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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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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
危难之秋举“邓公”。周恩来敏锐地捕捉毛泽东发出的每一个“信号”。
周恩来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让邓小平重返政治局。
江青说：“邓小平要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
毛泽东说：“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
“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毛泽东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敏锐地捕捉毛泽东发出的每一个“信号”，极力促成邓小平的早日复出。
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现实却不容周恩来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
林彪集团的覆亡，使中国的权力中心一下子出现了好些个空白。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都分别从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海军第一政委等这些权力显赫的位置上永远地消失了。那群耍笔杆子的江青一伙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一旦权力落于他们手中，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更加难以设想。
然而，林彪集团毕竟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孕育出来的历史“怪胎”。它的覆亡，客观上为周恩来扶正中华民族这条历史巨轮的航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契机。
恰恰在这时，毛泽东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利用这一条件，在致力于纠正和清除各个领域“左”的错误和流毒的同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这一“解放”的实质就是把在“文革”中被林彪集团所篡夺的党和国家一大部分权力收回到党内正义力量手中，而不致落入江青集团之手。
9月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撤销原为林彪集团所操纵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负责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分别由张才千、李德生、余秋里主持工作。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10月初，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
10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当着周恩来的面说：“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
毛泽东还特意交待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关键时刻，毛泽东表示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
接下来，一个更为关键性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的脑海之中。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逐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不同于一般“靠边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加以宣传。要“解放”邓小平，客观上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毛泽东所不可能允许的。
因此，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是一个敏感又敏感的问题。必须寻找恰当的时机，使其“水到渠成”。
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不过，周恩来也清楚：邓小平虽然被“打倒”，但毛泽东对邓小平在政治上还是有所保留，寄予希望的。
在打倒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几次讲过：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开来，要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甚至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现在，林彪覆亡了，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从林彪灭亡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不会太远了。这些，周恩来都是很清楚的。
在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毛泽东说：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彪、陈伯达他们搞的。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指着叶剑英对代表们说：“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这表明，经历了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对过去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的看法已开始出现了变化。
1972年1月6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攻击、陷害的陈毅元帅在北京溘然长逝，到1月10日下午陈毅的追悼会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这次追悼会上，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是，毛泽东动情地拉住陈毅夫人张茜的手，不仅高度评价“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立了功劳的”，而且还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问题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周恩来在一片低沉的哀乐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他期待已久的信号。他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传出去，为邓尽早“复出”先造舆论。
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扩大这一谈话造成的影响。
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北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林彪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周恩来还指出：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这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听到那些违背中央指示的话，为什么不批驳？
在一旁的江青脸上火辣辣的。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周恩来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邓小平听到了周恩来埋藏在心底多年的话：“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说。”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兴奋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毛泽东批阅了邓小平的来信。
但是，就毛泽东来说，要让邓小平马上重新出来工作，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邓小平是作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就必须对此有个交代和解释。其次，林彪虽然覆亡了，但中央文革的人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也是极力反对的，而毛泽东要贯彻他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还要依靠中央文革这些人。对此，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考虑。
对毛泽东的这种两难处境，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了。周恩来能够做的，就是看准毛泽东的意思，积极推动，并加以落实。但这个弯还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反而不利。要等待时机。
1972年8月1日，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后，邓小平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在信中揭发和批判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再次明确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请求。信中写道：“在去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敬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批示至少肯定了邓小平的4条历史功绩，即：在中央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建国后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虽然没有明确批示让邓小平立即出来工作，但其中深意，周恩来领会到了。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8月15日，周恩来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工作人员、秘书调回邓小平的身边。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将要复出极为恐慌，百般阻挠。就在周恩来批判极左，为邓小平等一大批干部早日出来而积极工作时，江青一伙却把周恩来此间的言行诬为“修正主义的回潮”、“右倾回潮”。为此，邓小平的复出延误了好几个月。
也就在这段期间，周恩来的小便出现了不正常的红血球。早期膀胱癌的诊断以及自己对身体的感觉，使周恩来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而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忧虑。1月份，毛泽东因心肌梗塞突然休克，令周恩来大惊一场。邓小平的复出随着越来越现实的谁来接班的问题而益发显得急迫了。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远放在桂林的谭震林，说：“谭震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谭震林曾因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于1967年2月和陈毅、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大闹怀仁堂”，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也趁机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随后，周恩来又找纪登奎、汪东兴二人面谈邓小平复出之事。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京西花园村的一个院子里。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去看望邓小平一家。
1973年3月上旬，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复职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江青、张春桥自然是百般阻挠，以种种借口予以反对。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也毫不客气。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决定。
3月9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毛泽东，并附信报告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便于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
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以便他复出后好开展工作。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周恩来立即批示汪东兴，将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参阅。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有职还得有权，不能有职无权。
3月28日，周恩来同李先念等人到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这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分别6年多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久久没有分开。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希望，全在这一刻通过无声的语言眼神、手势表达出来了。
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字里行间透出抑制不住的兴奋：“他（邓小平）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来见主席。”
3月29日，周恩来同邓小平一起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经过近7年后的第一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8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同日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两天后，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借机传达了政治局会议关于邓小平工作的决定。他说：邓小平同志的身体很好，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他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当中央政治局讨论重大事项时，邓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通过一切合法渠道，重新树立邓小平的威信。
周恩来还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周恩来还抓住一切机会，向外国政要介绍邓小平。他在陪同访华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外地参观时，向特鲁多等人这样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4月9日，已经恢复了工作的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一同到玉泉山看望在那里治病的周恩来。关于这次会面，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是这样记载的：
“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母亲心中说不出的悲伤。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心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积蓄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说。’讲完后，他对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接着，他十分郑重地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选一个人。’吴家，指的是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此时，周恩来要向邓小平交代的，是邓小平在未来的工作中将要面对的险恶的政治处境。此时，周恩来所关心的，是邓小平的保健，既有技术上的保证，又要人选得可靠。重病中的周恩来，这样地关心邓小平，是因为他信任邓小平，是因为他把他的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身上。”
4月12日晚，也就是邓小平去看望周恩来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次招待会，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周恩来特意让邓小平也出席这次招待会。这是在政坛沉寂了七年之久的邓小平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
这次活动，也就等于公开向国内外昭示：邓小平已重返政治舞台。
招待会结束后，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走下楼梯的不是各国外交官，而是一向敏感的各国新闻记者。他们都争先恐后地直奔西单的电报大楼，向全世界传播一条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至此，周恩来也稍稍吁了口长气。当年，当邓小平一家将启程赴江西时，周恩来亲自拨通了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指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不能当全劳力，要有人照顾他们。同时，周恩来还否定了江西省革委负责人准备把邓小平一家安置到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的赣南山区的意见，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最好是独门独院的两层楼房，既能出来在院子散步，又要能保证安全。周恩来的这种特殊安排，是否意味着他当时就预料到邓小平必将重返政治舞台，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周恩来的安排无疑是在危急之中将被林彪推向急流险滩的邓小平拉向了一个避风的小港湾，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再度“起航”给予了希望和保证。
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让邓重返政治局。江青说：“邓小平要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毛泽东说：“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
曾参加过4月12日盛大招待会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在她后来所著的《邓小平》一书中，对当时同一大厅内的权力对峙场面作了这样的描述：
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指邓）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这位匈牙利记者的洞察力是深刻的。这里，我们无需去揣测当时双方各自丰富的心理内涵，只是有一点是无疑的：江青一伙对邓小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江青那两块阴森森的镜片后面，露出的是一股“别高兴得太早，走着瞧”的凶光。
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无疑，这对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步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又是一个机会。
5月1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中央工作会议议程，并通过出席会议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会后，在向毛泽东报送的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中，有邓小平、陈云等人。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等，共246人。在宣布完中央工作会议的三项议程后，周恩来还特意提到邓小平复出的事。他说：今年3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
为了让邓小平更好地开展工作，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让他重返政治局。因为当时的副总理除邓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员。
江青一伙闻知后，又恨又怕。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政治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聚集到钓鱼台康生处，密谋策划。
江青说：“邓小平要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
康生在一旁谋划说：“邓小平进政治局，我是不同意的，群众是有意见的。这个情况你们搞个材料向主席报告嘛！”
有了康生的支持，江青更是肆无忌惮：“我要当面向主席提抗议，问问他文化大革命还算不算数了？走资派还要不要批判？”
张春桥不愧为“军师”：“康老，我记得1967年4月你在军委会议上有个讲话，是专门批判邓小平的，讲得非常全面、深刻。”
王洪文说：“对，应该把康老的讲话找出来让群众学一学，现在许多人连邓小平犯的什么错误都记不清了。”
康生说：“其实，不用我的讲话，也能挡住邓小平，在全会的时候，告诉委员们别投邓小平的票就是了。”
江青一伙在幕后千方百计把他们在上海的死党和帮凶大量塞进中央委员会，以增加他们在中央委员中的比重。
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踏进了中央政治局，由此，他们在政治局中结成了“四人帮”。他们的一大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十大”从组织上仍然继续了“九大”的错误。
江青一伙甚是洋洋得意。
然而，三个月之后，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接受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建议，把邓小平请回了政治局，并任命他为军委委员。
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先是谈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接着，毛泽东就提出邓小平进政治局的问题。他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四人帮”出乎意料，目瞪口呆。
周恩来等人意料之中，凝神地微笑。
毛泽东还以他惯有的幽默告诫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趁热打铁，又把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上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
12月14日、15日，毛泽东又连续把周恩来等有关政治局委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召集到住处谈话，都谈到邓小平的工作问题：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请回来的。你（指邓小平）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决定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还在通知上注明：此通知可以下达到党内外群众。这一句话又包含了周恩来的多少良苦用心！显然，通知可以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其效果、覆盖范围比公开登报发表的还要好、还要大。因为公开发表还会有人看不到，而以传达中央文件的名义是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
此后，凡遇有重大国事和外事活动，周恩来都有意让邓小平一起参加。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
“四人帮”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压制和刁难邓小平。
1974年3月下旬，周恩来连续几天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问题。江青在会上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等借口为理由，反对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率团去出席联大，她害怕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会后，周恩来顶着江青等人的压力，毅然在外交部关于邓小平作为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一方案。并送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委员传阅。江青阅后，大发雷霆，逼迫外交部撤回这个报告。
3月2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会见后，周恩来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也是他的意见。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的意见告政治局其他同志，并要在场的王洪文转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次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问题。江青仍不知趣，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大闹政治局。周恩来请人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迫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江青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在当晚的政治局会议上被迫同意由邓小平率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会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小平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4月6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前往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不顾病重，专程前往首都机场，与数千群众一起，为邓小平隆重送行。两位老战友的手又一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紧紧的握手，凝聚了多少嘱托，又凝聚了多少信任！
4月19日，当邓小平载誉归来时，周恩来又在首都机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显然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送往迎来。
这分明是一个病重中的古稀老人，为了给即将起航的战友创造继续斗争的有利条件，在拼尽他的全部生命和最后气力。
周恩来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让邓小平重返政治局。
江青说：“邓小平要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
毛泽东说：“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
“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毛泽东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敏锐地捕捉毛泽东发出的每一个“信号”，极力促成邓小平的早日复出。
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现实却不容周恩来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
林彪集团的覆亡，使中国的权力中心一下子出现了好些个空白。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都分别从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海军第一政委等这些权力显赫的位置上永远地消失了。那群耍笔杆子的江青一伙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一旦权力落于他们手中，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更加难以设想。
然而，林彪集团毕竟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孕育出来的历史“怪胎”。它的覆亡，客观上为周恩来扶正中华民族这条历史巨轮的航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契机。
恰恰在这时，毛泽东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利用这一条件，在致力于纠正和清除各个领域“左”的错误和流毒的同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这一“解放”的实质就是把在“文革”中被林彪集团所篡夺的党和国家一大部分权力收回到党内正义力量手中，而不致落入江青集团之手。
9月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撤销原为林彪集团所操纵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负责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分别由张才千、李德生、余秋里主持工作。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10月初，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
10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当着周恩来的面说：“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
毛泽东还特意交待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关键时刻，毛泽东表示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
接下来，一个更为关键性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的脑海之中。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逐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不同于一般“靠边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加以宣传。要“解放”邓小平，客观上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毛泽东所不可能允许的。
因此，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是一个敏感又敏感的问题。必须寻找恰当的时机，使其“水到渠成”。
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不过，周恩来也清楚：邓小平虽然被“打倒”，但毛泽东对邓小平在政治上还是有所保留，寄予希望的。
在打倒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几次讲过：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开来，要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甚至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现在，林彪覆亡了，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从林彪灭亡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不会太远了。这些，周恩来都是很清楚的。
在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毛泽东说：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彪、陈伯达他们搞的。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指着叶剑英对代表们说：“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这表明，经历了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对过去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的看法已开始出现了变化。
1972年1月6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攻击、陷害的陈毅元帅在北京溘然长逝，到1月10日下午陈毅的追悼会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这次追悼会上，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是，毛泽东动情地拉住陈毅夫人张茜的手，不仅高度评价“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立了功劳的”，而且还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问题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周恩来在一片低沉的哀乐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他期待已久的信号。他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传出去，为邓尽早“复出”先造舆论。
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扩大这一谈话造成的影响。
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北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林彪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周恩来还指出：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这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听到那些违背中央指示的话，为什么不批驳？
在一旁的江青脸上火辣辣的。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周恩来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邓小平听到了周恩来埋藏在心底多年的话：“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说。”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兴奋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毛泽东批阅了邓小平的来信。
但是，就毛泽东来说，要让邓小平马上重新出来工作，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邓小平是作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就必须对此有个交代和解释。其次，林彪虽然覆亡了，但中央文革的人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也是极力反对的，而毛泽东要贯彻他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还要依靠中央文革这些人。对此，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考虑。
对毛泽东的这种两难处境，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了。周恩来能够做的，就是看准毛泽东的意思，积极推动，并加以落实。但这个弯还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反而不利。要等待时机。
1972年8月1日，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后，邓小平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在信中揭发和批判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再次明确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请求。信中写道：“在去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敬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批示至少肯定了邓小平的4条历史功绩，即：在中央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建国后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虽然没有明确批示让邓小平立即出来工作，但其中深意，周恩来领会到了。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8月15日，周恩来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工作人员、秘书调回邓小平的身边。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将要复出极为恐慌，百般阻挠。就在周恩来批判极左，为邓小平等一大批干部早日出来而积极工作时，江青一伙却把周恩来此间的言行诬为“修正主义的回潮”、“右倾回潮”。为此，邓小平的复出延误了好几个月。
也就在这段期间，周恩来的小便出现了不正常的红血球。早期膀胱癌的诊断以及自己对身体的感觉，使周恩来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而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忧虑。1月份，毛泽东因心肌梗塞突然休克，令周恩来大惊一场。邓小平的复出随着越来越现实的谁来接班的问题而益发显得急迫了。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远放在桂林的谭震林，说：“谭震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谭震林曾因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于1967年2月和陈毅、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大闹怀仁堂”，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也趁机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随后，周恩来又找纪登奎、汪东兴二人面谈邓小平复出之事。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京西花园村的一个院子里。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去看望邓小平一家。
1973年3月上旬，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复职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江青、张春桥自然是百般阻挠，以种种借口予以反对。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也毫不客气。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决定。
3月9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毛泽东，并附信报告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便于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
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以便他复出后好开展工作。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周恩来立即批示汪东兴，将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参阅。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有职还得有权，不能有职无权。
3月28日，周恩来同李先念等人到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这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分别6年多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久久没有分开。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希望，全在这一刻通过无声的语言眼神、手势表达出来了。
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字里行间透出抑制不住的兴奋：“他（邓小平）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来见主席。”
3月29日，周恩来同邓小平一起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经过近7年后的第一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8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同日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两天后，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借机传达了政治局会议关于邓小平工作的决定。他说：邓小平同志的身体很好，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他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当中央政治局讨论重大事项时，邓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通过一切合法渠道，重新树立邓小平的威信。
周恩来还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周恩来还抓住一切机会，向外国政要介绍邓小平。他在陪同访华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外地参观时，向特鲁多等人这样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4月9日，已经恢复了工作的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一同到玉泉山看望在那里治病的周恩来。关于这次会面，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是这样记载的：
“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母亲心中说不出的悲伤。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心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积蓄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说。’讲完后，他对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接着，他十分郑重地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选一个人。’吴家，指的是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此时，周恩来要向邓小平交代的，是邓小平在未来的工作中将要面对的险恶的政治处境。此时，周恩来所关心的，是邓小平的保健，既有技术上的保证，又要人选得可靠。重病中的周恩来，这样地关心邓小平，是因为他信任邓小平，是因为他把他的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身上。”
4月12日晚，也就是邓小平去看望周恩来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次招待会，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周恩来特意让邓小平也出席这次招待会。这是在政坛沉寂了七年之久的邓小平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
这次活动，也就等于公开向国内外昭示：邓小平已重返政治舞台。
招待会结束后，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走下楼梯的不是各国外交官，而是一向敏感的各国新闻记者。他们都争先恐后地直奔西单的电报大楼，向全世界传播一条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至此，周恩来也稍稍吁了口长气。当年，当邓小平一家将启程赴江西时，周恩来亲自拨通了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指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不能当全劳力，要有人照顾他们。同时，周恩来还否定了江西省革委负责人准备把邓小平一家安置到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的赣南山区的意见，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最好是独门独院的两层楼房，既能出来在院子散步，又要能保证安全。周恩来的这种特殊安排，是否意味着他当时就预料到邓小平必将重返政治舞台，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周恩来的安排无疑是在危急之中将被林彪推向急流险滩的邓小平拉向了一个避风的小港湾，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再度“起航”给予了希望和保证。
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让邓重返政治局。江青说：“邓小平要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毛泽东说：“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
曾参加过4月12日盛大招待会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在她后来所著的《邓小平》一书中，对当时同一大厅内的权力对峙场面作了这样的描述：
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指邓）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这位匈牙利记者的洞察力是深刻的。这里，我们无需去揣测当时双方各自丰富的心理内涵，只是有一点是无疑的：江青一伙对邓小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江青那两块阴森森的镜片后面，露出的是一股“别高兴得太早，走着瞧”的凶光。
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无疑，这对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步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又是一个机会。
5月1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中央工作会议议程，并通过出席会议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会后，在向毛泽东报送的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中，有邓小平、陈云等人。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等，共246人。在宣布完中央工作会议的三项议程后，周恩来还特意提到邓小平复出的事。他说：今年3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
为了让邓小平更好地开展工作，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让他重返政治局。因为当时的副总理除邓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员。
江青一伙闻知后，又恨又怕。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政治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聚集到钓鱼台康生处，密谋策划。
江青说：“邓小平要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
康生在一旁谋划说：“邓小平进政治局，我是不同意的，群众是有意见的。这个情况你们搞个材料向主席报告嘛！”
有了康生的支持，江青更是肆无忌惮：“我要当面向主席提抗议，问问他文化大革命还算不算数了？走资派还要不要批判？”
张春桥不愧为“军师”：“康老，我记得1967年4月你在军委会议上有个讲话，是专门批判邓小平的，讲得非常全面、深刻。”
王洪文说：“对，应该把康老的讲话找出来让群众学一学，现在许多人连邓小平犯的什么错误都记不清了。”
康生说：“其实，不用我的讲话，也能挡住邓小平，在全会的时候，告诉委员们别投邓小平的票就是了。”
江青一伙在幕后千方百计把他们在上海的死党和帮凶大量塞进中央委员会，以增加他们在中央委员中的比重。
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踏进了中央政治局，由此，他们在政治局中结成了“四人帮”。他们的一大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十大”从组织上仍然继续了“九大”的错误。
江青一伙甚是洋洋得意。
然而，三个月之后，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接受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建议，把邓小平请回了政治局，并任命他为军委委员。
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先是谈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接着，毛泽东就提出邓小平进政治局的问题。他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四人帮”出乎意料，目瞪口呆。
周恩来等人意料之中，凝神地微笑。
毛泽东还以他惯有的幽默告诫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趁热打铁，又把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上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
12月14日、15日，毛泽东又连续把周恩来等有关政治局委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召集到住处谈话，都谈到邓小平的工作问题：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请回来的。你（指邓小平）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决定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还在通知上注明：此通知可以下达到党内外群众。这一句话又包含了周恩来的多少良苦用心！显然，通知可以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其效果、覆盖范围比公开登报发表的还要好、还要大。因为公开发表还会有人看不到，而以传达中央文件的名义是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
此后，凡遇有重大国事和外事活动，周恩来都有意让邓小平一起参加。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
“四人帮”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压制和刁难邓小平。
1974年3月下旬，周恩来连续几天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问题。江青在会上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等借口为理由，反对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率团去出席联大，她害怕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会后，周恩来顶着江青等人的压力，毅然在外交部关于邓小平作为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一方案。并送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委员传阅。江青阅后，大发雷霆，逼迫外交部撤回这个报告。
3月2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会见后，周恩来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也是他的意见。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的意见告政治局其他同志，并要在场的王洪文转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次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问题。江青仍不知趣，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大闹政治局。周恩来请人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迫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江青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在当晚的政治局会议上被迫同意由邓小平率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会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小平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4月6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前往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不顾病重，专程前往首都机场，与数千群众一起，为邓小平隆重送行。两位老战友的手又一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紧紧的握手，凝聚了多少嘱托，又凝聚了多少信任！
4月19日，当邓小平载誉归来时，周恩来又在首都机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显然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送往迎来。
这分明是一个病重中的古稀老人，为了给即将起航的战友创造继续斗争的有利条件，在拼尽他的全部生命和最后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