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秘事

四、唐绍武滚吗啡案

　　“三省公”公口茶馆热闹非凡。楼上香堂里，掌旗大爷唐绍武的坐位仪式正在举行。神台上红烛高烧，关羽像前，香烟弥漫。红旗管事一个箭步抢向堂中，先丢一个“歪子”，然后用歌唱般的声音高唱道：“高高山上挂金牌，位位仁兄到此来，位位仁兄齐来到，忠义堂上把位排。大哥请坐金交椅，客位请坐迎宾台。请掌旗大哥唐绍武唐大爷升位。”唐绍武满脸喜色，双手抱拳向众弟兄致谢，坐到了香堂正中的首席位上。

　　这是1938年8月的某一天，唐绍武从武汉监狱被释放回渝不久，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洗尘宴之后，他由本堂管事升为掌旗大爷。

　　唐绍武是因为邓国璋贩卖吗啡案，在武汉替他滚案入狱的。“滚案”是袍哥社会中的一个专用语，意思是替人顶罪。唐绍武为什么要替邓国璋顶罪呢？这要从头说来。

　　唐和邓是多年的拜把兄弟，十多年前就交情很深。邓国璋20多岁就起棚拖滩当土匪。在绿林崛起后将“棚子”（股匪）拖到綦江、贵州边境与当地股匪联合，专在川黔道上剪径，拦劫过路商旅。后来被四川军阀邓锡候招安，从营长干到师长。

　　结识邓国璋是在他当招安军司令的时候。唐是仁字袍哥，邓也“嗨”仁字，两人一拍即合。更重要的是唐绍武以贩卖枪支弹药为业。他与德商礼和洋行勾结，来往于重庆、上海之间，从一次贩运几支到几百支枪，生意越做越大。武器生意的对象，一是袍哥，二是土匪，三是军阀。邓国璋就是因为买枪认识唐绍武的。邓国璋买枪总是先款后货，唐也从不失约。后来，唐绍武又替潘文华劝说邓国璋从刘文辉部倒戈，投奔刘湘。邓唐关系弥笃。

　　1935年7月，邓国璋利用法国军舰“柏林”号开到上海检修的机会，托运吗啡500公斤到上海出售。这件事是由邓的军需处长罗明良出面向舰上的翻译余方体交涉的。老奸巨猾的罗明良并不与货同行，他和余方体约定，船到上海后，余发电报通知他再赴沪提货。

　　哪知余方体是个贪婪之人。为了独吞这笔不菲的运费，他向舰方隐瞒了此事。船到上海之后，他又想偷点吗啡自己卖。正当他悄悄开箱匀装吗啡时，被舰上的法国军官发觉。余方体只得道出实情。法国军官见自己未得实惠，一怒之下向上海缉毒机关报告，余方体被捕。

　　上海警方根据余方体的口供，不但查抄了舰上的500公斤吗啡，还在吗啡箱子中查出一张20多人的收货人名单，当即电告重庆参谋团。参谋团命令重庆警察局将罗明良拿获，与余方体一道押送武汉行营处理。

　　当时蒋介石正想把行营从武汉迁到重庆，又恐刘湘反对。蒋知道包括刘湘在内的四川军阀无一不贩卖毒品，正愁拿不到证据。现在有了这个把柄，就可以向刘湘施压，因此下令武汉行营一定严查严办。

　　其时，邓国璋正在峨眉军官团受训。得到消息，急忙派副官杨国昌连夜赶回重庆。杨带了一封邓的亲笔信给唐绍武，要他从中斡旋。

　　唐绍武接到信后，深知事情严重，但袍哥社会中，“五伦八德”，“义”字为先。邓和唐是本堂弟兄，弟兄有难，理应为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唐绍武一面按袍哥规矩向各方面拿言语，一面派人四处打探消息。终于得知押解罗明良到武汉的是重庆警察局密探长贺德荣。贺也是袍哥，这就好办。

　　唐绍武最初的想法是买人顶缸（调包计）。他花2000块大洋买下一个叫段仲禹的社会闲杂人员，想拿他去冒名顶替，去把罗明良换下来。但贺德荣不同意。他说段不是袍哥，一审讯肯定露馅，弄不好大家都下不了台。

　　唐绍武只好另打主意。想了几天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眼看押解就要启程，无奈之下，唐绍武送500块大洋给贺德荣，拜托他一路照顾罗明良，同时以到汉口办理接收重庆冠生园的事为由，同船随行，见机行事。

　　上船之后，唐绍武就全力游说贺德荣，劝他和罗明良一起逃跑。唐绍武说：“你不要怕丢差事。邓司令说了，只要你办了这事，今后你的一切用度一概由他完全负责。”贺德荣则说：“我看这样：找一个和人体大小相仿的东西，趁船靠码头、乘客上下船拥挤混乱，将它抛入江中，就说罗明良跳河逃跑了。到下一个码头，再将他放走。”唐绍武说：“这个办法也行，不过要做得天衣无缝，不令人生疑才好。”贺德荣说：“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

　　说归说，贺德荣就是不动手。眼看船到巴东，第二天就要到汉口了。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问贺怎么办？贺面带难色，说：“唐三爷，作为袍哥兄弟，我本当全力相帮。但此案是委员长亲自过问，案情实在太大，兄弟实在不敢效命，还望唐三爷见谅。”

　　唐绍武游说失败后转而作罗明良的工作。他对罗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袍哥绝不能拉稀摆带。到了汉口，千万不能招供。”唐还拿当年廖敬之自首背案的事教育罗明良。光绪二十八年（1902），唐廉江在陕西街伸张正义，带人打了洋司铎、把总及提刑差人，被巴县衙门追缉，唐的袍哥兄弟廖敬之见事紧迫，自行跑到巴县衙门自首，唐廉江这才远逃日本。廖为此被判无期徒刑，被押回遂宁原籍执行。遂宁袍哥以为莫大光荣，大办筵席，在狱中送廖出山，由“幺大”一步登天升为行一大爷，并在狱中设一公口，让廖掌旗执事。

　　廖敬之的故事并没有感动罗明良。他对唐绍武说：“看来你是不救我了。如果你不营救我，到了汉口我就要讲实话了。”

　　实话讲出来还得了！那就不是一个邓国璋，不知要牵出多少川军的师长旅长来。唐绍武立即警告道：“你不要意气用事。就算你不讲袍哥义气，现实问题你还得考虑吧。你的全家都在永川，招认了不仅你本人难于活命，恐怕你全家都性命难保。”

　　一席话噎得罗明良说不出话来。唐绍武从身上摸出一包水银来对罗说：“这是包水银，你把它用胶布贴在胯下。到了行营见机行事。如果事情不严重，能滚就滚过去；滚不过去你就把它吞了。身后事你不必担心，邓司令会负责到底。”罗明良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就听天由命了。”

　　船到汉口已是深夜。码头上军警林立，全是武汉行营的人。罗明良被押送看守所即被枷上脚镣手铐。罗见事不妙，知道难逃一劫，当夜，乘上厕所之机，将胯下水银吞入腹中……

　　罗明良一死，行营于第二天一早即将贺德荣逮捕。贺立即供出唐绍武。当天下午，汉口警察局将唐抓获，交行营军法处审讯。

　　唐绍武一进看守所便被钉上重镣，意欲给他一个下马威。但唐早有思想准备，一副慷慨赴死的样子。

　　唐绍武在汉口被收监一年多，羁押地点由看守所转到监狱，又从监狱转到警备部，其间审讯不下20次，受尽严刑拷打。无论怎样刑讯逼供，他都坚持说，与罗明良同船只是偶然相遇，罗明良是袍哥，过去也认识。袍哥义气，在船上酒肉相待也是情理中的事。至于贺德荣，道理也同样。贺所说怎样策划放逃罗明良的事则一概不知，矢口否认。找不到旁证，行营也是无法定案。

　　行营又把余方体带上堂与唐绍武对质。唐本来就没有见过余。托运吗啡的事是罗明良出面经手的，现在罗已死，唐更加肆无忌惮，余方体又一口咬定不认识唐。行营问来问去，始终问不出个名堂，最后只得以“帮助杀人”罪判处唐绍武有期徒刑五年。

　　看守所中许多老犯人和看守不是袍哥就是洪门中人。看见唐绍武为兄弟滚案，严刑拷打之下不出卖袍哥，对他甚为敬重。看守所长称他是“一条好汉”，甚至要加入袍哥。

　　与此同时，唐绍武的拜兄蒋相臣为营救唐绍武专程到了汉口。蒋相臣不是职业袍哥。他是一个资本家，经营着瑞华玻璃厂、瑞华公司、瑞华烟草公司等企业，颇有经济实力。他借助袍哥力量做生意，唐绍武给他很大帮助，二人遂成莫逆。

　　蒋相臣的营救并没有起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只不过大大改善了唐绍武在监狱中的生活处境。但蒋的行为也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袍哥“义”字为先的道德准则。

　　1938年初，南京陷落后武汉的形势岌岌可危。形势的紧迫，使得国民党当局也顾不得一个小小的毒品贩运案了，唐绍武在汉口关押三年后获得释放。

　　回到重庆，唐绍武受到袍哥英雄般的欢迎。接风酒、压惊宴一个接一个，然后就由“三省公”的三排升为掌旗大爷。自此唐绍武一直执掌“三省公”，与田德胜、石孝先成为陪都仁字袍哥的三巨头之一。

　　唐绍武滚吗啡案是重庆袍哥豪侠仗义事件中的一个，袍哥“义气”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