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

第八章 “玫瑰”行动

　　1961年7月25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在美国发表了电视讲话。

　　六周之前，刚从维也纳峰会返回美国，肯尼迪总统就冷静地评估了与苏联之间达成的谅解（或缺少的了解），却并未提出任何补救建议。媒体和公众对讲话表示不怎么满意；在这场与共产主义者的大对决中，总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在很多方面，肯尼迪都有很强的自我意识。特别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会因为短期的赞赏或批评而摇摆不定。但是，随着公众对他的执政日益失去耐心，肯尼迪也深受困扰。他告诉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斯：“在12个月内，我的失败辩护是有限的；已经有过‘猪湾事件’了，我们被赶出老挝，我不能再接受第三次失败。”

　　而第三次失败最可能发生的地方，当然是柏林。

　　问题最终变成了，什么因素会构成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的“失败”呢？在7月25日的电视讲话中，总统试图想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他希望以美国人理解的方式来解释柏林问题。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东西方都在透露消息，双方都准备好了背水一战。只要一着出错，整个世界将会面临着自朝鲜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和平威胁。

　　肯尼迪非常清楚这种危险。现在他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强硬路线比如核弹；另一个是示弱，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谈判。他想避免这两者都会带来的风险，而这让他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杜鲁门时期的国务卿和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非官方“幕后操纵者”（éminence grise）迪恩·艾奇逊，偏向于强硬路线，试图把肯尼迪推向更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而后者耽溺于似乎无休无止的咨询与讨论之中，艾奇逊私下嘀咕说“这个国家真是群龙无首”。

　　最后，肯尼迪7月25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展示了自己兼顾双方的高超技能。讲话是从椭圆形办公室发出的。闷热不堪的夏夜，不停闪烁的镁光灯和如林的照相机挤满了房间，肯尼迪知道全世界都在充满焦急地观看他的电视讲话，现场弥漫着一种紧张和不安的气氛。

　　尽管原因不同，但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一样走上了一条高空钢丝，下面同样有人在干扰他。肯尼迪也有他要保护的人——阿登纳的西德政府。

　　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问题绝没有那么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军事力量也在逐渐增强。然而，西德十分痛恨波兰和苏联在二战结束时割占了德国的领土，也痛恨苏联一手炮制了东德。在西德的地图册上、政府办公室及学校教室内悬挂的地图上，德国的边界还是“1937年的边界”；此外，西德境内带着各种口音的难民组织也代表了这些战后遭到驱逐的德国人，他们如何被迫从自己祖先生活的家园逃亡。面对这一切，西德政府（特别是右派）无法采取宽松的政策。对共产主义的强烈反对，加之对易北河东岸那1700万受难同胞发自内心的同情，这些都使西德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柏林问题的态度更倾向于武力。这与华盛顿政府关于世界问题的态度并不总是一致的。

　　因此，在这次电视讲话中，肯尼迪总统的讲话对象不只是美国人，还有苏联及其同盟、西德人和西德政府。他在讲话中向美国人民承诺会增强美国的武装力量，增加32.5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并将军队总人数从82.5万增加到100万。关于西柏林问题，他也承诺“会向那个城市的200万自由的人民兑现我们的承诺”。为了解释柏林的局势，他借助地图谨慎地向美国人民介绍了柏林的地理环境，同时也警告共产主义者，西方会不惜以战争的方式保护柏林。

　　柏林已经前所未有地成为了西方意志和勇气的试验场。柏林聚焦了我们自1945年以来的庄严承诺，苏联的野心在此将会遭到根本的抵制。

　　因为柏林特殊的地理位置，任何想要垂涎于柏林的想法都将是一个错误。美利坚合众国会坚守在柏林；英国和法国也会坚守在柏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会坚守对柏林的承诺——而柏林的人民也会坚守在那里。从这点来说，柏林是安全的，和我们所有人一样的安全，因为柏林的安全与我们密不可分。

　　但与此同时，他非常具体地说明了这个承诺的本质，总统继续说道：

　　只要共产主义者坚持他们要单方面终结我们在西柏林的权利以及我们对西德人民的承诺，我们就会准备捍卫那些权利和承诺。如果和谈有用，我们会随时准备坐下来进行和谈。如果对方诉诸武力，我们也准备好了进行武力对抗。单独使用其中的一种方式或许无法成功，但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就能实现自由与和平之事业。

　　这部分电视讲话中出现的“西柏林”一词非常关键。它表明美国没有承诺要维持柏林作为四国占领区的整体局势。它给东方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如果你试图限制我们进入西柏林的权利，或者接管西柏林，那么我们就要进行战斗。至于柏林的其余部分，即东德人如今宣称是自己领土的那部分，肯尼迪只字未提。

　　肯尼迪并不是第一次作出这类区分，但这次却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对生于德国的美国国务院分析人士卡尔·莫特纳来说，这就是“政府在降低姿态时所表现出来的‘噢，上帝啊’这样的感觉”。

　　卡尔·莫特纳的妻子玛莎也是美国国务院的顾问。他们都是所谓的“柏林黑手党”的成员。这个称呼通常用于一些在柏林生活过或者服务过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美国国务院职员或记者。他们对柏林的自由有着强烈的情感；面对共产主义者的进攻，他们强调不屈不挠。因为他们对柏林及其地位的纷繁复杂非常熟悉，所以在华盛顿也受到尊敬，然而美国政府对他们的意见通常都会表示怀疑。原因是他们“已经本土化了”；对于外交人员、驻外记者或间谍来说，这恐怕是最狠的贬低了。

　　对于肯尼迪的电视讲话，赫鲁晓夫的反应几乎完全集中在了大棒上，而忽略了（明显地经过伪装）胡萝卜。面对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美国总统强硬的反应，让赫鲁晓夫始料未及。

　　赫鲁晓夫一如既往地以恫吓作为回应。英国芭蕾舞团首席女演员玛格·芳登女爵士与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同台演出那天晚上，赫鲁晓夫前去观看了玛格·芳登女爵士的表演，而英国大使弗兰克·罗伯茨爵士也在观众席。幕间休息时刻，赫鲁晓夫把罗伯茨叫到了自己的包厢，向他慷慨陈词。他告诉这位平素从容不迫的外交官，苏联的兵力“百倍于”西方，并提醒他“六颗氢弹就可以毁灭大不列颠，九颗氢弹就能结果法国”。

　　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在黑海边皮聪大的度假别墅内休假。应他的要求，约翰·J。麦克洛伊前去访问了他。作为美国政府首席裁军谈判专家、前国防部长助理、美军德国占领区地方军事长官，麦克洛伊算得上是美国政府中的老资格了。他也曾是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而且依然是福特基金会的主席。在赫鲁晓夫和他的顾问看来，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就是华尔街操纵的木偶，而麦克洛伊就是木偶操纵者的代表。

　　麦克洛伊在别墅内过了一夜。第一天，赫鲁晓夫还比较友善，四处与人开玩笑，与麦克洛伊比赛打羽毛球，带他去游泳等。然后，那一夜，当赫鲁晓夫阅读了翻译成俄语的肯尼迪电视讲话之后，第二天他就变脸了，从一个热心的主人变成了一个战争恶魔。用麦克洛伊的话来说，他“真的气坏了”。

　　赫鲁晓夫再次清楚地陈述了他的最后通牒，指出肯尼迪总统想要的战争将会是一场核大战。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和苏联的一部分或许会幸存下来，但整个欧洲将从地图上消失，文明将被摧毁，肯尼迪将是“美国最后一位总统”。

　　显而易见，乌布利希将西柏林完全封闭在东德之外的活动正在逐步迈向高潮。莫斯科将不得不对各种可能的举措作出定夺，因为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导致柏林城内东西方之间的军事对抗。

　　维也纳会谈两天之后，苏联副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访问了乌布利希。米高扬的到访大大地鼓舞了这位德国统一社会党实力人物，更让他有了一种无懈可击的感觉。他们一起讨论了未来的经济合作问题。米高扬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具有俄国革命前布尔什维克人的共同特点。他有力地阐明了克里姆林宫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他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最西边的前哨基地。因此，很多人都关注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证明。一定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展示资本主义者和叛徒们说的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德国，所以它必须在这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向世人证实其价值与准确性。我们将竭尽所能，以便让你们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你们无法独立做到。苏联必须而且愿意帮助你们……

　　有了苏联的支持，东德领导阶层开始拧紧螺丝。

　　在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的几天前，德国统一社会党宣传部长霍斯特·辛德曼向媒体发放了一份通报，规定不得再使用“抛弃共和国”（Republikflucht）的字眼来描述逃往西方的情况，这个词语总给人一种可悲的（如果是真实的）印象，即人们是自主选择离开的，因而暗示着——即便只是间接地，民主共和国自身的体制可能是他们离开的原因。因此，奔向西方的人就会被描述成为西方“人口贩卖”或“猎头行动”（Kopfiagd）的受害者；暗示了他们被欺骗性地诱拐、贿赂，甚至绑架而离开了社会主义国家。

　　很难弄清楚的是，这种极端的辩词是从根本上反映了难民潮还是加剧了难民潮？逃难的人数每个月都在增加。1961年5月，17791人通过西柏林逃跑，6月份逃跑的人数为19198人，而7月份的前两个星期就有12578人逃跑。趁还有机会，更多的东德人在逃跑，整间整间的工厂和办公室都空无一人。尽管边界增加了巡逻，在过境点和公共运输场所都增设了随意抽查，但是也只能阻止很小部分的“非法”进入西柏林的行为。据史塔西估计，在1961年4月1日到8月13日之间，仅有15%的非法越境行为被阻止。许多来自偏远地区的东德人大都被遣送回原居住地。然而，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回家，在释放之后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进行了第二次非法越境，并且成功了。这表明了东德政府当局的无助，也说明了这些未来的难民决心很大。

　　没有人能确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但事态的发展越发表明他们将要而且必须采取行动。

　　根据冷战后苏联公开的记录，6月初，苏联外交官听到德国统一社会党高级官员公开宣称，即将签署的苏联——东德和平条约意味着柏林边界的关闭。当月下旬，苏联东柏林大使馆向莫斯科发送了一份报告，称东德民众担心“这个问题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届时，他们通往西柏林的所有通道将被切断。因此，一些人尽量抓紧时间逃往西德”。

　　几个月来，东德政府所做的每件事仿佛都在增加人们的恐慌，因此难民问题越发严峻。6月15日，乌布利希在东柏林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令人意外的是，他的助理们还特地邀请了西方记者团。乌布利希借此机会表明，一旦和平协议签署，四国共同支配柏林的局面将消失，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政府将管制所有进出柏林的空中和陆地通道。如果这个措施顺利实施，那么成千上万难民的逃生通道将会被关闭，因为这些难民希冀通过盟国的空中走廊飞出西柏林，前往西德。

　　《法兰克福评论报》是一家西德报纸，该报记者安玛丽·道尔问这位东德领袖：“照您看来，一个自由城市的形成就意味着要在勃兰登堡门设置国界吗？”

　　对于你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乌布利希陈述），西德有人期望我们会动用东德的建筑工人来修建一道围墙。我并不知道我们有此类意图。我们国家的建筑工人现在正忙着修建家园，只是这些工作就已经让他们筋疲力尽了。没人打算修建一道围墙。

　　问题在于，新闻发布会现场并没有人暗示过这类企图是存在的。侦探小说中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对于尚未被发现的罪行，嫌犯通常会抵赖自己有罪，而这恰恰泄露了他的罪行。

　　没有证据表明赫鲁晓夫同意在东西柏林之间建起一道实实在在的屏障。那么，这是乌布利希自己弄错了吗？不可能。NBC前柏林记者诺曼·格尔伯指出：

　　乌布利希不敢违背克里姆林宫的意愿。但他可以影响一些事情和态度。他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以及暗示自己很快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西柏林的讲话，都只是为了让柏林已经非常紧张的气氛升级，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

　　对乌布利希来说，这样的声明总能一箭双雕：既能影响己方（无论东德民众还是莫斯科的大人物），同时也瓦解柏林西区的信心。他很热衷于提醒西柏林人他们在地理位置上的劣势，削弱他们的士气，顺便还能促使西柏林的资金外逃，长此以往，无论西方军队是否驻扎在西柏林，那里的经济都将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但是这位领导人究竟想要对自己的民众传达一个什么信息呢？西方媒体并未对他奇怪的说法发表长篇大论。但在听完领袖在新闻发布会上直白得让人瞠目结舌的发言后，翌日逃往西柏林的难民数量陡增。东德人知道如何读懂领袖话中蕴藏的玄机。

　　乌布利希是故意鼓励民众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吗？他是否确信苏联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他的措施；而不论这是什么措施，即便是让生命力汩汩地流出虚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此没有任何证据，但是任何了解乌布利希30多年政治生涯的人都不会怀疑他精于此类双刃剑式的权谋。

　　新闻发布会一结束，乌布利希就开始召集华约组织成员国开会。他建议成员国一起讨论即将到来的和平协议以及必须采取的（包括柏林问题的解决方案）务实措施。他与苏联大使波伏金进行了讨论，并于6月24日向赫鲁晓夫提交了正式报告，建议7月20日到21日在莫斯科进行会谈。他还提到了针对“越境者”而采取的措施。这些工人居住在东柏林，却在西柏林挣坚挺的德国马克。他坚持在和平协议签订之前执行这些措施是非常必要的。通过这一小小的计谋，乌布利希明确地将条约与安全问题分开来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进展，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先见之明。

　　6月29日，苏联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开会，考虑他们的德国盟友的请求。主席团决定，会面定于8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苏俄的同志们坚持“边境跨越者”问题将在届时一并考虑。

　　维也纳首脑会谈最终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也不再指望与肯尼迪的会谈，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难民问题已经快要失控，很明显，莫斯科会谈不可能只是轻松的闲聊。

　　当时，到达东柏林的东德难民如果通过公路或铁路逃往西德，他们就会冒着被逮捕的风险，而罪名是“遗弃国家”。但他们还可以安全地从泰格尔机场或滕佩尔豪夫机场安全地飞往西德。

　　在苏联大使波伏金看来，一旦签署和平协议并将出入柏林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西柏林所有的空中运输都会通过东柏林的舍内费尔德机场，这样东德就能有效地通过航班控制出境人员。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逃走的难民就会被阻隔在西柏林，不管他们以何种方式离开柏林，就算乘飞机也不例外，都必须经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管辖区，而他们都会被逮捕。很少有东德人愿意无限期地滞留在西柏林，而只是半个城的西柏林也无法招架难民的长期涌入。这样一来，东德人口逃跑的问题就解决了，并且，遭到严重削弱的西柏林或许还会投入东德的怀抱。

　　这个计划充满野心，但却是波伏金非常喜欢的。它涉及到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顺利地签署和平协议，而这正是他作为外交官的分内之事，所以也许自然而然地他会倾向于这个计划。直接对边境进行封锁虽然迅捷并且果断，但却不能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在波伏金看来，直接封锁边界不仅存在技术上的问题，还可能引起军事冲突。

　　波伏金面临着沉重的压力，不管他自己更偏向于何种计划，他都把这个压力传递给了赫鲁晓夫。乌布利希曾告诫过波伏金，“显而易见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局势正在每况愈下。越来越汹涌的难民潮正在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很快这将导致大爆发”。如果不采取措施，东德的崩溃将是“无法避免的”。

　　乌布利希的卡珊德拉预言传到了赫鲁晓夫那里，后者明显地意识到问题非常紧迫。据其子谢尔盖回忆，7月初，在克里米亚的别墅里，赫鲁晓夫询问了苏军驻东德总司令伊万·雅库波夫斯基将军关于封锁东西柏林边境的可行性。赫鲁晓夫自己也研究了特地从莫斯科送过来的柏林地图，还咨询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他的副手弗拉基米尔·谢米诺夫，后者是一位德国通。

　　就在那几天的某个时刻，这位苏联最有权势的人作出了决定。或许他本人依然期望自己坚持的单方和平协议，再加上平日惯用的恫吓，能驱使或胁迫西方同意改变西柏林的状况，让这个孤岛一般的半城不再像磁石一样吸引东德难民。但现在他意识到，就算这一切真的发生，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时间是问题的核心。要拯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必须尽快采取措施。

　　据苏联外交官尤里·柯维辛斯基（后任驻西德大使和戈尔巴乔夫的副外交部长），那时的苏联驻东柏林大使馆的初级官员回忆，他于7月6日被叫到波伏金的办公室。

　　大使简短地告诉他：“莫斯科同意了。”

　　年轻的柯维辛斯基的任务是去找到乌布利希。他一路寻找乌布利希，最后来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会。波伏金大使和助手驱车前往路易斯大街，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乌布利希。波伏金将消息告诉了这位德国统一社会党领袖。克里姆林宫支持这个快速并且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解决方案：封锁柏林市内的边界。乌布利希只是点了点头，并请大使帮他向赫鲁晓夫致谢。

　　在人民议会厅内，苏联大使站在乌布利希对面，听他讲述边界封锁的具体措施：用带刺的铁丝网和围栏，而这些东西必须被秘密地运进柏林。重要的边界火车站，比如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必须立刻隔开，而像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这样的情况，要用玻璃隔开。还有，最好选个星期天，夏季的星期天最理想了，因为柏林人会去森林或湖边郊游。在他们傍晚回家之前，一切都弄好了……

　　乌布利希对具体操作的紧张深入的描述让这位大使感到非常惊讶。毕竟，他本人对柏林边界封锁的可行性是悲观的。赫鲁晓夫没有听取波伏金传递给他的这些建议，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计划需要的时间太长，而且还得依靠国际局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认为把进出柏林的权力完全交给乌布利希是非常危险的。毫无疑问，对于东德即将采取的激烈行动，苏联大使的授权发挥了关键作用。

　　“如果有任何闪失，”波伏金警告乌布利希，“我们俩都将人头不保。”

　　这位东德领导人坚称不会出什么岔子。最初，他告诉苏俄人自己会亲自监督一切；几天后，他告诉他们自己已经任命安全事务秘书埃里希·昂纳克处理各种实际的问题。

　　这是昂纳克一生中最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最终能成就，或是毁掉他的政治生涯。

　　昂纳克要做一个巨大的工程，这其中，惊诧是最重要的。而这惊诧，不仅是用来对付西方国家的，而当然，也对付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己的国民。

　　只能让极少数人知道边境封锁这个秘密计划。昂纳克将总部设在亚历山大广场后面，就在科贝尔大街东柏林警察局二楼一个不显眼的套房内，共有四个房间。策划组的成员都是在严格秘密的基础上筛选出来的，他们分别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第一书记保罗·维尔纳、东德副总理维利·斯多夫、国家安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内务部长卡尔·马隆和他的副手塞弗特少将、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交通部长欧文·克雷默、东柏林警察局长弗里茨·艾克梅耶尔将军和助理霍斯特·恩德上校。昂纳克自己的执行人员限制在八人，包括陆军中校哈布纳，他的军事顾问、警察中校和防务委员会官员格哈德·埃克斯纳。埃克斯纳将会发挥关键作用。因为这项工程很容易被旁观者看到，所以埃克斯纳将确保整个工程看起来就像一次大型但却常规的警方行动。

　　工程的代号名为“玫瑰”，关于工程进度的书面报告将会由乌布利希的个人保镖直接呈递给柯维辛斯基和苏联大使波伏金；在苏联大使馆，所有的文书和细节问题，比如关闭东西柏林交通系统或切断边境的电力等，都会由类似的专人送往莫斯科。因为安全原因，所有电话和无线电通讯都被禁止了。

　　7月7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史塔西总部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由国家安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主持。

　　米尔克，那时53岁，是一个矮短粗壮的柏林人。他十多岁就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下属的准军事组织。因为牵涉到政治谋杀两名柏林警察，甚至在1931年希特勒上台之前，他就不得不逃离德国，去了莫斯科。在列宁军校接受了成为煽动者与秘密特工的培训之后，米尔克被派往西班牙，接受人民内务委员部亚历山大·奥洛夫将军的领导。在那时，他变得习惯了使用假名和假军衔。而他在西班牙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西班牙共和国内的托洛斯基分子和其他可能的“叛徒”。米尔克身强体壮，冷酷无情，是个绝佳的执行者。

　　西班牙共和国覆灭之后，米尔克在法国南部逗留了一段时间。那以后，他沉寂了一段时间。日后，他声称战争期间自己曾与非法的法国共产党合作。也有可能是当时他设法回到了苏联，在那里继续与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合作。

　　可以确定的是，米尔克于1945年7月重新出现在了柏林，并走进了刚刚重新建立起来的德国共产党办公室。他看起来似乎已经和苏联军管局建立了亲密的联系，而且表明他是作为“他们”的一员受命而来的。

　　米尔克掌管着一个警察辖区，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战后内务安全部门都青云直上，这也证实了他是苏联挑选出来的人物的猜疑。1946年底以前，米尔克一直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警务与安全部门的领导，还担任德国内务部（史塔西的前身）的副主席。1950年后，一直担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1957年，米尔克最终成为了史塔西首领。米尔克掌管史塔西30年，就像是共产主义者当中的约翰·埃德加·胡佛，不可动摇，全知全能，甚至连他的名义上司都对他惧怕三分。

　　史塔西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在庆祝其成立25周年之际，海报被印刷出来在内部展览。它们讲述了这个组织的发家斯。其并非国之栋梁，早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情报机关（创建于俾斯麦时期，那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非法的），后来又成为德国共产党的内部情报机关。

　　在7月7日的会议上，米尔克采取初步措施，加强东西德主要边境与所谓的“柏林环线”的安全。“柏林环线”建于1953年起义之后，旨在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的联合军事力量在政治危急关头隔离东柏林与东德领土之间的所有运动。

　　米尔克手下的人对这一切都不得而知。新一轮的行动只被笼统地解释成“为与苏联签署和平协议做准备”。警方在交通线路和通往西柏林的过境点上都加强了巡逻。史塔西培训学校前校长格哈德·哈尼施少校被任命为一个调查团的主席，而这个调查团的任务就是如何进一步加强控制。其时，米尔克已经完全知晓了各种计划，知道要通过封锁边境来加强控制。因此，对哈尼施的任命可能只是虚晃之举，以便进一步掩盖调动史塔西成员的目的。

　　在6月初下达的关于加强预备警察和特别秘密警察的命令如今已经完成了，但这仅仅是整个“玫瑰”行动准备活动的一个部分而已。昂纳克和前国防部长斯多夫合计了东德政府可以依赖的所有人力资源。除了8200名常规警察，将近4000名预备警察和1500名秘密警察之外，他们还打算召集12000名东柏林的工厂自卫队，即所谓的“工厂战斗小组”（Betriebskampfgruppen[/I]）。这些准军事机构是由最忠心的工人组成的，成立于1953年动乱之后，旨在紧急时刻作为国家的后备力量。工厂自卫队装备有自动武器（通常是苏联淘汰的装备）、轻机枪，甚至还有高射炮，以及粗陋的反坦克武器。后者是在“二战”末期用于装备希特勒的人民突击队的。

　　此外，还有4500名史塔西的武装刑警和10000名驻扎在柏林或柏林周边的常规东德军队。如果事件发展到无法控制，还可从萨克森调集更多军力，因为那里的军队被认为对政府相对忠诚。

　　由于预计到柏林即将发生的决战，还在年初的几个月里，苏联就增加并重新装备了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红军。如今，苏联人开始从战略上控制整个事件，莫斯科并没有打算让东德固执的卫星领导来掌控全局。

　　7月15日，华约武装总司令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让东德人民军严阵以待，同时让他们归属苏军驻德司令官指挥。10天以后，也就是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的当天，位于柏林城外斯特劳斯堡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内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格列奇科的参谋长格列高里·埃里科中将和与他职位相当的东德将军齐格弗里德·雷德尔。

　　7月25日会议的议程是“确保柏林城内的边境以及柏林环线的安全”。实际上，边境封锁只由东德边境警察执行。红军军团（红军第20军第一机械化师的装甲部队）和东德国家人民军（坦克、装甲车和炮车）都会驻扎在离边界一到两公里的地方待命。只有当东德内政部无法保护“柏林环线”的安全时，这些军队才会派上实际用场。而柏林环线也就是东柏林的外环线，和东德领土连接的地方。关于这类不测事件的应对计划将会在未来的10到14天内制定出来。

　　倘使发生暴动或者军事冲突，苏联有什么应对计划，资料仍然不完整。莫斯特的军事档案至今没有公开。可以肯定的是，苏联想要造成一种威慑效应，以便阻止西方，特别是美国强烈反对封闭柏林边界。

　　整个夏天，苏联援军，特别是坦克编队和空中勘测部队源源不断地进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些苏军的设备和武器都得到了升级。7月16日，苏联在位于北极圈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还有苏联战略导弹部队。演习期间发射了两枚R-7A型洲际弹道导弹，这是苏联仅有的一种能够运载（500万吨级）核弹到达美国领土的导弹。苏联知道西方有能力密切关注整个演习，而且华盛顿绝对不会忽略洲际导弹这一重要细节。

　　与此同时，一个高调的任命也在向西方传达信息。“二战”时期的英雄、63岁的苏联前国防部副部长伊旺·高尼夫元帅已经退休，现在他被重新召回担任苏军驻德司令官。高尼夫元帅是一位公认的城市战争专家，1945年他与朱可夫元帅一起攻占柏林，共享殊荣；然而，11年后却因为指挥武装力量在布达佩斯镇压匈牙利的抵抗运动而变得声名狼藉。任命他为驻德苏军司令是典型的赫鲁晓夫式的傲慢的公关手段。

　　赫鲁晓夫的心理战是否有效果？也许吧。肯尼迪的电视讲话已经清楚表明，美国正在提升其防御能力，但显然只是为了保护西柏林。他并没有提到要保护整个柏林。5天后，即7月30日，强势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J。威廉·富布莱特在此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说，为什么东德还不关闭他们的边境呢？他们“完全有权利”这么做。苏联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而这简直就是一个邀请。

　　肯尼迪总统私下也意识到，要避免引起大规模而且可能是灾难性的战争，能采取的行动实在有限。7月25日电视讲话数日之后，他和助手华尔特·罗斯托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

　　赫鲁晓夫正在失去东德。他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失掉了东德，他就会失去波兰和东欧的其他国家。他不会容许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不得不采取措施阻止难民逃跑——或许就是修一道城墙。我们无力阻止。我可以把西方联盟统一起来防卫西柏林，但我却无法让东柏林保持开放。

　　当然，扑克游戏不是单方面的事。由于西柏林相对脆弱的地理位置，而且美国似乎也不愿为一个四国控制的城市而进行战争，赫鲁晓夫因而一直处于强势。然而，早在7月20日，赫鲁晓夫就收到了来自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的提醒。谢列平告诉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而且，如果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的和平条约涉及到关闭通往西柏林的交通线路，那么西方已准备好用武力来捍卫出入柏林的权利。也就是说，让你骑虎难下。

　　赫鲁晓夫对边境封锁尺度的把握因而十分关键。既要恫吓，又不能挑衅，既要有用，但又不能太过，要把握尺度。

　　莫斯科打算不能任由乌布利希胡来。至此，苏联开始参与并掌控所有的计划进程，虽然这些都是由乌布利希提出并推进的。至此，去除东德提出的过分有野心，毋庸说是又危险的建议，包括乌布利希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想法：用东德和苏联的飞机堵塞西柏林的空中走廊，在机场上空放出巨大的气球，系统地干扰电波；这样一来，所有的民用飞机都必须改道经过东柏林的舍内费尔德机场。这样的计划一定要被坚决消灭在萌芽状态。

　　到了7月27日，苏联和东德官员共同绘制了一张地图，上面标示了屏障穿过柏林中心的路线。在7月的最后一天，内务部部长卡尔·马隆向边境警察指挥官下达了命令。指挥官奉命“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用最短的时间，计划和准备加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柏林的军事建筑类边界”。

　　8月1日，边境警察部队和交通部合作，开始为工程初期阶段准备材料。这些材料包括18200根水泥柱、150吨带刺铁丝网（这种材料对东方集团来说相当珍贵）、5吨绑扎铁丝和2吨肘钉。除此之外，还拼凑了材料在“柏林环线”建造了长达146.3公里的临时屏障。临时屏障计划不仅是为了把东西柏林隔开，还为了创建一个不那么可怕但却很有效的屏障，将东柏林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纵深内地隔离开来。整个工程所需的带刺铁丝网超过300吨。

　　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或许无法为它的人民提供好的生活水平，或者维持这个国家曾经引以自豪的建筑业和工业结构，但却在边界封锁这样的工程上发挥了完美的作用。8月初，工程所需的机械设备已经大部分到位。如此宏大的任务能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完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诧，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大多数参与其中的人居然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在最终命令下达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边境封锁必须表现为整个华约组织的防御行动。

　　1961年8月3日，乌布利希及其团队前往莫斯科，参加华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会议。从理论上来说，边境封锁行动应征求其他卫星国的意见，但看起来在全体会议召开之前这事已成定局了。

　　乌布利希手写的纸条记录了他与赫鲁晓夫的私下谈话，这证明了以上事实。在华约组织会议召开之前，也就是8月3日早上，柏林重大行动的主要内容以及随之而来的华约组织声明文件都已经得到了苏联苏维埃最高主席团的批准。边境封锁日期的确定同样如此，主席团定为1961年8月13日。赫鲁晓夫已经正式批准了边境封锁，但他再次强调这只是一次防御措施。正如在一次私人会谈中他告诉乌布利希的，东德“不得越雷池一步，绝对不能侵占西柏林的领土”。

　　当日稍后，赫鲁晓夫在会议开幕词中呼吁在各项事务中团结起来，包括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定单边和平协议，以及“近期必须采取的务实措施”（即封锁柏林边境）引发的经济问题。他还特别提及了肯尼迪7月25日的电视演说，以及如果东方想要废除西柏林的占领制度，那么美国将不惜一战。赫鲁晓夫这样做，一方面肯定了自己不会在东西柏林问题上做得太过分，另一方面，也警告了乌布利希一拨人，因为后者有可能做得太过火。

　　早在3月，当乌布利希首次提出关闭柏林边境时，华约组织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表示了反对。如今，他们差不多都点头了。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还声称，一直以来他都特别支持封锁柏林边界。大量的人口通过柏林外逃已经引起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部邻邦的政治混乱和经济问题。

　　事情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然而，关于柏林封锁，没人能够确定除了军事以外西方还会进行什么制裁。由于非常依赖西方的零部件，而且与西德有着亲密的非正式的经济联系，如果西方发动全面的经济抵制，东德的经济将不堪一击。因此，华约组织会议议程上第二个重要议题就是，一旦发生上述危机，乌布利希需要得到其他华约组织国家的经济支持。

　　尽管赫鲁晓夫呼吁所有国家团结一致，然而这些卫星国家的领导却在这一点上态度冷淡，甚至充满敌意。大多数都声称无法在经济上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很多的困难。对于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这确实是事实。他们相对自由的政府都依赖于从西方进口食物和粮食。以匈牙利为例，30%的贸易是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的，其中25%是和西德进行的。

　　乌布利希多年来一直对莫斯科和华约组织国家恭敬有加，将东德问题归咎于西德的“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从来就不曾反省过自己的体制机构的不合理之处。如我们所见，8月举行的华约组织会议中，其他卫星国家都立场坚定，不肯有任何过分的举措。甚至赫鲁晓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苏联驻东柏林大使馆早前已经告诉过乌布利希，“物质原因”不足以解释东德人口大量流出。赫鲁晓夫的国际部领导，尤里·安德罗波夫，日后的克格勃首领，不久也对反复拨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投资”效用表示了质疑。然而赫鲁晓夫十分固执，苏联的权威——也即他自己的权威——正处于危亡关头，这比区区的经济问题要重要得多。

　　苏联已经在国际市场出售了53吨黄金，并且通过向东德提供贷款和特别供货交易，同时加强和重新装备苏联在东德的驻军，来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对于说服卫星国家领导人让自己的人民勒紧裤腰帮助东德，赫鲁晓夫无能为力。但是，这丝毫没有动摇他关于柏林封锁的决定。更何况，封锁能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面地融入共产主义经济互助委员会体系，从而彻底地减少其对西方的依赖。

　　乌布利希曾向赫鲁晓夫指出，开放的边境和西德较高的生活水平迫使东德政府不得不“人为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让东德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同时减少向西逃跑的人，就不得不采取克努特式的举措，进口很多不必要的东西。乌布利希的含义很明显：一旦东德人被封锁在自己的国家内，无法逃向西德，那么政府管理无须担心引起民众的不满，可以专注于节约政策，减少消费。

　　8月4日，星期五，乌布利希向华约组织国家的领导人阐述了边境封锁问题，他的长篇演讲把这个问题讲述得很透彻，然后他总结道：

　　目前的局势表明，有必要引入一个条例，明确规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穿过柏林）将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被关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居民只有在出具了相应的出境许可证件时方可过境，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居民要拜访西柏林，他们需要拥有特别通行证（着重强调）。

　　乌布利希讲话原稿里面那些着重强调的词语，清楚地体现了这个计划的激烈性质。或许是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这些词语在苏俄官方翻译的演讲词以及打印出来的报告中消失了。

　　于是，尽管没有得到原本期望的热心的经济援助，乌布利希的计划还是进展顺利。

　　8月5日，这位东德领袖飞回了祖国。8月7日，星期一，他最后通知了政治局全部成员有关莫斯科会谈的有关事宜，以及于1961年8月13日星期天封锁边境的计划。

　　而在柏林市内，负责评估当地局势的美国外交和情报官员拿不准将会发生什么事。

　　他们讨论了很多难民问题，以及工作的深入，但前提是不危及西方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报收集活动，以及在柏林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冷战双方都视柏林为至关重要的情报收集中心，一个获取消息和相互控制的无声战场。双方都积极地监视对方，致力于削弱彼此在德国的影响。尽管共产主义者经常会谴责西方进行的间谍活动，然而从来不会说自己也在进行间谍活动。不得不说，西方也一样，热衷于将“抵赖”进行到底。

　　虚张声势和反虚张声势不断交替上演着。每一方都以自己的方式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比如，6月末，美国总统的国家顾问麦乔治·邦迪起草了一份行动备忘录，要求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提出建议，“准备……进一步增加东德和东欧国家的不稳定，命令将在10月15日后的某个时间发出。”同时，他也很明目张胆地询问，在苏联就柏林问题做出决策之前，怎样才能让前者注意到美国削弱东方集团的这种“能力”。

　　邦迪想给赫鲁晓夫“提个醒”。10月15日，正是第22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的日子。届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将齐聚一堂，赫鲁晓夫将会宣布与东德签定单边和平协议，而其相关措施将可能引发一场世界危机。很明显，华盛顿方面认为，在那之前，危机不会骤然出现。

　　1961年6月，柏林管理局（实质是一个中情局的情报站，直接向华盛顿报告）前局长比尔·哈维就已经非常直白地估计了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

　　我们若想通过渗透在东部区域建立一个足够大、足够可靠，而且技能高超的间谍网……并依靠他们组建抵抗组织，这是不现实的。我们的力量无法与（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防御能力相抗衡，我们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任务。

　　华盛顿官方的梦想与前方工作者的评估之间发生了错位。邦迪轻松地谈论让东德解体，采取行动“增加难民潮”，在柏林的官员们对此却要谨慎得多。毕竟，苏联和东德一直以来都在谴责西方搞破坏，从事间谍和颠覆活动，而邦迪所谈及的行动恰恰符合了这些谴责。1961年6月底，中央情报局甚至指出，踊跃的颠覆活动和煽动东德难民问题的企图可能会“促成柏林危机，从而迫使东德封锁这个城市。”

　　换句话说，邦迪“提醒”的效果可能与他的预期背道而驰。他的提醒不仅没能让苏联人泄气，反而会让他们更有决心来清扫西柏林这个“奥吉厄斯的牛舍”，把它变成受到共产主义强烈影响的中立自由之城，甚至还可能会激怒他们以武力占据这个城市。

　　肯尼迪7月25日的电视演说是一个转折点。这个演说反映了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冷静而现实的重新评估，类似代价与利益的分析。迄今为止，美国的所有政策都旨在削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待它的崩溃，从而投入西方的怀抱。而如今，由于苏俄人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肯尼迪决定后退一点，采取一个更能防守的姿势。如果苏联要出手支撑东德，就由它去。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核战争，而有谁会愿意为一个四国分治的柏林（如今已变成名义上的了）甘冒核战的风险呢？

　　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依旧在打算利用暮秋至初冬时刻将会出现的危机。届时，第22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苏联和东德将会签署的和平协议可能给这两方就柏林问题带来冲突。西方错误的认为自己还有时间制定对策。

　　1961年8月4日到9日，英、法、美和西德的外交部长在巴黎举行了四巨头会谈。这次会谈的气氛很轻松。各国一致认为，要着手准备在10月或11月与苏俄就柏林问题进行商讨，然而商讨的日期没有确定。

　　这些讨论与华约组织国家会议上的一些内容不谋而合；然而西方对于后者已经达成协定，将要在8月13日封锁柏林边境并不知情。

　　正当身在巴黎的四国外交部长们心满意足之时，西柏林市长勃兰特送来一份不和谐的紧急报告。他提醒各位部长们东德越发严重的镇压带来的苦果，并且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如果柏林的门户被关闭”，那么人口问题将更加恶化。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激烈地提出：“封锁难民的行为……会导致局面失控，促使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加速出现。”但并没有具体的补救措施被提出，或许根本没有可能的补救措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部的压制正在愈演愈烈，这点是肯定的。尽管边境10天之后就要关闭了，而边界跨越者也已经无路可走了，8月2日，针对“边界跨越者”的新一轮恫吓又开始了。

　　“边境跨越者们”在自己的家园备受骚扰。一旦被人知道在西柏林工作，他们的工作合约就会受到质疑，或者被撤销，导致他们无家可归。如今，越来越多进入西柏林的东柏林人会突然被逮捕，特别是在工作日开始的时候。那些在西柏林工作或被怀疑在西柏林工作的人都被逮捕审讯，而其他的人则会被召集到政府的就业办公室，他们在那里被教导放弃西方的工作，转而在这个“工农国家的首都”寻找工作。

　　很多人下定决心，逃跑的时间到了。

　　1961年6月，有19198名难民（每天大约630人）前往西柏林的马林菲尔德接待中心登记，到了7月，总数达到了30444名（每天为1000人），为1953年以来的新高。8月2日至3日，共有1322名难民前往马林菲尔德进行登记，3日至4日为1100名，4日至5日1155名，5日至6日1283人。在8月6日至7日的周末，共有3268人离开东德前往西柏林。次日的人数为1741人。

　　在8月的前7天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流失的人口总数为9869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年，将会有50万左右的“逃亡者”，而这个数字甚至高于1953年那个紧张之年流失的人口数量。

　　8月7日，周一，乌布利希向政治局成员传达了即将到来的边境封锁行动。在同一次会议上，还通过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议会——人民议会将在8月11日召开会议，批准所有必要的措施。“期盼已久的控制措施”（即边境封锁）将于下周六到周日的晚上发生，只等部长会议一声令下了。

　　现在，边境封锁的官方决议已经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高层领导精英传达过了，并被及时通过。

　　与此同时，一些打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部的西方情报来源开始暗示，决定性的时刻或许会比预期提前到来。8月6日，一名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当地的一位名医，向中情局情报机关报告，他已经在一次委员会会议上被告知计划在下个周末采取“激烈措施”把西柏林隔离开来。苏联和东德的几个陆军师已整装待发。一位牙医向他的法国情报指挥官报告了自己与一位病人的谈话细节。那人是统一社会党的高级官员，他告诉牙医：“他们打算在柏林四周筑起屏障”。

　　虽然维利·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在东德已成为非法党派，但他们在东德依然还有一个地下网络。该网络于8月4日又报告了一则消息，消息来源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的一名官员，称西柏林即将被封锁并隔离开来，并且还提供了细节。仅在波茨坦地区，就有14000人的东德军队被调集。这个地区所有的警察，以及工厂的准军事组织都归军队控制。所有的警察和军士都不得离岗。而且，这些措施不仅适用于西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如波茨坦地区），还适用于东西柏林之间。

　　1961年8月6日或7日，勃兰特收到了最后一条令人咋舌的准确报告。为了引起参谋长的注意，市长特地用自己的绿色铅笔做了记号。日后，勃兰特会说没有哪个情报机构预测到了边境封锁的具体时间。或许他说的是事实，但他只是从一个非常狭义的角度来看。

　　德国的情报机构联邦情报局也获得了这样那样的情报。早在7月中旬，联邦情报局在东德的一名特工就报告说“苏联掌控区内的人口外逃问题将会很快迫使德国统一社会党采取一项严厉措施”，数日后，另一个特工声称自己听到了一个“德国统一社会党高级机构”谈论隔离西柏林的计划。情报显示，东德已经制定好了所有的行动细节，但苏联还没有正式批准。他们的情报完全正确，除了最后一点。实际上，就在几天前，赫鲁晓夫已经最终批准了乌布利希的计划。

　　直到8月的第一个星期，乌布利希和他的副手一起在莫斯科对整个“玫瑰行动”做最后完善，西德的情报机构还在慕尼黑附近的布林奇总部内冥思苦想，到底什么时候苏联才会批准东德领导人所谓的柏林计划呢。

　　只是想想就让人觉得非常费力了。如何才能把一个拥有近400万人口的当代城市一分为二呢？此举意味着要截断那些尚在使用的街道、铁路、甚至基础设施网络。几十甚至上百年以来，这些东西都承载着这个庞大的人口中心以及活生生的都市经络与脉搏。

　　1960年秋，一位西柏林学生前往以色列旅行。他被导游带到耶路撒冷，看到城市被分裂为以色列西部和约旦/巴勒斯坦东部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惊。东道主带他们参观了一道修建在天主教圣母大教堂旁边的木头围墙，并且解释说，建造这道围墙是为了防止年轻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产生冲突，因为他们习惯在边界朝对方扔石头。

　　有那么几分钟，我们这些西柏林学生在讨论这样的东西是否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故乡。但我们马上摒弃了这个想法。在我们看来，四国控制的柏林太大了，根本不可能像耶路撒冷那样被严格地分割开来；所以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在柏林。因为技术的进步，柏林这个大都市已经屹立几个世纪了。在柏林，有大量的河流和广阔的、错综复杂的下水道，有地铁网络和城市铁路隧道系统。居住在这里的孩子不会朝彼此扔石头，因为他们并不属于两个敌对的人群。

　　8月初，有人向西德自由民主党主席埃利希·蒙迪通报了联邦情报局的怀疑。蒙迪丢下9月17日的竞选，前往波恩会见全德问题事务部长伊恩斯特·雷默尔。两位政治家就该事件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雷默尔本是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中的重要成员，但被逼逃亡西德。他拿出一张大型柏林地图，在办公桌上展开，指出了环绕西柏林的边界，总长度为164公里。

　　后来，蒙迪如此写道：“我们讨论了要封堵一个庞大的城市，而且让老鼠都无法通过有多难。所以恩斯特·雷默尔说，这根本就不可能。”

　　与此同时，这位基督教民主联盟部长认为不可能的事，昂纳克和他的手下正在加紧着手准备。从8月9日起，后者每天都蹲在办公室里，画草图，打电话，制定方案。

　　“玫瑰行动”前的日子，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几乎无处不在，日益频繁的截停搜查行为和现场检查让这些可疑的“共和国叛逃者”们的生活恼火不堪，而25岁的格哈德·迪克曼就是这样的一位。8月9日，他离开古老的波罗的海港口城市维斯马。

　　1961年8月9日凌晨4点，我乘火车离开了维斯马，朝着什韦林的方向行驶，但目标是去柏林。旅途中，我做了以下观察：我们的火车在肖恩弗里斯检查点停了大约一刻钟，我们都受到了监视，交通警察（Trapos）还查看了我们的证件。我下火车去抽烟时，看到50米开外的空地上有苏联红军的坦克和大炮。我看到了4辆坦克，它们都经过了很好的伪装。

　　接下来的路途中，我意识到起先和我同在车上的年轻人有很多没有再上车。

　　当我到达柏林利希滕贝格时，检票处又出现了交通警察，共有四五个。他们要求所有乘客都交出行李接受检查。大概有6个乘客被交通警察带去拘留了。大家都在抱怨这种无休无止的证件检查。那些拒绝听从交通警察命令的人都被没收了德国身份证。

　　形势在不断升级，但究竟会到达何种程度？在西方，即便是情报机关的内部人员也无法区分谣言和事实。

　　8月9日，“柏林观察委员会”的成员们碰头了。这个重要机构与美国在柏林的情报机关合作，并汇集分析他们的情报。成员们讨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会采取何种措施来阻止人口大量外流。一些成员报告说，从东德内部得来的情报清楚地表明东德极有可能会封锁边境。然而，他们也承认，这些消息的来源并不是十分可靠。最后，与会的大部分人依然认为对柏林的边界进行完全封锁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

　　和身在巴黎的外交部长们一样，这些间谍最后认为，东德的大规模行动将会出现在秋天，而不是在此之前，因为那时将会签订单边和平协议。和外交部长们一样，他们也错了。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边境封锁所需的大量物资和人力正在通过400辆左右的卡车运送到位。这些卡车故意分散而且绕道而行，以致没有人会意识到它们最终的目的地是柏林。在最后一刻来临前，工作组和警察队伍都远离边界。这些手段似乎奏效了。

　　如今要做的就是尽可能长久地把秘密保守在内部。随着8月12和13日那个周末的逐渐临近，得向更多东德人灌输“玫瑰行动”的有关宗旨。8月9日，约60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官员和军事指挥官被准许知晓即将到来的边境封锁秘密。关键时刻临近了，北约的情报机构正在收到点滴信息，西方对此不只是有模糊的猜疑了。昂纳克更有理由坚持自己的计划，尽力保守内部秘密，让外界继续疑惑。

　　与此同时，苏联也在尽力掩饰东德的边境封锁。8月10日周四下午4：30，常驻波茨坦的西方军事代表团的3名高级联络官应邀来到柏林东南部温斯多夫附近的苏联军事总部。按日程安排，他们将会按照常规礼仪与苏联驻德总司令见面。然而，他们并没有见到雅库波夫斯基上将那熟悉的身影，却震惊地看到一位微微发胖正在谢顶的60多岁男人和他们打招呼。他身上的苏联元帅服显得华丽而气派，“先生们，我的名字叫高尼夫。”说话时，他装腔作势地眨了眨眼。

　　之后，他们与这位传奇元帅进行了寒暄。美国联络官员冯·帕维尔后来回忆道，似乎退休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突然出现在军队中了一样。一个西方联络官问道：“我们听说您正在指挥一项大规模的军事输送行动。”他们知道苏联宣称正在进行一项常规军事活动，所以提到这个话题应该无伤大雅。而如果高尼夫出现在此，那么必定有什么大事发生或者即将发生。

　　元帅只是笑了笑，用长辈似的口吻告诉他们：“先生们，不必担心。不管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什么，你们的权利都不会受到损害，没有什么直接针对西柏林的行动。”这是赫鲁晓夫权力——政治剧院经典戏剧的最后一幕，而高尼夫将它演得很完美。

　　8月11日，星期五，东德著名的新闻记者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地区领导人聚集到宏伟的中央委员会大楼里，就在菩提树下大街以南的韦德尔施彻商业中心，他们被简单地告知了即将发生的事情。报纸得马上印出正式的声明，开始针对反对派进行宣传，为这个行动提供正当的辩护；同时，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保持平静，或者至少让他们尽可能地处于消极状态。

　　当天晚上，史塔西首领米尔克就在位于霍恩施豪森的总部官员食堂内召集了他的高级官员，向他们解释彼时的局势。虽然史塔西和边境关闭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但其任务却至关重要。绝不能重蹈1953年动乱的覆辙，这就是史塔西的任务。

　　“这一新篇章需要调集国家安全部门的每一位成员”，米尔克告诉他们，并适当地加入了奥威廉式的补充：“在即将步入的这个时期，事实将会证明我们是否了知一切，我们是否能坚守每个地方。”史塔西的目标就是防止出现“任何负面现象”。

　　米尔克并不十分信赖东德的军队和警察。史塔西的特工也要负责确保边境封锁期间武装部队的“可靠性和备战状态”。1953年，一些士兵和人民警察就倒戈帮助闹事分子，这次决不能发生类似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危险领域，在柏林和其他地方的大型工厂，罢工浪潮如星星之火，8年以来一直此起彼伏。“任何站出来喊反动口号的，一律逮捕。”史塔西首领粗暴地做了总结。

　　接着，米尔克说出了最高机密：“整个行动有一个代号：‘玫瑰’”。

　　史塔西就这样开始行动了，在昂纳克将计划付诸最终实践之时，为他做好掩护。

　　在1961年8月9日星期三和8月12日星期六的这段时间，有5167人进行了难民登记。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冒着急剧变化的情势，又有2400人进行登记。

　　柏林边境开放的最后一天来临了。空气里只有淡淡的夏日气息，最高温度只有20摄氏度（68华氏度），而且下午也只有3个小时的日照。其余时间，天空都是灰蒙蒙的。天黑后，天空无云，气温降到了8.6摄氏度（即47华氏度）。

　　无常的天气并没能阻止东西柏林的市民们前往他们热爱的湖泊与森林避暑。约阿希姆·特伦克拉后来回忆，他整整一天都在万塞湖边度过。万塞湖位于西柏林的西南角，与共产主义者统治的波茨坦接壤。他与朋友们在围绕湖边的露天啤酒馆里尽情地聊天，享受着阳光，谈论看到的漂亮女孩以及即将来临的政治危机。成千上百万的人和他们一样度过了那一天。

　　正如如今我们所知道的，在那个夏日的星期六，并非每个身处分裂的柏林的人都能那样放松。8月12日中午，在严密的监视之下，政府部门的印刷员工开始印刷成千上万份边境封锁声明，该声明由德意志部长会议盖章通过（尽管那个时候部长会议还没有召开）。上万名士兵和警察进入了警戒状态。昂纳克和他的部下们来到了科贝尔大街那个套房内进行最后一搏。他们会呆在套房内，直到边界封锁行动结束。

　　相比之下，边境封锁的真正缔造者瓦尔特·乌布利希则由司机开车前往万特利茨之外多恩湖畔的政府会客室。这是一栋掩映在桦树林之中的别墅（Haus zu den Birken），原本是四坡屋顶的狩猎别墅，归陆军元帅霍尔曼·戈林个人所有。

　　在这个周六的下午，乌布利希看起来十分放松，甚至可以说是喜悦。他举办了一个花园派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重要人物都被邀请来参加这个派对。他把这个派对称为“联欢会”（Beisammensein）。

　　偶尔一两个周末，政治局成员和部长在多恩湖畔聚会讨论问题或做重大决议，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通常，从万特利茨过来的厨师和服务人员白天这里工作，晚上则回到几英里之外的自己家里。但这次的情况不一样，据负责乌布利希日常三餐的私人厨师回忆：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接到了命令，他们必须在附近的房子内过一夜。直到星期天早上，才获准离开。

　　花园派对的请柬送到了一两名政治局成员的手中，但接受邀请的主要是政府各部的部长及他们的秘书，还有“街区党派”的领袖。这些街区党派是“国民阵线”中的伪独立党派，其中包括国家民主党、东部基督教民主联盟以及自由民主党。

　　简而言之，受邀的客人都是乌布利希的利用对象而非咨询对象：他们都有威严的头衔，但却没有什么实权。下午喝完咖啡后，众人悠闲地穿过桦树林，来到宁静的湖边。之后返回房间，乌布利希安排了一部苏联喜剧电影《人人为己！》供大家观看，但客人兴趣寥寥。花园里放着音乐，客人站在那里，尴尬地闲谈着，偶尔也会讲讲笑话。一些人注意到房子周围的树林里有士兵和军车，这让气氛一点都不轻松。

　　德意志人民议会主席、自由民主党领袖约翰尼斯·迪克曼询问老共产党员、中央委员会秘书阿尔弗雷德·诺伊曼，他们为何被召集至此。高大威严的诺伊曼，年轻时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斗士，终其一生都是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回答说他也不知道。他说了谎。作为政治局的一员，诺伊曼前些日子就已经知晓了边境封锁计划。但在“上司”认为合适的时机之前，他还不能把真相告诉迪克曼他们。

　　晚饭过后，乌布利希终于把客人召集起来，服务人员也已把晚饭撤走了，时间大概是晚上10点左右。

　　乌布利希用他尖利的声调宣布：“现在我们来开一个小会”。乌布利希通知了部长会议成员“他们”关于封锁东西柏林边境的决议——一个早已印刷出来，并分发出去了的决议。“大家都同意吗？”他问道。不出意料，没人反驳。

　　象征性地同意了政治局的计划后，部长会议的成员们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和那些服务人员一样，在宏大的边境封锁工程启动之前，他们不得离开。

　　在多恩湖畔这场露骨的“投票”闹剧发生之前，昂纳克的工作人员在为那个名曰“玫瑰行动”的艰巨工程做最后的准备。

　　“玫瑰”的最终执行命令和一份早就计划好的官方声明从昂纳克的办公室送出，经由专人送往几个街区之外位于菩提树大街的苏联大使馆。在白石砌成的坚固建筑内，在迷宫一般的办公室内，工作人员会迅速把文件翻译成俄语。这是“老大哥”必享的权利。

　　整整一天，成千上万的警察和“工厂战斗小组”成员都在兵营内或训练场上待命。晚上8点整，“玫瑰行动”的密封指令被打开了。高级官员被纳入计划之中，此外还有柏林的警察和位于斯特劳斯堡以北威尔肯多夫堡的总部军方人士。接着，中级军官和营级指挥官被电话召集起来。9点钟，他们也被简单告知在边界封锁行动中的任务。10点，昂纳克确定这个庞大的机器准备好开动了。

　　午夜，昂纳克给军队总部打去电话，发出了关键的命令：“你们已知自己的任务！出发！”

　　国家人民军总司令海因茨·霍夫曼将军立刻下令军队进入“高度备战”状态。

　　什韦林第八机动炮兵师的3150名士兵一路轰隆隆地驶向了首都。他们的100辆战斗坦克和120辆载人装甲车将停靠在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这里刚好位于东柏林中心之处。第一机动师的4200多名士兵、140辆坦克和200辆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