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禁毒人就是贩毒人
老牌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把毒品鸦片传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清朝道光十七年（1837年）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上奏道光皇帝，痛陈鸦片对中国人民危害的严重性，力主禁毒。遂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粤查禁鸦片。1839年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合力严缉走私毒品，惩处受贿官吏，迫使英、美毒贩交出鸦片 237万余斤，在虎门当众烧毁。这是 1839年 6月 3日。这在历史上称为“虎门销烟”事件，此举大杀洋人威风，大快人心。但是，由于清廷腐败，加上奸佞当道，最终还是屈于帝国主义的炮舰之下，毒品蔓延至全中国，使中国人民长期陷入毒品灾难之中。中国不仅是一个受害的吸毒大国，从清朝到民国，中国还成为种毒、产毒、运毒的大国，从东北到西南、西北，毒品泛滥中华大地。
民国成立以后，各地军阀连年混战。有的军阀不仅自己是吸毒者，更是最大的贩毒者。为了打内战，以毒品向国外换枪炮，互相残杀，北洋军阀孙传芳、吴佩孚还要搞毒品公开发售，将其作为合法商品官督商办，用以中饱私囊。
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在人民压力下，提出严禁毒品，设全国禁烟（鸦片烟即毒品）委员会，并自任全国禁毒总监。各省省主席为分监，颁布禁毒条例，取缔种毒，对运毒品处以重刑，大量运毒者处以极刑。一个时期也杀了不少毒品贩子。但由于政治腐败，贪官当道，毒品还是禁而不止。种毒还是照样种，贩毒的还是照样贩。
在北伐战争之后，蒋介石长期进行反共战争，搞得民穷财尽，以致浩大的反共军费难以筹集。蒋的手下政学系头子张群，推荐杨永泰为蒋充当反共前线南昌行营秘书长。杨向蒋开了一个“滥条”，就是一面严 厉禁毒，一面使毒品国有化，就是禁止私人贩毒，这个一本万利的毒品由禁毒委员会统购统销，以此解决蒋介石着急的“反共经费”，此一“条陈”使杨在蒋面前成为首席“摇鹅毛扇”的人，身价百倍。所以老百姓说：“禁毒人就是贩毒人。”
上行下效，背着蒋介石在下面掌握禁毒的有权官员，也学得蒋介石搞这一套，甚至青出于蓝胜于蓝。下面几件具体历史事件足资佐证：
禁毒人“运毒”
南是旧中国泛滥成灾的毒品地区，四川许多地区种鸦片烟，云南、贵州同样种。其中犹以“云烟”为极品，次之为“黔土”，“川土”也不逊色。当时交通不便，都要靠长江这条黄金水道。重庆便成为云、贵、川三省鸦片最大的集散市场。重庆成为陪都之后，各国大使馆、外国新闻机构等等齐集重庆，再任毒品泛滥，实在有辱国体。蒋介石以全国禁烟总监身份下令，严禁种毒、运毒、贩毒。因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重庆市警察局刑警大队（以后是处）以及保安警察、宪兵联合出动，对运、贩、吸者一律逮捕。大批毒品被没收，上千的大小烟馆被查封，吸毒者先后达万人被分别处理。大部分吸毒者受勒戒，有的则被保释。保释就离不开被敲诈勒索，有的官员甚至公开受贿，以致贪污成风。
为了防止贪污作弊，大行动是由陪都军警宪三方面联合进行，在三四年之内没收了大批鸦片，先后数千斤以上。没收的鸦片按照规定送交政府，由财政大员会同存放涪陵财政部的大仓库内，除派大员专门保管，还加上大封条。
香港沦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后，上海“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逃至重庆。抗战前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是依赖杜月笙的，可是到了重庆，杜月笙只有依靠戴笠了。杜是交通银行董事，该行总经理钱新之迎杜住在交行，钱还在黄山蒋介石公馆附近为杜建了一所躲避空袭的别墅。会找钱又会花钱的杜老板到了重庆，第一件事就是要找钱。杜的开销大，要养活那么多门徒，每个门徒也是他找钱的耳目。有个门徒得到一个情况，对杜说：“杜老板，重庆下游涪陵县城郊有个财政部库房，存有几年前没收的鸦片，有云土、川土千斤，价值 50多条黄金（每条 10两）。”杜月笙听了后就动脑筋了。
杜月笙在戴笠支持下在香港办有专做毒品运销的公司，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毒贩都向杜订了货，并付了部分订金。香港沦陷，这批商人还在。杜在黑道上是有信用的人，正愁无货供给，得知此消息，精神大振，遂与戴笠商议。戴说一切无问题，关键是如何找孔祥熙要一张启封的函令。杜说我想好了，你我都不便出面，给点好处找“傻儿”办。“傻儿”就是范绍增。当时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的办公大院就是“范庄”（范绍增的公馆之一）。范可以直接见孔，于是由范找到孔，只花了 500大洋，就换得财政部启封函，从涪陵仓库把这千多斤鸦片烟运往了广东沿海。这事非戴笠莫属，当时戴还兼任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和财政部货运局长。他还掌握禁毒委员会督察处密查组（由戴派人任组长）等职权，从重庆至湖南到广东沿途都有检查哨所，处处都是他的人马，所以戴派出货运局大卡车十多辆，由缉私武装押运，一路之上浩浩荡荡，畅通无阻。押运人员都是杜的门生。到了广州，按照指定地点财货两清。戴杜两位大老如何分账，就不得而知了。
较场坝“六・三焚毒”
抓运毒、贩毒是治安部门长期的任务，抗战陪都为了“国际观瞻”，设了关卡，严加检查。因此许多毒贩为了过关化整为零，从陪都之外的小县、小镇翻山越岭逃避检查关卡，这些亡命之徒铤而走险在所不惜，有的毒贩半夜才把毒品悄悄运进市区内，但仍不免出事，这里破获贩运鸦片 50斤，那里又截获吗啡若干……
1946年重庆市第一届民选参议会上，有人一再向市长和警察局长提出质询：抗战期间，这些破获没收的毒品哪里去了。为了有一个交代，以平参议员之愤，市府决定禁毒节效仿林则徐公开烧毁储存毒品。重庆的日报、晚报连日大肆宣传。6月 3日上午 9点，市中区的较场坝中间像砖一样黄色纸包的鸦片烟，堆起像小的金字塔一样。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百多个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市警察局督察处长和本区分局长到场指挥焚烧。警备司令部司令和宪兵团长均亲临现场，由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和市参议会议长、参议员等检查陈列的毒品后，并由党部主任委员讲话，宣扬林则徐精神，一套官方形式之后，点火焚烧。
当晚的晚报和次日日报都按照中央社（重庆分社）的稿件发了焚毒新闻，几千斤毒品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这既宣传了“禁毒”，也纪念了林文忠公老祖宗，同时也向市民作了一个交代，这真是一举三得的好事。
可是“好事”却没有让市民满意。第二天一家晚报副刊文章，一位自称“瘾君子”笔名的作者，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大失所望》。文章说：“我是老烟（鸦片烟）哥，听说要禁烟，我高兴极了，跑到较场口围着焚烧的鸦片烟拼命呼吸，以为可以过一次老瘾！可是我失望了，大失所望。我虽深呼吸，一点鸦片烟味道都没有，简直是受骗！几千斤鸦片哪里去了？”这位“瘾君子”确有其人，是当时说评书的名艺人。这些鸦片是真是假是骗不了这位“老瘾哥”的。半年后。这位警察局长调离重庆，焚毒内幕被人传了出来：几千斤鸦片是假的，焚毒那一天，参议员、市党部委员检查时，面上一层是真的，大约几十斤，下面全是假的。将真假鸦片一火焚之以掩人耳目，平息舆论。这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假鸦片，是当时警察局长委托义字袍哥大爷冯什竹（他在重庆公开吸鸦片烟）派人用泥巴和锯末作成砖块充当鸦片。他说：“烟土，烟土，用同样包装，真品赝品有何区别。”
真的鸦片呢，早已换成黄金装进了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的腰包。
县太爷运毒
抗日战争时期，南岸区沙罐窑有一个驰骋长江的洪门双龙头杨庆山，他在那里还建立了洪门老庙“红花亭”。在旧中国，杨庆山算得上是一个与青帮杜月笙一样齐名的洪门大头目，其兄弟遍及全国。他还结交了孔祥熙，混到“行政院专员”，在外用的名片第一个头衔是“长江海员工会理事长”，第二个头衔“行政院专员”。
1943年，从云南来了一位很阔气的客人，住在南岸沙罐窑杨庆山公馆，是杨的兄弟伙，上下都喊他“刘县长”。听说抗战前在湖北汉阳县当过县长，抗战初期到禁烟督察处当过专员，后来辞了职，到重庆带了一中号皮箱云土，从云南、贵州，到了巴县。他知道陪都几个关口不好走，走小路从南温泉绕道翻走山路，到了南岸沙罐窑。
杨庆山对他说“重庆是军警宪联合把守关口，水陆关口都难过关。”
刘送了一条黄金孝敬杨，要杨保证他进主城区，其他不管。从玄坛庙至朝天门要经过检查哨，由军警宪统一把守。杨把这个哨的哨长叫来研究办法。哨长是杨的兄弟伙，他说：“可以让刘县长过关，办法是我找两个弟兄护送，过哨卡时委屈一下刘县长，要带手铐过卡……。”
刘县长送了哨长一条黄金。过哨时宪兵看见哨长和两个检查员铐着一个提皮箱的人犯过卡，就不闻不问，如此顺利过关。
现役少将贩毒
抗战八年中，在成都负责治安的四大金刚之一的上校团长魏建中（又名允执）于抗战胜利后升少将副旅长。其实这是明升暗降，团长有实权，升副旅长悬空高挂。他闲来无事，想到四处走走，到泸州、宜宾，沿途都受到旧友新知热情款待。宜宾一位袍哥舵把子为了感激他抗战时在省城“手下留情”，送了他 50斤上好“云土”同时还有10斤是送给某上将主任五姨太太张俊的。魏少将乘坐旅部的军用吉普车，带着两个警卫从宜宾南岸向重庆出发，沿途过关斩将，威风凛凛。
抗战胜利后，严厉禁毒的陪都，无形中有些松懈。因有厚利可图，冒险家们便将云土、川土大批向重庆走私。重庆西路 “青木关”和南路的“一品场”，是两条进入重庆的交通关口，均由军警宪联合把守。宪兵队坚持三个月换防一次。它的任务除了检查军车外，还有监督所有军警，互相制约，所以这两个关口是走私贩毒的“鬼门关”。凡闯过“鬼门关”，就可大发其财了。有些人为了躲过关口，翻过关后大山，步行进入重庆。作为担任过成都警备团长的魏建中到了一品场，下令司机冲关而过。他没有想到。早得密报已作准备的检查人员，预备了铁丝网于关口，并按照宪兵操作，执行任务时向被检查的军人敬礼之后，就是见官大一级，哪怕是上将都要服从检查。魏团长是四川军人，习惯不听“中央宪兵”的一套，走出军车，两手一叉拒绝检查。不料宪兵们一下子以美式短枪从四面八方将魏连人带车包围起来，强行检查。随即从车中搜出一箱毒品，共重 61公斤，立即带上手铐送进警车。作为现役军人贩毒，并且拒绝检查，情节严重，直接送交行辕（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是西南地区最高机构）。一时舆论沸腾，《大公报》发表短评《少将旅长贩毒置法律何地？》（1947.4.24登载）。那时行辕主任由参谋长肖毅肃代理，肖收到检举信，也知道这是魏的仇家告密，原来想睁只眼闭只眼的，无奈魏闯关拒检，扩大了事态，加上舆论不平，因此只有如实上报南京国防部，批下来交军事法庭按章下置，就地处以极刑。成都魏家人闻讯营救无效，刑场设重庆市中区较场口，执行之日，魏家在较场口铺了红地毯。观众如堵，公开枪毙。魏刑前留下遗书8个大字给儿女：“努力读书，切莫作官。”附随身的美国 51型派克金笔一对留给后人。
其实，贩毒数量比魏多的大有人在，如被称为“鸦片大王”江津人曾俊臣，贩卖毒品，何止百倍于魏，他却安然无恙。在曾的股东中，不少上将，如蒋介石派的入川参谋团团长贺国光就是其中之一。魏副旅长作了枪下鬼，是一出官场狗咬狗罢了。
民国成立以后，各地军阀连年混战。有的军阀不仅自己是吸毒者，更是最大的贩毒者。为了打内战，以毒品向国外换枪炮，互相残杀，北洋军阀孙传芳、吴佩孚还要搞毒品公开发售，将其作为合法商品官督商办，用以中饱私囊。
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在人民压力下，提出严禁毒品，设全国禁烟（鸦片烟即毒品）委员会，并自任全国禁毒总监。各省省主席为分监，颁布禁毒条例，取缔种毒，对运毒品处以重刑，大量运毒者处以极刑。一个时期也杀了不少毒品贩子。但由于政治腐败，贪官当道，毒品还是禁而不止。种毒还是照样种，贩毒的还是照样贩。
在北伐战争之后，蒋介石长期进行反共战争，搞得民穷财尽，以致浩大的反共军费难以筹集。蒋的手下政学系头子张群，推荐杨永泰为蒋充当反共前线南昌行营秘书长。杨向蒋开了一个“滥条”，就是一面严 厉禁毒，一面使毒品国有化，就是禁止私人贩毒，这个一本万利的毒品由禁毒委员会统购统销，以此解决蒋介石着急的“反共经费”，此一“条陈”使杨在蒋面前成为首席“摇鹅毛扇”的人，身价百倍。所以老百姓说：“禁毒人就是贩毒人。”
上行下效，背着蒋介石在下面掌握禁毒的有权官员，也学得蒋介石搞这一套，甚至青出于蓝胜于蓝。下面几件具体历史事件足资佐证：
禁毒人“运毒”
南是旧中国泛滥成灾的毒品地区，四川许多地区种鸦片烟，云南、贵州同样种。其中犹以“云烟”为极品，次之为“黔土”，“川土”也不逊色。当时交通不便，都要靠长江这条黄金水道。重庆便成为云、贵、川三省鸦片最大的集散市场。重庆成为陪都之后，各国大使馆、外国新闻机构等等齐集重庆，再任毒品泛滥，实在有辱国体。蒋介石以全国禁烟总监身份下令，严禁种毒、运毒、贩毒。因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重庆市警察局刑警大队（以后是处）以及保安警察、宪兵联合出动，对运、贩、吸者一律逮捕。大批毒品被没收，上千的大小烟馆被查封，吸毒者先后达万人被分别处理。大部分吸毒者受勒戒，有的则被保释。保释就离不开被敲诈勒索，有的官员甚至公开受贿，以致贪污成风。
为了防止贪污作弊，大行动是由陪都军警宪三方面联合进行，在三四年之内没收了大批鸦片，先后数千斤以上。没收的鸦片按照规定送交政府，由财政大员会同存放涪陵财政部的大仓库内，除派大员专门保管，还加上大封条。
香港沦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后，上海“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逃至重庆。抗战前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是依赖杜月笙的，可是到了重庆，杜月笙只有依靠戴笠了。杜是交通银行董事，该行总经理钱新之迎杜住在交行，钱还在黄山蒋介石公馆附近为杜建了一所躲避空袭的别墅。会找钱又会花钱的杜老板到了重庆，第一件事就是要找钱。杜的开销大，要养活那么多门徒，每个门徒也是他找钱的耳目。有个门徒得到一个情况，对杜说：“杜老板，重庆下游涪陵县城郊有个财政部库房，存有几年前没收的鸦片，有云土、川土千斤，价值 50多条黄金（每条 10两）。”杜月笙听了后就动脑筋了。
杜月笙在戴笠支持下在香港办有专做毒品运销的公司，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毒贩都向杜订了货，并付了部分订金。香港沦陷，这批商人还在。杜在黑道上是有信用的人，正愁无货供给，得知此消息，精神大振，遂与戴笠商议。戴说一切无问题，关键是如何找孔祥熙要一张启封的函令。杜说我想好了，你我都不便出面，给点好处找“傻儿”办。“傻儿”就是范绍增。当时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的办公大院就是“范庄”（范绍增的公馆之一）。范可以直接见孔，于是由范找到孔，只花了 500大洋，就换得财政部启封函，从涪陵仓库把这千多斤鸦片烟运往了广东沿海。这事非戴笠莫属，当时戴还兼任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和财政部货运局长。他还掌握禁毒委员会督察处密查组（由戴派人任组长）等职权，从重庆至湖南到广东沿途都有检查哨所，处处都是他的人马，所以戴派出货运局大卡车十多辆，由缉私武装押运，一路之上浩浩荡荡，畅通无阻。押运人员都是杜的门生。到了广州，按照指定地点财货两清。戴杜两位大老如何分账，就不得而知了。
较场坝“六・三焚毒”
抓运毒、贩毒是治安部门长期的任务，抗战陪都为了“国际观瞻”，设了关卡，严加检查。因此许多毒贩为了过关化整为零，从陪都之外的小县、小镇翻山越岭逃避检查关卡，这些亡命之徒铤而走险在所不惜，有的毒贩半夜才把毒品悄悄运进市区内，但仍不免出事，这里破获贩运鸦片 50斤，那里又截获吗啡若干……
1946年重庆市第一届民选参议会上，有人一再向市长和警察局长提出质询：抗战期间，这些破获没收的毒品哪里去了。为了有一个交代，以平参议员之愤，市府决定禁毒节效仿林则徐公开烧毁储存毒品。重庆的日报、晚报连日大肆宣传。6月 3日上午 9点，市中区的较场坝中间像砖一样黄色纸包的鸦片烟，堆起像小的金字塔一样。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百多个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市警察局督察处长和本区分局长到场指挥焚烧。警备司令部司令和宪兵团长均亲临现场，由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和市参议会议长、参议员等检查陈列的毒品后，并由党部主任委员讲话，宣扬林则徐精神，一套官方形式之后，点火焚烧。
当晚的晚报和次日日报都按照中央社（重庆分社）的稿件发了焚毒新闻，几千斤毒品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这既宣传了“禁毒”，也纪念了林文忠公老祖宗，同时也向市民作了一个交代，这真是一举三得的好事。
可是“好事”却没有让市民满意。第二天一家晚报副刊文章，一位自称“瘾君子”笔名的作者，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大失所望》。文章说：“我是老烟（鸦片烟）哥，听说要禁烟，我高兴极了，跑到较场口围着焚烧的鸦片烟拼命呼吸，以为可以过一次老瘾！可是我失望了，大失所望。我虽深呼吸，一点鸦片烟味道都没有，简直是受骗！几千斤鸦片哪里去了？”这位“瘾君子”确有其人，是当时说评书的名艺人。这些鸦片是真是假是骗不了这位“老瘾哥”的。半年后。这位警察局长调离重庆，焚毒内幕被人传了出来：几千斤鸦片是假的，焚毒那一天，参议员、市党部委员检查时，面上一层是真的，大约几十斤，下面全是假的。将真假鸦片一火焚之以掩人耳目，平息舆论。这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假鸦片，是当时警察局长委托义字袍哥大爷冯什竹（他在重庆公开吸鸦片烟）派人用泥巴和锯末作成砖块充当鸦片。他说：“烟土，烟土，用同样包装，真品赝品有何区别。”
真的鸦片呢，早已换成黄金装进了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的腰包。
县太爷运毒
抗日战争时期，南岸区沙罐窑有一个驰骋长江的洪门双龙头杨庆山，他在那里还建立了洪门老庙“红花亭”。在旧中国，杨庆山算得上是一个与青帮杜月笙一样齐名的洪门大头目，其兄弟遍及全国。他还结交了孔祥熙，混到“行政院专员”，在外用的名片第一个头衔是“长江海员工会理事长”，第二个头衔“行政院专员”。
1943年，从云南来了一位很阔气的客人，住在南岸沙罐窑杨庆山公馆，是杨的兄弟伙，上下都喊他“刘县长”。听说抗战前在湖北汉阳县当过县长，抗战初期到禁烟督察处当过专员，后来辞了职，到重庆带了一中号皮箱云土，从云南、贵州，到了巴县。他知道陪都几个关口不好走，走小路从南温泉绕道翻走山路，到了南岸沙罐窑。
杨庆山对他说“重庆是军警宪联合把守关口，水陆关口都难过关。”
刘送了一条黄金孝敬杨，要杨保证他进主城区，其他不管。从玄坛庙至朝天门要经过检查哨，由军警宪统一把守。杨把这个哨的哨长叫来研究办法。哨长是杨的兄弟伙，他说：“可以让刘县长过关，办法是我找两个弟兄护送，过哨卡时委屈一下刘县长，要带手铐过卡……。”
刘县长送了哨长一条黄金。过哨时宪兵看见哨长和两个检查员铐着一个提皮箱的人犯过卡，就不闻不问，如此顺利过关。
现役少将贩毒
抗战八年中，在成都负责治安的四大金刚之一的上校团长魏建中（又名允执）于抗战胜利后升少将副旅长。其实这是明升暗降，团长有实权，升副旅长悬空高挂。他闲来无事，想到四处走走，到泸州、宜宾，沿途都受到旧友新知热情款待。宜宾一位袍哥舵把子为了感激他抗战时在省城“手下留情”，送了他 50斤上好“云土”同时还有10斤是送给某上将主任五姨太太张俊的。魏少将乘坐旅部的军用吉普车，带着两个警卫从宜宾南岸向重庆出发，沿途过关斩将，威风凛凛。
抗战胜利后，严厉禁毒的陪都，无形中有些松懈。因有厚利可图，冒险家们便将云土、川土大批向重庆走私。重庆西路 “青木关”和南路的“一品场”，是两条进入重庆的交通关口，均由军警宪联合把守。宪兵队坚持三个月换防一次。它的任务除了检查军车外，还有监督所有军警，互相制约，所以这两个关口是走私贩毒的“鬼门关”。凡闯过“鬼门关”，就可大发其财了。有些人为了躲过关口，翻过关后大山，步行进入重庆。作为担任过成都警备团长的魏建中到了一品场，下令司机冲关而过。他没有想到。早得密报已作准备的检查人员，预备了铁丝网于关口，并按照宪兵操作，执行任务时向被检查的军人敬礼之后，就是见官大一级，哪怕是上将都要服从检查。魏团长是四川军人，习惯不听“中央宪兵”的一套，走出军车，两手一叉拒绝检查。不料宪兵们一下子以美式短枪从四面八方将魏连人带车包围起来，强行检查。随即从车中搜出一箱毒品，共重 61公斤，立即带上手铐送进警车。作为现役军人贩毒，并且拒绝检查，情节严重，直接送交行辕（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是西南地区最高机构）。一时舆论沸腾，《大公报》发表短评《少将旅长贩毒置法律何地？》（1947.4.24登载）。那时行辕主任由参谋长肖毅肃代理，肖收到检举信，也知道这是魏的仇家告密，原来想睁只眼闭只眼的，无奈魏闯关拒检，扩大了事态，加上舆论不平，因此只有如实上报南京国防部，批下来交军事法庭按章下置，就地处以极刑。成都魏家人闻讯营救无效，刑场设重庆市中区较场口，执行之日，魏家在较场口铺了红地毯。观众如堵，公开枪毙。魏刑前留下遗书8个大字给儿女：“努力读书，切莫作官。”附随身的美国 51型派克金笔一对留给后人。
其实，贩毒数量比魏多的大有人在，如被称为“鸦片大王”江津人曾俊臣，贩卖毒品，何止百倍于魏，他却安然无恙。在曾的股东中，不少上将，如蒋介石派的入川参谋团团长贺国光就是其中之一。魏副旅长作了枪下鬼，是一出官场狗咬狗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