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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0
周恩来透露：“田中首相访华的待遇，和尼克松是一样的。”
田中的“添了麻烦”引起周恩来的不满。日方条约局局长撞在了周恩来的“枪口”上。
求大同，存小异，两国外长绞尽脑汁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周恩来说：“让我想想吧。”
毛泽东说：你们到北京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周恩来给田中手书“言必信，行必果”。
田中角荣顺应历史潮流，决定尽快恢复中日邦交。周恩来给田中传话：“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中美关系的突破，在当时被世界舆论誉为“尼克松冲击波”。在“尼克松冲击波”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其中，受“尼克松冲击波”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同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了。
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长期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的政策。1956年周恩来曾对日本朋友指出：“日本政府在中日建交上有困难，困难不仅在内部，而且更大的困难是由于外来的干涉和压力。”
周恩来所说的“外来干涉和压力”就是来自美国。美国和日本在1951年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条约允许美国军队无限期、无限制地驻扎在日本。
然而，就在日本政府还在顽固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时，美国政府突然改变对华政策，来了个漂亮的“越顶外交”，事先一点也未和日本政府通气，完全把日本撇在一边。这使得日本方面普遍感到有被“出卖”、“愚弄”之感，忠心耿耿追随美国的佐藤政府更是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不要错过最后一班车”成为日本国内当时的流行语。舆论界纷纷要求早日恢复中日邦交，日本政界、经济界和友好人士，争先恐后地前往中国访问，为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积极活动。
对中日关系，周恩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从20世纪50年代初打开中日两国民间交往的大门，“以民促官”，到60年代中日双方互设贸易代表机构，开辟中日半官方渠道，中日关系每前进一步，都包含周恩来的精心指导和培育。在他的总理外交生涯中，他接见最多的外宾要算是日本客人了。
尼克松访华后，周恩来密切关注日本政坛的变化，抓住时机，积极推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1972年上半年，当日本社会党、自民党、民社党和公明党人士访问中国时，周恩来都对他们表示：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立下去，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5月15日，周恩来接见日本公明党第二次访问团二宫文造副委员长等人。当时，佐藤内阁倒台的迹象明显，田中有可能成为日本新一任首相。周恩来对二宫文造等人说：如果（日本）一位现任首相准备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亲自到中国来谈，当然我们不好拒绝。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从原则来讲就是，新的日本政府如果不敌视中国，不阻挠恢复中日邦交，而是继续日中友好，努力恢复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现在大家所说的三原则。这样的政府，也就是不继续佐藤路线的政府，我们愿意接触。你们拜会田中时，可以把我的意思传过去。二宫文造回到东京后，把周恩来的话带给了田中。
1972年7月7日，尼克松访华4个月后，在日本国内的一片谴责声中，曾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的日本佐藤内阁垮台，田中角荣接任日本首相。田中在接任日本首相、组成新内阁的当天就发表声明：“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
对田中首相的声明，周恩来非常重视，迅速作出反应。
在田中发表讲话的第二天，周恩来召集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田中讲话，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
7月9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致词，特意拐弯提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第二天，周恩来在接见法国外交部长舒曼时又表明：“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27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没有理由不欢迎。”
周恩来的表态，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对田中政府也是一个鼓舞。
周恩来的表态是及时的，同时也是需要胆略和眼光的。
1972年，中国国内极左思潮的干扰还没有清除。尽管已经接待了尼克松访华，但是，对是否应当立即实现与日本关系的正常化，有些人还有不同意见。有人提出：佐藤是自民党的人，田中也是自民党的人，而且在佐藤内阁时期曾担任过通产大臣，田中主动表示实现中日邦交的举动是否可靠？是否迫于国际国内压力的权宜之计？有的人认为，应当等到日本国内左派执政时再恢复中日邦交；也有人认为，跟日本当权派来往，会影响日本左派和人民的革命情绪，等等。
对此，周恩来指出：（一）我们外交行动的方针是争取当权派。因为如果我们跟一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没有往来，我们就无法接近群众。跟上层来往就是要跟他的当权派来往，而且要跟当权派的头子来往，否则就不能解决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上层和人民有矛盾，上层的外交来往总还要保持一定的外交关系吧，跟人民的来往是民间的来往。不要把两条路线搞得太密切了，要分开一点，外交归外交，民间往来归民间往来。（二）上层往来还是按原则办事，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必须要有原则性，才能允许可能范围内的灵活性。（三）我们搞上层统一战线几十年的历史有两条经验：一是当我们跟资产阶级决裂的时候，容易犯“左”倾错误，把它看成铁板一块，只有斗争，没有联合，反对一切；二是当我们跟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容易犯右倾错误，只有联合没有斗争。
周恩来还说：如果等到日本的左派执政再恢复中日邦交，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呀！这样中国就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建交了，只能跟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建交了。这不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吗？
在周恩来看来，中日建交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常说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地步了。外交如战场，战机稍纵即逝。
为了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还派肖向前出任空缺多年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首席代表，并派该处原首席代表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日本。
周恩来还指示孙平化抓住时机，向田中本人转达他本人对田中访华的邀请，并且传话：“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7月16日，来中国访问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对周恩来说：“田中的决心很大，他要以自己的双手恢复中日邦交，我认为是可以信任的。”
周恩来回答说：“田中首相来或派大臣来，北京的机场是开放的。”
周恩来还明确告诉佐佐木更三：“田中首相访华的待遇，和尼克松是一样的。”
佐佐木更三回去后向田中转达了周恩来的话。
7月22日，田中接见了在东京的孙平化和肖向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孙平化向田中转达了周恩来对他访华的邀请。
田中派出了两位日本式的“基辛格”。周恩来质疑“正统”。田中感叹：“周恩来这个人，真是通情达理。”
就田中本人来说，中国的极左思潮也使他在对华政策的最后决断上产生顾虑。他也担心中国会计较他在佐藤内阁担任过通产大臣，因而对他没有足够的信心。
为探明中国方面的态度，田中派他的好朋友、公明党委员长竹内义胜访华。
7月27日，竹内义胜带着田中内阁关于与中国建交的设想匆匆来到中国。
竹内义胜是受田中委派、带着田中内阁的设想来和中国领导人具体商谈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因此，他的角色无疑就是第一位日本式的“基辛格”。
7月27日至29日，周恩来花了三个晚上约10来个小时与竹内义胜进行了三次会谈。
在头两次会谈中，竹内义胜介绍了他来华前田中与他所谈的问题，周恩来听了后详细回答了竹内义胜提出的问题，并详细介绍了中国在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对于田中内阁提出的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周恩来提出了质疑：我们对“正统”二字不太理解。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竹内义胜说：“正统”就是你们所说的“合法”。
周恩来说：中国有这样一种解释，“合法”的反义词是“非法”。中国人民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联合国也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去了。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蒋介石政府是非法的。
竹内义胜说：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
周恩来说：公明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问题。不知道田中内阁的法律专家说“正统”二字是否有别的意思。我为什么要问“正统”二字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汉语中有“正统”就有“偏安”。
周恩来还详细讲述了中国历史上有关正统和偏安的政治演变。
竹内义胜说：“我回去以后，一定建议田中今后讲话时要用‘合法政府’这个词。”
针对《东京新闻》所传日本外务省官员宣称“日台条约已经解决了结束战争的问题”，周恩来指出：缔结日台条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这个条约无视中国的存在，同一个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缔结条约结束战争状态，是非法的、无效的，应当废除。
周恩来还坚持要把结束战争状态和中日复交三原则这两个问题写入联合声明。
在第三次会谈中，周恩来把两天来双方所谈的意见归纳为八条：（一）中日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结束中日战争状态；（二）日本要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两国建交，互派大使；（三）中日建交，既符合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四）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中日两国之间的争端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而不以武力相威胁；（五）反对霸权主义，不称霸；（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七）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八）双方分别签订通商、航海、航空、邮政、渔业等协定。
以上八条，实际上就是以后田中访华、中日恢复邦交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内容。
考虑到田中内阁可能面临的困难，除上述八条外，周恩来还提出三个问题作为口头默契：一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二是联合声明公布后，日本从台湾撤出其使领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蒋介石集团的使领馆从日本撤走；三是日本的团体和个人战后去台湾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在台湾解放时予以适当照顾。
在同竹内义胜举行的三次会谈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及三点口头默契。
竹内义胜仔细地记录了周恩来的谈话。用他自己后来回忆的话说：“写着写着，感到吃惊，手都发抖，心想复交可以实现了，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竹内义胜的这一记录后来被日本政界称为“竹内笔记”。
竹内义胜回到东京后，把自己的记录给了田中和大平外相。田中看后很兴奋，同时感慨地说：“周总理这个人，真是通情达理。这样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实现了。”
8月11日，大平外相约见孙平化，正式向中方转达了田中首相希望访华的意愿。
周恩来接到孙平化的报告后，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负责人研究决定，授权姬鹏飞外长于8月12日对外宣布：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
8月15日，田中会见孙平化、肖向前，表示感谢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至此，田中访华的事基本确定下来了。
然而，田中对竹内义胜带回去的周恩来提出的关于中日联合声明内容的八条建议及三点口头默契，还没有正式表态。
就在田中会见孙平化的同一天，竹内义胜托孙平化转告中国政府，说：他与田中、大平谈话时的感觉是，田中、大平对周恩来提出的八条意见没有异议。对于三条口头默契，他们似乎倾向于把前两点索性写入联合声明，免得国会将来审查时怀疑有什么秘密协定。至于第三点，大平希望日本与台湾断交后，能在台湾设置一个民间机构，处理日台之间的经济贸易问题。
但是，这只是竹内义胜的感觉，不是田中的正式答复。
9月9日，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古井喜实等访问中国。古井喜实是受田中内阁的委托，把日本政府关于联合声明的意见转告中方，并进一步征求中方的意见。
9月12日、20日，周恩来同廖承志一起，两次接见古井喜实，对日方提出的联合声明草案提出意见。他说：前言三点，大致可用，文字待双方会谈时再商定。正文八条，我们也基本同意。但对结束战争状态的提法，对恢复邦交三原则的表态，以及如何处理日台关系，我们双方还有距离，某些文字也有待进一步斟酌。所有这些，可以在首脑会谈中进行磋商，求得圆满解决。
会谈中，周恩来还引用“饮水不忘挖井人”的话，对长期致力于日中之间半官方贸易和政治疏通工作的日本朋友表示感谢。
9月19日，周恩来得到消息，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日本政府特使椎名悦三郎在台湾宣称：日本将“同中华民国的历来关系包括外交关系在内照过去原样保持下去”。
这一天，日本自民党代表团一行在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的率领下，作为田中访华的先遣队，正在中国访问。前几天，周恩来刚刚接见过古井喜实一行。
周恩来连夜再次邀集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以及随团而来的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恕谈话，把椎名悦三郎的谈话转告给他们，并严正重申：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绝无改变余地”。
小坂善太郎等听后，都严肃声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不可能同时还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我们全团都抱这个见解。
小坂善太郎还说：田中首相的为人是可以信任的。他来中国后，一定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
周恩来表示：希望小坂善太郎先生把今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报告田中首相，我也将报告毛泽东主席。
同一天，周恩来还电告在东京的肖向前，要他就椎名悦三郎的谈话事约见日本外相大平，要求对方澄清此事。
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毫不妥协。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发现患上了癌症。为了准备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周恩来抱病坚持工作，事无巨细，昼夜操劳。当年参与准备工作的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回忆说：
为使工作万无一失，总理指定我、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组成日本组。总理白天接见外宾，那时到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特别多，夜晚将我们找到西花厅或钓鱼台开会研究中日建交问题，或带我们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开会，向主席汇报。周总理事事向毛主席报告，使“四人帮”无隙可乘。在主席那里决定了大政方针后，回来后又同我们一起研究、安排，事无巨细，总理一一过问，一一想到。他常说：“外交授权有限，外交无小事。”这时他已是74岁的高龄，已查明身患癌症。他就是这样带病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
田中访华在即，为了让全党、全国人民理解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义，周恩来还亲自修改并批发了《外交部关于接待田中首相访华的宣传提纲》。他在修改时加写：“中日邦交恢复后，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将进一步发展中日经济交流。我们同日本几大财团的贸易会有所增加，我们同日本友好商社的来往也将继续保持。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利益的。”《宣传提纲》还针对当时的极左思潮，回答了人们思想中存在的一些疑问，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田中的“添了麻烦”引起周恩来的不满。日方条约局局长撞在了周恩来的“枪口”上。求大同，存小异，两国外长绞尽脑汁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周恩来说：“让我想想吧。”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时30分，北京首都机场。一架来自日本的DC-8专机徐徐降落。
舱门打开，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走下飞机。已经等候多时的周恩来走近舷梯。中日两国总理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中国。随同田中访华的还有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人。
田中一行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下榻。
中午吃过饭后，周恩来和田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谈。
周恩来首先问候田中：“你也没有休息一下，吃了饭就来了。”
田中说：“中午的茅台酒好喝。”
周恩来说：“茅台酒比伏特加好，不上头，疲劳的时候喝一点能起振奋作用。如果你觉得茅台酒好喝，我们送一点给你，把你的威士忌改成茅台。”
周恩来的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周恩来回顾了田中执政40多天以来的情况，说：“首相阁下在外交上以这样高速度地进行，这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我很欣赏首相阁下9月21日宣布访华日期时跟记者所讲的，一定要使会谈取得成功，而且肯定会取得成功。我们以这样的心情欢迎首相阁下来访问。”
周恩来的赞叹是由衷的。刚刚执政一个多月，就毅然摒弃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把促进日中友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张付诸行动，田中确实表现了政治家的勇气和果决精神。
田中也表示了对周恩来的敬意。他说：“尽管从我的愿望来讲，希望加紧实现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如果时机不成熟，这种愿望也是不容易实现的。但周总理马上对我这个愿望表示了欢迎，并邀请我到中国来访问。也就是说，周总理马上抓住了这个时机，配合了我的愿望，做出了表示，所以我们才能迎接这个日子。我原来心里想，到中国来恐怕是不容易的。今天我能这么快到中国来访问，感到喜出望外。”
接下来的会谈是坦率的。
田中首先提出：希望在29日发表联合声明，这样可以不用在日本国会通过。
田中还开门见山地表明，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就需要自动结束与台湾的关系。但要避免因此在自民党和国会内引起混乱。第二，不要因为台湾地位的变动，引起东亚形势发生变化而使苏联有机可乘。
关于联合声明，田中要大平具体谈一下。
大平接着说：田中首相不顾政治生命和个人安危，下决心访华，以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大业，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因此一定要取得成功。在建交问题上，有两大问题：第一，我们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对中方所说的“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以废除”，我们无任何异议，也不要求贵国改变这种见解。可是从日本的立场来说，这个条约已经过日本国会的批准。日本作为条约当事国，是负有责任的。假如日本完全同意中方的见解，那就等于日本政府在过去20多年内一直欺骗国会和国民，日本政府一定会受到批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实现邦交正常化，与此同时日台条约即告终了。希望中方理解我们这一立场。第二，关于日本和第三国的关系问题，即日美关系对日本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的立场是在维持日美现存关系的情况下，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这次带来的联合声明草案，既充分考虑了贵方的意见，同时也反映了我们上面所谈的立场。我们希望通过同贵国的商谈，搞出一个可行的联合声明。
大平说完后，周恩来谈了七点意见：
（一）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双方的“大同”，也是第一位的原则。根据这条原则，其他问题总是好解决的。
（二）田中首相组阁以后，多次提到要站在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的立场上。在此基础上我们自会照顾日本政府所面临的某些局部困难。
（三）田中首相讲得很清楚，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一恢复，日蒋条约就自行失效了，日台外交关系也就中断，我钦佩你们的果断。
（四）同意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因此同意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而不采取条约形式，以后可以再缔结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友好条约。
（五）声明中要指出，中日友好不排他。对第三国关系，日美安全条约问题，我们虽有意见，但可以不触及它。这是你们的事。
（六）联合声明中要宣告结束战争状态。你们用了“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措辞，我们不完全同意，因为这样写法可被理解为从缔结旧金山和约后，中日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我们请两位外长用用脑子，写出一句双方都能同意的话。
（七）声明中要写上你们理解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
周恩来既坚持了原则，又体谅了日方的难处。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田中首相一行。
周恩来在致词中赞扬田中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同时也指出：“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周恩来最后指出：“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
周恩来讲完后，田中起来致答词。
但是，田中讲话中有一句话引起了参加宴会的中方人员的不快与反感。
田中说：“这次访问，我是由东京直飞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不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着长达2000年丰富多彩的交往历史。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历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田中用“添了很大的麻烦”来描述日本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侵略及其损害，当场就引起很多与会中方人员的不满。当翻译把最后一句话翻译出来后，宴会厅里开始出现低低的议论声。
当时参加宴会的姬鹏飞回忆说：“周总理和我们在座的中国同志对‘添了麻烦’这句话十分反感，会场气氛一下子由热烈变得冷清。”
第二天上午，中日双方举行外长会谈，具体讨论联合声明的内容。
日方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的发言再次给中日谈判带来了阴影。
高岛益郎首先发言，对日方方案作了说明。他提出了四点意见：（一）不同意中方方案所说的“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因为这样会让人觉得日台条约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二）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应当分开写，第三条“日台条约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不能上。（三）关于台湾问题，根据旧金山条约，日本已经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现在没有必要对此再作法律上的认定。（四）关于战争赔偿问题，蒋介石在缔结日台条约时已宣布放弃战争赔偿，因此没有必要再写入联合声明中。
高岛益郎发言的核心，是从什么时候算日中之间结束战争状态和如何处理战争赔偿问题，是以1952年缔结的日台条约为依据呢，还是由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之日起才算数？如果中方接受高岛益郎的说法就等于承认日台条约是有效的，从而间接否定我们在中日复交三原则中“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的原则。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
姬鹏飞外长在会上对我方的草案作了说明，并表示不能同意高岛益郎的观点。
会后，姬鹏飞把高岛益郎的发言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后很生气。
外交谈判往往是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有时激烈的交锋是难免的。
26日下午，周恩来与田中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谈。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对田中的“添了很大的麻烦”和高岛益郎的发言提出批评。
周恩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了重大的损害，而侵略战争的结果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中国解放后，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刻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用“添了很大的麻烦”来表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中国人民是通不过的，这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了很大的麻烦”。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有人不慎把水溅到了女孩子的裙子上，也可以说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这是一种轻微的道歉。
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说，“添了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可能是日语“添麻烦”一词与汉语的含意不一样。如果中方觉得不合适，可以按照中国的习惯改。
针对高岛益郎上午的发言，周恩来说：“我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中日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
“（中日）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条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根据，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日台条约在于你们同台湾之间，但这个事实是当时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在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和合法。不然，就等于中国是从今天才算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这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
在这番充分的说理后，周恩来话锋一转，严厉批驳高岛益郎关于战争赔偿的说法。他说：“你们条约局局长上午在外长会谈中的发言，我认为不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说蒋介石已在日台条约中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所以这次联合声明中就不必再提赔偿问题了。这个说法使我们感到诧异。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大陆。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要使日本人民因为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条约局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而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条约局局长居然说出这种话来，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在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照顾日本政府的困难，日本也应该照顾我们的立场。”
周恩来的话入情入理，简明扼要地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田中对此表示完全理解。在周恩来发言后，田中立即说：“我明白了。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日本应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
关于如何表述两国间结束战争状态，也是会谈中的焦点问题。双方提供的草案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还有较大距离。中方草案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宣告结束。”日方草案的表述是：“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此确认，日本国和中国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这一表述的潜台词是，这个问题在日台条约中已经解决，此次只是确认而已。由于我们认为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此对日方的表述难以接受。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曾要两国外长动动脑子，想出一句双方都能接受的话。两国外长主持的声明起草小组再三斟酌，也没有找到令双方满意的措辞。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说：让我考虑考虑。经过一番考虑，周恩来用“不正常状态”来代替原来正文中“战争状态”。这个建议使中日双方都感到满意。
会谈中，田中还含蓄地表示，日本有一部分人有一种疑虑，担心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会不会输出革命。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不会输出革命，也绝不会称霸。
两国外长根据两国首脑会谈的精神，主持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就有关分歧问题紧锣密鼓地协商联合声明的具体措辞。到9月27日下午，中日双方在几个主要的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剩下的只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了。
毛泽东说：你们到北京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周恩来给田中手书“言必信，行必果”。
9月27日晚上8时30分，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会见了田中一行。
毛泽东的谈话风趣幽默，一下子让田中一行放松了许多。
毛泽东：怎么样？吵架了吧？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吵是吵了，但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周恩来：两国外长很努力。
田中：是的，两国外长很努力。
毛泽东：（对大平）你把他（姬鹏飞）打败了吧？（众笑）
大平：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周恩来：他们俩正好同岁。
毛泽东：噢。（指姬鹏飞）此人是周朝人，是文王的后代。
周恩来：周文王姓姬，姓他（姬鹏飞）的姓，不姓我的姓。
毛泽东：他（姬鹏飞）是个医生。是外科还是内科？
姬鹏飞：内科。
毛泽东：（对田中）你有病，请他去治。（众笑）
田中：这次周总理对我们照顾得很好。我们进行了圆满的会谈。
毛泽东：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田中：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
毛泽东：一些女同志不满意啊！年轻人认为“添了麻烦”这种说法是不充分的，通不过的。因为在中国，这是在往妇女裙子上洒了水之后使用的语言。
……
毛泽东的风趣幽默让田中一行近距离感受到一个伟人的魅力。谈话始终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进行。
毛泽东说：你们到北京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他们不太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问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
毛泽东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
毛泽东还问中日联合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周恩来回答说：今天晚上可以共同研究定稿。除中日文外，还要翻译成英文，然后才能发表。
经过充分协商，9月28日凌晨3点，中日联合声明终于最后定稿。
中日双方有分歧的几个问题最后是这样解决的：
关于复交三原则，前言中明确写上了日本方面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同时，为照顾日方的困难，“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这一条不再写入声明内，而采用日本外相谈话的形式宣告该条约的结束。
关于“添了麻烦”的问题，在声明中写入了“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代替了“添了很大的麻烦”。
关于战争状态结束问题，正文第一条将原稿“战争状态的结束”改写为“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但在前言中保留“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的句子。这样就能作比较灵活的理解，双方的意愿都照顾到了。
关于台湾问题，写入正文第三条，并根据日方意见，采用中国与荷兰建交时的办法，即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对此表示充分理解。但同时必须写上日本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这第八条要求是必须实施开罗宣言，而开罗宣言又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这样的写法实际上排除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关于第三国关系的问题，采纳“中日友好不针对第三国”的提法，以取代日方草案中关于“中日友好不应该损害任何一方同其他友好国家关系”的提法。
9月28日下午，周恩来和田中等人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双方表示同意两国外长定稿的联合声明。
鉴于在日台关系问题上，还有一个日方在联合声明发表后采用对外发表谈话的形式宣告与台湾断交的问题，周恩来对田中说：“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个精神。”
说完，周恩来用毛笔亲笔书写了“言必信，行必果”这6个字，送给田中。
田中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础，就是日本旧宪法里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
说完，田中也在纸上写下了这6个字。
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姬鹏飞和田中、大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声明文本上签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立即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日台间的“外交关系”也不能维持，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众多的中外记者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从7月7日田中声明到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签署，中间只用了82天。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般速度，令世界震惊。
从这一天起，中日关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田中的“添了麻烦”引起周恩来的不满。日方条约局局长撞在了周恩来的“枪口”上。
求大同，存小异，两国外长绞尽脑汁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周恩来说：“让我想想吧。”
毛泽东说：你们到北京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周恩来给田中手书“言必信，行必果”。
田中角荣顺应历史潮流，决定尽快恢复中日邦交。周恩来给田中传话：“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中美关系的突破，在当时被世界舆论誉为“尼克松冲击波”。在“尼克松冲击波”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其中，受“尼克松冲击波”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同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了。
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长期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的政策。1956年周恩来曾对日本朋友指出：“日本政府在中日建交上有困难，困难不仅在内部，而且更大的困难是由于外来的干涉和压力。”
周恩来所说的“外来干涉和压力”就是来自美国。美国和日本在1951年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条约允许美国军队无限期、无限制地驻扎在日本。
然而，就在日本政府还在顽固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时，美国政府突然改变对华政策，来了个漂亮的“越顶外交”，事先一点也未和日本政府通气，完全把日本撇在一边。这使得日本方面普遍感到有被“出卖”、“愚弄”之感，忠心耿耿追随美国的佐藤政府更是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不要错过最后一班车”成为日本国内当时的流行语。舆论界纷纷要求早日恢复中日邦交，日本政界、经济界和友好人士，争先恐后地前往中国访问，为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积极活动。
对中日关系，周恩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从20世纪50年代初打开中日两国民间交往的大门，“以民促官”，到60年代中日双方互设贸易代表机构，开辟中日半官方渠道，中日关系每前进一步，都包含周恩来的精心指导和培育。在他的总理外交生涯中，他接见最多的外宾要算是日本客人了。
尼克松访华后，周恩来密切关注日本政坛的变化，抓住时机，积极推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1972年上半年，当日本社会党、自民党、民社党和公明党人士访问中国时，周恩来都对他们表示：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立下去，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5月15日，周恩来接见日本公明党第二次访问团二宫文造副委员长等人。当时，佐藤内阁倒台的迹象明显，田中有可能成为日本新一任首相。周恩来对二宫文造等人说：如果（日本）一位现任首相准备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亲自到中国来谈，当然我们不好拒绝。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从原则来讲就是，新的日本政府如果不敌视中国，不阻挠恢复中日邦交，而是继续日中友好，努力恢复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现在大家所说的三原则。这样的政府，也就是不继续佐藤路线的政府，我们愿意接触。你们拜会田中时，可以把我的意思传过去。二宫文造回到东京后，把周恩来的话带给了田中。
1972年7月7日，尼克松访华4个月后，在日本国内的一片谴责声中，曾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的日本佐藤内阁垮台，田中角荣接任日本首相。田中在接任日本首相、组成新内阁的当天就发表声明：“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
对田中首相的声明，周恩来非常重视，迅速作出反应。
在田中发表讲话的第二天，周恩来召集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田中讲话，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
7月9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致词，特意拐弯提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第二天，周恩来在接见法国外交部长舒曼时又表明：“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27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没有理由不欢迎。”
周恩来的表态，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对田中政府也是一个鼓舞。
周恩来的表态是及时的，同时也是需要胆略和眼光的。
1972年，中国国内极左思潮的干扰还没有清除。尽管已经接待了尼克松访华，但是，对是否应当立即实现与日本关系的正常化，有些人还有不同意见。有人提出：佐藤是自民党的人，田中也是自民党的人，而且在佐藤内阁时期曾担任过通产大臣，田中主动表示实现中日邦交的举动是否可靠？是否迫于国际国内压力的权宜之计？有的人认为，应当等到日本国内左派执政时再恢复中日邦交；也有人认为，跟日本当权派来往，会影响日本左派和人民的革命情绪，等等。
对此，周恩来指出：（一）我们外交行动的方针是争取当权派。因为如果我们跟一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没有往来，我们就无法接近群众。跟上层来往就是要跟他的当权派来往，而且要跟当权派的头子来往，否则就不能解决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上层和人民有矛盾，上层的外交来往总还要保持一定的外交关系吧，跟人民的来往是民间的来往。不要把两条路线搞得太密切了，要分开一点，外交归外交，民间往来归民间往来。（二）上层往来还是按原则办事，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必须要有原则性，才能允许可能范围内的灵活性。（三）我们搞上层统一战线几十年的历史有两条经验：一是当我们跟资产阶级决裂的时候，容易犯“左”倾错误，把它看成铁板一块，只有斗争，没有联合，反对一切；二是当我们跟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容易犯右倾错误，只有联合没有斗争。
周恩来还说：如果等到日本的左派执政再恢复中日邦交，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呀！这样中国就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建交了，只能跟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建交了。这不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吗？
在周恩来看来，中日建交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常说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地步了。外交如战场，战机稍纵即逝。
为了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还派肖向前出任空缺多年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首席代表，并派该处原首席代表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日本。
周恩来还指示孙平化抓住时机，向田中本人转达他本人对田中访华的邀请，并且传话：“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7月16日，来中国访问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对周恩来说：“田中的决心很大，他要以自己的双手恢复中日邦交，我认为是可以信任的。”
周恩来回答说：“田中首相来或派大臣来，北京的机场是开放的。”
周恩来还明确告诉佐佐木更三：“田中首相访华的待遇，和尼克松是一样的。”
佐佐木更三回去后向田中转达了周恩来的话。
7月22日，田中接见了在东京的孙平化和肖向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孙平化向田中转达了周恩来对他访华的邀请。
田中派出了两位日本式的“基辛格”。周恩来质疑“正统”。田中感叹：“周恩来这个人，真是通情达理。”
就田中本人来说，中国的极左思潮也使他在对华政策的最后决断上产生顾虑。他也担心中国会计较他在佐藤内阁担任过通产大臣，因而对他没有足够的信心。
为探明中国方面的态度，田中派他的好朋友、公明党委员长竹内义胜访华。
7月27日，竹内义胜带着田中内阁关于与中国建交的设想匆匆来到中国。
竹内义胜是受田中委派、带着田中内阁的设想来和中国领导人具体商谈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因此，他的角色无疑就是第一位日本式的“基辛格”。
7月27日至29日，周恩来花了三个晚上约10来个小时与竹内义胜进行了三次会谈。
在头两次会谈中，竹内义胜介绍了他来华前田中与他所谈的问题，周恩来听了后详细回答了竹内义胜提出的问题，并详细介绍了中国在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对于田中内阁提出的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周恩来提出了质疑：我们对“正统”二字不太理解。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竹内义胜说：“正统”就是你们所说的“合法”。
周恩来说：中国有这样一种解释，“合法”的反义词是“非法”。中国人民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联合国也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去了。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蒋介石政府是非法的。
竹内义胜说：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
周恩来说：公明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问题。不知道田中内阁的法律专家说“正统”二字是否有别的意思。我为什么要问“正统”二字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汉语中有“正统”就有“偏安”。
周恩来还详细讲述了中国历史上有关正统和偏安的政治演变。
竹内义胜说：“我回去以后，一定建议田中今后讲话时要用‘合法政府’这个词。”
针对《东京新闻》所传日本外务省官员宣称“日台条约已经解决了结束战争的问题”，周恩来指出：缔结日台条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这个条约无视中国的存在，同一个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缔结条约结束战争状态，是非法的、无效的，应当废除。
周恩来还坚持要把结束战争状态和中日复交三原则这两个问题写入联合声明。
在第三次会谈中，周恩来把两天来双方所谈的意见归纳为八条：（一）中日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结束中日战争状态；（二）日本要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两国建交，互派大使；（三）中日建交，既符合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四）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中日两国之间的争端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而不以武力相威胁；（五）反对霸权主义，不称霸；（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七）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八）双方分别签订通商、航海、航空、邮政、渔业等协定。
以上八条，实际上就是以后田中访华、中日恢复邦交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内容。
考虑到田中内阁可能面临的困难，除上述八条外，周恩来还提出三个问题作为口头默契：一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二是联合声明公布后，日本从台湾撤出其使领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蒋介石集团的使领馆从日本撤走；三是日本的团体和个人战后去台湾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在台湾解放时予以适当照顾。
在同竹内义胜举行的三次会谈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及三点口头默契。
竹内义胜仔细地记录了周恩来的谈话。用他自己后来回忆的话说：“写着写着，感到吃惊，手都发抖，心想复交可以实现了，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竹内义胜的这一记录后来被日本政界称为“竹内笔记”。
竹内义胜回到东京后，把自己的记录给了田中和大平外相。田中看后很兴奋，同时感慨地说：“周总理这个人，真是通情达理。这样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实现了。”
8月11日，大平外相约见孙平化，正式向中方转达了田中首相希望访华的意愿。
周恩来接到孙平化的报告后，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负责人研究决定，授权姬鹏飞外长于8月12日对外宣布：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
8月15日，田中会见孙平化、肖向前，表示感谢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至此，田中访华的事基本确定下来了。
然而，田中对竹内义胜带回去的周恩来提出的关于中日联合声明内容的八条建议及三点口头默契，还没有正式表态。
就在田中会见孙平化的同一天，竹内义胜托孙平化转告中国政府，说：他与田中、大平谈话时的感觉是，田中、大平对周恩来提出的八条意见没有异议。对于三条口头默契，他们似乎倾向于把前两点索性写入联合声明，免得国会将来审查时怀疑有什么秘密协定。至于第三点，大平希望日本与台湾断交后，能在台湾设置一个民间机构，处理日台之间的经济贸易问题。
但是，这只是竹内义胜的感觉，不是田中的正式答复。
9月9日，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古井喜实等访问中国。古井喜实是受田中内阁的委托，把日本政府关于联合声明的意见转告中方，并进一步征求中方的意见。
9月12日、20日，周恩来同廖承志一起，两次接见古井喜实，对日方提出的联合声明草案提出意见。他说：前言三点，大致可用，文字待双方会谈时再商定。正文八条，我们也基本同意。但对结束战争状态的提法，对恢复邦交三原则的表态，以及如何处理日台关系，我们双方还有距离，某些文字也有待进一步斟酌。所有这些，可以在首脑会谈中进行磋商，求得圆满解决。
会谈中，周恩来还引用“饮水不忘挖井人”的话，对长期致力于日中之间半官方贸易和政治疏通工作的日本朋友表示感谢。
9月19日，周恩来得到消息，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日本政府特使椎名悦三郎在台湾宣称：日本将“同中华民国的历来关系包括外交关系在内照过去原样保持下去”。
这一天，日本自民党代表团一行在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的率领下，作为田中访华的先遣队，正在中国访问。前几天，周恩来刚刚接见过古井喜实一行。
周恩来连夜再次邀集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以及随团而来的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恕谈话，把椎名悦三郎的谈话转告给他们，并严正重申：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绝无改变余地”。
小坂善太郎等听后，都严肃声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不可能同时还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我们全团都抱这个见解。
小坂善太郎还说：田中首相的为人是可以信任的。他来中国后，一定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
周恩来表示：希望小坂善太郎先生把今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报告田中首相，我也将报告毛泽东主席。
同一天，周恩来还电告在东京的肖向前，要他就椎名悦三郎的谈话事约见日本外相大平，要求对方澄清此事。
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毫不妥协。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发现患上了癌症。为了准备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周恩来抱病坚持工作，事无巨细，昼夜操劳。当年参与准备工作的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回忆说：
为使工作万无一失，总理指定我、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组成日本组。总理白天接见外宾，那时到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特别多，夜晚将我们找到西花厅或钓鱼台开会研究中日建交问题，或带我们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开会，向主席汇报。周总理事事向毛主席报告，使“四人帮”无隙可乘。在主席那里决定了大政方针后，回来后又同我们一起研究、安排，事无巨细，总理一一过问，一一想到。他常说：“外交授权有限，外交无小事。”这时他已是74岁的高龄，已查明身患癌症。他就是这样带病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
田中访华在即，为了让全党、全国人民理解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义，周恩来还亲自修改并批发了《外交部关于接待田中首相访华的宣传提纲》。他在修改时加写：“中日邦交恢复后，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将进一步发展中日经济交流。我们同日本几大财团的贸易会有所增加，我们同日本友好商社的来往也将继续保持。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利益的。”《宣传提纲》还针对当时的极左思潮，回答了人们思想中存在的一些疑问，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田中的“添了麻烦”引起周恩来的不满。日方条约局局长撞在了周恩来的“枪口”上。求大同，存小异，两国外长绞尽脑汁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周恩来说：“让我想想吧。”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时30分，北京首都机场。一架来自日本的DC-8专机徐徐降落。
舱门打开，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走下飞机。已经等候多时的周恩来走近舷梯。中日两国总理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中国。随同田中访华的还有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人。
田中一行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下榻。
中午吃过饭后，周恩来和田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谈。
周恩来首先问候田中：“你也没有休息一下，吃了饭就来了。”
田中说：“中午的茅台酒好喝。”
周恩来说：“茅台酒比伏特加好，不上头，疲劳的时候喝一点能起振奋作用。如果你觉得茅台酒好喝，我们送一点给你，把你的威士忌改成茅台。”
周恩来的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周恩来回顾了田中执政40多天以来的情况，说：“首相阁下在外交上以这样高速度地进行，这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我很欣赏首相阁下9月21日宣布访华日期时跟记者所讲的，一定要使会谈取得成功，而且肯定会取得成功。我们以这样的心情欢迎首相阁下来访问。”
周恩来的赞叹是由衷的。刚刚执政一个多月，就毅然摒弃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把促进日中友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张付诸行动，田中确实表现了政治家的勇气和果决精神。
田中也表示了对周恩来的敬意。他说：“尽管从我的愿望来讲，希望加紧实现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如果时机不成熟，这种愿望也是不容易实现的。但周总理马上对我这个愿望表示了欢迎，并邀请我到中国来访问。也就是说，周总理马上抓住了这个时机，配合了我的愿望，做出了表示，所以我们才能迎接这个日子。我原来心里想，到中国来恐怕是不容易的。今天我能这么快到中国来访问，感到喜出望外。”
接下来的会谈是坦率的。
田中首先提出：希望在29日发表联合声明，这样可以不用在日本国会通过。
田中还开门见山地表明，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就需要自动结束与台湾的关系。但要避免因此在自民党和国会内引起混乱。第二，不要因为台湾地位的变动，引起东亚形势发生变化而使苏联有机可乘。
关于联合声明，田中要大平具体谈一下。
大平接着说：田中首相不顾政治生命和个人安危，下决心访华，以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大业，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因此一定要取得成功。在建交问题上，有两大问题：第一，我们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对中方所说的“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以废除”，我们无任何异议，也不要求贵国改变这种见解。可是从日本的立场来说，这个条约已经过日本国会的批准。日本作为条约当事国，是负有责任的。假如日本完全同意中方的见解，那就等于日本政府在过去20多年内一直欺骗国会和国民，日本政府一定会受到批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实现邦交正常化，与此同时日台条约即告终了。希望中方理解我们这一立场。第二，关于日本和第三国的关系问题，即日美关系对日本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的立场是在维持日美现存关系的情况下，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这次带来的联合声明草案，既充分考虑了贵方的意见，同时也反映了我们上面所谈的立场。我们希望通过同贵国的商谈，搞出一个可行的联合声明。
大平说完后，周恩来谈了七点意见：
（一）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双方的“大同”，也是第一位的原则。根据这条原则，其他问题总是好解决的。
（二）田中首相组阁以后，多次提到要站在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的立场上。在此基础上我们自会照顾日本政府所面临的某些局部困难。
（三）田中首相讲得很清楚，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一恢复，日蒋条约就自行失效了，日台外交关系也就中断，我钦佩你们的果断。
（四）同意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因此同意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而不采取条约形式，以后可以再缔结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友好条约。
（五）声明中要指出，中日友好不排他。对第三国关系，日美安全条约问题，我们虽有意见，但可以不触及它。这是你们的事。
（六）联合声明中要宣告结束战争状态。你们用了“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措辞，我们不完全同意，因为这样写法可被理解为从缔结旧金山和约后，中日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我们请两位外长用用脑子，写出一句双方都能同意的话。
（七）声明中要写上你们理解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
周恩来既坚持了原则，又体谅了日方的难处。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田中首相一行。
周恩来在致词中赞扬田中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同时也指出：“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周恩来最后指出：“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
周恩来讲完后，田中起来致答词。
但是，田中讲话中有一句话引起了参加宴会的中方人员的不快与反感。
田中说：“这次访问，我是由东京直飞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不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着长达2000年丰富多彩的交往历史。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历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田中用“添了很大的麻烦”来描述日本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侵略及其损害，当场就引起很多与会中方人员的不满。当翻译把最后一句话翻译出来后，宴会厅里开始出现低低的议论声。
当时参加宴会的姬鹏飞回忆说：“周总理和我们在座的中国同志对‘添了麻烦’这句话十分反感，会场气氛一下子由热烈变得冷清。”
第二天上午，中日双方举行外长会谈，具体讨论联合声明的内容。
日方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的发言再次给中日谈判带来了阴影。
高岛益郎首先发言，对日方方案作了说明。他提出了四点意见：（一）不同意中方方案所说的“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因为这样会让人觉得日台条约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二）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应当分开写，第三条“日台条约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不能上。（三）关于台湾问题，根据旧金山条约，日本已经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现在没有必要对此再作法律上的认定。（四）关于战争赔偿问题，蒋介石在缔结日台条约时已宣布放弃战争赔偿，因此没有必要再写入联合声明中。
高岛益郎发言的核心，是从什么时候算日中之间结束战争状态和如何处理战争赔偿问题，是以1952年缔结的日台条约为依据呢，还是由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之日起才算数？如果中方接受高岛益郎的说法就等于承认日台条约是有效的，从而间接否定我们在中日复交三原则中“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的原则。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
姬鹏飞外长在会上对我方的草案作了说明，并表示不能同意高岛益郎的观点。
会后，姬鹏飞把高岛益郎的发言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后很生气。
外交谈判往往是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有时激烈的交锋是难免的。
26日下午，周恩来与田中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谈。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对田中的“添了很大的麻烦”和高岛益郎的发言提出批评。
周恩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了重大的损害，而侵略战争的结果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中国解放后，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刻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用“添了很大的麻烦”来表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中国人民是通不过的，这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了很大的麻烦”。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有人不慎把水溅到了女孩子的裙子上，也可以说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这是一种轻微的道歉。
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说，“添了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可能是日语“添麻烦”一词与汉语的含意不一样。如果中方觉得不合适，可以按照中国的习惯改。
针对高岛益郎上午的发言，周恩来说：“我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中日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
“（中日）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条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根据，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日台条约在于你们同台湾之间，但这个事实是当时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在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和合法。不然，就等于中国是从今天才算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这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
在这番充分的说理后，周恩来话锋一转，严厉批驳高岛益郎关于战争赔偿的说法。他说：“你们条约局局长上午在外长会谈中的发言，我认为不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说蒋介石已在日台条约中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所以这次联合声明中就不必再提赔偿问题了。这个说法使我们感到诧异。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大陆。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要使日本人民因为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条约局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而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条约局局长居然说出这种话来，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在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照顾日本政府的困难，日本也应该照顾我们的立场。”
周恩来的话入情入理，简明扼要地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田中对此表示完全理解。在周恩来发言后，田中立即说：“我明白了。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日本应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
关于如何表述两国间结束战争状态，也是会谈中的焦点问题。双方提供的草案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还有较大距离。中方草案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宣告结束。”日方草案的表述是：“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此确认，日本国和中国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这一表述的潜台词是，这个问题在日台条约中已经解决，此次只是确认而已。由于我们认为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此对日方的表述难以接受。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曾要两国外长动动脑子，想出一句双方都能接受的话。两国外长主持的声明起草小组再三斟酌，也没有找到令双方满意的措辞。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说：让我考虑考虑。经过一番考虑，周恩来用“不正常状态”来代替原来正文中“战争状态”。这个建议使中日双方都感到满意。
会谈中，田中还含蓄地表示，日本有一部分人有一种疑虑，担心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会不会输出革命。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不会输出革命，也绝不会称霸。
两国外长根据两国首脑会谈的精神，主持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就有关分歧问题紧锣密鼓地协商联合声明的具体措辞。到9月27日下午，中日双方在几个主要的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剩下的只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了。
毛泽东说：你们到北京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周恩来给田中手书“言必信，行必果”。
9月27日晚上8时30分，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会见了田中一行。
毛泽东的谈话风趣幽默，一下子让田中一行放松了许多。
毛泽东：怎么样？吵架了吧？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吵是吵了，但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周恩来：两国外长很努力。
田中：是的，两国外长很努力。
毛泽东：（对大平）你把他（姬鹏飞）打败了吧？（众笑）
大平：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周恩来：他们俩正好同岁。
毛泽东：噢。（指姬鹏飞）此人是周朝人，是文王的后代。
周恩来：周文王姓姬，姓他（姬鹏飞）的姓，不姓我的姓。
毛泽东：他（姬鹏飞）是个医生。是外科还是内科？
姬鹏飞：内科。
毛泽东：（对田中）你有病，请他去治。（众笑）
田中：这次周总理对我们照顾得很好。我们进行了圆满的会谈。
毛泽东：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田中：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
毛泽东：一些女同志不满意啊！年轻人认为“添了麻烦”这种说法是不充分的，通不过的。因为在中国，这是在往妇女裙子上洒了水之后使用的语言。
……
毛泽东的风趣幽默让田中一行近距离感受到一个伟人的魅力。谈话始终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进行。
毛泽东说：你们到北京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他们不太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问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
毛泽东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
毛泽东还问中日联合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周恩来回答说：今天晚上可以共同研究定稿。除中日文外，还要翻译成英文，然后才能发表。
经过充分协商，9月28日凌晨3点，中日联合声明终于最后定稿。
中日双方有分歧的几个问题最后是这样解决的：
关于复交三原则，前言中明确写上了日本方面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同时，为照顾日方的困难，“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这一条不再写入声明内，而采用日本外相谈话的形式宣告该条约的结束。
关于“添了麻烦”的问题，在声明中写入了“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代替了“添了很大的麻烦”。
关于战争状态结束问题，正文第一条将原稿“战争状态的结束”改写为“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但在前言中保留“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的句子。这样就能作比较灵活的理解，双方的意愿都照顾到了。
关于台湾问题，写入正文第三条，并根据日方意见，采用中国与荷兰建交时的办法，即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对此表示充分理解。但同时必须写上日本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这第八条要求是必须实施开罗宣言，而开罗宣言又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这样的写法实际上排除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关于第三国关系的问题，采纳“中日友好不针对第三国”的提法，以取代日方草案中关于“中日友好不应该损害任何一方同其他友好国家关系”的提法。
9月28日下午，周恩来和田中等人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双方表示同意两国外长定稿的联合声明。
鉴于在日台关系问题上，还有一个日方在联合声明发表后采用对外发表谈话的形式宣告与台湾断交的问题，周恩来对田中说：“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个精神。”
说完，周恩来用毛笔亲笔书写了“言必信，行必果”这6个字，送给田中。
田中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础，就是日本旧宪法里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
说完，田中也在纸上写下了这6个字。
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姬鹏飞和田中、大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声明文本上签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立即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日台间的“外交关系”也不能维持，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众多的中外记者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从7月7日田中声明到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签署，中间只用了82天。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般速度，令世界震惊。
从这一天起，中日关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