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

三、经典翰墨

　　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四十一岁，他因家境贫困，不得已而出任彭泽令。但是出仕很不符合他任性自然的生活态度，仅仅为官八十余日，他便辞官而去，写下这篇流传千古的《归去来兮辞》。这篇辞体抒情诗，不仅是陶渊明一生转折点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隐逸文学的巅峰之作。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起为州祭酒，到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任彭泽令，陶渊明屡屡在仕隐间挣扎彷徨，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隐。其时篡乱相替，血雨腥风，人命如草。陶渊明虽然也曾胸怀大志，无奈生不逢时。他天性酷爱自由，于官场实无立足之地，田园成为他必然的归宿。

　　《归去来兮辞》前面的小序叙述了陶渊明弃官回乡的经过。首先说明自己“耕植不足以自给”的贫困生活，而又谋生乏术，只是因亲故的劝导，才使作者“见用于小邑”。这一层叙述正为后面辞官铺垫，出仕仅为求得温饱，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汲汲以求。更何况自己“质性自然”，与官场格格不入，为官的煎熬远超过饥冻的痛苦，诗人因此“深愧平生之志”，便乘赴妹丧的机会自请去职，为官前后不过八十余日。小序的叙述肯定了自然纯净的人性才是人类的永恒价值，形上的精神追求远超过形下的物质满足。

　　正文部分主要描述了陶渊明辞官归来后悠然闲散的生活，开篇即表达了归隐田园的热切愿望，“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其归隐的热望如洪水蓄积多时，心灵的堤防此刻再也不能拦阻，终于冲决而出。可以想见出仕为官对诗人会是怎样一种煎熬。诗人进而揭示了痛苦的根源，乃是“心为形役”，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的终极价值归宿，一切人类活动如以丧失自由为代价都必然是对人性的戕害，丧失自由亦是丧失立身之基。惜乎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治首先扼杀的便是个体的自由，而真正从本体高度叛逆专制而回归自由者，似乎只有一个陶渊明。因认识得深刻，故背叛得决绝，没有丝毫的动摇迟疑。诗人断言“今是昨非”，庆幸“迷途未远”，如今终于踏上回乡的路，重归田园实则回归自由。诗人似乎想象到回乡的情景，小舟摇摇，风吹衣襟，何等轻松惬意！自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诗人终于看到了家门，高兴地狂奔过去，仆人前来迎候，孩子们也正翘首以待，尽管没有写出，也应有自己的妻子一脸笑意地站在门口。这是怎样一幅温馨动人的画面啊！多日的苦闷、焦躁、思念此刻一扫而光，完全可以想到诗人会抱起儿子亲个不停，一片欢声笑语。只有在这种温馨的亲情中，诗人才能获得发自内心的快乐。

　　环顾熟悉而有些陌生的庭院，“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离家多日，往日散步的小径长满荒草，但青松仍然挺拔，菊花依旧幽香，诗人高洁孤傲的心志不也正如松菊一样未尝改变吗？诗人随后“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温婉而善解人意的妻子早已为他准备好了酒水，诗人虽似不动声色，实则心中充满对妻子的感激与深情。她并不劝丈夫汲汲仕进，以夫贵妻荣，而是夫唱妇随，恬淡自然，这是极其难得的品质。“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诗人安贫乐道，随遇而安，并不在乎居室的狭小，因为这狭小的居室可以寄放傲岸的心灵。与黑暗的官场相比，这是更为广阔的天地。因傲而不容于官场，因傲而不屑于为官，在这小小庭院中可以自由地自斟自饮，观览天地，这是不同于官场的另一个世界。生活的清贫并不能抵消自由的快乐，苟且于官场如何保持心性的本真？“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诗人徘徊于庭院之中，可以体会到无穷的乐趣。也许一棵花草也会让诗人驻足留连，一声虫鸣也会让诗人凝神静听。与自然的交流不会蒙受任何尘世的污垢，诗人满足于这种简单而丰富的生活，似乎已浑然忘却身外的俗世，或者再不想涉足人世的纠纷，因而“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诗人虽然置身小小庭院，心灵实不受限于此，举头远望，诗人看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宇宙。他看到了云有意无意地飘出岩穴，看到鸟疲倦了飞回家园，自然万物都在无声地昭示着生活的哲理：出乎天性，自然而然。俗世的人们追名逐利，费尽心机，虽违己而不以为病，远离了自然，毁弃本性，乃至破家亡身，这该是多么可悲！正因为诗人看清了人的本性，才能体悟到自然的乐趣。“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孤松”意象是一个强烈的暗示，象征了诗人不合流俗、遗世独立的孤傲高洁之情。诗人以“抚孤松”的动作含蓄而坚定地表达了回归田园、皈依自然的理想。

　　诗人进而明确表达归隐之志，“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诗人所喜爱的乃是“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这里有温馨的亲情，有淳朴的农人，有娱乐精神的诗书，有自食其力的劳作，唯独没有谲诈的心机与阴谋的算计，唯有这种纯净自然的生活才能让诗人安顿心灵。于是诗人“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优哉游哉，乐而忘返。“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春天生机勃勃，自己却渐近老境，不免心生感慨。但既质性自然，又何必在意衰老的逼迫，死亡的临近，“万物之得时”中本已蕴涵了生死的递嬗，又何必感慨悲伤。

　　因而诗人最后明确表达了旷达自然的人生观，“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生命有限，自由越发可贵，何不遂心任意，追求心灵的安适。“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诗人既不求富贵荣达，也不屑修道求仙，而是怀着对自然的热爱，尽情宣泄生命的能量，“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无论劳作还是赋诗都是生命外化的极为纯净的形式，它依循自然，排斥恶俗，故能保持心性的本真，如能以此消度余生，夫复何求？所以诗人最后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天命效法自然，只有将生命投入大化，才能获得超脱与永恒，正如诗人所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以其对生命与人性的洞达而坚定地皈依自然，为后世树起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后人对该辞给予了高度评价，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虽未免过誉，但从其对后世文人人格及文格的影响而言，亦属切实之论。

　　苏轼生平与书法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后历任凤翔府签书判官、开封府推官等职，熙宁中因上书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为杭州通判，后知密州、徐州、湖州三州。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乌台诗案”入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哲宗时历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后出知杭州、颍州等地，累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徽宗即位后赦还，次年病逝于常州。南宋时被追谥“文忠”。苏轼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皆入“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为文纵横恣肆，诗词清雄豪放，著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

　　苏轼书法位列“宋四家”之首，为宋朝“尚意”书风领袖，影响中国书坛达九百年之久。

　　苏轼学书取法对象主要是晋唐诸名家，尤其是二王、徐浩、颜真卿、李邕等。但是苏轼学习他们的时候不是亦步亦趋地追求形似，他在学习唐人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唐人的超越。

　　苏轼之书，自其在世时就被推为“本朝第一”，后人也每称“宋人之书，当以苏轼为第一”。其代表作《黄州寒食诗帖》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对于苏轼书法的成就，前人早已认为和其人、其文有着紧密的联系，黄庭坚说：“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元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苏轼自己也曾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正是因为有渊博的学问、高尚的人品的滋养，才使苏轼能于书法一途无意于佳而佳，成为尚意书风的领袖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陶渊明淡泊自然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趣味的涵育不无关系。

　　苏轼与陶渊明的隐逸思想

　　作为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两位伟大诗人，苏轼和陶渊明有许多相近、相通之处。从经历上看，陶渊明坚决地辞官归隐，苏轼则一生宦海沉浮；陶渊明固守田园，苏轼则直面社会；他们都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都崇尚自然，坚守独立人格；陶渊明是先儒后道，儒道互补，苏轼是亦儒亦道，外儒内道。从审美趣味上看，二人都欣赏冲淡、朴素的风格，反对雕饰、造作。

　　苏轼一生推崇陶渊明，他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诗”，“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我即渊明，渊明即我。”苏轼把陶渊明认做自己的前身，那么，躬耕生活于东坡而言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贬居黄州期间，苏轼也的确过上了与陶渊明一样的隐逸生活。在短短两年零七个月时间里，苏轼频和陶诗，几乎把陶渊明的诗全部应和了一遍，足见苏轼对陶渊明的仰慕之情。陶渊明淡泊自守的人生境界成为苏轼对抗人生逆境的精神武器，他从陶渊明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样式，发现了生命的另一种乐趣。

　　苏轼的坎坷政治生涯使他对陶渊明的兴趣愈发浓厚，其生活态度和诗风都深受陶渊明影响，而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因苏轼的揄扬而最终得以确立。

　　（传）苏轼书《归去来兮辞》欣赏

　　作为北宋一代文宗和书法史上的书法大家，苏轼是很少抄录他人作品的，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却是他经常书写送人的内容。苏轼生前曾多次书写《归去来兮辞》，惜墨迹均已不传。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苏轼《归去来兮辞》卷为行楷书，纸本，纵32厘米，横181.1厘米。无款，钤“东坡居士”印。徐邦达先生曾鉴定此帖为后代仿书，徐无闻先生也认为是后人伪作。通观全帖，虽为后人仿作，但也颇得苏字神韵，全帖结字稳密，字形丰腴，姿态横生，横细竖粗，体现了苏字的特色，可见仿者于苏字很是下了一番工夫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苏轼所书《归去来兮辞》原作已不得而见的情况下，这件仿作倒是给我们提供了推想苏轼原作的机会。

　　赵孟生平与书法

　　赵孟（公元1254-1322年）生于南宋宝祐二年，卒于元英宗至治二年，享年六十九岁。字子昂，别署水晶宫道人、松雪道人、鸥波等。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人称赵吴兴。赵孟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十世孙，入元后历官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学士，封荣禄大夫，所以又被称为赵学士、赵承旨、赵集贤、赵荣禄。其卒后被追封为魏国公，谥文敏，故后人也称其为赵魏国、赵文敏。著有《松雪斋文集》十卷（附外集一卷）

　　作为传统文人士大夫，赵孟不仅精通诗词文赋，在书画、音律、篆刻、鉴赏等方面也有相当高的造诣。他在画上题诗，使“诗、书、画”三者相得益彰，开创了文人画题诗的先河。赵孟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其书法艺术，作为元朝复古主义书风的杰出代表，赵孟力倡二王书法传统，以晋人尚韵书风为圭臬。在他的影响下，当时书坛复古成为一时风气，名家辈出，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其后书坛达数百年之久。

　　赵孟书法诸体兼善，《元史》称其“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

　　赵孟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颜柳欧赵”前三人皆为唐朝著名书法家，唐人书法尚法，法度森严，一丝不苟，极具楷则。赵孟能与唐朝最著名的几位楷书大家并称，可见赵孟楷书功力之深及影响之广。赵孟大楷代表作有《三门记》、《胆巴碑》、《湖州妙严寺记》等。其大楷作品绝去颜、柳楷书的顿挫用笔，迥异于盛中唐的书碑楷法，形成了一种既风流蕴藉又沉稳遒劲的楷书风貌。相较于其大楷作品，赵孟的小楷作品更为世人所瞩目，其代表作有《洛神赋》、《过秦论》、《汲黯传》等等。

　　赵孟善以笔砚作佛事，写有大量佛道经卷。前人评其书法“如老将用兵，奇正沓出，并皆神妙”，“笔力柔媚，备极楷则。后之览者，岂知下笔神速如风雨耶”。相传赵孟能日书万字而无一丝懈笔，可见长年的技法锤炼已经使赵氏达到了心手双畅的自由境界。

　　在各体书法之中，赵孟成就最大的当为行草书，其传世书作也以行草为多，对后世影响也最大。代表作品有《兰亭十三跋》、《归去来兮辞卷》、《赤壁赋》等以及被誉为“纵横放逸，无不如意，若神入三昧，虽游戏而皆入圣”的尺牍作品。

　　对于赵孟书法，历来褒贬不一，誉之者赞其“上下一千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贬之者多因赵孟以宋宗室的身份而仕元，认为其人名节大亏，遂因人而废书，以为其书太熟太媚。

　　赵孟与陶渊明的隐逸思想

　　赵孟虽然出身宋朝皇室，并且入元后“荣际五朝，名满四海”，但是他却很向往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对于出仕，尤其是身为前朝王孙而出仕新朝，赵孟内心是极度复杂而苦闷的，徐复观先生称赵孟的性格是“身在富贵而心在江湖”，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对于出仕，虽然赵孟是异常排斥的，但在那个改朝换代的洪流中，个人的意愿终究还是要被迫随着时代的大潮起伏，赵氏也只能“俯仰尘埃间”了。出仕既是身不由己的事情，人活着，总得有点精神寄托，中和蕴藉的王羲之书法和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诗文，此时成了赵氏最大的慰藉，那是他的灵魂得以栖息的所在。赵氏“荣际五朝，名满四海”，居庙堂之高而有湖海之想，也算是“大隐隐于朝”了。身体是不自由的，但是精神的翅膀总可以通过笔墨文章遥想那个蕴藉风流的时代。

　　陶渊明的高洁情操，是赵氏所向往的，但是他由于出身宋宗室的特殊身份以及才华出众而成了蒙元朝廷粉饰太平和拉拢前朝遗民的工具。身在庙堂，想隐居终究是可望不可即的事，只能“抚卷三叹息”了。即使他“荣际五朝，名满四海”，可是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又能向谁诉说呢？九百年前的陶渊明的高风亮节，自然让赵孟把他引为知己了。陶渊明的洒脱归隐，赵孟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这几乎成了他精神的寄托所在。“违己之痛，甚于冻馁”，在常人眼里，赵氏已经获得了常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对他而言，这一切却终究是违背自己意愿的，其痛苦远甚于肉体的痛苦，不啻长期的精神折磨。这里面既有作为前朝皇族而出仕新朝的尴尬，也有对难逃后人臧否的预见。果然在赵氏辞世之后，七百多年来他的声名一直颇有争议。人们因为对他的人品有不同看法，进而贬低他的书法，谓之“奴书”。其实赵氏出仕实在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可以说是被逼无奈。徐复观先生说：“因为他（赵孟）有王孙的身份，于是他的抉择便不是富贵、贫贱的问题，而几乎是死与生的问题。他此时还是二十多岁的少年，因大势已去，名儒许鲁斋们，都以潜移默化的苦心，守降志辱身的权变。何遽能以一死责松雪？以成见论人，自难合于客观事实。”这段评论还是比较客观中允的。

　　赵孟书《归去来兮辞》欣赏

　　赵孟曾描述他的日常生活是“闲吟渊明诗，静学右军字”（《酬滕野云》）他一生曾多次书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以及其他陶诗，并且陶渊明像也是他常画的内容。赵孟的文集中有多首赞扬陶渊明的诗歌，表达了他对这位前贤的仰慕之情。

　　2007年9月28日至10月17日，由浙江省文物局和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归去来兮——赵孟书画珍品回家展”，在湖州市博物馆展出。该展共展出赵氏书画精品三十八件，在展出的二十六件书法作品中，共有三件赵氏所书《归去来兮辞》手卷，分别来自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和湖州博物馆，另有一件书法作品为赵氏所书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诗之六。

　　上博藏赵孟所书《归去来兮辞》落有年款“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卷前有其弟所绘陶渊明像一幅并有题记。该帖为赵孟四十四岁时所书，为其中期代表作，通篇以行书为主，间以草书。

　　辽博藏赵孟所书《归去来兮辞》未署书写年代，与上博本之意气风发不同，辽博本更加臻于古淡，书写年代应该晚于上博本，应为赵孟中晚年之杰作。该帖起笔多为露锋并且一拓直下。点画珠圆玉润，提按表现丰富。结构斜画紧结，以平正为主。行草间杂，符号化的结字较多。符号化是行草书结字的主要特征，是书写者技法极度熟练之后的自然呈现。赵孟此幅作品有较多的符号化字形，并且两个草书字形之间经常以牵丝相连，更显章法之连贯。这些草书字形和行书字形的穿插使用，起到了调节整幅作品节奏和韵律的作用，使整幅作品原本较为平正的章法因而显得生动活跃。

　　此次展出的湖博本《归去来兮辞》为大字，前三行为明人补书。该帖风格较之上博本、辽博本差异较大，为赵孟六十五岁时所书。赵孟中年以后参学李邕，从该帖可以印证赵氏确实于李邕碑版下了很多工夫。但是就艺术成就而论，该帖远逊于前两帖。

　　晋人书法尚韵，二王一路书风被后世奉为尚韵的典型。王羲之书风大体可以分为平正和险绝两类风格，后世帖学大体沿着平正与险绝两路风格发展下去。赵孟是属于王羲之平正一路书风的继承者。孙过庭《书谱》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赵书之“平正”是“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平正”，是“通会之际”的平正。我们通过对比赵孟所临《兰亭序》和冯承素所摹王羲之《兰亭序》就会发现，无论结字还是笔法，赵氏所临已经大为简化。但是其中自有赵氏所特有的典雅气息，树立了二王之后帖学的又一典范，明代著名学者何良俊甚至评其为“自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后人学赵书往往不溯赵之所学，而是亦步亦趋，更加简化了赵氏用笔技法，而又把这一切归为学赵的恶果，其实这是对赵孟的误读。

　　总的来说，赵孟书法笔迹蕴藉流美，使人初见之下即生亲近之感，愈品愈妙。其用笔如精金美玉，起收笔和转折处理干净轻松，结字端庄秀美，章法如行云流水，气息畅通，无所不适。赵氏书法从二王而来，虽然其结字较王羲之平正，其用笔技法也较王氏简化许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其本源魏晋书法的风流蕴藉之美。赵孟“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元世祖忽必烈初见赵孟，就惊呼为“神仙中人”。书如其人，从赵氏三幅《归去来兮辞》行书作品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这种对应。赵孟的文学涵养、处世心态，在其书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对陶渊明的仰慕之情，化作一行行笔墨之间的不食人间烟火之气。他的书法是飘逸绝尘的，这是“人书合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