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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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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
十几年精心建立起来的外国专家工作被“冲”得七零八落，周恩来火了：“外国专家局你们不要，我要！”
1973年三八节，周恩来逐个向外国专家赔礼道歉。春雷阵阵，重新拨正外专工作的航向。
十几年精心建立起来的外国专家工作被“冲”得七零八落，汪洋中的一条船，周恩来尽一切所能保护这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外国专家。
1971年12月31日晚上，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周恩来在此会见并宴请了在京的外国专家。
这是林彪事件后的第一个新春，这是一次久违了的会见和宴请。
对于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以及外国专家工作者来说，周恩来此举的意义非同寻常。当周恩来举杯向他们祝酒时，他们一个个眼含热泪。
此情此景，周恩来也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想起了还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爱泼斯坦、丘茉莉、柯鲁克……文化大革命以来外国专家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极左倾向和做法，以及在华外国专家的种种遭遇，一幕一幕地在脑海中闪过。
在中国的外国专家，这是一个为中国教育、科技、文化出版和对外宣传事业作出了贡献的特殊群体。50年代，中苏合作的黄金岁月，以苏联专家为主体的在华外国专家队伍曾达数千人。
作为领导共和国经济建设、常为人才匮乏而苦恼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深知外国专家的特殊作用。他们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各方面的建设，而且在被帝国主义封锁的年代里还是我们了解世界的窗口，是联络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和桥梁。因此，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周恩来就一直亲自抓外国专家的工作。1954年，周恩来提议成立专家工作局（后改名为外国专家局），作为专家工作统一管理的办事机构，并制定了一系列外专工作的方针政策。周恩来还建议出版《专家工作通讯》，交流专家工作经验，并亲笔给这个刊物题写了刊名。还是在1954年，周恩来亲自批准，在北京的西北郊建起了一所绿树掩映的园林式宾馆，专门接待外国专家，取名为友谊宾馆。
周恩来还多次对从事外专工作的领导同志说：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下，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适当聘请外国专家帮助工作是必要的。既然我们把他们请来了，就应该把人家当作朋友看待，以礼相待，主动作好团结工作。外国专家远离本国来到我国，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困难很大，一定要热情相待，适当照顾，使他们安心工作。
为了体现党和国家对外国专家的关心，每逢重大节日，周恩来总是亲自出面，宴请全体在北京的专家及其家属。有时还利用各种联欢场合与专家们亲切会见和交谈，表达我们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感谢。
有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部分外国专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游园活动，当他们看到欢腾活跃的场面时，情不自禁地自动走上舞台载歌载舞。恰在此时也来到现场的周恩来见此情景，也兴高采烈地登台和外国专家们一起歌唱。事后，周恩来又和外国专家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许多外国专家至今都还记得这样动人的一幕：1960年，当时的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突然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周恩来指示各有关单位对这些专家要热情相送，举行欢送仪式，对专家可能超重的行李要破例放行。后来，周恩来又在人民大会堂为这些专家举行告别宴会。宴会上，神情凝重的周恩来动情地对专家们说：“虽然我们要分开了，但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说完，周恩来举起酒杯一一跟这些专家碰杯。在场的所有专家眼里涌出了泪花。
平易近人、细致周到的周恩来在外国专家的心中也留下了珍藏在心底的美好回忆。许多在中国的外国专家由此和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老朋友。马海德医生的夫人苏菲女士说：“我们有什么事，只要找到周总理，他不会过夜处理。”有的专家说：“和周总理说话，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忘了他是总理。”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起来后，十几年精心建立的外专工作被冲得七零八落，处境艰难的周恩来也无法把握外专工作的航向。各级外专工作部门被夺权，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很多外国专家出于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崇敬，出于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也被卷进这场“革命风暴”，有的摔倒在地，有的踉跄爬起，有的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与许多中国人一样，这些外国专家也积极地投身这场运动。戴妮丝，1936年与中国旅法画家李风白结成夫妻、50年代初随丈夫来到中国的法国共产党员。她回忆说：她当初就是因为对毛泽东充满敬佩之意才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她认为毛泽东“有勇气抨击自己领导的政党，目的也许是通过文化革命为这个党洗涤灰尘，使党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于是，“我们有决心为革命的新发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牺牲。”英籍作家韩素音在回忆她“文革”经历的《凤凰再生》一书中也谈到：“毛（泽东）的品质，毛的远见，他对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影响吸引了我，使我着了迷。我决心去理解他，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要摆脱这种迷恋是不可能的。”
风暴的冲击也就罢了，更险恶的是明知外专工作是周恩来一直在抓，但中央文革一伙别有用心，借外专工作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们诬蔑外专工作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把曾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外国专家打成“特务”、“国际间谍”、“五一六分子”，或批斗，或抓进监狱。
在外国专家遭到迫害的同时，他们的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
德国专家米勒的儿子和女儿毕业后，成了分配上的“老大难”，连当工人的资格都没有。
法国专家西蒙和伊霍雷娜的女儿莫妮克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恋爱的盛大节日”，兴冲冲地从巴黎赶回中国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结果因为带了一本普通的法国爱情小说被冠以“带回淫秽书籍”的罪名投入监狱关押三年之久。
很快，这些革命热情高涨的外国专家就被极左思潮打得晕头转向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小心谨慎、没有什么极端行为的戴妮丝也受到了如瘟疫般的对待。她回忆说：“同事们都和外国人保持距离，躲着我们，甚至渐渐地发展到不和我们讲话了。他们像抛一块骨头一样把工作扔到我们的桌子上，然后扭头就走。”
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周恩来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尽一切努力，关怀和保护着这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很大贡献的外国专家。
英国专家露丝·史密斯，1922年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过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1936年她忍痛告别亲友和孩子，参加由69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组成的闻名世界的国际纵队。新中国成立后，她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应聘在新华社担任英文改稿工作。她博学多才，工作勤勤恳恳，一篇篇凝结着她心血的英文电讯，通过电波飞往世界各地。
文化大革命中，史密斯因为对一些极左做法表示了不满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昔日亲密无间的同事一夜之间变得是那样的冷漠和敌意，没有人和她说话，哪怕是工作上的交谈。史密斯发现自己如同生活在一座冰窖中。
无奈之下，史密斯于1968年被迫离开她所热爱的中国回到英国。史密斯是含着眼泪离开的，临走时她说：“虽然我在这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我回去不会说中国的坏话。”然而，当我们的同志送她到机场时，吝啬得连声“再见”也没有说。
周恩来是事后才得知此事的。他指示有关单位一定要把史密斯请回来。1971年5月，正是史密斯80大寿之际，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受周恩来委托，带着蛋糕专程访问了史密斯，并邀请她回中国工作。史密斯激动地说：“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我要立即飞到北京去，在中国战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当史密斯告别在英国的亲友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她感动得哭了起来。这眼泪是为周恩来的关怀而流的。
日本专家横川次郎也是亲身体会到周恩来关心和保护的人。
横川次郎解放前就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四川省农业厅工作，1961年调国家外文出版发行局日文组担任改稿工作，1968年到《中国画报》社担任日文改稿工作。
有一次，日文翻译组组长告诉他，以后改稿由中国人自己干，要他不要像过去那样用红笔改稿，只用铅笔标出作为参考。但是，由于我们自己改的稿日本人看不懂，两三个月后，翻译组组长又找到横川次郎说，还是像过去一样由他来改稿。此时，横川次郎的妻子横川辰子请假回日本探亲去了，第二年春准备回中国时，发现准假条和北京市公安局发放的出入境证件遗失了。横川次郎找单位及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但都被拒绝了。这等于要赶他回日本。
走投无路时，一位日本友人悄悄地告诉他：此事写信给周总理才能解决。于是，横川次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并表示他本人把中国视为“第二祖国”，愿意留下来工作，但如果一定要他回日本，请准许他夫人来北京一趟，因为他本人年纪大了，无力一人整理行李。
仅过了几天，单位专家科的负责人把横川次郎叫到办公室说，上级来了指示，并当场念给横川次郎听：“请即将横川辰子接回北京，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
这是典型的周恩来批示。横川次郎后来总是激动地说：“是周总理救了我的命。”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周恩来关心和保护的外国专家还有很多。
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家喻户晓，也是毛泽东的老朋友。1965年，斯特朗80大寿时，周恩来还前往上海祝贺。这位曾热情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老太太后来也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做法百思不得其解，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她的几个同是外国专家的好友被打成了“国际间谍”遭逮捕，她的一个侄孙要从美国来看她也被中国方面拒绝。为此，她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去见她的侄孙。最终，斯特朗心情忧郁，患病住进了医院。大概是性格倔强的老太太为了对所遭受的一切的抗议，她拒绝进食和治疗。周恩来赶到医院对她作耐心的劝导后，她才答应与医生配合。周恩来还指示通知让斯特朗的侄孙前来中国。
1970年3月28日，斯特朗病危，周恩来百忙中赶到协和医院探望。在听取了医务人员的汇报后，周恩来指示：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你们要克服困难，耐心细致，尽一切努力积极设法抢救，以延长她的生命。
尽管周恩来尽了最大努力保护外国专家尽可能地少受到伤害，但是，由于在那特殊的年月中，周恩来自己的处境也异常艰难，他的话也并不是全部管用。有些人他想保也未必能保得住。
著名医生马海德，文化大革命前在卫生部所属的皮肤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说成是“国际特务”，不让他进行研究工作了，也不让他给患者看病，而是让他给研究所烧锅炉。患者指名要马海德看病，造反派说：“你让国际特务给你看病？”因此，马海德闲在家里，直到1969年，在周恩来的过问下，虽然分配到了阜外医院工作，但仍然不能正常工作。
有一次，周恩来见到马海德。当得知马海德还不能正常工作时，周恩来当着卫生部负责人刘湘屏的面说：马海德是我们的老同志，他很熟悉中国的情况。
周恩来的意思是让刘湘屏解决一下马海德的问题。但是，刘湘屏却推托说：“我刚到卫生部，不了解情况”。
刘湘屏与江青一伙勾得很紧，全不把周恩来的话当回事。
马海德工作的事就被拖了下来。马海德回忆说：“这以后，我更倒霉了，刘湘屏连面都不见了。”
一个国务院总理说的话，国务院的一个部长竟不放在眼里，今天看来是难以置信的事。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月中却又是确确实实的、见怪不怪的事。
也因为周恩来的处境艰难，尽管周恩来作了很大努力，但爱泼斯坦、丘茉莉、柯鲁克、夏庇若等周恩来熟知的外国专家还是被冠以“国际间谍”、“国际特务”的罪名而遭到逮捕被投进监狱。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刊载的《全国冤假错案的复查与平反》一文披露：“据调查‘，文革’初期，全国有外国专家410人。其中以‘特务嫌疑’、‘搜集情报’、‘间谍活动’等罪名拘留、逮捕、驱逐出境的17人，被审查、批斗的8人，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和侵害。”
对于那些暂时被关押的外国专家，周恩来时刻在关注着他们。
1970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访问中国。周恩来会见斯诺夫妇时谈到了爱泼斯坦和丘茉莉，并说他们在几个月内就会出来。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爱泼斯坦和丘茉莉直到1973年1月才被放出来。这也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
1971年9月13日，蒙古温都尔汗的那团烈火宣告了林彪集团的覆亡。周恩来抓住这个契机大力批判极左思潮，开始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
林彪集团覆亡后第一个新春，周恩来就把在京的外国专家请到人民大会堂，表明周恩来已经把拨正外国专家工作的航向的事情摆上了议事日程。这也就是这次接见和宴请的最大意义。虽然那还是严寒的冬季，但周恩来的这个举动却给了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以春天的希望。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
有关部门在涉外活动中不敢做工作、不敢接触外国人，甚至连外语也不敢讲。周恩来接连发表讲话，作出批示，重新拨正外专工作的航向。
这种春天的气息，在监狱中的爱泼斯坦也感受到了。在后来的回忆中，爱泼斯坦把当时这种春的气息比喻为“像是在隧道尽头出现了一缕亮光”。他说：
“我在狱中受到的待遇从1971年下半年起（即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有所改善，第二年更有进步，这可能是秦城监狱进行清查整顿的结果。审讯不那么严厉了，要求我们交代的压力虽未停止，但减轻了。同过去形成对照的是—我不知道出于何种理由—我被告知，我有进步，也许不会在狱中关押多久了。”
“这时，伙食也忽然好起来了，开饭时给得更多，态度也不那么粗暴了。我已经习惯于少量的配给，也赞成俭朴是美德，而且一下子吃得太多使肠胃不消化，所以我就说‘：我不要这么多！’看守马上训斥我‘：别不相信党和政府的英明政策！’很快我的肚子大起来了，体重也增加了，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爸爸）有一封写给我的信（请周总理转交）我是收到了的，不管是谁拆开了信，这封信是经总理准许才能交给我们杂志社转给我的。信上说，我母亲日趋衰弱，再见我一面也许是她唯一的希望了。我心里难过极了，放声大哭（我成年以来的第一次），要求监管人员允许我给美国打电话，他们可以监听；或者，准许我去美国探亲，我可以住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住地（中国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每天去医院探视母亲，晚上回到住地，过一段时间我仍回中国的监狱。监管人员听了我的要求，但回答是‘不行’。（我能想像让我赴美将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但让我打个电话应该是办得到的。）不过，他们准许我写信，此后我就不断地写信给爸爸和妈妈（直到她病故）。另外，还准许我汇钱的请求，由《中国建设》杂志社把我结存的工资换成外汇，寄到美国去。这件事很快办成了，第一次寄了1000美元。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只有国家高层领导发话才能办到。”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一切都是周恩来关怀我们的结果。”
的确，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开始着手拨正外国专家工作的航向。
实际上，从1970年开始，周恩来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
1970年11月20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的外语教学改革座谈会。
会上，周恩来听取了高校同志的汇报，他特别关心在中国的外籍教师的处境。当听说许多外籍教师在学校里处于被闲置和隔离状态，中国师生不敢和他们交往甚至不敢和他们讲话时，周恩来说：同外国朋友的来往如何改进，是时候了，该提到日程上了。他指示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件事，同外交部研究一下，尽快解决。
一个星期后，即11月27日，周恩来在新华社报送的《关于出版外文参考资料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近来外宾、专家和友好人士苦于无外文消息可看。”“我报纸所登有限，且无反面或外电材料，故无法满足需要。一九六八年一四九号通知属于临时性质，不能长此不加恢复近于与世隔绝。”
周恩来批示中提到的一四九号通知规定不允许外国人订阅《参考消息》。由此可见，对于切断外国专家的消息来源是专门发过文件的。
12月3日，在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听取公安部负责人关于召开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的汇报时，周恩来又一次谈到了在华的外国专家问题，再次批评有关部门在涉外活动中不敢做工作，不敢接触外国人，甚至连外语也不敢讲。他说：现在在中国的外国人，除了外交人员、国际组织和侨民之外，还有许多在新华社、广播局、外文局、中央编译局和高等院校工作的外国专家，要专门研究如何对他们做工作。对外国人要一分为二，不要因为个别人有问题就“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连《参考消息》也不让他们看，连外国语也不敢讲了。
1971年5月30日、31日，周恩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及外事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就外事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各种错误倾向提出批评。他说：要警惕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首先是住在我们自己家里的外宾问题。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我们当作客人欢迎，可是对于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外国朋友，反而不理人家，比一比，我们怎么能够不作自我批评？
然而，极左思潮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林彪事件后，有些外国专家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仍没有得到改变。
德国医学专家汉斯·米勒，1933年就到了延安。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当他伸出双手与毛泽东紧紧相握时，他的命运从此与中国革命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了一起。那年，他才24岁。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作为医学专家随我军南征北战，华北、东北等各个战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对于这样一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外国专家，有关部门根据他自己的请求，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国籍，还将他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米勒工作所在单位北京积水潭医院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党委和院领导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昔日不学无术的人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到处横冲直撞，不可一世。性格耿直、不愿随波逐流的米勒被“造反派”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没有人理他，没有人跟他说话，他成了单位多余的人。他的家属也因他受到牵连，他的儿子和女儿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连当工人的资格都没有。
更让米勒寒心的是，他的活动受到监视，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
一次，他得知老战友马海德受到迫害，想到他家去安慰安慰。途中，米勒发现自己身后远远地跟着“造反派”，自己处于被监视之中。
还有一次，被迫深居简出的米勒在北海公园附近散步，被一群青年学生当成帝国主义的“特务”扭住送往派出所。米勒解释说：“我是中国人。”青年学生说：“中国人有你这样的高鼻子吗？”
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最悲愤的事莫过于他勤勤恳恳地工作而又不被信任了。尤其是对一个有外国血统的知识分子。
极度苦闷的米勒想到了返回德国。医院一位主管外事工作的也是一位老干部，他非常同情米勒，在了解到米勒决心返回德国后，劝米勒留下来，并建议米勒可以写信给周总理反映他的困难情况。
这个建议在米勒的心头燃起了一缕希望的亮光。米勒在战争年代就见过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大节日的活动中，米勒和周恩来也常有接触。他对周恩来非常崇敬。只是他担心周恩来日理万机，自己的信总理能不能看到？
米勒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诉说了他对中国的感情和自己目前的处境，并请求他批准自己返回德国。
周恩来收到了米勒的信。从字里行间，周恩来看到了一个有外国血统的共产党员对中国的热爱，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扭转外专工作的航向。
米勒的情况不是个别的。这一时期，不断有反映外国专家情况的信件送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1973年2月2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报送的一份《专家工作简报》放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简报》反映了外国专家对我们的外专工作的一些意见，并列举诸如对外国专家放任自流，以致出现不健康倾向的事例。同时也反映了外国专家要求关心他们的业余生活的愿望。
周恩来抓住时机，在《简报》上批示，要求外交部、中联部、新华社、广播局、外文局、北京市委、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单位组成调查小组，分别“找专家及其家属作个别谈话，了解他（她）们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特别是思想政治情况”，“并提出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中国工作，有所进步”。
北京市委派林参加调查小组，并具体解决米勒的问题。林勒的家里做工作，传达周恩来的关怀。曾30余次到米米勒最终放弃了回德国的要求，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工作。
听说外国专家局要撤销，周恩来发火了：“外国专家局你们不要，我要！”“要向外国专家公开承担责任，以挽回影响。不要怕这样做又要犯右的错误！”
就在周恩来正在为拨正外国专家工作的航向而努力时，周恩来忽然得到外国专家局要撤销的消息。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国专家局一直由外交部代管。由于业务并不很对口，专家问题又比较难办，外交部感到是一个负担。1973年初，外交部打算撤销外国专家局，成立一个专家小组，由外交部领事司管理。为此，外交部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个报告。有关部门没有把这个报告送周恩来，而是直接退回给了外交部，准备实施。
周恩来得知后，吃惊之余大为震怒。
1973年3月4日晚，周恩来把外交部、中联部等11个涉外单位的30多位负责人召集到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
晚10时，周恩来准时来到会议厅，略显苍白的脸色非常严肃。
“今天到会的都是负责外事的干部，主要讨论外国专家工作问题。”周恩来没有寒暄，话语直奔主题。
周恩来问：“撤销外专局是怎么回事？”
有关负责人对事情的原委作了解释。
周恩来批评说：“怎么能这样呢？国务院的一个局，我当总理的不知道，怎么就给撤销了？我在1月31日的《专家工作简报》上发现专家工作有问题，还在2月2日要有关单位改进。可是，我一面去向专家承认错误，你们一面却甩手不管，撂挑子。外专局，你们不要，我要！”
“对外国专家的管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因为怕麻烦而撒手不管。外国专家不是侨民，不宜划归领事司管嘛！怎么能把专家工作和护照签证搞在一起呢？这个问题外交部核心小组再讨论一下，通不过，再找我。”
周恩来的手有点颤抖。与会者还不知道，自1973年1月以来，周恩来大量便血。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能住院治疗。
在一阵批评之后，周恩来语气稍稍和缓了一点，他就外专工作和外专政策存在的有些问题作了针对性的阐述：要批判林彪一伙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对职工要进行思想教育，加强组织纪律性。要允许同专家交朋友、同外国人来往嘛！不能动辄说人家里通外国。在这个问题上，要继续肃清极左思潮。外国专家要求参加政治活动，既要一视同仁，又要遵循自愿的原则，注意不要强加于人。对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专家，要享有中共党员的一切政治待遇。过去，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在这些方面干扰破坏正确方针政策的落实，引起专家对我们的不满、隔阂。现在，一定要主动地自我批判这些错误，要向外国专家公开承担责任，以挽回影响。不要怕这样做又犯了右的错误。
周恩来的这些话，给当时风雨飘摇的外专工作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当时的背景下，许多外专工作者心有余悸，他们担心自己做了工作得不到肯定也就罢了，就怕被戴上“里通外国”、“右倾”等一些帽子。
接着，周恩来向各单位逐一询问了外国专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有人汇报说：英国专家劳埃德因为对跳“忠字舞”、搞早请示晚汇报的一套做法看不惯，给学校提了意见而被批斗，并被解聘后回国。回国后，劳埃德精神失常，也找不到工作。
周恩来当即表态说：这是我们的错误。应该把他接回来，向他赔礼道歉，有病我们要负责治好。
在听取北京大学外事处负责人汇报时，周恩来对美国教师叶文茜一家的情况特别地关注。
叶文茜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师，美国加州人。大学毕业后，叶文茜嫁给了在美国工作的华人叶渚沛，从此她的命运便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50年，叶渚沛回国，叶文茜冲破一切阻力随丈夫来到北京。上大学时叶文茜专攻文学，爱好戏剧和诗歌，到中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英语系教师。叶渚沛也是位杰出的科学家，他的时间几乎全部放在实验室和办公室，家庭事务和三个孩子的生活全压在了叶文茜的肩上。不通汉语的叶文茜同时挑起了专家和家庭主妇两副担子，很不容易。
与别的外国专家不同，由于丈夫是中国人，叶文茜既是外籍专家，同时又是中国人的家属。这样一种双重身份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荣誉和待遇，倒常常使她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有些外国专家应当享有的待遇，却由于她是中国媳妇而不把她看作是纯粹的“外国专家”，没有她的份；有些中国同胞能享受的待遇，却因为她是外国人，中国人也不把她看作自己的同胞，自然也没她的份。叶文茜成了有关部门可以管又可以不管的边缘人物。
到了文化大革命，叶文茜的这种双重身份更是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折磨。有人说她是“里通外国”，有人怀疑她是“国际特务”。昔日熟悉的人们都离她远远的，不敢与她说话。1971年，叶渚沛去世后，叶文茜独自带着三个孩子，支撑着一个家，日子更是艰难。
更使叶文茜伤心的是，自己的血统和基因，还株连到孩子。她的三个孩子由于有着外国人的长相，也被打入“另册”，当兵上大学这样的好事自然轮不到，就连进个工厂当个一般工人都很难。
他的大儿子叶良侠30多岁了，在劳动中与工厂的一名女工建立了感情。然而，这本来很正常的青年男女恋爱却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单位领导怕沾上涉外婚姻的麻烦，坚决反对；女方父母强迫女儿离开工厂，送到河南农村躲起来了。一对美好姻缘就这样硬生生地给拆散了。
……
听着听着，周恩来忍不住了，他激动地说：“荒唐！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有什么错？为什么搞得这么紧张？何况叶良侠是中国的孩子嘛！不能因为他长得像外国人就歧视他。”
说到这里，周恩来当场指示北京大学外事处的负责同志：“这个问题要解决，要尽快把那个女孩子找回来。可以多做做女孩子家长和工厂的工作，如果有顾虑，就说是我讲的。”
在听取各涉外单位外国专家工作和生活情况的汇报时，周恩来问得非常仔细，并不时地在纸上记着。从了解到的情况看，外国专家工作存在的问题，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三八妇女节就要到了。这时，一个独到的工作方案、一个大力纠左的举措，从周恩来心底喷涌而出：“今年三八节就要着重抓外国专家工作，到时把所有专家和他们的家属都请来，我们得承认错误，这样才能主动。”
周恩来话音未落，会场早已是一片掌声。
1973年三八节，周恩来逐个向外国专家赔礼道歉。对外国专家来说，周恩来这次讲话如同阴云密布的天空中一声滚滚而过的春雷。
1973年3月8日，一个令在华外国专家永世难忘的日子，一个在外国专家的记忆里永不褪色的日子。
初春的北京，虽然外面还是春寒料峭，但此时人民大会堂三楼宴会厅却是春意融融。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联部、外交部、外国专家局在这里联合举行庆祝三八妇女节茶话会。以往这类茶话会，只邀请外国女专家和外国专家夫人参加，这次茶话会破例了，当时在京的外国专家、专家夫人和他们的子女全部被邀请出席。
出席茶话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周恩来、蔡畅等，王洪文、江青、姚文元等也出席了会议。
当外国专家看到他们日夜思念的周恩来亲临茶话会时，不禁为之欢呼雀跃；而当他们看到冷眼旁观的江青等人时，心头又不禁掠过丝丝阴影。
在同一个大厅，冷暖两股政治气流同时交汇在外国专家的心头。
在这之前，周恩来自林彪事件以来大力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受到压制，自从周恩来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以来，江青集团已多次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发难。
然而，周恩来仍然以他那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特殊的斗争方式，向极左思潮开战。
茶话会开始后，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及其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的情况提出批评，并向外国专家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说：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对于已经回国的专家，如果他（她）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将诚恳欢迎他（她）们，以弥补我们未照顾好他（她）们的过失。
一个大国总理，这样坦诚的态度，使在场的专家及其家属们无不为之感动。以往一切的怨气和委屈，刹那间烟消云散。
接着，周恩来逐个举例说明一些专家及其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的情况，并赔礼道歉。
史密斯坐在周恩来的旁边，周恩来坦诚地向大家谈到她的遭遇，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并动情地说：“这样一个英国同志，我们是对不住她的。”
史密斯的脸上露出了理解和感动。
周恩来谈到受到不公正待遇、已经离开中国的劳埃德、雷克夫妇，对他们的现状表示关心，并表示：欢迎他们再一次来中国，以弥补我们没有照顾好他们的过失。
周恩来向被诬陷入狱、前不久才获得自由的柯鲁克、爱泼斯坦、丘茉莉、夏庇若等赔礼道歉，并内疚地说：让你们受苦了。
……
大厅里安静极了。专家们大多眼含泪水，一些女专家和专家的夫人们不时掏出手绢，擦拭流出眼眶的热泪。
周恩来还向专家们说明：“我们的工作中存在某些错误的做法，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党的政策变了。我们的党没有变，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没有变。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上就有国际主义的传统。”
周恩来指着坐在旁边的蔡畅说：“蔡畅同志是我国妇女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她经常同外国朋友来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蔡畅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谈到今后的外国专家工作时，周恩来说：“毛主席最近批评了不敢同外国人交往的错误倾向。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有关部门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观念，增进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
讲话快要结束时，周恩来充满豪情地对专家们说：“今后我们一视同仁，像一家人生活，好不好？”
“好！”专家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三八妇女节是妇女解放的节日，我们来个男女革命朋友一道解放，干杯！”周恩来端起酒杯，向在场所有的专家致意。
专家们都没有马上去端酒杯，而是使劲地鼓掌。热烈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
结束讲话后，周恩来端着酒杯，挨桌转圈，向每一桌宴席的专家及家属敬酒碰杯。
在米勒一家面前，周恩来握住米勒的手：“我非常高兴你继续留在中国，把这些年的不愉快统统忘掉吧！”
米勒激动地说：“请周总理放心，我已经忘掉了那些不愉快的事。”
在日本专家添田秀平面前，周恩来首先用日语向他问候。添田秀平连忙用中国话向周恩来问好。添田秀平5岁的孩子武人也来了，周恩来抚摩小武人的脸颊，亲切地说：“多可爱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小武人有点怕生，低着头不说话。倒是巴西专家的孩子星海毫不怯场，拿着倒满茅台酒的酒杯要跟周恩来干杯，引来大家一阵开怀大笑。
在叶文茜一家的桌前，周恩来指着魁梧英俊的叶良侠问叶文茜：“这就是你的大孩子吧？”
“是的，总理好。”叶良侠赶忙替母亲回答，并向周恩来深深鞠了一躬。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已经让他们帮助你解决。来，为你的生活美满、全家幸福，干一杯！”周恩来举杯致意。
叶文茜一家感动地喝下了这杯盛满深情的酒。
……
当周恩来挨桌向专家及其家属们敬酒时，坐在主人席上的江青等人冷冷地坐着，沉默不语。
对于这次茶话会的情况，当时的新闻媒体未作报道。掌管新闻宣传大权的姚文元也不会让媒体报道这样一次他们看来是极度右倾的会议。
然而，消息是封锁不住的。周恩来的这次讲话在外国专家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令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舒畅。他们底下悄悄地议论着、憧憬着。
华西蒙说：“只要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周总理让我去坐牢，我也心甘情愿。”
柯鲁克说：“现在我对革命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国。”
马海德说：“我没有听到比这更好的讲话，大家听了之后气消了，很服气。这个讲话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国际主义精神非常完整，很有说服力。”
专家们还纷纷写信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分享这份喜悦。
周恩来讲话中提到的新西兰专家雷克，这时已离开中国回到新西兰。柯鲁克写信将周恩来的讲话告诉雷克夫妇。中国驻新西兰大使也约见了雷克，向他转达了周恩来讲话的精神，欢迎他重返中国工作。
雷克夫妇激动不已，他们写信给周恩来，表示十分感谢周恩来的盛情，尽管他们不能立即来华工作，但他们决定把孩子送到中国来，让她们为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工作。
对于在中国的外国专家来说，1973年3月8日，是一个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会令他们激动不已的珍贵日子。这个日子，连同周恩来这个伟大的名字，都深深地镶嵌在他们的生命里。
对于外国专家工作者来说，周恩来的那次讲话，犹如阴云密布的天空中滚滚而过的一声春雷。
1973年三八节，周恩来逐个向外国专家赔礼道歉。春雷阵阵，重新拨正外专工作的航向。
十几年精心建立起来的外国专家工作被“冲”得七零八落，汪洋中的一条船，周恩来尽一切所能保护这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外国专家。
1971年12月31日晚上，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周恩来在此会见并宴请了在京的外国专家。
这是林彪事件后的第一个新春，这是一次久违了的会见和宴请。
对于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以及外国专家工作者来说，周恩来此举的意义非同寻常。当周恩来举杯向他们祝酒时，他们一个个眼含热泪。
此情此景，周恩来也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想起了还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爱泼斯坦、丘茉莉、柯鲁克……文化大革命以来外国专家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极左倾向和做法，以及在华外国专家的种种遭遇，一幕一幕地在脑海中闪过。
在中国的外国专家，这是一个为中国教育、科技、文化出版和对外宣传事业作出了贡献的特殊群体。50年代，中苏合作的黄金岁月，以苏联专家为主体的在华外国专家队伍曾达数千人。
作为领导共和国经济建设、常为人才匮乏而苦恼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深知外国专家的特殊作用。他们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各方面的建设，而且在被帝国主义封锁的年代里还是我们了解世界的窗口，是联络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和桥梁。因此，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周恩来就一直亲自抓外国专家的工作。1954年，周恩来提议成立专家工作局（后改名为外国专家局），作为专家工作统一管理的办事机构，并制定了一系列外专工作的方针政策。周恩来还建议出版《专家工作通讯》，交流专家工作经验，并亲笔给这个刊物题写了刊名。还是在1954年，周恩来亲自批准，在北京的西北郊建起了一所绿树掩映的园林式宾馆，专门接待外国专家，取名为友谊宾馆。
周恩来还多次对从事外专工作的领导同志说：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下，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适当聘请外国专家帮助工作是必要的。既然我们把他们请来了，就应该把人家当作朋友看待，以礼相待，主动作好团结工作。外国专家远离本国来到我国，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困难很大，一定要热情相待，适当照顾，使他们安心工作。
为了体现党和国家对外国专家的关心，每逢重大节日，周恩来总是亲自出面，宴请全体在北京的专家及其家属。有时还利用各种联欢场合与专家们亲切会见和交谈，表达我们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感谢。
有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部分外国专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游园活动，当他们看到欢腾活跃的场面时，情不自禁地自动走上舞台载歌载舞。恰在此时也来到现场的周恩来见此情景，也兴高采烈地登台和外国专家们一起歌唱。事后，周恩来又和外国专家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许多外国专家至今都还记得这样动人的一幕：1960年，当时的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突然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周恩来指示各有关单位对这些专家要热情相送，举行欢送仪式，对专家可能超重的行李要破例放行。后来，周恩来又在人民大会堂为这些专家举行告别宴会。宴会上，神情凝重的周恩来动情地对专家们说：“虽然我们要分开了，但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说完，周恩来举起酒杯一一跟这些专家碰杯。在场的所有专家眼里涌出了泪花。
平易近人、细致周到的周恩来在外国专家的心中也留下了珍藏在心底的美好回忆。许多在中国的外国专家由此和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老朋友。马海德医生的夫人苏菲女士说：“我们有什么事，只要找到周总理，他不会过夜处理。”有的专家说：“和周总理说话，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忘了他是总理。”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起来后，十几年精心建立的外专工作被冲得七零八落，处境艰难的周恩来也无法把握外专工作的航向。各级外专工作部门被夺权，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很多外国专家出于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崇敬，出于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也被卷进这场“革命风暴”，有的摔倒在地，有的踉跄爬起，有的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与许多中国人一样，这些外国专家也积极地投身这场运动。戴妮丝，1936年与中国旅法画家李风白结成夫妻、50年代初随丈夫来到中国的法国共产党员。她回忆说：她当初就是因为对毛泽东充满敬佩之意才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她认为毛泽东“有勇气抨击自己领导的政党，目的也许是通过文化革命为这个党洗涤灰尘，使党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于是，“我们有决心为革命的新发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牺牲。”英籍作家韩素音在回忆她“文革”经历的《凤凰再生》一书中也谈到：“毛（泽东）的品质，毛的远见，他对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影响吸引了我，使我着了迷。我决心去理解他，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要摆脱这种迷恋是不可能的。”
风暴的冲击也就罢了，更险恶的是明知外专工作是周恩来一直在抓，但中央文革一伙别有用心，借外专工作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们诬蔑外专工作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把曾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外国专家打成“特务”、“国际间谍”、“五一六分子”，或批斗，或抓进监狱。
在外国专家遭到迫害的同时，他们的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
德国专家米勒的儿子和女儿毕业后，成了分配上的“老大难”，连当工人的资格都没有。
法国专家西蒙和伊霍雷娜的女儿莫妮克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恋爱的盛大节日”，兴冲冲地从巴黎赶回中国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结果因为带了一本普通的法国爱情小说被冠以“带回淫秽书籍”的罪名投入监狱关押三年之久。
很快，这些革命热情高涨的外国专家就被极左思潮打得晕头转向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小心谨慎、没有什么极端行为的戴妮丝也受到了如瘟疫般的对待。她回忆说：“同事们都和外国人保持距离，躲着我们，甚至渐渐地发展到不和我们讲话了。他们像抛一块骨头一样把工作扔到我们的桌子上，然后扭头就走。”
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周恩来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尽一切努力，关怀和保护着这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很大贡献的外国专家。
英国专家露丝·史密斯，1922年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过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1936年她忍痛告别亲友和孩子，参加由69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组成的闻名世界的国际纵队。新中国成立后，她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应聘在新华社担任英文改稿工作。她博学多才，工作勤勤恳恳，一篇篇凝结着她心血的英文电讯，通过电波飞往世界各地。
文化大革命中，史密斯因为对一些极左做法表示了不满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昔日亲密无间的同事一夜之间变得是那样的冷漠和敌意，没有人和她说话，哪怕是工作上的交谈。史密斯发现自己如同生活在一座冰窖中。
无奈之下，史密斯于1968年被迫离开她所热爱的中国回到英国。史密斯是含着眼泪离开的，临走时她说：“虽然我在这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我回去不会说中国的坏话。”然而，当我们的同志送她到机场时，吝啬得连声“再见”也没有说。
周恩来是事后才得知此事的。他指示有关单位一定要把史密斯请回来。1971年5月，正是史密斯80大寿之际，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受周恩来委托，带着蛋糕专程访问了史密斯，并邀请她回中国工作。史密斯激动地说：“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我要立即飞到北京去，在中国战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当史密斯告别在英国的亲友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她感动得哭了起来。这眼泪是为周恩来的关怀而流的。
日本专家横川次郎也是亲身体会到周恩来关心和保护的人。
横川次郎解放前就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四川省农业厅工作，1961年调国家外文出版发行局日文组担任改稿工作，1968年到《中国画报》社担任日文改稿工作。
有一次，日文翻译组组长告诉他，以后改稿由中国人自己干，要他不要像过去那样用红笔改稿，只用铅笔标出作为参考。但是，由于我们自己改的稿日本人看不懂，两三个月后，翻译组组长又找到横川次郎说，还是像过去一样由他来改稿。此时，横川次郎的妻子横川辰子请假回日本探亲去了，第二年春准备回中国时，发现准假条和北京市公安局发放的出入境证件遗失了。横川次郎找单位及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但都被拒绝了。这等于要赶他回日本。
走投无路时，一位日本友人悄悄地告诉他：此事写信给周总理才能解决。于是，横川次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并表示他本人把中国视为“第二祖国”，愿意留下来工作，但如果一定要他回日本，请准许他夫人来北京一趟，因为他本人年纪大了，无力一人整理行李。
仅过了几天，单位专家科的负责人把横川次郎叫到办公室说，上级来了指示，并当场念给横川次郎听：“请即将横川辰子接回北京，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
这是典型的周恩来批示。横川次郎后来总是激动地说：“是周总理救了我的命。”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周恩来关心和保护的外国专家还有很多。
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家喻户晓，也是毛泽东的老朋友。1965年，斯特朗80大寿时，周恩来还前往上海祝贺。这位曾热情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老太太后来也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做法百思不得其解，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她的几个同是外国专家的好友被打成了“国际间谍”遭逮捕，她的一个侄孙要从美国来看她也被中国方面拒绝。为此，她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去见她的侄孙。最终，斯特朗心情忧郁，患病住进了医院。大概是性格倔强的老太太为了对所遭受的一切的抗议，她拒绝进食和治疗。周恩来赶到医院对她作耐心的劝导后，她才答应与医生配合。周恩来还指示通知让斯特朗的侄孙前来中国。
1970年3月28日，斯特朗病危，周恩来百忙中赶到协和医院探望。在听取了医务人员的汇报后，周恩来指示：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你们要克服困难，耐心细致，尽一切努力积极设法抢救，以延长她的生命。
尽管周恩来尽了最大努力保护外国专家尽可能地少受到伤害，但是，由于在那特殊的年月中，周恩来自己的处境也异常艰难，他的话也并不是全部管用。有些人他想保也未必能保得住。
著名医生马海德，文化大革命前在卫生部所属的皮肤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说成是“国际特务”，不让他进行研究工作了，也不让他给患者看病，而是让他给研究所烧锅炉。患者指名要马海德看病，造反派说：“你让国际特务给你看病？”因此，马海德闲在家里，直到1969年，在周恩来的过问下，虽然分配到了阜外医院工作，但仍然不能正常工作。
有一次，周恩来见到马海德。当得知马海德还不能正常工作时，周恩来当着卫生部负责人刘湘屏的面说：马海德是我们的老同志，他很熟悉中国的情况。
周恩来的意思是让刘湘屏解决一下马海德的问题。但是，刘湘屏却推托说：“我刚到卫生部，不了解情况”。
刘湘屏与江青一伙勾得很紧，全不把周恩来的话当回事。
马海德工作的事就被拖了下来。马海德回忆说：“这以后，我更倒霉了，刘湘屏连面都不见了。”
一个国务院总理说的话，国务院的一个部长竟不放在眼里，今天看来是难以置信的事。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月中却又是确确实实的、见怪不怪的事。
也因为周恩来的处境艰难，尽管周恩来作了很大努力，但爱泼斯坦、丘茉莉、柯鲁克、夏庇若等周恩来熟知的外国专家还是被冠以“国际间谍”、“国际特务”的罪名而遭到逮捕被投进监狱。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刊载的《全国冤假错案的复查与平反》一文披露：“据调查‘，文革’初期，全国有外国专家410人。其中以‘特务嫌疑’、‘搜集情报’、‘间谍活动’等罪名拘留、逮捕、驱逐出境的17人，被审查、批斗的8人，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和侵害。”
对于那些暂时被关押的外国专家，周恩来时刻在关注着他们。
1970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访问中国。周恩来会见斯诺夫妇时谈到了爱泼斯坦和丘茉莉，并说他们在几个月内就会出来。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爱泼斯坦和丘茉莉直到1973年1月才被放出来。这也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
1971年9月13日，蒙古温都尔汗的那团烈火宣告了林彪集团的覆亡。周恩来抓住这个契机大力批判极左思潮，开始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
林彪集团覆亡后第一个新春，周恩来就把在京的外国专家请到人民大会堂，表明周恩来已经把拨正外国专家工作的航向的事情摆上了议事日程。这也就是这次接见和宴请的最大意义。虽然那还是严寒的冬季，但周恩来的这个举动却给了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以春天的希望。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
有关部门在涉外活动中不敢做工作、不敢接触外国人，甚至连外语也不敢讲。周恩来接连发表讲话，作出批示，重新拨正外专工作的航向。
这种春天的气息，在监狱中的爱泼斯坦也感受到了。在后来的回忆中，爱泼斯坦把当时这种春的气息比喻为“像是在隧道尽头出现了一缕亮光”。他说：
“我在狱中受到的待遇从1971年下半年起（即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有所改善，第二年更有进步，这可能是秦城监狱进行清查整顿的结果。审讯不那么严厉了，要求我们交代的压力虽未停止，但减轻了。同过去形成对照的是—我不知道出于何种理由—我被告知，我有进步，也许不会在狱中关押多久了。”
“这时，伙食也忽然好起来了，开饭时给得更多，态度也不那么粗暴了。我已经习惯于少量的配给，也赞成俭朴是美德，而且一下子吃得太多使肠胃不消化，所以我就说‘：我不要这么多！’看守马上训斥我‘：别不相信党和政府的英明政策！’很快我的肚子大起来了，体重也增加了，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爸爸）有一封写给我的信（请周总理转交）我是收到了的，不管是谁拆开了信，这封信是经总理准许才能交给我们杂志社转给我的。信上说，我母亲日趋衰弱，再见我一面也许是她唯一的希望了。我心里难过极了，放声大哭（我成年以来的第一次），要求监管人员允许我给美国打电话，他们可以监听；或者，准许我去美国探亲，我可以住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住地（中国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每天去医院探视母亲，晚上回到住地，过一段时间我仍回中国的监狱。监管人员听了我的要求，但回答是‘不行’。（我能想像让我赴美将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但让我打个电话应该是办得到的。）不过，他们准许我写信，此后我就不断地写信给爸爸和妈妈（直到她病故）。另外，还准许我汇钱的请求，由《中国建设》杂志社把我结存的工资换成外汇，寄到美国去。这件事很快办成了，第一次寄了1000美元。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只有国家高层领导发话才能办到。”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一切都是周恩来关怀我们的结果。”
的确，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开始着手拨正外国专家工作的航向。
实际上，从1970年开始，周恩来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
1970年11月20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的外语教学改革座谈会。
会上，周恩来听取了高校同志的汇报，他特别关心在中国的外籍教师的处境。当听说许多外籍教师在学校里处于被闲置和隔离状态，中国师生不敢和他们交往甚至不敢和他们讲话时，周恩来说：同外国朋友的来往如何改进，是时候了，该提到日程上了。他指示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件事，同外交部研究一下，尽快解决。
一个星期后，即11月27日，周恩来在新华社报送的《关于出版外文参考资料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近来外宾、专家和友好人士苦于无外文消息可看。”“我报纸所登有限，且无反面或外电材料，故无法满足需要。一九六八年一四九号通知属于临时性质，不能长此不加恢复近于与世隔绝。”
周恩来批示中提到的一四九号通知规定不允许外国人订阅《参考消息》。由此可见，对于切断外国专家的消息来源是专门发过文件的。
12月3日，在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听取公安部负责人关于召开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的汇报时，周恩来又一次谈到了在华的外国专家问题，再次批评有关部门在涉外活动中不敢做工作，不敢接触外国人，甚至连外语也不敢讲。他说：现在在中国的外国人，除了外交人员、国际组织和侨民之外，还有许多在新华社、广播局、外文局、中央编译局和高等院校工作的外国专家，要专门研究如何对他们做工作。对外国人要一分为二，不要因为个别人有问题就“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连《参考消息》也不让他们看，连外国语也不敢讲了。
1971年5月30日、31日，周恩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及外事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就外事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各种错误倾向提出批评。他说：要警惕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首先是住在我们自己家里的外宾问题。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我们当作客人欢迎，可是对于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外国朋友，反而不理人家，比一比，我们怎么能够不作自我批评？
然而，极左思潮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林彪事件后，有些外国专家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仍没有得到改变。
德国医学专家汉斯·米勒，1933年就到了延安。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当他伸出双手与毛泽东紧紧相握时，他的命运从此与中国革命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了一起。那年，他才24岁。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作为医学专家随我军南征北战，华北、东北等各个战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对于这样一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外国专家，有关部门根据他自己的请求，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国籍，还将他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米勒工作所在单位北京积水潭医院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党委和院领导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昔日不学无术的人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到处横冲直撞，不可一世。性格耿直、不愿随波逐流的米勒被“造反派”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没有人理他，没有人跟他说话，他成了单位多余的人。他的家属也因他受到牵连，他的儿子和女儿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连当工人的资格都没有。
更让米勒寒心的是，他的活动受到监视，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
一次，他得知老战友马海德受到迫害，想到他家去安慰安慰。途中，米勒发现自己身后远远地跟着“造反派”，自己处于被监视之中。
还有一次，被迫深居简出的米勒在北海公园附近散步，被一群青年学生当成帝国主义的“特务”扭住送往派出所。米勒解释说：“我是中国人。”青年学生说：“中国人有你这样的高鼻子吗？”
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最悲愤的事莫过于他勤勤恳恳地工作而又不被信任了。尤其是对一个有外国血统的知识分子。
极度苦闷的米勒想到了返回德国。医院一位主管外事工作的也是一位老干部，他非常同情米勒，在了解到米勒决心返回德国后，劝米勒留下来，并建议米勒可以写信给周总理反映他的困难情况。
这个建议在米勒的心头燃起了一缕希望的亮光。米勒在战争年代就见过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大节日的活动中，米勒和周恩来也常有接触。他对周恩来非常崇敬。只是他担心周恩来日理万机，自己的信总理能不能看到？
米勒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诉说了他对中国的感情和自己目前的处境，并请求他批准自己返回德国。
周恩来收到了米勒的信。从字里行间，周恩来看到了一个有外国血统的共产党员对中国的热爱，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扭转外专工作的航向。
米勒的情况不是个别的。这一时期，不断有反映外国专家情况的信件送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1973年2月2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报送的一份《专家工作简报》放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简报》反映了外国专家对我们的外专工作的一些意见，并列举诸如对外国专家放任自流，以致出现不健康倾向的事例。同时也反映了外国专家要求关心他们的业余生活的愿望。
周恩来抓住时机，在《简报》上批示，要求外交部、中联部、新华社、广播局、外文局、北京市委、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单位组成调查小组，分别“找专家及其家属作个别谈话，了解他（她）们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特别是思想政治情况”，“并提出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中国工作，有所进步”。
北京市委派林参加调查小组，并具体解决米勒的问题。林勒的家里做工作，传达周恩来的关怀。曾30余次到米米勒最终放弃了回德国的要求，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工作。
听说外国专家局要撤销，周恩来发火了：“外国专家局你们不要，我要！”“要向外国专家公开承担责任，以挽回影响。不要怕这样做又要犯右的错误！”
就在周恩来正在为拨正外国专家工作的航向而努力时，周恩来忽然得到外国专家局要撤销的消息。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国专家局一直由外交部代管。由于业务并不很对口，专家问题又比较难办，外交部感到是一个负担。1973年初，外交部打算撤销外国专家局，成立一个专家小组，由外交部领事司管理。为此，外交部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个报告。有关部门没有把这个报告送周恩来，而是直接退回给了外交部，准备实施。
周恩来得知后，吃惊之余大为震怒。
1973年3月4日晚，周恩来把外交部、中联部等11个涉外单位的30多位负责人召集到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
晚10时，周恩来准时来到会议厅，略显苍白的脸色非常严肃。
“今天到会的都是负责外事的干部，主要讨论外国专家工作问题。”周恩来没有寒暄，话语直奔主题。
周恩来问：“撤销外专局是怎么回事？”
有关负责人对事情的原委作了解释。
周恩来批评说：“怎么能这样呢？国务院的一个局，我当总理的不知道，怎么就给撤销了？我在1月31日的《专家工作简报》上发现专家工作有问题，还在2月2日要有关单位改进。可是，我一面去向专家承认错误，你们一面却甩手不管，撂挑子。外专局，你们不要，我要！”
“对外国专家的管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因为怕麻烦而撒手不管。外国专家不是侨民，不宜划归领事司管嘛！怎么能把专家工作和护照签证搞在一起呢？这个问题外交部核心小组再讨论一下，通不过，再找我。”
周恩来的手有点颤抖。与会者还不知道，自1973年1月以来，周恩来大量便血。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能住院治疗。
在一阵批评之后，周恩来语气稍稍和缓了一点，他就外专工作和外专政策存在的有些问题作了针对性的阐述：要批判林彪一伙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对职工要进行思想教育，加强组织纪律性。要允许同专家交朋友、同外国人来往嘛！不能动辄说人家里通外国。在这个问题上，要继续肃清极左思潮。外国专家要求参加政治活动，既要一视同仁，又要遵循自愿的原则，注意不要强加于人。对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专家，要享有中共党员的一切政治待遇。过去，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在这些方面干扰破坏正确方针政策的落实，引起专家对我们的不满、隔阂。现在，一定要主动地自我批判这些错误，要向外国专家公开承担责任，以挽回影响。不要怕这样做又犯了右的错误。
周恩来的这些话，给当时风雨飘摇的外专工作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当时的背景下，许多外专工作者心有余悸，他们担心自己做了工作得不到肯定也就罢了，就怕被戴上“里通外国”、“右倾”等一些帽子。
接着，周恩来向各单位逐一询问了外国专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有人汇报说：英国专家劳埃德因为对跳“忠字舞”、搞早请示晚汇报的一套做法看不惯，给学校提了意见而被批斗，并被解聘后回国。回国后，劳埃德精神失常，也找不到工作。
周恩来当即表态说：这是我们的错误。应该把他接回来，向他赔礼道歉，有病我们要负责治好。
在听取北京大学外事处负责人汇报时，周恩来对美国教师叶文茜一家的情况特别地关注。
叶文茜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师，美国加州人。大学毕业后，叶文茜嫁给了在美国工作的华人叶渚沛，从此她的命运便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50年，叶渚沛回国，叶文茜冲破一切阻力随丈夫来到北京。上大学时叶文茜专攻文学，爱好戏剧和诗歌，到中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英语系教师。叶渚沛也是位杰出的科学家，他的时间几乎全部放在实验室和办公室，家庭事务和三个孩子的生活全压在了叶文茜的肩上。不通汉语的叶文茜同时挑起了专家和家庭主妇两副担子，很不容易。
与别的外国专家不同，由于丈夫是中国人，叶文茜既是外籍专家，同时又是中国人的家属。这样一种双重身份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荣誉和待遇，倒常常使她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有些外国专家应当享有的待遇，却由于她是中国媳妇而不把她看作是纯粹的“外国专家”，没有她的份；有些中国同胞能享受的待遇，却因为她是外国人，中国人也不把她看作自己的同胞，自然也没她的份。叶文茜成了有关部门可以管又可以不管的边缘人物。
到了文化大革命，叶文茜的这种双重身份更是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折磨。有人说她是“里通外国”，有人怀疑她是“国际特务”。昔日熟悉的人们都离她远远的，不敢与她说话。1971年，叶渚沛去世后，叶文茜独自带着三个孩子，支撑着一个家，日子更是艰难。
更使叶文茜伤心的是，自己的血统和基因，还株连到孩子。她的三个孩子由于有着外国人的长相，也被打入“另册”，当兵上大学这样的好事自然轮不到，就连进个工厂当个一般工人都很难。
他的大儿子叶良侠30多岁了，在劳动中与工厂的一名女工建立了感情。然而，这本来很正常的青年男女恋爱却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单位领导怕沾上涉外婚姻的麻烦，坚决反对；女方父母强迫女儿离开工厂，送到河南农村躲起来了。一对美好姻缘就这样硬生生地给拆散了。
……
听着听着，周恩来忍不住了，他激动地说：“荒唐！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有什么错？为什么搞得这么紧张？何况叶良侠是中国的孩子嘛！不能因为他长得像外国人就歧视他。”
说到这里，周恩来当场指示北京大学外事处的负责同志：“这个问题要解决，要尽快把那个女孩子找回来。可以多做做女孩子家长和工厂的工作，如果有顾虑，就说是我讲的。”
在听取各涉外单位外国专家工作和生活情况的汇报时，周恩来问得非常仔细，并不时地在纸上记着。从了解到的情况看，外国专家工作存在的问题，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三八妇女节就要到了。这时，一个独到的工作方案、一个大力纠左的举措，从周恩来心底喷涌而出：“今年三八节就要着重抓外国专家工作，到时把所有专家和他们的家属都请来，我们得承认错误，这样才能主动。”
周恩来话音未落，会场早已是一片掌声。
1973年三八节，周恩来逐个向外国专家赔礼道歉。对外国专家来说，周恩来这次讲话如同阴云密布的天空中一声滚滚而过的春雷。
1973年3月8日，一个令在华外国专家永世难忘的日子，一个在外国专家的记忆里永不褪色的日子。
初春的北京，虽然外面还是春寒料峭，但此时人民大会堂三楼宴会厅却是春意融融。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联部、外交部、外国专家局在这里联合举行庆祝三八妇女节茶话会。以往这类茶话会，只邀请外国女专家和外国专家夫人参加，这次茶话会破例了，当时在京的外国专家、专家夫人和他们的子女全部被邀请出席。
出席茶话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周恩来、蔡畅等，王洪文、江青、姚文元等也出席了会议。
当外国专家看到他们日夜思念的周恩来亲临茶话会时，不禁为之欢呼雀跃；而当他们看到冷眼旁观的江青等人时，心头又不禁掠过丝丝阴影。
在同一个大厅，冷暖两股政治气流同时交汇在外国专家的心头。
在这之前，周恩来自林彪事件以来大力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受到压制，自从周恩来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以来，江青集团已多次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发难。
然而，周恩来仍然以他那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特殊的斗争方式，向极左思潮开战。
茶话会开始后，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及其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的情况提出批评，并向外国专家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说：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对于已经回国的专家，如果他（她）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将诚恳欢迎他（她）们，以弥补我们未照顾好他（她）们的过失。
一个大国总理，这样坦诚的态度，使在场的专家及其家属们无不为之感动。以往一切的怨气和委屈，刹那间烟消云散。
接着，周恩来逐个举例说明一些专家及其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的情况，并赔礼道歉。
史密斯坐在周恩来的旁边，周恩来坦诚地向大家谈到她的遭遇，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并动情地说：“这样一个英国同志，我们是对不住她的。”
史密斯的脸上露出了理解和感动。
周恩来谈到受到不公正待遇、已经离开中国的劳埃德、雷克夫妇，对他们的现状表示关心，并表示：欢迎他们再一次来中国，以弥补我们没有照顾好他们的过失。
周恩来向被诬陷入狱、前不久才获得自由的柯鲁克、爱泼斯坦、丘茉莉、夏庇若等赔礼道歉，并内疚地说：让你们受苦了。
……
大厅里安静极了。专家们大多眼含泪水，一些女专家和专家的夫人们不时掏出手绢，擦拭流出眼眶的热泪。
周恩来还向专家们说明：“我们的工作中存在某些错误的做法，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党的政策变了。我们的党没有变，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没有变。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上就有国际主义的传统。”
周恩来指着坐在旁边的蔡畅说：“蔡畅同志是我国妇女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她经常同外国朋友来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蔡畅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谈到今后的外国专家工作时，周恩来说：“毛主席最近批评了不敢同外国人交往的错误倾向。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有关部门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观念，增进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
讲话快要结束时，周恩来充满豪情地对专家们说：“今后我们一视同仁，像一家人生活，好不好？”
“好！”专家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三八妇女节是妇女解放的节日，我们来个男女革命朋友一道解放，干杯！”周恩来端起酒杯，向在场所有的专家致意。
专家们都没有马上去端酒杯，而是使劲地鼓掌。热烈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
结束讲话后，周恩来端着酒杯，挨桌转圈，向每一桌宴席的专家及家属敬酒碰杯。
在米勒一家面前，周恩来握住米勒的手：“我非常高兴你继续留在中国，把这些年的不愉快统统忘掉吧！”
米勒激动地说：“请周总理放心，我已经忘掉了那些不愉快的事。”
在日本专家添田秀平面前，周恩来首先用日语向他问候。添田秀平连忙用中国话向周恩来问好。添田秀平5岁的孩子武人也来了，周恩来抚摩小武人的脸颊，亲切地说：“多可爱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小武人有点怕生，低着头不说话。倒是巴西专家的孩子星海毫不怯场，拿着倒满茅台酒的酒杯要跟周恩来干杯，引来大家一阵开怀大笑。
在叶文茜一家的桌前，周恩来指着魁梧英俊的叶良侠问叶文茜：“这就是你的大孩子吧？”
“是的，总理好。”叶良侠赶忙替母亲回答，并向周恩来深深鞠了一躬。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已经让他们帮助你解决。来，为你的生活美满、全家幸福，干一杯！”周恩来举杯致意。
叶文茜一家感动地喝下了这杯盛满深情的酒。
……
当周恩来挨桌向专家及其家属们敬酒时，坐在主人席上的江青等人冷冷地坐着，沉默不语。
对于这次茶话会的情况，当时的新闻媒体未作报道。掌管新闻宣传大权的姚文元也不会让媒体报道这样一次他们看来是极度右倾的会议。
然而，消息是封锁不住的。周恩来的这次讲话在外国专家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令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舒畅。他们底下悄悄地议论着、憧憬着。
华西蒙说：“只要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周总理让我去坐牢，我也心甘情愿。”
柯鲁克说：“现在我对革命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国。”
马海德说：“我没有听到比这更好的讲话，大家听了之后气消了，很服气。这个讲话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国际主义精神非常完整，很有说服力。”
专家们还纷纷写信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分享这份喜悦。
周恩来讲话中提到的新西兰专家雷克，这时已离开中国回到新西兰。柯鲁克写信将周恩来的讲话告诉雷克夫妇。中国驻新西兰大使也约见了雷克，向他转达了周恩来讲话的精神，欢迎他重返中国工作。
雷克夫妇激动不已，他们写信给周恩来，表示十分感谢周恩来的盛情，尽管他们不能立即来华工作，但他们决定把孩子送到中国来，让她们为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工作。
对于在中国的外国专家来说，1973年3月8日，是一个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会令他们激动不已的珍贵日子。这个日子，连同周恩来这个伟大的名字，都深深地镶嵌在他们的生命里。
对于外国专家工作者来说，周恩来的那次讲话，犹如阴云密布的天空中滚滚而过的一声春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