石给扼杀了。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国共摩擦层出不穷。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不久，两个组织合并，对内称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正式成立，由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负责管辖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并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工作。
长江局的巨大功绩：
第一，重建南方各省的党组织，训练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使国统区党的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十年内战期间，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共产党组织被破坏殆尽。经过长江局的努力，到1938年9月，在15个地区组建了省委、省工委、地区党委、特别区（市）党委，党员发展到67780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27%，为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并为后来革命斗争的开展播下了火种。
第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抗战文化事业，领导国统区人民在武汉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1938年4月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和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的献金活动，使一个在刀光剑影下几乎窒息了整整十年的江城重新沸腾起来。长江局出版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高擎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民主进步精神，积极报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抗日战绩，起到了抗战号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
第三，同国民党建立较为融洽的政治合作关系，广泛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党的统战工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开诚谈判，推动其积极抗战，对国民党其他派系和地方实力派加强联系，同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共商国是，这些活动对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坚持抗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态势，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四，广交外国朋友，发展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关系，开辟了党的外事工作新战线。长江局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开展的工作，改变了中共过去除苏联以外，与国际社会基本隔绝的状态。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主动接触外国外交官员，与外国记者建立友好联系，热情接待参加援华工作的外国友人，通过这些活动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中共代表团的国际交往，使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管辖区内设立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汉筹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937年10月下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二号成立，李涛任处长，由董必武直接领导。12月，南京失陷后，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迁到武汉，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全国著名抗日救亡团体也都云集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这时，原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也随着转移到武汉，参加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并正式成立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通称“八路军办事处”），南京八办与之合并，办事处迁到旧日本租界中街八十九号，钱之光任处长。办事处的职能部门包括总务、经理、文书、运输各科，有一个班的兵力专门负责办事处的日常保卫执勤，此外还有一个招待所，临时接待途经武汉的我党干部和一些党外友好人士、进步青年等。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等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长江局办公地点也在办事处。因此，这里既是我党当时在国统区一个合法存在的，可能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联络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在国统区的总办事机关，也是我党一个重要的区域性指挥机关。当时，华中、东南、华南、西南各处地下党的负责人和干部纷纷前来办事处，向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汇报、联系和请示工作，与此同时，延安派往南方工作的我党高级干部，许多也曾在此停留，其中包括张云逸、张爱萍、张国华等。此外还有南来北往的我党同志，不少也通过在办事处办理必要手续后再离开。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八路军、新四军筹措、转运物资。敌后抗战条件十分艰苦，枪支、弹药、药品、通讯器材等作战物资尤其匮乏，加之日顽的封锁扫荡，某种程度上，这些军需物资关系到我敌后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下拨一些，但基于限制我抗日力量发展壮大的图谋，在数量和类型上都十分有限，为此，办事处在领取和分发下拨的物资军饷之外，还要根据我抗日军民所急需，顶住压力、各方筹措、四处组织。
不少人当时正是通过与办事处接触、了解甚至介绍，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某种意义上，办事处成为他们光明人生大道上的一个起点或重要转折点，而终生难忘。
会战期间的武汉汇集了大批青年和学生，来自各地，其中以沦陷区如京沪、平津、东北、华北等处背井离乡而来居多，其中不少人亲身经历国破家亡，矢志报国，但一路颠簸苦于无门。我党十分重视吸收进步学生和青年参加革命队伍，根据中央的指示，著名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都在国统区开设了招生点，办公地点也都设在办事处内，并由长江局和办事处工作人员代为招生、考察和办理相关手续。
肩负此项重任之后，办事处成为了进步青年学生川流来往的聚散中心。据曾担任办事处处长的钱之光同志的回忆文章，在办事处的统一组织和协调下，“大批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员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当时常以集体形式走，以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为一批，人多时也有上百人为一批”，“他们动身前都在办事处指定地点集中，发给军服及零用钱，再送上火车”，新鲜血液就这样源源不断流入我敌后根据地，并很快散布到各个抗敌战场。
除了进步的青年学生和民众之外，办事处还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为我敌后根据地安全输送了一批积极要求投身抗日第一线的中外文化人士和技术专家，其中包括在建国后为我国机械工业作出了奠基性重要贡献的沈鸿以及医疗专家何穆、文艺创作家陈学昭、光未然、著名的台湾爱国诗人邱逢甲的儿子邱琮等。众所周知的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埃德加·斯诺、著名摄影家伊文思等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都是经由武汉办事处先后抵达延安或我敌后根据地的。
此外，办事处还积极参加了当时在武汉举行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包括集会、游行、演讲、典礼、歌咏会、追悼会、公祭、慰问活动、宣传周活动、募捐活动等等。在当时举行的声势浩大的“七·七”献金活动中，中共中央长江局、办事处广大干部与战士始终站在活动的前列，在自身经济条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倾己所有，积极参加捐献。在活动中，周恩来将作为政治部副部长一个月的薪金全部献出，而全体八路军指战员则节食一天，并由李克农代表叶剑英作为八路军代表捐献了1000元，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都献出了一个月的生活费。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对扩大我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国统区的广泛影响、激励中国军民的爱国抗敌热情、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维护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元月，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后，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办新四军驻汉办事处的一切工作。这时的武汉办事处，对外作为我军驻在国民党临时首都的公开机构，但实际上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和联络的中枢。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办事处撤销。
抗战号角人民喉舌——《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公开出版
《新华日报》是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机关报，也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日报。1937年10月筹备于南京，因故未能出版。迁武汉后，社址先设成忠街53号。1938年1月11日正式创刊，报社迁设于汉口大陆里。发行部则设在大陆里临街的平房内（原建筑已改建）。该报在武汉期间，属中共长江局领导。创刊后的《新华日报》努力宣传全国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全面报道中国军队在各个战场的作战形势和战况，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的事迹，引导民众正确认识战争的性质和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道路。《新华日报》还刊载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了《论持久战》。同时，《新华日报》还发表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等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鼓舞大后方民众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1938年8月1日，《新华日报》迁至汉口府东五路150号办公（现位于汉口民意一路大陆里4-9号）。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报社迁重庆出版。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历任总编辑有华岗（华西园）、吴克坚、章汉夫等。此后，《新华日报》按照党中央和南方局的要求，坚定地宣传党的正确路线，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和歪曲，大量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真实情况，扩大了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的影响；及时报道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业绩和建设成就，及时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深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分裂、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行径，有力地促进了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新华日报》也因此成为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领导抗战的一个重要阵地。全党整风运动开始后，《新华日报》以整风精神改进工作，尽力扩大与加强各方面群众的联系，反映社会各界的要求和呼声。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华日报》百般仇恨，实施捣毁报社、扣发稿件、禁售报纸、殴打报童等种种迫害行为。报社人员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领导下，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巧妙结合起来，冲破新闻检查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
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按党的要求，积极宣传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假和谈真内战，实行独裁，践踏民主的反动行径，宣传和报道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领导人民军队在自卫战争中取得的战果。
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上海设总馆，在南京、重庆设分馆。其中，重庆分馆改为四川省委机关报。后因国民党当局阻挠，上海、南京两版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重庆分版先后由傅钟、张友渔任社长，熊复任总编辑，于刚任经理。继续出版至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抗日战争时期，还出版过《新华日报》华北版，为中共北方局机关报；后改为太行版，为中共太行分局机关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过《新华日报》华中版，为中共华中分局机关报。1949年4月30日在南京创刊的《新华日报》，为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1952年11月起改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1949年12月10日在重庆创刊的《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至1954年8月31日因大行政区撤销停刊。
《新华日报》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情况，正确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努力把马列主义的真理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宣传的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宣传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路线；反对片面抗战和投降倒退。宣传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和特务统治。在国际问题上，支持苏联以及英美等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宣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方针。揭露并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反动政策，反对美国的侵略阴谋。支持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些真实、正确的宣传报道，教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曾被毛泽东、周恩来称赞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外的又一支方面军。《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是在宣传报道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光明磊落的态度。积极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英勇抗击日军的战绩，同时也如实反映了国民党爱国将士在正面战场的抗战事迹；它发表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许多重要文章；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级领导人的抗日言论，也以热情欢迎的态度予以登载。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方面，《新华日报》也做了大量工作。用大量版面，为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提供一个比较自由的讲坛。冯玉祥将军和郭沫若、茅盾、柳亚子、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陶行知、张西曼、胡厥文、胡子昂等学者、教授和社会活动家，经常为此报撰稿。马寅初曾在“友声”专栏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的腐败，呼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它的副刊是进步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和文化工作者。它的国际报道也很有特色。1942年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设了“国际述评”专栏，由乔冠华主笔。这个专栏的文章以资料翔实、分析透彻、富于哲理和文采而受到读者欢迎，经常为外国通讯社所转载。1942年中国共产党整风期间，《新华日报》按照“增强党性、反映群众”的方针，在广泛征求读者意见的基础上，于同年9月实行改版。从此进入成熟发展的阶段，并加强了办报思想的建设。1947年1月，在创刊9周年的时候，发表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全面阐述“人民的报纸”的思想，丰富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内容。
抗战烽火中的政治部第三厅
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是1938年初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武汉成立的，由陈诚任部长。政治部下辖4个厅，即总务厅、第一厅、第二厅和第三厅。总务厅主管本部总务人事、经理、纪律等事宜；第一厅主管军队政治训练及军事学校政治训练事宜；第二厅主管民众运动及国民军事训练事宜；第三厅主管宣传事宜。1938年春，经蒋介石和陈诚提出要求，经中共中央同意，由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主管负责宣传和文化工作的第三厅。蒋介石和陈诚又邀请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蒋介石、陈诚邀请在全国政治、思想、文化界威望很高的周恩来、郭沫若担任要职，企图收揽人心。
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组成。厅长是郭沫若。最初设五、六两处，以后又增设第七处，组织机构较一、二两厅为大。五处处长胡愈之，六处处长田汉，七处处长范寿康。三个处分管动员工作、艺术宣传、对敌宣传等业务。其中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处长，下设三科：第一科科长洪深，管戏剧音乐；第二科科长郑用之，管电影；第三科科长徐悲鸿，管绘画木刻。厅长办公室主任秘书阳翰笙，科长有洪深、杜国庠、郑用之、冯乃超等人。该部成立之初，组成人员除国民党各派系人物外，还有周恩来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参加，故一时呈现出团结合作抗战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在周恩来、郭沫若直接领导下，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参与的第三厅，利用其为国民政府的军事机构，合法地进行抗日宣传，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堡垒。
郭沫若在担任厅长期间为三厅工作殚精竭虑，他从抗日救亡出发，把当时已聚集在武汉的文化英杰，尽可能请到三厅来，共同为民族生存、抵抗侵略而尽力，并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
三厅成立后不到十天，周恩来发表了《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的文章，并与郭沫若及三厅人员共同研究如何做好工作并扩大宣传效果。提出的要求是：文字口头宣传具体生动，艺术演出通俗易懂、深刻感人。宣传周共六日，每日都有主要项目。其中以戏剧日、电影日、美术漫画日、游行日最具特色。
4月7日，周恩来在宣传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并要求把宣传周扩大到全国去。此时正值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一扫自南京失守后不少人失去胜利信心的低沉气氛。周恩来与郭沫若商议立即派宣传人员赶往台儿庄慰问前线战士，使宣传深入军队。
4月8日是口头宣传日，郭沫若邀请在武汉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和社会名流冯玉祥、邵力子、张之江、黄琪翔、史良、邹韬奋、于右任、陈铭枢等人进行广播演讲或公开演讲，组织起3000多个宣传队到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和市郊进行街头演讲，并深入到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处进行抗战宣传。在9日的歌咏宣传日，民声歌咏队、星海歌咏队、量才歌咏队、青年女子歌咏社等100多个歌咏团体，分头上街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保卫大武汉》等抗战歌曲。在汉口中山公园的人民体育场内，还举行了由冼星海、张曙任正、副总指挥的万人大合唱。一时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打回老家去……”等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了整个武汉的上空。美术宣传日，在武汉的美术工作者创作了数百幅抗战宣传画，陈列在武昌黄鹤楼旧址的两侧和台阶上，并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的醒目处绘制许多巨幅壁画和漫画。戏剧宣传日，武汉各戏院昼夜连场免费上演具有爱国主义的戏剧，如《前夜》、《东北之家》、《打鬼子去》、《放下你的鞭子》、《岳飞》、《八百壮士》等。参加演出的有三厅所属各剧团及上海等地的救亡剧团。在电影宣传日，三厅统一部署武汉所有的电影院都交替上演宣传抗日的《火中的上海》、《保卫我们的土地》、《抗战特辑》等影片。同时，郭沫若还组织了几个电影巡回放映队到三镇大街小巷为民众放映。13日是宣传周的最后一天，是游行宣传日。为组织好游行，郭沫若等除广泛发动武汉各界民众积极参加外，还指导戏剧、美术等团体组织化装、彩扎游行队伍。这天虽风雨交加，但群众热情很高，有数十万人参加了游行，武汉三镇彩旗飘扬，歌声不绝，口号声如雷，盛况空前。
日军侵华势力逼近武汉，武汉危急。郭沫若与文艺界的主要人士，共同商议，将聚集在武汉的文艺大军，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迅速分散为几股力量：一部分人由政治部三厅组建十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包括国民党管辖的各战区及抗日军队，深入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许多知名的文艺家在那时都曾参加过救亡演剧队，如张光年、崔嵬、张瑞芳、丁里、王唯一、吕复、田冲、夏淳、朱琳、胡宗温等数百人。周恩来曾给演剧队员作报告，鼓励队员们坚定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并提出演剧队不单是抗日宣传队，而且还是深入群众的工作队。救亡演剧队迅速分散深入各战区及敌后。八年抗战中，无论环境多么困难，他们始终坚持抗日工作，直至抗战胜利。有些队则坚持到全国解放。队员中不少人成为建国初期全国各地区、各大城市文化艺术部门的领导和艺术骨干。
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是三厅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先后在日本待过二十多年精通日语的郭沫若，聘请了鹿地亘夫妇和绿川英子女士。他觉得对敌宣传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土生土长的日本朋友来帮忙，他们的声音纯正，宣传效果要好些。于是郭沫若想到了鹿地亘这位老朋友。鹿地亘生于1903年，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由于一直从事反战创作，长期被日本反动当局监禁在狱中。出狱后，他于1936年1月和夫人池田幸子流亡到上海，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致力于《大鲁迅全集》的编译。抗战爆发后，他流亡到香港，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郭沫若提议他们夫妇二人均为厅属设计委员。在以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鹿地亘与夫人池田幸子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武汉的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参加各种集会，以日本公民的身份，用切身的感受痛斥日本法西斯的种种罪行，鼓舞人民奋起斗争。夫妇二人共同出席14团体欢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代表大会，呼吁世界舆论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战斗争。此后，他们还应邀赴戏剧训练班讲课，到湖南常德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对日俘作反战教育工作，冒着战火随武汉前线慰问团赴长江南岸前线慰问。除了参加这些公开活动外，他们还坚持在三厅对敌宣传处的日常工作，坚持在播音室里每周与青山、绿川英子轮流作日语对敌广播。这种用日本人来进行对日宣传的办法，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由于在郭沫若具体领导下的第三厅抵制国民党错误的方针政策，而主要是按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行事，国民党就加紧控制第三厅。1940年夏，蒋介石等企图胁迫在第三厅工作的文化人士集体加入国民党，当遭到以郭沫若为首的绝大多数第三厅工作人员严词拒绝后，就改组了第三厅，而对被排斥的郭沫若、阳翰笙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则实行羁縻政策，在政治部之下，另设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学术研究团体，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
西迁途中的劫难——“新升隆”轮被炸
1938年10月，武汉已陷入日军三面包围之中。武汉三镇危如累卵。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又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华日报》的主要负责人，在日军逼近武汉的情况下，临危不惧，经常彻夜不眠，组织群众撤退，转移输送党的干部和物资，组织出版了最后一期《新华日报》，这一期报纸上还有他口授的《暂别武汉》社论。他一直坚持战斗到武汉失守前几个小时。
10月22日，日军逼近武汉，日本飞机轮番轰炸，形势十分紧急。下午4时在周恩来的送行下，由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和《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两人负责，率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乘“新升隆”轮撤离武汉，西上重庆。同乘“新升隆”轮的有长江局负责同志钱瑛，东北义勇军司令员李延禄，有王炳南及其夫人王安娜，以及加拿大护士简·尤恩。
“新升隆”轮是我党通过进步人士的关系租来专用的，吨位很小，载有人员约100余人，还装有印刷器材、纸张，已显得很拥挤。当船要起航时，又有几十位无法买到船票而又无力买船票的难民和难童纷纷要求搭船离汉。根据周恩来“能多救一个难民就多救一个”的指示，同志们宁愿自己挤一点，也要满足难民搭船的要求。
第二天上午9时许，船行到湖北省嘉鱼县境内长江北岸的燕子窝。在武汉时，已得知日军飞机封锁长江，欲炸毁船只；为避免日机轰炸，李克农通知停船靠岸，除留少数人员值班外，其余全部上岸，疏散到附近村庄，防避空袭，等天黑后再开船。上岸人员还分成几个小组，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
下午3时半，未见日军飞机来袭，大家便陆续往回走，李克农等仍在江边茶棚休息。一些人上船后或洗澡擦身，或躺在铺位上休息。
忽然听到飞机声，四架日军飞机霎时飞临上空，在船顶上盘旋两圈，猛然俯冲，连投几枚炸弹，有一枚燃烧弹投中轮船，前舱立即起火。敌机又轮番低飞扫射，肆虐二三十分钟。
敌机飞走后，经当地渔民和会游泳的群众努力抢救，部分船员和乘客幸免于难。“新升隆”轮船在火焰中渐渐下沉。在暮色苍茫中，经寻找和检点人数，《新华日报》有潘美年、李密林、项泰（女）、程德仁、罗文耀、陆从道、李鉴秋、胡炳奎、王祖德、罗仁贵、潘香如、季履英、胡宗祥、许厚银、易竞成、李元清等16位同志，八路军办事处有孙世实、张海清、赵兴才、伍高年、徐廷荣、傅世明、韩金山、张清新、钱岐等9位同志遇难牺牲。船员和船民妇孺有50余人同时遇难，另有轻重伤11人，“新升隆”轮的首舵重伤牺牲。
面对日军的暴行，大家没有眼泪，只有愤怒和仇恨。据脱险的同志说，当轮船被敌机狂炸，熊熊的烈火燃烧之时，项泰还在船上为受伤同志包扎伤口，李密林、赵兴才、徐廷荣、傅世明、韩金山、张清新不顾自己安危，在船上奋力救火救人，最后以自己的牺牲保全了其他同志。加拿大护士简·尤恩，不顾劳累，为2位伤员取出了弹片。李克农、潘梓年在悲痛之余，鼓励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同一切困难艰险作斗争，为死难者复仇。
因全部公私财物在轰炸中被毁，人们除穿在身上的单衣之外，一无所有。李克农决定改行陆路，徒步到宜昌，再乘船去重庆。直到11月5日，他们才辗转抵达宜昌。因等船，人员分三批到重庆，潘梓年是第三批到的。
为悼念遇难烈士，12月5日，《新华日报》在重庆社交会堂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爱国团体、爱国人士和中外记者，共5000多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给死难者献了挽联，送了花圈，邓颖超还写了一首挽诗。国民党政府要员林森、于右任、陈立夫、孔祥熙、孙科、张群、邵力子等也送了花圈和挽词。董必武、吴玉章、吴克坚及日本反法西斯女战士绿川英子、印度救护队代表巴苏医生，救国会领袖沈钧儒、《中央日报》社长陈沧波，《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等10多人在会上讲了话。吴玉章和董必武分别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向烈士默哀致敬。他们的讲话，激起了到会者的共鸣。吴玉章说：“烈士们在敌机轰炸下，不惜牺牲自己，抢救其他同志和同胞，这表现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伟大精神，一定要为死难者复仇。争取民族彻底解放，不把日寇驱除出境，抗战决不终止！”董必武向与会者讲述了八路军一年多英勇抗战的经过，然后说明烈士的伟大。他再三说：“要纪念他们，一定要学习他们英勇牺牲的精神，继续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日寇飞机虽然厉害，但我们一定要更厉害，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打出去。”会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怒吼，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会后《新华日报》出专刊，还编印了纪念册。
《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在《我们的回答》一文中这样写道：
《新华日报》是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它的最高任务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在汉口十个多月的工作，表现出它正是本着这一最高任务的；因此，成为日本法西斯强盗对它最怕也最痛恨的一个报纸。在日寇速战速决的企图已完全失败，对我统一战线的阴谋破坏又被一再打击，使它在战争中遇到的困难一天天增加的时候，它梦想要在进攻武汉的一个战役中把我们的抗战主力击为“粉碎”，《新华日报》的摧残，自然也是这个梦想中的企图之一。因此，载着《新华日报》大批工作人员与物资的“新升隆”，其遭受到它的阻击，决不是偶然的。
然而敌人竟无所得，仍归失败了。敌人的袭击并没有能够阻挠住《新华日报》的照常工作。相反的，它也和中国整个抗战力量愈打愈坚强，愈打愈伟大一样，现在它的力量，倒是比以前更坚强更巨大了！它的武汉版在10月24日终止，它的重庆版就在此日——10月25日紧接上去出现于国人之前！“新升隆”轮焚毁了，“新升隆”轮上的《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却仍然顽强地回到预定的工作地点来继续奋斗！十六位战士是牺牲了，却跑出了成千上万的壮士带着巨雷似的吼声，要替他们报仇，拾起他们所抛下的武器，踏着他们的血迹，奋勇前进！听吧，12月5日重庆演武厅社交会堂追悼会上五六千人的吼声，屋里都被震动了！看吧，雪片似的吊唁信、哀悼文、挽联，从各方面的角落里飞舞而来！这一些，就是我们中华儿女对日本强盗飞机炸弹的回答。
这是“新华”战斗史上虽是最沉痛却是最光荣的一页。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建立
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在重庆设有办事处，以便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行联络，报告军事情况和办理军需后勤事项。这诸多的重庆办事处中，没有公开挂牌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应该是最出名的。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而且还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1月，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成立。
办事处成立后，机关设在机房街七十号，南方局机关就秘密设于办事处内；一部分人住在棉花街30号，对外只称办事处名而不讲南方局。周恩来到重庆后，先住上清寺渔村，1939年2、3月份间，邓颖超以周恩来的名义租下曾家岩50号大部分房屋作为南方局部分人员办公、住宿用房，对外称周公馆。实际上这里是南方局的部分机构驻地，主要负责对外开展统战工作。
南方局和办事处成立后，原机房街、棉花街房屋不敷使用，且地处闹市区又分散办公，既不利于工作又不利于防空，周恩来就指示南方局和办事处的有关同志另觅地址建立机关。经过公开和秘密工作，找到了距市区约十里地的红岩嘴饶国模农场。办事处在红岩嘴农场内修建房屋的过程中，又遇“五三”、“五四”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重庆，机房街七十号和棉花街三十号房屋被毁，南方局和办事处除住曾家岩50号的部分人员外，全部迁往红岩嘴大有农场内，暂借饶国模的部分旧宅和堆放柴草杂物的房棚办公和住宿。1939年7月，办事处修建的楼房竣工，南方局和办事处机关、人员即迁入其内办公和住宿。
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设在重庆的办事处机关，是得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意的，是合法的公开机构。“七七”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代表谈判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其领导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即按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和陆军新编第四军，与国民党军队分别承担任务，分区作战相互配合。为了便于同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联系和办理军需事项，国民党方面同意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一些地方设立办事机关。国民政府军事最高当局迁移重庆后，中共方面提出在重庆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在理合法，得到国民党当局同意也理所当然。因此办事处在重庆是公开的，合法的，可以进行公开活动。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口头上答应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但他们只要求共产党把军队开到前线去抗战，只同意共产党代表与他们个别往来接触，并不承认共产党有合法平等地位，尤其不允许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有共产党组织存在。因此，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南方局要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公开存在，当然是不被允许的，只能秘密地设在办事处内。
时局的变化和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南方局和办事处同时在重庆成立，又将其机关设在一起，这一历史性的结合，给南方局、办事处更充分发挥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南方局设在办事处内而没有另设办事机构，一切行政后勤事项，均由办事处承担办理，办事处成为南方局机关构成的一部分。南方局以办事处为根据地、大本营并利用办事处公开合法身份开展各方面活动。办事处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各项工作，既相互依存，又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执行使命上虽有些具体的不同，但从根本上是完全一致，而且都是在周恩来的统一领导下视情况需要而分工合作。因为有办事处为基地作掩护，南方局才得以在国民党的统治心脏中秘密存在并广泛活动长达8年之久，也因为有南方局的直接领导，办事处才能在长期的工作和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并名扬海内外。
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中国南部地区的代表机关，它除了直接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重庆办事处外，还直接领导了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香港、长沙（后邵阳）、广州（后韶关）、衡阳、贵阳等地的办事处、通讯处、交通站；领导了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及其在桂林、昆明、成都等地的《新华日报》分馆、分销处；领导了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江苏、上海、香港、澳门等省区的中共省委、工委、特委、临委、市委、特支；领导了沦陷区的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中心县城工委及其他中共党组织；领导了华南、西南地区人民的抗日武装，如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等；1941年前，还对新四军的工作负有指导责任。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任务主要有三大部分：
（1）出面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打交道，交涉和办理有关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行动、军火、军饷供给等事项；
（2）承担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与南方局国统区及海外联络往来枢纽的任务；
（3）维护南方局并承办它所交办的工作。
南方局、办事处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紧密团结，努力奋斗，以坚实的工作、满腔的心血，在重庆和大后方人民心中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的旗手，是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核心力量的光辉形象。
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多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等公开身份与国民党中央当局打交道。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不断制造军事摩擦与政治压迫并举的反共高潮。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始终高举抗战与民主的旗帜，创造性地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长期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合作局面濒临破裂。为力挽危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带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等中共公开机关，坚守重庆，开展政治进攻，以斗争维护团结，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维护了国共合作局面，直至抗战胜利。与此同时，南方局大力加强对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经济界、地方实力派和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利用各种公开合法渠道，不失时机地向党外人士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战民主事业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实现了中共“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目的，进而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支持，南方局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积极开展国际统战工作，与各国驻华使馆、援华机构和国际友人建立密切联系，广泛宣传中共抗战主张和抗战实绩，加强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团结，从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同情和支持，开拓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半独立半外交的新局面。抗战胜利后，围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定贯彻中共中央“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发动和领导了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地发展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统区凝聚了人心，争取了多数，为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红岩房东饶国模
饶国模，女，字范英，又名绍文。1895年，她出生在原四川省铜梁县云露乡、现重庆市大足县国梁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国梁乡就是为纪念她的二哥、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而得名。饶国模在家排行老三。大哥饶国栋，是老同盟会员，后来在国民党内做事；二哥饶国梁，是被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弟弟饶国材，抗战初期在成都加入共产党。饶国模的父母亲希望他们的儿子们将来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希望他们的女儿将来能够成为国人的楷模。
青少年时期的饶国模思想进步，性格豪爽，追求上进，勤奋好学。她在家乡读完铜梁女子中学后，1912年，饶国模又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在此期间，她受到谭嗣同、秋瑾以及因参加广州起义而牺牲的二哥饶国梁等人革命精神的影响、鼓舞和熏陶，逐渐孕育了民族、民主和爱国主义的思想，这对她后来在红岩所做的一切，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在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她受到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与成都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刘国华勇敢地冲破封建婚姻习俗，自由恋爱，于1915年毕业后自主结婚。这时的饶国模，满怀“教育救国”的理想和沉浸在新婚后的幸福里，先后在威远和铜梁家乡等地小学任教。
1930年，她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用自己经营活动积攒下来的一笔钱，在重庆西北郊区红岩嘴买下了300多亩荒谷坡地，办起了以种植花卉、蔬菜和水果为主的“大有农场”。经过六、七年的辛苦经营，到抗战初期，红岩嘴“大有农场”已是花果满山，绿树成荫，花香馥郁，远近闻名。因为她丈夫姓刘，外间人们也称“大有农场”为“刘家花园”。此时的“刘家花园”，成为当时重庆为数不多的私家农场之一。
七·七事变，抗战军兴。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形成，国共合作，团结御侮。1938年春，八路军在重庆市区机房街设立了通讯联络处，周怡任处长。同年底，因武汉沦陷而西迁重庆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到渝，在原重庆通讯联络处和武汉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由钱之光和周怡担任正副处长，办公地点仍在城内机房街，通讯和电台机要科设在棉花街。
1939年春，因驻地分散，房屋不敷使用，不便开展工作和躲避日机空袭等原因，在重庆刚成立不久并秘密设在办事处内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决定在市郊寻觅新址。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和办事处长钱之光、周怡等人。在川东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物色到的几处地方中，廖志高通过比较，更加属意于饶国模的“大有农场”。他在亲自到红岩嘴大有农场进行实地考察后给南方局的报告中这样说到：
“饶国模，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的妹妹，本人思想进步，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考察与饶国模周围来往接触的人，多系我地下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红岩嘴农场，地处市郊，宽敞偏僻、安全、无干忧。无论租借现房或新修住房都极方便，且有较好的两面政治的掩护色彩。是否以此为目标解决南方局机关住址，请组织考虑。”
南方局和办事处党组织经过认真比较和考虑，决定就在饶国模的大有农场内安营扎寨，建立公开对外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与此同时，廖志高让他亲手发展的饶国模的三个已是共产党员的儿女刘纯化、刘参化和刘圣化做他们妈妈的工作，向饶国模传达共产党八路军想在她的农场内建立办事处的想法。
当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和周怡等人专门到“大有农场”与饶国模商谈在她的农场内修建办事处时，没想到饶国模是“慨然应允”和“欣然延纳”，对中国共产党表示出极大的热忱和欢迎。她激动地对钱之光说：“我是到处想找共产党都不得其门而入啊，你们今天到了我的家门口，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恰好这时饶国模也正准备在自己的农场内修建房屋，便迅速地与钱之光达成协议：由办事处出资三千元，饶国模负责具体修建事宜，房屋修好后，办事处无偿使用三年，三年后若需继续使用，每年再付给租金若干等等。
饶国模迅速地从老家铜梁请来了工人，购买了材料，在农场内一块向阳的坡地上动工修建起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大楼，办事处的同志们也抽空参加劳动。
饶国模把共产党、八路军当作自己的家人。这时，日机已经开始肆虐重庆，自1938年10月以来，日机轰炸重庆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来的飞机也越来越多，重庆市区内的人们为躲避日机空袭经常是被搞得疲于奔命。南方局和办事处也同样处在这种危险的境地之中。为了让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躲避日机空袭，饶国模主动腾出农场内的部分房屋，让南方局常委博古、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等人先期搬进大有农场内居住。博古就和饶国模的小儿子刘圣化住在饶国模家的小阁楼上，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就住在小楼前面的草房内。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一些领导同志到红岩嘴来躲空袭的时候，都在饶国模家里住过。这样，就省去了南方局部分同志为躲避日机空袭的奔走之劳。1939年5月3、4两日，日本海军航空兵第一空袭部队共计72架轰炸机由武汉起飞空袭重庆。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城内机房街和棉花街的房屋也未能幸免，在市区内已无法办公。迫不得已，办事处只得将人员设备等连夜迁往市郊红岩嘴饶国模的大有农场内。两天以来，饶国模在红岩嘴上伫望着城内冲天的大火与滚滚的浓烟，心里对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境遇万分堪忧，对日本帝国主义平添了满腔仇恨。当饶国模得知八路军办事处被炸毁的消息后，连夜做好接应准备。她把农场内部分工人的住房腾出来，并烧水煮饭，安顿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办事处的机要工作需要一个安静和保密、安全的环境，饶国模就把山沟对面的一处房屋腾出，让办事处把机要电台设在那里。这时大楼尚未建好，办事处工作人员就在路边搭起简易席棚对外办公，夜晚就睡在农场内的一些房屋里。饶国模见此情景，加快了房屋的修建，办事处的同志们也参加劳动，很快，这年8月，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大楼就竣工落成了。国民党政府化龙桥地政当局把这栋不受他们欢迎的房屋编为了红岩嘴13号。南方局和办事处机关、工作人员都搬进了这栋刚刚建成的楼房。公开的办事处设在一楼，南方局机关及其领导人住在二楼，机要科和秘密电台设在三楼。饶国模的“大有农场”，从此成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陪都重庆的安身立命之所。楼房就要交付办事处使用了，按照事先的口头协议，办事处需与饶国模签订一个租房合同。但是，当钱之光去与饶国模商量这件事并归还建房款时，饶国模却第一不收建房款，第二也不愿签什么租房合同。她是真心诚意欢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到来，并愿意把这栋楼无偿提供给八路军办事处使用，而且随便住好久都行。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红岩有幸留英杰，英雄籍此可为家”。后来饶国模不但没有收取办事处分文房租，相反，在办事处困难的时候，还经常给办事处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饶国模成了南方局和办事处的房东后，她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楼房建成后不久，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从贵阳来到重庆。两位老人身体不好，年事已高，办事处的住房也十分紧张。饶国模见状，主动邀请二位老人住到她的房屋里去。后来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和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在红岩先后去世，饶国模就把他们安葬在自己的小龙坎福园寺的一块墓地里。这里前后一共安葬了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10个大人和3个小孩。1978年邓颖超在北京家中接见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同志时说：“当年，饶国模把我们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
来往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各方面人员很多，有的需要住一段时间，而且一些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同志不宜与从事公开工作的同志住在一起。饶国模知道后，就把办事处山沟对面、早先给机要科用的一栋房子拨给南方局和办事处，专门作为招待所，先后在这里住过的同志近千人之多。
办事处的年轻人多，逐渐结婚成家，有了孩子。邓颖超找到饶国模，想借个地方办个托儿所。饶国模二话没说，马上腾出办事处大楼西边山坡上的几间房屋给办事处办托儿所用。
办事处每天吃饭的人多，想学习延安，自力更生，开荒种地，自己种点蔬菜，饶国模又在农场内专门拨出了几块很好的菜地，让办事处的同志种瓜种菜，改善伙食。
每当农场里的水果熟了，饶国模都要送一些给办事处的同志们尝尝鲜；逢年过节，饶国模总要送一些猪肉、年货给办事处。共产党、八路军在前方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英勇抗战的事迹感动着她；南方局和办事处干部、战士的所作所为影响着她，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钱之光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尚品德感染着她，她为自己的农场迎来了共产党和八路军而由衷地高兴。饶国模在共产党人思想的熏陶下，逐渐由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读书时学习师范教育专业的饶国模十分喜欢写诗，她经常把自己的喜努哀乐倾注在这样的长短句里。她为红岩进驻了共产党八路军而这样写道：
“红岩有幸留英杰，英雄籍此可为家”。
“红岩幸有偏风雨，中流砥柱尚有人”。
“此地英雄留胜迹，红岩异日放光辉”。
1941年初，当她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时，她对国民党顽固派自毁我民族长城的罪恶行径万分痛恨，对新四军的惨烈遭遇深表同情，为此，她赋诗写道：
江南冤骨未收藏，明月高照倍凄凉。
为国忘家诚壮烈，匈奴未灭恨难忘。
每当春暖花开或中秋月圆之时，饶国模总要邀请南方局和办事处的董必武、钱之光、龙潜、孔原等人到她家楼上或院坝里坐坐，观花赏月，品茗把酒，诗词唱和，十分愉快。她和龙潜、孔原等人还成为了很好的诗友，常有诗词唱和。她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追求形容为“不弃樗材附骥尾，舍弃一切哪顾家，”表达了她要跟共产党走到底的坚定决心。展望抗战胜利，民族解放的未来，饶国模唱出了“他年凯旋高歌日，红岩即是众人家”的豪迈情怀。在与共产党人朝夕相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饶国模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飞快的变化和质的飞跃，她逐渐由一个自发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迅速地转变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饶国模在这个时候向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胡其芬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市委常委李维嘉代表市委批准了饶国模的申请，并分配她担任重庆市妇女联谊会理事，让胡其芬转告饶国模。遗憾的是胡其芬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党的决定告诉饶国模，她便被捕了。饶国模失去了与党的直接联系，也不知道自己已被批准入党。饶国模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王若飞等共产党人在红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也在红岩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归宿。1946年，当南方局和办事处东迁南京时，董必武欣然赋诗致谢：“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饶国模的深深谢意。
周恩来与蒋介石“溶共”阴谋的斗争
自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确定了联共抗日的政策，在以后的国共合作谈判和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抗战中，也作了一些重要让步，在实行开明政治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国内“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但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仇共、惧共心理是根深蒂固的。抗战后，他限制八路军的抗战区域，不许中共在敌后建立政权，要“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五分之二”。他害怕共产党借抗战之机发展，这可以说是蒋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然而，这个心腹之患在抗战开始不久便迅速地发展蔓延起来了。在武汉失守前夕，中共即在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山东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底，八路军由组建时的3万余人，发展到16万人，新四军的发展也较为迅速。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彻底消除自己的心腹之患，蒋介石想到了“溶共”的主张。因此，自1937年底到1939年初，国共两党关于“一个大党”问题的谈判历程，无疑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史上最耐人寻味的篇章。而周恩来在这次谈判斗争中对于挫败蒋介石的“溶共”阴谋，力保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8年初，国民党的中央宣传机构开始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的大肆宣传。其中，“一个政党”是这次宣传鼓噪的重点。从其宣传的动机和利益来分析，都可以看出蒋介石国民党的这次宣传带有明显的全面吞并党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倾向，宣传的主要对象直指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就是要利用这场民族灾难的机会，来达到他在全国“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的目的。
1938年2月10日，素以反共著称的国民党《扫荡报》发表社论，极力宣扬“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鼓吹在国民党外存在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言下之意就是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党，这个党就是国民党，其他的政治党派都该取消。同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武汉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第一次向中共兜售起了他的“溶共”计划，周恩来并没有领他的情：“我看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当天晚上，周恩来和王明将这次与蒋介石会见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报告。3月1日，中共中央向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3项提议：
（一）建立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拟定一个统一战线纲领，各党派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二）建立与健全民意机关。
（三）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民众运动领导机关，以便真正达到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的目的。
中共中央在《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明确表示：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成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应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到6月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突然发出一则电讯，称：“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于6月3日上午召开第一百四十二次常会，决定恢复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二十六人的国民党党籍。”企图造成“一个大党”的既成事实。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武汉和王明、董必武等人深夜开会研讨对策，向国民党交涉不准在报上刊登中监委的决议，并拟出《中共七人紧急声明》，内称：“此事并未事先通知与征求本党中央与本人的意见”。次日，决定派吴玉章前往国民党中央所在地重庆处理此事。6月4日中午，吴玉章在重庆一下飞机，就向各报社负责人发表谈话表示：“国民党中监委的这一决定我们中共不能接受。理由有三：第一，两党合作关系是否恢复民国十三年之办法并未商定；第二，事前亦未通知与征求中共中央和我们的意见；第三，这恢复党籍的名单中，有张国焘、陈独秀等为我党所开除的人，把他们和我们同类相待，未免滑稽，更不能忍受”。吴玉章拿出我党《中共七人紧急声明》，要求重庆各报第二天刊登。当晚，八路军驻重庆联络处主任、《新华日报》重庆分馆负责人周怡将声明稿正式分送重庆各家报馆。6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国民党人士邵力子时力询此事原委和表示坚决的反对，以至邵力子当即去见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其他负责人，诉说此事的不妥。蒋介石只好答应去电重庆询问，待回电后再约见周恩来面谈。后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称为求国共团结合作的进步，周恩来可以同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要人先行交换意见，只要国民党不公开提出中共党员不能跨党，就不加以拒绝。周恩来及时将此意见向蒋介石作了转达，蒋故作姿态地表示“可以考虑”，事实上却一直将此事搁置不理。之后，国民党自知理虚，才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声明，取消了监察委员会的所谓“恢复党籍案”。
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延安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宣布了在国统区设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负责与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在中国南部和港澳等地区的全部工作。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国民党关于“一个大党”的谈判斗争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南方局和周恩来的身上。12月6日晚，蒋介石在桂林会见周恩来，对中共关于国共组织合作关系的提议表示意见：“一、跨党不赞成，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二、如果此点可谈，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三、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冷静而明确地答道：“第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第二，跨党的办法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其他办法；第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第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周恩来坚定无误、极有原则的回答，使蒋介石大失所望。1938年12月12日，他又在重庆约见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再次提出关于两党合并的问题。193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在重庆的周恩来、王明、博古发出了关于对蒋介石暂时应取比较静观态度的指示。1月20日晚，也就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急不可待地再次约见周恩来，他向周恩来发出了最后通牒。这次会见，蒋介石仍然没能从周恩来嘴里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回答。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23日，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秘密报告。全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并秘密通过党务报告决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规定以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及《整顿党务之要点》两报告为今后国民党党务工作的方针，提倡“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进行法西斯宣传，这也是蒋介石多次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合并的“溶共”政策的继续和重演。全会还秘密通过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决议设立“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抗日的群众组织。会后，国民党又发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这次全会确定了国民党的抗战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了对内。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标志着国民党自抗战以来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会后，国民党虽然还继续打着“抗日”的旗帜，但抗日消极；虽然还继续打着“联共”的旗帜，却不断制造借口，搞军事摩擦。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电报提出：国共两党应坚持团结抗战。巩固与扩大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为全国爱国同胞和世界先进人士所切望，为全民族抗战建国所必需；所谓两党合并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两党合作以来，反共摩擦，时有发生。希望国民党五中全会能致力于两党长期合作，以慰全国人民殷切之望。《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总裁及五中全会电》、《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和周恩来给蒋介石的复信，彻底打消了蒋介石做了一年多的单相思的美梦。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于“一个大党”问题的谈判至此收场。
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成立伊始就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不为国民党所威逼利诱，坚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改过去王明主持长江局工作时期，在蒋介石、国民党面前唯唯诺诺的右倾思潮，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和骨气，赢得了在与蒋介石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第一个胜利。蒋介石的“溶共”阴谋未能得逞，他便祭起了“防共、限共、反共”的大旗，一个好端端的团结合作抗战局面很快就被蒋介石给扼杀了。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国共摩擦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