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蒋介石兼职知多少
三年前，笔者从一本文史期刊上看到一篇题为《林森小传》（林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文章，内中提到“蒋介石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心甚疑惑。抗战八年，笔者均在报界工作，知道蒋虽有许多兼职，但唯独没有出任过教育部长。一位抗战时长期在蒋身边做电台台长的百岁老人证实，在抗战以前蒋介石也没有担任过教育部长职务。
蒋介石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争当第一人，分分合合，斗争激烈。卢沟桥事变后，在国民党内团结抗日的呼声中，二人被迫握手言和，于1938年 3月 29日― 4月 1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全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一管军事，一管政务，这就是党内流传的“独裁变双裁”，这是指把蒋介石的独裁领导制度改变为容纳汪精卫为副总裁的双裁形式。这勉强的合作，很快便露出了裂痕，宁可当汉奸也不愿屈于蒋介石之下的汪精卫，终于 1939年 12月逃出重庆，经昆明到河内。汪到昆明时，蒋已经知道他要逃跑。蒋并不着急，盘算着只要汪一出国门就一枪干掉，这是除汪的上上之策。结果汪有惊无险投入日寇怀抱当了大卖国贼。汪一走，蒋又恢复了他的独裁制度。汪精卫认贼作父，在日本人的卵翼之下，当上了南京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国民党主席，成了出卖灵魂的第一人。
蒋既是国民党总裁，又是政府军委会委员长，汪一走，其担任的所有职务都由蒋接收过来。不仅是负责国务的行政院长，连国民参政会议长，也由蒋来担任。以此，党、政、军、议会他都一把抓，却还觉得领导权不够集中。1939年 2月 7日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政府五院、外长加军委正、副参谋长、党的三名中央常委共 11人为常委，蒋为委员长。由于独裁制度造成了这样一些职务，应该说是够了，但因国民党内部矛盾很多，任何一件事若没有蒋介石就行不通。以致在抗战八年中，蒋所兼任的职务，有人曾详细地统计过，竟达 50个之多。笔者据有关资料，粗略统计如下：
国民党总裁
国民党中政会主席
政府军委会委员长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死后，辞行政院长）
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国民参政会议长（后改为主席团主席）
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
中中交农四联（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联合管理）总处理事长
中央训练团团长（1937年还有峨眉训练团团长、庐山训练团团长）
中央军校校长
中央政校（即党校）校长
中央陆军大学校长中央警官学校校长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校长战时干部训练团总团长中央党政联席会主席全国动员委员会会长新生活运动总会会长全国精神动委会会长全国禁烟总监中央设计院主席中国童子军总会会长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会长留日同学会会长第八战区长官（副长官为朱绍良）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长官航委会委员长（秘书长为宋美龄，参谋长为周至柔）中国滑翔总会会长
青年从军运动委员会主委，全国节约劝储总会长除这些兼职外，蒋介石还有终身职位，为中华复兴总社社长、励志社社长。还有出现突发事件的，如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约一年，还兼四川禁烟分监、四川生产计划委会主任委员和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再加上当时规定，所有专业的军事学校校长，一律由蒋介石担任，另设教育长主持，为中央航空学校、防空学校、空军幼年学校、化学兵学校、机械兵学校、通讯兵学校、宪兵学校等多达 20多个左右。把这些一加上，果真就离 50个不远了。
以上的兼职属正规计划中的，永久性的，每个单位均设秘书长或教育长实际负责，老蒋只是挂个名。
兼职中，只有两个不属于以上性质，一个是兼四川省府主席，一个是兼从南京迁来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校长。这是抗战期间后院起火一度十分紧张的两件事，老蒋兼职，是带有震慑性质的，要用高压手段来扑灭这两把火。
四川地方军阀混战，兵祸不断，老百姓深受其苦。1931年春，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的身份通电统一四川后，又打败刘文辉，当上四川省主席，省政府设在重庆。
此时，中国工农兵红军长征开始，要从贵州、四川过境，刘湘以“防共”为名，向蒋介石要枪要钱。蒋也趁机图川，派庞大的参谋团占据重庆，迫使刘湘于1937年6月底以前，把川军全部退出重庆。刘湘的督办和省政府都迁至成都。
重庆“中央化”了，成都的反蒋情绪却难以消失。率川军抗日的刘湘病死于汉口后，成都谣言四起，说刘是被蒋害死的，地方实力与蒋介石的中央势力矛盾更加尖锐。
蒋介石错估了自己的威信，宣布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
张群虽也是川人，当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在蒋身边地位很高，却仍遭到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后来改派刘湘师长王缵绪代理。王缵绪当上四川省政府主席没多久，又遭川军7名师长的联名反对。
王缵绪四川西充人，本为刘湘速成学校同学，在刘湘部历任营、团长，后升第五师师长兼省府盐运使。1935年升44军军长，刘湘出川抗日，发表他为29集团军总司令（他留守后方，战区由副总司令代理）。他同时还秘密参加蒋介石为首核心组织“复兴社”，所以才被蒋提名当上省主席的。王上台后，处处同川康实力派作对，又被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策动原刘湘系彭焕章、陈兰亭、刘树成、周成虎、谢德堪、杨晒轩、刘元塘等七位师长联电倒王。他们调军队逼近省城，摆出将以武力驱王的架式。蒋介石为缓和地方实力的冲动情绪，乃改组四川省政府，自兼省主席，以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任省府秘书长，处理省府日常事务。
贺国光虽为湖北蒲圻人，却也是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学员，与刘湘、王缵绪、潘文华乃同学。蒋介石图川，由他打前站，以参谋团长身份带领大批参谋、政工人员和康泽的别动队入渝。他利用速成同学的关系与刘湘斗智，终于迫使刘湘让出重庆。他是蒋介石“四川问题”的一张王牌，由兼省主席，他做秘书长代行省政，这些做法，均是贺的献计。他的主要任务，除保持省府工作照常进行外，同时要为蒋内定张群出任省主席铺平道路。
靠了贺的努力，在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拉拢川康实力派，并作好上、中层的工作，水到渠成，一切搁平。
1940年 11月 15日，蒋辞去四川省主席，张群走马上任成了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府主席。贺国光大功完成，回重庆就任宪兵司令。这就是蒋介石兼四川省主席的来龙去脉。
本来说重庆是陪都，在国民党中央势力统治下，治安该是好一点的。谁知沙坪坝全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风潮迭起，学生闹事，教职工加入，反对更换校长。
这是蒋介石手下两大派争权夺利，狗咬狗的斗争，闹得沙坪坝的“大学城”乌烟瘴气。党方与三青团，两边的顶头上司都是蒋介石，后台都很硬，双方实力相当，谁也不让谁，只难为了介入维持学校秩序的宪兵和警察，对任何一方都不敢得罪。
双方较量逐步升级，教育部长和市长都管不了。两个儿子打架，除了老子来管外，谁还能插手？
1943年 2月 19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命令蒋介石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相继又发表了行政会议决议：中央大学设置教育长（一般大学都没有这个职位），协助校长综理校务，任命朱经农为教育长。朱经农乃一学者，非党非团，这是在大伞的保护之下主持中央大学的。一个学期后，朱正式出任校长。抗战八年中，蒋介石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还兼着 50个左右的职务，俨然给自己绘出了一幅“大独裁者”的画相。那时的中国（蒋的统治区），似乎离了蒋介石这个人就什么事都行不通，好像只要他挂个名，什么事都好办。这是在“独裁政治”的土壤下必然出现的官僚怪现象。
蒋介石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争当第一人，分分合合，斗争激烈。卢沟桥事变后，在国民党内团结抗日的呼声中，二人被迫握手言和，于1938年 3月 29日― 4月 1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全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一管军事，一管政务，这就是党内流传的“独裁变双裁”，这是指把蒋介石的独裁领导制度改变为容纳汪精卫为副总裁的双裁形式。这勉强的合作，很快便露出了裂痕，宁可当汉奸也不愿屈于蒋介石之下的汪精卫，终于 1939年 12月逃出重庆，经昆明到河内。汪到昆明时，蒋已经知道他要逃跑。蒋并不着急，盘算着只要汪一出国门就一枪干掉，这是除汪的上上之策。结果汪有惊无险投入日寇怀抱当了大卖国贼。汪一走，蒋又恢复了他的独裁制度。汪精卫认贼作父，在日本人的卵翼之下，当上了南京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国民党主席，成了出卖灵魂的第一人。
蒋既是国民党总裁，又是政府军委会委员长，汪一走，其担任的所有职务都由蒋接收过来。不仅是负责国务的行政院长，连国民参政会议长，也由蒋来担任。以此，党、政、军、议会他都一把抓，却还觉得领导权不够集中。1939年 2月 7日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政府五院、外长加军委正、副参谋长、党的三名中央常委共 11人为常委，蒋为委员长。由于独裁制度造成了这样一些职务，应该说是够了，但因国民党内部矛盾很多，任何一件事若没有蒋介石就行不通。以致在抗战八年中，蒋所兼任的职务，有人曾详细地统计过，竟达 50个之多。笔者据有关资料，粗略统计如下：
国民党总裁
国民党中政会主席
政府军委会委员长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死后，辞行政院长）
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国民参政会议长（后改为主席团主席）
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
中中交农四联（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联合管理）总处理事长
中央训练团团长（1937年还有峨眉训练团团长、庐山训练团团长）
中央军校校长
中央政校（即党校）校长
中央陆军大学校长中央警官学校校长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校长战时干部训练团总团长中央党政联席会主席全国动员委员会会长新生活运动总会会长全国精神动委会会长全国禁烟总监中央设计院主席中国童子军总会会长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会长留日同学会会长第八战区长官（副长官为朱绍良）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长官航委会委员长（秘书长为宋美龄，参谋长为周至柔）中国滑翔总会会长
青年从军运动委员会主委，全国节约劝储总会长除这些兼职外，蒋介石还有终身职位，为中华复兴总社社长、励志社社长。还有出现突发事件的，如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约一年，还兼四川禁烟分监、四川生产计划委会主任委员和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再加上当时规定，所有专业的军事学校校长，一律由蒋介石担任，另设教育长主持，为中央航空学校、防空学校、空军幼年学校、化学兵学校、机械兵学校、通讯兵学校、宪兵学校等多达 20多个左右。把这些一加上，果真就离 50个不远了。
以上的兼职属正规计划中的，永久性的，每个单位均设秘书长或教育长实际负责，老蒋只是挂个名。
兼职中，只有两个不属于以上性质，一个是兼四川省府主席，一个是兼从南京迁来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校长。这是抗战期间后院起火一度十分紧张的两件事，老蒋兼职，是带有震慑性质的，要用高压手段来扑灭这两把火。
四川地方军阀混战，兵祸不断，老百姓深受其苦。1931年春，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的身份通电统一四川后，又打败刘文辉，当上四川省主席，省政府设在重庆。
此时，中国工农兵红军长征开始，要从贵州、四川过境，刘湘以“防共”为名，向蒋介石要枪要钱。蒋也趁机图川，派庞大的参谋团占据重庆，迫使刘湘于1937年6月底以前，把川军全部退出重庆。刘湘的督办和省政府都迁至成都。
重庆“中央化”了，成都的反蒋情绪却难以消失。率川军抗日的刘湘病死于汉口后，成都谣言四起，说刘是被蒋害死的，地方实力与蒋介石的中央势力矛盾更加尖锐。
蒋介石错估了自己的威信，宣布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
张群虽也是川人，当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在蒋身边地位很高，却仍遭到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后来改派刘湘师长王缵绪代理。王缵绪当上四川省政府主席没多久，又遭川军7名师长的联名反对。
王缵绪四川西充人，本为刘湘速成学校同学，在刘湘部历任营、团长，后升第五师师长兼省府盐运使。1935年升44军军长，刘湘出川抗日，发表他为29集团军总司令（他留守后方，战区由副总司令代理）。他同时还秘密参加蒋介石为首核心组织“复兴社”，所以才被蒋提名当上省主席的。王上台后，处处同川康实力派作对，又被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策动原刘湘系彭焕章、陈兰亭、刘树成、周成虎、谢德堪、杨晒轩、刘元塘等七位师长联电倒王。他们调军队逼近省城，摆出将以武力驱王的架式。蒋介石为缓和地方实力的冲动情绪，乃改组四川省政府，自兼省主席，以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任省府秘书长，处理省府日常事务。
贺国光虽为湖北蒲圻人，却也是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学员，与刘湘、王缵绪、潘文华乃同学。蒋介石图川，由他打前站，以参谋团长身份带领大批参谋、政工人员和康泽的别动队入渝。他利用速成同学的关系与刘湘斗智，终于迫使刘湘让出重庆。他是蒋介石“四川问题”的一张王牌，由兼省主席，他做秘书长代行省政，这些做法，均是贺的献计。他的主要任务，除保持省府工作照常进行外，同时要为蒋内定张群出任省主席铺平道路。
靠了贺的努力，在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拉拢川康实力派，并作好上、中层的工作，水到渠成，一切搁平。
1940年 11月 15日，蒋辞去四川省主席，张群走马上任成了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府主席。贺国光大功完成，回重庆就任宪兵司令。这就是蒋介石兼四川省主席的来龙去脉。
本来说重庆是陪都，在国民党中央势力统治下，治安该是好一点的。谁知沙坪坝全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风潮迭起，学生闹事，教职工加入，反对更换校长。
这是蒋介石手下两大派争权夺利，狗咬狗的斗争，闹得沙坪坝的“大学城”乌烟瘴气。党方与三青团，两边的顶头上司都是蒋介石，后台都很硬，双方实力相当，谁也不让谁，只难为了介入维持学校秩序的宪兵和警察，对任何一方都不敢得罪。
双方较量逐步升级，教育部长和市长都管不了。两个儿子打架，除了老子来管外，谁还能插手？
1943年 2月 19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命令蒋介石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相继又发表了行政会议决议：中央大学设置教育长（一般大学都没有这个职位），协助校长综理校务，任命朱经农为教育长。朱经农乃一学者，非党非团，这是在大伞的保护之下主持中央大学的。一个学期后，朱正式出任校长。抗战八年中，蒋介石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还兼着 50个左右的职务，俨然给自己绘出了一幅“大独裁者”的画相。那时的中国（蒋的统治区），似乎离了蒋介石这个人就什么事都行不通，好像只要他挂个名，什么事都好办。这是在“独裁政治”的土壤下必然出现的官僚怪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