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学校的长廊上,兀自享受着午后冬阳的温蔼时刻,我的学生戴健笑吟吟向我走来。
“老师,请吃糖。”她从黄色的纸袋内取出一条小巧、包裹精美的糖,轻轻放在我掌心上。
“是有……?”我调侃着且也开怀地笑问。
起先是轻度的错愕,随即浅浅笑开:“不是啦!你们才讲那一套。这是我们美国小孩子吃的东西,我已经很久没有吃了。尝尝吧?”她接着告诉我,是为了要破开一张二十元大钞,才去书店内的糖果部想出这个解决办法。
我望着掌心上的糖,跟阿斯匹灵药片大小几乎一样。白、黄、粉、绿、青、红间隔着,十二片一叠紧紧地包在亮丽的玻璃纸里。戴健眯起那对湛碧美好的眼睛,仿佛一个五六岁小女孩热切地对单纯的期待试探着。却又改了口:“不是考试,您下次告诉我喜欢不喜欢吧!”
我正拟解开糖衣,待要说什么,她已然道了再见,调皮地学小女孩挥手,便朝长廊另一端走去了。阳光自廊柱间的拱门如春天的细雨般飘洒进来,被柱影斜切成的一方方地面,仿佛迤逦的油菜田夺目地铺展在我眼前。我取了一片浅绿色的糖放在舌尖上,淡淡香甜混和着清爽的酸味,好像婴儿把带有轻微奶酸的手指探入我口里,幽幽缓缓地漫散开了。
在战时的贵州,我的童年几乎是无糖的日子。我说无糖,是指没有今天各式精致包裹好赏心悦目的糖果。在安顺县城里,连洁净干爽的白砂糖都没有。日常调味用的是湿湿黏黏的红糖,带着原始的苦涩。小孩子吃的糖有两种,其一是把红糖熬化凝铸的“瓦儿糖”,圆圆的如柿饼厚薄大小,粗糙坚硬,颜色似巧克力,状似瓦片而得名。我们通常买了放入荷包,要吃的时候就敲下一块含着或索性嚼碎。另一种比较“高级”的,是贩子在街边摊上用糖浆画成的人形或小动物,比“瓦儿糖”亮丽许多。当卖糖的从草把子上取下递到你手中时,多有一分温暖而神游思驰的幸福感受。因此,常是不忍吃食的。
抗战后期入川,住在巴县穷乡的山窝子里。附近只得民房数家,日用品必须到三十里外的场集去采购。当然,连“瓦儿糖”也看不见,真是名副其实的无糖岁月了。那年父亲因公务去渝,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们兄弟四人些许包裹精美的花生奶糖。糖衣颜色不同,上面印有“奴家糖”(nugget)字样。我们每人分到数粒,如获至宝。我是用了多久把糖吃完的已不复记忆。但我每吃一粒,都极为小心地剥下糖纸,在享受幸福美感的同时,把完整的糖纸摊平在桌上,细细抚压,再夹放在书页里。三年之后辗转到了台湾,仍然珍惜地保存着。
渐长之后,对于吃糖果的兴味便慢慢减退,而终至完全消失了,这时已跨入青年。我想,孩童对于糖果的嗜爱,恐怕正因为甜味总带给人积极、兴奋、美好的幻想快意使然。无论穷富,不分地域种族,古往今来,孩童都是愚无邪的。在他们的心灵世界,世上一切都亲切、圆融、可爱。是这种人之初真善的本性,使得孩童们要去偏爱最足以代表如此感觉的甜味吧!大约那甜味便是想象中幸福的代言了。即使实存环境并不美好,甚至可怕,当一个孩童尝到一粒糖果的一刹那,我相信一定即刻会被幸福的快感拥抱住。我自己童年的印象经验便正复如是。而且,越是实存环境不尽如意,这样的感受也越是强烈。
一九八一年春,我随友访问大陆。几度飞行,机上乘务员小姐都笑脸迎人地用托盘放了纸包的糖果,供客人取用。自西安飞往成都那次,我们乘坐的是又旧又小的俄制螺旋桨飞机。客舱与驾驶舱之间只隔了一条厚厚的帷幔。途中当飞机越过秦岭之后,乘务员小姐用托盘盛了满盘的糖果自幔后走出来,轻启朱唇道:“请各位吃点糖果。成都快要到了。”
我拿了两粒糖。在把其一糖衣剥下的同时,自窗口向下看望,秧田和菜花田黄绿棋布在大平原上,我看到了吃“瓦儿糖”的童年。不知为什么,我的手指竟也似孩童时一般把糖衣小心翼翼完整地脱下,摊平在腿上,左右正反以指尖轻抚缓熨。解识春风无限恨,白发星星旧时情。当年父亲自渝返巴散给我们“奴家糖”的往事,竟与眼前的景象忽然重叠起来了。我没有吃那粒剥下包纸的糖,怔痴望着,突然之间,一阵酸楚,心口紧塞,竟然热泪盈眶了。
那次旅行回来以后,每当在超级市场行经糖果摊架时,总难免驻足投目良久。童年和那年的回忆便会浮现。尤其是到了万圣节的晚上,欢乐的儿童沿街逐户“索取”糖果的时候,我就会深沉地感到,即使在迥异的环境中,对孩子们来说,糖果在他们单纯心眼里,可能永远象征着幸福、快乐、亲切和可爱的一切。永远期盼着,幻想着,他们对生活的基本感觉也大概就是如此,于是在甜甜的期盼和幻想中不知不觉地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