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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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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
“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林彪集团覆亡后，周恩来在经济领域批判极左思潮，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
两次全国计划会议的纠“左”文件都被张春桥否掉了。周恩来发出阵阵怒吼：“确实没有王法了。”
毛泽东问周恩来能不能多生产点“的确良”。周恩来抓住契机批准了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引进方案。
两次全国计划会议，周恩来连着两年要下发纠正经济领域极左思潮的文件。张春桥说：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发出阵阵怒吼：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国民经济发展现在根本没有比例，确实没有“王法”了。
1971年12月6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是林彪集团覆亡后的第一个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揭批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到1972年2月12日结束。
极左思潮的泛滥，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抓生产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抓业务被指责为“冲击政治”，抓企业管理被说成是“管卡压”，抓盈利被说成是“利润挂帅”，讲按劳分配被说成是“搞物质刺激”，林彪集团还宣称“什么有计划按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等等。
分配上，平均主义盛行。所谓“四个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林彪集团覆亡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处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
全国计划会议开始前，即12月5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准备情况时提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提出“整顿”的主张，也成为贯穿这次会议的主旋律。
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与会同志的要求，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领导下，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措施。
这些整顿措施包括：加强统一计划，做好综合平衡；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度、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经济核算制度；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和利润等七项指标，把产品质量提到第一位；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凡是应该解放而没有解放的干部，都要及时解放，大胆使用；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忽视政治、埋头生产和空谈政治、不敢抓生产，都是不对的；等等。
这个文件还提出整顿企业管理的关键在于肃清林彪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它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空头政治的强烈愿望。
周恩来主持会议将这一文件讨论定稿后，准备提请中央批准下发全国。
然而，文件到张春桥那里却卡住了。张春桥借口说“文件太长了，不好发”加
以否定。他还公然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就是批我们。
尽管这个文件因为张春桥的阻挠中央没有批转下去，但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办公室将文件（草稿）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请他们向下面传达。
1972年的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对全国企业的整顿还是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从1972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不少企业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健全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从1972年上半年起，很多省市的企业先后开展了以劳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比产量、比质量、比出勤、比消耗、比安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竞赛中，完成指标者可以得到某种物质奖励。1972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李先念审阅的《辽源发电厂坚持“小指标”竞赛的经验》，肯定并向全国推广了这种劳动竞赛的形式。
1970年以来，由于对爆发战争的危险性估计过高，加上林彪集团的煽风点火，不顾条件大上军工项目，仅1969～1970年度就增加了370多项大中型军工项目，致使积累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导致1971年我国经济工作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
周恩来首先发现了这“三个突破”。在1971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就强调：大中型基建项目不能上得太多，不要超过1000项。“大跃进”搞高指标，结果影响了工业的发展。“三五”期间平均每年上800多个项目。订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在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三个突破”，提醒要注意这个问题。他说：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这个文件针对基本建设中存在的战线长、浪费大、制度松弛、贪大求洋等问题提出如下意见：加强计划管理，所有的基本建设都要纳入计划，一律不许搞计划外工程；必须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全国基本建设计划经中央批准后，不得擅自扩大建设规模和任意变更主要建设内容；加强施工管理，提高投资效果；加强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工程造价；积极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的试点；等等。1972年5月30日，国务院向全国批转了这一意见。
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三个突破”的问题到1973年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继续扩大。到1972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达到5610万人，比上年增加292万人；职工工资总额达到340亿元，比上年增加38亿元；粮食销量达到
916.9亿斤，比上年多销46亿多斤。
周恩来对经济工作中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无政府状态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对国家计委的同志说：“要按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办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统一计划，离开各级综合平衡，积极性就会变成盲目性，就会把事情搞乱。”
为了扭转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周恩来要求国家计委抓紧起草一个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若干规定，以便统一思想，下发各地执行。
国家计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
这时，正好是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指示将这一规定拿到全国计划会议上去讨论。
1973年1月7日至3月3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着眼于解决影响经济建设全局性的问题，研究了解决“三个突破”的具体措施，讨论了197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2月26日，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
在听汇报的过程中，面对国民经济的严峻形势，周恩来心急如焚，发出了阵阵怒吼：
“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飞机厂把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事件之后，影响到1973年。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
“工业生产指标，煤增长最少，电也少啊！这样，生产怎么能上去？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
“经济协作区怎么提法？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
“基本建设战线为什么长？一是中央各部的项目多了，一是地方项目也多了，原因就在这里。中央和地方，首先中央收缩一下。中央、地方都不许扩大建设规模，中央先下一些，给地方留点余地。”
“基本建设要经常检查，全年抓。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
“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
“确实没有‘王法’了”这句话，足以见出周恩来心中的悲愤。令周恩来大为震怒的还是货币发行的突破。有的地方寅吃卯粮，今年用明年的钱。而有关监管部门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竟然也不声不响。
“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但也不那么舒服。”
“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后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湖北货币大投放，去年第四季度预支今年的，安徽、江苏也投放。这样大胆地开支，过去是少有的哩！”
“全国职工总数突破5000万人，一下子达到5600多万人。你们要抓一下。民工好减，五小工业工人、临时工要动员回去，现在就要进行工作。”
针对当时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周恩来也提出严厉抨击：“按劳分配的问题，现在是四个一样嘛（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还有干难干易一个样。‘不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也不利于控制职工人数的增加。’这句话说得对！必要的奖励制度是可以的。”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虽然只是把导致国民经济工作出现混乱的账算在了林彪一伙头上，但实际上也是对中央文革一伙极左行为的批判。
前文说到，周恩来指示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交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这一规定共10条：（1）坚持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各行其是；（2）不许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不许随意扩大建设规模和增加建设内容；（3）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以及物价的控制权属于中央，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无权擅自增加和改变；（4）严格执行物资分配计划和订货合同，不准随意中断协作关系；（5）加强资金管理，严禁拖欠、挪用税款和利润，不准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6）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市、自治区或少数省属市管理，不能再层层下放；（7）整顿企业，按照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原则，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8）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办法，少数重体力劳动还可以实行计件工资；（9）加强纪律性；（10）加强各级经济领导机构，政治挂帅要落实到业务上，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
讨论时，当时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有28个赞成，唯独只有上海反对。上海是奉行张春桥的旨意。
张春桥说：“他们拿多数来压我们，我们要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张春桥出面还要求会议将文件收回。
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的吴庆彤回忆说：“周总理在1972年和1973年连续两年想搞纠正经济领域极左错误的文件，均遭到张春桥和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1972年计划会议讨论的那个纪要，主要内容是解决企业管理问题，在江青、张春桥一伙反对时，周总理所以暂时退让，可能是因为毛主席一度病危（1972年1月中旬），尚未康复的缘故。1973年计划会议讨论的十条规定，主要内容已经扩大为解决经济建设全局中的问题。这次遭到江青、张春桥一伙的反对后，周总理退让是由于毛主席在不久前（1972年12月17日）明确表示不赞成周总理批林彪的极左，而支持江青、张春桥批林彪的极右。”
尽管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但1973年的全国计划会议针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还是作出了大力加强农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国防和行政方面的开支、精简职工的决定，抑止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
同时，在具体工作上，周恩来继续大力纠“左”。
周恩来斥责外贸工作的极左思潮：“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会走向反面。绸子被面上印上拖拉机，谁愿意盖？”在外宾面前，周恩来对中国台湾利用外资搞出口加工区的做法表示赞赏，并坦言：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
对外贸易工作因为联系国外，更加容易招致极左思潮的攻击。
在极左思潮的肆虐下，外贸领域棍子遍地扫，帽子满天飞。在“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下，出口贸易被说成是“为帝修反服务”、“为国外资产阶级服务”。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干扰。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减少极左思潮对外贸工作的冲击和危害，周恩来费了不少心血。
仅仅是每年春秋两度的广州商品交易会，就让周恩来操了不少心。
1967年4月，春季广交会就要开幕了，但筹备工作仍是一片混乱。
4月12日凌晨，广东省军管会一份给周恩来并中央的特急电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
电报说：广州春季交易会开幕的日期迫近，但目前红卫兵的行动给交易会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一些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商住的宾馆，有些群众组织要求进陈列馆对展品进行审查，还有些造反派扬言要对广交会采取行动，要砸烂广交会这个为帝修反、封资修服务的“黑窝”。4月10日，中山大学的学生20多人闯入出口商品陈列馆，说陈毅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强行把正门陈毅同志题写的横额“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等字砸掉，还贴了造反声明，说不准任何人把砸烂的字补上，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为了保证交易会的如期顺利进行，希望中央就群众不要进馆审查、不要在陈列馆及外商住的地方张贴大字报、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不要开展“四大”等问题发一公开通知，提出若干要求。
周恩来阅电后，立即吩咐秘书按照广东省军管会的来电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
通知指出：今年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4月15日开幕。为保证交易会的顺利进行，现对几个有关问题作如下通知：
（一）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派往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外，不要另组织人去交易会参观。
（二）所有参加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和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及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
（三）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商的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
（四）交易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是经过总理和中央文革审查批准的，不要再作变动。
以上通知，可由负责同志向交易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并向有关革命群众组织作必要的说明。
秘书起草完后，周恩来又审看了一遍。他在第一条后面又加了一条：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为了增加通知的权威性，周恩来又在原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署名处加上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
4月13日晚上，广东省军管会又来一份急电。急电说：
（一）外贸学院等造反派组织对交易会的领导工作没有以他们为主表示不满，他们已经有3个人参加了常委，还不满，又要求参加政治部的领导。他们与外面的造反派组织串联，准备搞掉现在的“工作委员会”，另外成立以他们为主的领导班子。
（二）工作人员要求开展“四大”（主要是外贸学院等造反派组织鼓动起来的），参加常委的造反派组织代表支持开展“四大”。现在实际上已经搞起来了，大字报贴到了陈列馆的玻璃上和柜子上。各宾馆也要求搞“四大”，有些人还责问是谁指示不让搞“四大”的？军区的讲话和劝说，他们根本不理，而且态度还极为蛮横。
（三）就展品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影响到各馆的领导班子。五金交电馆的领导班子被搞垮了。工艺品陈列馆的辩论也很激烈，外贸学院的造反派反对把拖鞋、雕刻、刺绣等展出。有个价值2万英镑的玉雕也不让展出。
过度的劳累，难言的愠怒，使周恩来的心脏隐隐作痛，拿着铅笔的右手不由得微微颤抖。
他知道，如果广州的局势再不立即遏止，广交会非砸在造反派手里不可。
时间紧迫，离广交会开幕的时间只有一天了。周恩来毅然决定自己立即飞往广州。
4月14日上午11时，周恩来到达广州。晚9时半，周恩来在中山堂接见在广州的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说：“明天，在广州就要举行春季商品交易会，中央很关心这件事。今天，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广东省军管会，并通过他们向你们传达了5点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很重视，所以就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署名签发。我到广州来，就是来加以说明。”
“这个交易会设在广州，许多外国商人和侨商都要来，港澳的人也要进来。他们有一部分人不是为了来进行贸易的，而是要到广州来看看我们中国南方最大的门户，看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看看生产的情况。从一个广州也就反映了中国的情形。所以，明天开幕的交易会，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希望保证把这个交易会开好。”
接着，周恩来逐条宣读并解释了中央关于开好交易会的5点通知。他着重强调：广交会面对的工作对象是外来的客人，对这些客人要一分为二，要允许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贸易。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同我们做贸易，也要一分为二，有的完全是为了做买卖的，那就根据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原则办事。交易会期间，不能开展“四大”，串联也不要进行了，交易会的陈列馆、宾馆、旅馆、剧场，都不要贴大字报。如果开展“四大”把工作抛开了，大家观点不同争论起来了，那怎么行？这种情况北京出现过，正是吃饭的时候，工作人员观点不一样，就抛开工作去争论了。把辩论暂时停一下，没有什么损失。
接见完群众后，已是15日凌晨了。周恩来又前往交易会现场视察展品陈列馆。
15日白天，周恩来继续找广州军区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及交易会工作人员开会，找北京来的造反派谈话。晚上11点半，周恩来在珠海宾馆召集在广州的学生、工人、农民、机关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旨在解决广州各派之间的矛盾，稳定广州局势。
为了开好这个广交会，周恩来两天两夜没睡觉。
1967年11月13日，为开好广州秋季商品交易会，周恩来又找广州群众组织代表谈话，要求他们联合起来，写一封《告广州市人民书》，全力以赴搞好秋季商品交易会。他还警告说：如果有人出来闹事，军管会有权拘留。
从此以后，几乎每届广交会，周恩来都要亲自指示，进行部署，保证了当时这个中国最大的外贸窗口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始终没有关闭。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国内政治形势稍趋稳定，周恩来开始频频批判外贸领域的极左思潮。
1969年9月，周恩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不要有红卫兵的幼稚想法，说我们出口的东西一定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有一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就不出口。我们换回来需要的物资嘛，这样便于我们壮大。
当时，对外贸易中极左思潮的一个表现就是“以我为主、强加于人”。
1970年10月，全国贸易会议召开。在审查会议核心小组报告时，周恩来对当时外贸领域“强加于人”的极左做法提出尖锐批评。
有人汇报说：“出口商品搞中性包装（指不加政治宣传标签）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政治上的损害。”
周恩来质问说：“这样说逻辑上是否合适？如果有些东西，我们国内不需要，他出的价钱又不低，我们搞点中性包装，又有什么了不起？中性包装在世界各地贸易中都这样做的嘛！”
说到这里，周恩来问上海来的代表：“你们在商品包装图案上，还用毛主席语录吗？”
上海代表回答说：“有的用了。”
周恩来说：“这样出了口，反而会被敌人利用。”
李先念问：“是否有些商人拿了我们的商品到香港再拆换我们的商标？”
“有。”
周恩来说：“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会走向反面。绸子被面上印上拖拉机，谁愿意盖？有的在出口的汽车和自行车上印上毛主席语录，这样做是对毛主席不尊重。”
有人汇报说：广交会会上要理直气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说：“不要写得太满、太高了。有的商人手里拿着红宝书，读几条语录，表示进步，来骗我们，心里想的是赚钱。商人就是商人，贸易就是贸易，资本家怎么能把我们的‘精神’拿去变物质呢？平等互利做买卖可以，我们不要把自己麻痹起来。不要给人印象，好像外贸首先是对外国人宣传，容易强加于人。”
当有人汇报说，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担心对外贸易会给我们带来影响时，周恩来说：“现在让这些人钻进来做买卖，他们赚了钱，但我们国家强起来了，得到了好处。我们今天开会的地方，不是清朝皇帝接待客人的地方吗？不要把问题看死了。”
周恩来在接见参加商业、贸易等专业会议的代表时还说：在经济工作方面，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也要注意出口；要以内贸为主，但也不是不要外贸；要自力更生，也要争取外援、外汇。
针对“外汇是帝修反的东西”的说法，周恩来指出：外汇是国际市场上交换的手段，而且还要支援别的国家嘛！外汇我们需要，等价交换嘛！对外汇不能统统都否定了，要一分为二。
1971年以前，由于林彪、江青集团掌握了较多的权力，周恩来还不能全面地纠“左”。林彪集团覆亡后，周恩来利用自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机会，开始系统地全面地纠正外贸领越中的极左错误。同时，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的国际关系的新形势、新变化，周恩来高瞻远瞩，及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出口贸易，换取更多的外汇，为技术引进提供资金支持。
1971年11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经济界人士解释“平等互利”原则时说：就是我们买你们的设备，你们买我们的原料。中国资源丰富，可以和别的国家平等交易，互通有无。
当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把玉雕、象牙雕、丝织品的观音、弥勒佛及历史人物肖像等看成是封建迷信产品，阻挠它们的生产和出口。周恩来对此进行过多次批评。
1971年1月，有人汇报说：有人问象牙雕刻出口对支援世界革命有什么好处，接待人员无言以答。周恩来当即说：我看，换来外汇，支援国家建设，支援世界革命，变无用为有用嘛！
1972年，周恩来对广交会的代表说：“除反动、丑恶、黄色的外，都可以出口。1967年什么都要砸，‘左’得出奇，极左嘛！去年‘九一三’以后，问题清楚了，总根子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影响到出口贸易。1972年春天，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的展品质量问题。
1972年4月9日，周恩来陪外宾路过广州。当时正好是广州春季交易会期间。周恩来专门就出口产品质量问题，抽空召集参加广交会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代表谈话。
在询问了国产衬衣的质量和日本、我国台湾产品情况后，周恩来说：“我们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但能够出口的还是要争取多出口。现在我们的出口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代？怎么向人民交代？”
“有些产品，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对此非常难过。不要以为外贸有点发展，我们就骄傲了。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出口比台湾才多十多亿，值不得骄傲。”
在问到织染品问题时，有人反映质量存在一些问题。周恩来说：“这里的货，有问题的马上撤销，不好的不要摆，不要以为都好！29个省、市、自治区统统检查一下，染料不好的、织造不好的，不要摆出来。不要只为花色品种好看不管质量。”
有人反映：有些织造品的质量不行是因为我们的染料不行。
周恩来说：“如果染料确实不行，只好进口，学会了再自己搞。我们只能基本自给，哪能说完全自给呢？需要进口就进口。”
在询问出口罐头的质量情况后，周恩来说：“生产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
接着，周恩来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的冲击而导致产品质量下滑的恶劣影响。他说：“1967年什么都要砸，‘左’得出奇，极左嘛！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1967年是极左思潮上升的时候，讲话没有人听。从那时起至今五年了，情况变了。我们大家要一条心，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既不夸张，也不气馁，一定要在‘四五’计划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贸易。”
周恩来在这次谈话中，几次提到了我国台湾的贸易。
在中国内地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开始了经济腾飞。
“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给周恩来的思想以很大的触动。
1971年1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现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清楚。只有懂得了世界的情形，才能把社会主义的规律找出来。价格问题很值得研究。搞了20来年，但对这个问题没有知识。过去薛暮桥研究价格，现在薛暮桥打倒了。我们要研究价格，价值法则还是起作用的。
在当时价值规律遭到彻底批判、研究价值规律的孙冶方、薛暮桥等人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之时，周恩来的这番话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周恩来几次提到中国台湾的贸易，是因为台湾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的做法令他非常关注。这是周恩来这一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而又难能可贵的思想。
这个思想在他1973年6月会见美国银行家、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的谈话中流露出来了。
谈到了解国际市场需要、发展对外贸易时，洛克菲洛向周恩来建议：“我们建议最终在你们这里派一名大通银行的常驻代表，这样能跟你们保持日常的接触，对扩大两国的贸易将是有益的。可能你们愿意在晚些时候加以考虑，但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因为我认为，这种接触可能是增加我们相互信任的有效办法。”
了解双方的市场需要，这是国际贸易最起码的前提。但是在中国计划经济的词典里，这点常识许多人不懂。即使懂得的人也不敢提。当然，在被帝国主义封锁的年月，我们想出去也出不去。
周恩来对洛克菲洛的建议非常赞成。他说：“这恐怕是好办法，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市场需要。你很清楚，我们所有的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国有机构来进行的。我们希望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毫无疑问，你们的设备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些商品可以供应你们市场的需要。相互了解才能提出意见和要求，不然盲目性很大。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因此，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严在台湾替蒋介石作帮手。”
严家淦，1905年生，江苏吴县人。1963年起任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1967年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1972年连任“副总统”。
洛克菲洛：“我不认识他。”
周恩来：“他本来在国民党中没有地位，只是在银行中有一个小职位，但他对做生意、搞贸易有一套，这对蒋介石是有好处的。他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然后他在台湾搞加工，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
洛克菲洛：“无疑他们会这样搞的。”
周恩来：“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很惊奇，似乎台湾这个做法是个好办法，认为台湾的经济生活很好。我也是这两年费正清教授跟我谈了这个问题我才知道，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这么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香港和日本的还便宜。”
洛克菲洛：“而且他们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条件。”
中国台湾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搞的特区。周恩来借美国经济学家的口来肯定“台湾这个做法是个好办法”。实际上，从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台湾引进外资、搞经济特区的做法也是很欣赏的。虽然没有见到周恩来明确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做”的字眼，但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借鉴这种做法的强烈愿望。1973年11月，他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又提到台湾的做法，他说：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二年多以后，周恩来还未来得及将他的这一愿望付诸实施便去世了。但这一思想的萌芽是非常可贵的，可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搞经济特区的先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将周恩来的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
周恩来在同洛克菲洛的谈话中，还有一个思想值得我们称道，那就是提倡对资本主义及其经济方法进行研究的思想。他对洛克菲洛说：“中美两国是大国，难道一点贸易往来不能发展吗？不可能嘛！”“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
周恩来还对洛克菲洛代表大通银行同中国银行达成双方可直接办理相互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业务的谅解表示称赞。他说：“通过两国银行往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现在中国银行同你们办了第一个交涉。”
建国初期，我们的对外贸易主要对象是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份额占我国全部贸易的百分之七十五。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往来日益增多，到1973年，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到了我国全部贸易额的百分之七十多。
正是因为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突破性进展，当时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的陈云更是明确大胆地提出了“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思想。
当时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依靠远洋运输。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周恩来还有意识地抓了港口和船队的建设。林彪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就指示有关部门要抓港口建设。他委派刚刚“解放”出来工作的谷牧去抓这个问题，并发出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他还明确提出要在积极发展自己的造船工业的同时，适当从国外购买一批货船，包括仍可行驶的旧船，组成自己的远洋船队，力争在1975年改变我国远洋运输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
毛泽东问周恩来能不能多生产点“的确良”。周恩来抓住契机批准了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引进方案。陈云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吧！
出口贸易的发展，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我国不但还清了当时的外债，而且还使国家可能拿出相当数量的外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俗话说，有钱好办事。
但是，在那个特殊而荒唐的年代，技术引进光解决了钱的问题还不行，还有一个冲破极左思潮的观念和阻力问题。
周恩来一贯主张，经济建设要自力更生，但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应该从世界各国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他说：“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把依靠自力更生推到极端，搞“以我为主”、“以我为核心”，妄自独尊，把向外国学习特别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说成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和投降主义”，等等。
1966年我国与瑞士苏尔寿公司签订的船用柴油机制造技术转让合同，是我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技术引进合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技术转让合同，却被作为“卖国主义”的典型被大肆批判。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煽动下，上海有人出来发难，说这个合同是出卖国家机密，出卖社会主义企业，是一个“卖国主义”的合同。
此后，一直到1971年，我国的技术引进工作基本上中断了。这几年，恰恰是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几年。日本、西欧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是借这个时机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长足的技术进步。而我国却丧失了这次机遇，在经济上、技术上同世界拉开了长长的距离。
这种闭关自守的局面直到林彪集团覆亡后才出现了转机。
林彪集团的覆亡，政治上发生了朝着有利于党内健康力量发展的趋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批极左思潮，开始着手一系列的政策调整。
当时，竟然还有这样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引进外国的东西是为了供我们批判，所谓搞“一批、二用、三改”。
对这样一种怪论，周恩来在1970年3月17日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批驳说：你们提，对进口的东西要“一批、二用、三改”，这不对。买，就是要用，不用，你进口干什么？要调过来，改成“一用、二批、三改”。一是用，用了发现缺点就可以改。如果进口的目的是为了批，那有多少东西要进口啊！
1972年3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尼克松访华情况时提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一切不懂的项目都要学，要下些本钱，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接过来，赶上去，超过去。不要自满自足，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
1972年底，中国政府派出了医学、科学、教育等五个代表团去美国参观考察。然而，有的代表团考察回来后，连考察报告都不敢做。原因就是被“崇洋媚外”的帽子压得战战兢兢。
周恩来得知后，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最近我们出去了两个代表团。一个医学代表团在国外看了回来，不敢做报告。他们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这么老大，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去花了不少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后，连一个报告都没做出来，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大帽子。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
1972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运筹下，中美、中日关系先后实现正常化。中国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给我国对外技术的引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国内政治条件有了，国际机遇有了，外汇有了。尽管国内还有些阻力，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时，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周恩来开始筹划和实施大规模的新技术引进方案。
恰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遇悄然来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同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谈起了“的确良”的事。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陈锦华回忆说：
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有一个习惯，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就是每到一地，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社会上做调查，看看社会上有什么反映。在长沙的时候，毛泽东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毛泽东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现在年轻人不太懂，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过去裤子是讲究裤线的，棉布没有裤线，“的确良”有裤线，而且不皱，所以当时穿上一条“的确良”的裤子是很神气的，但是很不容易买到。毛泽东对此很惊讶。“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主席同周总理谈起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总理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又问：能不能买？周总理说：当然可以。事后周总理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要他们研究办这件事。
陈锦华是从李先念、余秋里同志那里听说这个故事的，应该是可靠的。
毛泽东的态度无疑是对新技术引进的最大支持，也正合周恩来的心意。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一契机，要李先念、余秋里他们研究后提出方案。
当时，国内棉花歉收，我国棉布供应持续紧张，又没有制造大批化纤设备的能
力和技术，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一轮经济危机中，急于寻找出口市场，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如果能进口成套化纤生产技术设备，将对缓解我国棉布供应的紧张、改善人民生活有重要作用。另外，我国农业所用的化肥也长期跟不上农业发展的需要，制约着农业的发展。
经过与有关部门研究，国家计委写出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联名将国家计委的报告报送周恩来，并附信说明：“鉴于我国棉花播种面积今后再扩大有限，同时这几年来，由于工作跟不上，棉花产量一直在4200万担～4700万担之间。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适应工业生产、出口援外的需要，除了继续抓好棉花生产外，根据国外经验，必须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把化纤、化肥工业搞上去。因此，经国家计委与有关部门商量，拟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四套、化肥设备两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四亿美元，争取五六年内全部建成投产。投产后，一年可生产化纤24万吨（相当于500万担棉花，而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化肥400万吨。”
2月5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并报请毛泽东批准。
随后，周恩来以此为突破口，要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找主要工业部门研究一下，把急需引进的项目通盘考虑一下。
8月6日，国家计委报送《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提出进口一套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放在武汉钢铁厂。
钢铁工业一直是中国工业的重点行业，但质量、品种不行，满足不了国内需要，稍好一点的板材都要依靠进口。当时进口一套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约需两亿美元，而我国每年要花费约3亿美元进口300万吨钢板，两相比较，还是合算的。
8月21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批给李先念照办。
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六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11月30日，周恩来在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批示将总额33亿美元的另一个进口方案送他一并考虑。
此时，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军工、水利、电力、交通等其他工业部门，经过出国考察，也相继提出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项目，引进范围不断扩大。周恩来感到很零碎，同时也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当做大一点。他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最近提出引进的项目合并起来，“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1973年1月2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周恩来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作了统一规划。报告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找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我们研究拟在今后三五年内，用43亿美元，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目的是引进新技术，支援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轻工业，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
李先念将报告报送周恩来。经过讨论修改后，3月22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
这个引进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共26套成套设备技术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一套烷基苯，43套综合采煤机组，3套大电站，一套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制造、航空斯贝发动机等。
以后在“四三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
这些项目到1982年全部建成投产，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四三方案”是继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引进的156个大型引进项目之后，新中国的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高潮，也是打破“文化大革命”以来闭关自守局面的一个重大举措。这一举措，对解决我国国民经济的几个关键问题，促进相关产业的加速发展，缩短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建立和发展我国同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乃至对后来的对外开放，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钦佩周恩来的胆略和气魄。更何况当时还有“四人帮”在一旁从中作梗。
1972年，全国进出口总额只有48.4亿美元，其中进口为22亿美元。而“四三方案”所需总金额就达43亿美元，加上利息和后来追加的项目，总数超过50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是214亿元。1972年全国基本建设的总投资也不过412亿元。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年作出这样的决策需要多大的胆略和气魄。否则，很难下这么大的决心。
当年参与“四三方案”工作的陈锦华感叹说：“中国第二次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党中央、国务院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也只有像周总理这样的领导才能下这样的决心，而且实践证明这个决心是非常正确的，体现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现在，可以设想，如果当年没有周总理那样的远见，那样的决心和魄力，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根本提不出来，即使提出来也可能做不到。”
参与“四三方案”起草工作的原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回忆说：“恩来同志曾打算引进20套30万吨合成氨设备，当时每套只需花4000万美元。因为有人反对，最后只进了13套，花了5亿多美元。投产后，五六年时间就从利润中收回了全部投资。每吨化肥耗电量比原来的小化肥厂节省1500度，综合能源节省三分之一，代替进口化肥，每年为国家节省10多亿美元，对动乱年代中的农业连续丰收起了保证作用。后来，又陆续进口了五套。就这样，国产化肥至今仍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每年还要进口一两千万吨化肥，一年就花外汇20多亿美元。事实证明恩来同志是有远见和魄力的。没能按他的意见办，令人遗憾。”
“四三方案”体现周恩来胆略和魄力的还在于：当年批准这个方案是担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四三方案”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实施，一直受到“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党羽的干扰和破坏。只是毛泽东批准了，他们也不好说什么。但他们决不会甘心。江青一伙曾炮制所谓“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因此，周恩来一再强调，这批引进项目对外履约，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决不能把事情办坏。可以设想，如果这些项目一旦出了纰漏或事故，“四人帮”无疑就会借机发难，置周恩来于死地。
当年周恩来等人头上顶着的压力，我们从陈云当年的话中也可体会出一二。协助周恩来抓外贸的陈云对“四三方案”也非常关注。他在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时，叮嘱进口1.7米轧机时，有关的附件一定要一起进口。“因为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300万吨，两年就是600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生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300万吨钢板，很不合算。”
善于算账的陈云在作了这样一番计算后，带着一种豁出去了的气势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就做一次‘洋奴’吧！”
两次全国计划会议的纠“左”文件都被张春桥否掉了。周恩来发出阵阵怒吼：“确实没有王法了。”
毛泽东问周恩来能不能多生产点“的确良”。周恩来抓住契机批准了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引进方案。
两次全国计划会议，周恩来连着两年要下发纠正经济领域极左思潮的文件。张春桥说：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发出阵阵怒吼：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国民经济发展现在根本没有比例，确实没有“王法”了。
1971年12月6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是林彪集团覆亡后的第一个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揭批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到1972年2月12日结束。
极左思潮的泛滥，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抓生产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抓业务被指责为“冲击政治”，抓企业管理被说成是“管卡压”，抓盈利被说成是“利润挂帅”，讲按劳分配被说成是“搞物质刺激”，林彪集团还宣称“什么有计划按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等等。
分配上，平均主义盛行。所谓“四个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林彪集团覆亡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处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
全国计划会议开始前，即12月5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准备情况时提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提出“整顿”的主张，也成为贯穿这次会议的主旋律。
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与会同志的要求，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领导下，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措施。
这些整顿措施包括：加强统一计划，做好综合平衡；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度、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经济核算制度；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和利润等七项指标，把产品质量提到第一位；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凡是应该解放而没有解放的干部，都要及时解放，大胆使用；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忽视政治、埋头生产和空谈政治、不敢抓生产，都是不对的；等等。
这个文件还提出整顿企业管理的关键在于肃清林彪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它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空头政治的强烈愿望。
周恩来主持会议将这一文件讨论定稿后，准备提请中央批准下发全国。
然而，文件到张春桥那里却卡住了。张春桥借口说“文件太长了，不好发”加
以否定。他还公然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就是批我们。
尽管这个文件因为张春桥的阻挠中央没有批转下去，但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办公室将文件（草稿）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请他们向下面传达。
1972年的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对全国企业的整顿还是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从1972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不少企业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健全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从1972年上半年起，很多省市的企业先后开展了以劳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比产量、比质量、比出勤、比消耗、比安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竞赛中，完成指标者可以得到某种物质奖励。1972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李先念审阅的《辽源发电厂坚持“小指标”竞赛的经验》，肯定并向全国推广了这种劳动竞赛的形式。
1970年以来，由于对爆发战争的危险性估计过高，加上林彪集团的煽风点火，不顾条件大上军工项目，仅1969～1970年度就增加了370多项大中型军工项目，致使积累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导致1971年我国经济工作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
周恩来首先发现了这“三个突破”。在1971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就强调：大中型基建项目不能上得太多，不要超过1000项。“大跃进”搞高指标，结果影响了工业的发展。“三五”期间平均每年上800多个项目。订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在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三个突破”，提醒要注意这个问题。他说：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这个文件针对基本建设中存在的战线长、浪费大、制度松弛、贪大求洋等问题提出如下意见：加强计划管理，所有的基本建设都要纳入计划，一律不许搞计划外工程；必须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全国基本建设计划经中央批准后，不得擅自扩大建设规模和任意变更主要建设内容；加强施工管理，提高投资效果；加强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工程造价；积极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的试点；等等。1972年5月30日，国务院向全国批转了这一意见。
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三个突破”的问题到1973年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继续扩大。到1972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达到5610万人，比上年增加292万人；职工工资总额达到340亿元，比上年增加38亿元；粮食销量达到
916.9亿斤，比上年多销46亿多斤。
周恩来对经济工作中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无政府状态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对国家计委的同志说：“要按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办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统一计划，离开各级综合平衡，积极性就会变成盲目性，就会把事情搞乱。”
为了扭转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周恩来要求国家计委抓紧起草一个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若干规定，以便统一思想，下发各地执行。
国家计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
这时，正好是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指示将这一规定拿到全国计划会议上去讨论。
1973年1月7日至3月3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着眼于解决影响经济建设全局性的问题，研究了解决“三个突破”的具体措施，讨论了197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2月26日，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
在听汇报的过程中，面对国民经济的严峻形势，周恩来心急如焚，发出了阵阵怒吼：
“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飞机厂把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事件之后，影响到1973年。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
“工业生产指标，煤增长最少，电也少啊！这样，生产怎么能上去？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
“经济协作区怎么提法？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
“基本建设战线为什么长？一是中央各部的项目多了，一是地方项目也多了，原因就在这里。中央和地方，首先中央收缩一下。中央、地方都不许扩大建设规模，中央先下一些，给地方留点余地。”
“基本建设要经常检查，全年抓。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
“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
“确实没有‘王法’了”这句话，足以见出周恩来心中的悲愤。令周恩来大为震怒的还是货币发行的突破。有的地方寅吃卯粮，今年用明年的钱。而有关监管部门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竟然也不声不响。
“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但也不那么舒服。”
“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后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湖北货币大投放，去年第四季度预支今年的，安徽、江苏也投放。这样大胆地开支，过去是少有的哩！”
“全国职工总数突破5000万人，一下子达到5600多万人。你们要抓一下。民工好减，五小工业工人、临时工要动员回去，现在就要进行工作。”
针对当时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周恩来也提出严厉抨击：“按劳分配的问题，现在是四个一样嘛（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还有干难干易一个样。‘不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也不利于控制职工人数的增加。’这句话说得对！必要的奖励制度是可以的。”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虽然只是把导致国民经济工作出现混乱的账算在了林彪一伙头上，但实际上也是对中央文革一伙极左行为的批判。
前文说到，周恩来指示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交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这一规定共10条：（1）坚持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各行其是；（2）不许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不许随意扩大建设规模和增加建设内容；（3）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以及物价的控制权属于中央，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无权擅自增加和改变；（4）严格执行物资分配计划和订货合同，不准随意中断协作关系；（5）加强资金管理，严禁拖欠、挪用税款和利润，不准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6）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市、自治区或少数省属市管理，不能再层层下放；（7）整顿企业，按照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原则，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8）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办法，少数重体力劳动还可以实行计件工资；（9）加强纪律性；（10）加强各级经济领导机构，政治挂帅要落实到业务上，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
讨论时，当时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有28个赞成，唯独只有上海反对。上海是奉行张春桥的旨意。
张春桥说：“他们拿多数来压我们，我们要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张春桥出面还要求会议将文件收回。
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的吴庆彤回忆说：“周总理在1972年和1973年连续两年想搞纠正经济领域极左错误的文件，均遭到张春桥和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1972年计划会议讨论的那个纪要，主要内容是解决企业管理问题，在江青、张春桥一伙反对时，周总理所以暂时退让，可能是因为毛主席一度病危（1972年1月中旬），尚未康复的缘故。1973年计划会议讨论的十条规定，主要内容已经扩大为解决经济建设全局中的问题。这次遭到江青、张春桥一伙的反对后，周总理退让是由于毛主席在不久前（1972年12月17日）明确表示不赞成周总理批林彪的极左，而支持江青、张春桥批林彪的极右。”
尽管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但1973年的全国计划会议针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还是作出了大力加强农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国防和行政方面的开支、精简职工的决定，抑止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
同时，在具体工作上，周恩来继续大力纠“左”。
周恩来斥责外贸工作的极左思潮：“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会走向反面。绸子被面上印上拖拉机，谁愿意盖？”在外宾面前，周恩来对中国台湾利用外资搞出口加工区的做法表示赞赏，并坦言：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
对外贸易工作因为联系国外，更加容易招致极左思潮的攻击。
在极左思潮的肆虐下，外贸领域棍子遍地扫，帽子满天飞。在“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下，出口贸易被说成是“为帝修反服务”、“为国外资产阶级服务”。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干扰。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减少极左思潮对外贸工作的冲击和危害，周恩来费了不少心血。
仅仅是每年春秋两度的广州商品交易会，就让周恩来操了不少心。
1967年4月，春季广交会就要开幕了，但筹备工作仍是一片混乱。
4月12日凌晨，广东省军管会一份给周恩来并中央的特急电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
电报说：广州春季交易会开幕的日期迫近，但目前红卫兵的行动给交易会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一些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商住的宾馆，有些群众组织要求进陈列馆对展品进行审查，还有些造反派扬言要对广交会采取行动，要砸烂广交会这个为帝修反、封资修服务的“黑窝”。4月10日，中山大学的学生20多人闯入出口商品陈列馆，说陈毅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强行把正门陈毅同志题写的横额“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等字砸掉，还贴了造反声明，说不准任何人把砸烂的字补上，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为了保证交易会的如期顺利进行，希望中央就群众不要进馆审查、不要在陈列馆及外商住的地方张贴大字报、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不要开展“四大”等问题发一公开通知，提出若干要求。
周恩来阅电后，立即吩咐秘书按照广东省军管会的来电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
通知指出：今年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4月15日开幕。为保证交易会的顺利进行，现对几个有关问题作如下通知：
（一）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派往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外，不要另组织人去交易会参观。
（二）所有参加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和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及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
（三）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商的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
（四）交易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是经过总理和中央文革审查批准的，不要再作变动。
以上通知，可由负责同志向交易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并向有关革命群众组织作必要的说明。
秘书起草完后，周恩来又审看了一遍。他在第一条后面又加了一条：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为了增加通知的权威性，周恩来又在原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署名处加上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
4月13日晚上，广东省军管会又来一份急电。急电说：
（一）外贸学院等造反派组织对交易会的领导工作没有以他们为主表示不满，他们已经有3个人参加了常委，还不满，又要求参加政治部的领导。他们与外面的造反派组织串联，准备搞掉现在的“工作委员会”，另外成立以他们为主的领导班子。
（二）工作人员要求开展“四大”（主要是外贸学院等造反派组织鼓动起来的），参加常委的造反派组织代表支持开展“四大”。现在实际上已经搞起来了，大字报贴到了陈列馆的玻璃上和柜子上。各宾馆也要求搞“四大”，有些人还责问是谁指示不让搞“四大”的？军区的讲话和劝说，他们根本不理，而且态度还极为蛮横。
（三）就展品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影响到各馆的领导班子。五金交电馆的领导班子被搞垮了。工艺品陈列馆的辩论也很激烈，外贸学院的造反派反对把拖鞋、雕刻、刺绣等展出。有个价值2万英镑的玉雕也不让展出。
过度的劳累，难言的愠怒，使周恩来的心脏隐隐作痛，拿着铅笔的右手不由得微微颤抖。
他知道，如果广州的局势再不立即遏止，广交会非砸在造反派手里不可。
时间紧迫，离广交会开幕的时间只有一天了。周恩来毅然决定自己立即飞往广州。
4月14日上午11时，周恩来到达广州。晚9时半，周恩来在中山堂接见在广州的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说：“明天，在广州就要举行春季商品交易会，中央很关心这件事。今天，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广东省军管会，并通过他们向你们传达了5点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很重视，所以就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署名签发。我到广州来，就是来加以说明。”
“这个交易会设在广州，许多外国商人和侨商都要来，港澳的人也要进来。他们有一部分人不是为了来进行贸易的，而是要到广州来看看我们中国南方最大的门户，看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看看生产的情况。从一个广州也就反映了中国的情形。所以，明天开幕的交易会，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希望保证把这个交易会开好。”
接着，周恩来逐条宣读并解释了中央关于开好交易会的5点通知。他着重强调：广交会面对的工作对象是外来的客人，对这些客人要一分为二，要允许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贸易。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同我们做贸易，也要一分为二，有的完全是为了做买卖的，那就根据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原则办事。交易会期间，不能开展“四大”，串联也不要进行了，交易会的陈列馆、宾馆、旅馆、剧场，都不要贴大字报。如果开展“四大”把工作抛开了，大家观点不同争论起来了，那怎么行？这种情况北京出现过，正是吃饭的时候，工作人员观点不一样，就抛开工作去争论了。把辩论暂时停一下，没有什么损失。
接见完群众后，已是15日凌晨了。周恩来又前往交易会现场视察展品陈列馆。
15日白天，周恩来继续找广州军区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及交易会工作人员开会，找北京来的造反派谈话。晚上11点半，周恩来在珠海宾馆召集在广州的学生、工人、农民、机关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旨在解决广州各派之间的矛盾，稳定广州局势。
为了开好这个广交会，周恩来两天两夜没睡觉。
1967年11月13日，为开好广州秋季商品交易会，周恩来又找广州群众组织代表谈话，要求他们联合起来，写一封《告广州市人民书》，全力以赴搞好秋季商品交易会。他还警告说：如果有人出来闹事，军管会有权拘留。
从此以后，几乎每届广交会，周恩来都要亲自指示，进行部署，保证了当时这个中国最大的外贸窗口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始终没有关闭。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国内政治形势稍趋稳定，周恩来开始频频批判外贸领域的极左思潮。
1969年9月，周恩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不要有红卫兵的幼稚想法，说我们出口的东西一定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有一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就不出口。我们换回来需要的物资嘛，这样便于我们壮大。
当时，对外贸易中极左思潮的一个表现就是“以我为主、强加于人”。
1970年10月，全国贸易会议召开。在审查会议核心小组报告时，周恩来对当时外贸领域“强加于人”的极左做法提出尖锐批评。
有人汇报说：“出口商品搞中性包装（指不加政治宣传标签）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政治上的损害。”
周恩来质问说：“这样说逻辑上是否合适？如果有些东西，我们国内不需要，他出的价钱又不低，我们搞点中性包装，又有什么了不起？中性包装在世界各地贸易中都这样做的嘛！”
说到这里，周恩来问上海来的代表：“你们在商品包装图案上，还用毛主席语录吗？”
上海代表回答说：“有的用了。”
周恩来说：“这样出了口，反而会被敌人利用。”
李先念问：“是否有些商人拿了我们的商品到香港再拆换我们的商标？”
“有。”
周恩来说：“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会走向反面。绸子被面上印上拖拉机，谁愿意盖？有的在出口的汽车和自行车上印上毛主席语录，这样做是对毛主席不尊重。”
有人汇报说：广交会会上要理直气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说：“不要写得太满、太高了。有的商人手里拿着红宝书，读几条语录，表示进步，来骗我们，心里想的是赚钱。商人就是商人，贸易就是贸易，资本家怎么能把我们的‘精神’拿去变物质呢？平等互利做买卖可以，我们不要把自己麻痹起来。不要给人印象，好像外贸首先是对外国人宣传，容易强加于人。”
当有人汇报说，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担心对外贸易会给我们带来影响时，周恩来说：“现在让这些人钻进来做买卖，他们赚了钱，但我们国家强起来了，得到了好处。我们今天开会的地方，不是清朝皇帝接待客人的地方吗？不要把问题看死了。”
周恩来在接见参加商业、贸易等专业会议的代表时还说：在经济工作方面，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也要注意出口；要以内贸为主，但也不是不要外贸；要自力更生，也要争取外援、外汇。
针对“外汇是帝修反的东西”的说法，周恩来指出：外汇是国际市场上交换的手段，而且还要支援别的国家嘛！外汇我们需要，等价交换嘛！对外汇不能统统都否定了，要一分为二。
1971年以前，由于林彪、江青集团掌握了较多的权力，周恩来还不能全面地纠“左”。林彪集团覆亡后，周恩来利用自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机会，开始系统地全面地纠正外贸领越中的极左错误。同时，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的国际关系的新形势、新变化，周恩来高瞻远瞩，及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出口贸易，换取更多的外汇，为技术引进提供资金支持。
1971年11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经济界人士解释“平等互利”原则时说：就是我们买你们的设备，你们买我们的原料。中国资源丰富，可以和别的国家平等交易，互通有无。
当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把玉雕、象牙雕、丝织品的观音、弥勒佛及历史人物肖像等看成是封建迷信产品，阻挠它们的生产和出口。周恩来对此进行过多次批评。
1971年1月，有人汇报说：有人问象牙雕刻出口对支援世界革命有什么好处，接待人员无言以答。周恩来当即说：我看，换来外汇，支援国家建设，支援世界革命，变无用为有用嘛！
1972年，周恩来对广交会的代表说：“除反动、丑恶、黄色的外，都可以出口。1967年什么都要砸，‘左’得出奇，极左嘛！去年‘九一三’以后，问题清楚了，总根子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影响到出口贸易。1972年春天，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的展品质量问题。
1972年4月9日，周恩来陪外宾路过广州。当时正好是广州春季交易会期间。周恩来专门就出口产品质量问题，抽空召集参加广交会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代表谈话。
在询问了国产衬衣的质量和日本、我国台湾产品情况后，周恩来说：“我们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但能够出口的还是要争取多出口。现在我们的出口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代？怎么向人民交代？”
“有些产品，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对此非常难过。不要以为外贸有点发展，我们就骄傲了。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出口比台湾才多十多亿，值不得骄傲。”
在问到织染品问题时，有人反映质量存在一些问题。周恩来说：“这里的货，有问题的马上撤销，不好的不要摆，不要以为都好！29个省、市、自治区统统检查一下，染料不好的、织造不好的，不要摆出来。不要只为花色品种好看不管质量。”
有人反映：有些织造品的质量不行是因为我们的染料不行。
周恩来说：“如果染料确实不行，只好进口，学会了再自己搞。我们只能基本自给，哪能说完全自给呢？需要进口就进口。”
在询问出口罐头的质量情况后，周恩来说：“生产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
接着，周恩来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的冲击而导致产品质量下滑的恶劣影响。他说：“1967年什么都要砸，‘左’得出奇，极左嘛！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1967年是极左思潮上升的时候，讲话没有人听。从那时起至今五年了，情况变了。我们大家要一条心，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既不夸张，也不气馁，一定要在‘四五’计划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贸易。”
周恩来在这次谈话中，几次提到了我国台湾的贸易。
在中国内地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开始了经济腾飞。
“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给周恩来的思想以很大的触动。
1971年1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现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清楚。只有懂得了世界的情形，才能把社会主义的规律找出来。价格问题很值得研究。搞了20来年，但对这个问题没有知识。过去薛暮桥研究价格，现在薛暮桥打倒了。我们要研究价格，价值法则还是起作用的。
在当时价值规律遭到彻底批判、研究价值规律的孙冶方、薛暮桥等人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之时，周恩来的这番话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周恩来几次提到中国台湾的贸易，是因为台湾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的做法令他非常关注。这是周恩来这一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而又难能可贵的思想。
这个思想在他1973年6月会见美国银行家、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的谈话中流露出来了。
谈到了解国际市场需要、发展对外贸易时，洛克菲洛向周恩来建议：“我们建议最终在你们这里派一名大通银行的常驻代表，这样能跟你们保持日常的接触，对扩大两国的贸易将是有益的。可能你们愿意在晚些时候加以考虑，但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因为我认为，这种接触可能是增加我们相互信任的有效办法。”
了解双方的市场需要，这是国际贸易最起码的前提。但是在中国计划经济的词典里，这点常识许多人不懂。即使懂得的人也不敢提。当然，在被帝国主义封锁的年月，我们想出去也出不去。
周恩来对洛克菲洛的建议非常赞成。他说：“这恐怕是好办法，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市场需要。你很清楚，我们所有的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国有机构来进行的。我们希望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毫无疑问，你们的设备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些商品可以供应你们市场的需要。相互了解才能提出意见和要求，不然盲目性很大。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因此，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严在台湾替蒋介石作帮手。”
严家淦，1905年生，江苏吴县人。1963年起任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1967年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1972年连任“副总统”。
洛克菲洛：“我不认识他。”
周恩来：“他本来在国民党中没有地位，只是在银行中有一个小职位，但他对做生意、搞贸易有一套，这对蒋介石是有好处的。他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然后他在台湾搞加工，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
洛克菲洛：“无疑他们会这样搞的。”
周恩来：“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很惊奇，似乎台湾这个做法是个好办法，认为台湾的经济生活很好。我也是这两年费正清教授跟我谈了这个问题我才知道，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这么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香港和日本的还便宜。”
洛克菲洛：“而且他们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条件。”
中国台湾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搞的特区。周恩来借美国经济学家的口来肯定“台湾这个做法是个好办法”。实际上，从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台湾引进外资、搞经济特区的做法也是很欣赏的。虽然没有见到周恩来明确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做”的字眼，但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借鉴这种做法的强烈愿望。1973年11月，他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又提到台湾的做法，他说：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二年多以后，周恩来还未来得及将他的这一愿望付诸实施便去世了。但这一思想的萌芽是非常可贵的，可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搞经济特区的先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将周恩来的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
周恩来在同洛克菲洛的谈话中，还有一个思想值得我们称道，那就是提倡对资本主义及其经济方法进行研究的思想。他对洛克菲洛说：“中美两国是大国，难道一点贸易往来不能发展吗？不可能嘛！”“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
周恩来还对洛克菲洛代表大通银行同中国银行达成双方可直接办理相互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业务的谅解表示称赞。他说：“通过两国银行往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现在中国银行同你们办了第一个交涉。”
建国初期，我们的对外贸易主要对象是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份额占我国全部贸易的百分之七十五。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往来日益增多，到1973年，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到了我国全部贸易额的百分之七十多。
正是因为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突破性进展，当时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的陈云更是明确大胆地提出了“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思想。
当时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依靠远洋运输。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周恩来还有意识地抓了港口和船队的建设。林彪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就指示有关部门要抓港口建设。他委派刚刚“解放”出来工作的谷牧去抓这个问题，并发出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他还明确提出要在积极发展自己的造船工业的同时，适当从国外购买一批货船，包括仍可行驶的旧船，组成自己的远洋船队，力争在1975年改变我国远洋运输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
毛泽东问周恩来能不能多生产点“的确良”。周恩来抓住契机批准了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引进方案。陈云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吧！
出口贸易的发展，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我国不但还清了当时的外债，而且还使国家可能拿出相当数量的外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俗话说，有钱好办事。
但是，在那个特殊而荒唐的年代，技术引进光解决了钱的问题还不行，还有一个冲破极左思潮的观念和阻力问题。
周恩来一贯主张，经济建设要自力更生，但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应该从世界各国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他说：“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把依靠自力更生推到极端，搞“以我为主”、“以我为核心”，妄自独尊，把向外国学习特别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说成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和投降主义”，等等。
1966年我国与瑞士苏尔寿公司签订的船用柴油机制造技术转让合同，是我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技术引进合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技术转让合同，却被作为“卖国主义”的典型被大肆批判。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煽动下，上海有人出来发难，说这个合同是出卖国家机密，出卖社会主义企业，是一个“卖国主义”的合同。
此后，一直到1971年，我国的技术引进工作基本上中断了。这几年，恰恰是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几年。日本、西欧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是借这个时机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长足的技术进步。而我国却丧失了这次机遇，在经济上、技术上同世界拉开了长长的距离。
这种闭关自守的局面直到林彪集团覆亡后才出现了转机。
林彪集团的覆亡，政治上发生了朝着有利于党内健康力量发展的趋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批极左思潮，开始着手一系列的政策调整。
当时，竟然还有这样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引进外国的东西是为了供我们批判，所谓搞“一批、二用、三改”。
对这样一种怪论，周恩来在1970年3月17日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批驳说：你们提，对进口的东西要“一批、二用、三改”，这不对。买，就是要用，不用，你进口干什么？要调过来，改成“一用、二批、三改”。一是用，用了发现缺点就可以改。如果进口的目的是为了批，那有多少东西要进口啊！
1972年3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尼克松访华情况时提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一切不懂的项目都要学，要下些本钱，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接过来，赶上去，超过去。不要自满自足，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
1972年底，中国政府派出了医学、科学、教育等五个代表团去美国参观考察。然而，有的代表团考察回来后，连考察报告都不敢做。原因就是被“崇洋媚外”的帽子压得战战兢兢。
周恩来得知后，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最近我们出去了两个代表团。一个医学代表团在国外看了回来，不敢做报告。他们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这么老大，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去花了不少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后，连一个报告都没做出来，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大帽子。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
1972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运筹下，中美、中日关系先后实现正常化。中国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给我国对外技术的引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国内政治条件有了，国际机遇有了，外汇有了。尽管国内还有些阻力，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时，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周恩来开始筹划和实施大规模的新技术引进方案。
恰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遇悄然来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同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谈起了“的确良”的事。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陈锦华回忆说：
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有一个习惯，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就是每到一地，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社会上做调查，看看社会上有什么反映。在长沙的时候，毛泽东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毛泽东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现在年轻人不太懂，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过去裤子是讲究裤线的，棉布没有裤线，“的确良”有裤线，而且不皱，所以当时穿上一条“的确良”的裤子是很神气的，但是很不容易买到。毛泽东对此很惊讶。“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主席同周总理谈起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总理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又问：能不能买？周总理说：当然可以。事后周总理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要他们研究办这件事。
陈锦华是从李先念、余秋里同志那里听说这个故事的，应该是可靠的。
毛泽东的态度无疑是对新技术引进的最大支持，也正合周恩来的心意。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一契机，要李先念、余秋里他们研究后提出方案。
当时，国内棉花歉收，我国棉布供应持续紧张，又没有制造大批化纤设备的能
力和技术，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一轮经济危机中，急于寻找出口市场，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如果能进口成套化纤生产技术设备，将对缓解我国棉布供应的紧张、改善人民生活有重要作用。另外，我国农业所用的化肥也长期跟不上农业发展的需要，制约着农业的发展。
经过与有关部门研究，国家计委写出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联名将国家计委的报告报送周恩来，并附信说明：“鉴于我国棉花播种面积今后再扩大有限，同时这几年来，由于工作跟不上，棉花产量一直在4200万担～4700万担之间。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适应工业生产、出口援外的需要，除了继续抓好棉花生产外，根据国外经验，必须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把化纤、化肥工业搞上去。因此，经国家计委与有关部门商量，拟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四套、化肥设备两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四亿美元，争取五六年内全部建成投产。投产后，一年可生产化纤24万吨（相当于500万担棉花，而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化肥400万吨。”
2月5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并报请毛泽东批准。
随后，周恩来以此为突破口，要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找主要工业部门研究一下，把急需引进的项目通盘考虑一下。
8月6日，国家计委报送《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提出进口一套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放在武汉钢铁厂。
钢铁工业一直是中国工业的重点行业，但质量、品种不行，满足不了国内需要，稍好一点的板材都要依靠进口。当时进口一套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约需两亿美元，而我国每年要花费约3亿美元进口300万吨钢板，两相比较，还是合算的。
8月21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批给李先念照办。
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六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11月30日，周恩来在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批示将总额33亿美元的另一个进口方案送他一并考虑。
此时，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军工、水利、电力、交通等其他工业部门，经过出国考察，也相继提出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项目，引进范围不断扩大。周恩来感到很零碎，同时也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当做大一点。他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最近提出引进的项目合并起来，“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1973年1月2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周恩来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作了统一规划。报告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找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我们研究拟在今后三五年内，用43亿美元，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目的是引进新技术，支援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轻工业，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
李先念将报告报送周恩来。经过讨论修改后，3月22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
这个引进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共26套成套设备技术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一套烷基苯，43套综合采煤机组，3套大电站，一套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制造、航空斯贝发动机等。
以后在“四三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
这些项目到1982年全部建成投产，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四三方案”是继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引进的156个大型引进项目之后，新中国的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高潮，也是打破“文化大革命”以来闭关自守局面的一个重大举措。这一举措，对解决我国国民经济的几个关键问题，促进相关产业的加速发展，缩短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建立和发展我国同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乃至对后来的对外开放，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钦佩周恩来的胆略和气魄。更何况当时还有“四人帮”在一旁从中作梗。
1972年，全国进出口总额只有48.4亿美元，其中进口为22亿美元。而“四三方案”所需总金额就达43亿美元，加上利息和后来追加的项目，总数超过50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是214亿元。1972年全国基本建设的总投资也不过412亿元。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年作出这样的决策需要多大的胆略和气魄。否则，很难下这么大的决心。
当年参与“四三方案”工作的陈锦华感叹说：“中国第二次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党中央、国务院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也只有像周总理这样的领导才能下这样的决心，而且实践证明这个决心是非常正确的，体现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现在，可以设想，如果当年没有周总理那样的远见，那样的决心和魄力，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根本提不出来，即使提出来也可能做不到。”
参与“四三方案”起草工作的原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回忆说：“恩来同志曾打算引进20套30万吨合成氨设备，当时每套只需花4000万美元。因为有人反对，最后只进了13套，花了5亿多美元。投产后，五六年时间就从利润中收回了全部投资。每吨化肥耗电量比原来的小化肥厂节省1500度，综合能源节省三分之一，代替进口化肥，每年为国家节省10多亿美元，对动乱年代中的农业连续丰收起了保证作用。后来，又陆续进口了五套。就这样，国产化肥至今仍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每年还要进口一两千万吨化肥，一年就花外汇20多亿美元。事实证明恩来同志是有远见和魄力的。没能按他的意见办，令人遗憾。”
“四三方案”体现周恩来胆略和魄力的还在于：当年批准这个方案是担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四三方案”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实施，一直受到“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党羽的干扰和破坏。只是毛泽东批准了，他们也不好说什么。但他们决不会甘心。江青一伙曾炮制所谓“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因此，周恩来一再强调，这批引进项目对外履约，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决不能把事情办坏。可以设想，如果这些项目一旦出了纰漏或事故，“四人帮”无疑就会借机发难，置周恩来于死地。
当年周恩来等人头上顶着的压力，我们从陈云当年的话中也可体会出一二。协助周恩来抓外贸的陈云对“四三方案”也非常关注。他在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时，叮嘱进口1.7米轧机时，有关的附件一定要一起进口。“因为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300万吨，两年就是600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生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300万吨钢板，很不合算。”
善于算账的陈云在作了这样一番计算后，带着一种豁出去了的气势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就做一次‘洋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