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全是飞石村村民,家境非常贫寒,1978年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两年。刑满释放后,邻居任国良给他介绍了一个比他小10岁的姑娘,他俩成了家,有了孩子。后来,他和妻子、孩子到贵州做沙发,挣了一些钱。不过,他很快染上了赌博的恶习,短短两年时间里,他不仅将所有积蓄赌光,还欠了一大笔债。妻子和孩子都苦口婆心地劝他,他不听,后来妻子以离婚相要挟,逼他戒赌。他用刀剁掉了一个手指,表示痛改前非。
戒了没有多久,他又赌博了。年初,妻子和孩子离开贵州回老家,他追回来,妻子和孩子像躲瘟神一样躲到重庆,靠帮火锅店洗碗维持生活。6月中旬,罗国全的父亲死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回家安葬老人,罗国全分别和妻子、儿子各打了一架。其间,任国良多次劝和,希望他们重归于好。
然而,罗国全却不领任国良的情,他认为他们夫妻、父子不和,就是任国良在中间作怪,于是,一向性情孤僻的他,竟然决定杀死任国良。
中秋节前4天,罗国全准备好作案用的锤子、电线,深夜潜入任国良家,趁72岁的老人任国良熟睡之机,接电线企图将任国良烧死。哪晓得罗国全对电的知识很贫乏,不懂得导线的两个触点同时触到任国良的一只脚上,电流未经过心脏,只能把任国良烧醒。任国良醒后大声呼救,罗国全惊慌中用铁锤猛击任国良头部,将老人打昏迷后夺路而逃。
我们接到报案后,经过仔细分析,认为捉拿罗国全的最佳方法是按兵不动。我们只对现场进行了勘验,对有关证人进行了询问,我们既不去查罗国全的下落,也不去村里打听他的行踪。我们采取这一方案,有两个原因。一是根据我们了解,罗国全是个独子,又是孝子,中秋节前一天,是他父亲去世后的百日忌日,农村俗称“烧百期”,他极有可能回家;二是我们所里的现状不允许我们花更多的精力和警力,去和一个游荡惯了的大男人玩猫逮老鼠的游戏。
我们按兵不动,静候良机。“烧百期”前一天,得到可靠消息,有人在山下的双龙场看见罗国全。怀着激动的心情,晚上,我们摸黑赶到了飞石村。那几天连续下雨,道路泥泞难行,在高速公路上施工的一些路段,泥浆甚至陷过了膝盖,即便是穿雨鞋,也步履维艰。我们在竹林里候了一个夜晚,淋得浑身透湿,没有看见罗国全回来。我们并不灰心,白天休整一下,晚上又去,凌晨4点,我们终于将侥幸回家的罗国全捉住了。
随后,我写了一篇8000余字的纪实通讯《月照大罗山》。那篇文章没有紧张的情节,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写的只是两三个普普通通的民警,办了一件普普通通的案子。然而,透过那平凡的“故事”,却让人看到了基层派出所民警的“不平凡”。
送罗国全到长寿看守所关押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办完一切手续,问过该我们问的最后一次材料,天已经黑了。我和所长走出监狱森严的大门,站在颤冷颤冷的风雨里,我们彼此都沉默无语,然而面对大街上逐渐燃烧起来的街灯,面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里一盏一盏地散发着温馨光亮的灯火,我们的心里却又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所以,在那篇文章里,自始至终贯穿了一个主题:我想回家!
回家的感觉,对于乡下派出所的民警来说,的确是再迷人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