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准确的时间我已记不起了，但可以肯定地说是夏天的一个周末。
那天我在家里休息。熬了个通宵，分别给重庆两家报纸的副刊各写了一篇短文章，有些倦怠，上床便很快睡着了……
一阵电话铃声将我吵醒，迷迷糊糊地接起来，赶紧翻身下床，穿上警服就往大街上跑。
所里是戴斌值班，他告诉我：寿山村发生了大范围的集体食物中毒事件，粗略估计中毒人员将近百人，政府正在组织实施抢救，区公安局要求全所民警务必立马赶回所里去。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坐上去，一个劲的叫驾驶员开快一点。平时需要1个小时的车程，居然硬是在20分钟内跑完了。
我赶到乡场的时候，乡场上挤满了人，狭窄的街道几乎被堵了个水泄不通。看热闹的、实施抢救的，肩挨着肩，背顶着背。戴斌身着警服，正力不从心地疏导交通。拦截下来的几辆过路中巴车，乘客一律让座下车来。中毒人员一个一个的被人抬着、背着，送到公路边的中巴车上。
我挤到戴斌跟前，问他：“所长来了吗？”
他说：“来了，在现场。”
我又问：“情况怎样？”
他摇摇头：“还不大清楚！”
说话间，我协助戴斌劝说围观的群众让出了一条道。第一辆中巴车装了20多个中毒人员准备往双龙医院送。罗围乡卫生院受条件限制，不能接纳和抢救，所有的中毒人员都只能暂时送到双龙医院去。
车子启动的时候，戴斌对我说：“但哥，你到现场去吧，那儿可能秩序更乱，所里留有联防队员守电话，不必担心，目前最关键的除了抢救恐怕还是要及时查出中毒原因，不管是人为投毒还是不小心引起的食物中毒，都要查出毒源。”
他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因此，我转身挤出人群便往寿山村赶。
途中，我向群众打听，得到的大致情况是双龙中学的老师向某和罗围中学的老师刘某结婚，在刘某父母家里举行婚宴，不知怎么的，吃过早饭，就有人感到胸闷不适，紧接着，数十人脸色青紫、呕吐，严重的甚至还出现了昏迷和抽搐……
从乡场到寿山村的事发现场只有一两里地，我赶到时院坝里仍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名中毒人员。乡党委的袁治文书记满头大汗地指挥着抢救工作。
见我到了，袁治文书记将我拉到了一边，说：“情况紧急，长话短说，刚才双龙医院打来电话，重庆10多家媒体的记者赶到了，围堵在医院门前，硬要进病房里去采访，医院正常的抢救工作难以开展。你马上去，务必说服记者配合我们。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我跑步回到街上，又拦车到山下的双龙场。
双龙医院的医生显得十分紧张匆忙。病床被占用完了，后面送来的只好放在走道的木椅子或者会议室的桌子上。化验结果出来，是亚硝酸盐中毒。亚硝酸盐是一种防腐剂，厨师卤制食品添加进亚硝酸盐可以延缓卤制品的腐烂，但如人摄入过多，轻者气紧不适，重者会有生命危险。亚硝酸盐中毒，只能及时注射镁蓝剂才能解救，而镁蓝剂在一般医院里的储量很少。一方面要紧急调集药品，另一方面又要紧急安置和抢救病人，因此，医院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肩头都压着沉重的担子。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涉及到的是生命，是异常宝贵的，他们不可能在此关键时刻来接受记者的采访，这是任何人都明白的道理。为了确保抢救工作有序开展，双龙派出所的民警被抽来维持医院的秩序，严禁非工作人员进入。然而，记者们不明真相，只以为是“官方”在故意封锁消息，因此，一个个慷慨激昂，非要进去不可。记者要进去，执勤民警不让进去，双方僵持的结果是重庆某报的一个年轻记者借口执勤民警“没收”了他的记者证，和执勤民警抓扯起来了。
我赶到时，两人正你扯着我的警服我扯着你的衣服，难分难解。
我很生气，去叫我们民警主动将手松开了。我取过民警手中的记者证递还给记者，同时，也对记者说：“你听着，我们现在正在执行紧急公务，依照《人民警察法》的规定，你必须听从我们执勤民警的指挥。采访固然重要，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固然也重要，但是，此时此刻，真正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生命。我叫但远军，如果你认为我的说法不正确，你可以马上打电话回去问你们老总，假如你们老总也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那么，欢迎你直接向我们区公安局和市公安局投诉！”
我表明自己叫但远军，或者抬出但远军这个名字，并不是但远军就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实实在在想让这个名字的主人在此时承担起一份责任。当然，重庆许多媒体的老总也罢，编辑也罢，记者也罢，大都是知道长寿有个警察叫但远军的，毕竟给各大媒体撰稿那么多年了，因此，抬出自己的真名实姓来，也的确是想借此能得到各大媒体记者们的理解、配合和支持。
接下来，记者们都表现出了异常的冷静和耐心，也表现出了作为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职业素养。中午12时，抢救工作基本结束，除6名重症者送区医院继续治疗外，其余的全部脱离了危险。那次中毒事件，共有80余名群众食物中毒，年龄最大的81岁，最小的仅4岁，却没有一人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
事后在总结这次抢救的成功经验时，袁治文书记特别讲到了大家的精诚合作和高度的责任心；新闻媒体在报导此次事件时，也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对群众安危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责任感。过后我就常在想，假如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每一个公民，在关键时候都能肩负起一份责任，每一个人民的“公仆”，都能像袁治文书记那样，危急时刻，身体力行，站到抢救工作的前沿阵地，并意识到“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那么，果真还会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和那么多的老百姓意外伤亡吗？
那天我在家里休息。熬了个通宵，分别给重庆两家报纸的副刊各写了一篇短文章，有些倦怠，上床便很快睡着了……
一阵电话铃声将我吵醒，迷迷糊糊地接起来，赶紧翻身下床，穿上警服就往大街上跑。
所里是戴斌值班，他告诉我：寿山村发生了大范围的集体食物中毒事件，粗略估计中毒人员将近百人，政府正在组织实施抢救，区公安局要求全所民警务必立马赶回所里去。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坐上去，一个劲的叫驾驶员开快一点。平时需要1个小时的车程，居然硬是在20分钟内跑完了。
我赶到乡场的时候，乡场上挤满了人，狭窄的街道几乎被堵了个水泄不通。看热闹的、实施抢救的，肩挨着肩，背顶着背。戴斌身着警服，正力不从心地疏导交通。拦截下来的几辆过路中巴车，乘客一律让座下车来。中毒人员一个一个的被人抬着、背着，送到公路边的中巴车上。
我挤到戴斌跟前，问他：“所长来了吗？”
他说：“来了，在现场。”
我又问：“情况怎样？”
他摇摇头：“还不大清楚！”
说话间，我协助戴斌劝说围观的群众让出了一条道。第一辆中巴车装了20多个中毒人员准备往双龙医院送。罗围乡卫生院受条件限制，不能接纳和抢救，所有的中毒人员都只能暂时送到双龙医院去。
车子启动的时候，戴斌对我说：“但哥，你到现场去吧，那儿可能秩序更乱，所里留有联防队员守电话，不必担心，目前最关键的除了抢救恐怕还是要及时查出中毒原因，不管是人为投毒还是不小心引起的食物中毒，都要查出毒源。”
他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因此，我转身挤出人群便往寿山村赶。
途中，我向群众打听，得到的大致情况是双龙中学的老师向某和罗围中学的老师刘某结婚，在刘某父母家里举行婚宴，不知怎么的，吃过早饭，就有人感到胸闷不适，紧接着，数十人脸色青紫、呕吐，严重的甚至还出现了昏迷和抽搐……
从乡场到寿山村的事发现场只有一两里地，我赶到时院坝里仍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名中毒人员。乡党委的袁治文书记满头大汗地指挥着抢救工作。
见我到了，袁治文书记将我拉到了一边，说：“情况紧急，长话短说，刚才双龙医院打来电话，重庆10多家媒体的记者赶到了，围堵在医院门前，硬要进病房里去采访，医院正常的抢救工作难以开展。你马上去，务必说服记者配合我们。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我跑步回到街上，又拦车到山下的双龙场。
双龙医院的医生显得十分紧张匆忙。病床被占用完了，后面送来的只好放在走道的木椅子或者会议室的桌子上。化验结果出来，是亚硝酸盐中毒。亚硝酸盐是一种防腐剂，厨师卤制食品添加进亚硝酸盐可以延缓卤制品的腐烂，但如人摄入过多，轻者气紧不适，重者会有生命危险。亚硝酸盐中毒，只能及时注射镁蓝剂才能解救，而镁蓝剂在一般医院里的储量很少。一方面要紧急调集药品，另一方面又要紧急安置和抢救病人，因此，医院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肩头都压着沉重的担子。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涉及到的是生命，是异常宝贵的，他们不可能在此关键时刻来接受记者的采访，这是任何人都明白的道理。为了确保抢救工作有序开展，双龙派出所的民警被抽来维持医院的秩序，严禁非工作人员进入。然而，记者们不明真相，只以为是“官方”在故意封锁消息，因此，一个个慷慨激昂，非要进去不可。记者要进去，执勤民警不让进去，双方僵持的结果是重庆某报的一个年轻记者借口执勤民警“没收”了他的记者证，和执勤民警抓扯起来了。
我赶到时，两人正你扯着我的警服我扯着你的衣服，难分难解。
我很生气，去叫我们民警主动将手松开了。我取过民警手中的记者证递还给记者，同时，也对记者说：“你听着，我们现在正在执行紧急公务，依照《人民警察法》的规定，你必须听从我们执勤民警的指挥。采访固然重要，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固然也重要，但是，此时此刻，真正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生命。我叫但远军，如果你认为我的说法不正确，你可以马上打电话回去问你们老总，假如你们老总也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那么，欢迎你直接向我们区公安局和市公安局投诉！”
我表明自己叫但远军，或者抬出但远军这个名字，并不是但远军就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实实在在想让这个名字的主人在此时承担起一份责任。当然，重庆许多媒体的老总也罢，编辑也罢，记者也罢，大都是知道长寿有个警察叫但远军的，毕竟给各大媒体撰稿那么多年了，因此，抬出自己的真名实姓来，也的确是想借此能得到各大媒体记者们的理解、配合和支持。
接下来，记者们都表现出了异常的冷静和耐心，也表现出了作为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职业素养。中午12时，抢救工作基本结束，除6名重症者送区医院继续治疗外，其余的全部脱离了危险。那次中毒事件，共有80余名群众食物中毒，年龄最大的81岁，最小的仅4岁，却没有一人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
事后在总结这次抢救的成功经验时，袁治文书记特别讲到了大家的精诚合作和高度的责任心；新闻媒体在报导此次事件时，也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对群众安危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责任感。过后我就常在想，假如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每一个公民，在关键时候都能肩负起一份责任，每一个人民的“公仆”，都能像袁治文书记那样，危急时刻，身体力行，站到抢救工作的前沿阵地，并意识到“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那么，果真还会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和那么多的老百姓意外伤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