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率部抗敌，重创日寇――川军将领潘文华
潘文华（1888-1950.11），字仲三，四川省仁寿县文公乡人，生于佃农家庭。读了一段时间私塾，因家庭困难，14岁时就去成都一家帽子铺当学徒，干扫地、抹桌、倒马桶、上门板等杂活，店里营业时间，就替师娘带小孩，背着小孩到街上闲逛。不久，参加清政府建立的新军，当随从二年多后，被正式吸收入伍当二等兵，后又升为上等兵。由于他吃苦耐劳，勤学苦练，对各项器械、技巧、枪法、剑术、擒拿格斗、上房越脊等都很出色，在“全协”名列前茅。作为军队代表参加在凤凰山军营召开的全省运动大会，在开幕式表演和比赛过程中，他的器械体操刚健娴熟，擒拿纵跳，成绩突出，博得全场喝彩，被誉称为“潘鹞子”，深受四川总督锡良赏识，当场便破格委任他为弁目队“体操助教”，按中士待遇。1908年，他免试进入锡良开办的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当时在校同学有刘湘、杨森、王瓒绪、唐式遵等，这些速成学员，后来成为四川军阀中的一个大派系――“速成系”。在当时速成学堂学员中，反清革命思潮甚为流行，并组织了不少的秘密小团体，潘文华参加了在学员中深孚众望的李挽澜等20余人组织的反清秘密团体。
1909年9月，潘文华在陆军速成学堂毕业，被分配到新军33混成旅任排长。1911年武昌起义，潘文华驻防江孜，闻讯后他立即率领全连百余人宣布起义反正。辛亥革命后，在川军第3师任营长，1915年任团长，1918年任川军第7师独立旅旅长，驻防四川通江、巴中等地，自筹款饷，割据一方。1920年任川军第4师师长。此后，在四川军阀混战中，他一直跟随刘湘，成为刘湘集团的高级核心人物。1923年任川东清乡总司令，1926年被刘湘任命为重庆商埠督办公署督办，具体负责重庆建市的筹备工作和重庆市政建设的规划事宜。在当时军阀防区统治的局限条件下，他积极开展有关各项准备工作，1929年2月15日，重庆市政府正式成立，潘文华出任重庆市第一任市长，至1935年7月辞去市长职。在市长任内，他为重庆市的建设开创了新的局面，并顺应民众的要求，迫使日方交还了王家沱租界，维护了国家主权。
在四川军阀混战中，潘文华发挥了机智勇敢的军事才能，为刘湘实现统一四川的计划，立下了汗马功劳。1935年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七・七”事变后，川军请缨出川抗战，刘湘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23集团军总司令。所辖21军军长唐式遵、23军军长潘文华均为副总司令。
1937年9月5日上午9时，四川各界民众欢送川军出川抗战大会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大光明电影院举行。唐式遵在少城公园的大会上表示说：“式遵宣誓，出川抗战，失土不复，誓不返川！”潘文华等相继在大会上发言，表示抗战的决心。
指定的第七战区是在平汉线上。9月下旬，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率领邓、孙、47军李家钰所属各部，由陆路步行，出剑阁，经陕西开赴前线。第二纵队司令唐式遵率领饶国华的145师、刘兆黎的146师，潘文华率领所属的郭勋祺144师、杨国桢的147师、陈万仞的148师步行到重庆、万县两地，分别搭轮船于10月下旬和11月初先后到达汉口。
此时，蒋介石却让23集团军参谋长傅常以刘湘的名义更改战场，命令144师乘平汉路火车到新乡、博爱、荥泽、花园口集中待命。144、145、146、147师根据命令，于11日先后从汉口出发，开赴指定地点。此时，潘文华升任为25军团长、唐式遵升任为24军团长，他们于11月初到达汉口，转郑州。
11月15日，蒋介石又利用抗日削弱四川地方实力派，乘刘湘因病未离川之际，打乱战区建制，直接命令第七战区参谋长傅常，以刘湘的名义，将潘文华的23军调转南京以南溧水、溧阳一线；将唐式遵的21军拨归第一战区程潜指挥，邓锡侯的22集团军拨归第二战区阎锡山指挥。
刘湘于11月22日到南京后，得知从南京下达的令第七战区拱卫南京和占领掩护阵地的两道命令后，十分生气，他看出蒋介石在夺他的指挥权，深感不安。刘湘认为：调川军来拱卫南京是可以的，但要把邓锡侯、孙震、李家钰等3个军一齐调来，不能把七战区的建制分割使用。于是刘湘亲笔拟电，调邓、孙、李三军立即来南京，共同保卫首都。电报发出后，才知邓、孙部调往二战区作战，李家钰军已归一战区指挥。刘湘这才进一步看透了蒋介石是借抗战之名来消灭川军，这是蒋的既定政策。蒋介石明知南京守不住，为了所谓“国际观瞻”，便把刘湘的5个嫡系师，调到南京城外与日军拼消耗。这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消灭非嫡系部队的贯用手法之一。刘湘决心把对川军的指挥权夺回来。
刘湘计划以皖南的黄山、浙江的天目山为第七战区的根据地，部队经常进出于沪杭路、京杭路、京芜路和京沪路，切断日军交通线，威胁杭州、上海、南京等的日军后方；在将来收复失地时期，川军便可以先占领这几个重要城市。刘湘决定将部队布置重点放在泗安、广德方面，担任堵击自金山登陆的日军的任务。广德、泗安对南京来说，地势重要，如广德被日军攻占，南京即不可保，日军进而可直趋皖、赣。刘湘将他防守广德、泗安的上述部署计划送蒋介石审阅时，蒋知守广德、泗安是拱卫南京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见浙江方面自己的嫡系部队节节败退，他找不出理由拒绝刘湘，只有批准刘湘的作战计划。刘湘便借机将川军的指挥权拿回了手。
刘湘命令唐式遵的21军、潘文华的23军集中于广德、泗安、宜兴一线，构成第二线阵地带，担负起南京保卫战中阻击敌军，掩护友军的任务。同时，派潘文华为广德前敌指挥，唐式遵到广德后方郎溪十字铺督战。潘军144师郭勋祺部在太湖东岸的夹浦、金村，奋勇迎击装备精良的日军久留师团，郭勋祺负重伤，仍坚持指挥不下火线。此为川军出川第一战。接着唐军145、146师等部，在广德、泗安一线与敌激战，攻广德之敌约1000余人，仗其机炮优势，冒死进犯，并以飞机27架轮番轰炸，战况空前激烈，144师师长饶国华以身殉国，泗、广相继失守。潘文华在电话上将战况向刘湘汇报后，便下令田冠五（田钟毅）独立14旅由右翼、刘兆黎146师由左翼反攻泗安。
此时，刘湘病重，回汉口就医。蒋介石于12月初发表由其亲信陈诚为第七战区副长官代替刘湘统率、指挥川军作战。陈诚以七战区副司令长官身份，赶到芜湖，改变刘、潘反攻泗安的计划，下令川军向太平方向撤退。田冠五中途得到消息，便停了下来。刘兆黎师未得到消息，按原计划乘夜猛击泗安守敌，日寇仓皇溃走，一举收复泗安，并缴获不少军用物资，一日军军官剖腹自杀。次晨才知道撤退的事，遂全师撤回。
陈诚在芜湖对唐式遵、潘文华下令撤退后，他经繁昌、南陵、青阳、石埭到达太平，随后潘文华及144、147师均集中到太平。在太平小学堂召开了川军营长以上的军事会议，他讲评了金村、南山和广德、泗安的作战情况，对广德、泗安战役给予了好评。
唐式遵早已暗中投靠蒋介石，为了取代刘湘当23集团军总司令，竟利令智昏，隐瞒陈诚下令撤退之事，而嫁祸于潘，向蒋介石诬告潘文华不尽职守，作战观望，擅弃广德、泗安……1938年1月初，蒋介石就以军事委员会名义，指责“第23军军长潘文华因人事关系，应变迟缓，暂行停职，着即回川重组第23军部队，出川抗战”，一面下令给潘文华以撤职留任处分，一面不通知刘湘，便撤其兼职，发表唐式遵接替刘的23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唐竟派人去逼刘交印，使重病的刘湘大为恼怒，因而病情加剧。潘文华面对上述连续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1月20日刘湘病逝于汉口，深感意外和异常痛苦，所感欣慰的是川军的草鞋兵，还能面对装备优良的日寇顽强战斗，死守阵地，给敌人以重创。潘文华回忆起一桩往事：“七・七”事变前夕的7月6日，蒋介石以何应钦为主任，在重庆范庄召开的以收拾刘湘为目的的川康整军会议。刘湘赴会之前与自己一番密谈，特别是分手之际，刘湘拉着潘手说：“仲三，部队我就交给你了，你要记住，蒋介石这个人，无论他说得好甜，决不可信赖，只有联合与我们处境相同的力量，与之周旋，才有活路。”刘湘的话，结合上述一些事件和蒋的专断行为，使潘文华思想上对蒋介石产生了疑虑和警惕，为后来继承“甫系”，团结川康，打下了思想基础。
刘湘病逝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宣布撤销第七战区，派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并内定撤销川康绥署。此举遭到留川“甫系”的坚决反对，川军将领数十人联名发出通电，力拒张群主川，并组织武装上街游行示威。还下令留川“甫系”各部队，无武德励进会命令不准调动，使整个四川局势顿时变得动荡不安。蒋介石知道在“甫系”几员大将中，只有潘文华一贯对刘湘忠诚老实，深得刘的信任与部属拥戴，是目前处理四川棘手局面的理想人选。但他又认为潘是一个图享受、无大志的人，今后只要善于笼络，即可为他效力。因此，蒋介石于1938年3月8日，撤销前次对潘撤职留任的处分，并宣布提升潘为第28集团军总司令，回川整顿“甫系”部属，随时待命出川抗战。同时亲自召见潘，慰勉有加，并嘱潘同顾祝同一道乘飞机回重庆，一路上顾对潘极尽拉拢之能事。潘文华心里明白，采取虚以委蛇的态度和顾敷衍。
潘回到成都后，立即约请先期回川就任川康绥靖主任的邓锡侯和西康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到永兴巷植苑家中书房密谈。
面对居高临下压力，三方一致同意，捐释前嫌，团结图存。这次潘、邓、刘三人会谈，打下了川康团结的基础，直到1949年12月9日，三人联名通电起义为止，都坚持未变。以后，蒋任命潘为川康绥靖署副主任，并保留他集团军总司令职位。1938年5月，“甫系”正式推潘文华为武德励进会会长，到此，潘文华继承“甫系”，团结川康的局面已经形成。留川“甫系”力量形成了潘的集团，计有5个师、1个独立旅、十几个保安团，数量及装备均胜过邓、刘（各有2个师、一个独立旅）。从此蒋对川康三集团的策略，采取“稳邓、抚潘、打刘”的方针，同时加强了对潘控制。
潘文华面对蒋介石的收买控制，表面敷衍应酬，心中却烙记刘湘过去的谈话，不为所诱。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和生存，除加强与刘、邓的团结合作外，暗地里又积极与共产党和进步力量交朋友，以取得更广泛的支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中共中央派了一些党员到四川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帮助不少川军将军接受了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中央南方局重视对潘的统战工作，先后派了张友渔、田一平、徐淡庐等到潘文华部队做工作，向潘讲：要能自存自保，必须坚持抗战，坚持民主。1938年5月，周恩来由郭秉毅、张秀熟陪同，在成都长顺街乔毅夫公馆与潘会晤，强调只有团结一致抗日救亡，才有前途。潘表示接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反共。1939年夏天，董必武、林伯渠在重庆潘文华寓所会见了从成都赶到重庆的刘文辉，向刘、潘阐述了我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妥协的主张，并对国内和国际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增强了刘、潘对抗战胜利的信心。1943年春节后，田一平回到重庆，周恩来作了重要指示：“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要加强川康大团结的工作。在潘文华部队要利用‘武德励进促进会’的影响开展工作。很多旧军人，用一大套政治理论去宣传，作用不大，要用爱国主义去启发，激励他们的爱国心，使他们坚持抗战立场。要尽力鼓励四川人团结，广泛利用各种关系开展工作，这是对四川工作的总方针。”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南方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川军潘文华等部的工作，除派徐淡庐利用他与潘文华家有亲戚关系，深入做潘及其下属部队的工作外，南方局先后派了30多名地下党员到潘部工作，潘均以参谋、秘书名义予以掩护，并通过中校秘书地下党员甘树人、田一平与党组织保持联系。为了加强联络，中共派权斌文到川、陕、鄂边署（潘为主任）架设与延安通讯的电台，并以电务处少校电务员名义进行工作。
1944年，潘由蓉到渝时，王若飞、董必武曾与潘两次会谈。周、董、王和其他地下党员先后对潘的教育争取工作，为后来潘坚决起义打下了基础。
此外，潘文华与民主人士张澜关系密切，1944年冬曾由张吸收为民盟秘密成员。成都特务欲害张澜，潘派人护送张到香港，并在经济上多次接济在港的张澜和李济深。1949年9月1日，潘文华通过在港的三弟潘昌猷，以四川旅港人士名义赠送中共四川省委黄金100两，作为地下党活动经费（按黄金换成银元8500元，由中共地下党员夏逊在港汇交成都地下党员易野原收转），这些都是潘能审时度势，选择了光明、新生之路。
潘文华晚年多病，崇信佛教。表面上谢绝社会应酬，在家焚香诵佛，暗中与刘文辉、邓锡候共同策划起义。1949年12月4日，蒋介石派其待从室主任陈希曾给潘送去飞机票，要潘第二天飞海南，然后转台湾。潘当即决定潜离成都赴灌县，摆脱蒋的挟持。1949年12月9日，刘、邓、潘在彭县联名通电起义，受到朱德总司令复电嘉勉，所属各部纷纷通电起义。12月27日成都解放。潘抱病同刘、邓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共同迎来了解放和新生。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潘文华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潘在成都养病，1950年11月16日逝世，终年64岁。党中央发表唁电：“潘文华将军，川西起义有功人民，兹闻逝世，至深悼念”，并成立了由李井泉为主任的“川西治丧委员会”，慎终之典，极为隆重。
（陶昕）
1909年9月，潘文华在陆军速成学堂毕业，被分配到新军33混成旅任排长。1911年武昌起义，潘文华驻防江孜，闻讯后他立即率领全连百余人宣布起义反正。辛亥革命后，在川军第3师任营长，1915年任团长，1918年任川军第7师独立旅旅长，驻防四川通江、巴中等地，自筹款饷，割据一方。1920年任川军第4师师长。此后，在四川军阀混战中，他一直跟随刘湘，成为刘湘集团的高级核心人物。1923年任川东清乡总司令，1926年被刘湘任命为重庆商埠督办公署督办，具体负责重庆建市的筹备工作和重庆市政建设的规划事宜。在当时军阀防区统治的局限条件下，他积极开展有关各项准备工作，1929年2月15日，重庆市政府正式成立，潘文华出任重庆市第一任市长，至1935年7月辞去市长职。在市长任内，他为重庆市的建设开创了新的局面，并顺应民众的要求，迫使日方交还了王家沱租界，维护了国家主权。
在四川军阀混战中，潘文华发挥了机智勇敢的军事才能，为刘湘实现统一四川的计划，立下了汗马功劳。1935年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七・七”事变后，川军请缨出川抗战，刘湘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23集团军总司令。所辖21军军长唐式遵、23军军长潘文华均为副总司令。
1937年9月5日上午9时，四川各界民众欢送川军出川抗战大会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大光明电影院举行。唐式遵在少城公园的大会上表示说：“式遵宣誓，出川抗战，失土不复，誓不返川！”潘文华等相继在大会上发言，表示抗战的决心。
指定的第七战区是在平汉线上。9月下旬，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率领邓、孙、47军李家钰所属各部，由陆路步行，出剑阁，经陕西开赴前线。第二纵队司令唐式遵率领饶国华的145师、刘兆黎的146师，潘文华率领所属的郭勋祺144师、杨国桢的147师、陈万仞的148师步行到重庆、万县两地，分别搭轮船于10月下旬和11月初先后到达汉口。
此时，蒋介石却让23集团军参谋长傅常以刘湘的名义更改战场，命令144师乘平汉路火车到新乡、博爱、荥泽、花园口集中待命。144、145、146、147师根据命令，于11日先后从汉口出发，开赴指定地点。此时，潘文华升任为25军团长、唐式遵升任为24军团长，他们于11月初到达汉口，转郑州。
11月15日，蒋介石又利用抗日削弱四川地方实力派，乘刘湘因病未离川之际，打乱战区建制，直接命令第七战区参谋长傅常，以刘湘的名义，将潘文华的23军调转南京以南溧水、溧阳一线；将唐式遵的21军拨归第一战区程潜指挥，邓锡侯的22集团军拨归第二战区阎锡山指挥。
刘湘于11月22日到南京后，得知从南京下达的令第七战区拱卫南京和占领掩护阵地的两道命令后，十分生气，他看出蒋介石在夺他的指挥权，深感不安。刘湘认为：调川军来拱卫南京是可以的，但要把邓锡侯、孙震、李家钰等3个军一齐调来，不能把七战区的建制分割使用。于是刘湘亲笔拟电，调邓、孙、李三军立即来南京，共同保卫首都。电报发出后，才知邓、孙部调往二战区作战，李家钰军已归一战区指挥。刘湘这才进一步看透了蒋介石是借抗战之名来消灭川军，这是蒋的既定政策。蒋介石明知南京守不住，为了所谓“国际观瞻”，便把刘湘的5个嫡系师，调到南京城外与日军拼消耗。这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消灭非嫡系部队的贯用手法之一。刘湘决心把对川军的指挥权夺回来。
刘湘计划以皖南的黄山、浙江的天目山为第七战区的根据地，部队经常进出于沪杭路、京杭路、京芜路和京沪路，切断日军交通线，威胁杭州、上海、南京等的日军后方；在将来收复失地时期，川军便可以先占领这几个重要城市。刘湘决定将部队布置重点放在泗安、广德方面，担任堵击自金山登陆的日军的任务。广德、泗安对南京来说，地势重要，如广德被日军攻占，南京即不可保，日军进而可直趋皖、赣。刘湘将他防守广德、泗安的上述部署计划送蒋介石审阅时，蒋知守广德、泗安是拱卫南京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见浙江方面自己的嫡系部队节节败退，他找不出理由拒绝刘湘，只有批准刘湘的作战计划。刘湘便借机将川军的指挥权拿回了手。
刘湘命令唐式遵的21军、潘文华的23军集中于广德、泗安、宜兴一线，构成第二线阵地带，担负起南京保卫战中阻击敌军，掩护友军的任务。同时，派潘文华为广德前敌指挥，唐式遵到广德后方郎溪十字铺督战。潘军144师郭勋祺部在太湖东岸的夹浦、金村，奋勇迎击装备精良的日军久留师团，郭勋祺负重伤，仍坚持指挥不下火线。此为川军出川第一战。接着唐军145、146师等部，在广德、泗安一线与敌激战，攻广德之敌约1000余人，仗其机炮优势，冒死进犯，并以飞机27架轮番轰炸，战况空前激烈，144师师长饶国华以身殉国，泗、广相继失守。潘文华在电话上将战况向刘湘汇报后，便下令田冠五（田钟毅）独立14旅由右翼、刘兆黎146师由左翼反攻泗安。
此时，刘湘病重，回汉口就医。蒋介石于12月初发表由其亲信陈诚为第七战区副长官代替刘湘统率、指挥川军作战。陈诚以七战区副司令长官身份，赶到芜湖，改变刘、潘反攻泗安的计划，下令川军向太平方向撤退。田冠五中途得到消息，便停了下来。刘兆黎师未得到消息，按原计划乘夜猛击泗安守敌，日寇仓皇溃走，一举收复泗安，并缴获不少军用物资，一日军军官剖腹自杀。次晨才知道撤退的事，遂全师撤回。
陈诚在芜湖对唐式遵、潘文华下令撤退后，他经繁昌、南陵、青阳、石埭到达太平，随后潘文华及144、147师均集中到太平。在太平小学堂召开了川军营长以上的军事会议，他讲评了金村、南山和广德、泗安的作战情况，对广德、泗安战役给予了好评。
唐式遵早已暗中投靠蒋介石，为了取代刘湘当23集团军总司令，竟利令智昏，隐瞒陈诚下令撤退之事，而嫁祸于潘，向蒋介石诬告潘文华不尽职守，作战观望，擅弃广德、泗安……1938年1月初，蒋介石就以军事委员会名义，指责“第23军军长潘文华因人事关系，应变迟缓，暂行停职，着即回川重组第23军部队，出川抗战”，一面下令给潘文华以撤职留任处分，一面不通知刘湘，便撤其兼职，发表唐式遵接替刘的23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唐竟派人去逼刘交印，使重病的刘湘大为恼怒，因而病情加剧。潘文华面对上述连续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1月20日刘湘病逝于汉口，深感意外和异常痛苦，所感欣慰的是川军的草鞋兵，还能面对装备优良的日寇顽强战斗，死守阵地，给敌人以重创。潘文华回忆起一桩往事：“七・七”事变前夕的7月6日，蒋介石以何应钦为主任，在重庆范庄召开的以收拾刘湘为目的的川康整军会议。刘湘赴会之前与自己一番密谈，特别是分手之际，刘湘拉着潘手说：“仲三，部队我就交给你了，你要记住，蒋介石这个人，无论他说得好甜，决不可信赖，只有联合与我们处境相同的力量，与之周旋，才有活路。”刘湘的话，结合上述一些事件和蒋的专断行为，使潘文华思想上对蒋介石产生了疑虑和警惕，为后来继承“甫系”，团结川康，打下了思想基础。
刘湘病逝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宣布撤销第七战区，派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并内定撤销川康绥署。此举遭到留川“甫系”的坚决反对，川军将领数十人联名发出通电，力拒张群主川，并组织武装上街游行示威。还下令留川“甫系”各部队，无武德励进会命令不准调动，使整个四川局势顿时变得动荡不安。蒋介石知道在“甫系”几员大将中，只有潘文华一贯对刘湘忠诚老实，深得刘的信任与部属拥戴，是目前处理四川棘手局面的理想人选。但他又认为潘是一个图享受、无大志的人，今后只要善于笼络，即可为他效力。因此，蒋介石于1938年3月8日，撤销前次对潘撤职留任的处分，并宣布提升潘为第28集团军总司令，回川整顿“甫系”部属，随时待命出川抗战。同时亲自召见潘，慰勉有加，并嘱潘同顾祝同一道乘飞机回重庆，一路上顾对潘极尽拉拢之能事。潘文华心里明白，采取虚以委蛇的态度和顾敷衍。
潘回到成都后，立即约请先期回川就任川康绥靖主任的邓锡侯和西康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到永兴巷植苑家中书房密谈。
面对居高临下压力，三方一致同意，捐释前嫌，团结图存。这次潘、邓、刘三人会谈，打下了川康团结的基础，直到1949年12月9日，三人联名通电起义为止，都坚持未变。以后，蒋任命潘为川康绥靖署副主任，并保留他集团军总司令职位。1938年5月，“甫系”正式推潘文华为武德励进会会长，到此，潘文华继承“甫系”，团结川康的局面已经形成。留川“甫系”力量形成了潘的集团，计有5个师、1个独立旅、十几个保安团，数量及装备均胜过邓、刘（各有2个师、一个独立旅）。从此蒋对川康三集团的策略，采取“稳邓、抚潘、打刘”的方针，同时加强了对潘控制。
潘文华面对蒋介石的收买控制，表面敷衍应酬，心中却烙记刘湘过去的谈话，不为所诱。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和生存，除加强与刘、邓的团结合作外，暗地里又积极与共产党和进步力量交朋友，以取得更广泛的支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中共中央派了一些党员到四川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帮助不少川军将军接受了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中央南方局重视对潘的统战工作，先后派了张友渔、田一平、徐淡庐等到潘文华部队做工作，向潘讲：要能自存自保，必须坚持抗战，坚持民主。1938年5月，周恩来由郭秉毅、张秀熟陪同，在成都长顺街乔毅夫公馆与潘会晤，强调只有团结一致抗日救亡，才有前途。潘表示接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反共。1939年夏天，董必武、林伯渠在重庆潘文华寓所会见了从成都赶到重庆的刘文辉，向刘、潘阐述了我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妥协的主张，并对国内和国际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增强了刘、潘对抗战胜利的信心。1943年春节后，田一平回到重庆，周恩来作了重要指示：“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要加强川康大团结的工作。在潘文华部队要利用‘武德励进促进会’的影响开展工作。很多旧军人，用一大套政治理论去宣传，作用不大，要用爱国主义去启发，激励他们的爱国心，使他们坚持抗战立场。要尽力鼓励四川人团结，广泛利用各种关系开展工作，这是对四川工作的总方针。”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南方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川军潘文华等部的工作，除派徐淡庐利用他与潘文华家有亲戚关系，深入做潘及其下属部队的工作外，南方局先后派了30多名地下党员到潘部工作，潘均以参谋、秘书名义予以掩护，并通过中校秘书地下党员甘树人、田一平与党组织保持联系。为了加强联络，中共派权斌文到川、陕、鄂边署（潘为主任）架设与延安通讯的电台，并以电务处少校电务员名义进行工作。
1944年，潘由蓉到渝时，王若飞、董必武曾与潘两次会谈。周、董、王和其他地下党员先后对潘的教育争取工作，为后来潘坚决起义打下了基础。
此外，潘文华与民主人士张澜关系密切，1944年冬曾由张吸收为民盟秘密成员。成都特务欲害张澜，潘派人护送张到香港，并在经济上多次接济在港的张澜和李济深。1949年9月1日，潘文华通过在港的三弟潘昌猷，以四川旅港人士名义赠送中共四川省委黄金100两，作为地下党活动经费（按黄金换成银元8500元，由中共地下党员夏逊在港汇交成都地下党员易野原收转），这些都是潘能审时度势，选择了光明、新生之路。
潘文华晚年多病，崇信佛教。表面上谢绝社会应酬，在家焚香诵佛，暗中与刘文辉、邓锡候共同策划起义。1949年12月4日，蒋介石派其待从室主任陈希曾给潘送去飞机票，要潘第二天飞海南，然后转台湾。潘当即决定潜离成都赴灌县，摆脱蒋的挟持。1949年12月9日，刘、邓、潘在彭县联名通电起义，受到朱德总司令复电嘉勉，所属各部纷纷通电起义。12月27日成都解放。潘抱病同刘、邓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共同迎来了解放和新生。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潘文华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潘在成都养病，1950年11月16日逝世，终年64岁。党中央发表唁电：“潘文华将军，川西起义有功人民，兹闻逝世，至深悼念”，并成立了由李井泉为主任的“川西治丧委员会”，慎终之典，极为隆重。
（陶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