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我对罗围派出所的情况知之甚少。虽然从警多年,由于是搞复议应诉和治安案件审批工作,极少到基层派出所去,所以,只知道在大罗山下有那么一个派出所。还是2001年夏天,给《重庆晚报》写“一周笔会·警察的故事”去基层采访,才听说罗围派出所条件甚是艰苦,常年在所的只有两个民警。当时想去采访,可交通不便,最终没有成行。
天空飘起了霏雨,1月9日,我背起被盖卷,挤上了去罗围破旧的客车。经1个多小时的颠簸,售票员说:“罗围到了。”
我透过车窗玻璃向外观望,泥泞狭窄的街道旁只有零星的几幢楼房。街上行人寥落。这哪里像个乡场?
下车后,站在乡政府大院外的廊檐下躲雨。我穿着警服,又提着行李,背着背包,因此招来了旁边商店主人的目光。一位老大娘走出店来问我:“你是不是新来的民警?”
我好奇地朝她打量,反问:“你怎么知道?”
老大娘笑一笑,替我接下背包。她说:“你是区公安局下来的吧,法制科的,还是个作家。知道吗?昨天我们就得到消息了。在我们乡场,来一个新民警可是件大事。”
说话的同时,老大娘扭头向乡政府大院里招手,一会儿就来了一个年轻民警,老大娘唤他“晓明”。那位叫“晓明”的民警跑到我跟前,望着我,愣怔了老半天。他突然说:“但哥,你不认识我了?”随后,他告诉我,他叫袁晓明,是从公安员转录过来的,我给他们上过几次法制课。
做警察以前我教过5年书,这段经历在公安机关派上了用场,文化补习、业务培训、法制课我都上,学员一批又一批,匆匆地来,匆匆地去,而我又不大爱与人交往,因此不可能都认识。
我说:“对不起,我还真没有印象了。”
袁晓明并没有计较。他接过我的行李,将我带到了设在乡政府办公大楼旁的派出所里。
什么叫条件艰苦,在我跨进派出所“小门”的那一瞬间脑海里便有了一个直观的概念。“小门”进去是一条长10来米、宽仅1米左右的过道。过道旁,是4间陈旧破烂的小屋。因年久失修,墙壁上的泥块四处斑驳脱落了;木门也裂了不少缝,穿了不少孔;地面潮湿坑洼,遍地泥泞;过道上积了雨水,白花花的这儿一凼,那儿一坑……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维护着一方治安秩序、稳定,确保着一方老百姓平安的派出所。
我踮着鞋尖进屋去,想找把椅子坐一坐。联防队员端来一把藤椅,竹脚是断的;晓明找来一把木椅子,靠背是坏的。我尴尬地笑一笑,说:“不必麻烦了,所长呢?所长在吗?我想和他摆谈摆谈。”
据说所长是以前山下双龙派出所的内勤,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刚竞争上岗,我很想见到他。
袁晓明说所长开会去了,要下午才回来。
接着,袁晓明带我分别看了几间屋子。进门处的两间是办公室;往里一间空着,堆放着扁担、背篓、报纸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看样子极少有人进出,门一打开,老鼠满屋子跑,刺鼻的霉臭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再往里一间,也是最里面一间,是值班室和等候室。值班室的木床是烂的,手放上去,稍一用力,就摇摇晃晃吱嘎作响,仿佛随时都要垮掉一般。我顺手摸了一下床上的被子,既潮且薄。
我说:“睡在这样潮湿的屋子里,被子又那么薄,受得了吗?”
袁晓明说:“没办法,所里经费紧,想添置一床被子也不容易,我们都是凑合着过。好在人年轻,能撑过来!”
这就是当时派出所的情况,我没讲一个字的假话。不管以什么姿态,或者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上面这段文字,总之,凭着一个民警、一个作家的良心,我敢说,写下它,我的心情是沉重的!现在,大家都在追求所谓高质量高水准的“小康”生活,而罗围派出所的民警,期盼着的,或许只是能添置一床稍厚一点的被子。个别所谓“孺子牛”少喝一杯“公”酒、少抽一包“公”烟、少洗一次“公”脚、少跳一场“公”舞就能办到的一桩小事,到了罗围派出所民警那里,却真的就成了只能是“看上去很美”的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