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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走近文明的旅程
人们发现，快到末次冰期结束的1～2万年前，原始人就具有了很高的狩猎技艺和智力，他们能制造装有木柄的各类石工具，如投枪、鱼镖，弓箭一类，能随心所欲地捕杀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任何猎物。
那时候，他们把野兽一度占据的洞穴据为己有，他们在洞中打制石器，围着火塘烧烤砸碎的兽肉骨头；兴致高涨的时候，还在洞壁上绘制形象优美的彩色狩猎岩画；当同伴死掉，他们就将其掩埋在洞穴里。这一类古人类的洞穴遗址，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都有发现。有的洞穴居址还被古人类沿用到较晚的时期，有的学者就认为印度中央邦的史前岩画只有7500年左右。
然而，这些聪明的狩猎人并不能创造定居文明，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掠夺自然的经济，很容易造成周围物质生活资源的暂时短缺，为了生存，狩猎采集人不得不周而复始地去寻找新的资源。非定居生活使原始人不能携带那些非实用的物品，也没有精力去发展个人的特长和创造新物质，为了找到生存所需的新猎场，他们不得不疲于奔命。
直到公元前6500年，印巴次大陆的史前文化才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对南亚定居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和畜牧业是何时产生的还一无所知，为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由贾利戈为首的法国和巴基斯坦的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及其邻近的河流高地展开了大规模地搜寻和发掘。
考古学家发现，在现今仍适合于人类居住的河流冲积平原，很难找到早期定居农人的聚落，这可能一是它们被掩埋在很深的淤沙下了，或可能是被后来的居民兴建家园时把它们破坏掉了，再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自然环境和水域与后来不同，河流冲积平原还不是最好的农业定居处。
最早的农业定居遗址是在高地的奎达河谷发现的，那是一个叫“乞力・古尔・穆罕墨德”的地点，在遗址的最下层，人们发现了泥砖房屋的痕迹，还有绵羊、山羊、牛的骨头，以及柄上嵌有石片锯齿的镰刀，在稍晚的地层中发现了手制粗糙和火候很低的篮纹陶器。
从这些文化遗迹中，考古学家推测，石镰是收割栽培农作物的工具，绵羊、山羊等骨头是原始人放牧家畜的证据。泥砖房屋的存在表明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居住在洞穴里，或是在频繁迁移的过程中搭建一些简陋的防风寮。他们不但有较稳固的聚落，还会烧制陶器用于日常的生活。
后来，这些聚落又不断地向山前的河谷平原推近，最终在那里形成了永久性的定居农业聚落，博兰河边的梅赫尔格尔就属于这样的典型遗址。
人们发现梅赫尔格尔的泥砖房屋结构，很像近代仍可在伊朗、阿富汗及印巴地区见到的乡村民居，它由泥砖砌成方块盒子形的墙体，房子内分成四间或更多的小间，这是居屋和储藏室融为一个单元的结构。由于少雨和防风沙的缘故，它的屋顶不必做成像东亚南部的干栏建筑那样呈倾斜坡状的屋顶。这种平顶房上部，是由泥砖结合木架、树枝和草杆制成，充其量也只是有遮日的走廊设施和通风的窗孔。这种房屋后来就发展成为印度河城市文明的主要建筑形式。
在距今8500年的早期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当时的居民采用侧身屈肢的葬式，身边随葬有用作祭品的山羊躯体，还有各种器具和装饰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居民的模样和体征不像毗邻西亚的史前居民，他们倒颇为接近亚洲的土著人种。
专家估计，新石器时代早期农牧业的起源很可能在世界各地是多元独立发生的，梅赫尔格尔的发现再次提供了狩猎采集人向食物生产转变本土起源的例证。
早期农人从高地向河谷平原推进后，他们开始在博兰河泛滥平原的沃土上耕作小麦和大麦。不过，最初他们还是大规模猎取野生动物，他们能用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和陷井捕杀大象、水牛和野猪等危险的动物，只有山羊可能是最早驯化的家畜。
又过了一千年，农人饲养的家畜种类增多。其中有驼峰的瘤牛最为重要，这种牛耐热，性情温驯，一度生活在亚洲和非洲许多地区，但瘤牛却是印度河流域居民最先驯养的家畜。后来，在整个史前和历史时代，这种长角和有驼峰的公牛形象，一直成为次大陆和东亚南部部落民中最喜闻乐见的艺术主题，它是人们崇拜的图腾对象，是财富地位的象征，由此还演化出一整套相关的礼仪和禁忌。
饶宗颐教授认为，云南石寨山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的青铜艺术中也盛行牛崇拜的风俗，可能就是从古印度传来的。
在历史时期形成的印度教信仰中，主张非暴力，不杀生，即使踩死一只蚂蚁也是罪过，因此，被尊为神的使者的牛，在今天的印度街头仍随处可见，牛悠哉游哉地闲荡，还夹杂着狗、象和骆驼，行走的人们就像回到了生物的世界里。而这一信仰又要追溯到印度河文明产生之前的新石器农人的时代。
至今，印度的男女都喜欢戴装饰品，妇女脖上有项圈和项链，耳上有耳环，手和脚上有手镯、脚镯和脚铃等，要是在节庆和喜庆活动中，人们不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美丽动人，谁都会感觉自己低人一等。这种装饰风，也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在墓中发现的装饰品，有蓝色青金石、绿松石和玉髓、玛瑙、珍珠为原料制作的珠串和坠饰。此外，以后次大陆历史时代最常见的用海贝制作的镯子也出现了。
这些迹象表明，当时的农牧业不仅可提供人们生活的稳固基础，而且剩余的产品还促成了长途贸易网的形成。如他们进行长途贸易交换获得的异地产品，就有来自遥远的阿拉伯湾的阿曼珍珠；原始的农人使用海贝作货币，而海贝的产地，最近处也在几百公里外的卡拉奇附近的马克兰沿岸。
一系列经济生活中闪光的亮点，都意味着印度河的前夜已接近了它的尾声。
考古学家发现，大约在公元前4500所左右，在那些沿印度河平原分布的聚落中，人们已能生产精美的彩陶器，它们不仅有较写实生动的动物纹样，还出现抽象的图案，有的还有刻划符号。这些图案和符号，有人认为是文字的萌芽，它们或可能是陶工的标记，或可能是陶器主人的宗教信仰象征物。不过，作为剩余产品交换物，它们通过贸易网的各条路线，已被传播到很广的地域。尽管至今人们还弄不清彩陶器上的抽象图案和符号的具体含义，但当时的人对此是明白易晓的，它们所代表传递的信息，正是秩序规范的文明社会正在崛起的标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那些位于贸易路线主要交叉口的新兴聚落，后来都发展成为印度河文明的大镇和城市。
在公元前的3千年上下，正是中国古史传说的三皇五帝更迭的国家文明演进的时代。在这一史诗般的英雄时代，东亚大陆的黄河流域似乎正上演着群雄逐鹿中原的战争场面。最初是黄帝和炎帝激战于阪泉之野，然后，黄帝又率领诸侯联军，同尤大战于涿鹿之野，最后擒杀尤，取代神农氏而为天下共主（《史记・五帝本纪》）。
然而，与此同时的印巴次大陆，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印度河城市文明起源的过程是否也是充满剑与火的争雄场面，我们还不得而知。
梅赫尔格尔3期文化（前4800年左右）表明，当时的古先民与中国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民一样，已学会制造和冶炼铜金属器物。金属工匠很快发现了合金（铜、锡、钾等）的硬度，分别用它制造武器、工具和装饰品。
这些物品都需专门的工匠和采用复杂的技艺才能制成，而且只有富裕阶层人士才能享用。人们为了保护和支配这些珍贵的财产物品，除了在聚落的中心营造有封闭院落的稳固住宅区，设置便于区划的街道，还在聚落的周围营建干砖砌成的厚围墙。
这种方块的城市都邑的雏型，在5000-4500年前之间的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也出现了，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形式多夯土城墙和夯土台草泥木结构建筑。而印度河流域的泥砖和后来的烧砖砌筑结构的建筑，倒是与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建筑有共通之处。
这些砖砌房屋和围墙的不断改建扩大，最终在河流的冲积平原中部的重要交叉口上，便形成了大规模的城市。
恩格斯曾说，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英雄时代，为积累财富和进行掠夺的“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用这一理论来阐明印度河城市文明出现的结果似乎还无可厚非，但用它来说明这里城市的起源过程，专家则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在公元前2600年以前的聚落遗址中，没有发现村民们被屠杀的证据，有的村落虽然被焚烧过，但房屋很快又在旧址上重建了。在许多保护性的围墙上，也没有发现大量被破坏的痕迹。
相反，那些越来越抬高地基而重叠建起的房屋，再加上保护性围墙的扩大，是得赖于洪水不断泛滥冲击聚落的结果。
周期性的雨季和河水泛滥，带来了大量肥沃淤泥，使得维持聚落和不断扩大其规模的基础――农业增产有了保障。而且，河水的泛滥还会造成各种弯曲的小湖，更便利了农人的灌溉、用水、田间放牧和渔猎。
印度河流域的聚落能不断走向繁荣发展的坦途，除了农牧业的进步，也要依赖手工生产技术的发展和贸易网的扩大。
在各地的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很多手工产品的原料，如铜、海贝、玛瑙、燧石都是从遥远的地方运来，再由本地技艺高超的工匠将它们制作成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产品又通过原来的贸易网回到原料地。
公元前2800～前2600年间的印度河流域工匠已能制作出许多技艺精湛的工艺品，它不仅有硬度很高的彩陶器，还有坚硬的铜矛和装饰性的铜针。能用高温和颜料，把硬石英加工成美观的白色、蓝绿色的珠子。在上古时代，古印度工匠能用玻璃技术生产出价值连城的器皿，远销到东亚的中国等地。这种用高温等办法处理合成物质的技术，也要追溯到前印度河文明时期。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和中国黄河流域的城市兴起也存在某些巧合。
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中，人们发现过围成方形的高大城墙，城墙的大门还有门卫房，城内街区经过系统地规划营建，陶水管道的存在也表明城内有排水系统。
在印度河流域的喀利班甘遗址，也首次出现排水管道、洗澡地点和人造厕所。虽然在同时的遗址中发现了铜矛、刀、石矛和箭镞等武器，专家认为设防聚落和城市之间的武装冲突还是限定在局部小规模的范畴。
不管怎么说，印度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的史前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后，最终以财富高度积聚，以及以农牧、商贸极其繁荣为特征的一座座壮观的城市，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相继崛起。
§§第二章 “死亡之丘”的复活
那时候，他们把野兽一度占据的洞穴据为己有，他们在洞中打制石器，围着火塘烧烤砸碎的兽肉骨头；兴致高涨的时候，还在洞壁上绘制形象优美的彩色狩猎岩画；当同伴死掉，他们就将其掩埋在洞穴里。这一类古人类的洞穴遗址，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都有发现。有的洞穴居址还被古人类沿用到较晚的时期，有的学者就认为印度中央邦的史前岩画只有7500年左右。
然而，这些聪明的狩猎人并不能创造定居文明，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掠夺自然的经济，很容易造成周围物质生活资源的暂时短缺，为了生存，狩猎采集人不得不周而复始地去寻找新的资源。非定居生活使原始人不能携带那些非实用的物品，也没有精力去发展个人的特长和创造新物质，为了找到生存所需的新猎场，他们不得不疲于奔命。
直到公元前6500年，印巴次大陆的史前文化才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对南亚定居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和畜牧业是何时产生的还一无所知，为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由贾利戈为首的法国和巴基斯坦的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及其邻近的河流高地展开了大规模地搜寻和发掘。
考古学家发现，在现今仍适合于人类居住的河流冲积平原，很难找到早期定居农人的聚落，这可能一是它们被掩埋在很深的淤沙下了，或可能是被后来的居民兴建家园时把它们破坏掉了，再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自然环境和水域与后来不同，河流冲积平原还不是最好的农业定居处。
最早的农业定居遗址是在高地的奎达河谷发现的，那是一个叫“乞力・古尔・穆罕墨德”的地点，在遗址的最下层，人们发现了泥砖房屋的痕迹，还有绵羊、山羊、牛的骨头，以及柄上嵌有石片锯齿的镰刀，在稍晚的地层中发现了手制粗糙和火候很低的篮纹陶器。
从这些文化遗迹中，考古学家推测，石镰是收割栽培农作物的工具，绵羊、山羊等骨头是原始人放牧家畜的证据。泥砖房屋的存在表明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居住在洞穴里，或是在频繁迁移的过程中搭建一些简陋的防风寮。他们不但有较稳固的聚落，还会烧制陶器用于日常的生活。
后来，这些聚落又不断地向山前的河谷平原推近，最终在那里形成了永久性的定居农业聚落，博兰河边的梅赫尔格尔就属于这样的典型遗址。
人们发现梅赫尔格尔的泥砖房屋结构，很像近代仍可在伊朗、阿富汗及印巴地区见到的乡村民居，它由泥砖砌成方块盒子形的墙体，房子内分成四间或更多的小间，这是居屋和储藏室融为一个单元的结构。由于少雨和防风沙的缘故，它的屋顶不必做成像东亚南部的干栏建筑那样呈倾斜坡状的屋顶。这种平顶房上部，是由泥砖结合木架、树枝和草杆制成，充其量也只是有遮日的走廊设施和通风的窗孔。这种房屋后来就发展成为印度河城市文明的主要建筑形式。
在距今8500年的早期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当时的居民采用侧身屈肢的葬式，身边随葬有用作祭品的山羊躯体，还有各种器具和装饰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居民的模样和体征不像毗邻西亚的史前居民，他们倒颇为接近亚洲的土著人种。
专家估计，新石器时代早期农牧业的起源很可能在世界各地是多元独立发生的，梅赫尔格尔的发现再次提供了狩猎采集人向食物生产转变本土起源的例证。
早期农人从高地向河谷平原推进后，他们开始在博兰河泛滥平原的沃土上耕作小麦和大麦。不过，最初他们还是大规模猎取野生动物，他们能用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和陷井捕杀大象、水牛和野猪等危险的动物，只有山羊可能是最早驯化的家畜。
又过了一千年，农人饲养的家畜种类增多。其中有驼峰的瘤牛最为重要，这种牛耐热，性情温驯，一度生活在亚洲和非洲许多地区，但瘤牛却是印度河流域居民最先驯养的家畜。后来，在整个史前和历史时代，这种长角和有驼峰的公牛形象，一直成为次大陆和东亚南部部落民中最喜闻乐见的艺术主题，它是人们崇拜的图腾对象，是财富地位的象征，由此还演化出一整套相关的礼仪和禁忌。
饶宗颐教授认为，云南石寨山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的青铜艺术中也盛行牛崇拜的风俗，可能就是从古印度传来的。
在历史时期形成的印度教信仰中，主张非暴力，不杀生，即使踩死一只蚂蚁也是罪过，因此，被尊为神的使者的牛，在今天的印度街头仍随处可见，牛悠哉游哉地闲荡，还夹杂着狗、象和骆驼，行走的人们就像回到了生物的世界里。而这一信仰又要追溯到印度河文明产生之前的新石器农人的时代。
至今，印度的男女都喜欢戴装饰品，妇女脖上有项圈和项链，耳上有耳环，手和脚上有手镯、脚镯和脚铃等，要是在节庆和喜庆活动中，人们不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美丽动人，谁都会感觉自己低人一等。这种装饰风，也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在墓中发现的装饰品，有蓝色青金石、绿松石和玉髓、玛瑙、珍珠为原料制作的珠串和坠饰。此外，以后次大陆历史时代最常见的用海贝制作的镯子也出现了。
这些迹象表明，当时的农牧业不仅可提供人们生活的稳固基础，而且剩余的产品还促成了长途贸易网的形成。如他们进行长途贸易交换获得的异地产品，就有来自遥远的阿拉伯湾的阿曼珍珠；原始的农人使用海贝作货币，而海贝的产地，最近处也在几百公里外的卡拉奇附近的马克兰沿岸。
一系列经济生活中闪光的亮点，都意味着印度河的前夜已接近了它的尾声。
考古学家发现，大约在公元前4500所左右，在那些沿印度河平原分布的聚落中，人们已能生产精美的彩陶器，它们不仅有较写实生动的动物纹样，还出现抽象的图案，有的还有刻划符号。这些图案和符号，有人认为是文字的萌芽，它们或可能是陶工的标记，或可能是陶器主人的宗教信仰象征物。不过，作为剩余产品交换物，它们通过贸易网的各条路线，已被传播到很广的地域。尽管至今人们还弄不清彩陶器上的抽象图案和符号的具体含义，但当时的人对此是明白易晓的，它们所代表传递的信息，正是秩序规范的文明社会正在崛起的标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那些位于贸易路线主要交叉口的新兴聚落，后来都发展成为印度河文明的大镇和城市。
在公元前的3千年上下，正是中国古史传说的三皇五帝更迭的国家文明演进的时代。在这一史诗般的英雄时代，东亚大陆的黄河流域似乎正上演着群雄逐鹿中原的战争场面。最初是黄帝和炎帝激战于阪泉之野，然后，黄帝又率领诸侯联军，同尤大战于涿鹿之野，最后擒杀尤，取代神农氏而为天下共主（《史记・五帝本纪》）。
然而，与此同时的印巴次大陆，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印度河城市文明起源的过程是否也是充满剑与火的争雄场面，我们还不得而知。
梅赫尔格尔3期文化（前4800年左右）表明，当时的古先民与中国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民一样，已学会制造和冶炼铜金属器物。金属工匠很快发现了合金（铜、锡、钾等）的硬度，分别用它制造武器、工具和装饰品。
这些物品都需专门的工匠和采用复杂的技艺才能制成，而且只有富裕阶层人士才能享用。人们为了保护和支配这些珍贵的财产物品，除了在聚落的中心营造有封闭院落的稳固住宅区，设置便于区划的街道，还在聚落的周围营建干砖砌成的厚围墙。
这种方块的城市都邑的雏型，在5000-4500年前之间的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也出现了，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形式多夯土城墙和夯土台草泥木结构建筑。而印度河流域的泥砖和后来的烧砖砌筑结构的建筑，倒是与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建筑有共通之处。
这些砖砌房屋和围墙的不断改建扩大，最终在河流的冲积平原中部的重要交叉口上，便形成了大规模的城市。
恩格斯曾说，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英雄时代，为积累财富和进行掠夺的“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用这一理论来阐明印度河城市文明出现的结果似乎还无可厚非，但用它来说明这里城市的起源过程，专家则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在公元前2600年以前的聚落遗址中，没有发现村民们被屠杀的证据，有的村落虽然被焚烧过，但房屋很快又在旧址上重建了。在许多保护性的围墙上，也没有发现大量被破坏的痕迹。
相反，那些越来越抬高地基而重叠建起的房屋，再加上保护性围墙的扩大，是得赖于洪水不断泛滥冲击聚落的结果。
周期性的雨季和河水泛滥，带来了大量肥沃淤泥，使得维持聚落和不断扩大其规模的基础――农业增产有了保障。而且，河水的泛滥还会造成各种弯曲的小湖，更便利了农人的灌溉、用水、田间放牧和渔猎。
印度河流域的聚落能不断走向繁荣发展的坦途，除了农牧业的进步，也要依赖手工生产技术的发展和贸易网的扩大。
在各地的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很多手工产品的原料，如铜、海贝、玛瑙、燧石都是从遥远的地方运来，再由本地技艺高超的工匠将它们制作成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产品又通过原来的贸易网回到原料地。
公元前2800～前2600年间的印度河流域工匠已能制作出许多技艺精湛的工艺品，它不仅有硬度很高的彩陶器，还有坚硬的铜矛和装饰性的铜针。能用高温和颜料，把硬石英加工成美观的白色、蓝绿色的珠子。在上古时代，古印度工匠能用玻璃技术生产出价值连城的器皿，远销到东亚的中国等地。这种用高温等办法处理合成物质的技术，也要追溯到前印度河文明时期。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和中国黄河流域的城市兴起也存在某些巧合。
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中，人们发现过围成方形的高大城墙，城墙的大门还有门卫房，城内街区经过系统地规划营建，陶水管道的存在也表明城内有排水系统。
在印度河流域的喀利班甘遗址，也首次出现排水管道、洗澡地点和人造厕所。虽然在同时的遗址中发现了铜矛、刀、石矛和箭镞等武器，专家认为设防聚落和城市之间的武装冲突还是限定在局部小规模的范畴。
不管怎么说，印度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的史前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后，最终以财富高度积聚，以及以农牧、商贸极其繁荣为特征的一座座壮观的城市，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相继崛起。
§§第二章 “死亡之丘”的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