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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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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
“文化大革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但文教科技领域在这场浩劫中却成了名副其实的重灾区。
陈伯达“指示”：《四角号码字典》不能出，周恩来对图书出版口连发“重炮”：“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
在李政道面前，周恩来说出了“文革”以来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一句话。
周恩来要周培源除障碍拔钉子，把北大理科办好。姚文元说：周培源的文章是有来头的。一篇文章的背后有着激烈的较量。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场大地震，那么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就处于这场大地震的震中位置。“文化大革命”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在这场浩劫中却成了名副其实的重灾区，因而也就自然成了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重拳出击、大刀阔斧进行调整的领域。
1970年9月，林彪、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露出了他们急于抢班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也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借此机会，周恩来开始批判极左思潮，着手进行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调整。1971年林彪集团覆亡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全面出击，加大了政策调整力度。
陈伯达“指示”：《四角号码字典》不能出。周恩来对图书出版口连发“重炮”：“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资治通鉴》、《天演论》还用审查吗？四书五经还要修改吗？”“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
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界被列为“五界”之一，成了所谓的“四旧”、“藏污纳垢”、“牛鬼蛇神”的“聚集区”。在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煽起的极左思潮的肆虐下，文化大革命前17年出版的书刊，绝大多数当作“四旧”、“藏污纳垢”被扫除，全国停售、封存的图书总值达当时的币值两亿多元，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就停售图书两千多万册。一些出版界的专家、学者也被打成“牛鬼蛇神”或关押，或下放。
就连《新华字典》这样的工具书也难逃被封存停售的厄运。
1970年春，正是中小学开学的时候，全国要求供应字典的呼声十分强烈。中央文革宣传组联络员根据有关部门的反映向中央文革写出书面报告，请示修订再版《新华字典》和《四角号码字典》。报告提出有5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修改：一是有些词语塞进了封资修黑货；二是有的抽掉阶级内容，缺乏阶级分析；三是对一些历史人物评价不当，美化了帝王将相；四是与现实政治生活不符合或有抵触；五是解释不确切。
1970年5月11日，分管文化宣传的陈伯达口头“指示”：《新华字典》你们看一看，斟酌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出版。《四角号码字典》不能出了，因为是王云五搞的，待以后考虑。
王云五，原籍广东，1888年生于上海，他首先将四角号码检字法运用于字典。因为他曾当过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1951年又从香港去了台湾，他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也被当成了“毒草”。
陈伯达的“指示”，反映了文化出版界极左思潮盛行的冰山之一角。对此，周恩来气愤至极。
1970年9月17日，庐山会议结束刚过10天，周恩来召集国务院文化、教育、出版等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向文化出版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打出了一串“重炮”：
“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来源还不是资产阶级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吗？可是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因素。”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
“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不出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芭蕾舞是洋的，能说是我们创造的吗？”
“《资治通鉴》、《天演论》还用审查吗？四书五经还要修改吗？”
“旧小说可能统统当作‘四旧’处理了吧？《红楼梦》、《水浒》能算作毒草吗？”
“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
周恩来这一系列的质问，令与会的人脸红心跳。其实很多人怎能不明白周恩来所说的道理，只是慑于极左思潮的压力，对文化出版工作中极左的一套敢怒不敢言而已。
对于《新华字典》的出版，周恩来后来多次催问。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在检查文化出版口的工作时又问：“工具书出版了吗？《新华字典》还没有定下来吗？青少年没有书看，有的学校没有字典，没有地图。新书要出，旧书也可以选一点好的出版嘛！”
1971年3月23日，周恩来又口头指示：《新华字典》还是早点定下来，了解一下到底要印多少，注音检字方法和注释是否恰当。
在周恩来的催问下，《新华字典》的出版工作抓紧进行，很快就印出了样书。
当出版社把样书送给周恩来审阅时，周恩来发现《新华字典》的封面书名是拼集鲁迅的字。为此，周恩来对有关负责人说：我不赞成这样拼凑字作书名，拼字不是艺术。还有人把毛主席的字拼来拼去。主席题字都是完整的构思，不能随意拆开。鲁迅没有给这本字典题过字。鲁迅在世时，还没有简化字呢，这个“华”字还不是凑成的吗？这是不尊重鲁迅。将来一考证，说你们造假。还是老老实实的好。封面不要用鲁迅的字，不要弄虚作假。你们这样搞，我就不批准。
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新华字典》正式出版时，封面书名改用了仿宋字。
虽然周恩来1970年9月17日的谈话严厉批评了出版界的极左思潮，并提出了一些明确指示，但是，由于出版界不少人深谙“文革”政治斗争风云的诡秘多变，对出版新书、过去已清理封存的书以及整理重印古籍仍心有余悸，没有见到中央批示不敢动手，因此图书出版工作还远远适应不了社会各界读者的需要。
同时，由于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1月在波兰华沙恢复，中国的外交格局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筹划下正面临新的突破。我们的国民急需了解世界以适应这种突破。然而，“文革”中那些涉外的历史书籍不是没出就是被封存，以致出现像周恩来批评的“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的情况。
1971年春，国务院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4月12日，周恩来在百忙中找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谈话，又一次对图书出版口的极左思潮打出了一串“重炮”：
“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你们的出版计划有没有历史书籍？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
“同志们说，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地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来的。”
“总不能把历史割断吧！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一分为二，就是极左思潮。”
“《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
“把有点问题的书都封起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只相信自己不会受影响，其他人就都会受影响？群众总是比我们个人知道得多，他们是能够作出判断的。”
“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听着周恩来这些振聋发聩的话，作为出版界负责人的与会者连头都不敢抬，只是一个劲地低头往自己的笔记本上记。
最后，周恩来指出：“我看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读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知识面越来越窄，这不行，这样是不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1971年7月5日，周恩来对出版历史书籍再一次作出指示，要求尽快地出版《世界通史》，并搜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每个国家出一本，以适应外交活动和教学研究之需要。
在周恩来的严厉督促下，国务院出版口组织有关出版社，对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翻译出版情况、国内研究世界历史的研究部门和翻译力量进行调查摸底，并召集史学工作者座谈会，形成了《关于“收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情况》，提出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工作计划。
周恩来审阅了这一计划，并报毛泽东批准。毛泽东阅后批示：“可以。”
1971年9月8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1）54号文件转发《关于“收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情况》。中央在转发批语中要求各地“督促和推动有关部门努力完成规划中的任务”，并指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一部研究原始社会的重要著作，可以再版。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但有叙事简明、纲目清楚、地图详细的特点，也可供干部批判地阅读。”
出版界终于拿到了批准翻译出版外国历史书籍的最高通行证。
自1971年下半年开始，世界各国的历史陆续翻译出版。这对于了解和研究世界各国历史，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更好地迎接随之而来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的中国外交格局的全方位突破，都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为了翻译国别史，调回了一大批老教授、老专家和外语翻译人才，较早地解放了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中国历史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在周恩来的督促下抓紧进行。
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就要求抓紧中国历史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并指出：“60年代、70年代做这件事还好办，往后懂古文的人就不多了。”
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又问及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情况。
有同志汇报说：“文化大革命前主要由中华书局负责。到今年2月，上海也组织了40多人校点《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周恩来说：“你们要合作，协商一下，不要重复，早点完成。”
“顾颉刚还在中华书局吗？还有没有人校点二十四史？”周恩来问。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回答说：“顾颉刚现在在社科院。”
“顾颉刚在社科院能发挥什么作用？”周恩来指示，“把他请到中华书局来好。老弱病残圈点历史书也能工作嘛！”
经过研究，国务院出版口在5月3日向周恩来上报《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
周恩来将这一报告送政治局常委传阅，并报请毛泽东批准。毛泽东阅后批：“同意。”
毛泽东还口头指示：不能割断历史，要批判地继承研究，不单是二十四史。
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发给出席出版工作座谈会的同志每人一份，鼓励鼓励大家”。
此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工作全面展开。1972年初，《周书》、《南齐书》、《陈书》首先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他各史，也在两三年内相继出版发行。
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出版发行，突破了极左思潮所设置的文化禁锢，成为开放封存书、整理再版古籍的带头羊。
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说：“二十四史是标兵，它可以出版，很多历史书也可以出版。”
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在极左思潮肆虐下中国图书市场的凋零状况。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为了显示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文明古国，书店里得有些反映这方面的书籍。有关方面责令新华书店要挑选出一批能够显示出我们历史文化水平的、古今中外有影响的代表作摆上书架。因为尼克松要参观的地方，如王府井新华书店，没有书不行。
但是，在那个年月中，很多书当成“四旧”烧了，能找出来上架的数量很有限。怎么办？上级部门一方面要求对可以出版的书组织力量加班加点，争取在春节之前赶印出来；另一方面只好说，对数量实在不够的书籍，可以摆出来，专卖给外国人。
不料，此事竟引起一场风波。
1972年2月15日，恰是中国农历春节。这一天，王府井新华书店还没有开门，买书的人就排成了长队。待书店开门后，书店方面说有些书只卖给外国人，不卖给中国人，群众情绪异常激愤，议论纷纷。一些敌视中国的西方记者借此发消息造谣诬蔑。
此事惊动了周恩来。2月16日深夜，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开会，对这种售书方法提出批评。
周恩来说：“要注意一种倾向，比如说，出版方面把几部古典小说在王府井新华书店摆出来，不卖给中国人，只卖给外国人。何必这样呢？有书，中国人也要卖；没有书，你就别摆出来，结果给人家提供了造谣的机会。不能弄虚作假，这早已批评过了。如果书已经摆出来了，外国人、中国人都可以买，卖完为止。不是早就说过，尼克松来了，我们要不亢不卑、不冷不热吗？为什么听说尼克松要来就把书摆出来呢？”
最后，周恩来要求吴德检查一下北京市的情况，业务组动员北京市的印刷力量，争取把几部古典小说尽快再版，用事实驳斥敌人的造谣。
1972年春，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在审查清理图书的基础上，再出版一批中国古籍和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
4月中旬，全国20万部古典小说印出发行。北京市新华书店各门市部开始发行《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读者争相购买，在王府井、前门等书店一度出现了群众排长队购书的景象。
张春桥、姚文元操纵全国教育会议炮制“两个估计”。周恩来以他特殊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两个估计”的意见。在李政道面前，周恩来说出了“文革”以来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一句话：中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上大学。
对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的不满，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于是，向教育界发起冲击，进行所谓的“教育革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出于其不可告人的野心，在一旁推波助澜，从“左”的方面把“教育革命”加以发挥。从打倒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到夺取教育界的领导权，进而全面否定党在建国后17年经过曲折探索并取得明显成效的教育体制、方针、政策，教育界陷入严重混乱的境地，正确的教学规划和教学管理被冲垮。在“政治挂帅”、“白专道路”的禁锢下，学生不敢学，老师不敢教。教育水平严重下降。
1970年初，冰冻了20年的中美关系开始出现微妙变化，一度中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外交格局将面临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一旦来临，将需要大批的外事干部和外语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在批判文化出版界极左思潮和调整文化出版政策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教育界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对教育政策的调整。而突破口首先选择在外语教学上。
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见效的事。即使在中国外交陷于冰点的日子里，主管外事的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将来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十分关注外事干部和外语人才的储备、培养。
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秘书长、曾任周恩来外事秘书的马列回忆说：
“一九六九年，国务院的几个办，包括外办被撤销，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我没有被下放，受总理的委托负责几所外语院校大学毕业生的管理工作。当时中央所属的和重点大学的外语系共有四十多个语种的毕业生和在校生六千多人。总理当时看得很远，想得很深。考虑到将来对外事务的发展，他指示绝对不能让这批外语人才毕业散掉，要先将他们集中管起来等待分配。大学毕业生当时都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就同总参联系，先由部队农场接收下来，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总理还一再关照不要荒废这批学生的外语学习，要求安排外语天天读的时间，最后建立了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制度。”
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日子里，外语教育的处境异常艰难。外语教育除了存在与其他课程教育相同的问题外，由于它自身的特点还存在许多问题：外语尤其是英语，往往被看成是帝国主义的东西，学外语容易与“里通外国”、“崇洋媚外”沾边，学外语的人积极性不高，原来有外语基础的由于不用也就荒废了；外语师资严重短缺；外语教学中左的色彩太浓，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等等。
针对这种情况，1970年11月6日至9日，周恩来就外语教学问题四次找北京外国语学院负责人，提出：外语教学业务不能丢掉，目前首先要从教师进修抓起，进行短期培训提高。要好好看看过去的外语教材，按照外语教学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改进。现在对外的口头和文字上的宣传，同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实在相差得太远了！
10天以后，周恩来又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有关人员座谈，就外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发表讲话。
周恩来说：“你们要研究一下，外语师资短训班的效果到底如何？学的能巩固吗？落实的有多少？”“如果50天效果很差，可以向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延长一些时间。要抱着对学员负责的态度，否则误人子弟。师资培训不好，将来学生也教不好。”
针对当时专业学习时间少，政治学习和劳动占用时间多的弊端，周恩来指出：“学外语要天天练。天天练的时间不要仅限于一个小时。如果硬性规定一小时，其他时间就不许练，这种办法一定要脱离群众的。”“别的活动多的时候也不要取消练外语。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增到两三个小时。”
周恩来还对外语教材中极左的东西提出批评：“现在有的中学英语课本，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实在不适用，应当修改。政治语言和生活语言可以一并学，实际上也不能分。北大英语教材有一个问句：‘你出身工人家庭吗？’这个问题局限性太大，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出身？”
最后，周恩来对外语教学提出了三点要求：“外语教学要造就什么样的人才？第一是师资，有了好的师资，中学生把外语学好了，进大学或以后自学就有了基础。第二是培养懂外文的干部、技术人员，要使他们能够读外文资料。第三是外事工作人员。这三方面的需要都很急迫，急需量最大的是师资，最急需的是外事人员。”
周恩来的这番话，虽然是针对外语教学说的，但实际上也是对教育界极左思潮的抨击。
因为就在周恩来讲话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红旗》杂志7月21日发表经姚文元审改、署名“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长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这篇极左教育路线的纲领性文献，提出了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几条方针，其中就有：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使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把批判“走资派”作为一门主课；开门办学，厂校挂钩；大破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狠抓教师的立场、感情转变，解决“为谁教书”和“怎样教书”的问题；破除“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
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周恩来这些指示，作用很有限，还不能扭转全局。
1971年4月至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会议通过了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和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有的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简而言之，一是教育工作基本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二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从这“两个估计”出发，《纪要》制定了一系列极左的“教育革命”政策：“工人宣传队”长期领导学校；缩短大学学制；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对原有教师边改造、边使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实行开门办学，等等。
“两个估计”在会议期间就引起激烈争论，也受到一些与会者的抵制。会期长达三个半月。迟群指责对“两个估计”有不同意见的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
7月9日，周恩来约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针对对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周恩来以他特殊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两个估计”的意见。他指出：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
周恩来的话间接地表明：他不同意“两个估计”。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各部门主管教育的负责人作了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的历史报告，其中讲到我党建立以来多次犯了“左”的错误，吃了“左”的大亏，教育和启发干部认识“左”的危害性。他特别强调：我们做教育工作，是教育人的。不要忘记过去，不仅我们这一代，而且还要教育后代。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极左思潮。
张春桥却说：17年教育战线领导权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落实，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是假的。
8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国教育继续朝着极左的方向滑行。
这种势头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才得到遏制。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从1971年秋到1972年秋，先后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召开了一系列专业工作会议，清理各个领域的极左思潮。
1972年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普及小学教育是农村教育的重点》。
文章体现了周恩来在1971年7月29日接见教育会议代表时的讲话精神。在那次接见时，周恩来提出：培养教育后代，这是百年大计，不能忽视。小学教育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普及，主要是在农村。必须把小学经费固定下来，只有民办、集体办，没有公办就办不起来。小学教育经费年年还要增长一点。初中、高中在农村要因地制宜，能办的就办，师资不够的也不要勉强。
林彪事件后，各地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抓了普及农村教育的工作。
4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短评《坚持多种形式办学》。
5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报告》反映：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学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小学程度的占20%。因此，不得不另加半年的“文化基础知识”补习时间。
这个报告，间接地抨击了推行了两年的工农兵学员推荐制的大学招生制度。此后，各地高等学校对工农兵学员都加了半年的文化基础知识补习时间。国务院还发出高等学校招生要“重视文化考察”的规定，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学招生不要考试的办法。这些举措，后来被极左思潮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
5月10日至6月20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座谈会批判了林彪从右和“左”两方面对教育的破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提出：要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发挥教师的业务专长，鼓励教师刻苦钻研业务，加强基础理论教学，保证必要的教学时间，外语院校要加强基本功训练。会后，国务院科教组向全国印发了这次座谈会的总结报告。
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切实加强党对教学领域革命的领导》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天津市调动教师积极性、发挥老教师专长、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等经验，批判了在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出现的“抓政治保险，抓教学危险”的“左”的倾向。
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
这篇社论体现了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和恢复党的正确教育路线的意图。
对教育界极左思潮的批判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努力，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重新燃起献身事业、报效国家的热情。以北京大学的教授为例，哲学家冯友兰先生除进行教学活动外，还表示要在几年内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不顾腿伤，拄着拐杖上课，还自报《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和改造》等研究课题；朱光潜先生在落实政策后首先去寻找抄家抄走的他翻译的黑格尔美学手稿，开始继续翻译。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周恩来敏锐地把握住了时机，就教育和科学研究问题发表重要谈话。就教育问题来说，周恩来的谈话有两点是对极左思潮的重拳出击。
一是明确指出：学校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
二是顶着江青集团的淫威大胆说出：“对学习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这番话在1972年说出，真可谓是空谷足音。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学招生制度的最彻底的修正。虽然周恩来的这个主张由于“四人帮”的极力阻挠没能立即实现，但是它为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彻底实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最有力的决策依据。
作为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的李政道，对周恩来提出的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是非常赞同的，而且他对中学毕业生非得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政策也深感莫名其妙。
1974年5月，李政道又回到中国探亲和访问。他在上海听到：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不需要脱产专门劳动两年，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这件事对李政道很有启发。
于是，李政道写信给周恩来反映说：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而应改为每天早晨劳动半小时。难道科技发展反而不如芭蕾？另外，培养科技人才也不能每人都一样，应选择优秀青少年（因每人先天条件不同、环境不同，有个别差异），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养。
李政道提出的意见，可以说是对1972年周恩来提出的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主张的进一步解释。虽然这一主张提出后如石沉大海，但是，周恩来没有气馁，还是抓住李政道来信这个机会，又一次对阻碍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极左思潮猛击了一掌。
首先，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的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
其次，周恩来临时决定立即接见李政道。陪同接见的有邓小平，还有“四人帮”及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虽说是一次外事接见，但实际上是一次会议。
周恩来的意图很明显，他是要“四人帮”当面听听李政道的意见。
对于这次接见的情况，李政道回忆说：
周总理说，本来没想见我，看了我的建议，认为非常重要，立即排了大字版送毛主席阅。周总理说完就把麦克风交给我，要我向大家说明我的建议。
当时空气紧张。“四人帮”也在座，人很多，围坐了三圈。我讲完，谢静宜就没有礼貌，质问我，要与我辩论（看来谢是有准备的）。谢说：“选拔尖子的目的在哪儿？”我答：“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当时会上情况不正常，他们在私下议论。周总理说：“不许开小组会议。”会上没有人能说芭蕾舞重要而科学研究不重要。结果他们表面上被说服。少年班可以试办。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周总理宣布会议“到此结束”。
周总理对教育非常关心，虽然当时他自己身体不好，也知道说服他们非常困难，但还是要尽量说服他们。少年班有周总理支持，种子是下了，可还是有人控制此事。他们有阴谋，对此事进行歪曲。
5月30日，毛泽东也接见了李政道，表示赞同李政道提出的办少年班的意见。
周恩来要周培源把北大理科办好，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姚文元说：周培源的文章是有来头的，有背景的，不发是得罪人。一篇文章的背后有着激烈的较量
1972年2月，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以后，中国与美国等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交流前进了一大步。世界一些知名科学家先后到中国进行参观和访问。
周恩来以此作为契机，加大对科技领域的政策调整。
1972年7月2日，周恩来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
周恩来和杨振宁是浙江同乡，对话更直接、坦率。周恩来要杨振宁给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提点意见，杨振宁认为中国的基础科学理论贫乏，建议中国应当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和交流。
对杨振宁的意见，周恩来深有同感。早在1956年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时，当时提出以“任务带科学”来制定规划，初步确定了55项任务。周恩来看了后，特意提出增加一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这就是后来规划的第56项“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他说：在大力发展应用科学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与革新。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加强对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
周恩来的这些话是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而且在我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中是得到验证的。我国的原子弹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快地研制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了一批有较深造诣的理论物理学家。
因此，当杨振宁直率地说出中国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薄弱时，周恩来感慨地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
周恩来还进一步分析说：理论不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能总结经验，再回到实践中去，再提高；二是对人家的经验不那么感兴趣，不能去多听多看。
杨振宁表示同意周恩来的分析。
周恩来诚恳地对杨振宁说：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我们应该能学到一些东西，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去你提的意见；或者表面上说好，接受，你走了以后就无所谓了。你热情指出我们一些缺点，我们要是听了当耳边风就很危险，我生怕我们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这样。
为了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将杨振宁的谈话建议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后，也认为杨振宁的意见很有道理。
12天以后，即7月14日，周恩来会见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这个团以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教授为团长，麻省理工学院天文物理学家林家翘教授为副团长，由27位美籍华裔科学家组成，其中有好几位是国际知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也参加了会见。
谈话中，周恩来再次肯定杨振宁提出的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建议，说：“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
周恩来还对陪同接见的北京大学副校长、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说：“周博士，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周培源也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192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就读，获博士学位。
“今天向这位周博士将一军，请他提倡一下理论。”周恩来指着周培源对在座的客人说。
会见结束时，周培源对周恩来说：“总理，我写了一篇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想请总理看看。”
周恩来说：“好啊，有多少字？”
“大概五六千字吧。”
“太长了，再短一点。”
回去后，周培源迅即把周恩来对北大的指示向学校党委常委作了传达。同时，将他文章的主要观点浓缩为几条，以信的形式送给周恩来。信的全文如下：
总理：
关于我国基础科学这样落后，我认为有下列一些原因：
文化大革命前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在1956年制定的科学规划的第五十六项任务“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这是你指示我们制订的）和“基础科学规划”，由于没有具体单位去抓，基本上都没有落实。1963年的十年科学规划中，国家科委只抓了32个“国重”（国家重点项目），也没有做，更没有抓比较全面的规划，经过文化大革命，这32个“国重”大致都垮了。
科学院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基础科学研究，但据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力量花在任务上，接受生产单位的试验工作，做完就完了，没有能够做到预计的那样“任务带学科”，把学科带动起来。这种情况在其他研究所可能也有。
学校中科研工作反复性校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能够坚持几年的艰苦工作，做些成绩出来。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似乎科学院也有类似情况。
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怕在短期搞不出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教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
在你7月14日晚对北大的指示向北大党委常委传达后，理科教师都很激动，感到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都表示要做好工作。理科的教改组对过去的科学研究工作曾作过一些调研，今拟进一步总结经验。
我感到，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可以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
其次，要发动科学界的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积极调动起来。
周培源
1972年7月20日
周培源的信是经国务院科教组转周恩来的。周恩来阅后心中很不平静。
7月23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郭沫若、刘西尧、丁国钰、秦力生及迟群、谢静宜。信中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周恩来的信含有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明显不满与批评。
这种不满与批评，在一个多月后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博士的谈话中再次表露出来。
周恩来说：现在需要提高理论。本来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有了经验没有理论还不行，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学也是如此。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
周恩来还对陪见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说：中国科学院有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分散了，现在应该把他们集中起来，搞点研究。
为了加强科技工作，周恩来提议召开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
8月10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提出了加强科学研究，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口号。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科技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代表共240多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召开这样的会议，仅对广大科技专家的鼓舞来说，其重要意义就可想而知。
但是，张春桥却指责这次会议“大方向有问题”，是“右倾回潮”，并要在准备下发全国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草案）》中写入“黑线专政”的内容。
对此，周恩来坚决不同意。
在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鼓舞下，广大科技工作者重新燃起了希望。
8月18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四○一研究所副所长张文裕等18位科学工作者联名给周恩来写信，反映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落后现状，并提出了改变这种落后现状的几点建议。
信通过郭沫若交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刘西尧转周恩来。周恩来看了很高兴。他给张文裕写了回信：
张文裕同志并转朱光亚同志：
文裕同志交来二机（部）四○一所一部十八位同志一信，已由郭老、西尧同志处转到。看了很高兴，正是月初我们同巴基斯坦那位科学家所要说的话。
现在请文裕同志将你们今年4月送给二机部和科学院那份报告转给我一看。西尧同志请朱光亚同志召集有关方面一议事，请不要等我批，先议出办法，供大家讨论采用。
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试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所见可能有错，请你们研告。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
相对于文化教育来说，科学技术的政治色彩本来相对要淡一些，但即使如此，“四人帮”这一极左思潮的怪胎对周恩来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努力也是横加干涉，处处刁难。
这从当年周培源一篇文章的奇特遭遇足以看出。
根据周恩来办好理科大学的指示精神，周培源组织北京大学教育革命组撰写了题为《搞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教学》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1972年第9期上。
也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约周培源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认为：理科教育既要培养当前生产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工作人员，又要培养为国家今后发展生产、发展科学的理论工作人员；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要重视，不可偏废。文章批驳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课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等取消和削弱理科的倾向，指出：“既要批判理论脱离实际，又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理工不分’的看法，实际上是取消理科，这是十分有害的”。
然而，当这篇文章送到《人民日报》后，被姚文元找种种借口卡住了。姚文元以为这篇文章是周恩来要周培源写的，当时社会上也是这样传的。
姚文元先是指示人民日报社派出记者，分别到天津南开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征求意见”。名为“征求意见”，实际上是想通过复旦大学之口，把周培源的这篇文章扼杀掉。南开大学也不过只是个陪衬而已。
“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很快领会了姚文元的意图，在《人民日报》记者到达上海之前，就布置复旦大学教师座谈讨论，统一认识，制造反对周培源文章的“群众意见”。座谈的结果是早已定好了的：如果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上海要公开组织批判。
有了“群众意见”，姚文元就有了借口了。8月15日，他批示《人民日报》：文章是否马上发表或过一些时间较适宜，请你们继续研究。
姚文元的批示还算“客气”，毕竟他以为文章是周恩来要周培源写的。《人民日报》的同志经过一番考虑后，再次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发表。
姚文元这回就不再遮遮掩掩了，而是明确告诉《人民日报》的同志：“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争论。到时，你们如何收场？”
也许姚文元觉得硬是要把周恩来指示写的一篇文章枪毙掉，有点太过，于是又让把周培源的文章放到《光明日报》上发表。在他看来，这就表示降了一格。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的文章。文章发表后，上海立即派人到北京大学秘密调查这篇文章的背景。他们找到北京大学空气动力实验室的一位老师，问周培源的这篇文章是谁指使写的？这位老师就按当时流传的说了：是周总理让写的。
10月18日，姚文元到了上海，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红旗》的文章不一定是我同意的。报刊上的文章并不都是对的，都对了，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周培源的文章是有来头的，有背景的，不发不好，不发是得罪人，所以发在《光明日报》上。”
于是，从1972年11月开始，上海《文汇报》连续发表《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打什么基础理论》等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不点名的围攻。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从1972年到1973年上半年，在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重击下，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吹过了一股清新的春风，出现了新的气象，给广大文化教育科技工作者以振奋和希望。
1972年底，中国派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批飞往西方的留学生，其中16人去英国，20人去法国。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1973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要“重视文化考察，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
1973年6月7日，国务院科教组颁发《关于北京外语学院1973年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提出可以选拔少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入学，并对推荐来的工农兵学员进行文化补充考核。
……
虽然这股清新的春风没过多久就被诬为“右倾回潮”，但是，它为1975年邓小平进行的教育整顿乃至粉碎“四人帮”后文化教育科技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陈伯达“指示”：《四角号码字典》不能出，周恩来对图书出版口连发“重炮”：“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
在李政道面前，周恩来说出了“文革”以来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一句话。
周恩来要周培源除障碍拔钉子，把北大理科办好。姚文元说：周培源的文章是有来头的。一篇文章的背后有着激烈的较量。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场大地震，那么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就处于这场大地震的震中位置。“文化大革命”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在这场浩劫中却成了名副其实的重灾区，因而也就自然成了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重拳出击、大刀阔斧进行调整的领域。
1970年9月，林彪、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露出了他们急于抢班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也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借此机会，周恩来开始批判极左思潮，着手进行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调整。1971年林彪集团覆亡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全面出击，加大了政策调整力度。
陈伯达“指示”：《四角号码字典》不能出。周恩来对图书出版口连发“重炮”：“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资治通鉴》、《天演论》还用审查吗？四书五经还要修改吗？”“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
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界被列为“五界”之一，成了所谓的“四旧”、“藏污纳垢”、“牛鬼蛇神”的“聚集区”。在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煽起的极左思潮的肆虐下，文化大革命前17年出版的书刊，绝大多数当作“四旧”、“藏污纳垢”被扫除，全国停售、封存的图书总值达当时的币值两亿多元，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就停售图书两千多万册。一些出版界的专家、学者也被打成“牛鬼蛇神”或关押，或下放。
就连《新华字典》这样的工具书也难逃被封存停售的厄运。
1970年春，正是中小学开学的时候，全国要求供应字典的呼声十分强烈。中央文革宣传组联络员根据有关部门的反映向中央文革写出书面报告，请示修订再版《新华字典》和《四角号码字典》。报告提出有5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修改：一是有些词语塞进了封资修黑货；二是有的抽掉阶级内容，缺乏阶级分析；三是对一些历史人物评价不当，美化了帝王将相；四是与现实政治生活不符合或有抵触；五是解释不确切。
1970年5月11日，分管文化宣传的陈伯达口头“指示”：《新华字典》你们看一看，斟酌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出版。《四角号码字典》不能出了，因为是王云五搞的，待以后考虑。
王云五，原籍广东，1888年生于上海，他首先将四角号码检字法运用于字典。因为他曾当过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1951年又从香港去了台湾，他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也被当成了“毒草”。
陈伯达的“指示”，反映了文化出版界极左思潮盛行的冰山之一角。对此，周恩来气愤至极。
1970年9月17日，庐山会议结束刚过10天，周恩来召集国务院文化、教育、出版等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向文化出版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打出了一串“重炮”：
“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来源还不是资产阶级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吗？可是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因素。”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
“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不出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芭蕾舞是洋的，能说是我们创造的吗？”
“《资治通鉴》、《天演论》还用审查吗？四书五经还要修改吗？”
“旧小说可能统统当作‘四旧’处理了吧？《红楼梦》、《水浒》能算作毒草吗？”
“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
周恩来这一系列的质问，令与会的人脸红心跳。其实很多人怎能不明白周恩来所说的道理，只是慑于极左思潮的压力，对文化出版工作中极左的一套敢怒不敢言而已。
对于《新华字典》的出版，周恩来后来多次催问。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在检查文化出版口的工作时又问：“工具书出版了吗？《新华字典》还没有定下来吗？青少年没有书看，有的学校没有字典，没有地图。新书要出，旧书也可以选一点好的出版嘛！”
1971年3月23日，周恩来又口头指示：《新华字典》还是早点定下来，了解一下到底要印多少，注音检字方法和注释是否恰当。
在周恩来的催问下，《新华字典》的出版工作抓紧进行，很快就印出了样书。
当出版社把样书送给周恩来审阅时，周恩来发现《新华字典》的封面书名是拼集鲁迅的字。为此，周恩来对有关负责人说：我不赞成这样拼凑字作书名，拼字不是艺术。还有人把毛主席的字拼来拼去。主席题字都是完整的构思，不能随意拆开。鲁迅没有给这本字典题过字。鲁迅在世时，还没有简化字呢，这个“华”字还不是凑成的吗？这是不尊重鲁迅。将来一考证，说你们造假。还是老老实实的好。封面不要用鲁迅的字，不要弄虚作假。你们这样搞，我就不批准。
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新华字典》正式出版时，封面书名改用了仿宋字。
虽然周恩来1970年9月17日的谈话严厉批评了出版界的极左思潮，并提出了一些明确指示，但是，由于出版界不少人深谙“文革”政治斗争风云的诡秘多变，对出版新书、过去已清理封存的书以及整理重印古籍仍心有余悸，没有见到中央批示不敢动手，因此图书出版工作还远远适应不了社会各界读者的需要。
同时，由于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1月在波兰华沙恢复，中国的外交格局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筹划下正面临新的突破。我们的国民急需了解世界以适应这种突破。然而，“文革”中那些涉外的历史书籍不是没出就是被封存，以致出现像周恩来批评的“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的情况。
1971年春，国务院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4月12日，周恩来在百忙中找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谈话，又一次对图书出版口的极左思潮打出了一串“重炮”：
“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你们的出版计划有没有历史书籍？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
“同志们说，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地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来的。”
“总不能把历史割断吧！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一分为二，就是极左思潮。”
“《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
“把有点问题的书都封起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只相信自己不会受影响，其他人就都会受影响？群众总是比我们个人知道得多，他们是能够作出判断的。”
“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听着周恩来这些振聋发聩的话，作为出版界负责人的与会者连头都不敢抬，只是一个劲地低头往自己的笔记本上记。
最后，周恩来指出：“我看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读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知识面越来越窄，这不行，这样是不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1971年7月5日，周恩来对出版历史书籍再一次作出指示，要求尽快地出版《世界通史》，并搜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每个国家出一本，以适应外交活动和教学研究之需要。
在周恩来的严厉督促下，国务院出版口组织有关出版社，对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翻译出版情况、国内研究世界历史的研究部门和翻译力量进行调查摸底，并召集史学工作者座谈会，形成了《关于“收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情况》，提出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工作计划。
周恩来审阅了这一计划，并报毛泽东批准。毛泽东阅后批示：“可以。”
1971年9月8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1）54号文件转发《关于“收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情况》。中央在转发批语中要求各地“督促和推动有关部门努力完成规划中的任务”，并指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一部研究原始社会的重要著作，可以再版。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但有叙事简明、纲目清楚、地图详细的特点，也可供干部批判地阅读。”
出版界终于拿到了批准翻译出版外国历史书籍的最高通行证。
自1971年下半年开始，世界各国的历史陆续翻译出版。这对于了解和研究世界各国历史，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更好地迎接随之而来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的中国外交格局的全方位突破，都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为了翻译国别史，调回了一大批老教授、老专家和外语翻译人才，较早地解放了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中国历史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在周恩来的督促下抓紧进行。
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就要求抓紧中国历史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并指出：“60年代、70年代做这件事还好办，往后懂古文的人就不多了。”
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又问及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情况。
有同志汇报说：“文化大革命前主要由中华书局负责。到今年2月，上海也组织了40多人校点《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周恩来说：“你们要合作，协商一下，不要重复，早点完成。”
“顾颉刚还在中华书局吗？还有没有人校点二十四史？”周恩来问。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回答说：“顾颉刚现在在社科院。”
“顾颉刚在社科院能发挥什么作用？”周恩来指示，“把他请到中华书局来好。老弱病残圈点历史书也能工作嘛！”
经过研究，国务院出版口在5月3日向周恩来上报《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
周恩来将这一报告送政治局常委传阅，并报请毛泽东批准。毛泽东阅后批：“同意。”
毛泽东还口头指示：不能割断历史，要批判地继承研究，不单是二十四史。
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发给出席出版工作座谈会的同志每人一份，鼓励鼓励大家”。
此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工作全面展开。1972年初，《周书》、《南齐书》、《陈书》首先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他各史，也在两三年内相继出版发行。
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出版发行，突破了极左思潮所设置的文化禁锢，成为开放封存书、整理再版古籍的带头羊。
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说：“二十四史是标兵，它可以出版，很多历史书也可以出版。”
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在极左思潮肆虐下中国图书市场的凋零状况。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为了显示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文明古国，书店里得有些反映这方面的书籍。有关方面责令新华书店要挑选出一批能够显示出我们历史文化水平的、古今中外有影响的代表作摆上书架。因为尼克松要参观的地方，如王府井新华书店，没有书不行。
但是，在那个年月中，很多书当成“四旧”烧了，能找出来上架的数量很有限。怎么办？上级部门一方面要求对可以出版的书组织力量加班加点，争取在春节之前赶印出来；另一方面只好说，对数量实在不够的书籍，可以摆出来，专卖给外国人。
不料，此事竟引起一场风波。
1972年2月15日，恰是中国农历春节。这一天，王府井新华书店还没有开门，买书的人就排成了长队。待书店开门后，书店方面说有些书只卖给外国人，不卖给中国人，群众情绪异常激愤，议论纷纷。一些敌视中国的西方记者借此发消息造谣诬蔑。
此事惊动了周恩来。2月16日深夜，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开会，对这种售书方法提出批评。
周恩来说：“要注意一种倾向，比如说，出版方面把几部古典小说在王府井新华书店摆出来，不卖给中国人，只卖给外国人。何必这样呢？有书，中国人也要卖；没有书，你就别摆出来，结果给人家提供了造谣的机会。不能弄虚作假，这早已批评过了。如果书已经摆出来了，外国人、中国人都可以买，卖完为止。不是早就说过，尼克松来了，我们要不亢不卑、不冷不热吗？为什么听说尼克松要来就把书摆出来呢？”
最后，周恩来要求吴德检查一下北京市的情况，业务组动员北京市的印刷力量，争取把几部古典小说尽快再版，用事实驳斥敌人的造谣。
1972年春，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在审查清理图书的基础上，再出版一批中国古籍和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
4月中旬，全国20万部古典小说印出发行。北京市新华书店各门市部开始发行《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读者争相购买，在王府井、前门等书店一度出现了群众排长队购书的景象。
张春桥、姚文元操纵全国教育会议炮制“两个估计”。周恩来以他特殊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两个估计”的意见。在李政道面前，周恩来说出了“文革”以来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一句话：中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上大学。
对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的不满，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于是，向教育界发起冲击，进行所谓的“教育革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出于其不可告人的野心，在一旁推波助澜，从“左”的方面把“教育革命”加以发挥。从打倒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到夺取教育界的领导权，进而全面否定党在建国后17年经过曲折探索并取得明显成效的教育体制、方针、政策，教育界陷入严重混乱的境地，正确的教学规划和教学管理被冲垮。在“政治挂帅”、“白专道路”的禁锢下，学生不敢学，老师不敢教。教育水平严重下降。
1970年初，冰冻了20年的中美关系开始出现微妙变化，一度中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外交格局将面临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一旦来临，将需要大批的外事干部和外语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在批判文化出版界极左思潮和调整文化出版政策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教育界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对教育政策的调整。而突破口首先选择在外语教学上。
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见效的事。即使在中国外交陷于冰点的日子里，主管外事的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将来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十分关注外事干部和外语人才的储备、培养。
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秘书长、曾任周恩来外事秘书的马列回忆说：
“一九六九年，国务院的几个办，包括外办被撤销，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我没有被下放，受总理的委托负责几所外语院校大学毕业生的管理工作。当时中央所属的和重点大学的外语系共有四十多个语种的毕业生和在校生六千多人。总理当时看得很远，想得很深。考虑到将来对外事务的发展，他指示绝对不能让这批外语人才毕业散掉，要先将他们集中管起来等待分配。大学毕业生当时都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就同总参联系，先由部队农场接收下来，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总理还一再关照不要荒废这批学生的外语学习，要求安排外语天天读的时间，最后建立了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制度。”
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日子里，外语教育的处境异常艰难。外语教育除了存在与其他课程教育相同的问题外，由于它自身的特点还存在许多问题：外语尤其是英语，往往被看成是帝国主义的东西，学外语容易与“里通外国”、“崇洋媚外”沾边，学外语的人积极性不高，原来有外语基础的由于不用也就荒废了；外语师资严重短缺；外语教学中左的色彩太浓，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等等。
针对这种情况，1970年11月6日至9日，周恩来就外语教学问题四次找北京外国语学院负责人，提出：外语教学业务不能丢掉，目前首先要从教师进修抓起，进行短期培训提高。要好好看看过去的外语教材，按照外语教学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改进。现在对外的口头和文字上的宣传，同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实在相差得太远了！
10天以后，周恩来又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有关人员座谈，就外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发表讲话。
周恩来说：“你们要研究一下，外语师资短训班的效果到底如何？学的能巩固吗？落实的有多少？”“如果50天效果很差，可以向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延长一些时间。要抱着对学员负责的态度，否则误人子弟。师资培训不好，将来学生也教不好。”
针对当时专业学习时间少，政治学习和劳动占用时间多的弊端，周恩来指出：“学外语要天天练。天天练的时间不要仅限于一个小时。如果硬性规定一小时，其他时间就不许练，这种办法一定要脱离群众的。”“别的活动多的时候也不要取消练外语。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增到两三个小时。”
周恩来还对外语教材中极左的东西提出批评：“现在有的中学英语课本，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实在不适用，应当修改。政治语言和生活语言可以一并学，实际上也不能分。北大英语教材有一个问句：‘你出身工人家庭吗？’这个问题局限性太大，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出身？”
最后，周恩来对外语教学提出了三点要求：“外语教学要造就什么样的人才？第一是师资，有了好的师资，中学生把外语学好了，进大学或以后自学就有了基础。第二是培养懂外文的干部、技术人员，要使他们能够读外文资料。第三是外事工作人员。这三方面的需要都很急迫，急需量最大的是师资，最急需的是外事人员。”
周恩来的这番话，虽然是针对外语教学说的，但实际上也是对教育界极左思潮的抨击。
因为就在周恩来讲话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红旗》杂志7月21日发表经姚文元审改、署名“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长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这篇极左教育路线的纲领性文献，提出了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几条方针，其中就有：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使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把批判“走资派”作为一门主课；开门办学，厂校挂钩；大破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狠抓教师的立场、感情转变，解决“为谁教书”和“怎样教书”的问题；破除“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
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周恩来这些指示，作用很有限，还不能扭转全局。
1971年4月至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会议通过了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和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有的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简而言之，一是教育工作基本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二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从这“两个估计”出发，《纪要》制定了一系列极左的“教育革命”政策：“工人宣传队”长期领导学校；缩短大学学制；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对原有教师边改造、边使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实行开门办学，等等。
“两个估计”在会议期间就引起激烈争论，也受到一些与会者的抵制。会期长达三个半月。迟群指责对“两个估计”有不同意见的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
7月9日，周恩来约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针对对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周恩来以他特殊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两个估计”的意见。他指出：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
周恩来的话间接地表明：他不同意“两个估计”。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各部门主管教育的负责人作了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的历史报告，其中讲到我党建立以来多次犯了“左”的错误，吃了“左”的大亏，教育和启发干部认识“左”的危害性。他特别强调：我们做教育工作，是教育人的。不要忘记过去，不仅我们这一代，而且还要教育后代。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极左思潮。
张春桥却说：17年教育战线领导权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落实，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是假的。
8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国教育继续朝着极左的方向滑行。
这种势头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才得到遏制。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从1971年秋到1972年秋，先后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召开了一系列专业工作会议，清理各个领域的极左思潮。
1972年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普及小学教育是农村教育的重点》。
文章体现了周恩来在1971年7月29日接见教育会议代表时的讲话精神。在那次接见时，周恩来提出：培养教育后代，这是百年大计，不能忽视。小学教育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普及，主要是在农村。必须把小学经费固定下来，只有民办、集体办，没有公办就办不起来。小学教育经费年年还要增长一点。初中、高中在农村要因地制宜，能办的就办，师资不够的也不要勉强。
林彪事件后，各地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抓了普及农村教育的工作。
4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短评《坚持多种形式办学》。
5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报告》反映：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学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小学程度的占20%。因此，不得不另加半年的“文化基础知识”补习时间。
这个报告，间接地抨击了推行了两年的工农兵学员推荐制的大学招生制度。此后，各地高等学校对工农兵学员都加了半年的文化基础知识补习时间。国务院还发出高等学校招生要“重视文化考察”的规定，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学招生不要考试的办法。这些举措，后来被极左思潮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
5月10日至6月20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座谈会批判了林彪从右和“左”两方面对教育的破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提出：要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发挥教师的业务专长，鼓励教师刻苦钻研业务，加强基础理论教学，保证必要的教学时间，外语院校要加强基本功训练。会后，国务院科教组向全国印发了这次座谈会的总结报告。
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切实加强党对教学领域革命的领导》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天津市调动教师积极性、发挥老教师专长、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等经验，批判了在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出现的“抓政治保险，抓教学危险”的“左”的倾向。
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
这篇社论体现了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和恢复党的正确教育路线的意图。
对教育界极左思潮的批判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努力，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重新燃起献身事业、报效国家的热情。以北京大学的教授为例，哲学家冯友兰先生除进行教学活动外，还表示要在几年内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不顾腿伤，拄着拐杖上课，还自报《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和改造》等研究课题；朱光潜先生在落实政策后首先去寻找抄家抄走的他翻译的黑格尔美学手稿，开始继续翻译。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周恩来敏锐地把握住了时机，就教育和科学研究问题发表重要谈话。就教育问题来说，周恩来的谈话有两点是对极左思潮的重拳出击。
一是明确指出：学校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
二是顶着江青集团的淫威大胆说出：“对学习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这番话在1972年说出，真可谓是空谷足音。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学招生制度的最彻底的修正。虽然周恩来的这个主张由于“四人帮”的极力阻挠没能立即实现，但是它为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彻底实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最有力的决策依据。
作为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的李政道，对周恩来提出的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是非常赞同的，而且他对中学毕业生非得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政策也深感莫名其妙。
1974年5月，李政道又回到中国探亲和访问。他在上海听到：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不需要脱产专门劳动两年，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这件事对李政道很有启发。
于是，李政道写信给周恩来反映说：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而应改为每天早晨劳动半小时。难道科技发展反而不如芭蕾？另外，培养科技人才也不能每人都一样，应选择优秀青少年（因每人先天条件不同、环境不同，有个别差异），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养。
李政道提出的意见，可以说是对1972年周恩来提出的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主张的进一步解释。虽然这一主张提出后如石沉大海，但是，周恩来没有气馁，还是抓住李政道来信这个机会，又一次对阻碍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极左思潮猛击了一掌。
首先，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的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
其次，周恩来临时决定立即接见李政道。陪同接见的有邓小平，还有“四人帮”及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虽说是一次外事接见，但实际上是一次会议。
周恩来的意图很明显，他是要“四人帮”当面听听李政道的意见。
对于这次接见的情况，李政道回忆说：
周总理说，本来没想见我，看了我的建议，认为非常重要，立即排了大字版送毛主席阅。周总理说完就把麦克风交给我，要我向大家说明我的建议。
当时空气紧张。“四人帮”也在座，人很多，围坐了三圈。我讲完，谢静宜就没有礼貌，质问我，要与我辩论（看来谢是有准备的）。谢说：“选拔尖子的目的在哪儿？”我答：“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当时会上情况不正常，他们在私下议论。周总理说：“不许开小组会议。”会上没有人能说芭蕾舞重要而科学研究不重要。结果他们表面上被说服。少年班可以试办。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周总理宣布会议“到此结束”。
周总理对教育非常关心，虽然当时他自己身体不好，也知道说服他们非常困难，但还是要尽量说服他们。少年班有周总理支持，种子是下了，可还是有人控制此事。他们有阴谋，对此事进行歪曲。
5月30日，毛泽东也接见了李政道，表示赞同李政道提出的办少年班的意见。
周恩来要周培源把北大理科办好，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姚文元说：周培源的文章是有来头的，有背景的，不发是得罪人。一篇文章的背后有着激烈的较量
1972年2月，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以后，中国与美国等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交流前进了一大步。世界一些知名科学家先后到中国进行参观和访问。
周恩来以此作为契机，加大对科技领域的政策调整。
1972年7月2日，周恩来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
周恩来和杨振宁是浙江同乡，对话更直接、坦率。周恩来要杨振宁给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提点意见，杨振宁认为中国的基础科学理论贫乏，建议中国应当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和交流。
对杨振宁的意见，周恩来深有同感。早在1956年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时，当时提出以“任务带科学”来制定规划，初步确定了55项任务。周恩来看了后，特意提出增加一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这就是后来规划的第56项“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他说：在大力发展应用科学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与革新。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加强对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
周恩来的这些话是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而且在我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中是得到验证的。我国的原子弹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快地研制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了一批有较深造诣的理论物理学家。
因此，当杨振宁直率地说出中国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薄弱时，周恩来感慨地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
周恩来还进一步分析说：理论不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能总结经验，再回到实践中去，再提高；二是对人家的经验不那么感兴趣，不能去多听多看。
杨振宁表示同意周恩来的分析。
周恩来诚恳地对杨振宁说：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我们应该能学到一些东西，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去你提的意见；或者表面上说好，接受，你走了以后就无所谓了。你热情指出我们一些缺点，我们要是听了当耳边风就很危险，我生怕我们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这样。
为了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将杨振宁的谈话建议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后，也认为杨振宁的意见很有道理。
12天以后，即7月14日，周恩来会见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这个团以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教授为团长，麻省理工学院天文物理学家林家翘教授为副团长，由27位美籍华裔科学家组成，其中有好几位是国际知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也参加了会见。
谈话中，周恩来再次肯定杨振宁提出的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建议，说：“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
周恩来还对陪同接见的北京大学副校长、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说：“周博士，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周培源也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192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就读，获博士学位。
“今天向这位周博士将一军，请他提倡一下理论。”周恩来指着周培源对在座的客人说。
会见结束时，周培源对周恩来说：“总理，我写了一篇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想请总理看看。”
周恩来说：“好啊，有多少字？”
“大概五六千字吧。”
“太长了，再短一点。”
回去后，周培源迅即把周恩来对北大的指示向学校党委常委作了传达。同时，将他文章的主要观点浓缩为几条，以信的形式送给周恩来。信的全文如下：
总理：
关于我国基础科学这样落后，我认为有下列一些原因：
文化大革命前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在1956年制定的科学规划的第五十六项任务“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这是你指示我们制订的）和“基础科学规划”，由于没有具体单位去抓，基本上都没有落实。1963年的十年科学规划中，国家科委只抓了32个“国重”（国家重点项目），也没有做，更没有抓比较全面的规划，经过文化大革命，这32个“国重”大致都垮了。
科学院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基础科学研究，但据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力量花在任务上，接受生产单位的试验工作，做完就完了，没有能够做到预计的那样“任务带学科”，把学科带动起来。这种情况在其他研究所可能也有。
学校中科研工作反复性校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能够坚持几年的艰苦工作，做些成绩出来。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似乎科学院也有类似情况。
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怕在短期搞不出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教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
在你7月14日晚对北大的指示向北大党委常委传达后，理科教师都很激动，感到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都表示要做好工作。理科的教改组对过去的科学研究工作曾作过一些调研，今拟进一步总结经验。
我感到，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可以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
其次，要发动科学界的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积极调动起来。
周培源
1972年7月20日
周培源的信是经国务院科教组转周恩来的。周恩来阅后心中很不平静。
7月23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郭沫若、刘西尧、丁国钰、秦力生及迟群、谢静宜。信中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周恩来的信含有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明显不满与批评。
这种不满与批评，在一个多月后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博士的谈话中再次表露出来。
周恩来说：现在需要提高理论。本来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有了经验没有理论还不行，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学也是如此。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
周恩来还对陪见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说：中国科学院有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分散了，现在应该把他们集中起来，搞点研究。
为了加强科技工作，周恩来提议召开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
8月10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提出了加强科学研究，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口号。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科技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代表共240多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召开这样的会议，仅对广大科技专家的鼓舞来说，其重要意义就可想而知。
但是，张春桥却指责这次会议“大方向有问题”，是“右倾回潮”，并要在准备下发全国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草案）》中写入“黑线专政”的内容。
对此，周恩来坚决不同意。
在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鼓舞下，广大科技工作者重新燃起了希望。
8月18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四○一研究所副所长张文裕等18位科学工作者联名给周恩来写信，反映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落后现状，并提出了改变这种落后现状的几点建议。
信通过郭沫若交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刘西尧转周恩来。周恩来看了很高兴。他给张文裕写了回信：
张文裕同志并转朱光亚同志：
文裕同志交来二机（部）四○一所一部十八位同志一信，已由郭老、西尧同志处转到。看了很高兴，正是月初我们同巴基斯坦那位科学家所要说的话。
现在请文裕同志将你们今年4月送给二机部和科学院那份报告转给我一看。西尧同志请朱光亚同志召集有关方面一议事，请不要等我批，先议出办法，供大家讨论采用。
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试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所见可能有错，请你们研告。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
相对于文化教育来说，科学技术的政治色彩本来相对要淡一些，但即使如此，“四人帮”这一极左思潮的怪胎对周恩来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努力也是横加干涉，处处刁难。
这从当年周培源一篇文章的奇特遭遇足以看出。
根据周恩来办好理科大学的指示精神，周培源组织北京大学教育革命组撰写了题为《搞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教学》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1972年第9期上。
也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约周培源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认为：理科教育既要培养当前生产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工作人员，又要培养为国家今后发展生产、发展科学的理论工作人员；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要重视，不可偏废。文章批驳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课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等取消和削弱理科的倾向，指出：“既要批判理论脱离实际，又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理工不分’的看法，实际上是取消理科，这是十分有害的”。
然而，当这篇文章送到《人民日报》后，被姚文元找种种借口卡住了。姚文元以为这篇文章是周恩来要周培源写的，当时社会上也是这样传的。
姚文元先是指示人民日报社派出记者，分别到天津南开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征求意见”。名为“征求意见”，实际上是想通过复旦大学之口，把周培源的这篇文章扼杀掉。南开大学也不过只是个陪衬而已。
“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很快领会了姚文元的意图，在《人民日报》记者到达上海之前，就布置复旦大学教师座谈讨论，统一认识，制造反对周培源文章的“群众意见”。座谈的结果是早已定好了的：如果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上海要公开组织批判。
有了“群众意见”，姚文元就有了借口了。8月15日，他批示《人民日报》：文章是否马上发表或过一些时间较适宜，请你们继续研究。
姚文元的批示还算“客气”，毕竟他以为文章是周恩来要周培源写的。《人民日报》的同志经过一番考虑后，再次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发表。
姚文元这回就不再遮遮掩掩了，而是明确告诉《人民日报》的同志：“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争论。到时，你们如何收场？”
也许姚文元觉得硬是要把周恩来指示写的一篇文章枪毙掉，有点太过，于是又让把周培源的文章放到《光明日报》上发表。在他看来，这就表示降了一格。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的文章。文章发表后，上海立即派人到北京大学秘密调查这篇文章的背景。他们找到北京大学空气动力实验室的一位老师，问周培源的这篇文章是谁指使写的？这位老师就按当时流传的说了：是周总理让写的。
10月18日，姚文元到了上海，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红旗》的文章不一定是我同意的。报刊上的文章并不都是对的，都对了，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周培源的文章是有来头的，有背景的，不发不好，不发是得罪人，所以发在《光明日报》上。”
于是，从1972年11月开始，上海《文汇报》连续发表《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打什么基础理论》等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不点名的围攻。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从1972年到1973年上半年，在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重击下，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吹过了一股清新的春风，出现了新的气象，给广大文化教育科技工作者以振奋和希望。
1972年底，中国派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批飞往西方的留学生，其中16人去英国，20人去法国。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1973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要“重视文化考察，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
1973年6月7日，国务院科教组颁发《关于北京外语学院1973年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提出可以选拔少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入学，并对推荐来的工农兵学员进行文化补充考核。
……
虽然这股清新的春风没过多久就被诬为“右倾回潮”，但是，它为1975年邓小平进行的教育整顿乃至粉碎“四人帮”后文化教育科技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