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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1
林彪、江青合谋，武汉三镇刀光剑影。危难之际，周恩来急赴武汉稳大局，飞机上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官兵。
混乱之中，毛泽东要到武汉去游水。为保安全，周恩来亲赴武汉打前站。
毛泽东指了指周恩来，说：我和总理在北京就说了，到武汉是来给陈再道保驾的。
7月，炎热的夏季。
人民大会堂118室，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
毛泽东坐在靠西边的一个大沙发上，纵论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而后提出：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长沙、武汉看看，去武汉游水，那里的水好。
对毛泽东提出要去武汉游长江，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武汉几派群众组织斗争激烈，为安全起见，最好不要去武汉。
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也劝毛泽东。
其实，最担心毛泽东安全的是周恩来。这倒不是说单指去武汉危险。在当时全国派别林立、武斗迭起这样一种乱哄哄的局面下，外出去哪里也不安全。试想，如果此时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万一出现个三长两短，党怎么办？国家向何处去？高兴的只会是那些急于乱中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
因此，周恩来也不赞成毛泽东去武汉游长江。他对武汉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相对来说，武汉当时的情况更乱一些。自一月份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各地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许多地方的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军队，冲击军事机关。3月，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为稳定武汉局势，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一批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解散了“工总”及其所属组织，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在中央文革成员的怂恿下，造反派连续冲击武汉军区。
对此，周恩来于4月19日在钓鱼台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汇报。会上，周恩来要求中央文革尽快接见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不要再冲武汉军区了。
但中央文革阳奉阴违。就在此前后，江青在接见军队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武汉的和从北京南下的造反派公开提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
5月16日，出于对武汉军区的支持，武汉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军区，不能不加分析地打倒所有老干部。这样，武汉地区的群众组织派性斗争日趋激烈，并出现大规模的武斗。当地驻军也被卷入。7月初，周恩来正打算叫武汉两派群众组织派代表来北京汇报。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要去武汉游长江，周恩来怎能不对毛泽东的安全多加考虑呢？但是，毛泽东决定了的事谁也无法改变。他坚持说：天下的水要算武汉最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到武汉去游水。并要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随行。
当然，周恩来对毛泽东外出表示忧虑，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担心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文革一伙趁机会更加为所欲为，自己与他们斗争的难度也将会增加。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虽然有时支持江青一伙的某些做法，赞成“天下大乱”，但当他看到严重的混乱状况出现时，也是赞成对运动加以一定的约束的。他虽然严厉批评了参加“二月抗争”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但是，从总体上说并没有要彻底打倒这些老同志的想法，还是主张要保护他们。这与林彪、江青等人欲置这些老同志于死地是有本质不同的。
因此，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运用毛泽东某些局部的正确主张并加以发挥，尽可能争取毛泽东的有限支持，来制定和贯彻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从而尽可能地减少运动带来的损失。无疑，及时获得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及时地把运动中的有些情况准确地传达到毛泽东耳中，对周恩来的这种斗争策略就显得十分重要。
因此，当毛泽东外出巡视的想法成为难以改变的决定之后，周恩来对将随行的杨成武交代说：你的任务是当好我和主席的联络员，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
周恩来的这一用意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一用意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决定自己先飞武汉打前站，顺便借这个机会解决武汉的问题。他打电话告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原来准备来北京汇报的武汉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不要到北京来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
7月14日凌晨2点30分，周恩来坐空军的飞机前往武汉。随机前往的有李作鹏和空军作战部的负责人。
行前，周恩来致信李富春、李先念、陈毅：我有任务离京两三日，大事请报中央文革，一般业务请你们商决。
凌晨4点左右，周恩来飞抵武汉汉口机场。当时的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在机场迎接，把周恩来等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
周恩来见陈再道、钟汉华不在场，心里有点纳闷，以为造反派把他们弄走了，便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哪里去了？
刘丰一时答不上来。原来，周恩来到武汉一事，把持空军的吴法宪没有通知武汉军区，只通知了刘丰。这是极为反常的。
周恩来对刘丰说：赶紧通知陈再道和钟汉华，让他们立即到东湖宾馆开会。草草地用过早餐后，周恩来等便直奔中共湖北省委招待所——东湖宾馆。
在百花一号楼会议室，周恩来召集陈再道、钟汉华、李作鹏、刘丰及武汉军区、空军有关负责人开会，宣布了毛泽东即将到武汉的消息，并详细布置了毛泽东到武汉后的住地及游长江的安全工作。
7月的武汉，酷暑如蒸。由于电厂也忙于闹革命，东湖宾馆的电也停了。还是早上8点多钟，会议室挂着的温度表就已升到了34摄氏度。
周恩来不顾天气炎热，又带着有关负责人到长江岸边察看地形，对确定毛泽东下水的地点、游泳的路线、在什么地方上船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应采取的应急措施等都作了细致的安排。
下午5时，周恩来亲自来到梅岭1号查看为毛泽东准备的房间。
站在门口烈日下的哨兵，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湿得像水泡了似的，见到周恩来，赶紧敬礼。
周恩来关切地对哨兵说：辛苦了，你可以站在阴凉处有风的地方。
哨兵激动地说：谢谢总理，我不热。
走进梅岭1号，一股闷热迎面扑来。周恩来对随行的军队负责人说：派人去发电厂了解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停的电。告诉电厂，就说我周恩来在武汉，请他们尽快排除故障，恢复向这个地区供电。
据当时的随行工作人员说，周恩来当时还作好了万一不能准时供电，就让毛泽东住在专列上的准备。
电厂听说周恩来到了武汉，很快答应立即排除障碍，尽快恢复供电。后来6点多钟，电厂就恢复了对东湖宾馆的供电。
周恩来又把东湖宾馆的负责人和服务员找来，要求他们以实际行动迎接毛泽东的到来，不要因闹派性而影响工作，要绝对保密。
晚上9点，毛泽东抵达武汉，住进了梅岭1号。当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了有关情况。
就在同一天下午，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也来到武汉。本来，谢富治、王力是受中央委托到四川、云南处理问题的。毛泽东决定到武汉后，周恩来打电话给当时兼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要他赶到武汉，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工作，并要王力等一同来武汉，先解决武汉问题。
周恩来还告诫王力：在武汉暂不要露面。然而，谢富治、王力违背周恩来的指示，抵汉的当天晚上就与造反派组织接触，并公开了他们“中央代表团”的身份。
从7月15日起，一直到18日，周恩来连续召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空军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武汉情况的汇报，解决武汉问题。
7月17日上午9时30分，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等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及湖北等地“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
当谢富治、王力汇报到云南要打倒李成芳、湖北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插话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人家承认错了，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打倒也不行。
说罢，毛泽东指了指周恩来，说：我和总理在北京就说了，到武汉是来给陈再道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武汉军区要起草个稿子，发表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就有错嘛！
显然，毛泽东认为武汉军区没有真正支持左派群众。他对军区抓了少数几个造反派头头，解散“工总”有不满，认为这是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路线错误。因此，毛泽东又说：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今明两天放了。
“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正得快。”毛泽东燃起了一支香烟，继续不紧不慢地漫谈：“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陈再道就是不动脑子，少政治。”
周恩来插话说：“有些老同志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欢迎赞比亚总统时，我让陈老总去敬韩爱晶一杯酒。韩爱晶说，陈老总啊，我们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我用手捅了捅陈老总，示意他表示一下态度，向革命小将学习，他未吭声。”
谢富治说：“湖北问题比较复杂，要解决有困难。”
毛泽东不以为然：“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对红卫兵不要太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三派（指“百万雄师”、“二司”、“三新”）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
“公、检、法系统全烂掉了，百分之百地烂掉了。”谢富治似乎还不甘心在毛泽东面前讨了个没趣。
“不一定。有坏的，也有好的。有问题，经过教育还可以改过来。”毛泽东仍然甩给谢富治一个软钉子。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恩来什么时候回北京啊？明天回去吧，去解决一下湖南问题。”
周恩来说：“郑维山同我一路回北京，这里留下成武、余立金同志，还有海军的李作鹏。”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说：“5月16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指196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作者注），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北大清华也有这种论调。”
这次会议，实际上毛泽东已定下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原则。会后，周恩来找陈再道、钟汉华谈话。
次日，即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事前，周恩来将亲拟的讲话提纲送毛泽东审阅过。实际上，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处理武汉问题的原则。
周恩来在讲话中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军区在支左问题上有错误，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承担。陈再道同志、钟汉华同志，要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并马上释放朱鸿霞（朱为武汉军区抓的造反派头头）。“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联合起来，互相学习。
周恩来还主动为武汉军区担了一份责任，说：军区解散“工总”，可能是受了他的一次讲话的影响。
当时，陈再道等人没能领会周恩来的用意和难处，对要他们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正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都表态了嘛！
为了让陈再道等人放下思想包袱，晚上，周恩来又特意带着陈再道、钟汉华来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一见陈再道他们，就笑呵呵地问：“你们怎么样啊？”
陈再道忧心忡忡地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毛泽东大手一挥，说：“这怕么子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
陈再道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心里踏实了一点，说：“要是犯了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作检查。”
毛泽东笑了。摇了摇手：“那可不行，你千万不能开会，你一开会，就下不了台。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发表之前，三方面（“三新”、“二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毛泽东说：“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吗？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要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还对陈再道、钟汉华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要先把部队和群众组织的思想工作做通。我要中央文革做“工总”的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
说着，毛泽东当着谢富治、王力的面，指着陈再道、钟汉华说：要使他们能出去，不仅保证人身安全，还要保证拥护陈司令、钟政委。
谢富治、王力表示按毛泽东的指示办。
至此，武汉问题的解决已安排就绪。周恩来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晚11点30分，周恩来离开武汉飞回北京。
王力在武汉挑起事端。武汉三镇像开了的锅，局势千钧一发。周恩来再赴武汉稳大局。不明内情的邓颖超干着急，是不是毛主席在武汉出了什么事？周恩来乘坐吉普车在手持长矛的人群中穿行。
回北京后，周恩来忙着找湖南省有关负责人谈话和接见湖南两派群众组织代表，解决湖南问题。
长沙市打得不可开交，铁路交通都中断了。
周恩来正在钓鱼台16号楼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解决长沙铁路问题。
门被急匆匆地推开了。秘书快步走到周恩来身旁，耳语了几句。周恩来起身去接电话。
电话是在武汉的杨成武打来的，说王力被抓走不知去向，武汉局面混乱，毛泽东的安全没有保障，并简要叙说了事情经过。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18日晚上，谢富治、王力到机场送走周恩来后，由机场直接来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总部。他们戴着红袖章，视察据点、工事，慰问在武斗中受伤的人员。王力在讲话中说：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造反派对王力的讲话如获至宝。他们立即把王力的讲话用高音喇叭到处播放，说王力有“四点指示”：即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7月19日下午，按照原计划决定，武汉军区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王力出面给部队做工作。谢富治在讲话中批评武汉军区解散“工总”是错误的，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二司”、“三新”是革命派组织，军区应该支持他们；“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依靠他们。
王力还嫌不够，又在讲话中指责军区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需要他们“像小学生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他批评武汉军区看不到当前斗争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滔滔不绝，一直讲到晚上11点多。
谢富治、王力的讲话虽然有些是中央定下的解决武汉问题的基调，但是，他们这种咄咄逼人的训人气势，特别是那种公开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是明显违背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精神的。结果，非但没有达到给军队和群众做工作的目的，反而激怒了广大与会干部和群众，挑起了更为严重的敌对情绪。周恩来在武汉苦熬4天4宿解决武汉问题的工作毁于一旦。
7月19日晚，“百万雄师”和独立师、29师的部分战士，开着上百辆大卡车和拉着警笛的消防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王力在水电学院讲的“四点指示”是什么意思？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并要求王力接见。
武汉军区负责人当即对群众做说服工作，同时希望王力出面做做工作，平息事态。但王力拒不接见群众。“百万雄师”的群众怒上加怒，他们直接冲到了谢富治、王力居住的东湖宾馆百花二号楼。终于，更大规模的冲突爆发了。
对此，陈再道将军回忆说：
7月20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两百多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周围。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29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阵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
杨成武将军回忆说：
在抓王力的时候，谢富治怕被群众抓走，却趁机会跑到我的住处，我问他：“你们出去讲的什么话？事前请示过总理没有？”
“没有。”谢富治说“报告毛主席没有？”我又问。
“没有。”谢有气无力地回答。
“你们捅了大乱子了！”我随即对谢说。
此时，要找陈再道、钟汉华出来做工作，也不那么容易了，群众的情绪没法平息下来。
而对这样混乱的局面，我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问题，立即布置了保护措施。
随后，电话报告了在北京的周恩来。
周恩来握着话筒的手有点颤抖。他做梦也想不到本来有希望解决的武汉问题在他离开武汉后的一天后竟被搅得如此糟糕透顶。他对杨成武说：根据情况可以将毛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地点。我安排一下马上飞武汉。
此时，武汉三镇像开了的锅。“百万雄师”调动几百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在武汉街头游行示威。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市人武部近千名指战员也参加游行。省军区独立师几百名指战员全副武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游行。他们高喊口号，张贴标语：
“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打倒王力！”
“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
“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这些标语口号反映了军心和民心。的确，在武汉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难以估量的流血武斗，毛泽东在武汉的工作和安全受到威胁的危急之际，只有周恩来才能担负说服“百万雄师”把王力放出来，缓解双方矛盾，稳定群众情绪的重任。这就是周恩来在关键时刻的独特作用。
周恩来自己也很清楚，除了自己再赴武汉，没有人能够代替。
事实也如此。林彪、中央文革也决定请周恩来再赴武汉。
不过，林彪玩了一个花招。他得知武汉七二○事件爆发后，亲自写了一封信，又叫戚本禹修改。戚本禹感到事关重大，又叫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最后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信中说，陈再道搞“兵变”，要毛泽东及早转移。
林彪、江青明知周恩来要赴武汉，却没有把信交给周恩来，而是给了他们的心腹邱会作。江青对邱会作交代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把信放在贴身汗衫内，先于周恩来飞武汉把信交给了毛泽东。
中南海西花厅，秘书在紧张地为周恩来再赴武汉作准备。不明内情的邓颖超在一旁干着急，说刚刚回来怎么又去？是不是毛主席在武汉出了什么事？
不一会，西花厅门前响起了汽车声。周恩来匆匆走进办公室，邓大姐跟了进去。周恩来简单地向她交代了几句，就带着秘书、警卫、医护人员乘车直奔西郊机场。
这时，已是下午3点30分。
机场上，三架飞机昂首待飞。其中两架坐满了奉命随周恩来赴武汉执行保卫毛泽东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官兵，一个个荷枪实弹。周恩来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
陈再道将军回忆说：
下午3点54分，总理乘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吴法宪骗总理，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总理，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0一（即林彪）报告一下。吴法宪把总理坐的飞机调到离武汉60多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总理下飞机时，林彪和吴法宪指使别人以反“兵变”为名，紧急调动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机场，一片刀光剑影。当年跟随周恩来同机赴武汉的卫士高振普是这样回忆的：
飞行大约40多分钟，机长向周恩来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上已贴出了欢迎周总理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的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载满红卫兵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说：“到时看看再说。”
飞临王家墩机场，飞机降低了高度，我们看到机场跑道上的人群像一条长龙，只好改降山坡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飞机着陆后，没有合适的梯子，周恩来只好从飞机自带的小梯子上走下来。他没有进休息室，说是要先打个电话。机场负责人把他引进一个帐篷，里面有一部军用手摇电话机。他让那位负责人要通了刘丰的电话，询问了一些情况，同时了解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还没有离开。
一位同志为周恩来送来了一杯开水。周恩来接过杯子想喝，因水太热不能喝。
我赶忙接过水杯，又要了一个杯子来回折，这样水会凉得快一点。周恩来指着同来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对那位机场负责人说：“给战士们搞点水，要凉一些的。”机场负责人立即派人去搞水。十几分钟后，战士们就喝上了汽水。
刘丰等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恩来与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坐汽车，理由是路途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机来，因为武汉很久没有直升机飞越上空了，万一有人下面开枪，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周恩来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
太阳渐渐落下山去，但天仍是亮的。周恩来走出帐篷，坐在一个板凳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向机场负责同志了解他们的生活训练情况。天不作美，一点风都没有，加上着急，在场的每个人都像洗过澡一样。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是王家墩机场打来的，说是那里的人们已离开机场向城里的方向去了，飞机可以降落了。周恩来听后很高兴：“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王家墩机场休息室里坐满了人，他们向周恩来详细报告了7月20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
………
周恩来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泽东。在场的同志认真地研究着周恩来怎么由机场去宾馆的事情。城里交通很乱，曾发生过一位军区负责同志乘坐吉普车时被手持长矛的人捅了一下的事情，幸而长矛从这位同志腋下穿过，没有伤着。他们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时想不出好办法。
周恩来很果断地说：“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缩小目标，周恩来指定成元功、张树迎、乔金旺、张洪德和我几位负责安全的同志及医生张佐良、护士许奉生同他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的一位作战科长带路，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
天黑下来后，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确实混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东湖宾馆的一号楼内，谢富治和当地的负责同志以及随谢富治去的全国有名的北京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已等在那里。他们看到总理到了，都抢着向总理叙说7月20日的事情。
周恩来先招呼几位负责同志到了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了保证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毛泽东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到行车路线以及由哪些人负责护送，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布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去看毛泽东，当面报告了请毛泽东离开武汉的安排。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当晚乘专机离开武汉去上海。
21日凌晨2点来钟，毛泽东被秘密护送离开武汉东湖宾馆，上午11点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了虹桥宾馆。
毛泽东走了，周恩来继续留在武汉，平定局势。
要平定局势，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回被抓走不知去向的王力，说服群众把王力放了。不管怎样，王力是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抓走王力，中央文革小组岂肯善罢甘休？而且只会落得反对中央文革的口实。一边是政治高压，一边是冤屈不满，两派斗争会更加尖锐，局势会更加动荡不安。
为此，在安排好毛泽东转移之后，周恩来在百花1号楼召集武汉各方面负责人会议。他说：抓走王力更会引起武汉两派的严重对立，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化，以后会围绕着抓王力的事件展开无休止的争论。军区的同志要尽快找到王力的下落，并说服群众把王力放回来。
军区派出人四处打探，没有结果。
21日上午，周恩来再次催陈再道、钟汉华，无论如何要找到王力。
王力此时正躲在小洪山指手画脚呢。原来，就在王力被揪到军区大院之后，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副司令员孔庆德就赶到了军区大院，说服群众立即放王力回东湖宾馆。群众不答应。一直到中午，钟汉华他们设法将王力悄悄地弄出了军区大院，转移到了军区所属某师师部6号楼。不料，该师的一位负责人为了邀功，连哄带吓，把王力带上了6号楼附近的小洪山隐藏起来。晚上，当叶明等到6号楼想把王力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时，不见王力的踪影。该师的负责人抱着对武汉军区不信任的态度，拒不告诉王力在哪里。周恩来下达寻找王力的命令后，该师的参谋长对前来询问的军区负责人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就是不告诉王力藏在哪里。军区负责人把这个反常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21日中午，刘丰来到了该师师部，该师的那位负责人把王力交给了刘丰。刘丰把王力带回了武空司令部。后来又把王力转移到了山坡机场。
作为武汉空军负责人的刘丰本来是不知道王力藏身于某师师部的。后来有人推断，可能是周恩来听了军区的汇报，断定王力可能就藏在某师，而该师负责人不相信军区，不愿把王力交给军区，因而派林彪、中央文革所信任的刘丰前往该师师部要人。
王力找到了，武汉问题暂告一段落。
7月22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北京。为了防止再生事端，天刚蒙蒙亮，周恩来先坐车到山坡机场，把王力带上。
王力正由护士为他换药。只见他身上多处被扭伤，一只脚腕肿得很粗。见周恩来来了，王力有些激动，挣扎着起身与周恩来握手，自然也少不了叙说自己被抓挨斗的经过。
周恩来说：“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今天可以回北京了。”
下午4时40分，周恩来拖着疲乏的身子离开王家墩机场回北京。
林彪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毛泽东要周恩来告诉陈再道三句话。周恩来交待卫戍司令傅崇碧：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
周恩来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北京，但武汉七二○事件并没有结束。
按照周恩来的想法，是想让“百万雄师”、武汉军区及其他群众组织各派代表来京商谈，进一步解决武汉问题。
22日上午，周恩来从武汉打电话向毛泽东建议：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应含蓄些，不点名。他回北京时将陈再道、钟汉华等四人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在王家墩机场，周恩来临回北京前，召集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及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要叶明、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的工作。并要叶、孔二人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我才好说话。周恩来还特意当着刘丰的面交代说：武汉空军仍是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
显然，周恩来没有把七二○事件看成是“反革命暴乱”，更没有把陈再道、钟汉华看成是“反革命暴乱”的“黑后台”和“罪魁祸首。”
实际上，毛泽东最初也没有把七二○事件看成是“反革命暴乱”。他在从武汉转移到上海虹桥宾馆后说：武汉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们也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去，可见陈再道并没有下过死命令。
毛泽东还同意周恩来将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的建议。
然而，就在周恩来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会上，林彪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陈再道、钟汉华是“主谋”。处理七二○事件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果不敢来，就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对林彪的定调，犹豫中的毛泽东也没有表示什么。林彪对七二○事件的定调成了中央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已是无力回天了，原来设想解决武汉问题的部署全部落空。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减少一些损失。
在林彪处开完会后，周恩来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的电报：
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
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12位同志于23或24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
起草完后，周恩来嘱用绝密电发出。同时，找到杨德中和傅崇碧，商量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的住宿和安全问题。周恩来说：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住京西宾馆。告诉宾馆工作人员，一定要遵守纪律，注意保密。宾馆警卫部队不足可以增派，要绝对保证陈、钟等人的安全。如果安全工作不周到，我就是对党没有负责。
7月24日凌晨，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西花厅。秘书周家鼎给周恩来留下了一张工作汇报条：
总理：武汉军区陈再道等12人已于今（24）晨1时55分抵京。机场由空司副总参谋长梁璞亲自掌握，京西宾馆接待人员也专门作了工作。从目前看，保密问题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尽管周恩来作了这样周密的部署，但陈再道等人进京住京西宾馆的消息还是让中央文革的人有意地泄露出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类似这样的中央文革一伙到处“放火”、周恩来四处“救火”的事例数不胜数。
24日中午，周恩来正在与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杨成武谈话。杨成武向周恩来汇报说：“主席对我说，你去告诉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独立师师长）、蔡炳臣（独立师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告诉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正谈着，秘书来报：京西宾馆报告，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数千人包围了京西宾馆，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警卫部队都快要顶不住了。
周恩来拿起电话找傅崇碧，要他立即赶赴京西宾馆，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
傅崇碧刚赶到京西宾馆，造反派已冲破了警卫部队的阻拦，几百人涌到了楼上。傅崇碧一看情况紧急，连忙派人把陈再道他们从房间里叫了出来，藏进了电梯。然后又切断电源，把电梯停在了两层之间。
造反派没抓着陈再道，赖着不走。傅崇碧怎么劝也劝不走。陈再道他们又不能在电梯里呆得太久。没办法，傅崇碧只好打电话向周恩来告急。
傅崇最后说了一句：“可能还是要请中央文革的人出面。”
周恩来立即找到戚本禹，责令：你们必须把冲入京西宾馆的群众劝走。否则，陈再道他们被抓走了，你们去向主席作出交待，我不管了。
戚本禹被迫来到京西宾馆。正是应了那句“解铃还得系铃人”。戚本禹一开口，造反派立即撤走了。
周恩来还叫吴法宪做军队造反派的工作，叫他们不要冲京西宾馆。但吴法宪阳奉阴违。
7月26日上午，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周恩来主持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给武汉军区常委的复电。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
但谢富治、吴法宪等人却把这个会弄成了对陈再道等人的批判、武斗会。会议一开始，谢富治就抢先“开炮”：“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接着受叶群指使的吴法宪又赤膊上阵：“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打手、干将和帮凶。”
“陈再道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吴法宪的发言越来越离谱了。
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先后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要他讲主要问题。
吴法宪仍不罢休，想起叶群一定要涉及徐向前，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的交代，又咬起了徐向前：“早在2月份，徐向前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忍无可忍：“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个条子，递给周恩来后便愤然离开会场。
会议休息时，吴法宪等人趁周恩来不在场，带头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陈再道等人进行拳打脚踢。周恩来接到秘书的报告后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迅速赶到现场制止。
堂堂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出现武斗，真是够荒唐的。
事后，周恩来对吴法宪带头搞武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江青却表扬了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昭雪后，劫后余生的陈再道将军感慨地回忆说：
当时周恩来总理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诸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他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是最忙的一个人。特别是处理各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使他耗费了不少心血。尽管如此，他还千方百计考虑采取不同的方法，保护我们这一批被打倒的干部。
我们在京西宾馆被揪斗的情况，很快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据说，周恩来为了保护我和钟汉华，曾经费了不少的心思。他想以把我们“看起来”为理由，使我们避开“三军造反派”的不断揪斗。
究竟把我们关到哪里“看起来”呢？周恩来是经过再三斟酌的。
起初，周恩来想把我们放在中南海。但是，为避免招来造反派到中南海捣乱，便决定把我们关到西山暂避一时。
按照周恩来把我们“看起来”的指示，我和钟汉华离开了京西宾馆，被一辆汽车拉到了西山象鼻子沟，住进了一个工兵部队的营房里。据说，贺龙、乌兰夫等同志也曾在这里被“看过。”
这里是一排排的平房建筑。我们每人住了一个单间。就物质条件而论，这里的一切都很差。但是，这里的环境、气氛，要比京西宾馆好。当时，虽然我们是以“看起来”的名义来到这里的，但部队干部战士并没有把我们当成“反革命”，尽量从各方面对我们给以照顾。
周恩来说：武汉他们有个好处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戚本禹不满地插话说：对“百万雄师”也不能表扬。周恩来对“七二○”事件的态度，折射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武汉七二○事件是武汉广大军民对中央文革小组极左做法的强烈不满和抗争。周恩来虽然不太赞同这种抗争方式，因为它几乎使局势失控，并给极左派留下打击一大批军队干部的口实，但是，从思想上周恩来是明显地与“百万雄师”及广大军民站在一起的。即使在中央把武汉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把抓王力的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打成“叛军”的情况下，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的谈话中，仍时不时地表露出他的这种思想倾向。
7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说七二○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
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接见湖南“工联”、“红联”两派代表。谈话中，周恩来几次提到七二○事件中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一旁两次不满地打断。
谈到湖南两派抢劫解放军的军火库，又没有人敢出来承认时，周恩来说：这次在武汉我们都看到了，尽管武汉闹得那么凶，“炮打”中央代表，把王力同志毒打了，但是，武汉他们有个好处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百万雄师”就是“百万雄师”，独立师也参加了。独立师的人外边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臂章。
戚本禹在一旁不满地插话说：对“百万雄师”也不能表扬。
周恩来继续说：“百万雄师”、独立师犯错误，它是一个群众组织，可以说服教育他们。但他们总是敢承认自己是“百万雄师”，他们有臂章，独立师也有臂章。你们搞得连个袖章也没有，哪个组织都辨别不清，为什么长沙的造反派这么一种风气？这不对头嘛！不是堂堂正正地搞文化大革命嘛！
戚本禹又在一边气鼓鼓地说：百万雄师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性质不一样。戚本禹的意思说“百万雄师”是反革命组织。
7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江西群众组织代表时，针对有人称“百万雄师”为“百匪”，说：不要这样说。骂这种方法是国民党采取的方法，我们共产党光明磊落。
7月30日，周恩来同康生一起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会上，康生破口大骂“百万雄师”，大骂陈再道、钟汉华。而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你们说“百匪”，不要这样说。中央没有这样说，只是说“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因为它还是群众组织。对军区、野战部队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但不要贴到外面去。犯过错误的“百万雄师”的群众要回到生产岗位、业务岗位，以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来改正错误。造反派要欢迎他们。威胁这些群众，使他们离开生产岗位不敢回来，造成停业停产，制造事件，这是错上加错。革命不是口头的，我们要做实际行动的革命家，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家。
周恩来对“百万雄师”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此时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
混乱之中，毛泽东要到武汉去游水。为保安全，周恩来亲赴武汉打前站。
毛泽东指了指周恩来，说：我和总理在北京就说了，到武汉是来给陈再道保驾的。
7月，炎热的夏季。
人民大会堂118室，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
毛泽东坐在靠西边的一个大沙发上，纵论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而后提出：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长沙、武汉看看，去武汉游水，那里的水好。
对毛泽东提出要去武汉游长江，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武汉几派群众组织斗争激烈，为安全起见，最好不要去武汉。
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也劝毛泽东。
其实，最担心毛泽东安全的是周恩来。这倒不是说单指去武汉危险。在当时全国派别林立、武斗迭起这样一种乱哄哄的局面下，外出去哪里也不安全。试想，如果此时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万一出现个三长两短，党怎么办？国家向何处去？高兴的只会是那些急于乱中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
因此，周恩来也不赞成毛泽东去武汉游长江。他对武汉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相对来说，武汉当时的情况更乱一些。自一月份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各地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许多地方的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军队，冲击军事机关。3月，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为稳定武汉局势，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一批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解散了“工总”及其所属组织，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在中央文革成员的怂恿下，造反派连续冲击武汉军区。
对此，周恩来于4月19日在钓鱼台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汇报。会上，周恩来要求中央文革尽快接见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不要再冲武汉军区了。
但中央文革阳奉阴违。就在此前后，江青在接见军队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武汉的和从北京南下的造反派公开提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
5月16日，出于对武汉军区的支持，武汉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军区，不能不加分析地打倒所有老干部。这样，武汉地区的群众组织派性斗争日趋激烈，并出现大规模的武斗。当地驻军也被卷入。7月初，周恩来正打算叫武汉两派群众组织派代表来北京汇报。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要去武汉游长江，周恩来怎能不对毛泽东的安全多加考虑呢？但是，毛泽东决定了的事谁也无法改变。他坚持说：天下的水要算武汉最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到武汉去游水。并要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随行。
当然，周恩来对毛泽东外出表示忧虑，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担心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文革一伙趁机会更加为所欲为，自己与他们斗争的难度也将会增加。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虽然有时支持江青一伙的某些做法，赞成“天下大乱”，但当他看到严重的混乱状况出现时，也是赞成对运动加以一定的约束的。他虽然严厉批评了参加“二月抗争”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但是，从总体上说并没有要彻底打倒这些老同志的想法，还是主张要保护他们。这与林彪、江青等人欲置这些老同志于死地是有本质不同的。
因此，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运用毛泽东某些局部的正确主张并加以发挥，尽可能争取毛泽东的有限支持，来制定和贯彻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从而尽可能地减少运动带来的损失。无疑，及时获得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及时地把运动中的有些情况准确地传达到毛泽东耳中，对周恩来的这种斗争策略就显得十分重要。
因此，当毛泽东外出巡视的想法成为难以改变的决定之后，周恩来对将随行的杨成武交代说：你的任务是当好我和主席的联络员，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
周恩来的这一用意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一用意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决定自己先飞武汉打前站，顺便借这个机会解决武汉的问题。他打电话告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原来准备来北京汇报的武汉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不要到北京来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
7月14日凌晨2点30分，周恩来坐空军的飞机前往武汉。随机前往的有李作鹏和空军作战部的负责人。
行前，周恩来致信李富春、李先念、陈毅：我有任务离京两三日，大事请报中央文革，一般业务请你们商决。
凌晨4点左右，周恩来飞抵武汉汉口机场。当时的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在机场迎接，把周恩来等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
周恩来见陈再道、钟汉华不在场，心里有点纳闷，以为造反派把他们弄走了，便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哪里去了？
刘丰一时答不上来。原来，周恩来到武汉一事，把持空军的吴法宪没有通知武汉军区，只通知了刘丰。这是极为反常的。
周恩来对刘丰说：赶紧通知陈再道和钟汉华，让他们立即到东湖宾馆开会。草草地用过早餐后，周恩来等便直奔中共湖北省委招待所——东湖宾馆。
在百花一号楼会议室，周恩来召集陈再道、钟汉华、李作鹏、刘丰及武汉军区、空军有关负责人开会，宣布了毛泽东即将到武汉的消息，并详细布置了毛泽东到武汉后的住地及游长江的安全工作。
7月的武汉，酷暑如蒸。由于电厂也忙于闹革命，东湖宾馆的电也停了。还是早上8点多钟，会议室挂着的温度表就已升到了34摄氏度。
周恩来不顾天气炎热，又带着有关负责人到长江岸边察看地形，对确定毛泽东下水的地点、游泳的路线、在什么地方上船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应采取的应急措施等都作了细致的安排。
下午5时，周恩来亲自来到梅岭1号查看为毛泽东准备的房间。
站在门口烈日下的哨兵，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湿得像水泡了似的，见到周恩来，赶紧敬礼。
周恩来关切地对哨兵说：辛苦了，你可以站在阴凉处有风的地方。
哨兵激动地说：谢谢总理，我不热。
走进梅岭1号，一股闷热迎面扑来。周恩来对随行的军队负责人说：派人去发电厂了解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停的电。告诉电厂，就说我周恩来在武汉，请他们尽快排除故障，恢复向这个地区供电。
据当时的随行工作人员说，周恩来当时还作好了万一不能准时供电，就让毛泽东住在专列上的准备。
电厂听说周恩来到了武汉，很快答应立即排除障碍，尽快恢复供电。后来6点多钟，电厂就恢复了对东湖宾馆的供电。
周恩来又把东湖宾馆的负责人和服务员找来，要求他们以实际行动迎接毛泽东的到来，不要因闹派性而影响工作，要绝对保密。
晚上9点，毛泽东抵达武汉，住进了梅岭1号。当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了有关情况。
就在同一天下午，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也来到武汉。本来，谢富治、王力是受中央委托到四川、云南处理问题的。毛泽东决定到武汉后，周恩来打电话给当时兼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要他赶到武汉，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工作，并要王力等一同来武汉，先解决武汉问题。
周恩来还告诫王力：在武汉暂不要露面。然而，谢富治、王力违背周恩来的指示，抵汉的当天晚上就与造反派组织接触，并公开了他们“中央代表团”的身份。
从7月15日起，一直到18日，周恩来连续召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空军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武汉情况的汇报，解决武汉问题。
7月17日上午9时30分，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等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及湖北等地“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
当谢富治、王力汇报到云南要打倒李成芳、湖北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插话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人家承认错了，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打倒也不行。
说罢，毛泽东指了指周恩来，说：我和总理在北京就说了，到武汉是来给陈再道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武汉军区要起草个稿子，发表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就有错嘛！
显然，毛泽东认为武汉军区没有真正支持左派群众。他对军区抓了少数几个造反派头头，解散“工总”有不满，认为这是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路线错误。因此，毛泽东又说：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今明两天放了。
“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正得快。”毛泽东燃起了一支香烟，继续不紧不慢地漫谈：“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陈再道就是不动脑子，少政治。”
周恩来插话说：“有些老同志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欢迎赞比亚总统时，我让陈老总去敬韩爱晶一杯酒。韩爱晶说，陈老总啊，我们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我用手捅了捅陈老总，示意他表示一下态度，向革命小将学习，他未吭声。”
谢富治说：“湖北问题比较复杂，要解决有困难。”
毛泽东不以为然：“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对红卫兵不要太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三派（指“百万雄师”、“二司”、“三新”）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
“公、检、法系统全烂掉了，百分之百地烂掉了。”谢富治似乎还不甘心在毛泽东面前讨了个没趣。
“不一定。有坏的，也有好的。有问题，经过教育还可以改过来。”毛泽东仍然甩给谢富治一个软钉子。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恩来什么时候回北京啊？明天回去吧，去解决一下湖南问题。”
周恩来说：“郑维山同我一路回北京，这里留下成武、余立金同志，还有海军的李作鹏。”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说：“5月16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指196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作者注），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北大清华也有这种论调。”
这次会议，实际上毛泽东已定下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原则。会后，周恩来找陈再道、钟汉华谈话。
次日，即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事前，周恩来将亲拟的讲话提纲送毛泽东审阅过。实际上，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处理武汉问题的原则。
周恩来在讲话中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军区在支左问题上有错误，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承担。陈再道同志、钟汉华同志，要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并马上释放朱鸿霞（朱为武汉军区抓的造反派头头）。“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联合起来，互相学习。
周恩来还主动为武汉军区担了一份责任，说：军区解散“工总”，可能是受了他的一次讲话的影响。
当时，陈再道等人没能领会周恩来的用意和难处，对要他们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正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都表态了嘛！
为了让陈再道等人放下思想包袱，晚上，周恩来又特意带着陈再道、钟汉华来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一见陈再道他们，就笑呵呵地问：“你们怎么样啊？”
陈再道忧心忡忡地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毛泽东大手一挥，说：“这怕么子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
陈再道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心里踏实了一点，说：“要是犯了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作检查。”
毛泽东笑了。摇了摇手：“那可不行，你千万不能开会，你一开会，就下不了台。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发表之前，三方面（“三新”、“二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毛泽东说：“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吗？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要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还对陈再道、钟汉华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要先把部队和群众组织的思想工作做通。我要中央文革做“工总”的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
说着，毛泽东当着谢富治、王力的面，指着陈再道、钟汉华说：要使他们能出去，不仅保证人身安全，还要保证拥护陈司令、钟政委。
谢富治、王力表示按毛泽东的指示办。
至此，武汉问题的解决已安排就绪。周恩来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晚11点30分，周恩来离开武汉飞回北京。
王力在武汉挑起事端。武汉三镇像开了的锅，局势千钧一发。周恩来再赴武汉稳大局。不明内情的邓颖超干着急，是不是毛主席在武汉出了什么事？周恩来乘坐吉普车在手持长矛的人群中穿行。
回北京后，周恩来忙着找湖南省有关负责人谈话和接见湖南两派群众组织代表，解决湖南问题。
长沙市打得不可开交，铁路交通都中断了。
周恩来正在钓鱼台16号楼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解决长沙铁路问题。
门被急匆匆地推开了。秘书快步走到周恩来身旁，耳语了几句。周恩来起身去接电话。
电话是在武汉的杨成武打来的，说王力被抓走不知去向，武汉局面混乱，毛泽东的安全没有保障，并简要叙说了事情经过。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18日晚上，谢富治、王力到机场送走周恩来后，由机场直接来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总部。他们戴着红袖章，视察据点、工事，慰问在武斗中受伤的人员。王力在讲话中说：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造反派对王力的讲话如获至宝。他们立即把王力的讲话用高音喇叭到处播放，说王力有“四点指示”：即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7月19日下午，按照原计划决定，武汉军区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王力出面给部队做工作。谢富治在讲话中批评武汉军区解散“工总”是错误的，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二司”、“三新”是革命派组织，军区应该支持他们；“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依靠他们。
王力还嫌不够，又在讲话中指责军区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需要他们“像小学生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他批评武汉军区看不到当前斗争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滔滔不绝，一直讲到晚上11点多。
谢富治、王力的讲话虽然有些是中央定下的解决武汉问题的基调，但是，他们这种咄咄逼人的训人气势，特别是那种公开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是明显违背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精神的。结果，非但没有达到给军队和群众做工作的目的，反而激怒了广大与会干部和群众，挑起了更为严重的敌对情绪。周恩来在武汉苦熬4天4宿解决武汉问题的工作毁于一旦。
7月19日晚，“百万雄师”和独立师、29师的部分战士，开着上百辆大卡车和拉着警笛的消防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王力在水电学院讲的“四点指示”是什么意思？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并要求王力接见。
武汉军区负责人当即对群众做说服工作，同时希望王力出面做做工作，平息事态。但王力拒不接见群众。“百万雄师”的群众怒上加怒，他们直接冲到了谢富治、王力居住的东湖宾馆百花二号楼。终于，更大规模的冲突爆发了。
对此，陈再道将军回忆说：
7月20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两百多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周围。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29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阵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
杨成武将军回忆说：
在抓王力的时候，谢富治怕被群众抓走，却趁机会跑到我的住处，我问他：“你们出去讲的什么话？事前请示过总理没有？”
“没有。”谢富治说“报告毛主席没有？”我又问。
“没有。”谢有气无力地回答。
“你们捅了大乱子了！”我随即对谢说。
此时，要找陈再道、钟汉华出来做工作，也不那么容易了，群众的情绪没法平息下来。
而对这样混乱的局面，我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问题，立即布置了保护措施。
随后，电话报告了在北京的周恩来。
周恩来握着话筒的手有点颤抖。他做梦也想不到本来有希望解决的武汉问题在他离开武汉后的一天后竟被搅得如此糟糕透顶。他对杨成武说：根据情况可以将毛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地点。我安排一下马上飞武汉。
此时，武汉三镇像开了的锅。“百万雄师”调动几百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在武汉街头游行示威。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市人武部近千名指战员也参加游行。省军区独立师几百名指战员全副武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游行。他们高喊口号，张贴标语：
“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打倒王力！”
“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
“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这些标语口号反映了军心和民心。的确，在武汉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难以估量的流血武斗，毛泽东在武汉的工作和安全受到威胁的危急之际，只有周恩来才能担负说服“百万雄师”把王力放出来，缓解双方矛盾，稳定群众情绪的重任。这就是周恩来在关键时刻的独特作用。
周恩来自己也很清楚，除了自己再赴武汉，没有人能够代替。
事实也如此。林彪、中央文革也决定请周恩来再赴武汉。
不过，林彪玩了一个花招。他得知武汉七二○事件爆发后，亲自写了一封信，又叫戚本禹修改。戚本禹感到事关重大，又叫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最后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信中说，陈再道搞“兵变”，要毛泽东及早转移。
林彪、江青明知周恩来要赴武汉，却没有把信交给周恩来，而是给了他们的心腹邱会作。江青对邱会作交代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把信放在贴身汗衫内，先于周恩来飞武汉把信交给了毛泽东。
中南海西花厅，秘书在紧张地为周恩来再赴武汉作准备。不明内情的邓颖超在一旁干着急，说刚刚回来怎么又去？是不是毛主席在武汉出了什么事？
不一会，西花厅门前响起了汽车声。周恩来匆匆走进办公室，邓大姐跟了进去。周恩来简单地向她交代了几句，就带着秘书、警卫、医护人员乘车直奔西郊机场。
这时，已是下午3点30分。
机场上，三架飞机昂首待飞。其中两架坐满了奉命随周恩来赴武汉执行保卫毛泽东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官兵，一个个荷枪实弹。周恩来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
陈再道将军回忆说：
下午3点54分，总理乘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吴法宪骗总理，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总理，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0一（即林彪）报告一下。吴法宪把总理坐的飞机调到离武汉60多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总理下飞机时，林彪和吴法宪指使别人以反“兵变”为名，紧急调动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机场，一片刀光剑影。当年跟随周恩来同机赴武汉的卫士高振普是这样回忆的：
飞行大约40多分钟，机长向周恩来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上已贴出了欢迎周总理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的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载满红卫兵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说：“到时看看再说。”
飞临王家墩机场，飞机降低了高度，我们看到机场跑道上的人群像一条长龙，只好改降山坡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飞机着陆后，没有合适的梯子，周恩来只好从飞机自带的小梯子上走下来。他没有进休息室，说是要先打个电话。机场负责人把他引进一个帐篷，里面有一部军用手摇电话机。他让那位负责人要通了刘丰的电话，询问了一些情况，同时了解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还没有离开。
一位同志为周恩来送来了一杯开水。周恩来接过杯子想喝，因水太热不能喝。
我赶忙接过水杯，又要了一个杯子来回折，这样水会凉得快一点。周恩来指着同来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对那位机场负责人说：“给战士们搞点水，要凉一些的。”机场负责人立即派人去搞水。十几分钟后，战士们就喝上了汽水。
刘丰等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恩来与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坐汽车，理由是路途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机来，因为武汉很久没有直升机飞越上空了，万一有人下面开枪，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周恩来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
太阳渐渐落下山去，但天仍是亮的。周恩来走出帐篷，坐在一个板凳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向机场负责同志了解他们的生活训练情况。天不作美，一点风都没有，加上着急，在场的每个人都像洗过澡一样。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是王家墩机场打来的，说是那里的人们已离开机场向城里的方向去了，飞机可以降落了。周恩来听后很高兴：“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王家墩机场休息室里坐满了人，他们向周恩来详细报告了7月20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
………
周恩来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泽东。在场的同志认真地研究着周恩来怎么由机场去宾馆的事情。城里交通很乱，曾发生过一位军区负责同志乘坐吉普车时被手持长矛的人捅了一下的事情，幸而长矛从这位同志腋下穿过，没有伤着。他们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时想不出好办法。
周恩来很果断地说：“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缩小目标，周恩来指定成元功、张树迎、乔金旺、张洪德和我几位负责安全的同志及医生张佐良、护士许奉生同他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的一位作战科长带路，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
天黑下来后，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确实混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东湖宾馆的一号楼内，谢富治和当地的负责同志以及随谢富治去的全国有名的北京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已等在那里。他们看到总理到了，都抢着向总理叙说7月20日的事情。
周恩来先招呼几位负责同志到了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了保证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毛泽东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到行车路线以及由哪些人负责护送，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布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去看毛泽东，当面报告了请毛泽东离开武汉的安排。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当晚乘专机离开武汉去上海。
21日凌晨2点来钟，毛泽东被秘密护送离开武汉东湖宾馆，上午11点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了虹桥宾馆。
毛泽东走了，周恩来继续留在武汉，平定局势。
要平定局势，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回被抓走不知去向的王力，说服群众把王力放了。不管怎样，王力是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抓走王力，中央文革小组岂肯善罢甘休？而且只会落得反对中央文革的口实。一边是政治高压，一边是冤屈不满，两派斗争会更加尖锐，局势会更加动荡不安。
为此，在安排好毛泽东转移之后，周恩来在百花1号楼召集武汉各方面负责人会议。他说：抓走王力更会引起武汉两派的严重对立，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化，以后会围绕着抓王力的事件展开无休止的争论。军区的同志要尽快找到王力的下落，并说服群众把王力放回来。
军区派出人四处打探，没有结果。
21日上午，周恩来再次催陈再道、钟汉华，无论如何要找到王力。
王力此时正躲在小洪山指手画脚呢。原来，就在王力被揪到军区大院之后，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副司令员孔庆德就赶到了军区大院，说服群众立即放王力回东湖宾馆。群众不答应。一直到中午，钟汉华他们设法将王力悄悄地弄出了军区大院，转移到了军区所属某师师部6号楼。不料，该师的一位负责人为了邀功，连哄带吓，把王力带上了6号楼附近的小洪山隐藏起来。晚上，当叶明等到6号楼想把王力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时，不见王力的踪影。该师的负责人抱着对武汉军区不信任的态度，拒不告诉王力在哪里。周恩来下达寻找王力的命令后，该师的参谋长对前来询问的军区负责人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就是不告诉王力藏在哪里。军区负责人把这个反常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21日中午，刘丰来到了该师师部，该师的那位负责人把王力交给了刘丰。刘丰把王力带回了武空司令部。后来又把王力转移到了山坡机场。
作为武汉空军负责人的刘丰本来是不知道王力藏身于某师师部的。后来有人推断，可能是周恩来听了军区的汇报，断定王力可能就藏在某师，而该师负责人不相信军区，不愿把王力交给军区，因而派林彪、中央文革所信任的刘丰前往该师师部要人。
王力找到了，武汉问题暂告一段落。
7月22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北京。为了防止再生事端，天刚蒙蒙亮，周恩来先坐车到山坡机场，把王力带上。
王力正由护士为他换药。只见他身上多处被扭伤，一只脚腕肿得很粗。见周恩来来了，王力有些激动，挣扎着起身与周恩来握手，自然也少不了叙说自己被抓挨斗的经过。
周恩来说：“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今天可以回北京了。”
下午4时40分，周恩来拖着疲乏的身子离开王家墩机场回北京。
林彪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毛泽东要周恩来告诉陈再道三句话。周恩来交待卫戍司令傅崇碧：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
周恩来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北京，但武汉七二○事件并没有结束。
按照周恩来的想法，是想让“百万雄师”、武汉军区及其他群众组织各派代表来京商谈，进一步解决武汉问题。
22日上午，周恩来从武汉打电话向毛泽东建议：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应含蓄些，不点名。他回北京时将陈再道、钟汉华等四人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在王家墩机场，周恩来临回北京前，召集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及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要叶明、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的工作。并要叶、孔二人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我才好说话。周恩来还特意当着刘丰的面交代说：武汉空军仍是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
显然，周恩来没有把七二○事件看成是“反革命暴乱”，更没有把陈再道、钟汉华看成是“反革命暴乱”的“黑后台”和“罪魁祸首。”
实际上，毛泽东最初也没有把七二○事件看成是“反革命暴乱”。他在从武汉转移到上海虹桥宾馆后说：武汉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们也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去，可见陈再道并没有下过死命令。
毛泽东还同意周恩来将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的建议。
然而，就在周恩来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会上，林彪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陈再道、钟汉华是“主谋”。处理七二○事件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果不敢来，就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对林彪的定调，犹豫中的毛泽东也没有表示什么。林彪对七二○事件的定调成了中央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已是无力回天了，原来设想解决武汉问题的部署全部落空。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减少一些损失。
在林彪处开完会后，周恩来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的电报：
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
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12位同志于23或24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
起草完后，周恩来嘱用绝密电发出。同时，找到杨德中和傅崇碧，商量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的住宿和安全问题。周恩来说：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住京西宾馆。告诉宾馆工作人员，一定要遵守纪律，注意保密。宾馆警卫部队不足可以增派，要绝对保证陈、钟等人的安全。如果安全工作不周到，我就是对党没有负责。
7月24日凌晨，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西花厅。秘书周家鼎给周恩来留下了一张工作汇报条：
总理：武汉军区陈再道等12人已于今（24）晨1时55分抵京。机场由空司副总参谋长梁璞亲自掌握，京西宾馆接待人员也专门作了工作。从目前看，保密问题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尽管周恩来作了这样周密的部署，但陈再道等人进京住京西宾馆的消息还是让中央文革的人有意地泄露出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类似这样的中央文革一伙到处“放火”、周恩来四处“救火”的事例数不胜数。
24日中午，周恩来正在与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杨成武谈话。杨成武向周恩来汇报说：“主席对我说，你去告诉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独立师师长）、蔡炳臣（独立师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告诉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正谈着，秘书来报：京西宾馆报告，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数千人包围了京西宾馆，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警卫部队都快要顶不住了。
周恩来拿起电话找傅崇碧，要他立即赶赴京西宾馆，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
傅崇碧刚赶到京西宾馆，造反派已冲破了警卫部队的阻拦，几百人涌到了楼上。傅崇碧一看情况紧急，连忙派人把陈再道他们从房间里叫了出来，藏进了电梯。然后又切断电源，把电梯停在了两层之间。
造反派没抓着陈再道，赖着不走。傅崇碧怎么劝也劝不走。陈再道他们又不能在电梯里呆得太久。没办法，傅崇碧只好打电话向周恩来告急。
傅崇最后说了一句：“可能还是要请中央文革的人出面。”
周恩来立即找到戚本禹，责令：你们必须把冲入京西宾馆的群众劝走。否则，陈再道他们被抓走了，你们去向主席作出交待，我不管了。
戚本禹被迫来到京西宾馆。正是应了那句“解铃还得系铃人”。戚本禹一开口，造反派立即撤走了。
周恩来还叫吴法宪做军队造反派的工作，叫他们不要冲京西宾馆。但吴法宪阳奉阴违。
7月26日上午，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周恩来主持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给武汉军区常委的复电。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
但谢富治、吴法宪等人却把这个会弄成了对陈再道等人的批判、武斗会。会议一开始，谢富治就抢先“开炮”：“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接着受叶群指使的吴法宪又赤膊上阵：“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打手、干将和帮凶。”
“陈再道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吴法宪的发言越来越离谱了。
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先后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要他讲主要问题。
吴法宪仍不罢休，想起叶群一定要涉及徐向前，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的交代，又咬起了徐向前：“早在2月份，徐向前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忍无可忍：“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个条子，递给周恩来后便愤然离开会场。
会议休息时，吴法宪等人趁周恩来不在场，带头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陈再道等人进行拳打脚踢。周恩来接到秘书的报告后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迅速赶到现场制止。
堂堂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出现武斗，真是够荒唐的。
事后，周恩来对吴法宪带头搞武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江青却表扬了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昭雪后，劫后余生的陈再道将军感慨地回忆说：
当时周恩来总理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诸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他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是最忙的一个人。特别是处理各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使他耗费了不少心血。尽管如此，他还千方百计考虑采取不同的方法，保护我们这一批被打倒的干部。
我们在京西宾馆被揪斗的情况，很快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据说，周恩来为了保护我和钟汉华，曾经费了不少的心思。他想以把我们“看起来”为理由，使我们避开“三军造反派”的不断揪斗。
究竟把我们关到哪里“看起来”呢？周恩来是经过再三斟酌的。
起初，周恩来想把我们放在中南海。但是，为避免招来造反派到中南海捣乱，便决定把我们关到西山暂避一时。
按照周恩来把我们“看起来”的指示，我和钟汉华离开了京西宾馆，被一辆汽车拉到了西山象鼻子沟，住进了一个工兵部队的营房里。据说，贺龙、乌兰夫等同志也曾在这里被“看过。”
这里是一排排的平房建筑。我们每人住了一个单间。就物质条件而论，这里的一切都很差。但是，这里的环境、气氛，要比京西宾馆好。当时，虽然我们是以“看起来”的名义来到这里的，但部队干部战士并没有把我们当成“反革命”，尽量从各方面对我们给以照顾。
周恩来说：武汉他们有个好处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戚本禹不满地插话说：对“百万雄师”也不能表扬。周恩来对“七二○”事件的态度，折射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武汉七二○事件是武汉广大军民对中央文革小组极左做法的强烈不满和抗争。周恩来虽然不太赞同这种抗争方式，因为它几乎使局势失控，并给极左派留下打击一大批军队干部的口实，但是，从思想上周恩来是明显地与“百万雄师”及广大军民站在一起的。即使在中央把武汉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把抓王力的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打成“叛军”的情况下，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的谈话中，仍时不时地表露出他的这种思想倾向。
7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说七二○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
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接见湖南“工联”、“红联”两派代表。谈话中，周恩来几次提到七二○事件中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一旁两次不满地打断。
谈到湖南两派抢劫解放军的军火库，又没有人敢出来承认时，周恩来说：这次在武汉我们都看到了，尽管武汉闹得那么凶，“炮打”中央代表，把王力同志毒打了，但是，武汉他们有个好处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百万雄师”就是“百万雄师”，独立师也参加了。独立师的人外边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臂章。
戚本禹在一旁不满地插话说：对“百万雄师”也不能表扬。
周恩来继续说：“百万雄师”、独立师犯错误，它是一个群众组织，可以说服教育他们。但他们总是敢承认自己是“百万雄师”，他们有臂章，独立师也有臂章。你们搞得连个袖章也没有，哪个组织都辨别不清，为什么长沙的造反派这么一种风气？这不对头嘛！不是堂堂正正地搞文化大革命嘛！
戚本禹又在一边气鼓鼓地说：百万雄师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性质不一样。戚本禹的意思说“百万雄师”是反革命组织。
7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江西群众组织代表时，针对有人称“百万雄师”为“百匪”，说：不要这样说。骂这种方法是国民党采取的方法，我们共产党光明磊落。
7月30日，周恩来同康生一起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会上，康生破口大骂“百万雄师”，大骂陈再道、钟汉华。而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你们说“百匪”，不要这样说。中央没有这样说，只是说“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因为它还是群众组织。对军区、野战部队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但不要贴到外面去。犯过错误的“百万雄师”的群众要回到生产岗位、业务岗位，以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来改正错误。造反派要欢迎他们。威胁这些群众，使他们离开生产岗位不敢回来，造成停业停产，制造事件，这是错上加错。革命不是口头的，我们要做实际行动的革命家，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家。
周恩来对“百万雄师”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此时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
