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重庆,虽然已经被国民党政府定为陪都,汽车还是罕见的东西。阳春三月,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一个头戴浅咖啡色童子军帽,身着深咖啡色西装,下穿黑呢马裤,脚蹬马靴,胸前戴着一枚大奖章,斜佩红色绶带的老头,骑在一匹黄膘马上,从较场口到朝天门的街道招摇过市。看着这奇形怪状的打扮,不知情者以为是马戏团的人一早出来揽客;知情的人都明白,这是田德胜出来巡游了。
田德胜是陪都时期仁字袍哥的头面人物。要说陪都袍哥就不能不首先说说他。这是一个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的人。他的一生却是袍哥性质及其演变的活样本。
辛亥夺权的勇者
田德胜是彭水人,行伍出身。清末随军来到重庆后,在绿营中担任哨官,加入仁字袍哥。他是唐廉江的亲信弟兄之一。唐廉江是20世纪初重庆最有声望的袍哥首领。
1911年11月(农历辛亥年十月),重庆同盟会负责人杨沧白、张培爵积极准备重庆“反正”,但深感力量不够,就多次派人劝说唐廉江与同盟会合作,调动其袍哥力量参与夺权。唐不愿意。杨沧白只好联络唐的红旗管事况春发。况深明大义,决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这时田德胜已因绿营解散而专操袍哥,是重庆仁字“正伦社”的大爷。在况春发的劝说下,田德胜同意参加夺权。
11月22日(农历十月初二)早晨,杨沧白等邀请川东道台、重庆知府、巴县知县三台到朝天观开会议事,商讨应付时局的办法。在张培爵的指挥下,况春发、田德胜率领精壮袍哥组成的百人敢死队包围朝天观。在敢死队向朝天观进发的路上,况春发腰佩大刀、手持丈八蛇矛,威风凛凛,而田德胜则打着一杆黄缎子大旗走在队伍前面。
重庆知府钮传善被革命声势吓得魂不附体,答应缴印投降。这时候,田德胜一个箭步跳上去,一剪刀将钮传善的辫子剪掉,在场民众无不拍手称快。接着,田德胜又带人接收川东道台衙门,抄查了道台府库和大清银行金库。
朝天观夺权,田德胜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田德胜也以此为荣。自此以后,他就把这面黄缎子大旗挂在客厅中央,大旗两边陈列着刀斧剑戟,引以自豪。
与生俱来的恶习
但是田德胜的市井恶习很快就暴露无遗。革命成功的第二天上午,他就跑到刚成立的军政府去说,为了准备夺印,他养了好几百人,光花销就用去两万多元。他说这算是垫款,要军政府偿还。军政府觉得数目太大,有些犹豫,田德胜就又哭又闹,说这些钱都是他借来的,如不还他,他就只有上吊自杀了。说着他就在地上长跪不起。军政府的人把他没有办法,只得如数付给他两万银元。其实他哪里花销了这么多钱。而真正为重庆“反正”作出大贡献的况春发却一分钱也不要,也不接受军政府给他的官职,仍然回去当他的鞋匠去了。
田德胜心狠手辣早在任绿营哨官时就是出了名的。光绪末年,璧山、永川交界的马坊桥的一个袍哥刘某,趁其弟当兵吃粮去了,便将其弟媳霸占。这在袍哥的香规中是大罪。唐廉江派田德胜去“拿梁子”,田德胜乘拂晓越墙而入,一刀将刘某双眼剜出,按照香规“吹灯”。以后田德胜每谈起这事就沾沾自喜。
田德胜在陪都袍哥中的口碑很不好。袍哥社会中无不知他是一个抓拿骗吃的“福喜”大王。他手下养着一帮“随侍拜兄”,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这些人每天跟在他P股后面鞍前马后为他出力跑腿,打探消息。田德胜一出行,这些人就跟在身后充当护卫保镖,好不威风!
按理说,这些人为田德胜跑腿,就该由田德胜来养活,可是不。田德胜让他们到附近的茶馆饭馆白吃白喝,酒醉饭饱之后,只说一声“给田大爷记起”,抬脚就走。田大爷却从不来付账。老板也不敢向田大爷收钱。
有一次,田德胜的“正伦社”聚会,在“味苑”包了几十桌酒席。酒席散后,田德胜等抬脚就要走。老板问:“请问哪个付账?”田德胜说:“你这个菜味道恁个难吃,还好意思收钱?”说罢扬长而去。
讹诈是田德胜惯用的伎俩。他家里的东西每一样都是值钱得不得了的古董。比如说他那些陈设在黄缎子大旗两旁的刀枪剑戟,本是一般的铁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可是他却说这是陈近南开精忠山时遗留下来的宝物。有一次一个兄弟因为对他崇拜至极,信手摸了一下那黄缎大旗,他便要那人赔100个现大洋。那人出来说:“田大爷家啥子都摸不得,连夜壶都是古董。”
这话传到田德胜耳朵里,田说这兄弟坏了他的名声,要挂他的“黑牌”,吓得这人又赶快向他赔礼道歉。田还是不依不饶,最后这个兄弟摆了十几桌酒席当众认错,又阖家谢罪,才摆脱干系。
上窜下跳的小丑
田德胜把持的公口叫“正伦社”。这个公口抗战前力量并不是很大,名声也不算显赫。田德胜一心想把它搞成重庆仁字袍哥的头块牌。1941年夏天,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来到重庆。军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事调查统计局的简称)看到重庆袍哥力量如此强大,决定加以利用。1941年夏天,军统出面成立一个包括袍哥、青帮、洪门等帮会的“人民行动委员会”。田德胜非常积极,作为袍哥的代表参加了在莲花池江苏同乡会礼堂召开的成立大会,后又被指定为“人动会”委员。
自从当上了这个委员,田德胜便卖力为军统服务。每逢开会必争先发言,号召袍哥“拥护蒋委员长”。不过“人动会”很少开会,田德胜进出戴家巷37号(“人动会”秘密办公处)的机会并不多。
1942年蒋介石50寿辰。“人动会”号召陪都各帮会募捐献机。田德胜拿着簿子到各公口游说,募得了很大一笔款子。可是他还意犹未尽。第二年年初,他又以个人的名义捐了很大一笔款子,名曰“忠义献机”。国民政府颁给他奖章一枚、大绶带一根。这就是他后来骑马游街佩带的那玩意儿。“人动会”要在珊瑚坝举行献机仪式。成渝两地袍哥、青洪帮及省外的青洪帮代表都要参加。袍哥的传统打扮是青布缠头,蓝布缠腰,嘴里叼一根叶子烟杆。田德胜说这太土气,要求大家必须衣冠整齐。他向各公口“拿言语”(打招呼)说:“不要在会场辰上‘丢歪子’,那个歪起P股送礼还礼不雅观。”有人就问:“不‘丢歪子’兄弟见面咋个办?”田德胜说:“行文明礼噻,握手噻。”人家就说:“这个我们还没有搞过。”田德胜说,“没搞过的啥子稀奇?和尚都是人做的。”田有个拜兄叫陈攸序,是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办公室第三组(情报组)的组长,专干拉拢陪都袍哥的工作。通过陈的介绍,田德胜和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瓒绪结为兰交。通过王,田德胜又与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勾搭上了。方治是中统,中统也想抓袍哥,方治就给田德胜说,要他动员本堂袍哥集体加入国民党。田德胜蠢蠢欲动。不料此事被军统知道,军统的人将田德胜叫到“人动会”,对他说:“听说正伦社的人要集体加入国民党?”田德胜一听话锋不对,赶忙说:“只是说说。”军统的人说:“你们如果这样做,就会产生不好的后果。”田德胜急忙说:“我晓得,我晓得。”从此不敢再提集体入党一事。
第二年,方治又把田德胜找去,要他组织袍哥搞“文化列车”上街游行。田德胜是个爱出风头的人,一听上街游行,高兴得不得了,一口便答应下来,说回去准备。不料又被军统知道了。军统的人又把他叫去狠狠训斥了一顿。军统的人说:“袍哥是戴先生领导的,没有他的指示,你怎么可以擅自去为他人干事情呢?”田德胜唯唯诺诺,只好照实回复方治。
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田德胜仍然死心踏地追随蒋介石。8月,蒋介石来重庆,石孝先组织十万袍哥“拥蒋戡乱”,田德胜是积极参与者。他组织仁字袍哥在大街上札牌坊、扯横幅、贴标语。正伦社公口前张灯结彩,川剧“玩友”锣鼓喧天。重庆五堂袍哥的头头们在小洞天餐厅举行宴会欢迎“蒋先生来渝”,田德胜又第一个发言,讲了许多拥蒋反共的陈词滥调。蒋介石没有到会,他派蒋经国乘车沿街巡视一周,向重庆袍哥表示谢意,然后到小洞天会见了田德胜等人。
总舵把子梦的破灭
陪都十年,重庆袍哥的舵把子们老的老,死的死,败的败,而田德胜的势力却大增。他梦寐以求的是先统一仁字公口,再统一各堂袍哥,当陪都袍哥的总舵把子。
统一袍哥的事并不是没有过。早在1932年,国民党党务特派员曾扩情与重庆市党部书记龙文治就筹谋成立了重庆五堂袍哥的总社“国民自强社”。但袍哥组织从来自由散漫、各不相统,谁也休想约束谁,所以“自强社”的舵把子余仕高死后,这个袍哥总社就名存实亡了。后来石孝先回到重庆,又捡起这块招牌想统一袍哥,结果被戴笠搞垮。
尽管如此,田德胜仍不甘心。“自强社”筹备时,他就是筹备委员。现在他无论势力还是威望都今非昔比,由他来统一仁字公口似乎不成问题。况且这时陪都袍哥除仁字外都先后成立了总社,只有仁字仍然一团散沙。于是他通过陈攸序四处奔走,终于说动了石孝先、唐绍武等。石孝先、唐绍武何许人也?我们在以后的单元中还要细说。几经酝酿推选出田、石、唐等五人进行筹备。但五人各有打算、互不团结,特别是田德胜、石孝先二人都想执牛耳,两人便互相攻击。田德胜说石孝先是“烂人”,石孝先则揭田德胜的老底,说他是个“老杂皮”。结果全市600多道仁字公口仅有100多道来登记,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
仁字袍哥统一不起来,田德胜又想成立一个统一五堂袍哥的“忠义总社”。一次在戴家巷37号开会,他当众倡议,想借军统力量逼各堂就范,不料义字大爷冯什竹反唇相讥道:“田大哥,先把你们仁字统一起来,再说我们各堂的事吧。”田德胜碰了一鼻子的灰。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军统组建“新中国建设会”来代替战时重庆的“人民行动委员会”。1947年,“新建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军统想借此商议在上海成立一个新的袍哥组织“益社”。田德胜任四川代表团团长。他在上海不但受到四川旅沪同乡会的拥戴,还受到上海青帮大头目杜月笙、黄金荣的热情款待,自以为是陪都袍哥的第一把交椅,“益社”的理事长位子非他莫属。不料军统却属意范绍增。田德胜不知底细,执意争雄,军统就让陈攸序向他摊牌,要他退让,田德胜当重庆袍哥总舵把子的梦想彻底破灭。
1951年建国后,田德胜在重庆著名的“3・13大逮捕”中被捕,随即被重庆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结束了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