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秘事

十七、陪都时期的杜月笙

　　说完了袍哥，现在我们要来说说青帮和洪门了。要说青帮当然首先不能不说杜月笙。因为杜月笙尽管在青帮中的辈分并不高，但在陪都时期，他已是帮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八・一三”上海沦陷后，蒋介石带信给上海青帮三巨头，希望他们不要给日本人做事，离开上海去重庆或者香港都可以。黄金荣说年纪大了，就留在上海，但保证不当汉奸；张啸林态度暧昧，但投靠日本人的倾向已十分明显；只有杜月笙响应蒋介石的号召，离开上海他时期更正面些。去香港。日本人在对杜月笙几次劝降失败后，对他已防范甚紧。怕他出走，日本人派兵驻守杨树浦和十六浦，监视租界码头。尽管如此，杜月笙还是从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溜走了。1937年11月26日晚，他轻装简从，只带一个仆役，在法租界码头登上法轮“阿拉密司”号，和宋子文、俞鸿均一道，离开上海去了香港。

　　杜月笙虽然远在香港，却和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他是国民党“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委员。

　　1939年11月，他留在上海的门徒徐�丞专程从上海到香港带给他一张纸条。纸条是一个叫徐寄？的人写的。纸条上只有短短的一行字：“高决反正速向渝洽”。纸条上的“高”指的是汪伪政权的高宗武。高宗武何许人也？他是汪伪政权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由于他和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学，而犬养毅又是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活跃人物，所以高自然成为汪日之间最合适穿针弓[线的人。他亲自参与了“汪日密约”的谈判。但当他得知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比21条还卖国时，他的良心感到很大的不安。在爱国人士黄溯初的说服开导下，他决心弃暗投明，但不知如何动作。黄溯初的同乡好友徐寄�建议找杜月笙，于是有了这张纸条。

　　杜月笙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不停蹄地飞往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给了他八个字的指示：“从速返港，秘密进行。”杜月笙回到香港后立即将黄溯初接到香港，详细了解情况。并积极布置已回到上海的徐采丞安排高宗武出走。随即他又二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策反准备。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叫杜月笙带给高宗武。并嘱杜月笙一定要将高宗武、陶希圣接到香港。

　　陶希圣是汪伪政权的宣传部长。当时陶也处在极度危险中。他不赞成汪日密约，拒绝在密约上签字后称病不出，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的怀疑。据说李士群、丁默村的特务机关极斯斐尔路76号已经发出了对他的暗杀令。

　　1940年1月4日上午，高宗武在徐采丞的安排下登上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与此同时，陶希圣也几经变换车路登上这艘美轮，二人一同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随后高宗武的妻子将秘密摄制的汪日密约底片带来香港。

　　16天以后，《大公报》香港版全文公布《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汪日密约），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汪伪政权的卖国嘴脸，给汪伪政权以沉重的打击。蒋介石为此奖励杜月笙20万元，以资酬劳。

　　再说杜月笙到达香港后，留在上海的张啸林公开投敌，出任“新亚和平促进会”负责人，并一心想当上海市长或浙江省主席。杜月笙离沪前，曾语重心长地劝说过他，但张啸林充耳不闻。以至杜离开上海也不敢惊动他。张啸林卖国投敌后，军统迅速将他列入“锄奸名单”，铁血锄奸队的队员大多是杜月笙的徒弟。

　　杜月笙到底是江湖中人，当戴笠决定除掉张啸林后，他又心神不安。一方面，他不能阻止戴笠的行动，更不希望由其弟子亲手杀掉相交二三十年的把兄；另一方面，他又为张啸林自食其果万分痛心。

　　军统对张啸林的暗杀行动一共进行了三次。第一次发生在1939年11月15日。那天晚上，张啸林和另一个汉奸到更新舞台去看京剧《玉堂春》，包了最好的几个包厢。戏唱到一半，机枪声大作，张啸林包厢被扫得血肉横飞。结果，张啸林没有死。原来，他因临时有事，没有来更新舞台看戏。第二次是1941年夏天，锄奸队决定在张啸林的汽车过马路等待红灯时向他开枪。一切都计算得很精确了。不巧，张的汽车还没有停稳，沉不住气的枪手便开枪了。张的司机拼命踩油门，飞车逃脱，让张啸林又捡到一条命。

　　张啸林躲过这两次暗杀之后，深居简出，公馆内外警备森严。为了加强警卫，张啸林决定招收一些枪法极准的保镖。军统得知这一消息，就叫杜月笙的徒弟林怀布去应聘。林怀布枪法极好，有百步穿杨之功，可以举枪打下天上的飞鸟。由于是杜月笙的徒弟，张啸林深信不疑，将他收下。一天，张啸林的学生、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来华格臬路拜访张啸林，祝贺他即将出任浙江省长。林怀布趁机和张的保镖们发生冲突，在楼下大吵大闹。张听见吵闹，从三楼伸出头来大声斥责林，林赌气说，“我不干了！”张说，“不干了，叫他交枪走人！”林掏出腰间手枪，张以为他是交枪，不料林顺手就是一枪，子弹不偏不倚击中张啸林头部，张立即气绝身亡。杜月笙在香港得到这个消息后说，“张啸林是我的兄弟，却被我的徒弟杀了。虽是罪有应得，想起来总是对不起他。”

　　紧接着，在杜月笙的遥控指挥下，他的徒弟说动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的厨师朱升源，朱在警卫森严的虹口傅公馆内用斧头劈杀了曾经是杜月笙的朋友的傅筱庵。

　　1941年初夏，杜月笙第三次来到重庆。这一次是为“人民行动委员会”的事。戴笠要搞“人动会”，希望得到杜月笙的支持，邀请杜月笙来陪都商谈。杜月笙对“人动会”兴趣很大，前面说了，出于陪都袍哥和青帮、洪门的反对，他只当了个副主任。于是杜月笙对“人动会”的事便采取应对态度。他本来打算应付完“人动会”的事就回香港的，但怎么也没想到，他竟回不去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敌手。与此同时，上海的英租界也被日军侵入。这时杜月笙正在陪都。他心急如焚。香港和上海的英法租界内有他的家人和许多学生、朋友，他得想法将他们救出来。

　　从重庆派飞机去香港营救他们显然已不可能。这时，他居然想出一个谁也不敢想的办法：利用日本人对他还抱一丝幻想的机会，让他的驻沪私人代表徐采丞向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提出请求，要求“梅”机关同意徐包一艘船到香港将这批人接回上海法租界，以便杜月笙履行战乱中照顾保护他们的诺言。加之徐采丞和日本驻沪陆军部长川本关系很好，“梅”机关居然同意了这一计划。徐采丞于是包了一艘船从香港接回耆宿名流和杜的苏州同乡300多人。1942年2月，杜月笙的夫人沈玉兰也飞来重庆。自此，开始了杜月笙近五年的陪都生活岁月。

　　杜月笙来到重庆后，不像其他青洪帮头目，既不发展组织，也不收门徒，他的主要精力在政坛和经商。

　　杜月笙经商的内容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做毒品生意。他成立了一个“港济公司”。公司在重庆、香港两地设有办事处。港济公司的总经理是杜月笙的青帮兄弟顾嘉棠，杜居幕后指挥。

　　做毒品生意需要很多钱，杜月笙就拉潘昌猷入伙。潘昌猷是银行巨头，有的是钱。做毒品生意还需要保证押运安全，他又和戴笠合作。一边有潘昌猷出钱，一边有戴笠保驾，杜月笙贩运毒品如鱼得水。港济公司开张第二年，收入即达3000万法币。

　　这件事让孔祥熙知道了，他就给财政部打招呼，不再发给港济公司运输批文。没有财政部的批文，戴笠也不敢发货。杜月笙急需打通孔祥熙的关节。戴笠和孔祥熙的关系不好。杜月笙就想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重庆人称“范傻儿”的范绍增。孔祥熙来渝后，范绍增将他在国府路新建成的花园洋房“范庄”让他和顾祝同住，深获孔的好感。范的第三战区第八十八军军长职位就是这样来的。

　　杜月笙和范绍增是老朋友了，他给范绍增送去一张500万的银票，要范以此去游说孔祥熙。范绍增拿着500万银票去见孔，果然说服了孔祥熙，财政部终于发给了港济公司运输批文。

　　有了财政部的批文，杜月笙的几十车烟土在戴笠派遣的武装特务的押送下，浩浩荡荡从重庆出发，经过贵州、广西，在镇南关向买家交货。此次贩毒，获利颇丰，范绍增分得100万，其余巨款由杜月笙和戴笠平分。而出资的潘昌猷则成了冤大头。他不但没有得到一分利润，杜月笙连本金也没还给他。

　　港济公司除贩卖毒品外，还偷运军火和工业原料到上海、南京。当时，沪宁地区已被日本人占领，军火和工业原料是国民政府明令禁止的禁运物资，将这些东西贩运到沦陷区可是杀头的罪。可是杜月笙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什么呢？有人说他是得到蒋介石的默许。大后方急需棉纱、布匹，这些物资都控制在沪宁地区的日本商人手里，杜月笙向蒋介石建议，和日本商人做生意，“不应因小失大”，蒋介石同意了杜月笙的建议，对杜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听任杜月笙和日本商人“互通有无”。

　　杜月笙不仅和日本商人做生意，还和日本特务机关往来。比如他就曾和汪伪特务机关交涉，达成国民党特工和汪伪特务在上海互不暗杀的谅解。后人对他周旋于中、日、汪三方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在做地下工作、刺探情报，有人则说这是在和日伪勾勾搭搭，脚踏两支船。这个情况蒋介石好像也是知道的。杜月笙并没有受到惩罚，似乎也说明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

　　杜月笙在陪都一边为蒋介石效力，和国民党军政上层打得火热，一边大发国难财。他在市区的临江门买楼房，在南岸汪山修别墅，以及和潘昌猷、范绍增豪赌的钱，都来自港济公司。

　　1942年，胡宗南还邀请他去西北访问。在西安，杜月笙被奉为上宾。原来胡宗南是希望他去西安投资。杜月笙也给足了胡宗南面子。由他牵线搭桥，上海大亨刘鸿生在西安筹建了西北毛纺厂。

　　1945年夏天，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再次召见杜月笙。蒋介石对他说，抗战就要胜利了，东南亚需要布置。他要杜月笙去那里预先布置，杜月笙答应了，后来却因故未能成行。

　　1945年秋，杜月笙随着“还都”浪潮从重庆辗转回到他的上海老巢。抗战八年，他别离上海也整整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