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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印章书板――隐藏奥秘的信息链
在偌大的城堡街区内行走，你可以想象牛车的辘辘声，摩肩接踵的人群，不绝于耳的叫买声……城内出土的各种物品，都可证明印度河的大城市是和广大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商埠。那么，城里进出的人们及其统治者是什么面目的人？人们究竟是如何安排自己日常的生活？这就是考古学家和读者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印度河城市出土过大量的印章，它们是用滑石、陶土等物质制作而成，上面镌刻有各种各样的图像和文字符号，这些图像和符号当然是城市居民交流表达思想信息的介体传媒，如果能弄清其中的具体含义，现代人同古印度河城市居民的对话自然不会成为问题。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现在，许多学者都在为解开印章的图像文字奥秘而呕心沥血。遗憾的是，前人的努力可说都是无功而返。由此也证明，印度河城市文明的确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古文明。
1798年，拿破仑曾率大军从土仑出海远征埃及，当他站在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前，用煽动性的语言向他的士兵和随军学者说道：
“4000年的历史在蔑视你们！”
这话无疑极大刺激了士兵学者对古埃及文明的向往和掠夺欲。
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实际上促成了一门新学问――埃及学的诞生。诚如他所说，文明的历史在蔑视着今人。面对法国人掳掠到的大量古埃及文物，学者们却一筹莫展，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识古埃及象形文字，面对一大堆宝藏而说不出任何名堂，这是何等的难堪！
后来，事情有了转机，他们找到一块所谓的“罗塞达石碑”，碑上有三种可对照的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古埃及通俗体文字；古希腊文。
希腊文，这是可以看得懂的！
后来，一个聪明绝顶的法国人商博良终于成功地解读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人们才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
同样的道理，当1899年中国的清朝大臣王懿荣从中药“龙骨”中认出甲骨文以后，孙诒让等人就可以不断地解读甲骨文中隐藏的奥秘，其中原因也是因为有《说文解字》这样能沟通比照上古死文字和已识文字的桥梁。
然而，犹如人们能看到对岸的古印度河文字，人们却无桥梁走近它。
尽管印度河文明的历史还在蔑视今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猜测它留下的谜语。
考古学家注意到，印度河文字符号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划符号。其中有些符号后来还成了显著而常见的印章文字。
这些陶器刻划符号，也可能是制陶工匠的标志或器主的象征物，或具有宗教巫术的象征意义，或是用于记事，但是其确切含义很难识别。
人们注意到，这种抽象的象征符号的使用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很普遍，有些学者认为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文化联系。
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教授比较了中国上古、西亚、古印度等地区的古陶文字符号，他认为这些地区之间的先民在遥远的时代，或多或少都有过交流和接触。
有学者认为，印度河铭文可能是吸收了美索不达米亚东南部的古埃及文才发展起来的。但是阿斯克・帕坡拉利用计算机对两者作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果还是认为印度河文字同任何已知的文字系统没有直接的联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数学者认为印度河文字属于土著的达罗毗荼语，有人声称已破译了100多个文字符号，达到了能读懂某段句子的程度。
显而易见，要达到真正完全通读所有上古印度河文字的水平，必须要获得一个公认的文字标准，可是这个一般标准谁也提供不了，解谜的路还相当漫长。我们今天从印章中所能感受到的却是印度河城市居民丰富多彩的生活。
我们今天在印度的山川、河流、森林的僻静处，仍然可以看到以瑜珈坐姿苦修道行的智者隐士，这种神灵般的人像，在古印章图像中就有反映。神人用手俯按着弯曲的双腿，这种坐姿和戴角冠饰的形象在较早的彩陶纹饰中就出现了。瑜珈功的姿态可能就是起源于印度河城市中的巫者祭司典型的修行坐姿，它被同文字符号一起铭刻在滑石印章上，可能是标明祭司身份的凭藉，或可能它本身就有加盖符咒效能的功用。
印章上镌刻的戴角冠和臂镯的人形，可能是当时人们所崇拜的祭司。在另一枚印章上，我们可看到他们在主持某种仪式，在菩提圣树伸展的枝叶下，站立和跪着的戴角冠祭司身边有一只供宰杀祭奉神的山羊，祭司一旁，站立着一排参与仪式的市民，菩提圣树旁还放置着依稀可辨的人头。印章上方还有鱼形、器皿之类形状的文字符号，可能都象征祭祀仪礼中的祭品。
这种印章的文字图像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中国殷商金文中的图画徽号，只不过是后者更抽象和文字符号化一些，它们显然都具有记事和会意的功能。
更饶有兴味的是，在哈拉巴出土的一块模印书板上，这种瑜珈坐姿的戴角冠神人，却对一旁的狩猎者与猛兽的搏斗熟视无睹，我们不知道画面是否在劝谕人们不要杀生，或是神人祭司正命人屠杀野牛和鳄鱼用作祭礼的牺牲。
在原始民族当中，戴兽角者都是身份最高的人，人们认为首领作此扮像装饰，会获得野兽般的超凡神力。所以，我们认为印度河印章中的戴角冠者才是地位最高贵的人。
不过，在印度河城市文明中，可能还存在着母系社会的残余――女性崇拜，就在上述这枚书板背面，还镌刻一个有突出乳房的女性的正面立像，她徒手正擒拿着两只侧立的猛虎，头顶上刻划一个六等分圆盘状的符号，下面刻划一只造型生动而写实的大象。
类似的构图，在苏美尔人的艺术品中也可见到。那是在乌尔城的王陵中曾出土过一件历史上最古老而又精美的牛头竖琴上，刻划有苏美尔神话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什降服双牛的画面，以及一系列动物奏乐的故事情节，人们认为这些艺术题材可能是反映人类驯养动物过程的场面。
有人根据两河流域南部和印度河城市都有共通的艺术内容，而推测印度河文化是受到了苏美尔文化的影响。然而，这种观点却值得商榷。事实上，在中国殷商青铜器《父辛鼎》和《父已觯》上，也可以见到神人服兽的类似画面。而且，在《史记・殷本纪》和《周礼》（服不氏）中都有古先民驯猛兽的记载，这种异地古文明艺术的雷同现象只能说是一种偶合，而艺术本身所反映的深远历史背景（驯化野生动物）和过程却是共通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印度河文明艺术中歌颂女性的题材是异常鲜明突出的，这一点完全被后来的印度教艺术所光大发扬。在印度教复仇女神杜尔迦与水牛怪摩希沙的激战场面中，艺术家就把女神描绘成坐骑雄狮、弯弓引射的刚劲英武的形象。面对女神的攻击，溃败退却的是头戴牛角冠的壮健男子摩希沙。
在印度河文明的一枚柱形印章上，还有一幅有趣的画面，在两个手持兵器对打的男子中间，站立着一个长发束带，身穿桶裙的女子，她两手各自握住两个男子的一只手，这分明是在劝阻格斗的男人，而火气十足的男子仿佛只有在女性的抚慰下才能平静下来。由此可见，妇女在印度河城市的社会中的确具有崇高的地位。
印度河文明的印章和模制书板，虽然今人要完全弄清其功用和含义尚不可能，但它们所反映出的古代印度河城市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是显而易见的。
有一模印书板上刻划了古代船只的形象，其船身两头起翘，有尾舵，船上有屋形仓室，这种屋形船今天在印、巴地区的河流上仍然是十分常见的水上运输工具。古代印度河流域十分发达的航运业由此可见一斑。
在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中，有许多动物和神性化的动物形象纹饰，如犀牛、水牛、鳄鱼、大象、老虎和独角兽等。
独角兽是印章纹饰中最常见和最为奇特的艺术造型，它犹如仅有一只角的牡牛，在它的前面经常摆着一个如同草料桶似的奇怪东西，有人认为这是盛放牺牲祭品的食槽，是礼神的象征。人们认为独角兽和印度神话传说中的羚角仙人故事，以及佛教传说中的独角仙人故事有关。
还有人认为独角兽是来源于古希腊时代的艺术主题。不管怎么说，神性化的动物，均具有某种宗教意义，而宗教信仰又是来源于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在古印度河流域，自然环境远比今日优越，水域更为宽阔，植被更为茂密。当时还生活着今天已经绝迹了的独角犀牛，据说神性的独角兽原型即来源于现实中的独角犀。
我们注意到，不论是在史诗神话中还是在后来的佛经故事中，动物都是极富智慧和充满人情味的人生伴侣，而人对动物都有一种崇拜怜悯的心理。佛祖释迦牟尼的各种化身中就有大象和孔雀。而后来佛教艺术中盛行的这些神性动物主题，都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各种动、植物的图腾崇拜。
印度河印章书板中的大象、菩提树等动物、植物主题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造型具象写实而生动优美，显示出作者对生活对象具有十分敏锐准确的观察力，也具有十分娴熟的造型能力和技巧，其所运用的刀法圆熟而利落，风格明快而洗练，它显然是继承了史前艺术的写实主义传统。
印章，在文明国家社会中它是人际交往的凭信和施礼行政的道具，代表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不过，印章数量和样式、质地的五花八门，这倒是印度河城市独有的。
在哈拉巴、瑙沙罗等地出土的印章，可见到它们分别是由滑石、陶土、骨头、象牙和铜制成的。有的印章图案是纯粹的几何风格，但却具有抽象的宗教意义，由于它的广为流传而被视为宇宙性的符号。
在梅赫尔格尔和哈拉巴等地都出土过十字交叉和万字符图案的印章。
学者们认为十字符号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500年西亚哈雷夫的陶器上的符号，所不同的是，哈雷夫的十字符的顶端都加一横。此字相当于商周甲骨、金文中的“巫”字，这种十字符也见于中国西北的西周文化和月氏族文化。
十字符号是代表丰饶和吉祥的意义，所以它能从西亚经中亚流传到南亚次大陆和中国西北各地，成为当地人民普遍信仰的符号。
万字符号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死海东北部的泰利拉特――加苏尔文化，那里出土的一件石权杖头部就有万字符号，它同十字符号一样，也是经中亚流传到印巴次大陆和中国西北。有人认为万字符号是太阳的象征，它能为世界不同宗教习俗的人民所吸收景仰，是因为它代表吉祥美好。
万字符号在后来的印度佛教中演成了最为重要的宗教符号标志，传说佛陀有32相，其中一相就是胸上现有万字。在有关佛教的古籍中，都称万字为吉祥相、大福德之相，如此祥瑞，自然非佛祖莫属。
从上述两符号，我们不难看出，印度河文明并不是完全独立发展的，它在繁荣发展的时期，同西亚和中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在它衰亡以后，其文化因素仍然遗留在雅利安人的社会当中。
同样，对菩提树、榕树等植物的崇拜，今天仍是印度人民的自然宗教信仰之一，在这些古老的神木之下，现代人仍可见到供奉着圣者头骨和其他祀神道具的情景。
在印度南部的科凡拉特等地，最常见的是巴尼杨树，它根须发达，枝叶极为茂密，远看如同巨大的绿伞，印度人就像崇拜自然界的巨石奇岩和灵山圣河一样，也不时对巴尼杨树这样的巨木礼敬有加，崇奉之俗绵延不绝。
事实上，我们在印度河文明的赤陶书板、印章、陶器纹样上，就看到了后来佛教圣树菩提之类的植物装饰主题。这些神树在印度的神话故事中都是丰收、福佑和死亡的重要象征物。所以，我们在摩亨佐・达罗出土的印章上，看到地位显赫的神人（祭司）是站在菩提树下的。
原始的自然崇拜与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观念有相通之处，它无形中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人们求得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由此才能保证生殖、丰收、长寿和死亡的轮回。
在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书板的艺术主题中，树木的受保护及其神圣的力量受人尊崇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戴角冠饰的朝拜者，头冠饰实为菩提树枝叶的变形。在哈拉巴出土的模制书板上，还可见到戴角冠的神人（祭司）站在花环式的由菩提树枝叶变形而成的弯拱之下。这使人们联想到2千年后佛祖在榕树下的觉悟，教徒们簇拥在巨大的树荫下，听从释迦牟尼的教导，按照佛的旨意去实践生活的一切。
印度河印章和模制书板中还有许多凶猛动物的主题，如有鳄鱼、老虎等，甚至还有人与野牛角力的画面。有学者认为，既然印章书板的动物主题是时人动物图腾崇拜的象征标志，而且这些野生动物多出没于冲积平原，那么，印章书板的动物纹饰就可能代表了建立河流城市的主体居民，而公牛作为财富地位的象征，其印章可能是城市的最高管理者使用的，而大象、野牛、水牛印章可能被次一级的管理人员使用，因为这些印章只有在大城市和市镇上才被发现。
印章中数量最多的是独角兽印章，在广大的印度河流域遗址中几乎都有出土。学者们认为它是印度河城市统一的象征，代表了贵族商人的意志。它还通过长途的贸易渠道，流传到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手中。这一点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商代的青铜礼器的主要装饰主题――兽面纹，后者不仅是王权贵族的象征，而且这种镌刻有兽面纹的青铜礼器还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央王畿流传到长江流域等遥远的边区。
从印章的实际使用情况，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印度河城市贸易的盛况。有的印章属官方印章，它专门用于加盖在通行证、公文之类的文书证件上，具有行政管理的功能。但更多的印章是加盖在成捆商品的标签黏土上，用以确定商品的内容及其运输的路线。这种印章的使用情况，同中国春秋末至秦汉盛行印章加盖封泥的情况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后者是在竹木简牍文书上封缄黏土，然后再加盖印章显出印文。
独角兽印章被广泛应用于贸易和商业活动，也可以证明城市管理的秩序化和有效性，它意味着使用独角兽印章的管理人员已渗透到庞大的商业贸易网当中。
复合的动物图腾形象在印章纹饰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在喀利班甘发现过长着公牛角的大象印纹；有的印章纹饰是独角兽和短角牛组合成一种双头动物；有的女神像是人首戴山羊角冠，梳长发，身下却是老虎的躯体。
有人认为这些图像的宗教意义可能同动植物的增殖礼仪有关；有人则认为复合图腾及神灵的形象，可能标志不同图腾信仰的几个部族的融合。这种情况可能同中国先秦时代的肖形印章有相似之处，如有的战国肖形印上有龙与凤纠结为一体的图像，即为后世“龙凤呈祥”图案的先声，它实为黄河流域的东夷和华夏两个不同图腾信仰的集团相互联姻融合的象征，其后便演化成了中华民族的显著标识。
我们注意到，印度河文明的这种复合动物形的装饰艺术手法，对古代印度艺术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吠陀时代的太阳神，他巡视天空所乘坐的太阳车，就是由七首的骏马牵引的；具有无数化身的大神毗湿奴，有时便化成了半人半狮的英雄。他大发神威，能用利爪撕开多头魔鬼的五脏六腑；神话中的水怪摩羯鱼，形象为兽首鱼身，可看出它是鳄鱼和鱼类的复合变体。
印章与模制书板的大量出土，反映印度河城市的主人是十分重视教育的。因为印章和书板的图像上，往往都配置有文字符号，这些图文是供广大地域的人民能够识别的一般信息符号。尤其是模制书板，与其说它是可作印鉴的工具，还不如说它更像识字板。印章书板配以生动的图像，无疑就是最好的识字教具，而且这些印章、陶制书板也容易保存和流传。
印度河文明最有特色的滑石印章，可能还是要数瘤牛印章。它形象写实而又夸张，弯曲竖立的双角下是极度下垂的须毛，其筋肉骨骼刻划分明而有力度，配以端庄的字符，显得神圣而庄严。但奇怪的是，瘤牛印章很少发现，它主要出土于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两处大城市，考古学家推测瘤牛可能象征群兽之首，瘤牛印章可能代表最有力量的部族或城市的最高统治者。
尽管印章文字符号的通读仍有困难，但是考古学家帕婆拉声称，他在一枚大瘤牛印章上发现了惟一记录的铭文顺序，认为这些符号是代表当时皇室的名称，而且，这些符号在哈拉巴的一些铜工具和武器上也有发现。
单从印章和书板的图像推测当时城市的政治生活，目前还是困难重重。不过，人们从当时的一块赤陶书板上，却可看到印度河城市居民游行的情景片断：其中有人手持旌旗，有的人手持宗教象征物，队列一旁还有随行的动物形象。这种有组织的队列行进，学者们认为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礼仪活动，它是由宗教和政治领导人主持的。
在印度神话传说和佛经故事中，有不少反映人与野生动物相涉的有趣内容。《百喻经》中有个“500毒药丸”的故事，它描写一个因祸得福的男子冒充勇士，得到了国王的宠信，结果被派去猎杀危害四方的猛狮。被迫无奈，手执利刃的男子只好前行，可是一见到猛兽，他吓得一个劲地逃窜到树上，当狮子追到树下对男子仰视怒吼之际，吓得魂飞魄散的男子手中的利刃抖落了，正好掉入猛兽口中而把它刺死，从而又演出了一幕因祸得福的喜剧。
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书板上，既有人与猛兽搏杀和角力的画面，也有人与猛兽对峙的情景。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它是否是反映了《百喻经》的故事，不过，通过写实的画像来达到宣叙故事传说、劝喻、教育的目的，这不仅是古代印度人民的传统，也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
印度河文明的书板、印章图像纹饰一侧，往往都有装饰性的文字符号。这些字符优美而端庄，与图像共同组成和谐的装饰画面，这一点颇似中国古典绘画艺术。后者是在完整的构图画面上，配写相得益彰的书法艺术。两者都有记事、指事、写实象形等方面的功能，共同反映出早期国家文明在信息传递交流方式上的相似性。
在印度河铭文的400多个不同符号中，有一部分是明显的象形会意字，如鱼、菩提树叶、射、容器等，所以多数学者认为它们不是文字字母（如拉丁文），而是代表一个词音节的文字系统，只是今人还无法弄清这些符号的具体的使用功能。它的读音、含义、排序方式及其所代表的词意、词组，或是有语法结构的文句意思，都是现代学者期冀攻克的难题。
一般认为，印度河铭文通常是从右向左书写的，但也有从不同方向相反书写的例子。这一点，也颇似中国商代的甲骨文、陶文等古文字的书写习惯。它反映出印度河文字尚处于实验性的阶段，而且也仅仅是掌握在少数上层有文化知识的贵族手中。因此，随着印度河城市文明的衰亡，这种文字符号也消声匿迹而不为世人所知了。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印度河城市出土过大量的印章，它们是用滑石、陶土等物质制作而成，上面镌刻有各种各样的图像和文字符号，这些图像和符号当然是城市居民交流表达思想信息的介体传媒，如果能弄清其中的具体含义，现代人同古印度河城市居民的对话自然不会成为问题。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现在，许多学者都在为解开印章的图像文字奥秘而呕心沥血。遗憾的是，前人的努力可说都是无功而返。由此也证明，印度河城市文明的确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古文明。
1798年，拿破仑曾率大军从土仑出海远征埃及，当他站在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前，用煽动性的语言向他的士兵和随军学者说道：
“4000年的历史在蔑视你们！”
这话无疑极大刺激了士兵学者对古埃及文明的向往和掠夺欲。
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实际上促成了一门新学问――埃及学的诞生。诚如他所说，文明的历史在蔑视着今人。面对法国人掳掠到的大量古埃及文物，学者们却一筹莫展，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识古埃及象形文字，面对一大堆宝藏而说不出任何名堂，这是何等的难堪！
后来，事情有了转机，他们找到一块所谓的“罗塞达石碑”，碑上有三种可对照的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古埃及通俗体文字；古希腊文。
希腊文，这是可以看得懂的！
后来，一个聪明绝顶的法国人商博良终于成功地解读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人们才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
同样的道理，当1899年中国的清朝大臣王懿荣从中药“龙骨”中认出甲骨文以后，孙诒让等人就可以不断地解读甲骨文中隐藏的奥秘，其中原因也是因为有《说文解字》这样能沟通比照上古死文字和已识文字的桥梁。
然而，犹如人们能看到对岸的古印度河文字，人们却无桥梁走近它。
尽管印度河文明的历史还在蔑视今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猜测它留下的谜语。
考古学家注意到，印度河文字符号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划符号。其中有些符号后来还成了显著而常见的印章文字。
这些陶器刻划符号，也可能是制陶工匠的标志或器主的象征物，或具有宗教巫术的象征意义，或是用于记事，但是其确切含义很难识别。
人们注意到，这种抽象的象征符号的使用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很普遍，有些学者认为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文化联系。
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教授比较了中国上古、西亚、古印度等地区的古陶文字符号，他认为这些地区之间的先民在遥远的时代，或多或少都有过交流和接触。
有学者认为，印度河铭文可能是吸收了美索不达米亚东南部的古埃及文才发展起来的。但是阿斯克・帕坡拉利用计算机对两者作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果还是认为印度河文字同任何已知的文字系统没有直接的联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数学者认为印度河文字属于土著的达罗毗荼语，有人声称已破译了100多个文字符号，达到了能读懂某段句子的程度。
显而易见，要达到真正完全通读所有上古印度河文字的水平，必须要获得一个公认的文字标准，可是这个一般标准谁也提供不了，解谜的路还相当漫长。我们今天从印章中所能感受到的却是印度河城市居民丰富多彩的生活。
我们今天在印度的山川、河流、森林的僻静处，仍然可以看到以瑜珈坐姿苦修道行的智者隐士，这种神灵般的人像，在古印章图像中就有反映。神人用手俯按着弯曲的双腿，这种坐姿和戴角冠饰的形象在较早的彩陶纹饰中就出现了。瑜珈功的姿态可能就是起源于印度河城市中的巫者祭司典型的修行坐姿，它被同文字符号一起铭刻在滑石印章上，可能是标明祭司身份的凭藉，或可能它本身就有加盖符咒效能的功用。
印章上镌刻的戴角冠和臂镯的人形，可能是当时人们所崇拜的祭司。在另一枚印章上，我们可看到他们在主持某种仪式，在菩提圣树伸展的枝叶下，站立和跪着的戴角冠祭司身边有一只供宰杀祭奉神的山羊，祭司一旁，站立着一排参与仪式的市民，菩提圣树旁还放置着依稀可辨的人头。印章上方还有鱼形、器皿之类形状的文字符号，可能都象征祭祀仪礼中的祭品。
这种印章的文字图像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中国殷商金文中的图画徽号，只不过是后者更抽象和文字符号化一些，它们显然都具有记事和会意的功能。
更饶有兴味的是，在哈拉巴出土的一块模印书板上，这种瑜珈坐姿的戴角冠神人，却对一旁的狩猎者与猛兽的搏斗熟视无睹，我们不知道画面是否在劝谕人们不要杀生，或是神人祭司正命人屠杀野牛和鳄鱼用作祭礼的牺牲。
在原始民族当中，戴兽角者都是身份最高的人，人们认为首领作此扮像装饰，会获得野兽般的超凡神力。所以，我们认为印度河印章中的戴角冠者才是地位最高贵的人。
不过，在印度河城市文明中，可能还存在着母系社会的残余――女性崇拜，就在上述这枚书板背面，还镌刻一个有突出乳房的女性的正面立像，她徒手正擒拿着两只侧立的猛虎，头顶上刻划一个六等分圆盘状的符号，下面刻划一只造型生动而写实的大象。
类似的构图，在苏美尔人的艺术品中也可见到。那是在乌尔城的王陵中曾出土过一件历史上最古老而又精美的牛头竖琴上，刻划有苏美尔神话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什降服双牛的画面，以及一系列动物奏乐的故事情节，人们认为这些艺术题材可能是反映人类驯养动物过程的场面。
有人根据两河流域南部和印度河城市都有共通的艺术内容，而推测印度河文化是受到了苏美尔文化的影响。然而，这种观点却值得商榷。事实上，在中国殷商青铜器《父辛鼎》和《父已觯》上，也可以见到神人服兽的类似画面。而且，在《史记・殷本纪》和《周礼》（服不氏）中都有古先民驯猛兽的记载，这种异地古文明艺术的雷同现象只能说是一种偶合，而艺术本身所反映的深远历史背景（驯化野生动物）和过程却是共通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印度河文明艺术中歌颂女性的题材是异常鲜明突出的，这一点完全被后来的印度教艺术所光大发扬。在印度教复仇女神杜尔迦与水牛怪摩希沙的激战场面中，艺术家就把女神描绘成坐骑雄狮、弯弓引射的刚劲英武的形象。面对女神的攻击，溃败退却的是头戴牛角冠的壮健男子摩希沙。
在印度河文明的一枚柱形印章上，还有一幅有趣的画面，在两个手持兵器对打的男子中间，站立着一个长发束带，身穿桶裙的女子，她两手各自握住两个男子的一只手，这分明是在劝阻格斗的男人，而火气十足的男子仿佛只有在女性的抚慰下才能平静下来。由此可见，妇女在印度河城市的社会中的确具有崇高的地位。
印度河文明的印章和模制书板，虽然今人要完全弄清其功用和含义尚不可能，但它们所反映出的古代印度河城市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是显而易见的。
有一模印书板上刻划了古代船只的形象，其船身两头起翘，有尾舵，船上有屋形仓室，这种屋形船今天在印、巴地区的河流上仍然是十分常见的水上运输工具。古代印度河流域十分发达的航运业由此可见一斑。
在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中，有许多动物和神性化的动物形象纹饰，如犀牛、水牛、鳄鱼、大象、老虎和独角兽等。
独角兽是印章纹饰中最常见和最为奇特的艺术造型，它犹如仅有一只角的牡牛，在它的前面经常摆着一个如同草料桶似的奇怪东西，有人认为这是盛放牺牲祭品的食槽，是礼神的象征。人们认为独角兽和印度神话传说中的羚角仙人故事，以及佛教传说中的独角仙人故事有关。
还有人认为独角兽是来源于古希腊时代的艺术主题。不管怎么说，神性化的动物，均具有某种宗教意义，而宗教信仰又是来源于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在古印度河流域，自然环境远比今日优越，水域更为宽阔，植被更为茂密。当时还生活着今天已经绝迹了的独角犀牛，据说神性的独角兽原型即来源于现实中的独角犀。
我们注意到，不论是在史诗神话中还是在后来的佛经故事中，动物都是极富智慧和充满人情味的人生伴侣，而人对动物都有一种崇拜怜悯的心理。佛祖释迦牟尼的各种化身中就有大象和孔雀。而后来佛教艺术中盛行的这些神性动物主题，都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各种动、植物的图腾崇拜。
印度河印章书板中的大象、菩提树等动物、植物主题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造型具象写实而生动优美，显示出作者对生活对象具有十分敏锐准确的观察力，也具有十分娴熟的造型能力和技巧，其所运用的刀法圆熟而利落，风格明快而洗练，它显然是继承了史前艺术的写实主义传统。
印章，在文明国家社会中它是人际交往的凭信和施礼行政的道具，代表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不过，印章数量和样式、质地的五花八门，这倒是印度河城市独有的。
在哈拉巴、瑙沙罗等地出土的印章，可见到它们分别是由滑石、陶土、骨头、象牙和铜制成的。有的印章图案是纯粹的几何风格，但却具有抽象的宗教意义，由于它的广为流传而被视为宇宙性的符号。
在梅赫尔格尔和哈拉巴等地都出土过十字交叉和万字符图案的印章。
学者们认为十字符号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500年西亚哈雷夫的陶器上的符号，所不同的是，哈雷夫的十字符的顶端都加一横。此字相当于商周甲骨、金文中的“巫”字，这种十字符也见于中国西北的西周文化和月氏族文化。
十字符号是代表丰饶和吉祥的意义，所以它能从西亚经中亚流传到南亚次大陆和中国西北各地，成为当地人民普遍信仰的符号。
万字符号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死海东北部的泰利拉特――加苏尔文化，那里出土的一件石权杖头部就有万字符号，它同十字符号一样，也是经中亚流传到印巴次大陆和中国西北。有人认为万字符号是太阳的象征，它能为世界不同宗教习俗的人民所吸收景仰，是因为它代表吉祥美好。
万字符号在后来的印度佛教中演成了最为重要的宗教符号标志，传说佛陀有32相，其中一相就是胸上现有万字。在有关佛教的古籍中，都称万字为吉祥相、大福德之相，如此祥瑞，自然非佛祖莫属。
从上述两符号，我们不难看出，印度河文明并不是完全独立发展的，它在繁荣发展的时期，同西亚和中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在它衰亡以后，其文化因素仍然遗留在雅利安人的社会当中。
同样，对菩提树、榕树等植物的崇拜，今天仍是印度人民的自然宗教信仰之一，在这些古老的神木之下，现代人仍可见到供奉着圣者头骨和其他祀神道具的情景。
在印度南部的科凡拉特等地，最常见的是巴尼杨树，它根须发达，枝叶极为茂密，远看如同巨大的绿伞，印度人就像崇拜自然界的巨石奇岩和灵山圣河一样，也不时对巴尼杨树这样的巨木礼敬有加，崇奉之俗绵延不绝。
事实上，我们在印度河文明的赤陶书板、印章、陶器纹样上，就看到了后来佛教圣树菩提之类的植物装饰主题。这些神树在印度的神话故事中都是丰收、福佑和死亡的重要象征物。所以，我们在摩亨佐・达罗出土的印章上，看到地位显赫的神人（祭司）是站在菩提树下的。
原始的自然崇拜与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观念有相通之处，它无形中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人们求得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由此才能保证生殖、丰收、长寿和死亡的轮回。
在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书板的艺术主题中，树木的受保护及其神圣的力量受人尊崇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戴角冠饰的朝拜者，头冠饰实为菩提树枝叶的变形。在哈拉巴出土的模制书板上，还可见到戴角冠的神人（祭司）站在花环式的由菩提树枝叶变形而成的弯拱之下。这使人们联想到2千年后佛祖在榕树下的觉悟，教徒们簇拥在巨大的树荫下，听从释迦牟尼的教导，按照佛的旨意去实践生活的一切。
印度河印章和模制书板中还有许多凶猛动物的主题，如有鳄鱼、老虎等，甚至还有人与野牛角力的画面。有学者认为，既然印章书板的动物主题是时人动物图腾崇拜的象征标志，而且这些野生动物多出没于冲积平原，那么，印章书板的动物纹饰就可能代表了建立河流城市的主体居民，而公牛作为财富地位的象征，其印章可能是城市的最高管理者使用的，而大象、野牛、水牛印章可能被次一级的管理人员使用，因为这些印章只有在大城市和市镇上才被发现。
印章中数量最多的是独角兽印章，在广大的印度河流域遗址中几乎都有出土。学者们认为它是印度河城市统一的象征，代表了贵族商人的意志。它还通过长途的贸易渠道，流传到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手中。这一点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商代的青铜礼器的主要装饰主题――兽面纹，后者不仅是王权贵族的象征，而且这种镌刻有兽面纹的青铜礼器还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央王畿流传到长江流域等遥远的边区。
从印章的实际使用情况，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印度河城市贸易的盛况。有的印章属官方印章，它专门用于加盖在通行证、公文之类的文书证件上，具有行政管理的功能。但更多的印章是加盖在成捆商品的标签黏土上，用以确定商品的内容及其运输的路线。这种印章的使用情况，同中国春秋末至秦汉盛行印章加盖封泥的情况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后者是在竹木简牍文书上封缄黏土，然后再加盖印章显出印文。
独角兽印章被广泛应用于贸易和商业活动，也可以证明城市管理的秩序化和有效性，它意味着使用独角兽印章的管理人员已渗透到庞大的商业贸易网当中。
复合的动物图腾形象在印章纹饰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在喀利班甘发现过长着公牛角的大象印纹；有的印章纹饰是独角兽和短角牛组合成一种双头动物；有的女神像是人首戴山羊角冠，梳长发，身下却是老虎的躯体。
有人认为这些图像的宗教意义可能同动植物的增殖礼仪有关；有人则认为复合图腾及神灵的形象，可能标志不同图腾信仰的几个部族的融合。这种情况可能同中国先秦时代的肖形印章有相似之处，如有的战国肖形印上有龙与凤纠结为一体的图像，即为后世“龙凤呈祥”图案的先声，它实为黄河流域的东夷和华夏两个不同图腾信仰的集团相互联姻融合的象征，其后便演化成了中华民族的显著标识。
我们注意到，印度河文明的这种复合动物形的装饰艺术手法，对古代印度艺术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吠陀时代的太阳神，他巡视天空所乘坐的太阳车，就是由七首的骏马牵引的；具有无数化身的大神毗湿奴，有时便化成了半人半狮的英雄。他大发神威，能用利爪撕开多头魔鬼的五脏六腑；神话中的水怪摩羯鱼，形象为兽首鱼身，可看出它是鳄鱼和鱼类的复合变体。
印章与模制书板的大量出土，反映印度河城市的主人是十分重视教育的。因为印章和书板的图像上，往往都配置有文字符号，这些图文是供广大地域的人民能够识别的一般信息符号。尤其是模制书板，与其说它是可作印鉴的工具，还不如说它更像识字板。印章书板配以生动的图像，无疑就是最好的识字教具，而且这些印章、陶制书板也容易保存和流传。
印度河文明最有特色的滑石印章，可能还是要数瘤牛印章。它形象写实而又夸张，弯曲竖立的双角下是极度下垂的须毛，其筋肉骨骼刻划分明而有力度，配以端庄的字符，显得神圣而庄严。但奇怪的是，瘤牛印章很少发现，它主要出土于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两处大城市，考古学家推测瘤牛可能象征群兽之首，瘤牛印章可能代表最有力量的部族或城市的最高统治者。
尽管印章文字符号的通读仍有困难，但是考古学家帕婆拉声称，他在一枚大瘤牛印章上发现了惟一记录的铭文顺序，认为这些符号是代表当时皇室的名称，而且，这些符号在哈拉巴的一些铜工具和武器上也有发现。
单从印章和书板的图像推测当时城市的政治生活，目前还是困难重重。不过，人们从当时的一块赤陶书板上，却可看到印度河城市居民游行的情景片断：其中有人手持旌旗，有的人手持宗教象征物，队列一旁还有随行的动物形象。这种有组织的队列行进，学者们认为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礼仪活动，它是由宗教和政治领导人主持的。
在印度神话传说和佛经故事中，有不少反映人与野生动物相涉的有趣内容。《百喻经》中有个“500毒药丸”的故事，它描写一个因祸得福的男子冒充勇士，得到了国王的宠信，结果被派去猎杀危害四方的猛狮。被迫无奈，手执利刃的男子只好前行，可是一见到猛兽，他吓得一个劲地逃窜到树上，当狮子追到树下对男子仰视怒吼之际，吓得魂飞魄散的男子手中的利刃抖落了，正好掉入猛兽口中而把它刺死，从而又演出了一幕因祸得福的喜剧。
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书板上，既有人与猛兽搏杀和角力的画面，也有人与猛兽对峙的情景。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它是否是反映了《百喻经》的故事，不过，通过写实的画像来达到宣叙故事传说、劝喻、教育的目的，这不仅是古代印度人民的传统，也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
印度河文明的书板、印章图像纹饰一侧，往往都有装饰性的文字符号。这些字符优美而端庄，与图像共同组成和谐的装饰画面，这一点颇似中国古典绘画艺术。后者是在完整的构图画面上，配写相得益彰的书法艺术。两者都有记事、指事、写实象形等方面的功能，共同反映出早期国家文明在信息传递交流方式上的相似性。
在印度河铭文的400多个不同符号中，有一部分是明显的象形会意字，如鱼、菩提树叶、射、容器等，所以多数学者认为它们不是文字字母（如拉丁文），而是代表一个词音节的文字系统，只是今人还无法弄清这些符号的具体的使用功能。它的读音、含义、排序方式及其所代表的词意、词组，或是有语法结构的文句意思，都是现代学者期冀攻克的难题。
一般认为，印度河铭文通常是从右向左书写的，但也有从不同方向相反书写的例子。这一点，也颇似中国商代的甲骨文、陶文等古文字的书写习惯。它反映出印度河文字尚处于实验性的阶段，而且也仅仅是掌握在少数上层有文化知识的贵族手中。因此，随着印度河城市文明的衰亡，这种文字符号也消声匿迹而不为世人所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