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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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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9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毛泽东、周恩来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抓住了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橄榄枝。
在一场奥妙无穷的奇特对话中，尼克松、基辛格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江青一伙在接待尼克松访华工作上搞极左。周恩来严厉批评：这完全是不顾中美关系的大局。毛泽东和尼克松关于右派和左派的对话意味深长。
基辛格懊悔不已地对尼克松说：“真荒唐，我们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地敲桌子大骂呢！”尼克松说：周恩来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1972年2月21日中午，北京首都机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那震撼世界的历史性握手，使历史在一瞬间骤然隆起一道高坎：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关系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在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年月，在相互敌对了20多年、彼此都视对方为“可怕的鬼”的思维定势下，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总理的手与一个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总统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确实令世界格外震惊。
完整地说，长期互相关闭的中美关系大门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这四双巨手的合力下缓缓开启的。然而，在这四双巨手中，周恩来那双手的关键性作用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的。
基辛格说：中美两国在70年代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基辛格的评价是很到位的。
就远见卓识来说，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还很浓厚的政治环境中，主张中美接近是要有些胆略和眼光的，而且对周恩来来说是有一定的政治风险的。乔冠华回忆，毛泽东曾当着周恩来和他的面说过这么一句话：“林彪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在联合国和美国的关系不会打开。”林彪是反对跟美国接近的。不光是林彪，当时中央领导层不赞成跟美国接近的还大有人在，他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虑和担心，在底下嘀嘀咕咕。在国际上，朝鲜、越南、柬埔寨等与我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当时也很不赞成中美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面临的压力和政治风险之大就可想而知。虽然毛泽东也是坚决主张中美接近并是最终决策者，但是，一旦中美接近如果不成功，或者出现于我国不利的情况，中央文革一伙就会借机把“投降主义”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周恩来头上，置他于死地。如果没有卓越的胆略和高远的眼光，就不可能而且也不敢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抓住这样的机会。
就个人品格来说，周恩来的个人风度、品格、魅力以及他卓越的谈判艺术给了尼克松、基辛格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反过来又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尼克松赞叹：周恩来是本世纪罕见的一个伟人。基辛格说，要是周恩来拍着桌子要求美国停止对台湾的军援，断绝同蒋介石的关系，否则就不同意同美国谈判，那么，今天的中美关系将是怎样还很难料定。
周恩来的一个动作拨动了尼克松的神经。美国大使在华沙紧追中国外交官。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在中国外交史上，1969年是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年代。
这一年，中国和苏联这两个曾经是兄弟加同志的大国走到了战争的边缘，而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互相敌对长达20年的对手却开始相互接近。
这年7月，中南海西花厅。一份公安部转来的广东省公安厅的急电放到了周恩来那宽大的办公桌上。
急电说：7月16日，在临近香港的海面，抓到了漂进我们领海的两个美国人。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久久凝视着电文，陷入沉思。按常规，这类事情无非是作为帝国主义向我国挑衅的靶子在报纸电台上揭露一番。自1949年以来，中美对立近20年了。
但是，如今情况有所不同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
周恩来的感觉是敏锐而准确的。他从美国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调中看出了某些细微的变化。的确，自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确实有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图和举动。1月，尼克松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有意识地针对中国说：“我们寻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们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2月，尼克松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美国政府还声称，准备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
尼克松这样做有他的考虑。这除了他自己要在在位期间搞点名垂青史的想法外，还有主动同中国和好以抗衡苏联的目的。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实力受损，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而处于军事实力增强阶段的苏联则利用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时机急剧向全球扩张，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苏联武装挑起中苏边境的流血冲突更加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如果中国失去了对苏联的威慑，那么美国对付苏联就更困难了。
就中国方面来说，如果尼克松真的有诚意和中国接触，那么，中国也应作出相应的姿态。这不仅是出于中国一贯谋求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当前的利益来考虑。3 月份中苏边境珍宝岛的枪声使本来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已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苏联至少有一部分实权人物在考虑对中国进行核攻击，或是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为了抗衡苏联，中国也需要改变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局面。毛泽东对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新动向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指挥外交的人，他不仅是个将军，而且同时还是个士兵，他必须亲自掌握复杂而广泛的材料，必须弄清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否则就很难作出正确的决断。革命不是绣花，但革命包含绣花，有些工作就是需要非常细致，一针也不能错。在某种意义上，外交工作就是这样。
周恩来决定亲自抓这件事。他吩咐秘书，上午立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的负责人来开会。他要公安部责成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两个美国人乘游艇闯入我国领海的真实情况。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不要随随便便给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两个美国人的住宿、饮食要妥善安排好。
果然，美国方面也在密切注意中国对两个美国人闯入中国领海一事的反应。本来，美国准备在这一天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因为发生了这件事，美国推迟了宣布。他们要看看中国对这件事情的处理。
但几天过去了，中国方面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7月23日，周恩来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报告。报告说，经调查，这两名美国人是来香港旅游的。因其所乘游艇倾覆而漂到中国领海。周恩来立即批准释放这两名误闯中国领海的美国人。
这就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第一次无声的对话。双方都没有给对方表白，但彼此都明白对方的意思。双方都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
周恩来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非常漂亮的。后来美国政府的备忘录里多次以称赞的口吻提到中国政府对这件事的处理。
敏感时期，一件小事的得当处理往往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常说外交工作无小事，也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半月之后，周恩来的一个动作再次拨动了尼克松的神经，使尼克松决心采取主动，加快与中国接触的步伐。
9月11日，周恩来与到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首都机场就中苏关系中的紧迫问题，尤其是缓和边界冲突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会晤。
中苏两国首脑的突然会晤，使尼克松大为震惊。半年前中苏两国还是兵戎相见，怎么一下子就握手言和了？此事完全出乎尼克松的意料，美国方面事先未得到任何消息。尼克松是从《华盛顿邮报》上获悉这一消息的。尼克松担心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晤会导致中苏关系的缓和，这对美国来说非同小可。尼克松感到有一种坐失良机的感觉。他立即召见基辛格。
基辛格不愧是尼克松的得力外交助手。他从中苏两国总理会晤后发表的新闻公告中看出了门道。他说：这是官样文章，他们这么长时期的矛盾决不会因为机场的一次谈话就化解了。你看他们的公告里连一个“同志般”的字眼都没有。
这正是周恩来外交的智慧。本来，在送审的新闻公告稿中，有“同志般的”、“友好的”字眼，周恩来审阅时把这些字眼都删去了，只留下了一个形容词“坦率的”。实际上，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晤还算是友好的。
尽管基辛格这样安慰，尼克松还是有点着急，他要基辛格急电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尽快设法秘密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试探能否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
但是，中美两国毕竟相互敌对了近20年，彼此都把对方看成是“可怕的鬼”。自从日内瓦会议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以来，中美两国外交人员在社交场合遇见一直是互相不打招呼、不点头的。因此，斯托塞尔要想与中国使馆人员接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1969年12月3日，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有一个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上，美国大使斯托塞尔找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人员，急切地表示：我接到华盛顿的指示，要我转告你们代办，美国政府准备恢复与中国的会谈，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在那种动不动就会被扣上“右倾”、“投降”帽子的年月，我使馆工作人员在没有接到国内指令之前哪敢擅自与美国大使接触，于是紧张而匆匆地躲避。斯托塞尔不顾斯文，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二楼追到三楼。这就是世界外交史上闻名的美国大使在华沙追赶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奇特一幕。后来，周恩来曾半开玩笑地对基辛格说，华沙那一幕差点没让我们的外交官得了心脏病。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外交部。
周恩来接到雷阳给外交部关于斯托塞尔追着要与他接触的电报后，忍不住笑了。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请示毛泽东后，周恩来要外交部电告雷阳，可以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使馆做客。
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已先后收到美国总统尼克松委托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领导人传递过来的美国愿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信息，并且注意到了美国政府在11月间为改善中美关系而采取的一个象征性行动—撤走了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一直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美国驱逐舰。
作为对美国发出善意信号的回应，12月6日，周恩来在上报毛泽东后，又亲自批准释放2月16日因乘游艇误入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名美国人。这两名美国人比较复杂，审理的时间较长些。当时在他们的游艇上发现有收发报机。周恩来要有关方面认真负责地查清此事。经过认真全面的审查，认为间谍的嫌疑很小，误入的可能性很大。
周恩来还要外交部把释放两名美国人的事通知驻波兰使馆告知斯托塞尔，说中国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就是对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驱逐舰的答复。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双方之间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12月11日，斯托塞尔应邀来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与雷阳会晤。斯托塞尔也就成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驻外使馆的美国大使。
12月12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托叶海亚总统给尼克松带话：“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12月底，周恩来反复考虑后，报经毛泽东同意，批准恢复了中断近三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
1970年1月20日，重新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举行。2月，又举行了一次。
会谈前，周恩来逐字逐句地修改中方的发言稿，并且交代：在我方发言后，美方如果重提美国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作答；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关键性的问题，也是中美会谈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恰当处理台湾问题，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无法回避的实质问题。周恩来觉得有必要向美方特别是尼克松本人表明中方这一立场。还在考虑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时，周恩来就对在中美接触中穿针引线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说：当前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对美关系，中国的立场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感谢叶海亚总统把中国的这一立场说得很清楚。
会谈中，美国方面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中苏分歧，美国无意站在哪一方，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美国有协助保卫台湾的义务，但并不妨碍你们双方达成任何和平解决的方式。随着亚洲和平稳定的增长，美国将削减在台湾的军事设施。美国愿意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中美之间的全部双边问题。并愿讨论一项联合宣言，肯定两国政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政府还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意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
我国方面在会谈中表示：中美两国只有遵守五项原则，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容外人侵占，因此必须商定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并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更绝对不能允许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果美国方面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商讨，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愿予接待”这一意思，是周恩来指示的。当初我驻波兰使馆准备的会谈发言稿中，是“愿予考虑”。周恩来审阅时，改“愿予考虑”为“愿予接待”，并说明：“因我方在135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已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了一些。”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修改。
在一场奥妙无穷的奇特对话中，周恩来、尼克松跳了一曲错综复杂的外交“小步舞”。尼克松、基辛格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正当中美双方通过传递信息逐步走向高层接触时，1970年3月发生了美国支持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也借机入侵柬埔寨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推迟中美关系的进程。
中国政府于5月4日发表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的声明，并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
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首都北京及全国各地军民举行集会，进行拥护毛泽东的“五·二○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的大游行。
中国政府的这种举动是告诫美国政府，中国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中国政府不会因为与美国接近而牺牲一贯坚持的反对霸权主义原则。这种敢于伸张正义、敢于蔑视强权的举动赢得了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钦佩和赞誉。
刚刚升温的中美关系又降至冰点。
一条船在一条直线上沿着一个方向前行，掌舵人好掌握；一条船如果进入曲折的弯道，船舵就不好掌握。此时的中美关系进程正是陡然进入到了曲折的弯道，对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智慧都是一个考验。
尼克松一看中国这个架势，很是紧张。他担心中国会出兵抗美援柬，中美关系再度恶化。
对周恩来来说，美国的这一手也使他感到不小的压力。因为虽然从美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压力可以判断美国主动向中国发出改善关系的信号应该是出于真心诚意，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有诈。
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在斗争的分寸和火候的把握上，还是留有余地的。中国方面也就是口头上严厉谴责，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这一点，精明的基辛格看出来了。当尼克松懊恼地说“完了，完了”时，基辛格对他说：中国方面都是些骂人的话，真正的实质性的行动没有，也没有一句话暗示中国准备出兵。
中美接触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试探。
6月，尼克松政府决定把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
尼克松要美国驻法国大使去接触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官员，传达美国方面的意图：华沙这个论坛太公开，也太拘谨，美方希望另外打开一条保密通讯的渠道。
此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感觉到华沙会谈容易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干扰，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经过批准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不解决问题。尼克松决定另辟渠道，同我国领导人对话。
7月，尼克松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斯的采访时向中国发出了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信号。他赞成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史密斯问：“在俄国同中国闹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从这种局势中获得情报方面和外交上的最大好处呢？”尼克松坦率地回答：“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
中国方面在美军撤出了柬埔寨和尼克松再次发出愿意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信号后，也作了一系列的动作，作了善意的回应。
7月，中国方面释放了1958年被捕的美国间谍詹姆士·华理柱。
10月1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国以另一种方式向美国发出了信号：这一天，周恩来请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遗憾的是，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号竟被尼克松和他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一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10月，尼克松又频频向中国发出更为明确具体的信号。
月初，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下旬，尼克松利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机会，托两位总统向周恩来转达他希望中美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他准备派出高级官员甚至是基辛格在第三国与中国高级官员对话，希望中国领导人了解美国是要同中国走向和好的。
尼克松还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这是破天荒的，以前美国领导人都叫“共产党中国”。
周恩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密切注视着尼克松的一举一动。他注意到，尼克松尽管一再表示愿意同中方进行高级会晤，但对中方表明的解决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仍避而不谈。
11月5日，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明确提出：“中美谈判从1955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
周恩来还指出：关于台湾问题，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变，应该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的。
几天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来中国访问，并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关于准备派他的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同中国相应代表对话的“口信”。
11月1 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叶海亚，对尼克松捎来的口信作了答复。周恩来说：“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口头回答尼克松总统。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同中国和好。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这就是我们的口信。”
周恩来还特别点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批准的。
11月2 1日，周恩来在接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时，对勒受齐奥塞斯库委托转达的尼克松口信作了同样的答复。周恩来还补充说：“不仅是特使，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去，为什么不可以到北京来啊。”
不久，巴基斯坦方面和罗马尼亚方面先后把周恩来的口信转给了尼克松。尼克松很高兴。
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见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以他那特有的语言风格轻松地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那个华沙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一个星期之后，《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发表了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照片，又一次含蓄地向美方发出了信号。
正当尼克松在小心翼翼地试探通向中国的道路之时，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精心导演了一幕震动世界的“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在中美关系的沉重车轮上巧妙而有力地推了一把。
1971年3月末4月初，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
周恩来是积极主张中国派代表团去参加的。但是，当中国乒乓球队作好了各项参赛准备等着赴日参加比赛时，有关方面对于中国是否派代表团去参加比赛存在意见分歧。
而且，不赞成派代表团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得知国外有几股敌对势力想破坏中国队的参赛，去了危险性很大。
3月14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开会，坚决主张我国代表团应当去。他说：“不去怎么能行？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在耐心说服不同意去的一方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此次出国比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在政治上占了上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周恩来的决策是非常英明的。
3月28日，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参赛。在比赛过程中，中国运动员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参赛的美国队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要求。
答应不答应美国队的访华要求，这又是对中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考验。按外交惯例，在两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且还没有消除敌对状态的情况下，是不会接受这样的请求的，更何况当时中国还有极左思潮。
4月3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的事写报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暂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周恩来开始表示同意，并把报告送毛泽东。毛泽东最初也同意了。但是，到最后的一刻，毛泽东、周恩来最终还是作出了邀请美国队来华的决定。
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回忆说：“总理开始第一个思想是‘拟同意’外交部和国家体委暂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提议，后来想想又不大对头，还是可以同意他们来，下了决心以后，又去请示主席。主席点了头。结果电报来往来不赢了，马上打电话过去。”“那次总理批评我们，说我们外交部是按规矩办事，老一套，根本看不到当前情况的变化。体委不能怪它，它不懂外交，外交部就没有掌握这个大局。”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媒体都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这一消息和评论。
周恩来兴奋地告诉毛泽东：“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31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消息传到美国，尼克松又惊又喜。他后来回忆说：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就在尼克松宣布解除对中国的贸易禁令的同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全体成员。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代表团团长斯廷霍说：“过去有很多美国朋友来过中国，以后还会有不少朋友来。”“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
周恩来的话弦外有音，既是讲给美国人民听的，也是讲给美国政府听的。
科恩问：“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总理对目前美国青年中流行很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什么评论？有什么看法？我很想了解这些。”
周恩来说：“第一，我对这个运动不很清楚。第二，如果要问的话，我只能说一点我粗浅的、表面的观察。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周恩来的回答，科恩非常满意。整个接见过程中，周恩来那潇洒的外交风度和谈话艺术，使在场包括有“嬉皮士”气的科恩在内的每一个美国队员无不感到由衷的敬佩，并且对周恩来这样的中国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在他们的心里，中国这个曾经被西方认为是“神秘国土”的国度已不再是“神秘”和“可怕”了。
消息传到白宫，尼克松、基辛格都惊呆了。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绘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周恩来也懂得怎样做才不会遭到拒绝。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充分展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尼克松、基辛格同时感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尼克松称周恩来的口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第一次神秘的北京之行后，基辛格懊悔不已地对尼克松说：“真荒唐，我们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地敲桌子大骂呢！”
一幕“乒乓外交”一下子把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从幕后推到了台前。
周恩来抓住时机，再次向尼克松打出了一个漂亮而明确的“政治抽球”。
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尼克松发出了一个重要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周恩来的这个口信是继“乒乓外交”之后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又一重大步骤。它的新意在于：中国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向美国总统发出了邀请。
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很是高兴。他和基辛格都意识到：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有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尼克松作出了这样的决断。
为此，尼克松于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连续向中国发出了3次口信，答复说：为了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尼克松、基辛格在焦急地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他们担心双方前一时期的努力会不会因为中国内部有人反对中美接触而前功尽弃。
尼克松、基辛格的担心并非多余。当时的中国国内，的确存在着反对中美接触的势力。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林彪就暗中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党内高层也还有其他人提出这样那样的疑虑，如中美会谈会不会影响中国人民的斗志？会不会影响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尼克松、基辛格这一手是不是有诈？他们是不是表面谈和，实质不变，以涣散我备战士气？等等。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全面讨论了中美关系和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会谈。
周恩来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可一世，什么地方有事它都要过问，而现在却不同了。越战不得人心，迫使它不得不把军队往回撤。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政治地位更加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它要考虑，是继续在各面出击呢，还是收缩一下？综观全局，它首先要解决印支问题，就不能不同中国接触，就要同中国打开关系，而我国利用这一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将有利于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
会后，周恩来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毛泽东批准。《报告》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历程，对同基辛格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了充分估计，并拟出了各种相应的对策。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提出关于中美会谈的基本方针，即：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报告》还对党内部分同志对中美会谈抱有的种种疑虑和担心作了认真的分析和冷静的回答。
5月29日，毛泽东批准了《报告》。
同一天，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给尼克松发出口信。口信说：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6月15日到20日之间。
6月2日，当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把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基辛格后，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拿着用打字机打印了的口信兴冲冲地一路小跑去找尼克松。
尼克松也眉开眼笑。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说着，尼克松打破晚饭后不喝酒的惯例，斟了两杯白兰地，和基辛格兴冲冲地干杯以示庆贺。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灵机一动：“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
就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紧张准备基辛格的“波罗行动”时，周恩来亲自掌握的一个工作小组住进了钓鱼台4号楼。这个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等。
为了准备即将来临的中美会谈，周恩来多次主持会议，反复讨论会谈方案，并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家庭生活，乃至爱好习惯都作了研究。周恩来还特地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
7月9日，北京时间中午12点25分，一架巴航波音707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郊区的南苑机场。经过一番精心安排，基辛格及他的随行人员洛德等，躲过了记者们的视线，终于神秘地踏上了中国的国土。
周恩来派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韩叙和翻译冀朝铸到机场迎候基辛格一行。
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也是冷峻的，握手也是例行公事式的。跟随基辛格左右的美国特工更是如临大敌。
基辛格忧虑重重，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上肌肉紧张得没有一丝笑容。想到即将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基辛格更是觉得心里空洞洞没有底。尽管事前对中国人作了诸多研究，但还是感到那是纸上的材料，对他还是不知深浅，让他感到莫测高深。周恩来是个怎样的人？他会不会因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他握手而报复？也许开始就是一顿拍桌子的痛骂！
基辛格感到肩负重任，又觉得吉凶难卜。他机械地钻进了大红旗轿车。
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洛德在一旁悄悄地提醒说：“头儿，你太紧张了。”
大红旗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钓鱼台国宾馆。一路无阻。基辛格被当作贵宾，安排住在5号楼。
下午4点半，周恩来来到了基辛格下榻处。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一般情况下，政府首脑是不会登门拜访来客的，尤其是一位不是政府首脑的客人。基辛格连忙招呼他的随员到客厅门口迎候。
基辛格等人在屏风前排成一行，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在即将见到中国领袖人物之前显得紧张和拘束。
轿车悄然驶到了5号楼门口，周恩来走下车来。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对他第一眼看到的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描绘：“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制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
基辛格还未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把手伸了出去，动作有点夸张。
周恩来会意地微笑了。他伸出右手和基辛格友好地握手，眼睛注视着基辛格，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年多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笑了笑：“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晃了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还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起了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啊？”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感染。
鉴于基辛格只能在北京呆48个小时，双方都想到要抓紧时间，见面后，立即进入会议室开始会谈。
隔着一张铺着深绿台布的长桌，周恩来和基辛格相对而坐。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
洛德将一本花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了基辛格的面前。
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基辛格用余光扫一眼，只见纸上只写着几行字，猜想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为了减缓自己的紧张情绪，基辛格首先对中国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说：“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是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周恩来回答得自然大方，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他接着又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基辛格打开面前那本厚厚的材料汇编，十分谨慎而机械地念了起来。周恩来等静静地耐心听着。
在哈佛大学磨炼过口才的基辛格自己也感觉到这样照本宣科太枯燥。他硬着头皮把开场白念完，然后，索性丢开讲稿，要在周恩来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口才。他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这个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摆了摆手，“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基辛格谈了七个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从撤军问题谈起，着重强调：（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四）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在谈到印支问题时，基辛格说，保证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
基辛格发言告一段落后，已到了晚餐的时间。周恩来提议先吃饭。
“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周恩来站起身来，善意地朝基辛格笑了笑。
“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基辛格腼腆地说。
气氛一下子缓和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轻松地交换了一下眼光。他们一直为台湾问题担心，担心会吵架敲桌子而谈崩。正如后来基辛格对黄华所说的：“总统跟我不止一次地设想我们会谈的情景，以为你们会大声拍桌子叫喊着打倒美帝，勒令我们立即滚出台湾、滚出东南亚，不然就不能坐下来谈判。”
晚餐是丰盛而精美的。基辛格还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他和他的助手们经不住诱惑，抛开斯文，吃了个酣畅淋漓。
饭后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用简短的时间，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然后话锋一转，谈到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演说。
周恩来说：“我是大致赞成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的。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
“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他只知道尼克松过去多次与他商量过中、美、苏三极即“大三角”的说法。他并不知道，7月6日，当他在印度新德里时，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了一番关于“五极世界”的重要讲话。而且，基辛格怎么也没想到，在7月7日、8日两天还给他打来过电讯的尼克松竟忘了把这样一番重要讲话告知他。故此，基辛格对尼克松7月6日演说一事及其内容，一无所知。倒是周恩来先提了出来，这下子使基辛格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基辛格的助手们也面面相觑。他们都在暗暗为基辛格着急。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堪萨斯城演说一无所知。他巧妙地替基辛格掩饰说；“你们可能在路上没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只得尴尬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热情地为基辛格介绍尼克松的演说观点。他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境地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及他的助手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餐时，周恩来以他特有的风度，派人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英文稿连同早餐一起送到了基辛格的面前。英文稿上还留有周恩来的亲笔注明：“阅后送还，仅此一份。”
基辛格非常感动。他对他的助手们说：“我看换了赫鲁晓夫，早就借此搞小动作了。”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敬佩，就在这一些细节中开始形成。在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侧重于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那些深入透彻的言谈，使会谈不像一场严肃的政治会谈，而更像两位朋友在进行一场关于政治、哲学的坦诚对话。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我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面前才会经历得到。”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去向毛泽东汇报。
7月10日下午4点，在基辛格一行游览了故宫后，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继续进行。这次会谈的地点轮换至人民大会堂。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摆出自己的观点。由于分歧十分严重，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在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
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说：“我们如不先去吃饭，烤鸭就要凉了。”
宴席上，周恩来把话题转到了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叙当时的情景的：“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到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化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述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难，它一旦遇到许多种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会使50年来的斗争成果陷入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围在办公室里……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不大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革命无关，或者想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今天也不便去猜测周恩来为什么在这种场合下对基辛格谈论“文化大革命”。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周恩来对基辛格谈“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无目的的。也许，周恩来是在向基辛格暗示，对中国外交上有时表现的一些极左言论要给予理解。不要去斤斤计较一些字面上的“骂”，要去抓住行动上的实质。
接着，周恩来和蔼地建议，尼克松总统可于1972年夏天来访。
基辛格说，1972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日子太近，可能引起误会。
周恩来充分体谅尼克松的难处，建议改在1972年春天。基辛格赞同这个日子。不过他说总统访问必须经过周密的准备，包括会谈议程、新闻和电视报道以及安全保卫工作。周恩来表示这些可以讨论。双方确定晚间10点以后再会晤，讨论关于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
在讨论公告时，双方对公告稿有争议，主要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原稿中对第一点说是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周恩来考虑，如果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难看，于是建议改成“获悉”尼克松要来访，我们邀请，这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关于来访的时间，改为5月之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修改后的公告稿，基辛格看了很满意，认为中方设身处地考虑了美国方面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非常接近。他马上表示同意，并在“接受邀请”前加上了“愉快地”一词。
周恩来说：这个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
之后，周恩来又与基辛格讨论了今后中美双方联系的地点。双方都赞成定在法国巴黎，由尼克松信任的美国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头。周恩来还说：有时，我们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古语，不能过河拆桥。
基辛格再次被周恩来的这种真诚人格所打动。
基辛格在北京只呆了48个小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了17个小时。
7月11日午饭后，基辛格一行乘巴航离开北京再绕道巴基斯坦回美国。在伊斯兰堡机场，前来迎接基辛格的巴基斯坦外长舒尔坦说：“基辛格去的时候忧心忡忡，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简直像两个人。”
的确是这样。基辛格对他这次密访中国非常满意。他自己说，这次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这次中国秘密之行，给基辛格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当属周恩来了。回到白宫，基辛格在尼克松住的那幢西班牙别墅最高层的小书房里大谈周恩来。
基辛格说：周恩来的谈判本领会令你感到吃惊。在我打过交道的最令人钦佩的外国政治家中，周恩来同戴高乐完全不相上下。
基辛格还懊悔不已地对尼克松说：“我们真荒唐，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敲桌子大骂呢？”
事后，尼克松写道：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他们在一起会谈和闲聊了17个小时。基辛格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用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基辛格却很少在背后这样夸赞过别人。我同周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谈判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基辛格对周的评价是如此异乎寻常的赞美有加。
基辛格自己在回忆录中对周恩来也作了长篇评述。的确，周恩来给基辛格留下的深刻印象不光是政治家的大度、机敏与难得的真诚，而且还有普通人的细腻的情怀。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他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又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的目的的。”
“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特别体贴照顾。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去探望。尽管我们的级别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进行。这样他来拜访我的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
1971年7月15日，一个世界瞩目的日子，它将以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而载入世界外交史。
几乎在同一时刻，中美各自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稍有不同的是，在美国，是由尼克松亲自在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向全国听众宣读公告，并作了阐释。而在中国，是通过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刊登了这一公告，但没任何阐述。
这个不足两百字的公告一播发，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犹如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全世界都震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基辛格虚惊一场，周恩来给基辛格讲述什么是“放空炮”。基辛格豁然开朗，明白了周恩来方案的奥妙。基辛格说：和周恩来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
就在尼克松访华的公告发表后不久，为进一步推动和驾驭中美关系的进程，周恩来接见了有影响的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并与他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周恩来亲自审定了谈话记录，并同意在《纽约时报》发表。
周恩来详尽阐明了中国对于中美最高级会晤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要求，从而公开向美国政府和尼克松本人“将了一军”。
谈到尼克松要访问中国时，周恩来说：中国这样的国家，美国封锁了20多年了，觉得要求看一看，也很好嘛。愿意谈嘛，我们也愿谈。当然毫无疑问，好多问题我们双方的立场不一致，观点有很大距离。如果要和缓，总得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吧，总要研究一些问题嘛，这些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谈嘛。当然，我们也不指望问题一次就统统解决，那是不可能的，是不实际的。但是接触接触，就会找出一个头，从什么地方开始解决问题。
周恩来赞扬尼克松敢于冲破偏见、承担风险、首先访问中国的勇气。他说：尼克松这回决定要到中国来这一件事，别的党派也说别人是不敢的。从这一点上看，他还是有一点勇气的。
周恩来的这篇谈话，起到了向美国总统施加某种压力，促其三思而行的作用。
当时，正当尼克松派基辛格为准备总统访华作第二次中国之行时，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国务卿罗杰斯坚决反对这项计划。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看了周恩来的长篇谈话后评论说，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只能“提前实现，而不能推迟”。
尼克松、基辛格权衡再三，没有改变初衷。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9月13日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阴谋加害毛泽东败露，仓皇北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9月中下旬，周恩来充分地估计到了林彪事件可能会给处于关键时刻的中美关系带来某种消极作用。
凭美国的情报网，尼克松一定知道中国国内发生了大的政治变故，但又不可能知道得很具体。尼克松会不会因为这个而放慢甚至后退迈向中国的脚步？这很难说。把林彪事件告诉尼克松，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让尼克松知道，中国在中美关系的态度上一如既往。
细心的周恩来几天都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他记起了上次和基辛格共同商定的负责中美联系的巴黎秘密渠道。
9月27日，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开完会特意把将要去巴黎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留了下来，郑重地对他说：“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周恩来顿了一下，又说：“还有，中央已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
周恩来还叮嘱说：“只告诉黄镇一个人。”
周恩来此举，意在向黄镇大使交个底。黄镇知道林彪叛逃，不会影响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这样，当美国驻法国使馆武官沃尔特斯与他联系时，他心中就有底了。
事情完全如周恩来所料。9月中旬以来，汇集到尼克松和基辛格面前的各种情报表明，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后，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公开露面，所有的机场都关闭了，军队也似乎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在担心会不会由于中国国内政局的震荡而影响中美关系，他们早就怀疑中共高层领导在对美政策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直至接到沃尔特斯报告，说他和黄镇大使接触，黄镇的态度照样爽快，中国对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事没有中断，尼克松和基辛格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来。
10月16日，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基辛格受尼克松的委派，坐上了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基本的安排”。
基辛格自定这次访华行动的代号为“波罗二号”，但这次行动已不再像上次那样是秘密的，而是公开的、大摇大摆的，随行人员相当于尼克松访华的全部人马。基辛格按照需要了解情况的范围把人员分在四个等级，他和助手洛德、霍尔德里奇了解政策和总统之行的某些技术方面细节；总统的特别助理和先遣队负责人德怀特·查平了解一切技术问题；安全保卫和通讯技术人员只了解与他们工作有关的问题；而对国务院的代表艾尔弗雷德·詹金斯，只是让他“有一种参与的感觉”，不让他参与关键性的政治讨论，尤其是起草公报的工作。
虽说基辛格与周恩来已有过17个小时的会谈经历，中国对他也不再“神秘”了，而且，基辛格也向往再一次与充满魅力的周恩来会晤，但是，当“空军一号”即将进入中国境内的时候，基辛格内心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预感。
10月20日上午，基辛格一行飞抵上海。在机场迎接的只有章文晋等四人和上海外办的两位代表。当天中午飞抵北京机场时，迎接他的还是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几位高级官员，只增加了姬鹏飞代理外长。基辛格等人感到有些受到了冷遇。这次访问已公开宣布，但欢迎场面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热烈。
基辛格坐上大红旗轿车，直驶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
透过车窗，基辛格发现，沿途断绝了交通，布满了警卫，还有几处写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标语。
尤其让基辛格不安的是，当他们进入国宾馆5号楼的住房时，每个房间里都放有一份英文的电讯稿，上面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
基辛格感到非常不快和担心。他甚至怀疑起沃尔特斯从巴黎渠道传过来的消息是否准确。但基辛格毕竟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他当即令人把所有房间的英文电讯稿收集起来，送交给中国方面的一位礼宾官员，说“这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未作更多的反应。
其实，基辛格等人这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直到见到周恩来才算结束。
周恩来听到摆放英文电讯稿一事后，非常生气。他当即查问礼宾司的负责人：“为什么摆放这样的东西？”
礼宾司负责人说：“这是新华社历来的规矩。”
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
这样，周恩来后来就给基辛格谈起了“放空炮”的比喻。基辛格开初还不太懂“放空炮”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有些宣传口号是“放空炮”，而没有实际行动。应该注意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言辞。当然，也不是什么事都放空炮，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基辛格对中国的这种奥妙的宣传辩证法还是似懂非懂。
一场虚惊过后，周恩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及其随员。他和蔼地同客人一一握手和照相后，请客人就座。接着，周恩来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就像老朋友似的说出基辛格的随员各自的学历和经历，并谈笑风生地赞扬他们的来访增进了两国友谊。轮到国务院那位詹金斯时，周恩来
在一场奥妙无穷的奇特对话中，尼克松、基辛格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江青一伙在接待尼克松访华工作上搞极左。周恩来严厉批评：这完全是不顾中美关系的大局。毛泽东和尼克松关于右派和左派的对话意味深长。
基辛格懊悔不已地对尼克松说：“真荒唐，我们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地敲桌子大骂呢！”尼克松说：周恩来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1972年2月21日中午，北京首都机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那震撼世界的历史性握手，使历史在一瞬间骤然隆起一道高坎：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关系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在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年月，在相互敌对了20多年、彼此都视对方为“可怕的鬼”的思维定势下，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总理的手与一个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总统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确实令世界格外震惊。
完整地说，长期互相关闭的中美关系大门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这四双巨手的合力下缓缓开启的。然而，在这四双巨手中，周恩来那双手的关键性作用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的。
基辛格说：中美两国在70年代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基辛格的评价是很到位的。
就远见卓识来说，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还很浓厚的政治环境中，主张中美接近是要有些胆略和眼光的，而且对周恩来来说是有一定的政治风险的。乔冠华回忆，毛泽东曾当着周恩来和他的面说过这么一句话：“林彪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在联合国和美国的关系不会打开。”林彪是反对跟美国接近的。不光是林彪，当时中央领导层不赞成跟美国接近的还大有人在，他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虑和担心，在底下嘀嘀咕咕。在国际上，朝鲜、越南、柬埔寨等与我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当时也很不赞成中美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面临的压力和政治风险之大就可想而知。虽然毛泽东也是坚决主张中美接近并是最终决策者，但是，一旦中美接近如果不成功，或者出现于我国不利的情况，中央文革一伙就会借机把“投降主义”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周恩来头上，置他于死地。如果没有卓越的胆略和高远的眼光，就不可能而且也不敢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抓住这样的机会。
就个人品格来说，周恩来的个人风度、品格、魅力以及他卓越的谈判艺术给了尼克松、基辛格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反过来又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尼克松赞叹：周恩来是本世纪罕见的一个伟人。基辛格说，要是周恩来拍着桌子要求美国停止对台湾的军援，断绝同蒋介石的关系，否则就不同意同美国谈判，那么，今天的中美关系将是怎样还很难料定。
周恩来的一个动作拨动了尼克松的神经。美国大使在华沙紧追中国外交官。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在中国外交史上，1969年是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年代。
这一年，中国和苏联这两个曾经是兄弟加同志的大国走到了战争的边缘，而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互相敌对长达20年的对手却开始相互接近。
这年7月，中南海西花厅。一份公安部转来的广东省公安厅的急电放到了周恩来那宽大的办公桌上。
急电说：7月16日，在临近香港的海面，抓到了漂进我们领海的两个美国人。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久久凝视着电文，陷入沉思。按常规，这类事情无非是作为帝国主义向我国挑衅的靶子在报纸电台上揭露一番。自1949年以来，中美对立近20年了。
但是，如今情况有所不同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
周恩来的感觉是敏锐而准确的。他从美国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调中看出了某些细微的变化。的确，自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确实有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图和举动。1月，尼克松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有意识地针对中国说：“我们寻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们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2月，尼克松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美国政府还声称，准备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
尼克松这样做有他的考虑。这除了他自己要在在位期间搞点名垂青史的想法外，还有主动同中国和好以抗衡苏联的目的。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实力受损，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而处于军事实力增强阶段的苏联则利用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时机急剧向全球扩张，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苏联武装挑起中苏边境的流血冲突更加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如果中国失去了对苏联的威慑，那么美国对付苏联就更困难了。
就中国方面来说，如果尼克松真的有诚意和中国接触，那么，中国也应作出相应的姿态。这不仅是出于中国一贯谋求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当前的利益来考虑。3 月份中苏边境珍宝岛的枪声使本来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已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苏联至少有一部分实权人物在考虑对中国进行核攻击，或是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为了抗衡苏联，中国也需要改变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局面。毛泽东对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新动向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指挥外交的人，他不仅是个将军，而且同时还是个士兵，他必须亲自掌握复杂而广泛的材料，必须弄清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否则就很难作出正确的决断。革命不是绣花，但革命包含绣花，有些工作就是需要非常细致，一针也不能错。在某种意义上，外交工作就是这样。
周恩来决定亲自抓这件事。他吩咐秘书，上午立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的负责人来开会。他要公安部责成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两个美国人乘游艇闯入我国领海的真实情况。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不要随随便便给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两个美国人的住宿、饮食要妥善安排好。
果然，美国方面也在密切注意中国对两个美国人闯入中国领海一事的反应。本来，美国准备在这一天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因为发生了这件事，美国推迟了宣布。他们要看看中国对这件事情的处理。
但几天过去了，中国方面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7月23日，周恩来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报告。报告说，经调查，这两名美国人是来香港旅游的。因其所乘游艇倾覆而漂到中国领海。周恩来立即批准释放这两名误闯中国领海的美国人。
这就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第一次无声的对话。双方都没有给对方表白，但彼此都明白对方的意思。双方都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
周恩来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非常漂亮的。后来美国政府的备忘录里多次以称赞的口吻提到中国政府对这件事的处理。
敏感时期，一件小事的得当处理往往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常说外交工作无小事，也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半月之后，周恩来的一个动作再次拨动了尼克松的神经，使尼克松决心采取主动，加快与中国接触的步伐。
9月11日，周恩来与到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首都机场就中苏关系中的紧迫问题，尤其是缓和边界冲突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会晤。
中苏两国首脑的突然会晤，使尼克松大为震惊。半年前中苏两国还是兵戎相见，怎么一下子就握手言和了？此事完全出乎尼克松的意料，美国方面事先未得到任何消息。尼克松是从《华盛顿邮报》上获悉这一消息的。尼克松担心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晤会导致中苏关系的缓和，这对美国来说非同小可。尼克松感到有一种坐失良机的感觉。他立即召见基辛格。
基辛格不愧是尼克松的得力外交助手。他从中苏两国总理会晤后发表的新闻公告中看出了门道。他说：这是官样文章，他们这么长时期的矛盾决不会因为机场的一次谈话就化解了。你看他们的公告里连一个“同志般”的字眼都没有。
这正是周恩来外交的智慧。本来，在送审的新闻公告稿中，有“同志般的”、“友好的”字眼，周恩来审阅时把这些字眼都删去了，只留下了一个形容词“坦率的”。实际上，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晤还算是友好的。
尽管基辛格这样安慰，尼克松还是有点着急，他要基辛格急电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尽快设法秘密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试探能否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
但是，中美两国毕竟相互敌对了近20年，彼此都把对方看成是“可怕的鬼”。自从日内瓦会议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以来，中美两国外交人员在社交场合遇见一直是互相不打招呼、不点头的。因此，斯托塞尔要想与中国使馆人员接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1969年12月3日，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有一个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上，美国大使斯托塞尔找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人员，急切地表示：我接到华盛顿的指示，要我转告你们代办，美国政府准备恢复与中国的会谈，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在那种动不动就会被扣上“右倾”、“投降”帽子的年月，我使馆工作人员在没有接到国内指令之前哪敢擅自与美国大使接触，于是紧张而匆匆地躲避。斯托塞尔不顾斯文，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二楼追到三楼。这就是世界外交史上闻名的美国大使在华沙追赶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奇特一幕。后来，周恩来曾半开玩笑地对基辛格说，华沙那一幕差点没让我们的外交官得了心脏病。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外交部。
周恩来接到雷阳给外交部关于斯托塞尔追着要与他接触的电报后，忍不住笑了。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请示毛泽东后，周恩来要外交部电告雷阳，可以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使馆做客。
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已先后收到美国总统尼克松委托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领导人传递过来的美国愿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信息，并且注意到了美国政府在11月间为改善中美关系而采取的一个象征性行动—撤走了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一直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美国驱逐舰。
作为对美国发出善意信号的回应，12月6日，周恩来在上报毛泽东后，又亲自批准释放2月16日因乘游艇误入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名美国人。这两名美国人比较复杂，审理的时间较长些。当时在他们的游艇上发现有收发报机。周恩来要有关方面认真负责地查清此事。经过认真全面的审查，认为间谍的嫌疑很小，误入的可能性很大。
周恩来还要外交部把释放两名美国人的事通知驻波兰使馆告知斯托塞尔，说中国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就是对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驱逐舰的答复。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双方之间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12月11日，斯托塞尔应邀来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与雷阳会晤。斯托塞尔也就成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驻外使馆的美国大使。
12月12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托叶海亚总统给尼克松带话：“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12月底，周恩来反复考虑后，报经毛泽东同意，批准恢复了中断近三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
1970年1月20日，重新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举行。2月，又举行了一次。
会谈前，周恩来逐字逐句地修改中方的发言稿，并且交代：在我方发言后，美方如果重提美国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作答；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关键性的问题，也是中美会谈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恰当处理台湾问题，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无法回避的实质问题。周恩来觉得有必要向美方特别是尼克松本人表明中方这一立场。还在考虑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时，周恩来就对在中美接触中穿针引线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说：当前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对美关系，中国的立场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感谢叶海亚总统把中国的这一立场说得很清楚。
会谈中，美国方面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中苏分歧，美国无意站在哪一方，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美国有协助保卫台湾的义务，但并不妨碍你们双方达成任何和平解决的方式。随着亚洲和平稳定的增长，美国将削减在台湾的军事设施。美国愿意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中美之间的全部双边问题。并愿讨论一项联合宣言，肯定两国政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政府还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意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
我国方面在会谈中表示：中美两国只有遵守五项原则，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容外人侵占，因此必须商定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并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更绝对不能允许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果美国方面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商讨，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愿予接待”这一意思，是周恩来指示的。当初我驻波兰使馆准备的会谈发言稿中，是“愿予考虑”。周恩来审阅时，改“愿予考虑”为“愿予接待”，并说明：“因我方在135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已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了一些。”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修改。
在一场奥妙无穷的奇特对话中，周恩来、尼克松跳了一曲错综复杂的外交“小步舞”。尼克松、基辛格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正当中美双方通过传递信息逐步走向高层接触时，1970年3月发生了美国支持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也借机入侵柬埔寨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推迟中美关系的进程。
中国政府于5月4日发表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的声明，并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
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首都北京及全国各地军民举行集会，进行拥护毛泽东的“五·二○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的大游行。
中国政府的这种举动是告诫美国政府，中国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中国政府不会因为与美国接近而牺牲一贯坚持的反对霸权主义原则。这种敢于伸张正义、敢于蔑视强权的举动赢得了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钦佩和赞誉。
刚刚升温的中美关系又降至冰点。
一条船在一条直线上沿着一个方向前行，掌舵人好掌握；一条船如果进入曲折的弯道，船舵就不好掌握。此时的中美关系进程正是陡然进入到了曲折的弯道，对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智慧都是一个考验。
尼克松一看中国这个架势，很是紧张。他担心中国会出兵抗美援柬，中美关系再度恶化。
对周恩来来说，美国的这一手也使他感到不小的压力。因为虽然从美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压力可以判断美国主动向中国发出改善关系的信号应该是出于真心诚意，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有诈。
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在斗争的分寸和火候的把握上，还是留有余地的。中国方面也就是口头上严厉谴责，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这一点，精明的基辛格看出来了。当尼克松懊恼地说“完了，完了”时，基辛格对他说：中国方面都是些骂人的话，真正的实质性的行动没有，也没有一句话暗示中国准备出兵。
中美接触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试探。
6月，尼克松政府决定把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
尼克松要美国驻法国大使去接触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官员，传达美国方面的意图：华沙这个论坛太公开，也太拘谨，美方希望另外打开一条保密通讯的渠道。
此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感觉到华沙会谈容易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干扰，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经过批准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不解决问题。尼克松决定另辟渠道，同我国领导人对话。
7月，尼克松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斯的采访时向中国发出了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信号。他赞成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史密斯问：“在俄国同中国闹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从这种局势中获得情报方面和外交上的最大好处呢？”尼克松坦率地回答：“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
中国方面在美军撤出了柬埔寨和尼克松再次发出愿意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信号后，也作了一系列的动作，作了善意的回应。
7月，中国方面释放了1958年被捕的美国间谍詹姆士·华理柱。
10月1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国以另一种方式向美国发出了信号：这一天，周恩来请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遗憾的是，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号竟被尼克松和他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一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10月，尼克松又频频向中国发出更为明确具体的信号。
月初，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下旬，尼克松利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机会，托两位总统向周恩来转达他希望中美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他准备派出高级官员甚至是基辛格在第三国与中国高级官员对话，希望中国领导人了解美国是要同中国走向和好的。
尼克松还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这是破天荒的，以前美国领导人都叫“共产党中国”。
周恩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密切注视着尼克松的一举一动。他注意到，尼克松尽管一再表示愿意同中方进行高级会晤，但对中方表明的解决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仍避而不谈。
11月5日，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明确提出：“中美谈判从1955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
周恩来还指出：关于台湾问题，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变，应该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的。
几天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来中国访问，并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关于准备派他的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同中国相应代表对话的“口信”。
11月1 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叶海亚，对尼克松捎来的口信作了答复。周恩来说：“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口头回答尼克松总统。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同中国和好。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这就是我们的口信。”
周恩来还特别点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批准的。
11月2 1日，周恩来在接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时，对勒受齐奥塞斯库委托转达的尼克松口信作了同样的答复。周恩来还补充说：“不仅是特使，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去，为什么不可以到北京来啊。”
不久，巴基斯坦方面和罗马尼亚方面先后把周恩来的口信转给了尼克松。尼克松很高兴。
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见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以他那特有的语言风格轻松地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那个华沙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一个星期之后，《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发表了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照片，又一次含蓄地向美方发出了信号。
正当尼克松在小心翼翼地试探通向中国的道路之时，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精心导演了一幕震动世界的“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在中美关系的沉重车轮上巧妙而有力地推了一把。
1971年3月末4月初，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
周恩来是积极主张中国派代表团去参加的。但是，当中国乒乓球队作好了各项参赛准备等着赴日参加比赛时，有关方面对于中国是否派代表团去参加比赛存在意见分歧。
而且，不赞成派代表团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得知国外有几股敌对势力想破坏中国队的参赛，去了危险性很大。
3月14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开会，坚决主张我国代表团应当去。他说：“不去怎么能行？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在耐心说服不同意去的一方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此次出国比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在政治上占了上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周恩来的决策是非常英明的。
3月28日，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参赛。在比赛过程中，中国运动员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参赛的美国队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要求。
答应不答应美国队的访华要求，这又是对中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考验。按外交惯例，在两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且还没有消除敌对状态的情况下，是不会接受这样的请求的，更何况当时中国还有极左思潮。
4月3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的事写报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暂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周恩来开始表示同意，并把报告送毛泽东。毛泽东最初也同意了。但是，到最后的一刻，毛泽东、周恩来最终还是作出了邀请美国队来华的决定。
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回忆说：“总理开始第一个思想是‘拟同意’外交部和国家体委暂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提议，后来想想又不大对头，还是可以同意他们来，下了决心以后，又去请示主席。主席点了头。结果电报来往来不赢了，马上打电话过去。”“那次总理批评我们，说我们外交部是按规矩办事，老一套，根本看不到当前情况的变化。体委不能怪它，它不懂外交，外交部就没有掌握这个大局。”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媒体都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这一消息和评论。
周恩来兴奋地告诉毛泽东：“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31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消息传到美国，尼克松又惊又喜。他后来回忆说：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就在尼克松宣布解除对中国的贸易禁令的同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全体成员。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代表团团长斯廷霍说：“过去有很多美国朋友来过中国，以后还会有不少朋友来。”“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
周恩来的话弦外有音，既是讲给美国人民听的，也是讲给美国政府听的。
科恩问：“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总理对目前美国青年中流行很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什么评论？有什么看法？我很想了解这些。”
周恩来说：“第一，我对这个运动不很清楚。第二，如果要问的话，我只能说一点我粗浅的、表面的观察。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周恩来的回答，科恩非常满意。整个接见过程中，周恩来那潇洒的外交风度和谈话艺术，使在场包括有“嬉皮士”气的科恩在内的每一个美国队员无不感到由衷的敬佩，并且对周恩来这样的中国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在他们的心里，中国这个曾经被西方认为是“神秘国土”的国度已不再是“神秘”和“可怕”了。
消息传到白宫，尼克松、基辛格都惊呆了。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绘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周恩来也懂得怎样做才不会遭到拒绝。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充分展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尼克松、基辛格同时感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尼克松称周恩来的口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第一次神秘的北京之行后，基辛格懊悔不已地对尼克松说：“真荒唐，我们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地敲桌子大骂呢！”
一幕“乒乓外交”一下子把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从幕后推到了台前。
周恩来抓住时机，再次向尼克松打出了一个漂亮而明确的“政治抽球”。
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尼克松发出了一个重要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周恩来的这个口信是继“乒乓外交”之后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又一重大步骤。它的新意在于：中国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向美国总统发出了邀请。
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很是高兴。他和基辛格都意识到：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有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尼克松作出了这样的决断。
为此，尼克松于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连续向中国发出了3次口信，答复说：为了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尼克松、基辛格在焦急地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他们担心双方前一时期的努力会不会因为中国内部有人反对中美接触而前功尽弃。
尼克松、基辛格的担心并非多余。当时的中国国内，的确存在着反对中美接触的势力。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林彪就暗中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党内高层也还有其他人提出这样那样的疑虑，如中美会谈会不会影响中国人民的斗志？会不会影响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尼克松、基辛格这一手是不是有诈？他们是不是表面谈和，实质不变，以涣散我备战士气？等等。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全面讨论了中美关系和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会谈。
周恩来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可一世，什么地方有事它都要过问，而现在却不同了。越战不得人心，迫使它不得不把军队往回撤。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政治地位更加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它要考虑，是继续在各面出击呢，还是收缩一下？综观全局，它首先要解决印支问题，就不能不同中国接触，就要同中国打开关系，而我国利用这一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将有利于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
会后，周恩来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毛泽东批准。《报告》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历程，对同基辛格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了充分估计，并拟出了各种相应的对策。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提出关于中美会谈的基本方针，即：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报告》还对党内部分同志对中美会谈抱有的种种疑虑和担心作了认真的分析和冷静的回答。
5月29日，毛泽东批准了《报告》。
同一天，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给尼克松发出口信。口信说：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6月15日到20日之间。
6月2日，当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把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基辛格后，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拿着用打字机打印了的口信兴冲冲地一路小跑去找尼克松。
尼克松也眉开眼笑。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说着，尼克松打破晚饭后不喝酒的惯例，斟了两杯白兰地，和基辛格兴冲冲地干杯以示庆贺。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灵机一动：“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
就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紧张准备基辛格的“波罗行动”时，周恩来亲自掌握的一个工作小组住进了钓鱼台4号楼。这个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等。
为了准备即将来临的中美会谈，周恩来多次主持会议，反复讨论会谈方案，并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家庭生活，乃至爱好习惯都作了研究。周恩来还特地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
7月9日，北京时间中午12点25分，一架巴航波音707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郊区的南苑机场。经过一番精心安排，基辛格及他的随行人员洛德等，躲过了记者们的视线，终于神秘地踏上了中国的国土。
周恩来派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韩叙和翻译冀朝铸到机场迎候基辛格一行。
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也是冷峻的，握手也是例行公事式的。跟随基辛格左右的美国特工更是如临大敌。
基辛格忧虑重重，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上肌肉紧张得没有一丝笑容。想到即将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基辛格更是觉得心里空洞洞没有底。尽管事前对中国人作了诸多研究，但还是感到那是纸上的材料，对他还是不知深浅，让他感到莫测高深。周恩来是个怎样的人？他会不会因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他握手而报复？也许开始就是一顿拍桌子的痛骂！
基辛格感到肩负重任，又觉得吉凶难卜。他机械地钻进了大红旗轿车。
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洛德在一旁悄悄地提醒说：“头儿，你太紧张了。”
大红旗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钓鱼台国宾馆。一路无阻。基辛格被当作贵宾，安排住在5号楼。
下午4点半，周恩来来到了基辛格下榻处。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一般情况下，政府首脑是不会登门拜访来客的，尤其是一位不是政府首脑的客人。基辛格连忙招呼他的随员到客厅门口迎候。
基辛格等人在屏风前排成一行，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在即将见到中国领袖人物之前显得紧张和拘束。
轿车悄然驶到了5号楼门口，周恩来走下车来。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对他第一眼看到的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描绘：“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制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
基辛格还未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把手伸了出去，动作有点夸张。
周恩来会意地微笑了。他伸出右手和基辛格友好地握手，眼睛注视着基辛格，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年多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笑了笑：“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晃了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还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起了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啊？”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感染。
鉴于基辛格只能在北京呆48个小时，双方都想到要抓紧时间，见面后，立即进入会议室开始会谈。
隔着一张铺着深绿台布的长桌，周恩来和基辛格相对而坐。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
洛德将一本花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了基辛格的面前。
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基辛格用余光扫一眼，只见纸上只写着几行字，猜想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为了减缓自己的紧张情绪，基辛格首先对中国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说：“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是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周恩来回答得自然大方，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他接着又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基辛格打开面前那本厚厚的材料汇编，十分谨慎而机械地念了起来。周恩来等静静地耐心听着。
在哈佛大学磨炼过口才的基辛格自己也感觉到这样照本宣科太枯燥。他硬着头皮把开场白念完，然后，索性丢开讲稿，要在周恩来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口才。他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这个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摆了摆手，“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基辛格谈了七个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从撤军问题谈起，着重强调：（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四）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在谈到印支问题时，基辛格说，保证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
基辛格发言告一段落后，已到了晚餐的时间。周恩来提议先吃饭。
“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周恩来站起身来，善意地朝基辛格笑了笑。
“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基辛格腼腆地说。
气氛一下子缓和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轻松地交换了一下眼光。他们一直为台湾问题担心，担心会吵架敲桌子而谈崩。正如后来基辛格对黄华所说的：“总统跟我不止一次地设想我们会谈的情景，以为你们会大声拍桌子叫喊着打倒美帝，勒令我们立即滚出台湾、滚出东南亚，不然就不能坐下来谈判。”
晚餐是丰盛而精美的。基辛格还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他和他的助手们经不住诱惑，抛开斯文，吃了个酣畅淋漓。
饭后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用简短的时间，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然后话锋一转，谈到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演说。
周恩来说：“我是大致赞成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的。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
“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他只知道尼克松过去多次与他商量过中、美、苏三极即“大三角”的说法。他并不知道，7月6日，当他在印度新德里时，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了一番关于“五极世界”的重要讲话。而且，基辛格怎么也没想到，在7月7日、8日两天还给他打来过电讯的尼克松竟忘了把这样一番重要讲话告知他。故此，基辛格对尼克松7月6日演说一事及其内容，一无所知。倒是周恩来先提了出来，这下子使基辛格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基辛格的助手们也面面相觑。他们都在暗暗为基辛格着急。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堪萨斯城演说一无所知。他巧妙地替基辛格掩饰说；“你们可能在路上没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只得尴尬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热情地为基辛格介绍尼克松的演说观点。他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境地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及他的助手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餐时，周恩来以他特有的风度，派人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英文稿连同早餐一起送到了基辛格的面前。英文稿上还留有周恩来的亲笔注明：“阅后送还，仅此一份。”
基辛格非常感动。他对他的助手们说：“我看换了赫鲁晓夫，早就借此搞小动作了。”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敬佩，就在这一些细节中开始形成。在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侧重于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那些深入透彻的言谈，使会谈不像一场严肃的政治会谈，而更像两位朋友在进行一场关于政治、哲学的坦诚对话。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我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面前才会经历得到。”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去向毛泽东汇报。
7月10日下午4点，在基辛格一行游览了故宫后，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继续进行。这次会谈的地点轮换至人民大会堂。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摆出自己的观点。由于分歧十分严重，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在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
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说：“我们如不先去吃饭，烤鸭就要凉了。”
宴席上，周恩来把话题转到了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叙当时的情景的：“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到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化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述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难，它一旦遇到许多种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会使50年来的斗争成果陷入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围在办公室里……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不大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革命无关，或者想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今天也不便去猜测周恩来为什么在这种场合下对基辛格谈论“文化大革命”。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周恩来对基辛格谈“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无目的的。也许，周恩来是在向基辛格暗示，对中国外交上有时表现的一些极左言论要给予理解。不要去斤斤计较一些字面上的“骂”，要去抓住行动上的实质。
接着，周恩来和蔼地建议，尼克松总统可于1972年夏天来访。
基辛格说，1972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日子太近，可能引起误会。
周恩来充分体谅尼克松的难处，建议改在1972年春天。基辛格赞同这个日子。不过他说总统访问必须经过周密的准备，包括会谈议程、新闻和电视报道以及安全保卫工作。周恩来表示这些可以讨论。双方确定晚间10点以后再会晤，讨论关于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
在讨论公告时，双方对公告稿有争议，主要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原稿中对第一点说是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周恩来考虑，如果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难看，于是建议改成“获悉”尼克松要来访，我们邀请，这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关于来访的时间，改为5月之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修改后的公告稿，基辛格看了很满意，认为中方设身处地考虑了美国方面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非常接近。他马上表示同意，并在“接受邀请”前加上了“愉快地”一词。
周恩来说：这个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
之后，周恩来又与基辛格讨论了今后中美双方联系的地点。双方都赞成定在法国巴黎，由尼克松信任的美国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头。周恩来还说：有时，我们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古语，不能过河拆桥。
基辛格再次被周恩来的这种真诚人格所打动。
基辛格在北京只呆了48个小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了17个小时。
7月11日午饭后，基辛格一行乘巴航离开北京再绕道巴基斯坦回美国。在伊斯兰堡机场，前来迎接基辛格的巴基斯坦外长舒尔坦说：“基辛格去的时候忧心忡忡，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简直像两个人。”
的确是这样。基辛格对他这次密访中国非常满意。他自己说，这次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这次中国秘密之行，给基辛格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当属周恩来了。回到白宫，基辛格在尼克松住的那幢西班牙别墅最高层的小书房里大谈周恩来。
基辛格说：周恩来的谈判本领会令你感到吃惊。在我打过交道的最令人钦佩的外国政治家中，周恩来同戴高乐完全不相上下。
基辛格还懊悔不已地对尼克松说：“我们真荒唐，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敲桌子大骂呢？”
事后，尼克松写道：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他们在一起会谈和闲聊了17个小时。基辛格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用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基辛格却很少在背后这样夸赞过别人。我同周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谈判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基辛格对周的评价是如此异乎寻常的赞美有加。
基辛格自己在回忆录中对周恩来也作了长篇评述。的确，周恩来给基辛格留下的深刻印象不光是政治家的大度、机敏与难得的真诚，而且还有普通人的细腻的情怀。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他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又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的目的的。”
“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特别体贴照顾。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去探望。尽管我们的级别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进行。这样他来拜访我的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
1971年7月15日，一个世界瞩目的日子，它将以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而载入世界外交史。
几乎在同一时刻，中美各自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稍有不同的是，在美国，是由尼克松亲自在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向全国听众宣读公告，并作了阐释。而在中国，是通过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刊登了这一公告，但没任何阐述。
这个不足两百字的公告一播发，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犹如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全世界都震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基辛格虚惊一场，周恩来给基辛格讲述什么是“放空炮”。基辛格豁然开朗，明白了周恩来方案的奥妙。基辛格说：和周恩来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
就在尼克松访华的公告发表后不久，为进一步推动和驾驭中美关系的进程，周恩来接见了有影响的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并与他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周恩来亲自审定了谈话记录，并同意在《纽约时报》发表。
周恩来详尽阐明了中国对于中美最高级会晤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要求，从而公开向美国政府和尼克松本人“将了一军”。
谈到尼克松要访问中国时，周恩来说：中国这样的国家，美国封锁了20多年了，觉得要求看一看，也很好嘛。愿意谈嘛，我们也愿谈。当然毫无疑问，好多问题我们双方的立场不一致，观点有很大距离。如果要和缓，总得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吧，总要研究一些问题嘛，这些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谈嘛。当然，我们也不指望问题一次就统统解决，那是不可能的，是不实际的。但是接触接触，就会找出一个头，从什么地方开始解决问题。
周恩来赞扬尼克松敢于冲破偏见、承担风险、首先访问中国的勇气。他说：尼克松这回决定要到中国来这一件事，别的党派也说别人是不敢的。从这一点上看，他还是有一点勇气的。
周恩来的这篇谈话，起到了向美国总统施加某种压力，促其三思而行的作用。
当时，正当尼克松派基辛格为准备总统访华作第二次中国之行时，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国务卿罗杰斯坚决反对这项计划。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看了周恩来的长篇谈话后评论说，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只能“提前实现，而不能推迟”。
尼克松、基辛格权衡再三，没有改变初衷。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9月13日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阴谋加害毛泽东败露，仓皇北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9月中下旬，周恩来充分地估计到了林彪事件可能会给处于关键时刻的中美关系带来某种消极作用。
凭美国的情报网，尼克松一定知道中国国内发生了大的政治变故，但又不可能知道得很具体。尼克松会不会因为这个而放慢甚至后退迈向中国的脚步？这很难说。把林彪事件告诉尼克松，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让尼克松知道，中国在中美关系的态度上一如既往。
细心的周恩来几天都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他记起了上次和基辛格共同商定的负责中美联系的巴黎秘密渠道。
9月27日，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开完会特意把将要去巴黎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留了下来，郑重地对他说：“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周恩来顿了一下，又说：“还有，中央已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
周恩来还叮嘱说：“只告诉黄镇一个人。”
周恩来此举，意在向黄镇大使交个底。黄镇知道林彪叛逃，不会影响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这样，当美国驻法国使馆武官沃尔特斯与他联系时，他心中就有底了。
事情完全如周恩来所料。9月中旬以来，汇集到尼克松和基辛格面前的各种情报表明，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后，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公开露面，所有的机场都关闭了，军队也似乎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在担心会不会由于中国国内政局的震荡而影响中美关系，他们早就怀疑中共高层领导在对美政策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直至接到沃尔特斯报告，说他和黄镇大使接触，黄镇的态度照样爽快，中国对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事没有中断，尼克松和基辛格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来。
10月16日，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基辛格受尼克松的委派，坐上了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基本的安排”。
基辛格自定这次访华行动的代号为“波罗二号”，但这次行动已不再像上次那样是秘密的，而是公开的、大摇大摆的，随行人员相当于尼克松访华的全部人马。基辛格按照需要了解情况的范围把人员分在四个等级，他和助手洛德、霍尔德里奇了解政策和总统之行的某些技术方面细节；总统的特别助理和先遣队负责人德怀特·查平了解一切技术问题；安全保卫和通讯技术人员只了解与他们工作有关的问题；而对国务院的代表艾尔弗雷德·詹金斯，只是让他“有一种参与的感觉”，不让他参与关键性的政治讨论，尤其是起草公报的工作。
虽说基辛格与周恩来已有过17个小时的会谈经历，中国对他也不再“神秘”了，而且，基辛格也向往再一次与充满魅力的周恩来会晤，但是，当“空军一号”即将进入中国境内的时候，基辛格内心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预感。
10月20日上午，基辛格一行飞抵上海。在机场迎接的只有章文晋等四人和上海外办的两位代表。当天中午飞抵北京机场时，迎接他的还是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几位高级官员，只增加了姬鹏飞代理外长。基辛格等人感到有些受到了冷遇。这次访问已公开宣布，但欢迎场面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热烈。
基辛格坐上大红旗轿车，直驶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
透过车窗，基辛格发现，沿途断绝了交通，布满了警卫，还有几处写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标语。
尤其让基辛格不安的是，当他们进入国宾馆5号楼的住房时，每个房间里都放有一份英文的电讯稿，上面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
基辛格感到非常不快和担心。他甚至怀疑起沃尔特斯从巴黎渠道传过来的消息是否准确。但基辛格毕竟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他当即令人把所有房间的英文电讯稿收集起来，送交给中国方面的一位礼宾官员，说“这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未作更多的反应。
其实，基辛格等人这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直到见到周恩来才算结束。
周恩来听到摆放英文电讯稿一事后，非常生气。他当即查问礼宾司的负责人：“为什么摆放这样的东西？”
礼宾司负责人说：“这是新华社历来的规矩。”
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
这样，周恩来后来就给基辛格谈起了“放空炮”的比喻。基辛格开初还不太懂“放空炮”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有些宣传口号是“放空炮”，而没有实际行动。应该注意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言辞。当然，也不是什么事都放空炮，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基辛格对中国的这种奥妙的宣传辩证法还是似懂非懂。
一场虚惊过后，周恩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及其随员。他和蔼地同客人一一握手和照相后，请客人就座。接着，周恩来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就像老朋友似的说出基辛格的随员各自的学历和经历，并谈笑风生地赞扬他们的来访增进了两国友谊。轮到国务院那位詹金斯时，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