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秘事

七、袍哥师长范绍增

　　上世纪40年代，上清寺国府路口有一座占地广阔的花园洋房，那就是“范庄”。“范庄”是四川军阀范绍增的公馆。这座公馆是范绍增花了20万大洋建造的。

　　1932年2月，刘文辉当了四川省主席，为与刘湘争雄，用50万大洋收买范绍增。范绍增转身即将此事告诉刘湘，问他怎么办？刘湘说，你拿着这50万大洋到上海去“嗨嗬”（玩耍）嘛。范绍增只带了30万去上海，剩下的20万就修建了这座公馆。“范庄”虽然修建于30年代，可是到了40年代初，它仍然是陪都最豪华的花园洋房。“范庄”建成以后，范绍增除了自住以外，就是用它来接待达官贵人。1935年初，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来重庆坐镇指挥围剿，就住在这里。

　　重庆人称范绍增为“范傻儿”。关于“范傻儿”的故事，版本很多。有一个电视剧叫《傻儿师长》，说的就是他。但情节大多似是而非，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范绍增是有名的“袍哥师长”。为什么说他是“袍哥师长”呢？因为他的一生都和袍哥结上了不解之缘。

　　范绍增是四川大竹清河乡人。他从小贪玩好耍，不爱读书，一天到晚都泡在茶馆里听“评书”。三侠五义、七侠五义、施公传、彭公传的故事装了一脑子。范家是很望子成龙的。大约就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爷爷管教他很严厉。不料这个傻乎乎的孙子却把他爷爷给打了。在那个年代，“天地君亲师”，父辈是供在神祖牌上的，打了祖父还得了！按照族规，应当活埋。据说人都已经埋了大半截了，范绍增的母亲跪地求情，又使出许多银子，才捡回他一条小命。这年范绍增年仅13岁。

　　随即他就跑了，跑到渠县。当时，在大竹、渠县一带有一个和东北张大帅同名同姓的袍哥大爷叫张作霖。13岁的范绍增投奔到他名下，在张作霖的公口茶馆里跑腿。其时张作霖正在渠县聚众闹事，范绍增充当张的马前卒，摇旗呐喊，十分卖力，深得张作霖的赏识，就收了他为袍哥小兄弟。张作霖是礼字袍哥，范绍增就“嗨”了礼字小老幺。礼字在袍哥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这让后来发达了的范绍增很是为难。

　　张作霖是同盟会员。1913年，他在渠县起兵反袁。反袁失败后，便拖着一支袍哥队伍上山举棚，当了土匪。范绍增也跟着张上山为匪，并且当了张的总管事。所以很多人又把范绍增算作“浑水袍哥”。

　　袍哥分“清水”和“浑水”两种。浑水袍哥是指“嗨”了袍哥又落草为寇者。浑水袍哥有许多黑话。他们集聚的地方叫“棚子”，抢劫财物叫“打启发”，枪支叫“杆子”，绑票叫“拉肥猪”，跟踪叫“打吊线”，被捕叫“落马”，招供叫“拉稀”，等等等等。范绍增后来被招安了，带的仍然是袍哥队伍。

　　四川军阀的部队被老百姓戏称为“袍哥队伍”。这是因为从癸丑之役到护国战争、靖国之役，同盟会党人都靠收编袍哥队伍来壮大自己。石青阳当师长，他的队伍也是这样来的。到后来，利用袍哥扩充军队已成为四川军阀壮大势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虽然范绍增被人们叫做“范傻儿”，其实他一点都不傻。在他的一生中，每到关键时刻，他都知道从袍哥码头寻求支持，以壮大队伍。1919年，他在奉节被滇军黎天才、王天纵部突袭包围，队伍被缴械，他在天花板上躲藏了好几天也无法逃出。幸亏他这个人外貌憨厚、喜欢结交朋友，黎的副官邢洪猷平日与他交好。在邢的帮助下，他才化装逃了出来。

　　他逃到云阳，立即以礼字袍哥的身份拜码头，得到云阳袍哥的大力支持。云阳袍哥为他出“火片”通知邻近各县码头，很快为他募集股匪2000多人。范绍增凭借这支队伍东山再起，不久和川军的另一支队伍一起将滇军赶出夔府，从此在军界站住了脚。

　　20年代后期，他投奔杨森。在从湖北往四川撤退的路上，他又在川鄂边境吸收土匪扩充部队，使之拥有七旅之众。兵强马壮、鸟枪换炮，货真价实地当起师长来。

　　范绍增的这支袍哥队伍纪律涣散、恶习甚多。他投奔刘湘后，刘湘对此很不高兴。范绍增是多聪明的人啊，他立刻意识到如果再不整治，他的部队恐怕就难以生存了。于是他下决心整治军纪。可是手下官兵大多是他的患难兄弟，袍哥整袍哥，难以下手哇！他自己躲了，叫他的副师长罗君彤出面整治军纪。

　　罗君彤外号“罗驼背”，不是袍哥，可以不顾什么袍哥情面。他首先把在大竹集众聚赌的团长李湘泉抓起来，又一天之内枪毙了6个杀人、抢劫、强奸妇女的连长，吓得各连官兵噤若寒蝉。李湘泉被抓后大叫要见范师长，范绍增就是不见他。李被放出来后见到范绍增，埋怨他“不落教”（不地道），不讲江湖义气。范绍增说自己不晓得，把责任全推到罗君彤身上。又请李喝酒。席间对李说：“我们还是袍哥弟兄。不过聚赌的事不能再干了，再遇到罗驼背，我都不好替你说话了。”

　　范绍增虽然出身袍哥，又是靠袍哥力量壮大队伍，但当队伍稳定后，他也知道约束袍哥在部队中的活动。比如，他的两个旅长在邻水县联合仁、义、礼三堂袍哥组织了一个公口叫“群英社”。“群英社”开张时准备办几百桌酒席热闹。范绍增知道后马上急电制止，说，不听劝告者，军法从事。后来他的两个旅长对他说：“范大哥，你都是袍哥，我们开山立堂办个酒席你都不准。”范绍增说：“如果你们是袍哥，我不管；但是你们现在是军人。军人是军人，袍哥是袍哥，不要把袍哥那一套‘摆札’（章法）弄到军队里面来，懂不懂？”这也说明“范傻儿”一点都不傻。

　　抗战开始后，范绍增随刘湘出川抗日。日本飞机轰炸得很厉害，部队里的士兵怕挨炸弹。范绍增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他给部队训话时说：“都说日本飞机多，要挨炸弹。天上的麻雀多不多？有几颗麻雀屎落到你们脑壳上了？日本飞机的炸弹偏偏就要炸到你头上？”说得士兵们轰堂大笑。

　　刘湘死后，他被蒋介石解除军长职务，回到重庆。赋闲在家的他也很少参加袍哥活动。为什么呢？他的礼字地位与军长身份很不相称，他又不愿改换门庭。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思不在袍哥上。他被蒋介石夺了军权后，昼思夜想的是怎样才能重新得到蒋介石的任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上好的一座花园洋房“范庄”让给了孔祥熙、顾祝同住，果然在孔、顾二人的推荐下，范绍增旋即被任命为第八十八军军长。不过没有多久又被蒋介石明升暗降地夺了军权。

　　1943年陪都礼字袍哥酝酿成立礼字总社。当时“礼渝社”的总舵把子是这是范绍增和礼字袍哥们最后晚餐的地方。自此，他和袍哥一道退出了历史舞台。何占云。何占云已经七十多岁，年老体弱，又没有什么能力。“礼渝社”的廖开孝原来是范绍增的旅长，他竭力主张请范绍增出来担任礼字总社社长。廖开孝、何占云多次登门请范绍增出山，范都没有答应。经不住廖、何二人再三恳请，他终于答应担任这个总社长。不过并不管事，也只是挂名而已。

　　整个陪都时期，范绍增和袍哥的关系若即若离，却和青帮巨头杜月笙打得火热。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在说陪都时期的杜月笙时再交待。

　　东折腾西折腾，就到了抗战胜利，范绍增随着“还都”浪潮到了上海，在那里作寓公。他内心十分苦恼又不甘心。这时，许多重庆袍哥也来到上海。军统希望在上海成立一个类似战时重庆的“人民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把袍哥控制起来加以利用。这就是1946年冬天成立的“益社”。重庆的田德胜很想当这个“益社”的头头，并得到杜月笙的支持。但军统、中统（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简称）都属意范绍增。与杜月笙、黄金荣在上海鼎足而立的杨虎也支持范。在军统的压力下，田德胜知趣退让，范绍增当上了“益社”的理事长。他执掌“益社”的目的无非是想借助这个当时上海最大的袍哥组织为自己争得政治上的一席之地。“益社”一度成为在上海与青帮、洪帮三足鼎立的帮会组织。

　　1949年夏天，“益社”解散后，范绍增返回重庆，重新领导起礼字总社来。范绍增对礼字袍哥不是不感兴趣吗，为什么现在又要干了呢？原来他还是想借重庆袍哥的声势，向国民党活动以恢复军职。国民政府给他一个纵队司令的名义，他嫌太小，没有接受，便由其旧部到川东各县组织所谓的“挺进军”。

　　这时，重庆已经快要解放了，社会秩序相当混乱。范绍增和市参议长范众渠在模范市场银行公会宴请礼字各公口32个执事大爷，商量在国军撤走、解放军又尚未进城时，如何以袍哥力量维持地方秩序。这是范绍增最后进行的一次袍哥活动，也恐怕是他的袍哥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次活动。不久，他就率部在大竹起义。

　　范绍增一生的功过是非，始终没有离开过袍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