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上午,我在办公室写一篇有关留置盘问方面的论文。联防队员叫我接电话,我问他是哪儿打来的,没要紧事就说我不在。我写东西时最烦有电话打扰。
联防队员迟疑了一下,说:“可能是你大学时的同学吧,女的,外地口音。”
大学时候的同学多着呢,但相互保持联系的很少,特别是女同学。跨出校门,就仿佛冲出牢门,挥挥手,弹弹泪,道一声珍重,各奔东西。混好了,常回母校看看,混砸了,从此销声匿迹。既然是女的,又是外地口音,我的好奇感便来了,于是叫联防队员告诉她拨打我自己安装来用于上网的电话。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或“桃色新闻”,而是我估计是读者或者真是什么大学时候的同学,如果谈话的时间长了,会影响派出所办公室电话的接处警。
铃声响了,我拿起话筒,果然是一个女孩,不,准确地说是一位年轻女士的声音:“大哥,你好吗?”
我有哥哥、姐姐,但没有妹妹,因为几兄妹中我排行老么。而亲戚中的妹妹们呢,由于小时候父亲坐牢,彼此间少了往来,长大了,便再不相见,表哥姨哥什么的,也全是徒俱虚名。
我诧异,但却很冷静。我说:“你打错电话了吧?”
“你是但远军吗?是我呀,大哥,你记不得我了吗?”
我记不得了。我敢爱,敢恨,但却未曾敢随随便便的接纳一个可以称做“妹妹”的异性。我说:“我是但远军,你是谁?为何叫我大哥?你直截了当告诉我好吗?我忙着哩!”
“大哥,你猜吧,你会猜到的!”
我猜不到,也不想去猜。我将电话挂断了。
可铃声又响了起来。我不耐烦地拿起话筒,不等对方说话就生气地说道:“都吃饭不长的人了,还做那少男少女的无聊游戏干啥,你明确告诉我你是谁不行吗?”
“大哥,”话筒里有了哽咽的抽泣声,“你活得很累,对吧!你心情不好,我不打搅你了!”
轻轻的一声“咔嗒”,接着就是“嘟嘟”的盲音。对方挂线了。
我莫名其妙,望着话机发呆。突然,荧屏上闪烁的一串数字提醒了我。话机是去年《重庆公安报》作为特殊礼品送给我的,设置较先进,有通话清单和来电显示。我仔细辨认了号码,不错,电话来自厦门。我恍然大悟,果真是“妹妹”呀!
15年前,我刚调回长寿,进了警营。夏天,我收到一份电报:在沿海某城市打工的三哥出车祸了。我赶到的时候三哥已在殡仪馆的冷冻室里躺了7天。我去处理该事故的交警大队了解情况,交警告诉我,三哥是骑自行车时被货车的前挡泥板挂了车把后摔死的,责任全在我三哥。我去了现场,又验证了留在货车前挡泥板和自行车车把上的挂痕,走访了几个目击证人,表示出异议。我说:“与你们认定的事实相反,负全部责任的恰好是货车驾驶员。”
三哥在那儿谈了一个女朋友,涪陵人,半个老乡,也是去打工的。三哥死了,她在悲痛中迎接了我这个陌生的不速之客。我吃住都在她那儿,她比我小6岁。当我向她讲明自己对事故的看法后,她说:“你不知道,我们内地来的打工仔、打工妹的命不值钱呀!死了,没有人会为我们说话的!”
我说:“凡事总有个公理,我不相信权力真能颠倒黑白。”
我留了下来,一个月后,事故责任重新认定,驾驶员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依法逮捕。一个月的时间,她在生活上给了我亲人般的照料,在精神上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慰藉。分手时刻,在火车站长长的站台上,我摇动手臂,她竟出乎意料地越过铁栅栏,扑进我怀里。
她痛哭着说:“我没有哥,让我叫你一声哥好吗?”
我说:“好的,你将是我一生珍爱的小妹!”
沿海一别,她辗转到了厦门。我给她写过两封信,她都没回。后来就失去音信了。在我的小说《风华正茂》中,她被“肢解”为罗兰和夏紫薇,在《萍水相逢》中,她又“复活”为韩静。
10多年了啊,小妹,你也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