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十五,是我的生日,经历了若干的风雨,我迈着蹒跚的步履跨进了40岁的大门。
正好是周末,轮上我值班。十四那天,大清早,姐姐就打电话来,问我回城不,我说没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找到所长,想调换一下,话没说出口,所长的手机就响了,他妻子从城里打电话告诉他:4岁的小孩玩耍时走失了。我把哽在喉咙的话咽了回去。傍晚下班时,我又找到民警罗培林,我问他这个周末家里是否有事,他说:有啊,厨房和客厅的暗线坏了,年三十都是黑灯瞎火的,终于可以休息两天了,要把灯弄好……说什么呢,干警察这行的,谁不欠着“家”的“债务”!我说:是呀,回去帮一帮家里吧!
送走他们,我给几个可能要到家里来祝贺的亲友打了电话,我告诉他们,我不能回家,我的生日将在派出所里度过了。
姐姐接电话时的语气我听得出来,她应该是眼里噙满了泪花。父母死得早,是姐姐一手把我拉扯大。她一直盼着能体体面面地替我做一次“生”,然而,这个小小的愿望她没能实现。
夜里,草草吃了晚饭,就坐在灯下整理案卷,随后及赶写了一点文章。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只要坐在书桌旁,只要摊开纸和笔,烟头就会没完没了的燃。深夜入睡,浑身乏力。次日醒来,毯子、被子沾了不少血。我忙叫来联防队员,说:“不对,我的痔疮发了,得去医院,你把电话守着,有事叫我。”
到医院,医生说很严重,必须做手术。痔疮是长期折磨我的顽疾,一日不除,心头之恨就一日不解。我说:行!
联防队员问我是不是通知所长和罗培林来替我值班,我说不要通知他们,切除痔疮不是什么大手术,我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影响他们休息。甚至,当妻子和孩子打电话来祝我“生日快乐”的时候,我也没有告诉他们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毕竟不是小孩,哪能随随便便让家人担忧呢!
手术前先要输液控制炎症。输液输到一半,手机响了,联防队员告诉我:乡场发生了一桩盗案,需马上出现场。
我叫医生给我把针头拔掉了。我说:“有事,一会儿回来。”
急急忙忙赶到现场,还好,现场保存完好,嫌疑人员也明确。我回到办公室,带上法律文书,叫上联防队员,去将嫌疑人员“传唤”回所。
嫌疑人员最初矢口否认,后来听说我正在住院,并且病情不轻,出人意料地给予了极大的配合:他不但交待了作案的详细过程,而且还带着我们去取回了赃物……
我实在不能再坚持了。出现场、捉人、取赃物,不歇气地徒步奔走,鲜血浸透绒裤。下午4点,我破例第一次在我值班的时候要求所长和其他民警回所来顶替。我对所长说:我真的不行了,我要休息,今天是元宵节,也是我40岁的生日,我想和家人在一起!
是的,我想和家人在一起。当政治处派车来将我接回城里,当我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地出现在妻子和孩子面前的时候,我的眼泪止不住淌了出来。人到中年,许许多多的渴望、期待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努力,都淡漠了,惟有这份亲情还牢牢地攥在手心,不肯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