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日军投入中国战场的总兵力达到32个师、16个独立旅、3个骑兵旅,包括海军在内,共100万余人。根据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报告:“日军已经占据中国12省521县”。这一年5月,史培谦在南岳游击干训班结业后,随31集团军入川,过涪陵、万县、万源,一路翻山越岭,到达陕西任91师2团6连连长,随后,开赴五战区“随枣”前线。
史培谦回忆道:“在行军途中,我曾多次自我激励,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杀敌报国在今朝。谁知部队到达前线后,主要任务是警戒钟山方向之敌,暂无出击任务,心中颇为遗憾。正在为此纳闷,师长命令成立挺进大队打游击,并任命我为大队长,顿时心情激动。但又觉得打游击我还是首次尝试,怕没有经验。忽然想到在南岳游击干训班时,接受过八路军军事教官边章武老师的教导,学到不少开展游击战理论和方法,因而壮大了胆子,决心实干一番”。
首次伏击
根据上级指示,挺进大队游击范围,只限敌我阵地前面方圆四十华里的丘陵地带。当时的敌我态势是日寇为了进攻我五战区,前后三次受挫,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敌我双方各取守势,因而在双方阵地前形成四十华里的真空地带。据当时情报表明,敌人以“朱集镇”维持会的汉奸为向导,经常派出小股部队进行扫荡、抢劫,当地群众深受其害,无不深恶痛绝。
据初步侦察,这方圆四十华里的地带属丘陵地区,森林茂密,水源充足,村舍分散,地形比较复杂,是打游击的好地方。1941年8月1日,史培谦所在挺进大队进入游击区。在游击区,为了进一步搞好与当地人民群众的关系,他们学习八路军的方法,帮助当地农民种庄稼、割谷子,农民的疑虑渐渐被解除了,军民打成一片,游击区内遍布着由当地农民组成的义务情报员,为部队通风报信。当时的游击活动,常是分散宿营。余家冲一处破庙是游击队常住之地,此事被朱集镇维持会的汉奸告密,鬼子决定当天晚上偷袭游击队。哪知鬼子的活动,已被我方安排在朱集的坐探及时报告了游击队,游击队当即决定作好伏击准备,用一个分队兵力,配备一挺机枪,利用通往朱集镇大路右侧一带灌木丛的有利地形,天黑前作好隐蔽埋伏。
这天正是旧历十八,月明之夜,星光旷野,百步见人,游击队员个个聚精会神,注视前方。大约10点左右,远处发现一束亮光闪烁,鬼子来了。不一会儿,走在先头的五名尖兵咔哒咔哒的脚步声,已清晰可闻。不料此时我方机枪射手过分紧张,没等鬼子大队进入伏击圈,就猛地开枪射击,走在前面的几个鬼子兵被击毙倒地,后面的鬼子兵闻枪声,掉头就逃跑了。巧遇杀敌良机,仅获小胜,这次战斗令史培谦感到十分遗憾。遭遇鬼子兵9月的一天,天气格外炎热,中午史培谦带领一个小分队在一个房子里乘凉休息。大约午后2时左右,突然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跑得气喘吁吁地进来说道:“队长,不好了,鬼子从你们房子背后大路上走来啦!”情况紧急,目标不能暴露,史培谦立刻作出最坏的应变措施,命令大家准备好手榴弹,万一敌人真的闯进来,决心拉开导火线与敌人同归于尽。幸运的是,只听鬼子咔嚓咔嚓的脚步声从房子背后向前面走了,小分队当即趁机撤离到左侧高地丛林中,静待鬼子归来。
下午5时左右,果然鬼子原道而归,小分队集中步枪射击,当场打死鬼子六人。顽固的鬼子立即用自动火力扫射,由于这次没带机关枪,只好迅速转移。史培谦很有感慨地说:“这次阻击取胜,多亏当地的一个群众余大嫂及时派个孩子跑来报警。”
土木岭是我方前沿阵地十五华里远的一处集市小街,由于鬼子常来扫荡抢劫,居民大都逃离他乡,只剩下战火摧毁的残垣断壁。
1941年9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鬼子20余人和几十个伪军,携带着抢劫的财物,窜进土木岭小街歇息。
挺进队闻讯后,立即决定包围土木岭。一排正面堵击,二排在街西头高地策应,三排在街东面丛林中隐蔽埋伏,计划先把敌人团团围住,等待天黑后发动攻击活捉鬼子兵。
各排进入阵地后,不料一排王排长杀敌心切,急于取胜,没等天黑就提前发动进攻。敌人据险拼命抵抗,王排长不幸中弹身亡。副排长继续指挥战斗,从街头冲杀过来,敌人趁天黑夺路而逃。事后清理战场,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15人,十分遗憾的是未能活捉鬼子。
1942年10月上旬部队移防,挺进队奉命撤离游击区调回师部,来去三个多月,成效卓著,受到上级表彰。每当回忆起这段游击战的经历,史培谦总是十分感慨,他说:“只有取得群众的支持,才能扩大游击战果。使我最难忘的游击区的余大嫂,她的丈夫被鬼子抓去修工事,后来被鬼子兵活埋了。她看见我们打鬼子,对我们非常热情,她经常为我们送情报,为战士们洗衣缝补,每当我们战斗胜利归来,她总是和村民们热情地款待我们,她的形象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李金荣衡元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