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

二十七、《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考释

　　程地宇

　　2004年3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发现了一通镌刻于东汉熹平二年（公元173年）的石碑，碑文清晰如新，雕刻精湛优美。由于碑额无铭，故据碑文首行“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己亥卒”，按惯例命名为《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碑通高220厘米，宽137.5米；碑文13行，共367字，笔法淳古，雄中含媚，波挑飞动，朴里蕴秀，堪称汉碑中的精品。尤为可喜者，碑身虽已断折，然破损并不严重，复原后竟可全文释读，这真是一大奇迹！《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的发现，是三峡考古的重大收获，具有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神话学、宗教学、美学、书（法）学、美术史学和文化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弥足珍贵，被国家文物部门列为一级A等，即“国宝”级文物。此碑现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2005年10月被评为该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对该碑铭文注释和研究的文章面世，《中国书法》2005年第5期发表了丛文俊先生的《新发现〈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考》；《秋兴》2005年号（总第8期）刊载了胡亚星先生的《国家一级甲等文物〈东汉朐忍景云碑〉在云阳出土》。二文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丛先生对该碑书法的评论尤精，使人获益匪浅。但二文在对碑文的释读上，也有一些尚可商榷之处。本文着重对此碑文本及雕刻本身进行考释，在涉及的相关问题上，也将提出自己的浅见，以就教于丛、胡二先生，并希望与学界朋友们一道，共同推进对这一三峡文化瑰宝的深入研究。

　　一、《景云碑》文本解读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以下简称《景云碑》）埋藏地下多年，一旦重见天日，把一个1800多年前的古老文本，同时又是一个不见于任何典籍的崭新文本摆在我们面前。学人们固然可以用对待同时代其他文本的方法来解读它，但碑中一些生僻隐奥的词语和惝恍迷离的史迹，使人骤不得其指要，给解读造成了障碍，有待于反复探索方能破译。现根据《景云碑》原碑及拓片，参考有关文献资料，试解读并注释如下（对文义较明朗的词句则不注）：

　　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己亥卒。君帝高阳之苗裔，封兹（楚）熊，氏以国别。高祖龙兴，娄敬画计，迁诸关东豪族英杰，都于咸阳，攘竟蕃（卫）。大业既定，镇安海内。

　　先人伯（况），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帏屋甲怅（帐），龟车留（滞）。家于梓湩（潼），六族布列。裳相袭，名右冠盖。

　　君其始仕，天（资）明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拓片（哲）。典牧二城，朱紫有别。

　　（不）凌弱，威（不）猛害。政化如神，烝民乃厉。州郡（并）表，当亨（享）苻（符）芆（艾）。大命颠（覆），中年徂殁。如（丧）考妣，三载泣怛。遏勿八音，百姓（流）泪。魂灵既载，农夫（恻）结；行路抚涕，织妇喑咽。吏民怀慕，户有祠祭；烟火相望，四时不绝。深（野）旷泽，哀声忉切；追歌遗风，叹绩亿世。刻石纪号，永永（不）

　　灭。乌呼哀哉，乌呼哀哉！

　　赞曰：皇灵炳璧，郢令名矣。作民父母，化洽平矣。百工维时，品（流）刑（形）矣。善劝恶惧，物咸宁矣。三考绌（敕），陟幽名矣。振（华）处实，畼（畅）（遐）声矣。

　　重曰：皇灵（禀）气，卓有纯兮。惟汶降神，梃斯君兮。未升卿尹，中失年兮。（流）名后载，久而荣兮。勒铭金石，表绩勋兮。（冀）勉来（嗣），示后昆兮。熹平二年仲春上旬朐忍令梓湩（潼）雍君讳陟字伯（曼）为景君刊斯铭兮。

　　巴郡：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蜀，旋即灭巴，置巴郡，汉承秦制，《汉书·地理志》：

　　仍为巴郡。（卷二十八上）“巴郡：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二；口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八。县十一：江州、临江、枳、阆中、垫江、朐忍、安汉、宕渠、鱼复、充国、涪陵。”《后汉书·郡国志》（卷三十三）“巴郡：户三十一万六百九十……十四城，一，口百八万六千四十九。江州、宕渠、朐忍、阆中、鱼复、临江、枳、涪陵、垫江、安汉、平都、充国、宣汉、汉昌。”

　　朐忍：巴郡辖县，辖今云阳、开县、万州、梁平及湖北利川一带。

　　朐忍故城在今云阳县旧县坪。关于朐忍地名，历代学者均有考证，今择其主要的几家之说，附于本文之后，裨便参考。

　　广汉：汉高帝（刘邦）置广汉郡，《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上）：“广汉郡：户十六万七千四百九十九；口六十六万二千二百四十九。县十三：梓潼、什方、涪、雒、绵竹、广汉、葭眀、郪、新都、甸氐道、白水、刚氐道。”（卷三十三）“广汉郡：阴平道。《后汉书·郡国志》：十一城，户十三万九千八百六十五，口五十万九千四百三十八。雒州、新都、绵竹、什邡、涪、梓潼、白水、葭萌、郪、广汉、德阳。”《景云碑》碑主其先人“家于梓潼”，为广汉郡辖县，故以广汉为其籍贯。景云叔于：〔宋〕《汉隶字源》“汉碑凡有额，首行娄机（卷一）云：即述其文；无额，则于首行题其官与姓，而后入词。”抑或有额而首行仍题其官与姓，且同时叙其讳、字及籍贯。如：

　　《楚相孙君之碑》：楚相孙君，字叔敖，本是县。

　　“讳饶，人也”（〔明〕梅鼎祚编《东汉文纪》卷二十八）《汉故荆州从事苑君之碑》：汉故荆州从事苑君，字仲弓，“讳镇，南阳茿阳人。”（《东汉文纪》卷三十二）

　　即或首行不题官与姓而称“君”者，仍题其讳、字及籍贯，如：《汉故司隶从事郭君碑》：君讳究，全波人也。（《东汉文“字长，纪》卷三十一）《浚仪令衡君之碑》：君讳立，其先出自伊尹阿衡。”（《东字符节，汉文纪》卷三十二）

　　《景云碑》有额无字，首行亦无“姓”、“讳”、“字”等字样，而直称“景云叔于”，然循汉碑成例，可知碑主姓“景”，讳“云”，字“叔于”；且碑末款云，讳、可为内证。

　　“梓潼雍君讳陟字伯曼”姓、字俱全，“叔”碑文原作“□”，与《成阳令唐扶颂》、《刘熊碑阴》、《戚伯著碑》诸碑“□”字同（《汉隶字源》卷六），均为“叔”。

　　永元十五年：东汉和帝（刘肇）永元十五年，即公元103年。

　　季夏仲旬己亥：一年分四季，“季夏即六每季的第三月称季月。”月；位在中，即中旬；古人以配合“地支”纪“仲”“仲旬”己亥，“天干”。

　　日；〔清〕（卷六）云：

　　顾炎武《日知录·用日干支》“三代以前择日皆用干，秦汉以下始多用支。”景云在“己亥”这一天去世。君帝高阳之苗裔兮：君，《离骚》：

　　指景云。屈原“帝高阳之苗裔兮”。这里是说景云为高阳氏（颛顼）的后代。封兹楚熊：《史记·楚世家》：武勤劳“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兹，指示形容词，相当于“此”。碑文中“楚熊”一词，当指熊绎，因封于楚，故称“楚熊”。关于此句，《绥民校尉熊君碑》（建安二十一年）可为参证，其碑曰：（阙）字子（阙）。其先盖帝颛顼髙阳氏之苖裔。

　　“君讳，周有天下，成王建国，熊绎封楚。（洪适卷十一）字”〔宋〕《隶释》“楚”。

　　碑文原作“（卷四）或”《汉隶字源》收有此字，并释曰：《樊敏碑》居于。顾蔼吉（卷三）“按，或集于梁’义作楚。〔清〕《隶辨》则云：即楚字。”氏以国别：上古有姓有氏，姓是族号，氏是姓的分支。《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卷首》注引陈殷云：氏者别“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其子孙之所自分。”关于“氏”，〔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百四十三）云：“一曰以国为氏，二曰以邑为氏。天子诸侯建国，故以国为氏，虞、夏、商、周、鲁、卫、齐、宋之类是也。卿大夫立邑，故以邑为氏，崔、卢、鲍、晏、臧、费、柳、杨之类是也。三曰以乡为氏，四曰以亭为氏。”《五礼通考》“春秋但具体情况则十分复杂，（同卷）又云：之时，诸侯称国，未尝称氏。惟楚国之君世称熊氏，荆蛮之道也。支庶称氏，未尝称国，或适他国则称国。如宋公子朝，在卫则称宋朝；卫公孙鞅，秦则称卫鞅是也。秦灭六国，子孙皆为民庶，或以国为氏，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自此始。故楚之子孙可称楚，亦可称芈；周之子孙可称周。”到了战国以后，姓与氏合而为一，汉代则统称姓。司马迁《史记》中常见的一种用语是“姓Ч氏”，就反映了姓与氏混同的演变状况。周王朝所封的诸侯国中，鲁、晋、郑、卫、虞、虢、吴、燕都是姬姓，是周王室的同姓国；齐（姜姓）、秦（嬴姓）、楚（芈姓）、宋（子姓）、越（姒姓）则是周王室的异姓国。而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故云“氏以国别”。但正如秦蕙田指出的那样，事实上楚国之君并非“以国为氏”，而世称熊氏。熊氏是芈姓中执政的一支，为楚国王室，而景、昭、屈则是别支。关于“景”氏的渊源，〔宋〕邓名世（卷二十七）云：出自姜姓齐景《古今姓氏书辩证》“景：公之后，以谥为氏。景丑、景春，皆其裔也。战国时，景氏世为楚相，景翠、景鲤、景舍尤其显者。后有景差，能赋。或云楚之公族，别为景氏。《汉髙纪》：东阳人立景驹为楚王。文颖注曰：楚族景氏，驹名。髙帝九年，徙齐、楚大族景氏、昭氏、屈氏、田氏、怀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好畤、华阳诸景是也。后汉大将军栎阳侯景丹，居冯翊栎阳侍郎；景勃居蜀郡；后汉广汉人景毅为越嶲太守，有仁恩。”可见邓名世对景氏的来源也持两可态度。但史学界一般都认同景氏为芈姓的一支，即所谓“楚之公族，别为景氏”。而“支庶称氏，未尝称国”，则“氏以国别”并不适用于景氏。《景云碑》此言，不过是对周代分封大格局的概述，说的是作为高阳后裔的芈姓楚人，在春秋时成为周王室的诸侯国。因为碑作为一种文体，要求对碑主的世系加以叙述，而这种叙述自当择其最光彩、最辉煌处着笔，予以夸耀、渲染。

　　到景云之时，早已由转化为“姓”了。“景”“氏”。

　　高祖龙兴：《史记·高祖本纪》：姓

　　（卷八）“高祖，丰邑中阳里人，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凖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这句是说汉高祖刘邦是真龙出世，以振兴天下，建立汉朝。类似的例句在汉碑中屡见不鲜，如：纉尧之绪。（卷《帝尧碑》“圣汉龙兴。”《隶释》一）《巴郡太守张纳碑》“炎汉龙兴。（卷五）。”《隶释》《冀州从事张表“与汉龙兴。”《绥民校尉熊君碑》碑》：诞发神谋。（《隶释》卷八）：“大汉龙兴。”《隶释》卷十一）：杨憙佐命。

　　（《太尉杨震碑》“圣汉龙兴。”（《隶释》卷十二），等等。娄敬画计，迁诸关东豪族英杰，都于咸阳：娄敬即刘敬，本姓娄，《汉书》作娄敬。娄敬为汉高祖谋划，都于关中，以为基业，控制天下。事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齐人也。

　　（卷九十九）“刘敬者，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挽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赐臣愿见上言便事……于是虞将军入上，上召入见，食。已而问娄敬”。娄敬说出一番大道理，“……秦地被其词略云：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附其背也。”汉高帝采纳了娄敬之策，于是上曰：娄“即日车驾西都关中。‘本言都秦地者，敬，娄者，乃刘也。’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高帝九年，娄敬又献策曰：“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景云碑》中所说的“迁诸关东豪族英杰，都于咸阳”指的就是此二事。景云的先人即属徙关中的景氏之后。〔汉〕史游（卷一）云：楚之同族，本芈姓也。汉髙祖《急就篇》“景氏，用娄敬之计，徙齐、楚大族入关，景氏亦迁名数。今之好畤、郑县、华阴诸景是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唐〕司马贞《索隐》亦云：“案：小颜云‘今高陵、栎阳诸田，华阴、好畤诸景，及三辅诸屈、诸怀尚多，皆此时所徙也。’”但景云先人伯况一支独居梓潼，则另有原因，详下。

　　攘竟蕃卫：攘，驱逐、平定；竟，通境，边境、国境。《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礼记·曲礼上》：境。”（卷三）“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蕃卫，蕃通藩，卫，保卫。《诗经·大雅·崧高》：

　　屏障；防护、“四国于蕃，四方于宣。〔汉〕郑玄笺：则往扞御之，为之蕃”“四国有难，屏。”（卷十八）“《史记·髙祖功臣侯年表》：《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晋〕袁宏《后汉纪·孝灵皇帝纪》：（卷二十五）“今凉州天下之冲要，国家之蕃卫也。”

　　汉室初兴，异姓王遍布，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长沙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闽越王无诸、南粤王赵佗等拥地割据，构成对汉王室的严重威胁。汉高帝在数年内将其逐一铲除，仅保留了长沙王吴芮。同时，又分封同姓王，封其子刘肥为齐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恒为代王、刘友为淮阳王；又封其弟刘交为楚王，其侄刘濞为吴王。这些同姓王当时尚年幼，军政大权实际上控制在中央手中，不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在汉室初创之际这是必要的。“攘竟藩卫”即外攘匈奴胡寇，以安边境；内灭异姓藩王，以安国境；重建并确保对汉室的护卫屏障。徙六国大族入关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釜底抽薪，削弱六国旧族的势力，充实巩固汉中根据地，即所谓“强本弱末”，故亦属“攘竟藩卫”总体战略的一部分。

　　“卫”字碑文原作“□”，《汉隶字源》、《汉隶分韵》、《隶释》、《隶辨》、《隶续》等均不载。《汉隶分韵》（卷一）云：

　　“汉人用字有假借者，有通用者，有奇古者，有变易偏旁及减省者。”同书《隶字假借通用例》（卷二）即有“条”与“蓧”，“倉”与“黎”与“藜”，“番”与“蒼”，“蕃”，“陰”与“蔭”，“荷”，“皆可假借通用；”“苛”与“積”与等例，循此例，则《景云碑》中“□”当是“卫”的通假字。或以“□”为“卫”俗字。“蕃卫”一词，是典籍中的常见词，故释“□”为“卫”。

　　先人伯况，匪志慷慨：景云的先人伯况，他志气慷慨。“匪”用于名词之上为指示形容词，同《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匪直彼”。也人，秉心塞渊。“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渊也。《诗经》王念孙解为。”《桧风·匪风》：匪车偈兮。“言彼风之动发发匪风发兮。”王氏云：“然，彼车之驱偈偈然。”（参见杨树达《词诠》，中华书局1954年第1版，第28—29页。“况”字碑文原作，系增笔。术禹石纽：术，通述，传述、陈述。禹石纽，古代传说大禹生于汶川石纽乡。《水经注》：县有石纽乡，（卷三十六）“沫水出广柔徼外，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佑之也。”《三国志·蜀志》（卷八）“禹生石纽。”这里是说伯况传……今之汶山郡是也。

　　述禹生石纽的圣迹，即后世所谓“述圣”也。亚星先生引《礼记·祭义》“结诸心，形诸色，而术省之”，训“术，通述，省视。”丛文俊先生亦从此说。这可能来源于《辞源》（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1983年修订第1版《辞源》第四册《行部》“术”字条第六义曰：“‘述’”该条在引证孔颖达《疏》断“省视。通。《礼记·祭义》时，句为：述。”而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标点“术”，省视也。本）《礼记正义·祭义》《疏》“术，述；省。”中对此的标点却不同：视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344页）一点之差，意义迥异。且《辞源》未引孔《疏》“有断章取义之嫌，下文：‘而术省之’者，言思念其亲，但遍循述而省视之，反复不忘也。”其实，孔《疏》的意思十分清楚：术，即述，即“遍循述”；省，即视，即“省视之”。可见“述”、“省”各为一种行为；孔《疏》以一“而”字将其区分，用作承接连词，表示两种行为的连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部《词源》里，《辵部》“述”字条却又无“省视”义，岂不可怪！该条释文第三义曰：“道。通‘术’。《诗·邶风·日月》‘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不述，即不道。《文选》刘孝标（峻）《广绝交论》注引《韩诗》作‘术’。”“术”既通“即道”“即不道”“就是不说”。（周述“而述”“不述”“不道”“振甫先生即译报我不述”“回报我胡能有定，为：怎么能够有一定，的话不好讲。”见《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7月第1版，第42页）可见“术”（述）并无“省视”义。此外，《汉书·贾山传》（卷五十一）云：术追厥功〔唐〕“亦作述。其意即追述他的颜师古注曰：术。”“功绩”，而绝不能释为“省视他的功绩。”在汉碑中，《韩勑修孔庙后碑》：异人同心，“共术韩德政”洪适云：术为述。《隶释》卷一）《巴郡太守樊敏碑》：臣子褒术，洪适云：褒术为褒述。

　　“刋石勒铭”“□”（《隶释》卷十一），其“术”字均训“述”，即传述、陈述。《景云碑》这句的意思是说景云的先人伯况志气慷慨，宣讲传扬大禹的事迹，后来又到汶川石纽乡朝圣。

　　汶川之会：大抵是一次祭祀大禹的民俗盛会。

　　帏屋甲怅：帷屋，帷通幄，幄曰屋。〔汉〕刘熙《释名·释床帐》（卷六）：幄，施之，形如屋也。〕顾野王篇》“屋也，以帛衣板”〔梁《玉（卷二十八）帐也。戴侗（卷三十一）“……幄。”〔宋〕《六书故》：帷之小者也，四合象室。屋曰幄，四合象宫室曰幄，康成曰：王所居帐也。又享神之帐，《汉书·礼乐志》：照紫幄，珠熉黄。

　　（卷二十二）颜师古注曰：紫幄，帐上四下而覆，曰幄。言光照紫幄，故“飨神之幄也，其珠色熉然而黄也。”

　　帐，《景云碑》原作“怅”，假借为“帐”。按，汉碑中变易偏旁的现象甚多，《隶释》（卷五）云：《巴郡太守都亭侯张府君功德叙》“碑以汾沄为纷纭，以澹为赡，以哨为悄，以沮梪为俎豆”等等。〔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二）《帐五》对“帐”的形制作了详尽的描述：“形如覆斗，上应星宿；络以珠翠，流苏为饰；金织成，珍错杂。张罗绮之幔帷，张参天之黼帐，角安金炉，顶安金莲；春施锦帐，夏用罗单，冬施青布，夏施青练；黼帐高张，组帐雾合，藻帐垂阴，彩帐照野。甲帐、乙帐、黼帐、藻帐、宝帐、帛帐、玄帐、单帐、复帐……”“甲帐”下〔明〕陈禹谟补注云：《汉武故事》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杂错“云：天下珍宝为甲帐，其次为乙帐。甲以居神，乙以自居。”可知碑文中的“甲帐”是飨神的帐篷，当是供奉大禹神像的华帐。而“帷屋”系帐之大类，应包括朝圣者居住的帐篷。丛文俊先生说：‘帷屋“（帷幄）甲帐’，指带官的武官。”不知何据，或许误会了“甲帐”，以为此“甲”为“兵甲”，故有此说。

　　龟车留滞，家于梓潼：龟车，道仙所乘的“飞龟车”，比喻伯况乘坐的车。《太平御览》（卷六百七十七）列举了道教经文中叙述的各路神仙所乘之车：“太上大道君乘白云之车”；“南方灵景道君乘赤云车；西南方元景道君乘紫云车，驾六龙；西方明景道君乘白云车，驾白虎；北方玄和道君乘珠玉之车”等。其中“东北方道君葛献乘八舆飞龟车”。“龟车”当即“八舆飞龟车”，舆，辔、缰。《论语·微子》：飞龟，“夫执舆者为谁？”八舆应是八匹马拉的车；或指车上插有绘着灵龟图案的旗帜。值得注意的是：楚景氏汉初被徙于关中时的集居地好畤（今陕西乾县）、郑县（今陕西华县北）、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一带，正当汶川的东北方，景云先人伯况当是从这一带前往朝圣的，故将其所乘之车比喻为东北方道君葛献所乘的“八舆飞龟车”，应是恰切的。亚星先生释“龟车”为“龟人之车”，可备一说，但无书证支持。“龟人”之置，系周制，见于《周礼·春官》。遍查前后《汉书》、《史记》、《两汉诏令》、《两汉博闻》、《两汉笔记》、《东汉会要》、《东汉文纪》等书，均未见“龟人”一词。汉高祖时设祀官，又有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等，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论衡·卜筮篇》云：“俗信卜筮，谓卜者问天，筮者问地。”可见汉时卜筮之风甚炽，但朝廷的此类活动，或当由诸巫进行。倘若伯况为朝廷（姑且不论汉时是否有之）“奉祀之官即龟人”，竟敢于归途滞留梓潼而不返朝复命？况且碑文对伯况任“朝中奉祀之官”并无交待，而言“匪志慷慨”，也就是说“术禹石纽”是缘于他的性情；其赴汶川朝圣亦出于同样的原因。判其为“奉祀之官即龟人”则失据矣。“龟车”一词，《景云碑》既已出现，则《太平御览》中的“飞龟车”就有了来历，即缘于东汉时就已有的道仙“龟车”之说。

　　丛文俊先生释此句云：“扬雄《太玄经·格》‘龟緺厉’注为‘龟为印，緺为绶’，古印以龟为纽，遂以龟代指官印，《文选》潘安仁《马汧督诔》‘剔子双龟’注为‘为督守及关中侯，故双龟也’，亦其证。”此说“龟”字有了着落，但“车”字却落空。潘安仁《马汧督诔》“剔子双龟”句描述的对象是“双龟”即“印”，而《景云碑》这句描述的对象则是“车”，如释“龟”为“印”，以“印”代“官”，释“龟车”为“官车”，略嫌牵强。倘若景云先人伯况果真为官，乃荣耀之事，按汉碑常例必当举其官职，着意渲染，大可不必如此转弯抹角，含糊其词。

　　这句是说景云先人伯况在去汶川朝圣归来，所乘之车留滞于途中，于是就在梓潼定居下来。“滞”碑文原作“□”，为汉隶写法，《汉隶字源》（卷五）收有《石门颂》此字，并注云：《石门“杨孟文颂》‘无前’即滞字。”《隶辨》卷四亦有此字，亦释为“滞”。既如此，亚星先生按“遰”字释为“去，住”；丛文俊先生释为“‘留，犹’言往来”就不妥了。“滞”即“滞留”无疑。

　　家于梓潼：在梓潼安家落户。“潼”碑文原作“湩”。《汉隶字源》卷二“僮”字条“僮”作，骖白鹿“偅”释文云：《张公神碑》兮从仙偅’，义作僮。可知“偅”字中的“重”即为“童”；循此，则“湩”当为“潼”。六族布列：亚星先生识为“九族”，显然与碑文字形不合；丛文俊先生识为“六族”，可从。“六”字极易识为“大”字，但《景云碑》中“大业”、“大命”之“大”，与此字多所不同。《景云碑》书法，同字不避重，即相同的字写法上基本一致。

　　“六族”“六亲”。

　　当指景姓的六亲所组成的亲族。按，的说法历来不同，《左传》“为父子、姑姊、甥舅、昏媾。”姻亚昭公二十五年：兄弟、〔晋〕“六亲和睦，以事严父，以象天明。杜预注：若众星之共辰极也。《史记·管晏列传》。”张守节云：“上服度则六亲固。”〔唐〕《正义》“六亲，谓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从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又有其他说法，兹不罗列。碑文既称“六族”当非同族。这句是说伯况的景姓发展为当地的名门旺户，其六亲之族遍布梓潼一带。

　　裳相袭，名右冠盖：裳，古称下身穿的衣裙，《诗经·邶风·绿衣》：绿衣黄裳。张衡（卷二十九）侧“绿兮衣兮。”《四愁诗》《文选》：“身西望涕沾裳。”同冕，《史记·礼书》（卷二十三）：……帽子。“郊之麻。〔唐〕《正义》亦作冕。《荀子·正名篇》张守节：音免。”（卷十六）。〔唐〕裳就“乘轩戴”杨倞注云：“与冕同。所谓相袭”是世代承袭家业。

　　丛文俊先生说：“二句似言伯况以任官至蜀，往来皆其清选。‘家于梓湩（潼）’，谓其于任所之外，卜宅子于梓潼，而六族相从附依。”这多半出于想象。《景云碑》此处，意在叙述随楚景氏徙于关中的伯况，何以独自入蜀，在梓潼安家落户，发展为六族布列的显赫家族，似乎并无丛先生演绎的那些内容。

　　名右冠盖：古代以右为尊，因以指地位、等级在上者。《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卷八十一）“位在廉颇之右。冠盖：冠，礼；……”盖，车盖，官吏的服饰和车乘，借指官吏。这句是说景家的名声和地位超过了地方上的官吏。

　　典牧：主治、统治。（卷十七）“郭丹为三《东观汉纪·郭丹传》：公，典牧州郡。”（卷二十一）“杨乔曰：田亩不増。同书《杨乔传》：臣伏见二千石，典牧千里。”这句说景云曾主治二城，这二城中当包括在朐忍为令，余一城无考。

　　丛先生说：“或言其初仕即任职于朐忍，而以《后汉书·郡国志》所述‘山有大小石城’为说，俟考。”丛先生的意思是所谓“二城”可能指“大小石城”。此说饶有新意，但与文义不合。〔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卷一）“朐忍县西二百九十里下瞿数滩，水道有东阳、山有大、小石城势。”所谓“大小石城”即今重庆市万州区“天生城”，云阳县“磐石城”天生城为小石城之说）

　　（又有以磐石城为大石城。

　　名虽曰城，实非城也，言其绝壁凌空，四面峭立如堵，其势若城也。

　　大小石城历来是三峡地区的军事战略要地，在这两处都曾经演出过血火飞腾的历史活剧，但并非治所驻地，不是“典牧”之城。碑文中所指之“城”，当是作为行政意义上的概念。

　　天资明哲：天资，《冀州刺史王纯碑》“君先天的资质和禀赋。天资才敏”《隶释》，（卷八）

　　（卷七）《卫尉衡方碑》“天资纯懿”《隶释》。“资”字碑文原作，属增省偏旁之类。明哲，明智。《谒者景君墓表》：“言信行笃”《隶释》卷六）《晋右军将军郑烈碑》“明哲幽通，”“蹈明哲之高尚”（《隶释》续卷四）。“哲”字碑文原作，汉隶写法，《北海相景碑》《议郎郑固碑》字均作《汉隶字源》……“哲”（卷六）。

　　朱紫有别：《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魏〕《集解》……”何晏：“孔安国曰：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恶其以邪好而乱正色。”后用优劣等。

　　朱紫比喻正邪、是非、《汉郃阳令曹全碑》“纪纲万里，朱紫不谬。”《东汉文纪》《后汉书·陈元传》：

　　（卷三十）（卷六十六）“夫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东观汉纪·宗资传》”（卷二十一）“任用善士，朱紫区别。”这里是说景云明辨是非，洞察幽微，而不迷惑。

　　众民。

　　烝民乃厉：烝民，《诗经·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烝。”振奋。毛传曰：众。厉：《管子·七法》“兵弱而士不厉。”《史记·儒林传序》（卷一百二十一）：“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这里是说景云治理有道，众民精神振奋。

　　州郡并表：州郡，古分天下为九州，秦置巴郡属益州。汉武帝元封五年置郡刺史；成帝绥和元年罢刺史，置州牧。并，碑文原作“竝”，即“并”字；表，臣子呈给皇帝御览的一种文体。《后汉书·胡广传》（卷七十四）“诸生试章句，文吏试笺奏。”〔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汉杂事》曰：“凡群臣之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这里是说州、郡都向皇上进表，褒举景云的德行政绩。

　　当享符艾：享，碑文原作“亨”，《汉隶字源》卷四云：《尧庙碑》“‘神亨灵洞’，《刘熊碑》‘子孙亨之’。汉碑皆以亨为享”。符，碑文原作“苻”汉隶字写作（参见卷二字条）符，……“符”“苻”《汉隶字源》“符”。符策。

　　符信、符节、《说文解字·竹部》“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符，分欲两边，各持其一，《玉篇》（卷十四）：节也，《史记·高祖本纪》：合之为信。”（卷八）“乃论功与诸列侯剖符行封。”（卷十）“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又《孝文本纪》：竹使符。”汉碑中如《史晨奏铭》云：（《隶辨·碑考“臣蒙恩受符守”〔清〕顾蔼吉上》卷七）又如“举君拜议郎符节令”《隶释》卷二十……《袁良碑》云：（二）；《廷尉仲定碑》“迁豫州刺史将军从事符节令”《隶释》再如云：（卷二十五），诸碑中“符”字即符节、符信之义。碑以外的其他文体中，例证更多。如汉献帝《拜曹操镇东将军袭费亭侯诏》“以操为镇……东将军，领兖州牧，袭父费亭侯嵩爵并印绶符策。”（《东汉文纪》卷三）冯衍：下足救老幼之命。

　　《与田邑书》“上不损剖符之责。”《东汉文纪》卷六）（人名）：取为大信。所以杜诗《请立虎符疏》“符策合会，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东汉文纪》卷七）李尤《印铭》“赤绂在……服，非印不明。棨传符节，非印不行。龟钮犊鼻，用尔作程。”《东汉文纪》卷十四）等等。又，蔡邕有《再让髙阳侯印绶符策》奏文（《东汉文纪》卷十九）。诸文中“符”亦为“符节”、“符策”。《景云碑》“符艾”。

　　之“符”与上引碑、文同义。

　　艾，《景云碑》原作“芆”，与《石经尚书残碑》“□”字大同小异（《汉隶字源》卷五）。艾，艾绶。《后汉书·董宣传》（卷一百七）：“以宣尝为二千石，赐艾绶，葬以大夫礼。”亚星先生释“符”为“祥瑞的征兆”，释“艾”为“艾安，即太平无事之意”，似觉不确。试看与《景云碑》同时代的“世德袭爵。”《费君碑阴》：“银艾相亚。（释卷二十五）《汉尹宙碑》。”《东汉文纪》卷吾子孙以银艾相继。（二十九）碑文中有“银艾”一词。何为“银艾”？《后汉书·张奂传》（卷九十五）：“（奂）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遗命曰：‘吾前后仕’李贤注云：进，十要银艾。”“银印、绿绶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宋〕曾慥《类说·印绶》（卷五十）云：

　　“汉时印绶，非若今之金紫银绯长使服之也。盖居是官则佩是印绶，罢则解之……《后汉》张奂云：吾前后十要银艾。银即银印，艾即绿绶；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组，是也。”〔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十五）云：（原注：

　　“汉诸侯王金玺盭绶盭，音戾，绿也。《汉旧仪》云：诸侯王黄金玺，槖驼纽，文曰玺）；彻侯金印紫绶；相国、丞相金印紫绶。高帝一十年更名相国绿绶；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左右前后将军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其仆射、御史、治书尚符玺者，有印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绥和元年长相皆黑绶，建平二年复黄绶。”可见佩绿绶者，相国一类的高官也。但〔明〕方以智则云：“艾即绶。”《通雅》卷“银即印，亦非定指绿绶也。”（三十二）这就是说，所谓“艾”本指“绿绶”，因以艾草染成，故称“艾”，但又泛指“绶”，则“银艾”即“印绶”。前文已证“符”为“符信”、“符节”、“符策”，《景云碑》中“符艾”一词，与《费君碑阴》、《汉尹宙碑》中的“银艾”以及汉献帝、蔡邕所云“印绶符策”词略异而义实同，是表示官位等级的标志。从文义上看，此句是承上句而言，上云“州郡并表”，下句当与此有关。在官言官，升官是望；如释为平安多福，则庶民之愿也。且下文云“未升卿尹”，与此呼应，可为内证。这句的意思是说，景云当享有赐与符策艾绶的荣耀，意即当予以提拔升官，委以重任。大命颠覆：指景云突然亡故。“覆”字碑文原作“□”，《孟郁修尧庙碑》“覆”即作卷五）。（《汉隶字源》徂殁：徂通殂，《史记·伯夷传》“于嗟徂兮，死亡。（卷六十一）：命之衰矣！”殁，终，《国语·晋语》“管仲殁矣，多谗在死。（卷四）：侧。”如丧考妣，三载泣怛，遏勿八音：

　　《尚书·虞书·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国《传》：“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遏，绝；密，静也。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四夷绝音三年，则华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远。”泣怛：无声或低声而哭。或泣或泣，《周易·中孚》“或鼓或罢，歌。”又指流泪。泣涕如雨。怛，《诗经·邶风·燕燕》“瞻望弗及，悲伤、惨痛。”这里是《诗经·桧风·匪风》“顾瞻周道，中心怛兮。说在悼念景云时禁止音乐，犹今日之停止娱乐活动也。有意思的是〔清〕王夫之《尚书稗疏》诸侯轩县，（卷一）云：八音始备。大夫无备乐，士唯琴瑟，黎民不得有乐。非犹今之皂隶仆厮，凡婚葬而鼓吹竞奏。民无八音，而亦何所遏密？遏密者，诸侯也。以此知周之诸侯服天子斩衰，而唐虞不尔。诸侯之丧，天子止乐而巳，不似王朝百官之如丧考妣也。”这就是说，按照古制，八音是诸侯才能享用的，黎民不得有乐；而诸侯死了，天子止乐，百官则“如丧考妣”。其实，早在春秋时孔子就惊呼“礼崩乐坏”，这种规矩早就被打破了。《景云碑》言“遏无勿音”，可见民有八音，而碑又云“如丧考妣”，则百姓也。这说明景云确实深受民众爱戴，以至碑文将其与尧帝逝世后百姓悲悼的情景相比附。“丧”字碑文原作“□”，《刘熊碑阴》上为《汉巴郡朐忍（《汉隶字源》卷五）、《谒令景云碑》遏字者景君墓表》（《隶辨》卷“丧”字作。

　　左为《汉隶字源》卷六曷四）“遏”字与遏字字较难辨认，今据《汉隶字源》考定之。《景云碑》中的“遏”字与《汉隶字源》卷六中“遏”字九八（《太尉刘宽碑》）基本相同，而“□”上之“曷”又与“曷”字四六（《谒者景君碑》）大致不差；所不同的仅是“曷”之包钩（）没有向左挑出即戛然而止，这在书法中常见，为的是追求结体之稳定。据此，可以认定《景云碑》中此字为“遏”。

　　魂灵既载：魂灵，指景云之灵，这里指代其灵柩。既载，既，时间副词，己经；运载，《诗经·小雅·正月》“其车既载，载，装载。乃弃尔辅。”“大车重载。”“以车之载物，毛传曰：又弃其辅。郑玄笺云：喻王之任国事也。”《诗经·大雅·旱麓》“清酒既载，骍牡既备。”又：郑玄笺云：“既载，谓已在尊中也。”

　　亚星先生引《尚书·禹贡》“冀州既载”，释“载”为“记录，载籍”，不妥。《禹贡》所言，是指将地名记载于书中，而景云的魂灵怎么记载？这个“籍”又何指？史籍，典籍，抑或“生死簿”？如果景云真的被记录在籍，也许我们今天就不至于为考证其人而忙乎了。再则，下文即云“农夫恻结，行路抚涕，织妇喑咽”。当是景云出殡时的情景，是一种活生生的动人心魄的现实场面。总不能讲成农夫、行路人和织妇听说景云的魂灵被记录到某种“籍”上，于是就恻结、抚涕、喑咽吧？可见“载”者，应是殓于棺，载于车也。“咽”字无可疑，《汉隶字源》卷二“因”字与《景云碑》“咽”字右侧之“因”完全一致。亚星先生释“咽”字右部为“目”，当是所据碑文照片模糊所致。

　　深野旷泽，哀声忉切：深野，深山荒野。〔汉〕王充《论衡》（卷五）：“使贤者处深野之中，闽虻能不入其舍乎？”碑文“野”字原作“□”，汉隶写法，《孙叔敖碑》即（参见《汉隶字源》卷四）

　　中有此字，“野”。《列子》：

　　旷泽，空旷的水泽。（卷二）“游吾园者，不思髙林旷泽；寝吾庭者，不愿深山幽谷。”哀声，悲哀的声音；忉切，忉，忧心的样子。《诗经·齐风·甫田》“无思……远人，劳心忉忉。毛传：忧”“忉忉，劳也。”切，忧思，深切怀念。〔梁〕江淹《伤爱子赋》：“心切切而内圯。”《江文通集》（卷一）

　　追歌遗风：追歌，追思之歌；遗风，遗留下来的风范。屈原《九章·涉江》：悲江介之遗风。

　　“哀州土之品乐兮。”

　　赞：赞是一种文体，有两种形式：一种独立成篇，题中标名“赞”，常有序，又有所谓“传赞”、“纪赞”等；另一种则附于碑、表、论、传、赋、记、〔宋〕王应麟（卷六十二）“赞，序等文末。《玉海·序赞》：明也；称人之美曰赞。”

　　皇灵炳璧：皇，盛美、庄严。《诗经·小雅·采芑》毛传曰：

　　“皇，犹煌煌也。”皇灵，庄严辉煌的灵魂，指景云之灵。炳，明亮，这里用作动词；璧，平圆形中心有孔的玉器。《周礼·大宗伯》（卷十八）：“以苍璧礼天。”“璧圜，象天。炳璧，辉映着璧玉，这里是郑玄注云。”

　　一种转喻，意即景云庄严辉煌的英灵映照着天空。

　　郢令：郢为楚国都城，春秋时楚文王定都于此，即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借指楚国、楚地。景云为高阳后裔，且朐忍之境在战国后期曾一度成为楚地。任乃强先生说：楚国已夺取巴国“秦灭巴蜀时，东部地盘至枳（今涪陵）”，其中自然也包括朐忍之地。《战国策·燕策》（卷三十）云。但任先生说，从楚得枳，楚得枳而国亡。虽如此，到尽失三峡之地，其间反复争夺了六十余年（《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54页）。碑称景云为“郢令”，盖缘于这两个原因。

　　化洽平矣：化，教化；又指风气、习俗。《史记·张丞相传》（卷九十六）：名声闻。〔魏〕《汉文帝赞》万国化淳。“化大行。”曹植。《曹子建集》卷七）协调，《诗经·大雅·江汉》“矢其文德，洽，融洽。洽此四国。”这里是说景云作民父母，推行教化，使民风和洽，社会平安。

　　百工维时：出自〔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三）：“百工维时，以成器械。”百工，各种工匠，《庄子·徐无鬼》（卷八）：“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勤，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维时。”“不完”“维杨树达先生称为全内动词”，相当于（）百工维时即各种工匠应时而作。

　　“是”《词诠》，

　　亚星先生释“百工”为“百官”，虽有出处，但于此则误。“百工维时”。

　　是一个现成的词语。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春秋繁露》代表着官方权威话语，影响巨大。雍陟引用之，实属顺理成章。何况景云乃小小一县令，手下哪来“百官”？

　　品流刑矣：出自《周易·上经·乾》（卷一）：“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其意是说云在天空飘行，雨普施天下，万物在流变中得以成形。汉碑或借刑为形，《汉隶字源》卷三“刑字释文云：或以邢、形为刑。”《汉隶分韵·汉隶双字类例》（卷二）也说“刑形互用。”同卷《隶字假借通用例》亦云：“刑借作形。”《灵台碑》。

　　例如“灵龟隐刑”《孙叔敖碑》，“坟茔取臧刑而已”，皆借刑为形“辟患害于无刑”《冯绲碑》：（《汉隶字源》卷三）。亚星先生释“品流”为“品行”，释“刑”则云“通‘型’，法，典范”，不确。《景云碑》此处系引经，仅因行文关系省一“物”字，意思未变（省一“物”字除考虑句式整齐外，还因后文有“物咸宁矣”句，为避免重字之故）。从前后文的文脉来看，前言“百工维时”，后云“品流刑矣”是因果关系。其意是说各行各业都应时而作，各种产品被制造出来。于此也可证上言“百工”绝非“百官”。“流”字碑文原作“□”，《周憬功勋铭》、《安平相孙根碑》中“流”字均作“□”《汉隶字源》卷（三）。重曰：再次赞道。此碑文有二赞，也是一个特色。三考绌敕：古代官吏的考绩制度，即三年一考，九年三考，决定降免或提升。《尚书·舜典》（卷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唐〕孔颖达疏：经三载，“言帝命群官之后，乃考其功绩。经三考则九载，黜陟幽明，明者升之，闇者退之。”以后历代王朝一般都采用之，汉代亦如此。绌同黜，贬斥；敕，诫饬，告诫，碑文原作“□”，为汉隶写法（参见《汉隶字源》卷六“敕”字条）。陟，升进。幽，闇者，即昏聩庸碌无所作为者；明，明者，即精明干练政绩卓著者。碑文原作“名”，通，“名”“明”《老子·鉴远》（卷下）“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振华：名振华夏。〔汉〕《汉隶字源》卷五华字蔡邕《汝南周巨胜碑》：《汉巴郡朐忍令景“名振华夏，光耀昆苖。”（《汉魏六云碑》华字朝百三家集·蔡邕集》卷十九）《景云碑》后有“冀勉来《汉隶字源》卷三年字嗣，示后昆兮”之句，与蔡邕此句意十分贴近。华字原文作“□”，较难识别。但将汉隶的“华”字与“年”作一比较，则清晰可辨。《汉隶字源》卷五所收《周憬碑阴》“华”字，下部是个“年”字，《隶辨》（卷六）

　　“华”字释文曰：

　　“讹从年，古年字也。”这种写法与《汉隶字源》卷三《孔庙碑》“年”字相同；而《帝尧碑》“年”的写法，则正是《景云碑》文中“□”字下部的写法；《都乡正卫弹碑》“华”字上部之草头，则与《景云碑》文中“□”字上部相合，由此可证“□”字正是“华”字。又，《景云碑》“中失年兮”、“熹平二年”之“年”字与“华”字下部的写法亦同，可为内证。

　　（卷三）“九五：处实：《周易·上经·小畜》：有孚挛如，富以其〔魏〕”“以阳居阳，邻。”王弼注：处实者也。居盛处实而不专固，富以〔唐〕“实心不专固。其邻者也。”孔颖达疏。孔疏即“处实”之谓也，也就是诚恳务实、心胸开阔之意。这句是说景云虽然名振华夏，却诚心待人，而不专固。

　　畅遐声矣：畅，碑文原作“畼”。畼、畅同音相假。《汉隶字源》卷五“畼”字释文云：“今《三公山碑》‘草木畼茂’，《夏承碑》‘靡不寻畼’，《刘熊碑》‘感畼圉令’，《赵君碑》‘畼于诸夏’，凡汉碑畼字义皆作畅。”

　　（亚星先生说“畼隶变为‘畅’”，刚好说反了。）畅，通达，通畅《周易·乾》（卷一）：“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清〕黄宗炎《周易象辞》（卷二）

　　云：“畼，从田、从昜，向阳之田禾黍茂盛，以其得日月雨露之正气也，所以为通畼。许叔重曰：‘不生也’，艰涩不可解。故俗以‘申’易‘田’作‘畅’字，岂知其所云‘不生’者，谓物之生不可言畼，必既生之后其茂盛时乃可言畼也。畼固不生矣，不生犹言非生也。汉儒文义每有此类，后人求之不得其说，辄弃去不讲矣。”这就是说，许慎（叔重）以“畼”为“不生”不可解，后人以“申”旁代“田”旁作“畅”，正是因为受了这种说法的影响。照黄宗炎的看法，“畼”的本义就是“通畼”。〔清〕。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七）亦云：“畅本作畼。”汉隶里的“畼”字，字义皆作畅，即是明证。

　　亚星先生引《大戴礼·夏小正》云畅为祭名，但所引不全，原文是：“初岁祭耒始用畅也。其曰初岁云者、畅也者，终岁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很清楚，用畅是“祭耒”。耒，古代的一种翻土农具，《周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

　　可见畅也者，乃是祭祀农具，这是一个古老的民俗，与祭祀景云无关。

　　遐，远。《尚书·太甲》：“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这里是说景云的名声传播很远。倘若说“为了奠祭他，我们的声音长久不息”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遐”碑文原作“□”，丛文俊先生说“遐字从假”，是《景云碑》的“特色”，其实这是汉碑中已有的写法。

　　《金乡长侯成碑》中“遐”字即从“假”（《汉隶字源》卷三）；《隶辨》（卷二）亦云：“《侯成碑》：‘于是迩士仁。’按：碑复加辵，合假遐为一字。”按：《侯成碑》立于建宁二年（169年），早于《景云碑》。

　　物咸宁矣：咸，皆，都。《尚书·尧典》：“庶绩咸熙。”这里是说事物都归于安宁。

　　皇灵禀气，卓有纯兮：皇灵，说见上。禀气，禀承天地之气，“禀”，碑文原作“□”。《中常侍樊安碑》“禀”即作“□”（《汉隶字源》卷四“禀”字条）。卓，卓然，超绝、特异。纯，纯一、纯粹。《诗经·周颂·维天之命》：“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这句是说景云的英灵禀承天地之气，具有超绝而纯粹的品德。

　　惟汶降神，梃斯君兮：惟，副词，独、仅。惟汶降神即前文所说汶川石纽生禹，是神人降世。此句与《礼记·孔子闲居》（卷五十一）

　　“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句式及文意类似。梃，劲直。《荀子·劝学》（卷一）：“虽有槁暴不复梃者，使之然也。”这句的意思是说，唯因汶川石纽圣人降生，才有这位君子劲直挺立。这显然是把其先人伯况到汶川朝圣与景云出世联系起来，认为大禹之灵在景云身上得以显现。

　　未升卿尹，中失年兮：卿尹，官名。《平舆令薛君碑》：“作汉卿尹，七世相承。”（《隶续》卷一）《稾长蔡湛颂》：“历世卿尹，有功王室。”

　　（《隶释》卷五）秦汉置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廷尉、太仆、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汉又有京兆尹，辖十二县。尹亦作官吏的统称，《尚书·益稷》：“庶尹允谐。”卿尹犹言高官。失年，犹言去世，年，年岁、年华。这句是说景云还没有晋升高官，就在中年去世了。

　　冀勉来嗣，示后昆兮：盼望。“冀枝叶之峻冀，《楚辞·离骚》：茂。勉励。成帝纪》。”后代子勉，《汉书（卷十）“勉劝农桑。”来嗣，孙。“冀”，碑文原作“□”，系汉隶写法（参见《汉隶字源》卷五“冀”字条），“嗣”（参见“嗣”碑文原作《石经尚书残碑》字即作《汉隶字源》卷五“嗣”字条）。后昆，亦即后嗣。（卷四）作：《尔雅·释亲》“昆”“晜”“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晜孙，晜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后嗣称昆，即缘于此。

　　熹平二年：汉灵帝刘宏年号，即公元173年。

　　朐忍令梓潼雍君讳陟字伯曼：《景云碑》碑文作者，亦是建树此碑的主事者，为景云去世70年之后的朐忍县令。梓潼人，与景云同乡，故对景氏尤为敬仰。姓雍，名陟，字伯曼。亚星先生和一些媒体在介绍《景云碑》时将“伯曼”说成“伯宁”，有误。《景云碑》中“曼”字作“□”，《曹全碑》中有此字，即“曼”字；《汉隶字源》（卷五）

　　收有《华山亭碑》中“曼”字，释文说：“《华山亭碑》、《殽阬君碑》、《阴孔彪碑》、《中部碑》皆作‘’，即曼字。汉碑皆然。”。而汉隶中“宁”字之写法则与《景云碑》“□”字迥然有别，由此可见此雍陟之“字”，至关重要，故特加考辨，以期引起注意，勿以讹传讹也。

　　二、《景云碑》为神道碑辨

　　一些媒体在报导《景云碑》时，说此碑是“功德碑”；亚星先生则称此碑为“记功碑”。这大抵因为碑文中有一些歌功颂德之辞的缘故。《景云碑》是否为“功德碑”或“记功碑”，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碑”的起源与演变，〔唐〕封演《封氏闻见记·碑碣》（卷六）作了较为简明的概述：

　　按：仪庙中有碑，所以系牲并视日景。《礼记》：

　　“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天子、诸侯葬时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贯索，悬棺而下，取其安。审事毕，因闭圹中。臣子或书君父勋，伐于碑上。后又立之于隧口，故谓之神道，言神灵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贯索之像。前汉碑甚少，后汉蔡邕、崔瑗之徒多为人立碑，魏晋之后其流寖盛。

　　这就是说，所谓“碑”，起源有二：其一，是古代仪庙中用来栓“牲”的石碑。“牲”是用作献祭的全牛，同时也泛指用于祭祀的猪、牛、羊等家畜，即牺牲《礼记·祭义》）“入庙”（卷四十七：君牵牲……既门，丽于碑。“丽”即栓，然后“卿大夫袒”，杀牲取其毛、血及肠间脂以供荐。同时，“碑”还用来观察日影，以其正斜长短来判断时间早晚。这是祠庙中碑的起源。其二，即所谓“丰碑”，《礼记·檀弓下》（卷十）郑玄注云：“丰碑，斲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绕。天子六，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诸侯四二碑；大夫二二碑；士二无碑。”原来“丰碑”就是古代天子、诸侯、大夫下葬时用来吊棺木，使其缓缓落入墓圹的木柱，其上有孔，用来贯穿绳索。而臣子或者后辈写下君父的功勋，并刻在上面。最初，事毕之后即将其埋入墓圹；后来又将它立于墓道隧口，称为神道，意即神灵之道，而木柱也演变为石碑，其碑也就是“神道碑”。值得注意的是，古碑中往往有孔（或称“穿”），就是当时贯穿绳索留下的痕迹，而这又成为“神道碑”的标志。关于“神道”〔宋〕高承《事物纪原·神道碑》“其初，由立之于葬兆之东南，地（卷九）云：理家言以东南为神道，故以名碑尔。按：《后汉》‘中山简王薨，诏大’‘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为修冢茔，开神道。注云：谓之神道。’是则神道之名在汉已有之也。”就是说“神道碑”最初立于墓道隧口；后又立于墓之东南方；再后则在墓前开神道，立石柱为标志，立石碑于道旁。如《后汉杨震碑》，其碑首题云：《汉故太尉杨公神道碑铭》，其碑文则云：树玄石于坟道。（《隶释》卷十二、《东汉“慕奚斯之追述。”文纪》卷三十二）这是就其典型的演变过程而言，实则上述三种情况均称“神道碑”也。

　　〔清〕徐乾学（卷九十八）云：霍光《读礼通考·神道碑》“乾学案：茔筑神道，蜀郡太守王稚子、太尉刘文饶并有神道，非始于后汉、晋、宋之世。盖自汉以后，一命而上，稍有声绩者，其没也，无不立碑、著神道与阙，亦不论官阶。其式多不相同，有晕、有穿；晕或三四重，而穿则一；首趺两旁，或刻人物，麟、凤、龟、龙及诸圭璧、珍寳之形，穷工极巧，以为厚终之礼，如是方可慰门生、故吏及其子孙无穷之思，而不知汰已甚矣。建安时之为制禁也，宜哉！”今存之汉碑（或文本）中，神道碑为数甚多。

　　笔者据上引资料认为《景云碑》是“神道碑”而非“功德碑”。其理由有四：

　　其一，《景云碑》有晕、有穿；晕三重，穿则一，其碑式俨然神道碑。汉代“神道碑”通常有“穿”。例如：

　　《太尉陈球碑》：《隶释》卷十云：

　　“此碑惟存穿之下横两列，余皆剥落矣（按：指碑阴所刻捐资人名）；《水经》云：下邳陈球墓前有三碑。”

　　《杨统碑》：《隶辨》卷七云：《集古录》云：在阌乡杨震墓侧。额“题云：《汉故沛相杨君之碑》八篆字，为二行。《碑式》云：文十四行，行三十五字……有穿，在九、十、十一行之上。”

　　《杨著碑》：《隶辨》卷七云：《集古录》云：碑在杨震墓侧。《碑式》云：碑十三行，行二十八字；穿在第二字之下。《集古录》云：按，《杨震碑》高阳令著，震孙也。《侯成碑》：《隶辨》卷七云：《字原》云：在单州单父县墓侧，即今“兖州府单县。《碑式》云：有穿，文十七行，行三十字。”《娄寿碑》：《隶辨》卷七云：《集古录》云：光化军乾德县，《图经》“载此碑。景祐中，余自夷陵贬所再迁乾德令，按图求碑，而寿有墓，在谷城界中。余率县学生亲拜其墓，见此碑在墓侧。遂据《图经》迁碑还县，立于敕书楼下。按宋置光化军，领乾德县，熙宁中，军废，改乾德为光化县，今与谷城县俱属湖广襄阳府。《碑图》云：穿在文中三行之内。”

　　《费凤碑》：《隶辨》卷七云：《碑图》云：额在穿之右。《隶释》云：

　　“费君以熹平六年卒，其妻之弟卜君追诔之，乃作此碑。”《朱龟碑》：《隶辨》卷七云：《天下碑录》云：在谯县墓下。《水经云：“水东径朱冢。《碑式》云：有穿，文十七行，行三十三字，有棋局之纹，墓北冢南，枕道有碑，即此碑也。”《樊敏碑》：《隶辨》卷八云：《碑图》云：文在穿下，凡十八行，行“三十九字。眉山程勤又题云：仆仕于卢山，乃得樊君故碑于荒山榛莽间，亟作大屋覆其上，表而出之。”

　　以上各例，或明言碑在，“枕道有碑”得于“墓前”“墓侧”或言，“荒山榛莽间”，或言“追诔乃作此碑”，其为“神道碑”无疑；且均有“穿”。上文已述“穿”之缘起，其为丧葬文化象征符号的性质已明。洪适云：“碑之有穿，在庙则以系牲，在穴则以下柩。汉碑盖多有之。”

　　（《隶续》庙碑之，“神道碑”卷七）由此可知，“穿”源于系牲之碑；之“穿”缘于下柩之碑，二者起源不同，文化内涵相异，不可不辨，以免混淆。《景云碑》有“穿”，即为“神道碑”的证据之一。其二，（卷十一）云：则有尽列其平生《隶释》“汉人书墓阙及神道，所历官者；及铭志，则举其所终，或所历之清髙者题之。”《读礼通考·神道碑》（卷九十八）云：必详书其世系。“凡神道碑首，重其所出也。按。”如题云：有“神道碑的铭文或仅一行而已，《征南将军刘君神道》汉征南将军刘君神道’。”《隶辨》卷八）《平杨府君神道》凡十字。（题云：

　　“‘汉平杨府君叔神道’凡八字。（卷八）……”《隶辨》《交趾都尉沈君神道》题云：“汉新豊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隶释》《隶辨》卷八（卷十三、引《舆地碑目》云其为石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汉代石雕艺术馆”内有拓片）但上引各“神道碑”大多有铭志，多则700余字，少则300余字，“举其所终，或所历之清髙者”。《景云碑》正是如此，已详上。

　　其三，东汉碑中，凡“功德碑”之类，常在碑额或首行题云“功勋铭”、“功德叙”。如：《巴郡太守张纳功德叙》（见《汉隶字源》卷一，《隶释》卷五，《东汉文纪》卷三十一）；《桂阳太守周憬功勋铭》（见《隶释》卷四，《东汉文纪》卷二十七，《隶辨》卷七）。又有以“颂”为碑名者，“颂”本是一种文体，自然是歌功颂德之作，大部分并不刻石；但一旦刻石立碑，即当属于所谓“功德碑”范畴。如：《李翕西狭颂》、《李翕析里桥郙阁颂》、《司隶校尉杨君石门颂》、《槀长蔡湛颂》、《成阳令唐扶颂》（见《汉隶字源》卷一，《隶释》卷四、卷五；《东汉文纪》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等等。《景云碑》无“功德”、“功勋”或“颂”之称。其四。夸饰溢“功德碑之类的铭文，以颂扬碑主丰功伟绩为主，美，不遗余力。又，之类，功德碑”往往碑主生前就有夤缘阿附之徒为其立之。《隶释》（卷五）云：

　　右《巴郡太守都亭侯张府君功德叙》，灵帝中平五年立，今在巴州。张君名纳，勃海人。碑云立姓，定氏，应天文像。盖谓二十八舍有张宿，其不经与《柳敏碑》同。张君为郎中尚书侍郎，甘陵冤句令侍御史。扬州贼作，以中丞督捕，封都亭侯。碑有残缺，不见守巴郡事，盖在朐忍蛮夷蠢动之下。此碑乃掾属李元等为之，碑阴各书曹掾之职，而不称故吏，则是张君在郡之日所立。

　　很明显，张纳尚在巴郡太守职任之时，掾属李元等人就为他立了这座“功德碑”。碑文中称其“应天文像”，“谓二十八舍有张宿”，算得上地地道道的谀词了。“功德碑”自然要歌功颂德，但歌功颂德之词并非“功德碑”之类所独有，“神道碑”中亦有之。如《汉故太尉杨公神道碑铭》铭文末即云：穆穆杨公，“其辞曰：命世而生。乃台吐耀，乃岳降精。明明天子，实公是匡。冥冥六合，实公是光。謇謇其直，皦皦其清。懿矣盛德，万世垂荣。勒勋金石，日月同炯。”（《隶释》卷十二）

　　《景云碑》也有歌功颂德之辞，但甚为抽象，不似“功德碑”之述具体而翔实。再者，《景云碑》通篇之中，竟有近一半是在抒发悲悼之情，且言“皇灵炳璧”、“皇灵禀气”，俨然招魂之辞；并接连两次痛呼“呜呼哀哉”，其文迥异于“颂”之类的笔法和体例。

　　“功德碑”或“记功碑”之说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据媒体报导，此碑出土地点“正当衙前，临近通往口边之路”。（“口边”疑为“江边”之误）而衙前不可能是景云墓神道。但是，《景云碑》出土时未见碑座，多方寻找，迄无下落。从汉碑的碑式来看，有座无疑；从《景云碑》的具体形态来看，其下端有与碑石一体的石榫，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